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陪审团11月24日裁定的公布，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镇再次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
今年八月，非裔美国人布朗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被白人警官威尔逊击毙，关于布朗被击毙的真相众说纷纭，而经过大陪审团12人长达3个月的审理，对开枪击毙布朗的威尔逊警官的最终裁定是免于起诉。该消息一经传开便引起了美国国内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到目前为止，抗议活动已经蔓延到美国170多个城市，虽然前几日抗议活动中的暴力和混乱正逐渐平息，但民众呐喊的声音并未就此停歇，。对于远在大洋彼岸的我们而言，对弗格森具体事件的关注也最终将会渐渐淡去，但对事件所表现出的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反思却不能就此停止。
从整个判决的过程来看，陪审团由12个人组成，9白3黑(这一比例不符合弗格森的人口比例，但符合圣路易斯市的人口比例)，在三个月时间里用了25天来取证，听取了六十多位证人，包括目击者的证言，检查了大量证据，最后又讨论了两天时间才得出结果。检察官让大陪审团来决定是否起诉，固然有推卸责任之嫌，但从法律程序上是没有问题的。这样一个广受舆论和民众关注的案件，又经过这么长时间细致的审理，其结果应该也是经得住考验的。那么问题来了，在这样一套从外观上看形式完备健全、程序公正合理并以人权保障为目标的法治体系下，为何其结果如此备受争议，针对弗格森案件的抗议与骚乱又真的仅仅是因为民众特别是非裔民众对判决本身感到不公与不满吗?
问题并没有那么的简单，隐藏在弗格森事件背后的是种族问题、社会两极分化以及执法体系痼疾的相互交织和相互强化。美国当下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未来也不太可能会解决。
不能说美国政府没在扶助黑人上下过功夫。自从民权运动以来，美国逐渐确立了反对种族歧视的“政治正确”，黑人的权利因国家的“积极补偿”(affirmative action)而有一定的改善。美国政府也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来对黑人进行“扶贫”。然而，美国政府的“扶贫”通常只是“授人以鱼”，而非“授人以渔”，基本上只惠及黑人中的精英阶层额，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提高黑人群体自身的自我发展能力。民权运动中伴生的“性解放”、吸毒等亚文化，对黑人家庭与社区更是构成很大的破坏。奥巴马曾在一个演讲中曾尖锐地指出，美国超过一半的黑人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黑人社会)有太多父亲失踪，有太多父亲未尽到父亲责任 … 他们不负责任，行为举止就像个男孩，而不是个男人。我们家庭的基础因此遭到削弱。”家庭教育的缺失，使得许多黑人缺乏基本的自制能力，更谈不上积极利用社会所提供的各种资源，积极发展自身。
二战以后以至70年代，美国的贫富差距一度缩小。但自80年代以来，随着“里根革命”的推行，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而且与种族边界形成很大的重合。根据2014年7月统计的数据显示，美国白人的失业率为5.3%，而黑人的失业率为11.4%，是白人的两倍以上，并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从数据来看，黑人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位35416美元，仅为白人家庭收入中位数一半多一点，而黑人27.2%的贫困率也远远高于白人9.7%的贫困率。黑人的“造血能力”本来就不足，在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下，竞争失败的可能性更大了。在美国，地方政府提供的教育、治安等公共服务跟其房产税收入紧密挂钩。一个房产价值高的富人小区，同时也能获得比较好的教育和治安。而黑人社区政府房产税收入低， 政府只能提供低劣的教育和治安服务。生活在较为贫穷的社区，上升机会本来就比较少，再加上恶劣的治安，低劣的教育，这导致了黑人群体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全面缺乏，也就越难以走出贫困的泥潭。
更糟糕的是，在美国，贫富不仅分化了，甚至在居住空间上都隔离了。高收入群体追求更好的教育和更安全的居住环境， 纷纷逃离低收入群体居住的街区。尽管种族歧视言论由于“政治不正确”而不可能公开出现，但众多高收入群体以自己的“逃离”，充分表明了对黑人群体的嫌弃。 一旦在空间上形成分化和隔离，尽管种族之间看似没了冲突的机会，但也没有了通过日常交往建立相互信任的机会，双方就对彼此形成一些牢不可破的刻板印象。这就导致了大家都说英语，但很多时候却像是“鸡对鸭讲”的局面。
最后，美国第二修正案保障的持枪权，使得警察与犯罪率较高的黑人群体之间存在着难以化解的紧张。枪支的泛滥使得美国警察高度紧张，而各州为了保障警察自身的人身安全，对于警察的枪械使用适用比其他国家更为宽松的标准，一般只要证明警察合理地怀疑存在受到攻击的生命威胁，就可以开枪。许多在其他国家看起来完全是警察“草菅人命”的案例，在美国却是合法的。2012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报告了410起“正当杀人事件”，实际上没有一起是指控警察杀人的，换而言之，众多警察杀人案件，根本就没有进入起诉程序。而由于黑人群体犯罪率比较高，更由于居住空间隔离之后所形成的沟通障碍和刻板印象，警察对黑人群体肯定是“特别关照”。在弗格森事件之前，特雷沃恩·马丁枪击案、塔米尔·赖斯枪击案等等事件，都表明了白人警察与黑人社区之间根深蒂固的张力。
媒体往往也对警民矛盾发展为种族矛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前所述，反对种族歧视是美国的“政治正确”，将此类警民矛盾往种族矛盾上去解释，是符合“政治正确”的，也具有新闻效应;弗格森案件发生后的媒体高覆盖率，也不乏支持共和党的媒体故意给奥巴马这个黑人总统出难题的因素。然而，我们很难期望美国媒体去细致分析这一问题背后的社会根源：探讨黑人自身的“造血能力”不足，讨论怎么进一步扶贫，可能许多黑人自己也不乐意;超过90%的美国媒体被6家大公司控制，这6家公司的老板们不会允许深入反思贫富分化问题;至于持枪权问题，虽然有不少公共政策辩论，但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无解的问题。发动一场触动美国体制根本的辩论，不是媒体自己愿意干的，而在“政治正确”话语的表皮上瘙痒，则没有体制性后果，还有新闻效应，何乐而不为?
因此，我们就能看到当下的局面：美国各地黑人社区对弗格森案件极其愤怒，抗议执法和司法体系不公， 甚至许多媒体也对此表示同情，认为的确存在种族歧视。然而，抗议和讨论却不可能带来制度和公共政策的任何改变。事实上，在美国体制下解决弗格森案件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一个竞争型而非协商型体制，任何群体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迫使他人做出让步。但斗争需要资源。而抗议的黑人们不仅缺乏资源，甚至也缺乏自制，每一次抗议都伴随着新的暴力发生，而这就使得事情更难获得解决。
随着美国族群构成的进一步多元化以及美国全球霸权的进一步衰落，我们预测美国的黑人群体的生存处境只会进一步恶化，而不会进一步改善。美国的拉丁裔族群人口正在增加，在不久的未来将成长为美国第一大族群。在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美国许多州正在逐渐取消许多“积极补偿”措施， 以免这些措施变成对白人的一种反向歧视。在这种情况之下，黑人原来享有的许多“积极补偿”政策可能会逐渐消失，但同时国家却没有措施去加强黑人的“造血能力”，这样黑人的总体境况只会往下走。而全球霸权衰落构成这一变化的另一个原因。黑人虽然总体上比较贫穷，但现在还是通过所谓“涓滴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了美国的全球霸权“红利”。如果这一“红利”进一步削减，黑人将走向进一步的贫困化。到时候，美国的竞争性体制到底能否控制住国内各族群之间的矛盾， 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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