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G8国家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全球二氧化碳减排方案，旨在以此为基础，达成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但冗长的谈判并没带来多少成果，国际媒体大多用“失败”来总结该次“超级盛会”。自此以后，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年年召开，每次谈判到最后一天，必定要延时“夜战”，而离达成最终协议似乎迄今还有些遥远。
由此不难推测，在“拯救地球”这样悲壮的口号之下，碳减排谈判其实充满着激烈的利益博弈。
首先应该指出，二氧化碳减排本身的逻辑基础是清晰的。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约0.8℃，它同人类利用化石燃料所释放的二氧化碳有主要关系。这个结论得到广泛认可，也成为碳减排的逻辑起点。
但需要减排是一回事，谁负责减排又是另一回事。我们看到的博弈实际上主要围绕“谁减排”展开。
这里需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对全球增温的认识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因为增温有可能导致海面上升等负面影响，欧洲的几个大国就开始大力倡导碳减排，并推动了1997“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愿意签署“京都议定书”，是因为它坚守了一条重要原则，即“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这条原则至少在当时可以理解为发达国家负责减排，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阶段可不承担减排义务，并且发达国家将在技术、资金等方面支持发展中国家降低碳排放强度。
“京都议定书”签署后的十几年，发达国家尽管做了不少努力，但碳减排效果并不明显，因此他们开始主张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印这样的“排放大国”，也应纳入减排国行列。这个主张实际上是要弱化甚至放弃“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通过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规定一国的减排目标和任务，说到底是对未来几十年碳排放空间的分配。争取更多排放空间必定成为各国的坚定目标，因为它牵涉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几个重要方面。
首先牵涉到能源安全问题。美国克林顿政府是在京都议定书上签过字的，后来布什政府退出了，理由就是时任总统小布什的这句话：这将危及美国的能源安全。公允地讲，他说的没有错。在一个国家能源消费还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主力非碳能源如核能、水力能不被公众广泛接受，其他非碳能源如风能、太阳能技术尚不成熟的现实限制下，要减少化石能源消费难度极大。近几年，人均碳排放程度已经很高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均表现出从过去减排承诺上后退，其根本原因是能源消费转型的巨大困难。这几个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其他发展中国家自不待论。
其次牵涉到未来发展空间问题。根据发达国家以往历史，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由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工业化、人均消费能力提升等因素驱动，碳排放量与GDP几乎等比例增长;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后约20年内，碳排放依然会缓慢增长。一些发达国家从上世纪末期开始的碳排放负增长，固然同可再生能源利用和节能技术应用有关，但不可否认同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实体经济外移、人口不再增长等有更为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处在工业化早中期进程的国家，如果承诺二氧化碳绝对量的减排，基本堵塞了自己未来快速发展、自主发展的可能性。
还有牵涉到历史责任问题。据统计，目前真正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只占全球总人口的1/5弱，其他经济体多处于农业社会和工业化早中期社会。毫无疑问，全球增温主要是由这些发达经济体造成，它们应该主动承担更大的历史责任。由此，发展中经济体就很自然地坚持发达经济体必须率先大幅度减排，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援助发展中经济体。这些要求尽管理由充足，但发达经济体不愿接受。
从中可以看出，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作为两大阵营，它们之间的博弈核心其实就是要不要继续坚持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当然，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内部，由于各国经济社会状况的不尽相同，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识和担忧各不相同，各自诉求也有不同，在国际谈判中的立场也自然不尽一致。所以，不能将“约束性”协议尚未签署仅仅归因为存在着两大阵营的博弈。
这些年来，新能源技术尽管在不断进步，但据乐观估计，新能源从主体上取代化石能源，至少还需半个世纪以上。在这之前，气候变暖问题还会或多或少困扰人类社会，围绕如何通过二氧化碳减排的不同主张还会不断在国际政治、经济、外交，甚至文化平台上碰撞、交锋。但随着这些碰撞，各方一定会日趋理性，一定会从多方博弈转变成全球合作。这样的合作将促使各种新能源技术和节能技术得到更广泛应用，市场竞争力更强大，最终真正做到零排放。因此，全球性合作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指归。▲(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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