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贝卡·戈尔顿 魏文编译
存在某种东西在道德上相当于战争吗？
汤姆·恩格尔哈特的序言
尽管从2001年起，当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发动一场没完没了的“全球的战争”的时候，那并不是反对基地组织，而是针对一种现象，也许是针对一种感觉(恐怖)，反对有可能制造恐怖的人。美国真正的军事冲突已经变成了某种更为可比喻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冲突已经开始被人们看到，离我们的边界和我们的生活是那么遥远(除非读者是这个国家武装部队的一个成员或是某个在军队服役的志愿者的家属)，这是非常接近神奇的事情……在我们的国家最近几周有谁知道美国武装部队的人员再次踏上也门的土地，或是五角大楼考虑它的无人机损失，落在菲律宾吉哈德主义者的手里，或是落在索马里人的手里。或是在叙利亚的城市大量平民继续死亡是美国空军攻击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没有任何人能够回答。
在那些遥远的土地上美国的争斗不可能是更现实的;即使这样，在美国大部分它已经被唯一的幻想所取代：伊斯兰恐怖主义。美国人面对来自这些恐怖分子之手的实际危险更小了，并不那么重要了。他们引起的恐惧(以及需要感到从他们那里“得救”)多年来充斥电视屏幕和美国人的头脑，这帮助为我们的国家安全状态提供资金，达到了在其他时代在人们的想象中感到震惊的水平，扫平了选举一个真正少见甚至是诡异的总统的道路。
让我们这样想：在华盛顿忙于整体的灾难和在整个大中东冲突日益扩散的同时，这个国家的居民已经被最奇怪的战争狂热所困扰;令人泄气的军事化幻的想焦点在于我们可能进行的破坏，这已经以危险和瘫痪的方式扭曲了我们对世界的视角。雷贝卡·戈尔顿从很久以前就在写关于美国“没完没了的战争”和伴随着这些战争的幻想，当战争的发生和变成只是一件事情的时候，应对军事化的幻想入侵和占领日常生活会发生什么事情进行思考。
当整个世界是一场战争……所有的妇女和男子只不过是士兵的时候
从2001年9月11日起，美国一直在进行一场“反对恐怖的战争”。美国的大批士兵被部署在遥远的地方;非常残酷地使用了集束炸弹和白磷弹;发射了真实的巡航导弹;投下了第一个MOAB炸弹，它是美国武器库中非核爆炸威力最大的炸弹;现实存在的城市已经变成瓦砾。为了报复2977个美国平民的死亡，在战争中现实的人们—他们中的数百万人—已经死亡，更多的数百万人变成了难民。但是这难道是一场反对恐怖的战争吗?……或只是一个比喻。
在一场真实的战争中，国家和非国家有组织的角色中一些人面对另一些人。一场比喻的战争类似于一场真实的战争—在所有这一切之后，这是一种比喻，一种说话的方式，一件事情类似某种不同的东西—但是敌人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伊斯兰吉哈德主义者的一个团体。而是另外的类型的威胁：一种邪恶，一个社会问题—在“反对恐怖的战争”的情况下，这或是一种感情。
必须承认既然比喻的战争以一种令人吃惊的方式屠杀真实的人，这完全是一种现实，如果说“反对恐怖的战争”是否是现实的也许没有重要性。比如我们考虑美国进行的“反对毒品的战争”。在墨西哥这场战争由美国提供武器，在战争中使用美国的无人机，战争的推进得到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援助，这已经意味着数万人的死亡。美国国会调查服务机构的一份报告估计，从2007年至2016年在墨西哥有组织犯罪已经造成8万人死亡。在战争中使用的武器大部分来自美国，重要的是大规模的犯罪随着时间扩散。美国是也是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主要的市场，所有这些毒品被美国确定为是这场战争的“敌人”。正如近年来我们自己的战争中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反对毒品的战争”并没有发出在某个时候结束毒品的信号(美国人对消费毒品的渴望也没有表现出有某种减少的征兆)。如果说在这场特殊的战争中正在赢得某种东西的话，那就是毒品。当然在整个大陆都存在贩运毒品的犯罪组织。
