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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坤:全球化乃梦幻泡影,中国不可见猎心喜

张志坤 · 2017-06-1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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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嚣尘上的“全球化”根本“化”不掉人类社会各种根深蒂固的矛盾,或者换句话说,不管怎样的“全球化”,都对人类社会一些根本性的矛盾无能为力。

 

 

 

  全球化乃梦幻泡影,中国不可见猎心喜

  张志坤

 

  特朗普执掌美国后,国际形势变化多端, 其中一个突出变化,就是所谓的“全球化”遭遇到空前危机,因为据说特朗普的美国要退出“全球化”,甚至要反“全球化”了。这样一来,曾经甚嚣一时的“全球化”,顷刻间就陷入群龙无首、茫然失措的状态。

  有谁能替代美国,扛旗全球化的大旗,让这个看起来相当美妙灿烂的全球伟业继续兴旺发达呢?

  人们纷纷把眼光转向了中国。

  美国退出“全球化”,号称是世界第二大国的中国,一时间位置就变得十分突出。四面八方的人们纷纷把眼光聚焦于中国,似乎中国因此在全球新经济秩序中的作用更大、更有力,因而也就更具有了决定性的影响,于是乎,中国的战略地位就疑似得到了空前的加强,甚至有西方媒体酸味十足地说,特朗普简直是中国的代理人,他又把“让中国伟大”的运动推向了新高度。

  这样一种情形,现在已成为摆在中国面前巨大的战略诱惑,相当一些中国人因此而浮想联翩、想入非非,他们感觉到好像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即中国充当世界领袖的机会,这是多么风光无限的大好事啊!已经有人为此而心驰神往了。他们设想,在中国的领导下,“人类可望结束过去几百年的零和游戏和丛林法则,一步一步从利益共同体走向责任共同体,再到命运共同体”。(见《参考消息》2017年3月24日《国际格局演变启示当代中国》一文),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英特纳雄耐尔”啊,这样一种世界大同与人类永久和平的美景又是多么诱人啊!

  相比于中国国内一些人的上述骚动,国际上很多方面更是激动得厉害。据报道,很多西方媒体以及学者都在呼吁中国引领新的“全球化”,并带领“全球化”进入新的模式。

  那么,中国的真的能引领新的“全球化”进程,并开启“全球化”的2.0版本吗?

  笔者以为,这是一件很具诱惑力,同时也是相当危险的事情,对此中国必须十分冷静、高度理性和相当警惕才行。理由如下:

  第一,这有把中国当驴使,给中国上套拉磨之嫌

  或者出于善良,或者出于愿望,一些中国人总是从正面和积极意义上来诠释“全球化”,似乎这个东西天然就多么美好,就意味着进步与未来似的。事实恰恰相反,自从“全球化”来到世间,它每一次浪潮都伴随着惊人的灾难,都要出现空前残酷的掠夺与杀戮,这一点,甚至连西方政客们自己都不屑于隐瞒。人们都知道,没有殖民时代的那次“全球化”,非洲的黑人不会来到美洲,白人不会扩张到全世界,印第安人不会濒临灭绝;没有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化”,世界不会接连两次发生惨绝人寰的大战,美国不会发展成为空前的世界性霸权,不会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都部署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大兵;伴随最近这次“全球化”,美国的导弹炸弹正在世界各地炸响,在阿富汗,美国已经投下仅次于原子弹的特大型炸弹,一颗炸弹将近十吨重,号称是炸弹之母,等等。这些事实充分地说明,西方集团所主导的“全球化”,并不只是经济“全球化”,他们还要进行政治“全球化”,还要进行文化价值的“全球化”,直至西方势力的彻底“全球化”,说白了,其实就是要实现西方的全球统治。在进行这些方面“全球化”的时候,西方集团历来以武力为支撑,采取一切所能想到的强制手段,包括暗杀、颠覆和侵略战争。但遗憾的是,一些中国人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相反,他们却把“全球化”诠释成为仅仅具有经济意义的“全球化”,而与政治、文化乃至战略毫不相干、绝无瓜葛,依据他们的诠释,世界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全球化”,政治上多样化,各国可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自关起门来各行其政,来个“躲进小楼成一统”,完全无视经济变化必然带来政治变动的基本逻辑,完全无视西方集团推进经济“全球化”根本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这一事实,完全无视在经济“全球化”这一表象背后西方战略扩张与新殖民的本质。简单地说就是,一些中国人以为“全球化”只是经济全球化,而西方战略词典里的“全球化”却完全不是这样。

