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美国前国防委员会主席、战略思想家亨利·罗恩教授曾经预言，伴随着世界财富的不断增长，全球将迎来一个更为富裕、民主与和平的时代，亨廷顿教授在其“文明冲突论”中所描绘的另一番景象将不会出现。然而时光荏苒，历史再次以自身独有的方式无情戳穿了这个“世纪谎言”。摆在世人面前，一端是世界财富几何级数的惊人增长，一端是世界财富极度的不均分布;财富增长驱动下的富裕、民主与和平并没有如约来临，在其不公分配下滋生出的贫穷、专制与战乱却接踵而至。从“阿拉伯之春”到“华尔街之秋”，无论是西方精英集团策动的颜色革命，还是西方左翼力量领导的民众抗议浪潮，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共同的症结，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世界财富分配失衡。
一、全球财富分布的现状与特点
研究世界财富分配失衡问题，我们首先要从全球财富的分布说起。在全球范围内，财富的分配本身是一个内在的动态过程，在一定的时期内，又通过财富的分布形式表现为一系列外在的静态结果。因此，全球世界财富分布的现状与特点就成为了世界财富分配失衡最为直观的表现形式。
1.全球财富在南北国家之间的分布极不均衡。当今世界，全球财富在南北国家之间的分布极不均衡。联合国大学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在2006年发布了《全球家庭财富分布情况报告》，该报告被认为是对涵盖所有国家及其资产分布和构成研究的首次尝试，该研究表明世界财富在区域和人口分布上极不均衡：世界上近90%的财富主要集中分布在北美、欧洲和亚太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世界财富的85%被全球最富有的10%的群体占据着。
无独有偶，瑞信银行所发布的《201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则是对这一状况做出了更加细致的表述：从区域分布看，欧洲、北美和亚太国家(不含中国和印度)依次拥有世界总财富的32.8%、31.7%和20%，相比之下，拉丁美洲拥有3.8%，而非洲和印度仅拥有2.5%。拥有世界人口总量58%这部分发展中、最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仅仅拥有全球财富的16%。从人口分布看，全球人口被财富等级严格区分，占全球人口数量将近一半的人群仅分享全球总财富的1%，而全球最富10%的群体则掌握着全球财富的86%，全球顶尖富豪1%的群体更是支配着其中的46%，俨然形成了一个由人口数量与财富数量构成且成负相关的“金字塔”。在金字塔的底部，沉淀着大量的人口和与此伴生的贫困;在金字塔的顶端，却在极少数精英的统治下进行着惊人的财富积累。如果将财富按照小于1万美元、1万至10万美元、10万至100万美元以及大于100万美元划分为四个等级，每个等级中的成人数目(占世界人口百分比)自下而上依次为32.82亿(69.8%)、10.1亿(21.5%)、3.73亿(7.9%)和3500万(0.7%)人，呈递减趋势;而每个等级中的财富总值(占全球百分比)却呈现相对递增趋势，依次为7.6万亿(2.9%)、31.1万亿(11.8%)、108.6万亿(41.3%)和115.9万亿(44%)美元。进一步对居于最顶端的0.7%(百万富翁)群体进行国别归纳，我们更会发现这个群体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百万富翁数量分别占其中的41%、31%和8%。
2.全球财富分布的两极分化程度比收入分布更为严重。在研究全球财富与收入分配的历史文献中，往往过于注重对收入分配的流量分析，而忽视了对财富分配的存量研究。这里可能涉及两者概念的厘清与财富数据的收集、筛选、处理等理论和技术难题，即便如此，但这绝不妨碍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全球财富分布的两极分化程度比收入分布更为严重。
以西安大略大学经济系大卫·詹姆斯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借助39个国家和地区在2000年前后的居民资产负债表以及调查数据，对它们的财富分布与收入分布关系和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并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推导出全球家庭的财富水平及分配状态。该研究显示：首先，在20个有数据的国家相关收入分布与财富分布的洛伦兹曲线进行比较时，洛伦兹曲线图中的任意一点对应的财富比例都比收入比例低，也就意味着每个国家的财富分布均绝对地比收入分布不平等。其次，在国家间的财富分布与GDP分布的比较测算中，国家间财富分布的不平等也高于GDP分布的不平等。最后，在推导全球财富分布水平过程中，在使用购买力平价估算的情况下，2000年全球财富的基尼系数为0.804;倘若使用国家间的官方汇率估算，其财富基尼系数将会进一步攀升，达到0.893。而米拉诺维奇用相同样本测算，在购买力平价和官方汇率条件下得出的全球收入基尼系数却仅为0.642和0.795。这也表明了全球财富分布的两极分化程度同样要远远大于收入分布。
3.全球财富分布的内部构成具有国际性差异，金融资产比非金融资产的分布更不均衡。由于各个国家的天然禀赋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全球财富在其内部构成上保持着一定的国际性差异。凭借着较为成熟的资本市场体系，发达国家比较青睐于金融资产，在整个财富构成中占有较大的份额;而欠发达国家则更加偏爱非金融资产。
美国研究财富与收入分配的著名学者爱德华·沃尔夫曾指出，最富裕的10%家庭的财富构成中，住宅和货币储蓄只分别占总财富的7%和11%，而股票、债券等金融衍生品形式则构成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全世界最富裕的10%家庭拥有着全球90%的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这也就意味着在全球财富分布结构中，金融资产的分布不均不仅要比非金融资产更为严重，而且这也成为全球财富分布失衡日趋恶化的重要方面。安东尼·阿特金森等编著的《收入分配经济学手册》也尤为强调，“金融资产比非金融资产的分配更不平等”([英]安东尼·阿特金森，[法]弗兰科伊斯·布吉尼翁：《收入分配经济学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83页)。
二、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财富分配失衡
