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非洲土地和自然资源而进行的全球竞争正处于如火如荼的态势。它是传统意义上的“争夺战”，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垄断企业和大国间开展的“地缘政治”斗争。这场争夺战有着系统性决定因素，还有非洲近年来明确的先例：新自由主义对于国家经济的撬开与金融化;一系列国家和公共财产的私有化;20世纪90年代土地受到国内外资本的集中异化;最戏剧性的是西方在中非战略支柱崩溃后围绕大湖区进行的代理战。因此，新的争夺包括在一个正在进行的原始积累过程中的地缘政治之升级。
在这个意义上说，它类似于十九世纪的争抢。然而，它有一些特点使其完全不同，其中三个是显著的：由垄断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导致的高度金融化积累的新模式;非西方、半边缘竞争者的进入比赛;以及存在于非洲大陆的诞生于二十世纪的反殖民斗争的相对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过去相反，这些都有潜力采取抵制并形成大陆和洲际层面的有效的区域联盟。
这意味着，新的争夺战的系统性决定因素也显著不同。20世纪60年代后期，主要由于中心-外围的矛盾的成熟，战后资本主义成熟并进入危机。这是冷战的系统性竞争的驱动力，实际上，这是南北世界之间进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它造成了国家系统的全球化，以及南方涌现的一些新的发展轨迹，包括工业化的半边缘国家的出现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革命中国的独特经验。
随后的系统性危机迫使帝国主义进行调整，同时也利用一种高度金融化并更具掠夺性和寄生性新的积累模式重新推行其全球项目。它成功地遏制了外围的民族主义，把中国纳入旗下，甚至使苏联解体。然而，它不能逆转国家系统的退化态势或防止南部世界新的社会力量的重新崛起。新的争夺发生于民族问题在全球发展议程中被重申之时，这完全不是一种巧合。西方的衰落和其周边地带的复兴均为兼具掠夺与抵抗的系统性因素。
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系统性矛盾在某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加突出，并再度达到了种族灭绝的程度。在非洲，五大湖区域成为了这些矛盾的震源中心，国家崩溃及代理人战争成为恢复中非战略控制的手段。更直接与更准时的干预在西非朝着同一目标一再重演，与此同时，针对平民进行的“休克与震慑” 大规模轰炸战略活动，连同代理人战争和直接占领对南联盟和西亚而发动，并席卷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新的“无人机”监视和轰炸技术现在已经被添加到兵工厂，它们在北非和中东得以再次动用，以推倒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朗的人民起义及战略障碍，并加强犹太复国主义使其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
这些都曾是在南北关系以及在浮现出的战略竞争者之间(尤其是中国)重新建立秩序的明显尝试。与广岛和长崎原子弹浩劫的逻辑一致，其目标远远不是获得某一个地区的战略地位，而是要表明美国和它的伙伴将“以一切必要手段”强制垄断控制世界的资源和市场。
世界各地区重新军事化目前正在迅速发展：在非洲，有乌干达和吉布提的“反恐战争”;在拉丁美洲，该战略是美国第四舰队以表面上“向毒品宣战”的名义，在哥伦比亚基地实现扩张。在南非(如津巴布韦)，针对“暴政”和“腐败”的意识形态战争伴随着对激进的民族主义的新型去稳定化运动而进行。在其他地方则正在努力笼络印度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地缘政治”的风险可能在拥有核武器的亚洲高一些，但争夺无处不在，它的动力是全球性的，其社会和经济影响也将是严重的——如果不是种族灭绝的话。
在非洲的情形里，当前的争夺战有其自身的历史特殊性。这首先是与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奴隶储备地位，以及近期的殖民主义历史有关。总之，几个世纪以来这里已经产生了比任何其他大陆更密集也更为连续的原始积累过程。当前我们所看到的“异邦土地抢占”也应当放置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其次，在20世纪60年代姗姗来迟的大陆的非殖民化几乎没有给国家建设留下余地;第三，从奴隶贸易时代起，由帝国主义所编织的种族化世界文化造成了人民的“层级化”，包括对非洲大陆的家长式作风。非洲发展应遵循的“模式”——被雅克·德佩金(2004)称作“发现综合症”或所谓的“废奴综合症”——成为了新争夺战的真正趋势。尽管这两种症状都深深植根于西方的心理，新的非西方的竞争对手也可能会屈从于它们。第四，反殖民民族主义的近期经验引起了大陆的团结并缔造了一个具有独特潜力的泛民族主义(Mkandawire 2011)。尽管具有诸多历史缺陷，泛非主义的团结已经卷土重来，尤其是在南非，并在抵御渐趋升级的帝国主义侵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毋庸讳言，这一切在一个世纪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壮举。泛非主义项目现在必须重申，并制定出针对集体自力更生和抵抗的新条款，以及南南团结的基础上不结盟战略的新政策。
