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的谬误——再谈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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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在去年《掩盖还是批判》一文中，对秦晖先生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由于秦晖先生就旧南非的问题写了不止一篇文章，笔者在此将针对这些文章中的内容提出相关意见。
首先是种族和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秦晖先生的文章里，他(和他的自由主义同侪们一样)把旧南非种族和种族主义视为一种“自然”的和理所当然的事物，并长篇大论地论述和论证了民族主义的“优越性”。这些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均已提及，并提出了相应的意见。但是，笔者在之前的文章里并没有讨论旧南非的种族主义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在这里笔者将根据学者的研究提出相应的观点。秦晖先生在他关于旧南非的文章中一直把布尔人塑造成“穷人”，“对工商业兴趣不大”等等，把旧南非的种族主义也相应地归咎于这些“穷人”，并与此同时把旧南非的英裔白人塑造成“开明的上层”。秦晖先生甚至把旧南非的种族主义的基础追溯到1920年代的南非白人工人起义。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指出了秦晖先生在这些方面的错误。
在笔者看来，秦晖先生的说法其实是有把一切问题都往“底层”头上推之嫌。在这里，笔者需要进一步指出以下若干问题。第一，旧南非的荷裔白人并非如秦晖先生认为的这样毫无分化——事实上，秦晖先生自己承认的1920年代南非白人工人起义就说明了这种分化的深刻。把荷裔白人认为是一个无分化的整体恰好是重复荷裔白人上层的意识形态。第二，南非荷裔白人并不是如秦晖先生说的只是“穷人”，或者“对工商业兴趣不大”，他们也不是秦晖先生认为的只是在种族隔离之后才“发家”的。秦晖先生自己的有关文章里涉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则是直接从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跳到种族隔离措施实施时期。这两个时间点之间的将近30年时间在秦晖先生的笔下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南非荷裔白人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正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参见O’Meara：Volkskapitalisme)。第三，旧南非的荷裔白人塑造民族主义不是出于闲情逸致，而是为了驯化白人工人，亦即为了把白人工人纳入所谓“阿非利卡人”的“共同体”从而方便对白人工人(以及黑人)的统治。荷裔白人(或者更准确地说荷裔白人上层)在塑造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的时候采取了不少攻击南非工会甚至是改良主义工会的措施(参见O’Meara前述著作)。黑人工人运动更加是其主要目标。换言之，旧南非的种族主义本身就是为了维护对白人工人的统治——还有剥削(当然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秦晖先生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强化对黑人工人的统治。更进一步地说，这就是秦晖先生认为只有在代议政治中存在的阶级斗争。秦晖先生对民族主义的推崇，对于阶级政治的反对，正如笔者上一篇文章的题目所表达的，与其说是对旧南非的批判，不如说恰恰掩盖了，实际上也可以说正当化了旧南非(事实上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剥削和奴役。这种剥削压迫和奴役不仅针对黑人，同样针对白人工人。当然，这种主张并不是旧南非特有的。事实上，民族主义多少都有掩盖阶级压迫的倾向，除了旧南非以外，这个方面比较著名的还有以色列(参见Zeev Sternhell: The Founding Myths of Israel)等。秦晖先生曾经在别的文章中抱怨他反对的那一种民族学说“不承认阶级平等”，这实在让笔者不禁莞尔，阶级就是不平等的表现(相应地，消灭阶级也就是消灭不平等)，秦晖先生无异于在鼓吹“铁的木，圆的方”!