在我的一生中美国进行的比喻的战争始于1964年林顿·约翰逊总统宣布的“反对贫困的战争”，当时我只有12岁。我的母亲确实在那场战争中“提供了服务”。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华盛顿联邦区，她在“联合计划组织(UPO)”里工作，那是一个根据约翰逊“模范城市计划”建立的一个社区团体。在我们的城市下层人的居民区进行“反对贫困的斗争”，那里距离白宫只有几条街。在全国出现了类似风格的其他团体，在“反对贫困的战争”中人们深入了解新的“武器”：职业培训计划，公民咨询中心和社区组织形式多样的行动。我对母亲在那场战争中是一名“战士”而感到自豪，在很短的几年时间甚至好像我们可能赢得“战争”。
“战争”取得了某些胜利。在所有这一切之后，约翰逊“大社会”的遗产和陪伴它的战争包括对大多数人的医疗照顾和任何年龄的低收入人群医疗补助计划。由于斗争，牺牲，为了公民的权利的战士死亡，加上约翰逊总统的政治影响力，1964年发布了关于公民权利的法律，1965年通过了投票权利的法律(当然特朗普政府的司法部正在做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削减这两项权利)。像今天一样，那时贫困影响到很多白人，但是影响更大的是黑色或棕色皮肤人群的社区;这样对有色种人来说，这些新的权利在不可否认的消除贫困的地道中是最后一线光芒。
1968年马丁·路德·金和南方基督教领导人委员会处理与种族歧视有联系的贫困问题，组织了一个穷人的运动。包括一次向华盛顿的进军，结果在白宫的对面建设了“复活城”，这可能是一个因为贫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美国重生的模式—是一种比喻。但是，路德·金4月被暗杀，他没有活着看到这个“城”。无论如何，结果那是一个用木板搭成棚的营地。人们还记得它变成了林顿·约翰逊“反对贫困的战争”一个令人伤心的比喻。人们说，“反对贫困的战争”结束了，贫困赢了。
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忘记了那场在越南的战争是一场非常现实的战争，在战争中曾经是美国军队的前司令威廉·威斯特莫雷兰将军的坚持认为(1967年底)，在那场战争变成一场灾难之前，“可以看到地道尽头的光芒”.
在一个比喻的内部有什么？
无论如何美国第一场比喻的战争不是从反对贫困开始的。在上个世纪30年代，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埃德加·胡佛发动了一场“反对犯罪的战争”，与理查德·尼克松后来“反对毒品的战争”相比提早了40年，它历时40年仍然没有看到“地道的尽头”。尼克松还向我们赠送“反对癌症的战争”—这场战争还在继续—甚至同时继续进行真正的反对越南的战争。在20世纪的下半期那是美国一场奇怪的争夺，不管是不是比喻的，它的结局是确定的(尽管那是一次失败)。
进行反对不人道的敌人的“战争”也不是美国专有的。比如世界银行在肯尼亚支持一场历时七年反对艾滋病的“全面的战争”。该计划在2014年结束，当时有160万人或者说居民的6%受到艾滋病病毒的感染。也许世界银行比美国更聪明，它选择自己宣称胜利了，回到家里。这是佛蒙特州州长乔治·艾肯提出的建议，我们应当将其与越南战争联系起来。
问题是什么呢?也许读者会问是在一次集体的行动中利用一种比喻以便打击和战胜某种社会的邪恶吗?进行一场战争确实经常需要全体居民一种特别集中的英雄主义，准备动员起来和做出牺牲，对社区或国家做出承诺。对身穿制服的士兵来说，需要一种对武装的同伴的忠诚。对人民来说，也要求他们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放弃自己最低的利益。记者克里斯·赫格斯在他的著作《战争是一种给我们意义的力量》讲述了战争的这个方面。为了我们在解决破坏生活的紧迫问题，比如应对疾病、贫困或吸毒的问题的斗争中团结起来难道没有用处吗?在涉及实际的战争的时候，我们人类能够以同样的热情、紧密和利用资金应对这些可怕的事情，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当然，一种比喻是一个暗示的比较，在这里两件事情共享相当的品质，以另一件事情的名字来命名这一件事情将是清楚的。比如我们说“唐纳德·特朗普是一块大芝士”(用玉米粉做的膨胀的开胃食品，有奶酪的味道—原译者注)，我们不是在提出总统实际上是垃圾食品被吹胀的蛋糕的一大块。我们是在强调他如何分享这份桔色的美味蛋糕，当我们试图咬它的时候，它是一个空的结构，如同特朗普的断言的那样，那是破坏“真相的母骡”。