在下文中，上述各问题将得到阐述，旨在澄清帝国主义、原始积累与争夺之间的联系，并描绘出帝国主义诸阶段及当前争夺战的动力。
帝国主义、原始积累与掠夺
关于帝国主义的最近论辩让已经过时的帝国主义和原始积累之间的关系死灰复燃。也许，对此事最常被引用的话是大卫·哈维论述“剥夺性积累”的论文，其中他试图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下原始积累的永久性质不仅仅是一个用于扩大再生产之历史条件的一次性事件。哈维的理解包含一些与我们休戚相关的事情。也许，一个简短的概念性回顾在这里将是有益的。
马克思本人有关原始积累的著作更多是描述性而非系统性的。 他的首要目的是展示资本主义如何部署“超-经济”力量使得农民从土地中分离出来，并使劳动力与土地商品化;另外，他还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一旦创建，如何继续通过额外必要的社会再生产劳动力的劳动时间这一不透明的方式来剥削劳动力。他的批判是针对那些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使得理性人获得了经济上的解放。总体上，马克思接受资本主义的转变是渐进的历史，但他试图消除这种神话，不论是其诞生还是成熟形式。
随后的分析，是列宁(1996年)和罗莎·卢森堡(1951年)所作出的——大型垄断企业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争夺，被二十世纪之交新一潮的军国主义和殖民扩张所推进。问题是解释争抢是否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后果(列宁)，或资本主义掠夺非资本主义社会是否是其内在需要，即克服“消费不足”的一种手段(卢森堡)。尽管两人都强调暴力的使用，但他们在原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之间的关系上面存在分歧。对列宁而言，掠夺仍旧是不平等发展的终极阶段，其标志是战争与革命，但仍有可能创造扩大外围再生产的条件。对于卢森堡而言，掠夺将在扩大再生产与原始积累之间重建必要的联系，通过无情战争的不断升级，直至非资本主义社会最终毁灭，并由此而引起资本主义自身的最终毁灭。
后来的发展可能还没有完全证实两个理论家的理论，但他们的分析在三个方面非常有先见之明：资本主义的垄断形式成为其“终极”形式，哪怕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持续更长时间并变异;原始积累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维度，即便是通过一种比他们观测到的更为深刻的方式;垄断与原始积累两者继续要求无止境的军事化。在战后的时期，这些动态因素被不发达的(或从属的)学派所获得，并进一步建立了资本主义下不平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即一种世界范围内的中心-边缘矛盾的必然性。与之相应，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剥削在中心与边缘假定了截然不同的形式，直到现在，原始积累主要发生于后者。剩余价值从外围到中心进行系统转移，远远超出了最初的投资，这一直是该关系固有的，其机制包括利润，利息，股息和遣返，征收垄断租金，以及不平等交换。而且，通过这些机制，该中心已能祛除它自己累积的周边矛盾，因此在长时期内减少了冲突。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可以说是系统性的矛盾积累的终端。
这种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恰恰原始积累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积累过程之间的关系。在外围，原始积累已经比较密集并且连续，这也包括那些已经历了依赖性的工业化的半边缘地区。将系统边缘区分开来的是一种外向性质的积累，即使在半边缘地区，它也已经让半无产阶级进程开始。那些从农村被驱逐出来，并未被工业或服务业吸收的小生产者们在世界经济中起着基础性作用，他们作为储备劳动力，通过其无报酬的劳动“补贴”了资本的再生产。自我开发的半无产阶级是“超级剥削”的一个关键方面;根据卢森堡的分析，在非资本主义社会穷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资本主义社会已通过依靠永久的半无产阶级化来延长其寿命。