  现在,西方集团推进“全球化”的劲头不足了,美国想要撂挑子不干了,这确实有可能从根本上影响西方世界的百年大业,如果就此终结冷战以来的“全球化”,从战略上讲,无疑是他们一个巨大的损失,对此,西方的政客们出现了集体性焦虑。但他们同时也深知,继续推进“全球化”是要承担相当经济代价的,而现代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发展,又使他们不愿、也无足够的能力继续承担这样的重担!于是乎,找一个傻瓜充当冤大头就顺理成章了。果真能找到一个为“全球化”挑担子的冤大头,则既能为西方的“全球化”出力出血,同时又不会脱离西方所编织战略牢笼,何乐而不为!笔者以为,目前西方媒体有关中国引领新“全球化”的鼓噪,很大程度上就是盯上了中国的钱袋子,他们要开动智慧的脑袋,以此来掏空中国钱袋;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应该去找俄罗斯的普京,同普京总统商量怎样开启“全球化”的新模式。他们不找普京而是鼓动中国冲到前面搞什么“全球化”,对此,我们只能概括为“居心叵测”。

  有人说,“全球化”将给中国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借助“全球化”,中国将走向世界,实现新的经济腾飞。

  客观地说,中国当然需要世界范围的市场与资源。作为继美苏之后又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不具备当年他们那种依赖自身资源底蕴就能实现现代化的天然禀赋,因而必须在全世界范围搜罗自己需要的化石与矿物材料,而这种搜罗又不能走当年西方殖民掠夺的路子,而只能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因此,建立与全球各地紧密的贸易联系为中国所亟需,这一点,任何有基本战略理性的人都完全明白。

  但问题是,上述中国的这样一种战略亟需,并非注定依赖于“全球化”,甚至可以说,这种需求同“全球化”与否并不沾边。譬如,中国需要纳米比亚的石油,有“全球化”为背景,中国固然需要;没有全球化为背景,中国还是要去购买。而能不能买来,能买来多少,是贵是贱,完全取决于纳米比亚国内的局势状况,取决于中国同纳米比亚的双边关系,取决于中国与纳米比亚之间的海运是否安全通畅。由此推而广之,中国面向全球的一切市场与一切原材料贸易,都是国家关系框架下的产物,而没有任何一部分可以依附所谓的“全球化”而存在或存活。过去若干年里一些国家国内局势变化屡屡强烈冲击同中国的贸易关系的事实,就是很好的例证。这说明,一切所谓“全球化”保障贸易与经济联系的神话,统统都是子虚乌有。

  这就是说,不管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好,还是经济扩张也罢,都不用打着“全球化”的名义,用不着拿这个东西给自己披上合法公正的外衣。

  相反,在“全球化”的名义下,“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有了逻辑基础,“普世价值”因此披上了合法外衣,其结果必然是把简单的贸易问题复杂化,把单纯的经济问题政治化,从而令大多数国家失去话语权与战略自主权。所以,“全球化”不仅仅是一剂经济药方,更是蕴意深刻、包藏机关的政治药方,推出这剂药方的人,根本目的不是要给西方吃药,而是要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吃药,这其中充斥着危机与陷阱,对许多中小国家是这样,对中国这样发展崛起的大国也是这样,必须予以十分警惕才行。

  第二,不要指望通过“全球化”来重塑世界秩序,美国不会允许任何人做这样的事情,中国也不例外。

  还有人说,要塑造新的全球秩序,就必须经过经济“全球化”这一过程,这是终结美国霸权的难得机遇,既然美国特朗普甘愿放弃对这一进程的主导,中国就应该乘势而上、乘势而起。

  应该说,持这种想法的人比上述那种仅从经济意义来理解“全球化”的人高明一些,他们能跳出经济看问题,不那么急功近利,不为眼前的几个钱儿就蒙蔽眼睛,而着眼于终结人类的霸权统治,重塑全球政治与战略秩序,用意无疑很好,用心也可谓良苦。

  但是,笔者以为,这样的指望还是一种战略上的幼稚,其突出表现为严重地低估了美国。

  众所周知,现有的全球秩序是西方世界集体缔造而由美国来具体主导的一个秩序。冷战后一个时期,这一秩序与全球化发生了高度的耦合、谐振,于是,美国领导下的西方集团就乘势借助于“全球化”对他们的世界秩序加以强化、优化,比如北约东扩,“颜色革命”等。现在,美国想下课了,这是否意味着美国要放弃按照自己意图优化、强化其世界秩序的一贯行为了呢?

