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中，全球世局演变令人目不暇接。如果要总结一个主题，便是各种“文明冲突”加快重新布局。
最重要的“板块移动”，当然是乌克兰动乱引发的新冷战，把文明冲突祖师亨廷顿低调处理的俄罗斯斯拉夫文明对西方的威胁，提升到当年共产主义的高度。
自从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知识精英一直持有难解的“西方情结”。乌克兰“去俄入欧”，危及俄罗斯的“国家灵魂”，深刻震撼了这一情结。美国控制操纵国际金融体制和能源价格，制造俄罗斯的经济危机，也是利用了俄罗斯近年来仿效西方经济体制。这些发展，无不削弱了俄国主流精英中的“大西洋派”，而强化了主张自主的“欧亚派”。
分析各方报道，华盛顿显然对俄国资本寡头失望，而寄希望于中产阶层来发起“颜色革命”，或是刺杀政变。这未免低估了普京的控制能力，以及乌克兰变色对俄国知识精英的冲击。俄罗斯文明与欧美文明的长期对峙，成为未来世局的重要变数。
逊尼派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组织军突起，造成“文明冲突”的另一新局面。回顾2013年“阿拉伯之春”逆转，而叙利亚内战演变成“三十年战争”式的长期教派冲突。西方不仅不再担心“阿拉伯街头”影响国家政治，更获得分而治之的良机。
“伊斯兰国”改变了这一坐山观虎斗算盘。伊斯兰极端力量星火燎原，创立了比基地组织(卡伊达)更极端的超国家机构，并掌握远为雄厚的经济资源。一旦蔓延到整个穆斯林世界，将会成为西方极难控制的跨国力量。
其次是这一极端意识形态对欧美土生穆斯林青年的巨大号召力。只要“伊斯兰国”个别西方成员的暴力行为，便可以把文明冲突战场扩大到欧美大陆。这迫使西方重新审视外交政策，特别是逊尼派—什叶派冲突决不是“受控核聚变”，而阻塞“政治伊斯兰”的良性宣泄也非明智。
“伊斯兰国”运动也引起土耳其代表的逊尼派“政治伊斯兰”力量、沙特和埃及代表的逊尼派专制主义、伊朗主导的“什叶派新月”三者之间，以及它们与欧美关系的微妙变化。
虽然以色列是个短期赢家，今年惨烈的加沙战争中，出现阿拉伯伤亡以平民妇孺为主，以方伤亡绝大多数是军人的局面，急剧减少了西方文明尤其欧洲继续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道义资本。
对于仍然主导世界的西方文明而言，乌克兰危机减缓了大西洋两岸的离异，并有效制约了欧洲“第四帝国”——德意志对“盎格鲁—萨克逊轴心”领导地位的蚕食威胁，逆转了柏林与莫斯科建立新欧亚轴心的趋势。部分代价是欧洲经济持续疲软，特别是法国日渐沦为“欧洲病夫”，加剧了欧盟内部的南北分异和摩擦。
美国经济出现实质性改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和失业率下降都非常醒目，而页岩油气革命，对内帮助制造业回流，对外成为利用石油武器打击俄国的前提。但是大部分中产阶层没有从经济复苏获益，贫富和社会上升机会的两极分化并无缓解，使得政治两极分化有增无减，导致民主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的惨败，迫使奥巴马打出“赦免”大批非法移民的险牌。
年底前，奥巴马政府宣布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是相当出色的外交主动。这是因为美国对古巴政策在拉丁美洲遭到普遍反对，造成山姆大叔的外交孤立。在左翼领袖不断赢得民主选举的“美国后院”，奥巴马此举会显著改善华盛顿的“文明冲突”地位。
由此观察到源自西方的“亚文明”——天主教。首位来自拉美的新教宗方济各不顾保守派阻力，继续“自由化”改革。方济各拒绝在罗马会见西方政界的宠儿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显示教廷有意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有别于欧美的独立作用。
在世界经济的新重心——亚洲，尽管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上升，“儒教文明”继续遭到周边的离心挑战。
虽然北京以高压手段成功化解了香港的“雨伞运动”，副作用却是国民党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中惨败，带来长远的“去中国化”威胁。面对奥巴马的亚太战略，北京终于认识到朝鲜金氏政权对中国弊大于利，而韩国是制约美日同盟的关键。
另外，俄美爆发新冷战，中国是短期最大的赢家。然而从历史教训和地缘现实，“东正教文明”和“儒教文明”之间能否实现长远整合，具有很大的疑问。
印度莫迪政府上台，是“印度教文明”重大事件。这在短期内有助于美日联印制华。但是人民党奉行的“印度教至上主义”信念，尤其是内含的法西斯主义倾向，在国际国内都有难以逾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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