这种原始积累的类型同时采取了乡村和城市的形式，具有确切的性别及生育内涵：维护农村中赖以生存的家田，这一般是由女性来承担的功能;通过无报酬的劳动，特别是女性与儿童，实现家庭的社会再生产;贫民窟中自主房屋的建设，这主要是一种男性功能;还有低薪产品生产和服务所需的大量琐碎的活动，它们动员了男人、女人及儿童的不同形式的劳动力。近年来新自由主义的冲击已经激化了一个现存的情况，不管那是通过土地及社会服务的商品化，减少国家对于小农的补助，还是牺牲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生产者来进行资本集中。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可以确认，资本主义一直努力为市场之外无偿劳动力的长期存在创造条件，并实现从社会再生产成本到劳动力本身的位移。这种确实存在的资本主义与原始积累有机地相联，体现为一个结构化的中心-外围关系：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营养不良，文盲，和预期寿命——它本身就是系统性种族灭绝的一种形式。
阐明这些点并恢复不发达理论应有的地位仍然重要，因为在这里起作用的还有另外一个“发现综合症”——它占有想法而对其来源沉默(我们可以称之为“原始智力积累”)，以便生产有关帝国主义的更“友好”的理论。哈维的与上述明显不同的理论就是对此的极好证明。正如他所主张的，扩大再生产和原始积累的关系并非是建立在一个永久性的中心-外围的矛盾和永久性的半无产阶级化之上。他用一个更流畅的和不确定的“太空经济”取而代之，这是被——特别是在危机时期——各种“时空修补程序”驱动的; 最近一次，自1970年以来，已经将原始积累作为一个整体带回到积累的最前线。哈维对历史资本主义的中心-外围矛盾的结构性质缺乏赞扬，这点特别体现为他意识到，资本主义已在过去一个的世纪里扩大到了外围。他明确地将19世纪的掠夺同“资本逻辑”撇清了关系(一种“纯粹”意义上的理解)，因此他将这种掠夺归因于一种显著的“领土逻辑”，“截然不同于资本逻辑”。其对资本主义杂质的这种清洗在他后二战时期的分析中重复出现——这被视为由纯资本主义及其“时空修补”的逻辑所推动，而不是一个有关外围生产力发展的中心-边缘冲突。事实上，无论是帝国主义间的争夺和中心-外围冲突的出现都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意外。
这种对帝国主义的非结构化的分析延伸到了哈维对抵抗原始积累的分析。一方面，他需要诉诸于“霸权”，这一理论必然轻描淡写民族解放斗争的出现、半无产阶级农民的作用和对他们发动的一般战争。另一方面，他强调意识形态融合，以及原始积累的受害者中间组织团结的缺失，那样的缺失甚至模糊了其体制斗争的集体冲击力，而这毕竟是唯一能够解释国家普遍化的方式——反对垄断资本逻辑的体系：的确，正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出现阻碍了垄断资本通过无限制地榨取剩余价值来实现自身再生产的能力。反过来，解释战后核心-边缘国家关系的再度军事化并研究新殖民解决方案，必须要走很长的路，这远远超出了中心国家维持就业水平的需要，正如已经论证的那样。事实上，战后原始积累是一种霸权的“同意”;它被限制于小买办阶级。
关于当下的新自由主义，哈维有类似的倾向——他强调斗争的“惊人的多样”和不统一，而不是他们的共同基础和集体潜力：“我甚至难以想象他们之间的联系”，哈维告诉我们。此外，周边社会产生这种斗争的结构性条件也没有引起重视。然而，反对原始积累的主导力量再次是半无产阶级化的，他们在城市和乡村随处可见;其目标是到处收回土地和自然资源，并确认主权国家的发展。新斗争(女权主义者，土著，环保主义者)的明显的“多元化”，也可通过它们结构条件的共性而得到理解。不断升级的矛盾在新自由主义下被推向了极限，同时也为女性的直接参与开辟了新的空间：对她们来说，土地在社会性的家庭再生产方面是一种最为关键的元素 ;它把遭受种族压迫的人(一般来说由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所组成的)推到了最前线;它用一个好斗的社会代理机构支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鉴于半无产阶级的生活资料作为一个整体被直接销毁了)。在新自由主义下，不足为奇的是，这些“互斥”的矛盾已经列好队了。
最后，边缘功能的消减及由此产生的政治运动直接将我们带回到废奴主义。哈维挑衅地表明，能为南方人民所做的事情最多是回到一个更仁慈的 “新政(New Deal)帝国主义”，让他们去“守候、等待、渴望”一个正在消失的先锋社会力量在那会引发它的中心出现。然而，一个更细致的分析则建议不同的东西：今天的任务与以前一样，是鼓动外围政治力量行使已被垄断资本所控制的自主性。这不仅将促进立即发展的目标;这也将迫使该中心通过剥夺其外置的能力，来面对其内部的矛盾。