比喻只是在两件事情之间有足够的相似，以便我们能够学习某种东西，将其中一件事情与另一件事情比较，而这两件事情应当有决定性的不同;如果不是这样，代替一种比喻，我们有一个方程式。比如，特朗普作为“芝士”在起作用，因为很可能我们向特朗普转移了我们赋予“芝士们”的感情和品质。关于一个人和其他人的特性我们知道足够的东西，我们从来不想吃这种“芝士”，尽管胃口可能让我们很高兴(因为它的咸味和很脆的纹理)。但是，当我们对至少对特点之一了解较少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认为了解的东西较少—一个有力的比喻可能是一种欺骗，使我们相信我们理解一个现象，而实际上和我们的思想没有联系(是另一个比喻)。一个坏的比喻可能影响我们行动的方式，--不论是个人还是在社会上—甚至在某些不祥的事情上使我们或其他人活下去或是死亡。
以比喻的方式利用战争--处理人的任何邪恶好像是对待一个通过一项战斗计划可能被战胜的敌人—以这种方式准确地发挥作用。当我们宣布战争是反对一种现象比如犯罪、毒品或恐怖的时候，我们立即将这些问题军事化，严重地限制我们的资源，以便理解这些问题和忙于处理这些问题。
比喻的实力
比如，当我们将人们吸毒的问题变成一场“反对毒品的战争”的时候，将发生什么呢?首先，为了进行一场战争需要一个敌人，至少需要一个团体，从战争的逻辑来说，我们可以想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敌人，同时对我们来说存在一个危险。容易忘记反对毒品的战争最后目标不是--或至少不应当是—破坏毒品的消费者，而是让他们摆脱吸毒的奴役。但经常不是这样做，不仅是将毒品而且将吸毒者看作敌人。
另一方面，将毒品问题军事化的一个后果是，我们的生存似乎取决于安全，将被抓获的人关押起来，直到敌视的结束。既然这些敌视给人的印象是永远不会结束，这就意味着它是永远存在的。换句话说，当我们很快进入“反对毒品的战争”的时候(因此反对消费毒品的人)，推动阻止由于吸毒引起人们的痛苦迅速变成必要的事情，用特朗普的话说，是“获胜”。这同时意味着通过现实的暴力和无限期地将数百万人关进监狱以保障更多的痛苦，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因为与毒品有联系的违规所致，这种情况或可以被认为是将美国“关塔那摩化”。
一种比喻确实能够做这一切事情吗?在它采取限制我们视角的措施时确实能够这样做，使得任何其他的方法结果都是不可想象的。在反对毒品的战争中，像在所有的战争中一样，必然有好的公民和坏的公民：好的公民应当被动员起来(至少得到他们的同情)，反对一切不人道的事情和消费毒品的人。同样，当我们向一种疾病比如癌症宣战的时候，我们会冒风险，限制对疾病过程的理解，把它看成是一种入侵或对领土的侵略;这样，我们就限制了对用毒药或放射治疗方法不可想象的处置。实际上，在癌症的情况下，我们接受如同在越南一个村子发生的事情，为了能够挽救病人可能需要破坏他(这并不是说化学疗法和放射疗是想挽救生命。相反，我建议医生可能做的事情是把治疗疾病当作一个战场)。
由于宣布反对对人们福利的威胁，“战争”存在另外的问题：一种对威胁和威胁的受害者只做一件事情的倾向。反对艾滋病的战争变成一个保护社会对付“艾滋病毒携带者”，如同在1986年发生的情况那样，当时要求加利福尼亚的投票者支持第64号建议，对这个州任何患有艾滋病的居民提供进行检疫的可能。
64号建议完全被打败了，当时加利福尼亚几乎30%的投票者坚信敌人不是艾滋病，而是患有艾滋病的人。