其次，在谈及旧南非问题的时候，秦晖先生始终把旧南非的所谓“外部压力”归因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这不符合历史事实。笔者在上一篇文章里已经指出了秦晖先生有意忽视旧南非在冷战期间作为西方国家在南部非洲的桥头堡和打手的错误。除了旧南非和周边各国的战争之外，1980年右翼的里根的当选就有力地刺激了旧南非政权对周边各国采取的“特种”军事行动(Joseph Hanlon: Apartheid’s Second Front)。这些事件不会因为秦晖先生的回避而不存在。这里还需要指出一个问题，众所周知旧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是从1940年代末期开始大规模实施的，但是在整个195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并未对旧南非采取任何制裁措施，一直到了1960年代联合国才在秦晖先生不愿意提及的苏联东欧各国以及新兴的第三世界各国的推动下对旧南非采取了制裁措施(这段历史可以看美国学者Thomas Borstelmann: Apartheid’s Reluctant Uncle)。换言之，正如笔者上一篇文章指出的，西方国家和旧南非的关系比秦晖先生愿意承认的要深刻得多(比如旧南非是1947年关贸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之一)。同样，在谈及旧南非的“外部压力”的时候，秦晖先生对他不喜欢的苏联东欧诸国只字不提，以及曼德拉和苏联方面的关系。正如笔者指出的，尽管苏联东欧诸国的确存在很多很严重的问题，但是苏联东欧各国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对于旧南非黑人反种族隔离斗争的支援是无可更改的历史事实。秦晖先生显然无法抹杀这些历史事实的存在。不仅“外部压力”如此，在南非内部方面，秦晖先生只字不提南非共产党在反种族隔离斗争中的贡献——这就让人们读秦晖先生文章的时候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印象，那就是南非共产党似乎是种族隔离终结之后突然冒头的。被秦晖先生称为“开明”的南非自由主义者，则恰恰是用南非周边各国对于南非的经济依赖作为取消对南非的制裁的理由的(Hanlon前引书)，换言之，这些人并不“开明”，而是种族隔离的帮凶。
附文：
掩盖还是批判?——评秦晖《南非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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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是蜚声国际的反种族隔离斗士，他的传记自然也是热点，我国学者秦晖的曼德拉传记和对南非转型的评论就是其中一种。但是笔者读了这本书之后对秦晖先生的一些观点无法苟同，特意在此提出。
讨论南非的过去和现在，笔者以为首先要解决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南非的种族隔离是怎么形成的?是否只是“种族”方面的问题?秦晖先生和以往的一些文献一样，还是把旧南非看成以种族画线的“种族社会”(该书582页)[1]。秦晖的书甚至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他在谈旧南非的经济发展的时候大谈特谈“世界市场”，却似乎全然不知这个世界市场是什么性质的。秦晖先生也多次提及旧南非政权的“反共”，却始终绝口不提该政权的性质，而是以“福利”一笔带过;他也提及了南非荷裔白人的“保守”，却始终不肯说出，他们所“保守”的对象是什么主义。这实在是非常离奇的事情。旧南非社会的性质，并不是一个神秘的问题，事实上，根据学者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的南非和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革命浪潮中，发生过被南非当局镇压下去的白人工人起义。因此，种族隔离制度，首先就是为了驯化南非的白人工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正是秦晖先生非常欣赏的。其次，南非矿业需要进行巨额资本投资，因此南非矿业资本必须通过极力压低矿工的工资以保证获得利润，以及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就是说，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保证黑人永远成为廉价劳动力，南非矿业资本家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这些廉价劳动力[2]，以及由此保证南非资本家尤其是矿业资本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事实上，有些南非资本家“反对种族隔离”正是为了使用低工资的黑人工人取代工资较高，福利较好的白人工人。也就是说，这些资本家“反对种族隔离”不是秦晖先生认为的较为“开明”的标志，而是恰好相反，他们“反对种族隔离”是为了最大化地剥削工人，无论这些工人的皮肤是黑色还是白色。因此，旧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和秦晖先生的观点相反，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种族”制度，而是一个“阶级制度”。另外，秦晖先生一直以来对南非的英裔白人资本家大力赞扬，本书中也多次提到旧南非时期由这些英裔白人构成的所谓“自由主义反对派”，但是，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呢?1971年，南非学者赫里伯特•亚当(Heribert Adam)根据南非方面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一次调查分析了旧南非权力精英们的状况，根据他的分析，秦晖先生推崇的，他认为“开明”的英裔白人资本家恰好是出于保证廉价劳动力供应这个目的而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3]。