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经济崩溃中，西方有没有发挥作用?怎么发挥作用?发挥了多大作用?这是许多人关心的问题。这篇文章于2016年4月3日刊载在社会主义与民主网站，文章指明了哈佛大学的顾问们鼓励丘拜斯错误的私有化和货币主义的具体做法以及给俄罗斯人民造成的危害。特刊发此文，供参考。
一、“操纵俄罗斯”
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新美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吉妮·R威德尔曾对包括波兰和匈牙利在内的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进程进行过广泛调研。威德尔教授到俄罗斯对俄经济“改革”进程进行观察，发现了奇怪的事情：无论访问哪个组织，她发现都是同一小组的人在控制和施加影响。
这个极具影响力的专门小组是由几位哈佛大学的学者和俄罗斯高官组成的。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国际开发署委托给哈佛大学一项任务：把俄罗斯经济转变为市场体制。这个小组中的俄方成员包括围绕在“俄罗斯私有化之父”安纳托利·丘拜斯周围的官员及其支持者——通常被称为“圣彼得堡帮”或“丘拜斯派”。“丘拜斯派”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共同负责运用西方资金推动俄罗斯经济转型的任务。
劳伦斯·萨默斯——后来成为哈佛大学校长，对哈佛大学学者和丘拜斯派制定的“改革”政策给予了支持。为了了解哈佛大学在俄罗斯经济“改革”中的作用，首先对一些哈佛大学专家和俄罗斯高级官员进行简要地介绍。
哈佛大学方面的关键人物：
劳伦斯·萨默斯，在1983年28岁时成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1991～1993年);1993年到2001年在美国财政部供职，1999年成为财政部长;萨默斯处于哈佛大学、美国政府和俄罗斯三方联系的中心位置;2001年到2006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
杰夫瑞·萨克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是“休克疗法”的主要制定者，该“疗法”试图通过突然取消价格和货币管制的方式促进市场体系的发展;萨克斯在1995年至1999年间担任哈佛国际发展协会的负责人。
安德烈·施莱费尔，俄裔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国际发展协会在俄罗斯项目的主管;起草了俄罗斯援助计划;后来被美国政府依照虚假索赔法起诉，最后同其妻子、对冲基金经理南希·齐默曼共同赔偿了200万美元。
乔纳森·海，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1992年到1997年担任哈佛国际发展协会在俄罗斯的总负责人，之后因为以权谋私被解职;和施莱费尔一起成立了很多民间组织，包括俄罗斯私有化中心;帮助丘拜斯起草了俄罗斯经济“改革”蓝图;作为哈佛国际发展协会在俄罗斯的负责人，海是“丘拜斯派”和外国援助机构的重要中间人;1997年5月，海被解除哈佛国际发展协会俄罗斯项目的工作，原因是“利用(哈佛国际发展协会)职务从事谋取私利的活动”。
俄方关键人物：
安纳托利·丘拜斯，俄罗斯私有化中心主席以及负责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机构——国有资产委员会的主席。丘拜斯还是1996年叶利钦成功连任总统的竞选经理，之后成为总统办公厅主任和第一副总理。
马克西姆·博克，丘拜斯的亲密同事，1993年至1997年担任俄罗斯私有化中心首席执行官，之后担任国有资产委员会主席，后因被揭露从一家受益于私有化的公司获得了9万美元而遭解职。
艾尔弗雷德·柯克尔，丘拜斯的另一位亲密同事，曾任俄罗斯私有化中心副主席，1996年博克遭解职后被任命为国有资产委员会主席，1997年被曝偏袒一家受益于私有化的公司。
二、“休克疗法”：全休克，无治疗