  回答显然是否定的。透过现象看本质,听其言而观其行,特朗普上台执政有一个时期了,目前为止已经充分展示他所治下美国的战略取向,那就是要进一步强化美国所主导下的全球秩序,而不允许任何人对此加以修正,甚至连一点点微小的修正都决不允许。

  这本来就是意料中的事情。美国放弃“全球化”,完全不等于放弃其全球核心地位,更不等于放弃其世界领导权。一些中国人之所以如此乐观,如此异想天开,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没有认清美国的真实面目,对美国的霸权本质不甚了解,从而对美国抱有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绮丽幻想,这是很长时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这一痼疾深深纠缠于中国的战略学界,以至于虽然屡屡在美国的实际行动事实面前碰壁,但总是痴心不改,总是一往情深地对美国苦恋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谁还指望通过“全球化”重塑全球战略秩序,无异于缘木求鱼。可以肯定地说,在世界范围内,绝不会出现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化”进程,进一步严峻地说,也不会出现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一体化”进程,这就意味着,即便中国满心想通过经贸手段或者以此为途径来塑造一个中国主导的区域新秩序,也不会得到美国的允许,特朗普如同过去奥巴马一样,将继续对中国进行战略“剥笋”,将毫不犹豫地、坚决地朝着把中国剥得身无寸缕、毫无饰物的目标挺近,从而让中国在战略上变得赤身裸体。

  正因为不想让中国成为战略上的孤家寡人,所以当今中国在全球各地极尽所能地网罗各种各样的“战略伙伴”,搞得“战略伙伴关系”满天飞。现如今又推出了一带一路战略,上述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看起来俨然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世界战略。

  这与过去迥然不同。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毛泽东时代,中国也在打造自己所需要的战略体系,所举的大旗是“世界革命”,战略切入点是支援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具体办法是武装革命,在全球范围内走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道路。显然,这条道路最后没能走通,但不容否认的是,通过这条道路所达到的战略效果却不容低估:一是那时的中国居然在全球各地培植发展了诸多战略代理人及应用工具,比如各国的共产党(马列)组织,第三世界国家的游击武装以及红色旅、赤色旅等;二是实施这一战略非但没有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反而推动中美关系抛开传统外交关系窠臼而一步飞跃到战略联系的水准,这就是著名的尼克松访华。尼克松访华事件强有力地证明,届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世界顶级的战略玩家。

  这一切都是在中国综合国力相当不足的背景下发生的。虽然国力有限,但那时中国指导者在战略上玩法高超,非常善于扬长避短、避实击虚,因而打出了极高水平的战略牌术。总的说来,那时中国也在塑造全球战略秩序,所奉行的仍然是传统的套路,即依靠“强力”,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之为暴力,这当然符合人类既往的经验。事实上,全球秩序历来靠强力来塑造,很多时候都是武力直接运用的结果。历史上中国某些王朝曾有“和亲”一策,但说到底也只是以实力为后盾的一种战略妥协。

  现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存在有目共睹、毋庸置疑,这一点比改开以前的中国强太多了。但是,现如今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存在,也许还差等很远,人们看到。,时至今日,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几乎没有任何战略代理人,几乎没有任何可支配可运用的战略工具,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战略同盟,唯一所能依赖就是经济贸易关系,就只能靠“人民币”开路,也就是说,如果依据传统观念来讲塑造全球秩序的话,如今的中国根本谈不起来。也许,现如今中国不想运用“强力”来造就自己的秩序体系,于是就只能另辟蹊径,力图走出一条前有未有的塑造秩序的新路,指望借 “全球化”的东风,举“命运共同体”的大旗,不是靠“强力”而是靠协商、沟通、合作、共赢这套时髦的东西来缔造一个全新的世界。

  如果从这个视角出发,当今中国如此热衷“全球化”这块招牌,对这个东西寄托这么多这么大的希望,可能也是不得已的无耐之举。既要走向世界,又不敢或不想触动别人的利益,特别是美国的利益,确实也只能这般折中或这般在夹缝中求进了,一些人可能就是据此指望得到美国的认同,或者放中国一马。

