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左翼“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及趋势
：董新春（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出处：《国外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第11-16页
文化马克思主义是指从文化视角诠释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西方政治思潮。在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发展史上，它具有双重内涵。狭义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早期新左派，①广义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则是由卢卡奇开创、法兰克福学派发展、致力于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其影响延续至今的左翼思潮。本文以后者为研究对象。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结合多元化和主体性不断增强的时代特点，试图寻找一条从文化和意识形态视角反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路。客观地说，他们的努力对挖掘、发展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弥补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批判的缺失起到过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步履随着新自由主义登上历史舞台而日渐蹒跚。尤其是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千疮百孔却“奇怪不死”的新自由主义，②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与困境也不断暴露与突显，对它的反思成了所有不满现状、仍致力于资本主义批判的西方左翼学者绕不开的话题。
一、当前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困局
自20世纪初以来，西方学术界始终流淌着一条文化研究的暗流。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致力于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豪情壮志不同，70年代末以降的文化研究弥漫着反思“文化马克思主义”前途命运时的迷茫与叹息。如果说以撒切尔夫人、里根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登上西方政治舞台标志着以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为主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式走向衰落，③那么21世纪金融危机中整个西方左翼的无能为力使这一衰落变得更为直白与暴露。
马尔库塞的学生保罗·戈特弗里德以欧洲左派为例指认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在他看来，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及整个欧洲左派无论怎样都无法再证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了。与资本主义秩序和解的“第三条道路”取代了以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激进革命情怀，致力于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文化马克思主义”退化为一种为资本主义疗伤治病的“社会病理学”研究。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兴起的后马克思主义，因多元主义、人权等研究主题与资本主义结成亦敌亦友的关系，化身为多元文化主义的贴身女仆。④美国学者大卫·莱布曼甚至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淡忘肩上的历史重任、最终加入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队伍的奇怪现象。⑤
尽管西方左翼的衰落已成不容否定的事实，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及整个左翼学者质疑批判资本主义的热情丝毫未减。加拿大学者娜奥米·克莱恩从生态安全视角指出资本主义及新自由主义追求个人私利的市场逻辑应当对气候变化和生态危机负责。⑥晚期马克思主义者戴维·哈维通过分析资本积累中的17个矛盾，得出用“世俗的革命的人道主义”唤醒全球大众、借助日常生活斗争“革新”资本主义的结论。⑦《自由尚未实现》的、美国杜克大学的苏林反对阿多诺等人从异化视角批判资本主义的思路，充分肯定马克思所说的剥削事实，并试图以此为入口研究资本主义积累的新手段。⑧还有学者从当代网络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特点出发，勾画出在大数据的驱动下有可能出现创意、情感等极具主观化的东西被进一步金钱化，贫富悬殊和人的商品化程度更为严重的悲观景象。⑨
面对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愈演愈烈，西方左翼学者普遍将之归因于自由主义及其当代形态——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的泛滥。作为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有力批判者，马克思主义自然而然地再次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不应为过去苏联共产主义的错误承担责任，正如耶稣不应为宗教法庭承担责任。⑩加拿大学者罗伯特·威尔指出，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化腐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在复归，它聚焦未来社会中人的自由，关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如何可能。(11)在2013年的英国皇家地理协会会议上，学者们对当下越来越多的人被马克思主义吸引的现象进行了探讨，宣称“我们现在都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一个人即使不是共产主义者，也同样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金融危机后世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并深感不公。(12)
为了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改造资本主义，卢卡奇开创的、蔓延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始终、以文化批判为特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学者直接称之为“文化马克思主义”)成为整个西方左翼突出重围的切入点。(13)
二、对文化马克思主义困局成因的探讨