对于全球财富分布不均衡的上述现状与特点，大概没有学者会矢口否认，“皮凯蒂热”的兴起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皮凯蒂热”包含着两重性，他如实地反映出一个“超越左右”的经济事实，但却没有科学的方法加以解决。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宿命，也是以往西方主流经济学专攻于现象精致描述与个体主义方法论注定无法逾越的鸿沟。相反，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具有独特的优势。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域中，全球财富分布的极不均衡是资本主义主导下财富分配失衡的必然表现和结果，而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财富分配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和扩张。全球财富分配失衡扮演着“两面角色”，它既是促进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敲门砖”，又是促使其陷入停滞和崩溃的“绊脚石”。它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也注定与之相伴而终。
1.资本原始积累驱动下的全球财富分配。在资本主义的前史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需要具备两个前提：一个是商品生产者需要握有大量的货币资本，而另一个是自由劳动力的经常存在。如果靠封建经济自身的自然瓦解，这个过程必然是极其漫长的;因此在最初，这两个前提条件便交由资本原始积累这种暴力和赤裸裸的方式来完成。一方面，剥夺小生产者，迫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另一方面，把大量的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转化为原始资本。资本原始积累本身是一个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而“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22页)，在分离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财富的重新分配。
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土地和货币成为财富重新分配的首选对象。首先，对农民土地的掠夺，这以15世纪末英国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最为典型，零散的土地被进一步集中。其次，通过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和商业战争等暴力手段，掠夺巨额的货币财富。其中的殖民制度起着重要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同上，第860页)，这也是对资本原始积累驱动下全球财富分配的一种真实写照。这个时期的全球财富分配在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直观结果的同时，又为资本主义积累准备了历史前提(资本的预先积累)。总的来说，资本主义就是在这种掺杂着血与火洗礼的财富存量调整中，完成了自身生产方式的确立，迎来了自己时代的曙光。
2.资本积累及其一般规律作用下的全球财富分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确立了统治地位后，全球财富分配背后的“支配力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资本原始积累的强制驱动让位于资本积累的规律作用，主宰全球财富分配的不再是直接、赤裸裸的暴力，而是资本主义本身内在的经济规律。
首先，资本积累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对更多财富的征服和占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具有必然性。资本积累的实质 ，就是“资本家用它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别人的已经物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别人的活劳动”。在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作用下，资本家凭借着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进一步获取对他人劳动产品的所有权。资本主义企业这种“剩余价值资本化”的内在冲动，必然会突破企业这层狭隘的外壳，在全球范围发挥资本主义占有规律对全球财富的支配作用。
其次，资本集中加速了全球财富在微观层面的整合。资本集中就是将若干较小的资本合并为较大的资本，通过竞争与信用两个有力的杠杆，利用吞并、信贷和组建大规模股份公司等方式，比资本积聚可以更加迅速和大量地集结财富。这种资本集中以并购为主要特征，西方资本主义已经经历过五次重要的并购重组浪潮。这种并购浪潮从国内蔓延到国外，越来越体现通过收购其他国家的企业来实现对该国财富的控制;尤其是跨国公司之间的并购行为，更加深刻影响着全球财富在微观层面的分配。
最后，资本积累引发了全球财富的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主要体现为：在全球范围内，资本积累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对阶级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双重影响。
一方面，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一端是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一端是无产阶级遭受的劳动折磨及其贫困状况愈加严重，这就必然会形成两个对立的方面——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的加剧。无产阶级的贫困加剧不只是简单意义上的经济贫困，它还包括马克思提及的“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这些都是源于对社会财富所有权的丧失，源于社会财富执行资本的职能，且数量越来越大;全球资产阶级财富积累的“幸运”注定了全球无产阶级贫困加剧的“苦命”，在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集中化的对抗性矛盾中，基于全球财富分配产生的阶级斗争进一步尖锐化了。
