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原则: 霸权均势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提出、实施和调整都是为了实现两个目标，短期目标是为美国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长期目标是继续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享受霸权利益。然而这两个目标的实现需要符合国际环境，特别是亚太环境的战略原则———霸权均势的指导。

　　一、霸权均势的界定：霸权困境中的选择

　　推行并维持全球利益是美国制定国际战略的根本所在，维持全球霸权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支点。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使美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受益良多，但也成为制约美国霸权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

　　第一，具有地区影响力的新兴大国不断出现，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综合实力的上升，逐渐约束和削弱着美国的地区性选择和战略影响。这与美国的优先战略即防止任何国家和地区崛起并构成对美国霸权的威胁产生了冲突，美国不得不放弃全球扩张而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到它的重点发展区域即亚太地区。第二，“全球化发展所导致的威胁的非对称性也日益困扰着美国政府”。[1]21全球化背景下，复合型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使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错综交叉，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美国的霸权目标受到了这种客观利益交叉现实的制约。

　　第三，最掣肘美国霸权目标的因素是应对各种威胁的国内资源的有限性。到目前为止，美国仍在努力摆脱经济衰退的局面，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政府税收下降、巨额财政赤字和高额国债，同时党派斗争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掣肘了美国调动资源的能力。这种内政形势迫使美国运用均势外交采取收缩战略，想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

　　实力与目标不平衡的“霸权困境”，霸权很难再通过“先发制人”、“单边主义”等手段来实现，随着时代的变迁霸权增添了“制度”、“以退为进”和“均势外交”等内涵，即霸权均势。“它既不同于传统的霸权战略，又有别于传统的均势战略，其目的在于遏制地区强国，防止地区威胁性挑战国的出现。”[1]19

　　首先，新时代背景下的霸权更侧重于制度霸权而非军事霸权，这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现实应用与发展。“霸权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合作体系，在霸权国权力的绝对影响下的合作。这种合作的实质就是其他国家不得不接受霸权国家制定和推行的国际规则”。[2]142

　　制度霸权的获得与制度的非中性特点紧密相关，制度的非中性特点是指规则总是由经济技术实力相对强大的国家主导的，经济技术力量的不平衡反映在制度体系内就是话语权分量的大小。于是霸权国总是力求建立和维护以自己为中心的规则和规则的解释权，同时通过制度体系的扩张性将全世界纳入其制度体系中从而谋求霸权。

　　其次，新时代背景下制度霸权表现为一种以退为进战略，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出来的“节制”是为了实现在亚太地区更具张力的战略部署。世纪之交的全球扩张牵制了美国在多极化趋势下构建亚太区域内规则体系的战略机遇，相反亚太地区新兴国家积极融入国际体系并试图增加在其中的话语权从而收益良多。扩张战略的效微及相对实力的下降客观上增强了美国“以退为进”的霸权意识。在美国历史中就有以退为进实现霸权的实践，20世纪70年代，在严峻的国际国内背景下，美国总统尼克松与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采取了看似无力却更具张力的全球收缩战略，它的成功运用解救了美国的霸权困境。当前经济危机的阴影，地区新兴大国的崛起，实力与目标之间的差距，充分利用经济技术实力构建制度霸权体系成为美国实现战略力量重点部署的最优选择。

　　再次，以退为进的霸权实践客观上要求运用均势外交。从客观层面来讲，任何形式的均势状态，都是国际体系内互动过程趋于平衡的产物;从主观层面来说，作为一项国际政治原则，均势原则是作为牵制别国、左右国际或地区形势发展的工具。很明显，作为客观层面的均势与霸权是具有矛盾性，而作为主观层面的均势与霸权具有内在同一性。换言之，均势外交本身就蕴含着争霸的目的，二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均势外交作为获得霸权的手段在18世纪的英国已经得到巧妙的运用，如今美国霸权目标的实现同样不能缺失均势外交的运用，巧妙利用亚太国家间的隔阂与矛盾分歧使其相互制衡形成地区均势是实现霸权的必要手段。