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意识到，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走向迷茫的重要原因在于他们过于强调文化批判而扔掉了马克思至关重要的经济批判武器，因此面对金融危机后千夫所指、但霸权仍不断扩张的新自由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及整个西方左翼始终束手无策。(14)目前，他们对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理路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文化批判仍被一些学者寄予厚望。在格兰·瑟布恩看来，当前的文化批判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发达资本主义吸收并转化为女性主义、同性婚姻等新社会运动。大众与其说是反对资本主义，不如说是希望规范与约束资本主义，因而未来资本主义批判的希望理应寄托于以平等为指向的新中产阶级，他们的勤奋、自立、理性和公正等价值追求必将有助于拓宽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大门。(15)艾米莉·比可顿看到网络大潮中暗藏的巨大社会经济力量，希望通过发挥网络的文化政治功能将那些与网络密切接触的年轻“文化工人”调动起来，重举文化批判大旗。(16)
另一方面，更多学者对单纯文化批判能否承担社会历史批判的重担持悲观态度。戈特弗里德对文化马克思主义成因的分析让人们看到文化批判理路的先天缺陷。他指出，从组成人员来看，那些自称“新马克思主义”的人最初或是因为厌恶基督教中产阶级文明，或是受当时苏联社会主义的虚假美化所迷惑，再或是出于躲避法西斯主义的需要而加入本国共产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他们极少出于维护工人阶级利益而赞同共产主义，也没有人真正追求和信仰“科学社会主义”。(17)从理论来源上看，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青年马克思固然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但美国文化对其思想的影响更为重大。二战前后，欧洲思想界经历了两次美国化的过程。第一次是社会研究所整体搬迁到美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对象和思路发生了根本转型;第二次是战后美国消费文化的涌入使欧洲思想界彻底丧失了独立性。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哈贝马斯逐渐向主流自由主义靠拢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美国化的结果。最后，从其理论源头来看，作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先驱的卢卡奇就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而是用黑格尔主义“注释”马克思主义。在他的误导下，其后的法兰克福学派逐渐抛弃了马克思的经济批判武器，抬高个人、意识和文化的作用，越来越偏执于单一的文化批判。(18)
美国俄勒冈大学的约瑟夫·弗拉契亚对卢卡奇思想的分析使人们更进一步认清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源性错误。在他看来，卢卡奇是戴着两副有色眼镜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他对物化现象的黑格尔主义分析，把自己重新拉进纯粹概念式推演的西方知识传统；受韦伯工具理性主义的影响，卢卡奇又只关注生产关系、特别是工人和机器的关系而忽视马克思的生产力、劳动和剩余价值等客观性概念。结果，他无意中开启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统”——将思想异化批判与政治斗争这对原本密不可分的范畴割裂开来。文化批判变成纯粹的思想活动，政治批判则变形为另类的政治辩护。(19)
如果说上述观点只是针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失误本身的探讨，那么，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的阿兰·弗里曼通过梳理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史，发现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经济批判武器的抛弃不是无意之举，而是有意为之。社会研究所主管，特别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出于害怕吓跑赞助商的考虑，对霍克海默的学生——格罗斯曼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有意阻挠。从某种角度说，他们的阻挠是成功的，因为对马克思经济批判维度的长期轻视最终导致一种“没有经济学的马克思”的荒谬现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长期被边缘化。(20)虽然之后也出现了保罗·斯威齐、欧内斯特·曼德尔、戴维·哈维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但这些是断续、零散的。因此，当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疯狂肆虐、世界性不平等持续增长等问题日益突显时，新自由主义虽屡遭批判，但其霸权仍不断扩张，关键就在于文化马克思主义没有发展出成熟、连续一致的经济学理论与之相抗衡，因而不得不向自由主义缴械投降。(21)
实际上，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重大失误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被人察觉。1978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大卫·麦克格里格在对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作书评时就指出，60年代末的西方左翼学生运动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他们既没有政治理论可以批判西方发达国家广受欢迎的代议制政府，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学理论可以挑战国际资本主义，连安德森本人都几乎绝望地承认阿多诺、阿尔都塞等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趋于死亡，因而得出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理论研究上做得更多的结论。(22)
然而，一种理论的衰落绝非理论本身所能解释。20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是探讨文化马克思主义“兴衰”不可忽视的时代背景。在苏林看来，60年代之前的法兰克福学派还处于消费异化日益严重、但“非商品化”世界毕竟仍存在的时代，因而他们强调通过文化批判启迪大众。但是，当下的资本主义已经找不到任何“非商品化”的领域，文化已经沦为商品，文化批判因而失去存在的土壤、走向衰落也就是迟早的事。在他看来，只有继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并将其放在资本主义批判的首要位置，才有可能使文化马克思主义走出困境。(23)与苏林观点不同的是，安德森从全球资本主义化的视角把文化批判失效的原因归结为“世界的美国化”。在他看来，全球化的基因密码——市场逻辑和大众消费——打击和消灭着一切可能出现的对手。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使其政治和文化影响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将持续占据统治地位。这是一种真正的“经济决定论”，任何形式的文化批判都很难不掉进空谈绝望的怪圈。(24)从这两位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西方左翼走出困境的理论诉求、资本主义批判的现实需求正迫使人们跳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狭隘文化批判视野，呼唤一种与之相异的、更为宽广的经济批判思路的彰显与壮大。