  最后,不能把全球化当成人类的必然与归宿,好像人类已经开启这一“最后斗争”似的,世界可预期的未来很可能并不是什么“共同体”,而将继续呈四分五裂状态。

  “全球化”究竟是客观的必然,还是主观人为所利用的招牌与工具,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核心问题。从基本的理论逻辑来说,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联系必然随着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而日趋密切,这一点确定无疑,这是一条基本的历史规律,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任何人都必须服从、或顺应历史规律,逆历史而动必遭历史巨轮的碾压。

  但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联系随着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而日趋密切的结果是否就必然导致“全球化”,这却是一个值得疑问的大问题。历史经验证明,联系密切的结果有多重可能性,即使我们不能排除“全球化”这样一种可能,但“全球化”充其量也只是多种可能性中的一个。在人类历史上,技术进步带来了时空的压缩,使人类各部分之间的交往与交换更密切更频繁,但由此带来的剧目却是悲喜参半,冲突与对抗由此而生,征伐与杀戮借机而起,人们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中国的老子学派才坚决主张“小国寡民”,明确反对“大一统”,而应该来一个“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一说法看起来似乎荒唐,但却实实在在反映了人们对“全球化”的一种拒斥,而这种拒斥是建立在诸多深切痛苦经验基础上的。站在这个角度上看,也许,从全人类的前途而言,理想的未来恰恰应该拒绝“全球化”——在密切联系的背景下拒绝“全球化”,这才是多数民族或种族的希望与未来之所在,对于这一点,相信那些已经被灭绝了人群种类在幽冥地下会深有同感。

  当今世界,与所谓“全球化”并行不悖还有另外两个现象、两种进程:一是恐怖主义向全球蔓延发展的进程,目前这一进程看不到有衰减或终结的迹象;一是外来民族与外来文化与本地民族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这一点突出表现在西方集团正在面对的移民问题,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是移民与本土之间冲突,其实质则是生存空间与文化价值的冲突,这是个无解的冲突,将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在深刻影响着欧洲与美国,注定要酿成巨大的事变。

  上述两个现象或两种进程客观存在,强有力地证明,甚嚣尘上的“全球化”根本“化”不掉人类社会各种根深蒂固的矛盾,或者换句话说,不管怎样的“全球化”,都对人类社会一些根本性的矛盾无能为力。

  事实上,当今世界的发展态势是,尽管各国、各民族在经济贸易方面的联系日趋密切,但与此同时,政治冲突与战略对立却更加严峻,很多地方已经到了激烈化、白热化的程度,甚至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伊朗与以色列之间是这样,南北朝鲜之间是这样,叙利亚与ISIS之间也是这样,“全球化”对此一概无能为力,根本无法依赖这个东西去塑造国家或集团之间的战略关系。

  具体到落实到中国,拜经济“全球化”之所赐,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已达到号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前程度,但这并没妨碍美国将中国定位成全球主要战略对手,并下决心要同中国在战略上一决雌雄、一较高低;中国同日本经贸关系十分密切,但这并不妨碍日本正发展成为中国地缘安全上的最危险的敌人;同印度也是这样,中印两国都在矢志于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但在地缘战略上两国之间的对立依然不时趋紧激化。凡此种种,无不有力证明,不管怎样的“全球化”,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之间的战略矛盾。这也就是说,想依赖“全球化”来重新塑造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无异于缘木求鱼。

  这样看来,所谓的“全球化”不过如同水上的浮萍,其实没有根基,只能在风雨中飘摇,当阳光和煦、顺风顺水的时候,“全球化”绚烂花开,并带动着各种区域“一体化”蒸蒸日上,而当风雨交加的时候,则雨打浮萍,飘零破散,景象就相当地凄然了。

  欧盟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曾几何时,欧洲“一体化”触手可及,成为“全球化”的样板和最强有力的诠释。但是现在,英国脱欧之举给了它最沉重的一击,今后能否自保维持,都成了严峻的问题,欧洲“一体化”已经蜕变成一场彻头彻尾的梦呓。

  其实,那些鼓噪“全球化”的西方政客们一直都在将“全球化”作为一种战略工具与政治手段来加以利用,他们借助这个招牌,披上这件外衣,在世界各地复制西方社会模式,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大搞“颜色革命”。可以说,没有“全球化”为理论铺垫,就没有“普世价值”的逻辑基础,因而“颜色革命”也就失去了政治合法性。正因为这样,所以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在亮明其反“全球化”立场的同时,也不得不表达同时放弃推行“颜色革命”的政治态度。至于“普世价值”,一定也要被他弃之如敝履。特朗普如此作为,已经足以诠释所谓“全球化”的最根本政治意义。