帝国主义的各个阶段
除了对边缘地区的原始积累的功能作出定位，另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对资本主连续的扩张阶段作出区分，以确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性变革。当今的帝国主义与过去的帝国主义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呢?近年来，这一论辩的大部分已经转移到对“霸权” 的连续探讨上，其重点是系统的周期性兴衰的研究，而不是资本主义逻辑的质变。其中，实质性的变化从“经济交易的吞吐量和动态密度” 这一角度得以概念化，或以超越民族和国家的“跨国统治阶级”的假定形式得到了考察。“霸权”这一术语本身是葛兰西抽象出来的，在他看来，霸权与“公民社会”的崛起密切相关。显然，很难将这一概念投射到整个帝国主义上，而不使之平庸化：一个“自由”的公民社会是历史上最近才有的现象，它仍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严格的限制。武力始终是原始积累的本质特征，自美洲殖民化和奴隶贸易起就是如此。
列宁曾指出：严格来讲，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其垄断阶段一个不同质的资本主义。不过我们现在知道，在中心和边缘之间的“两极分化”也是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我们应该得出结论：在其五百多年的历史中，资本主义一直是帝国主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质变可以忽略不计。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下质的不同之处是：巨型公司对中心-外围关系进行了巩固，并排除了新中心的崛起。在竞争性的资本主义下，新中心的崛起与旧中心的衰落是一个循环，中心-外围关系在其中被再次生产。在垄断资本主义下，一个新的历史循环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同一系统进行显著的经济和政治的突变的确可能。
中心-外围关系再生产的关键阶段必须从已出现的资本主义类型中寻求。重商主义(1500-1800)是一种前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其操作模式完全是原始积累。由商业资本和包机公司带领，它并没有寻求在外围建立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反，它培植了多种强迫劳动，并为美洲复活了一个古老的欧洲奴隶制度。这也是资本主义迄今为止最种族灭绝的形式。该系统在十八世纪下半叶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工业革命对开始以及中心和边缘爆发的一系列社会政治革命。
十九世纪为新型帝国主义搭建了舞台，这个舞台到1945年止一直在延展，首先是在具备竞争力的小型产业资本的带领下，然后是在世纪末由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金融企业领导。通过这种方式，扩大的再生产抓住了该系统的中心，但它需要外围原始积累和特许企业部署的重新升级。出口制成品和资本拓展了世界市场，而强迫劳动的新形式在外围，尤其是通过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化，确立了下来。正如列宁指出的，垄断行业和金融寡头的兴起必然为资本出口和世界瓜分提供条件。帝国主义扩张的决定性因素是既不是中心的消费不足(Luxemburg 1951)，也不仅仅是技术进步的需要(Hobsbawm 1994)，而是垄断企业资本更精确的集中化(Patnaik 1986)。
垄断资本主义的这一“经典”阶段以中心-外围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强烈冲突为标志，这产生了两个战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整个外围爆发的解放斗争。帝国主义列强竞争对手之间的冲突最终让位给了美国主导的秩序与一个新的和平期。然而，即使是这一战后时期也很难被描述为“霸权”的一种，因为它使得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广义政治冲突和寻求中心之外生产力的独立发展变得更加清晰。更准确说来，在这个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力量受到了苏联计划体制下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激发，想要寻求替代方案。总之，这是西方、东方和南方的三方竞争，但其动力仍然是中心-外围矛盾——在僵化的官僚体制重压下会选择与西方“和平共处”的苏联尤其如此。