三、西方左翼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趋势
总的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上台，以资本主义文化批判为特征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已开始走下坡路。然而，历史总是充满着偶然与奇迹。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在批判新自由主义导致世界性贫富悬殊日益加剧等弊端的过程中，西方左翼学界再一次出现了社会科学的“文化复归”现象，(25)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与修正被视为走出困境、绝地反击的有效路径。可以肯定的是，尽管文化马克思主义在当下出现了一些危机，但它不会因此走向终结，“文化”仍将在较长时间、以更为多样的形式成为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武器。当然，它不可能再拥有以往的优势地位，因为从经济、社会和历史等视角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正以不可小觑的势头发展壮大。它们必将与蔓延近一个世纪的文化批判理路形成交融之势，推动资本主义批判走向深入。
在批判主体上，西方左翼将继续高举文化马克思主义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张扬个人主体性和价值性的思想传统，同时又强调集体的重要性。(26)
在批判主题上，肯定“差异”和“多样”、指出“相互认知”基础上的多元文化政治将成为西方左翼的主流。(27)鉴于欧美社会日益严重的种族、民族、生态、安全等问题，如何处理多元文化的关系，将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戈特弗里德甚至认为，在革命激情逐渐消退、欧洲左派试图寻找与资本主义和解的背景下，留给西方左派的也仅仅剩下了多元主义理想。(28)
在批判路径上，鉴于20世纪苏联和西方两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分别囿于宏观和微观视角的弊端，未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坚持现实日常生活斗争与宏观资本主义批判相结合。除哈维寄希望于“革命的人道主义”以唤醒全球大众之外，詹姆逊也强调重新诠释阶级意识以发挥其功能(29);弗拉契亚主张放弃卢卡奇开创的以思辨为特征的“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关注现实政治斗争的“民主的”马克思主义;(30)英国德蒙福特大学的戴维斯则主张利用互联网进行日常生活斗争，并将这种微观斗争与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系统改造的宏观斗争结合起来。(31)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以往单一文化批判的失误，一些西方左翼学者近年来加强了对经济与文化、经济与历史、经济与社会等关系问题的探讨。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堪称典范。他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性研究，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造成全球性不平等持续增长的历史事实。虽然他并不同意马克思的“无限积累”原则，认为马克思忽视了技术进步及其对不平等增长产生的消极影响，但他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判无疑将引发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新关注与研究。(32)
与皮凯蒂将经济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思路不同，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着手对经济与文化关系的探讨。奥地利经济学家斯多尔在《理解市场文化》一书中提出反对文化与经济相对立的观点，强调文化从某种角度上说就是经济。因而，经济学家必须研究文化，发展出一种“文化经济学”。在他看来，只有把文化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结合起来，才可能通过文化驯服市场、使经济学家和经济活动主体做出真正理性的选择。(33)德国经济学家尼尔斯反对新自由主义将经济活动孤立起来的观点，致力于经济学“文化路径”的研究。他认为，人不同于动物之处就在于文化。只有在文化中才能真正形成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和经济伦理。(34)另一位德国经济学家兹维纳特也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盲点是显而易见的，它忽视了经济和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相互关系。在全球化的新历史背景中，这种单纯强调经济结果的做法正在给人类带来日益严重的代际威胁和巨大的社会风险。唯有进行“经济文化转型研究”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这一危害。(35)与马克思从经济和文化双重维度进行资本主义批判的思路相比，(36)西方左翼学者对经济与文化关系的探讨是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双重批判理论的复归，因而必将对深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全球化背景中新自由主义弊端的不断暴露，以反思批判文化马克思主义为突破口的整个西方左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不断走向多元与深入。经济与文化关系等主题的探讨。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学批判的再关注，拓展了资本主义批判的广度和深度。纵观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起伏兴衰，可以这样说，虽然单纯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片面但深刻”的发展，也为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启迪。在未来的理论研究中，文化马克思主义及整个西方左翼只有深入马克思的理论精髓，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在的浓浓人文情怀，很好地将文化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客观经济批判相结合，才有可能真正走出当下的困境。对于我国学者而言，梳理文化马克思主义世纪兴衰的意义，在于通过查找其理论失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挖掘和发展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双重批判理论，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
注释：
①Dennis Dworkin,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1.
②Colin Crouch,The Strange Non-death of Neoliber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2011,p.viii.
