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冷战的世界图景
文化冷战中的“文化”，不仅是一种软实力，而恰恰是冷战政治的前沿，它代表着在文化层面上重建世界秩序的努力。冷战是“伟大的翻译运动”产生的基础，所以有必要先勾勒文化冷战的世界图景。
在西方世界，美国的中情局和英国的军情六处是站在文化冷战背后的主要力量。今天的学者们已经知道，中情局资助了1950年成立的文化自由议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这是一个公开组织，是西方推行冷战政策的“脸面”机构。1966年，文化自由议会的金主被《纽约时报》曝光，舆论哗然，这个组织更名为国际文化自由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ultural Freedom)，一直持续运作到1979年。
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人物，首先是众所周知的冷战规划师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曾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后来在美国国务院任高级职位。查尔斯·波伦(Charles E. Bohlen)是接替乔治·凯南的美国驻苏联大使，这两人的俄语都很好。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也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他的著作被广泛译介正是中情局文化冷战的成果。尼古拉斯·纳博科夫(Nicolas Nabokov)，是著名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洛丽塔》)的表弟，担任文化自由议会的秘书长，他是出身俄国的作曲家，结识很多文化界名流，五六十年代在欧洲策划了许多音乐会、文化节、艺术展。梅尔文·拉斯基(Melvin J. Lasky)，是欧洲著名杂志《Encounter》的主编，这份杂志在他接手之后，专门面向东欧以及西欧的精英知识分子。刘禾的同事、著名的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大分裂之后》一书安德里亚斯·胡伊森(Andreas Huyssen)曾向她介绍，在他的成长时代，《Encounter》及其它推动的艺术和文学形式如何给战后欧洲的一代人提供了养料。
中情局资助的现代主义艺术，最成功的是纽约画派，即抽象表现主义画派，它不仅打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化品味，而且打击巴黎在艺术领域的统治地位。战后巴黎衰弱，纽约艺术崛起，画廊林立，诸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机构的繁荣，让纽约取代巴黎成为艺术的“首都”。现代主义艺术、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并非自然而然的历史结果，而是人为推动的。中情局对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经典化的推动，譬如 T.S.艾略特等，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至今主导着当今欧美英文系研究和教学使用的经典现代主义教材，而它当年排斥的左翼作家大都被人遗忘。
此外，中情局还资助了一大批文学刊物、文化刊物和丛书，比如尼日利亚的《Black Orpheus》，几乎统治了非洲独立后文化精英的品味，再如印度的《China Report》统治了印度人对于中国的了解，还有英国的《The China Quarterly》，后来转为纯粹的学术刊物，但当年也接受中情局的资助。文化自由议会资助的出版物名单还很长，罗列如下：巴黎出版拉丁美洲发行的《Cuadernos del Congreso por la Libertad de la Cultura》、英国的《Encounter》、墨西哥的《Examen》、奥地利的《Forum》、黎巴嫩的《Hiwar》、印度尼西亚的《Horison》、阿根廷的《Informes de China》、日本的《Jiyu》、瑞典的《Kulturkontakt》、英国的《Minerva》、德国的《Der Monat》、拉丁美洲的《Mundo Nuevo》、丹麦的《Perspektiv》、法国的《Preuves》、澳大利亚的《Quadrant》、印度的《Quest》、韩国的《Sasangge》、菲律宾的《Solidarity》、意大利的《Tempo Presente》、乌干达的《Transition Magazine》，等等。
已解密的绝密文件(Top Secret PPS No.23 on February 24, 1948, the State Department)揭示乔治·凯南如何勾画战后的冷战世界秩序:
“我们占有世界财富的50%，却只占有人口的6.3%，这种不平等在我们和亚洲人民之间尤其尖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避免成为嫉妒和不满的对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真正的任务是设计一种关系模式，能够让我们保持这种不平等的状态，同时不影响我们的国家安全。”
刘禾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回望美国如何长期地、有步骤地推行凯南的规划，看来的确成绩不菲的。假如我们不仅仅对比今天中美GDP增长速度，不纠缠于贸易逆差，不沉溺于企业家的所谓个人身价，而认真比较当今世界的财富分布与人口的比例，那么根据每年一度发布权威“Allianz 全球财富报告”(Allianz Global Wealth Report)，直到2015年，美国占世界人口大约 5%，但仍然持有44%的财富。刘禾说，这个结局和美国的战后地缘政治布局是密不可分的，而未来的世界和平依然维系在这个比例的变化之中。