我们设想应当考虑将对待吸毒的斗争不是作为一场比喻的战争，而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公众健康问题(比如类似于正在发生的因服用鸦片类药物发生危机的情况，如今这特别影响到白种美国人)。能够改变什么呢?首先我们在头脑中可以将毒品消费的想法与犯罪的事情分开。没有确定有犯罪的吸毒的事实，可能使人想象到采取一项类似于在葡萄牙实施的不对拥有毒品判刑的计划。2001年葡萄牙不再迫害非法拥有毒品，交由那些想依靠政府进行戒毒治疗的人支配。这与欧洲的情况不同，不必说美国，在葡萄牙吸毒的指数从不再实施判刑起直线下降，这个国家开始将其资金--过去用于监狱系统的资金—用于治疗吸毒的人。但是因为美国人抓住进行一场“反对毒品的战争”的想法，葡萄牙的例子在这里继续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可能相当于在道德上投降。
另外一个与战争有关的问题作为一个比喻是对社会的邪恶，战斗和照顾的态度对道德品质上的要求是很不相同的。在求助于勇敢和证明的同时，许多次需要非常强有力的证据，军事的选择也需要其他的品质：服从、面对痛苦无动于衷—自己的或别人的—和黑白分明地看待世界的义务。战争强迫我们承认自己的品德，我们的敌人只有非人道的恶行。当特朗普总统对我们说在他的反对毒品和犯罪的战争中，作为敌人的人们—团伙的成员，扩大来说一般指移民—不是人，而是“动物”，这个时候我们不应当感到吃惊。期待我们中的其他人为了成为好战士，让我们也实践将敌人非人道化。
在20世纪，当美国开始进行它比喻的反对社会的邪恶的战争的时候，大多数美国人理解那是真正的战争，如同事情总有一个开始(需要美国国会明确宣布)和一个结尾一样(争夺的一方投降，随之签署和平条约)。但是，对20世纪下半期美国卷入的战争开始时缺少这种明确的划界。除了在越南彻底的失败是个例外，从在朝鲜的战争开始，我们的军事冲突没有一个结局。在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代青年人从未经历过美国没有卷入某场战争的时代，这些就是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或也门进行的战争。
哲学家詹姆斯·奇德雷斯2001年在他的论文“公共政策中战争的比喻：某些道德的思考”中认为，与现实的战争一样，在精神上反对某种社会邪恶的比喻的战争应当仅仅是战争。在传统上伦理的学者们将其称之为“公正的战争理论”，合法的战争因公正的理由开始(主要是面对具体的侵略的防卫)，是必要的和合乎比例的(所开展的军事行动与所遭受的侵略成比例)，具有合理的成功的前景。
更具有决定性的是，公正的战争理论意味着有开始和结束。但是从根本上说，在21世纪美国的战争已经变成“没完没了的战争”，或者对五角大楼来说可以说是“几代人的战争”。在这些日子里，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迈克·哈登成了典型，他预测仅是反对达埃什(恐怖主义组织)的斗争将历时30年。这令人不安，根据这项准则，美国的战争将继续下去。
战争主要的后果是打乱了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合法行动;同时破坏我们对真实的战争的理解。我们错误地理解一个问题--比如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当我们接近这个问题的时候，好像它是一个应当打败的敌人。另一方面，当我们将对整个的国家破坏与结束贫穷的人民遭受的痛苦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力评估现实的战争的恐怖。坏的比喻至少使要说清楚的事情变得阴暗。与由于消除贫困或治疗疾病而改善人们的生活不同，真实的战争意味着通过造成损害、痛苦、破坏和死亡的行动，将一个团体的意志强加给另一个团体。
当然，正如我们不久前所看到的共和党人的意图是取消奥巴马医改法案，其政治上的建议也可能是杀害，尽管这不是战争。重要的是保持这种区别。(雷贝卡·戈尔顿是汤姆迪斯帕奇网页的撰稿人，在旧金山大学哲学系教书。著有《美国纽伦堡:美国官员应该对“9·11”后的战争罪行接受审判》等著作)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8月21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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