③Peter Beilharz,The Decline of Western Marxism:Trotsky,Gramsci,Althusser,Thesis Eleven,Vol.75,2003,p.126.
④Paul Gottfried,The Strange Death of Marxism:The European Left in the New Millennium,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5,pp.3-9,p.128.
⑤David Laibman,The Western Left,the Soviet Union,and Marxism,Science & Society,Vol.73,2009,p.549.
⑥Naomi Klein,This Changes Everything:Capitalism vs.the Climate,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4,p.19.
⑦David Harvey,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London:Profile Books LTD,2014,p.286.
⑧Kenneth Surin & Shi Yanlin,Western Marxism in the Post-financial Crisis Era:An Interview with Kenneth Surin,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Vol.4,No.1,2014,p.2.
⑨Evgent Morozov,Socialize the Data Centres,New Left Review,Vol.91,2015,p.65.
⑩Terry Eagleton,In Praise of Marx,Proquest,Vol.8,2015,p.1.
(11)Robert Ware,Marx for Today,Philosophy in Review,Vol.5,2013,p.396.
(12)http://www.intelligencesquared.com/events/karl-marx/2013-04-17.
(13)近几年，国外YouTube视频网站上以反思“文化马克思主义”为主题的视频屡见不鲜。仅2013年就有Melanie Phillips,UK is Dying from“Cultural Marxism”,http://www.sunnewsnetwork.ca; Who Stole Our Culture? http://www.wnd.com/news/article.asp; How a Handful of Marxist Jews Turned Western and U.S.Culture Upside Down,http://www.davidduke.com/general; Why Are We in Decline:Cultural Marxism,https://m.youtube.com/watch?v=Vggfao85vTs，等等。
(14)Jonathan Davies,Just Do It Differently? Everyday Making,Marxism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Neoliberalism,in Sarah Ayres(ed.),Rethinking Policy and Politics,Bristol:Policy Press,2014,p.49.
(15)Goran Therborn,New Masses? New Left Review,Vol.85,2014,p.16.
(16)Emille Bickerton,Culture after Google,New Left Review,Vol.92,2015,p.154.
(17)Paul Gottfried,The Strange Death of Marxism:The European Left in the New Millennium,2005,p.35,p.60.
(18)Paul Gottfried,The Strange Death of Marxism:The European Left in the New Millennium,2005,p.35,p.60.
(19)Joseph Fracchia,The Philosophical Leninism and Eastern “Western Marxism” of Georg Lukacs,Historical Materialism,Vol.21,2013,p.88.
(20)Alan Freeman,Marxism without Marx:A Note towards a Critique,Capital & Class,Vol.34,2010,p.87.
(21)Joachim Zweynert,Economic Culture and Transition,Intereconomics,Vol.182,2006,p.182.
(22)David Macgregor,The End of Western Marxism,Contemporary Sociology,Vol.7,1978,p.143.
(23)Kenneth Surin & Shi Yanlin,Western Marxism in the Post-financial Crisis Era:An Interview with Kenneth Surin,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Vol.4,2014,p.8.
(24)Perry Anderson,Imperium,New Left Review,Vol.83,2013,p.160.
(25)Heiko Schuβ,The Economic Culture of Turkey,Intereconomics,July/August,2006,p.194
(26)Sven Lutticken,Cultural Revolution from Punk to the New Provotariat,New Left Review,Vol.87,2014,p.131.
(27)Alexej Ulbricht,Multicultural Immunization:Liberalism and Esposito,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5,p.12.
(28)Paul Gottfried,The Strange Death of Marxism:The European Left in the New Millennium,2005,p.90.
(29)Fredric Jameson,Sartre's Actuality,New Left Review,Vol.88,2014,p.119.
(30)Joseph Fracchia,The Philosophical Leninism and Eastern “Western Marxism” of Georg Lukacs,Historical Materialism,Vol.21,2013,p.90.
(31)Jonathan Davies,Just Do It Differently? Everyday Making,Marxism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Neoliberalism,in Sarah Ayres(ed.),Rethinking Policy and Politics,Bristol:Policy Press,2014,p.49.
(32)[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9～10页。
(33)Virgil Henry Storr,Why Culture Is Economics?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Vol.27,2014,p.502.
(34)Nils Goldschmidt,A Cultural Approach to Economics,Intereconomics,July/August,2006,p.182.
(35)Joachim Zweynert,Economic Culture and Transition,Intereconomics,July/August,2006,p.185.
(36)唐正东：《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视角及学术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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