　　二、霸权均势：影响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本方式

　　继续维持全球霸权地位是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根本动因，该战略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都体现了霸权均势的原则。积极发展亚太地区多边经济关系、参与并主导亚太地区的国际组织，是美国在制度化框架内主导亚太经济政治事务的新尝试;有重点有步骤的在亚太地区布署军事力量是美国试图制衡地区竞争国维持全球霸权的军事保障;制衡地区崛起国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环节，但与地区崛起国的合作是亚太再平衡战略巧妙实施的保障。

　　第一，在制度化框架内发展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关系。过去，建立在开放、多边的国际规则网络基础上的霸权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具有压倒性优势和单边控制能力。[3]86

　　后冷战时期，美国将构建霸权体系的重点由全球转向亚太地区，运用均势手段维护其制度霸权。

　　首先，改变过去在亚洲单一的政治同盟关系，积极发展并主导制度化的多边经济关系，最大化的分享亚洲经济发展红利，并达到维持其经济霸主地位的目标。新世纪的前十年，以东盟为主轴的五个“10+1”协议并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涵盖更广范围的区域经济合作。相反美国在WTO及APEC的框架下，难以推进其新的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并且相对游离于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之外，亚太区域经济力量结构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在此背景下，美国于2009年11月强势主导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从而打乱了由东盟主导、中国发挥重要作用的原有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TPP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将自己在亚太的政治经济影响力集为一体的战略性举措，是其在世界范围内调整贸易投资主张与规则的工具之一，是平衡区域性战略力量并维系其霸权的重要手段。

　　从TPP的参与国来看，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文莱、马来西亚、智利、秘鲁等都是在某种程度依赖于美国的国家，而中国、印度、巴西等竞争性地区新兴大国目前都被排斥在外。这表明美国运用规则制度的策略相对于过去多元化的鼓励加入，更趋向于根据自己的标准和需要选择性的准入原则。选择性准入原则可以使美国就最广泛的议题与对其有依赖性的国家达成最广泛的共识，然后向其他竞争性国家施压，最后达到控制经贸规则的主导权，将新兴大国的发展严格限制在美国构建的制度体系之内。从TPP的特点来看，美国主导的TPP是一个高标准、综合性的协定。虽然它也具有开放性的特点，但其准入门槛很高，目前地区崛起国还没有达到或接近TPP的规则要求，而且美国对于TPP的战略考量大于其经济考量。

　　其次，积极参与并主导亚太的多边国际组织，形成美国主导的解决问题的制度化框架。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以来，奥巴马提出了“巧实力”外交，积极介入并增加在亚太多边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东亚峰会、亚太地区安全论坛、东盟首脑和部长会议等组织成为美国实现再平衡战略目标的工具。美国通过在亚太多边国际组织中的谈判增加政治安全砝码，从而增加这些国家牵制新兴崛起国的力量，利用崛起国与周边国家的岛屿、海权、资源等纠纷坐收渔翁之利。

　　换言之，美国将自己作为一个平衡者，通过向一方增添或减少砝码的方式塑造地区均势，这充分反映了美国霸权均势原则。

　　第二，开始向传统安全回归，强调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在全球军事部署中的重要性，有步骤有重点有针对性的推行军事安全外交。奥巴马任期的军事安全外交政策，由“高调跃进式”向更为稳健的“渐进式”调整，亚太再平衡战略趋于协调和成熟。确保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是美国维持其世界霸权地位不可或缺的环节，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军事目标是“在2020年以前将美国海军舰只的60%和6个航母舰队、美国本土以外60%的空军力量和更多高科技武器及地面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4]22

　　美国希望通过全球收缩性的军事力量有针对性的部署达到威慑地区竞争国的目标，既是美国财政赤字所引起的一系列军事开支缩减所造成的，也是崛起国周边地区国家对美方的期待。他们希望美国不仅在口头上承诺，而且在实际行动上增加安全砝码，砝码偏重或者偏轻都会导致砝码军事安全外交的失败。将军事力量投放到亚太地区“较弱”的一方，制造地区均势格局，从而维持美国的地区和全球霸主地位。