总而言之，南非的资本家，无论是什么民族的后代，他们的目的都是获得廉价劳动力的稳定供应，他们无论“支持”还是“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他们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他们的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可能严苛地剥削工人。这很明显是一个阶级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换言之，在旧南非，种族隔离是资本主义的配套制度，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反对种族隔离和反对资本主义是一个问题。只反对种族隔离而不反对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真正改变广大黑人底层群众的命运。而这正是曼德拉和非国大，尤其在他们取得政权之后的态度和具体措施，而这也正是秦晖先生欣赏曼德拉和非国大的着眼点所在。秦晖在本书里屡次提及，南非共产党并未将南非旧体制批评为“新自由主义”——这是因为南非的旧体制是“老”的自由主义。众所周知，秦晖先生非常喜欢质疑“新自由主义”是否存在，在本书中他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只要翻开本书前半部分的曼德拉传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标准的“新自由主义”机构的名字赫然出现，其影响在文中也有所体现——本文结尾部分将再次提及这个问题。那么秦晖先生在本书后半部分“寻找‘新自由主义’”的文字就显得有些尴尬了。
当然，即使是这样，也有可能存在一种情况，也就是在抗争过程中，因为各种原因，“种族”变成了抗争的主题，“阶级”被淹没了。秦晖先生对于旧南非的观点在这个前提下倒也能够成立。但是学者的研究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比如，美国学者盖伊•塞德曼(Gay Seidman)研究南非工人运动的结果是，在旧南非末期，阶级已经取代种族成了南非黑人抗争的主题。这种抗争不仅包括了要求改变黑人的被隔离地位，而且包括了世界其他地区工人阶级抗争的一切内容，亦即通过政治的，非市场的手段获得工资以外的，能够使工人满足需要的收入。用塞徳曼的话说就是“完整的公民权”——也就是除了一般的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之外，还包括了获得各种福利保障的“社会权利”。这种抗争已经不仅是对工人自身劳动条件的抗争，南非黑人在抗争中已经认识到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处境与资本主义剥削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的抗争诉求核心已经不是种族，而是阶级。在抗争过程中，南非黑人工人已经提出了通过非市场的政治手段改善他们的日常生活的诉求[4]。这些诉求很显然远远超出了种族范畴，和新自由主义更加是水火不容。而且，抗争种族隔离的过程中，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Cosatu)结成了政治联盟。这样一种政治联盟的诉求，显然是不可能只停留在一般的市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新自由主义上面的。正如我们下面看到的，这些组织已经提出了相应诉求。也就是说，旧南非的抗争者，无论是非国大，还是南非共产党，都十分清楚地知道他们与之作战的，是资本主义。但是，在秦晖关于南非的叙事中，我们完全没有看到相关的内容。比如，该书第600页提及南非工会大会(COSATU)的时候，秦晖完全没有提及南非工会大会在种族隔离体制下进行的抗争，这对于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来说实在难以置信。纵然秦晖不是专门研究南非的学者，但是了解这方面的内容，获取相关资料应该并不困难。
这里还要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反对种族隔离是为了什么，正如笔者之前讨论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时候指出的，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根源是资本主义，那么很显然反对种族隔离就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种族隔离是为了让无论黑人白人还是其他任何人种肤色的人民都平等地不受资本家剥削，而不是“平等”地都被资本家剥削。与之相关的是，秦晖先生在书中多次使用我国的国有企业老工人比喻南非的白人工人，把后者在种族隔离结束之后的状况和前者的状况尤其是下岗相提并论。可是秦晖先生似乎忘记了，他当初就为我国国有企业老工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愤愤不平过[5]，为什么秦晖先生对南非的白人工人的态度就截然相反呢?这实在令人感到奇怪。而且，旧南非的白人政权，经济上是秦晖先生认可的、支持的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政治上正是秦晖先生极为欣赏的改良主义，而且还是秦晖先生认可的以“民族认同”为基础的改良主义。秦晖先生在这里再次出现了自相矛盾。旧南非的白人工人固然不应该排除黑人工人单独享受福利，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们就应该任由资本家剥削——无论这个资本家是黑人还是白人。在笔者看来，这是笔者和秦晖先生之间最大的分歧之一。