凯南的远东绝密规划中不提对抗共产主义，不讲意识形态，而是地道的地缘政治，讲资源、讲财富的分布和国家安全。乔治·凯南接着谈到，美国人不要和远东讨论那些含糊的、不切实际的目标，而要意识到，美国与远东的主要关系是军事和经济，应该专注于那些能够完全控制或信赖的地区，也就是将日本和菲律宾作为太平洋安全体系的基石。这是美国战后出台的官方的对未来世界的规划，这个规划的目的是保证东方人民仍然在“嫉恨美国人民”，但不能因为嫉恨而跟美国打仗。乔治·凯南这里主要的不满是针对联合国的，1948年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而乔治·凯南反对人权这种抽象的普遍主义原则。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ECOSOC)成立于1945年，在1946年组织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委员会，并于1948年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这个道德宣言。《世界人权宣言》包括18个成员国，如果说之前人权是西方的概念，1948年以后就不是了。起草委员会中有几个核心成员国，起草委员包括主席罗斯福夫人、副主席张彭春、黎巴嫩哲学家查尔斯·哈比·马利克(Charles Habib Malik)、加拿大法学理论家约翰·汉弗莱(John P. Humphrey)、法国代表勒内·卡森(René Cassin)和菲律宾代表卡洛斯·罗慕洛(Carlos Romulo)。
其中马利克和罗慕洛后来成为万隆会议的关键人物。马利克是爱德华·萨义德的舅父，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学位，并出任黎巴嫩驻美大使。他本人出身于黎巴嫩基督教家庭，认为人权原则应该建立在阿奎那的基督教传统之上，在起草委员会中与中国代表张彭春(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有诸多争论。所以，此人虽然出身第三世界，却是坚决捍卫西方的，他后来在巴以冲突里面发挥着一些负面作用，至今仍是极具争议的人物。
从绝密文件中，可以看到乔治·凯南认为联合国的人权宣言是一个碍事的东西，但美国政府并没有放弃渗透联合国的人权工作，我们下面将会看到。
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会场内景。 新华社 资料图
万隆会议与亚非作家联盟
万隆会议没有邀请美国，但在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主导下成立了“万隆会议工作组”，用以渗透万隆会议。美国国务卿向黎巴嫩和菲律宾施压，要求查尔斯·马利克作为黎巴嫩代表，卡洛斯·罗慕洛作为菲律宾代表参加万隆会议，让他们去万隆会议推广人权原则。虽然乔治·凯南认为人权是空话，但既然第三世界人民喜欢说空话，就把人权原则输出给他们。美国国务卿还渗透了包括日本、巴基斯坦在内的其他国家代表团。亚非人民当时面临的是这样一个文化冷战推广网络的封锁。
1955年《万隆会议公报》(《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由七项内容组成，亚非国家文化合作被放在第二项的显要位置，而第三项就是人权与自决，人权写进《公报》背后有一系列斗争。但今天的重点是文化联合。
《万隆会议公报》第二项强调：“在过去若干个世纪中，亚洲和非洲国家之间的文化接触中断了。亚非各国人民现在都怀着一种热诚真挚的愿望，在现代世界的范围内恢复他们久远的文化接触和发展新的文化接触。” 那么如何重建因殖民历史而中断的文化合作呢?《公报》认为，努力应当导向：“(一)取得对于彼此国家的认识;(二)彼此文化交流;(三)交换情报。”由此形成了刘禾称之为“万隆会议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涵是亚非作家联合起来反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促进亚非(以及拉丁美洲)文学和艺术发展，进行多边的翻译和出版。
1957年底到1958年初，亚非人民团结组织(The Afro-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Organization)第一次会议在埃及开罗召开。1958年10月，第一届亚非作家大会(The First Afro-Asian Writer’s Conference)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召开，中国派出了包括茅盾、丁玲、周扬在内的近二十人代表团参会。大会还成立了亚非作家永久办公署，后来这个办公署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而与中国分道扬镳，这是后话。
塔什干会议后，亚非作家开始频繁接触，部分作家在战前就有联系，但是是通过共产国际。加纳作家萨瑟兰(Efua Theodora Sutherland)在演讲中说：
“这是人类被打散的灵魂重新聚合为一的一步。”“我们要寻找实际的途径，加强我们的文化联系。有必要向我们的大陆提供我们最好的文学贡献。我们有必要了解亚非作家的作品，与这些作品代表的更广大世界保持联系，而这些迄今为止在我们的国家并没有供应。”
在此之前，亚非作家只能通过欧美为中介了解彼此，是被“中断”、“打散“的，加上中情局和军情六处的文化冷战推广网络，严重阻碍了亚非作家之间的联系。那么，他们是怎么突破文化冷战的壁垒的?