　　第三，美国将新型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崛起视为其全球利益的挑战者和竞争者，弱化和削弱其影响力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应有之议，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冷战式的围堵与遏制。美国的意图是将中国等崛起国的发展限制在美国所主导的制度框架之内，因为崛起国在制度体系内的发展不仅不会对冲美国的霸权利益，反而有利于美国霸权利益的巩固。美方“对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做出了积极明确的响应，称‘致力于构建现存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两国的共同责任，’‘与中国建立并维持积极的合作关系对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成功至关重要’”。[5]86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并不是要寻求与中国的正面冲突，相反缺失了中国的合作，该战略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中美不仅处于同一世界体系之内，而且对亚洲地区安全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中国发生正面对抗，要以相当大的成本作为代价，这是急需走出内外困境的美国所无力承担的，反而在制度体系内中国的发展有益于美国的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如何既得益于中国的发展又限制其进一步崛起，这不是美国单方面力量可以决定的，它取决于中美之间的互动。缺失了中国的合作，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很可能因为对抗成本的增加或缺少平衡对象而流产。

　　三、霸权均势原则对亚太秩序的影响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所要处理的最棘手的矛盾，就是传统大国与新兴崛起国之间的矛盾。“亚太时代”，霸权均势原则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进而对世界经济政治都会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第一，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以来，与21世纪前十年中国周边稳定与和平的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的周边环境发生了不利于中国的变化。美国在亚太地区塑造的高标准综合性的TPP将中国排斥在高门槛之外，试图压缩中国的经济发展空间，削弱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而且美国积极参与并主导亚太地区的国际组织，这使得中国在东亚地区多年的外交努力受挫。同时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安全存在导致“部分周边国家借助外部势力寻求改变现状，中国周边环境的政治对抗性提高”，“多年来搁置争议的局面被打破以致矛盾升级，长期对峙和胶合状态难以避免”[6]45。中美之间的大国关系仍然处于不稳定状态，美国的霸权均势原则显然已经将中国置于一个“崛起困境”，如何突破是中国最要紧的战略考量。

　　第二，霸权均势原则的应用使亚太地区的众多纠纷处于悬而不解的困境。在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中国周边地区，留存着历史遗留的领土、海权、资源纠纷，这些纠纷在美国重返亚太之后开始异常频繁的呈现。日本的购岛闹剧、菲律宾对黄岩岛的主权要求、韩日之间的竹岛之争等都有区域外大国即美国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美国通过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给部分传统盟国和伙伴国以安全心理保障，使其敢于提出岛屿主权要求;另一方面，当事态趋于紧张时，美国会出面呼吁各相关方在纠纷问题上保持冷静以免事态升级突破美国的管控范围。卡特在访问印尼时称“美国在相互抵触的领土和历史主张问题上不持立场，但在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问题上持有立场”，“呼吁保持克制并以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反对挑衅、强制施压和使用武力”[5]85-86。这表明美国对于这些历史性纠纷的真正立场是维持纠纷现状，使这些纠纷国处于无止境的相互扯皮的状态，这样既牵制了地区新型大国的崛起，又不至于因对盟国毫无原则的纵容激怒地区新兴国而导致局面失控。换言之，纠纷的彻底解决或搁置都不符合美国霸权均势的原则，纠纷的彻底解决会使美国失去插手地区事务的借口，更重要的是美国将因此失去可以牵制地区崛起国的国家力量。中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案使亚洲地区保持了十多年的和平与稳定，亚洲国家都得益于这种和平稳定的环境，有利于中国等地区新兴大国的崛起，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这是美国极不情愿看到的局面。

　　第三，影响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变数因再平衡战略霸权均势原则的应用而增多，亚太地区的重要性使整个世界都会受到霸权均势原则的影响。亚太再平衡的霸权均势是一种包含目标与手段的概念，由于国际环境中包含了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运用均势达到平衡的手段本身就是多变的，它随着国际环境的变迁而变迁。21世纪初亚太地区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经济发展的动力就像一股洪流从大西洋两岸奔腾到太平洋两岸，这个世界由此迈进了亚太世纪。与此同时亚太地区也聚集了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矛盾，传统大国与新兴国家之间的矛盾，地区主导权的争夺矛盾，历史遗留问题的矛盾等。因此，亚太地区形成了经济繁荣与政治不稳定的非对称状态，这种政治稳定的脆弱性会给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亚太经济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最终使世界经济发展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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