1991年从夏末到初秋，就在苏联解体前几个月的时间，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和俄罗斯官员聚集在位于莫斯科郊区的一栋别墅里，他们的使命是确定俄罗斯经济的未来进程。凭借在波兰的经验，杰夫瑞·萨克斯成为起草俄罗斯经济改革总体计划的关键人物。在这次会面上，丘拜斯和安德烈·施莱费尔成为亲密朋友。施莱费尔于1961年出生在俄罗斯，1976年移民美国，是劳伦斯·萨默斯的亲密同事。丘拜斯和施莱费尔的合作很快成为俄罗斯国有资产私有化背后的主要驱动力。
1991年年末，叶戈尔·盖达尔出任俄罗斯财政部部长，后任副总理，1992年6月至12月任总理。盖达尔引进了萨克斯的“休克疗法”，该“疗法”包括突然解除价格和货币管制，取消国家补贴，立即实行贸易自由化。
但是“改革”带给俄罗斯经济的是“休克”，几乎没有疗效。恶性通货膨胀一年内把商品价格推高了2500%，随着日用必需品价格的飙升，很多人一夜之间失去了大部分财产。最大的受害者是不得不把收入的大部分用来购买必需品的普通民众。
1992年春末，丘拜斯还进行了大规模的赠送，向每一位居民赠送一股原公有制公司的股份。但是，通货膨胀使居民所得到的代金券(设定价值为1万卢布)在一两年内几乎一文不值。98%的俄罗斯人得到了代金券，其中大部分人不知道代金券的价值，或者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代金券。很多人被劝说把代金券放在了投机者仓促成立的代金券基金中，结果基金倒闭或者被骗。马歇尔·I·戈德曼评论道：“对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代金券基金是普通俄罗斯人被国家或者金融机构虐待的又一个例子。这一结果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俄罗斯人(3700万)忽视代金券基金，出售代金券变现或者用来换取一瓶伏特加。”
此外，卫斯理大学教授彼得·拉特兰指出：俄罗斯最赚钱的公司在石油、天然气和金属行业，这些公司大部分被排除在公共赠送计划之外。实际上，丘拜斯把这些公司的股份给了俄罗斯银行来换取政府贷款。当政府拖欠贷款时，银行最终得到了最赚钱的经济部门的巨额股份，如诺里尔斯克镍矿以及尤科斯和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然后，新兴寡头们帮助叶利钦于1996年9月获得连任。
哈佛大学是通过安德烈·施莱费尔与俄罗斯的代金券计划联系起来的，施莱费尔与马克西姆·博克合写了一篇关于代金券和私有化的文章，发表在《金融经济学杂志》上。他们在文中把代金券制度描绘成“近期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全面的、快速的、几乎免费的”。他们称赞代金券自由交易促使金融市场出现了、巩固了大投资者的所有权。从这篇文章看，俄罗斯公民个人的结局从一开始就可以预料了。
三、哈佛国际发展协会及其俄方盟友
哈佛国际发展协会的起源可追溯到1962年，当时，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因为为美国情报机构提供有关军备控制、对外援助、对外发展等方面的咨询服务而备受争议，为此，成立了“发展咨询服务”机构。新成立的机构与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有联系，但在组织结构上是独立的。该机构于1974年更名为哈佛国际发展协会。
从1974年到2000年，哈佛国际发展协会一直是哈佛大学协调发展援助、培训，以及非洲、亚洲、中东欧和拉丁美洲研究的中心。1992年，哈佛国际发展协会从布什政府得到了首批210万美元的拨款，随后几年，因为俄罗斯项目的工作，哈佛国际发展协会得到4040万美元拨款。但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引用证据证明两位管理者从事‘谋私’活动”，于1996年5月取消了哈佛国际发展协会的专项资金。
吉妮·R威德尔教授指出，哈佛国际发展协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得如此巨额的拨款是极其特殊的。更令人吃惊的是，美国国际开发署不仅给哈佛国际发展协会大量拨款，而且还委托其联合机构监督资金的控制和管理。也就是说，哈佛国际发展协会联合机构的地位非常特殊，他们可以在监管自己对手的同时又从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重大资金中受益。