  当今的中国一直在热炒“全球化”,但与此同时,这样做人却难免陷入逻辑思维上相当严重的自我矛盾状态,他们一方面卖力鼓噪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又坚决主张各国政治多样化,否认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政治上的趋同化,从而造成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割裂与对立,逻辑上严重冲突;一方面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一方面又强调世界战略多极化发展,造成“共同体”与“多极化”之间的对立,逻辑上难以自洽。这表明,迄今为止中国的世界战略依然缺乏明晰的思路,很多时候都不免有玩弄华丽辞藻和自欺欺人之嫌。

  以上种种事实说明,“全球化”究竟是否成为人类的一个必然,这是很值得拷问的大问题,对此现在就下结论实在言之过早,也许,这个“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前途与方向,也不一定局势的出路与未来,至于将“全球化”当做最后的斗争,好像通过这道金桥就能走向人类大同,更是天方夜谭。从历史经验看,没有一场空前的全球性大乱,重塑世界秩序根本不可能。没有世界大乱就没有全球重塑,这是一条基本的战略经验。正因为这样,所以当年毛泽东主席才明确主张要天下大乱,并且将这种态势视为一种积极的发展,其道理盖源于此。现在,世界确实在变,每时每刻都在变,但如果因此就判定全球秩序正在重建的过程中,未免言之过早。总体而言,世界目前的历史阶段仍然处于渐变时期,而远未到突变的时刻。现在就大肆鼓噪“全球化”,好像人类正在实现“全球化”,无非就是梦幻泡影。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理由与根据,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全球化”在可期的历史时期内还无法“化”成,这条路短时期内还难以走通,这样一个所谓的“全球化”无法领导,也不可能加以领导。过去,美国及西方集团不过是假此之名而行霸权之实罢了。现在,他们放弃了这一手法,表现面上给人以放弃“全球化”领导地位的印象,然后忽悠中国,好像顺理成章地也轮到了中国出场,弄得一些中国浑然以为美国失其鹿,中国可逐之矣,这是一个危险的诱惑与陷阱。

  既然这样,有人不免要去问,这样说来,蒸蒸日上正在复兴崛起的中国难道就不可以走向世界,充当世界战略舞台上的一个领导者吗?

  我们说,中国走向世界天经地义,争当世界战略舞台上的领导者也天经地义,但不必借“全球化”这具已经被西方所抛弃的丑陋驱壳。中国理应是全球的领导,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有塑造全球秩序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这也是中国所天然具有的大国权力。事实上,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候,中国都是以世界领导的面目出现的,只不过那时的世界有大有小而已,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民有天然的大国情怀与雄心,这是民族的基因,这一点毋庸讳言。但核心与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应该去领导谁,或者换句话说,崛起复兴的中国准备去当谁的领导?

  中国能当西方世界或西方集团的领导吗?

  回答是不能,西方集团不可能成为中国的领导对象,过去不是,现在不是,今后也不是。可以说,如果中国想领导西方,将永远没有指望。对待这个集团,中国所能做的战略选项就是超越,就是打倒——超越其全球地位,打倒其全球霸权,舍此之外别无他途。

  为此,中国就必须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着力弥补自身的许多短板。事实上,相比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今日中国所拥有的优势无可比拟;但面对整个西方集团,中国的确又存在诸多显而易见的战略短板,正是因为存在这些严重的短板,所以在他们的战略压迫面前,中国自身核心战略利益迄今为止还不能卓有成效地加以捍卫,每每在关键时刻或紧要关头,不得不吞掉屈辱的苦果,比如台湾问题等。

  中国所应领导和加以利用的,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及西方集团的异己力量。只有他们才能够被中国所领导,也愿意为中国所领导。中国只有领导并发展他们的力量,才能有效地重塑全球秩序与地区秩序,才能在同西方世界的博弈或较量时候拥有坚实的战略基础。

  当第三世界及西方异己力量的领导,就需要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新的战略体系,就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一些中国人融入西方并成为其中一员的幻想,“改开”以来极力向西方靠拢的对外关系取向就要做根本性的修正,就不必借尸还魂地打“全球化”的招牌,更不能把“一带一路”套上中国式“全球化”的外衣。历史并未赋予中国以“全球化”的使命,切不可见猎心喜而飘飘然不知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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