另一方面，这种绝对、一般的规律也决定着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的命运，阶级的财富与贫困扩展成为了国家、民族的差别。一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财富的积累，另一极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积累。无论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商品输出，还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资本输出，都无疑加重了全球财富分配在南北国家间的分化过程。对此，列宁曾深刻指出，“一个享有特权的财力雄厚的国家对其他所有国家的剥削仍然存在，并且更加厉害了。极少数富国——就独立的和真正庞大的‘现代’财富来说，这样的国家只有四个，即英、法、美、德——把垄断扩展到无比广阔的范围，攫取着数亿以至数十亿超额利润，让别国数亿人民‘驮着走’，为瓜分极丰富、极肥美、极稳当的赃物而互相搏斗着”(《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9页)。
3.资本主义新变化强化下的全球财富分配。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资本主义自身有着一系列新变化。这些新变化也自然地影响甚至强化着既有的全球财富分配格局，资本主义试图在冲突过程中作进一步的调整。
一方面，知识产权的垄断成为主控全球财富分配的新生力量。在知识经济时代下，知识产权是指权利人对其所创作的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专有权利，权利人可以凭借核心技术、技术标准、技术许可证、商标专利的转让来获得利益。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垄断，发达国家作为“脑国”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这类“躯国”财富的占有和控制，进而加剧了全球财富分配失衡的状态。知识产权的垄断反映了资本积累区别于以前的传统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它作为一种“前生产阶段”的资本积累方式，对传统生产领域的资本积累实现了越来越有效的控制，资本垄断势力从对直接的物质条件的控制，向着对生产力深层内容的垄断控制不断发展。
另一方面，虚拟经济下的货币掠夺和金融投机成为世界财富分配的重要途径。在虚拟经济这个价值系统中，货币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发达国家可以利用自身本币在国际价值体系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和彻底虚拟化的信用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在流通的过程中追求价值的增殖，利用虚拟化的货币换回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实体性财富。美元霸权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它掠夺世界财富主要表现在获取国际铸币税、攫取国际通货膨胀税收益和节约外汇风险规避的成本等诸多方面。
三、全球财富分配失衡引发的思考与启示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全球财富分配失衡的深刻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运行，需要以全球财富分配失衡为历史前提和实现条件;而其生产方式再生产出的结果也依然是全球财富分配失衡，而且是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从资本原始积累驱动到资本积累及其一般规律作用，再到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强化，我们应该看到：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活一天，便会有着人间任何法令都难以消除的全球财富分配失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而“财产集中”是其固有的规律，在这一点上，恩格斯早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揭示过。因此，只有消灭私有制，终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彻底根除全球财富分配失衡的“终极”方法。
第二，全球财富分配失衡是导致资本主义危机频发和社会动荡的重要诱因。西方国家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其本身就是一场全球财富分配失衡的事件。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会导致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富足阶层的相对生产过剩无法被贫穷阶层消化和吸收;通过债务创造财富的方式，只能使财富收到“有毒资产”进一步的侵蚀，整个社会机体将如“吸毒者”一样越陷越深，财富的“黑洞”会越来越大。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必然会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各种阶级阶层力量重新整合，两极分化的趋势日益严重。“占领华尔街”运动本身是一场“权利对抗权利”的斗争，运动中所打出“99%反对1%”这样极端的口号，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变革和反抗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全球财富分配失衡与社会结构变迁是同时并进的，前者造成了变革的必要，后者则提供了变革的可能。
第三，全球财富分配失衡与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纵观全球财富分配在不同时期的表现，资本积累的形式可以经常变化，但是本质却没有丝毫的改变，因此对无产阶级贫困化和第三世界国家欠发达的影响也是持续性的。不光是赤裸裸的被剥夺，随之而来的还有阶级之间雇佣关系和国家之间依附关系的构建与维系，在这种关系下，阶级通过牺牲另一个阶级致富，国家则通过牺牲另一国家发财。列宁在《给美国工人的信》中所提及的“每一块美元都有污迹”和“每一块美元都有血迹”，恰好是对这一场景的真实写照。
第四，要透过全球财富分配失衡，认清我国现阶段财富与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所在。当前我们解决社会贫富分化问题的重点和难点都在财富分配方面，财富分配的不公程度要远大于收入分配。我们要清楚的看到，在处理财富和收入这两个层次分配的关系时，不可等同视之。财富是一种存量，而收入是一种流量，一定时期的收入分配状况取决于财富的先行分配状况。在不考虑财富分配的前提下，任何改进收入分配的措施都只能是杯水车薪。财富分配中所体现的社会经济关系要比收入分配更加深刻、真实，只有善于把握这种社会经济关系，才可能开出针对贫富分化问题“标本兼治”的“良方”。
(单位：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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