接下来是南非白人工人和种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学者的研究已经指出早期南非白人工人种族主义的奉行者恰恰是社会民主党性质的原南非工党。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秦晖隐瞒了这一点。众所周知，秦晖对于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是极为偏爱的，我希望这种偏爱不至于损害秦晖先生的学术研究。而南非共产党，在其还只是“国际社会主义者联盟”(International Socialist League,ISL)这个小团体的时候，就要求把黑人工人的收入水平提高到白人工人的水平，而这个组织也在一开始就致力于组织黑人工人，并阻止过白人工人对黑人工人罢工的破坏行动。尤其在1922年之后，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党不再是政治同盟之后，南非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更加彻底和坚决。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南非共产党就拒绝加入已经被收编的白人工会[6]。也就是说，南非共产党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时候，不仅反对了资本主义，而且反对了秦晖先生极为欣赏的改良主义，以及“民族认同”——秦晖先生也提及，南非共产党是由白人理想主义者组成的。正如秦晖先生也提到的，共产国际恰恰也是坚决支持南非(和世界其他地区比如美国)黑人开展反种族主义的斗争的[7]。至于南非白人工人被收编的问题，的确，这个政治联盟是种族主义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这个联盟也是秦晖先生最为欣赏的改良主义性质的——事实上改良主义正是以“民族”，具体到南非这里就是白人种族作为政治认同的基础的，换言之，种族主义是南非条件下白人改良主义的必然结果。事实上，秦晖先生在本书中(第585页)也是这样认为的。换言之，按照秦晖先生设立的标准，他是不应该反对旧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的。秦晖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又一次自相矛盾了，又一次令人难以置信地保持沉默了。
在“国际社会的态度”方面，秦晖先生的书里只是轻描淡写地用“利益外交”和“道义外交”的提法打发了这个问题，并且避重就轻地说“市场经济国家”(笔者不禁要再次问秦晖先生：这些是什么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客观上放纵了南非”(该书第418页)。在这样做的时候，秦晖先生只字不提南非白人政权冷战期间作为西方打手的历史事实，当然还有西方右翼尤其是军方和情报部门的态度。也就是说，对待旧南非种族隔离政权，这些国家不是“客观上放纵”的问题，而是直接支持的问题。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冷战在南部非洲是演变为热战的，南非军队直接出兵参与了邻国安哥拉的内战，并镇压了邻国纳米比亚和莫桑比克的黑人解放运动——和南非非国大一样，这些黑人解放运动也得到了苏联和东欧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很难相信作为历史学家的秦晖先生对此竟然没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事实上秦晖先生在本书中也提及了旧南非白人政权的穷兵黩武，因此他对这个问题的轻描淡写更加无法理解。秦晖先生提及南非的时候处处以负面的态度提及苏联和东欧诸国，但是秦晖先生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是曼德拉传记，固然，正如秦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承认，这个传记是“集体劳动”的成果，但是笔者甚至不用翻看前面的曼德拉传记内容就可以知道，任何一本合格的曼德拉传记都不可能不提及这个事实：苏联(以及东欧各国，乃至古巴)对包括南非在内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大力支援，这个支援是全方位的，付出了生命代价的。很难相信秦晖先生对于这个问题一无所知。笔者无意否认苏联东欧各国存在的严重问题，但是笔者以为，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一个学者应该具备的。同样，秦晖先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对西方国家持友好态度，但是回避历史事实笔者以为是不合适的。
大家都知道，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在经济上是极为“开放”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旧南非都是西方集团的成员，正如本文上一段提及的，这个政权还是西方集团在南部非洲地区的桥头堡和打手。旧南非的经济对西方资本和西方市场的依赖也是非常深的，反过来，和本文前面提及的南非英裔白人资本家一样，这些西方资本家和旧南非政权的结合程度也是相当之深的。令笔者感到遗憾的是，秦晖先生对西方资本的态度同样采取了轻描淡写的态度。或许，他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对这个问题轻描淡写是“理所当然”，但是笔者以为尽管秦晖先生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但回避历史事实并不是值得欣赏的做法。与这个问题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秦晖先生多次提及所谓“低人权”，并以此批判旧南非和其他社会排斥。但是，秦晖先生似乎忘记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秦晖先生所指的低“人权”指的是公民权利受到侵害，但是大家都知道，自由主义，亦即秦晖先生也知道并承认，他自己信奉的那一种学说并不承认社会福利，亦即“社会”权利属于人权之列。那么秦晖先生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对“低人权”进行的批判就显得无的放矢，而且再次自相矛盾。第二，秦晖先生不用说是大力提倡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至少不是后者的反对派，那么笔者想问一下秦晖先生，如果“低人权”能在这样一种制度中取得“优势”，那么秦晖先生支持的这样一种制度意味着什么不是不言而喻了吗?从秦晖先生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来看，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这实在令人感到遗憾。