一场伟大的翻译运动
1968年，《Lotus：Afro-Asian Writings》杂志创刊，面向亚非国家以阿拉伯语、法语、英语三语发行，并设立颁发给亚非杰出诗人和作家的Lotus奖，获奖作家包括尼日利亚的奇努阿·阿切贝(Chinua Achebe)、巴勒斯坦诗人达维什(Mahmoud Darwish)、塞内加尔的乌斯曼·塞姆班(Ousmane Sembene)等人。这个奖没有颁给过中国人，因为后来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向他们靠近，中国与亚非作家联盟的关系破裂了。
如今，奇努阿·阿切贝是尼日利亚乃至非洲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作为Anglophone(非英美的英语母语写作)作家进入后殖民文学的经典，然而西方人大都不知道他曾获Lotus奖——一个与后殖民文学完全不同的亚非文学谱系。此外，还有很多作家被纳入后殖民文学体系，虽然这些作家最初都在亚非作家体系内首先被亚非作家所承认，后来才被西方发现。
在九十年代之前，Anglophone、Francophone(非法国的法语母语写作)还未成型，而且它们至今仍处于英文系、法语系的边缘。英法帝国在“二战”后丢失了大量殖民地，却试图在英文系和法文系进行重组帝国，并且仍将前帝国殖民地文学放在体系的边缘。例如《黑皮肤，白面具》的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就被归入Francophone的序列。
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 资料图
我们利用Google Books对战后出版物进行词频分析，在20世纪60年代盛极一时的“Afro-Asian writers”在冷战结束后急剧下降，而“Anglophone writers”、“Francophone writers”迅速上升，越来越少人提起“亚非作家”。Anglophone、Francophone抹掉了亚非作家联盟的那段历史，20世纪伟大的翻译运动开始遭遇集体失忆症。
1963年的《世界文学》，讲座现场图
在中国方面，塔什干会议后到1964年，中国译介了大量亚非文学作品。1959年初，《译文》改名为《世界文学》。以1963年第2期为例，《世界文学》就翻译了奇努阿·阿切贝的1958年作品《瓦解》(Things Fall Apart)中的部分章节，在西方人完全不知道他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译介他的作品。1964年10月，《世界文学》出版了“非洲文学与美国黑人文学”特刊。据统计，1959-1962年期间，《世界文学》杂志翻译出版了380种亚非作家的诗文。不光是《世界文学》，当时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单行本的诗集，包括几内亚、印度尼西亚、日本、朝鲜、黎巴嫩、蒙古、莫桑比克、苏丹、越南、安哥拉、摩洛哥、加纳等等。
除了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和批评也被译介。例如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被翻译到其他国家。印度尼西亚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Ananta Toer)介绍、翻译、出版鲁迅、丁玲、茅盾等作家作品，曾多次访问中国，被毛泽东的文艺理论说服，回国后开始“体验生活”，认为没有生活的作家什么都写不出来，并羡慕中国的作协体制。《想象的共同体》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语言和权力》(Language and Power)一书中写道：“普拉姆迪亚教会了我如何将文学形式和政治想象力结合起来。”而这些是中国作家教给普拉姆迪亚的。
1962年，第二届亚非作家大会印度代表团领导马尔科·拉杰·阿南德(Mulk Raj Anand)说：
【“我们的文学和艺术，是创造新‘人’的概念的武器——被压制的、被剥削的、被侮辱的亚非人民起来，与其他人成为手足，享受自由、平等和正义，成为真正的人。”】
最后，刘禾以弗朗兹·法农1961年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的话作结，法农说：
【“为了欧洲，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人类，同志们，我们必须翻开新的一页。我们必须更新观念，创造新人类。”】
亚非文学的目标，不是模仿现实，也不是中情局推崇的现代主义品味，而是创造新人。就像20世纪50年代很多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所强调的，文学介入生活， 那时候文学的野心很大，目标不是成就大作家，而是创造新社会。怎样创造新社会?那就是要创造新人。这不光是中国，也是“二战”后第三世界作家的期望。世界是可以改变的，人也是可以改变的。(本文经刘禾教授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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