正是这种三方竞争的系统导致了新发展道路的出现。欧洲和日本的迅速重建绝非垄断资本的直接议程;同样，外围的产业化也不是。垄断资本被迫制定了新的全球战略以遏制南部的军事化，并采取了保护秘密合作伙伴和拉拢收买民族主义运动的策略。这一战略并没有创造出一个“跨国统治阶层”;更确切地说，当德国和日本复苏并与美国垄断阶层进行竞争时，垄断资本经历了向着“集体帝国主义”的过渡，这是垄断资本主义本身的一个新的显著不同时期。在美国的持续领导下，三国领导阶层让自身重新适应了他们对技术、金融、自然资源、媒体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控制的协同治理。
这是战后时期政治层面的第一个系统性突变;它并非资本主义的新时期，而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在世界经济的所有部门里，在各种综合跨国公司的资助下，生产随之不断地加深国际化。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在战后成功地消除了非资本主义的元素，并使得整个世界经济更直接归入它的逻辑。来自外围乡村的人口的持续爆发，以及同资本有着有机关系的日益壮大的半无产阶级的形成，增强了这个过程。换而言之，到集体帝国主义掌权时，世界劳动力储备早已不再依靠半显著的“生产模式”了。重要的是，中国在同一时间的重整旗鼓，让乡村所拥有的大量劳动力向南方其余地方相同的储备创造力开放了。
战后一个次级系统的变异成就了金融资本的再生，该过程具有经济的特点并内在于集体帝国主义的铆钉。这种金融体系并不仅仅是其十九世纪晚期副本的复制品。一般认为，其主要的区别是它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资本在前期，如列宁所观察到的，仍然首先与工业扩展联系在一起，其次和投机活动有关，当前阶段的重心已经从生产切换到了金融。不仅金融获得其自身的生命，工业企业也已将自身“金融化”了，从金融工具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利润，包括在商品、汇率及固定资产上的投机。总的来说，这是一个积累模式的重大变异，正如约翰·贝拉美·福斯特所谓的“垄断-金融资本”。
不同于战后早期的垄断资本主义, 那时的正常的积累是通过增加生产资料的储存，时至今日“这不过是积累过程的一个方面”。积累同样是一个增加金融资产之储备的问题。因此，“越来越多地，投机的资本定价结构，关于财富通胀或紧缩的论题，已经控制了与输出(GDP)相关的‘实体’价格结构。”换而言之，从一个泡沫到下一个，资本定价泡沫已经成为主要的增长引擎。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同样在半外围地区出现，尤其是中国，中国已经经历了高速的工业化。中国也已经依赖于这种由西方消费者所带来的表面的“财富效应”，以及其自身的房地产泡沫。
垄断资本主义的最终变异是工业化的半外围地区自身的崛起。在其包纳南非国家的冲动里，战后垄断资本的策略之一，是选择南方的合作为区域稳定化的代理，尼克松-基辛格学说是这种策略的一个最充分的表达。此外，这种策略联合了“来自下方”的持续发展主义策略，必然引发官僚机构对本国资本的支持力度的加强。据马里尼的研究，结果是一种依赖形式的垄断资本的形成，也就是“亚帝国主义”。这种垄断资本主义不同于核心国家的垄断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因为其依赖性，而是因为它并不基于一个阶级协定的(也就是生产与工资之间的一种积极的关系);亚帝国主义是基于对国内劳动力的“超级剥削”。所以，自然地，随着它的发展，它会要求外部市场来解决自身的利益之实现的危机;暂时，在追求相对自治的区域目标和保持对总体帝国主义策略的服从之间，不存在敌对的矛盾。在接下来的数十年内，新自由主义者对于半-外围的猛烈攻击已经产生的相反的作用，由此，与私有化的过程、外向性的增强，及去国有化相伴的，是国内资本的新垄断集团的形成，那些集团如今正正大光明地争取一席之地。
在非洲和其他地方，关于亚帝国主义概念的是非曲直，已有相当多的讨论。今天的问题是：“新兴”的半外围本质上是屈从的区域稳定剂，还是一种与帝国主义相对抗的力量。这种半外围的兴起暗示了一种改变体系的南方经济伙伴的多样化吗，如阿瑞吉及其他学者所论证的那样?半外围的资产阶级不经意间都变得反体系了?或者，这是一个终结危机的事件，预示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灭亡?我们不应该在没有深入探讨和分析的情况下提前取消这样的问题。但最紧要的政治问题是关注反帝国主义所必需的联盟类型，特别是当帝国主义升级其军事计划的时候。因此，我们还应该问：所有新兴的半外围是否同样屈从，或与帝国主义相对抗呢?他们是否存在着结构上的差异，显现出不同的政治倾向?