南非转型之后的情况是秦晖先生大力赞扬的。固然，像国内一些人士那样无视旧南非黑人的悲惨状况，美化旧南非是不可取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转型之后的南非存在的问题。一旦南非转型成功，获得政权，非国大转向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正是新自由主义。南非转轨刚刚开始的时候，非国大左翼、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推动非国大和曼德拉将这几个组织联合制定的“重建与发展纲领”(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作为新南非政府的基本纲领性文件。这个纲领本身包括了各个方面的内容，既有诸如国有化，各项社会政策等，也有新自由主义的内容，例如财政紧缩、提高国际竞争力、建立“独立”的储备银行。但是，在南非官僚和资本家，以及非国大政客等的联合抵制下，这个纲领中的非新自由主义内容，例如社会政策和国有化等，完全没有得到执行，其中的新自由主义内容则相反。而且南非政府还在世界银行的协助下制订了另外一份新自由主义性质的发展计划以取代这个纲领[8]。这些内容在秦晖先生及其合笔下都消失了。这实在令人疑惑[9]。同时，这无疑损害了秦晖先生对南非的叙述的可靠性。毫无疑问，正如秦晖先生也承认的，新自由主义已经在智利、美国、欧洲、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造成的那种状况，亦即社会分化的全面、急剧扩大，在南非也发生了作用。这对于广大黑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这个问题并不能如秦晖先生认为的那样通过“忆苦思甜”克服。其次，结束种族隔离之后的南非共产党，就和南非工会一起反对非国大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政策。不过由于南非共产党仍然坚持和非国大结盟，这种反对软弱无力[10]。因此，真正从南非“转型”中受益的，实际上只是一小撮黑人资本家和非国大权贵。这样一个南非，正如笔者在本文之前部分指出的，显然不是当初黑人抗争的目的所在。当然，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秦晖先生赞赏这样一种制度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笔者以为，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表达政治立场的时候还是要顾及基本的历史事实。
注释
[1]笔者还要指出，秦晖对“阶级斗争”的理解是错误的。众所周知，在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是被剥夺了选举权的，换言之阶级斗争并不是只有在代议制政治下才上升到“国家”层面的。不仅仅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这样，事实上，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选举权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资产阶级最早也是被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的，换言之，阶级斗争从一开始就是在非代议制政治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2]参见Dunbar Moodie: Going for Gold, Dan O’Meara: Volkskapitalisme等。
[3]Heribert Adam: The South African Powerélite: A Survey of Ideological Commitment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 No.1 (Mar., 1971)： pp.76—96.
[4]Gay Seidman: Manufacturing Militance。
[5]见秦先生的文集《问题与主义》，事实上秦晖先生正是以批评我国国有企业转型的问题，鼓吹“公平”而起步的。
[6]Edward Johanningsmeier: Communists and Black Freedom Movements in South Africa and the US: 1919—1950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30, No.1 (Mar., 2004)： pp.155—180.
[7]这同样使得秦晖先生在本文中对待苏联东欧各国的态度显得滑稽。
[8]见Patrick Bond:Elite Transition。
[9]秦晖先生在本书中强调非国大的“社会民主党”性质，但是秦晖先生似乎不了解，社会民主党不仅无力阻止新自由主义，自己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先锋。见GerassimosMoschonas: In the Name of Social Democracy和Kevin Hickson, Anthony Seldon: New Labor, Old Labor。
[10]David P.Thomas, 2007, The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 (SACP) in the PostApartheid Period,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34, No.111: pp.12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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