事实上，他们相互之间的差异很大。举例而言，巴西及印度都被私人资本集团所驱动，具有强大的公共金融支持，并与西方舶来的金融资本相结合;在中国则有国有企业及银行的重大参与;在南非，鉴于后种族隔离时期极端的经济的去国有化程度，谈论一个自主的国内资产阶级越来越难了。西方军事项目的参与程度也在各个情形中不同——尽管有人会反驳说，对这一切而言，存在着一种“精神分裂”，这是“亚帝国主义”的典型。讽刺的是，南非已经签署了区域共同防御协定，有效地反对西方对南非的军事干涉，但它同时继续充当西方经济利益在非洲大陆上的中心。印度日益陷入到美国的战略中，特别是在核领域，不过内部的抵抗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巴西则积极地领导海地的政变入侵，这有悖于它在其他问题上所保持的独立外交的政策。俄罗斯仍旧是联合国安理会内部的一个巨大的阻力，尽管它对北约的选举策略已经毫无抵抗力。中国是西方最明显的对抗力量，它始终坚持完全的战略自治，虽然也有经济上的依赖。
它们同非洲交往的模式都是不同的或矛盾的。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是新自由主义撬开非洲经济的受益人，那样的撬开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在西方及其军事机构的庇护下进行了。不过，它们仍旧保持一种对国家主权问题的高度敏锐感;尽管每个地方仍有尚未解决的种族问题，还有对非洲的家长作风。此外，某些部门具有打破垄断的潜能——进而可以打破西方的扼制——尤其是通过中国及其贸易金融，还有石油交换基础设施的策略。
伊萨·斯夫杰主张非洲必须重燃不结盟精神与泛-非洲主义并“团结受压迫的人民共同反对既有的和正在发展的帝国霸权”。如此一来，我们必须避免把西方帝国主义与新兴半外围等同起来——这样等同化早已是一个强大且高度的意识形态倾向。不管如何理解新的半边缘，它们无疑不是帝国主义的主要代理。就此而言，他们也不算有凝聚力的国家，因为他们自身的积累策略是基于对国内全部工人阶级的超级剥削。
首要的原则是重燃不结盟原则，一如从前，坚持不参加西方的军事项目。其次是制订一种直面的战略，既要直面西方，也要直面那些能够为民族发展提供更大程度之策略的新兴权力。长期的目标是带来一个积极的“多级”世界。这仅意味着抵抗西方及“南望”，也意味着根据南方来设定投资条件。最终，这样的抵抗只能由集体策略在大陆及亚区域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建立共同防御协定，类似于南非的情况，将构成一个基本的材料，新的区域一体化形式，不以统治为基础的商业集成，也是如此，而它们应首先服务于农工业协调与粮食主权。
全文完 王德志|译;白轻|审校
本文来源于”亚际书院“(http://interasiaschool.org/)，为萨姆•莫约“帝国主义与原始积累：关于非洲的新掠夺的报告”一文的节选。由萨姆•莫约授权翻译并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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