俄罗斯项目的两个中心人物是该项目负责人安德烈·施莱费尔和乔纳森·海。由于所实施的私有化政策屡受攻击，丘拜斯经常跳过议会听证会，靠总统令来实施他的命令。这样，由海及其同伴起草的政策不经民主程序就直接执行了。国家前途所依仗的重要的经济“改革”法律，竟然是由一小撮亲西方的当权者和外国人制定出来的，而且甚至不提交议会讨论。丘拜斯和哈佛大学之间亲密合作不仅对俄罗斯进行了经济掠夺，而且无视俄罗斯新兴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
丘拜斯派通过给予赞助人特权(或贿赂)赚了大笔钱。尤其令民众愤怒的是“丘拜斯派”个人所著或者共同创作的书籍得到了难以理解的巨额报酬。例如，丘拜斯和四名高级官员因合著一本18页的题为《俄罗斯私有化史》的小册子而每人得到9万美元的报酬。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商隶属于Oneksimbank集团，该集团是几次激烈的私有化斗争的赢家，卖掉了其所持有的电信巨头——俄罗斯国有电信公司和世界最大镍生产商——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的股份。丘拜斯及其同伴受到民众和媒体的广泛诟病，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叶利钦解聘了三名官员——但是没有丘拜斯。后来，叶利钦免去了丘拜斯财政部长的职务，但拒绝其从政府彻底辞职，仍让他担任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佛大学热心支持“丘拜斯派”充满腐败的私有化计划。由于叶利钦政府采取“亲西方”政策，美国政府也全力支持叶利钦，对其政府的腐败视而不见。当腐败丑闻曝光后，美国财政部长说：“我们认为这是件好事。我们希望叶利钦当选，我们一点也不关心选举腐败，我们想为他的竞选投钱。”
记者、俄罗斯专家安妮·威廉森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清楚明白地总结了俄罗斯政策失败所付出的代价：“显然，建立一个金融资本主义帝国是一项昂贵的事业。费用由谁来支付呢?首先，由美国纳税人通过多边和双边援助的方式直接支付;由俄罗斯工人通过被欠薪和自己国家的财产不断减少的方式间接支付。其次，由俄罗斯人民通过被剥夺了交换手段的方式来支付，这是因为俄罗斯银行和贸易部门快速社会化，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紧缩政策只允许俄罗斯中央银行发行很少量的卢布。”
四、失踪的援助资金
在俄罗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哈佛国际发展协会和丘拜斯派开始制定计划，成立独立的代理机构来处理一些国际组织的援助。俄罗斯私有化中心在这个时候诞生了。
1992年11月，经总统令宣布成立的俄罗斯私有化中心是西方援助资金进入俄罗斯的窗口。已经是国有资产委员会主席的丘拜斯成为俄罗斯私有化中心主席，哈佛大学学者参与了该中心的创立、运作和项目工作，安德烈·施莱费尔作为董事会成员对该中心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哈佛国际发展协会的帮助下，俄罗斯私有化中心从美国国际开发署得到了4500万美元的资金，从欧盟、日本、德国、英国Know How基金以及很多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得到了更多的数以百万计的拨款。俄罗斯私有化中心还从世界银行得到了5900万美元，从欧洲银行得到了4300万美元的贷款，而所有这些贷款都需要由俄罗斯人民在某一时刻偿还。
哈佛国际发展协会用这些援助资金成立了许多民间组织，联邦证券委员会是其中之一，它相当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其成立是通过总统令颁布的。前国有资产委员会副主席德米特里·瓦斯里乌进入该委员会，在丘拜斯手下担任副主席。
由哈佛国际发展协会成立、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世界银行提供资金的另一个机构是法律经济研究所，其成了幕后交易和欺骗的一个范例。总部位于波士顿的对冲基金经理、安德烈·施莱费尔的妻子南希·齐默曼就是研究所的早期客户之一。齐默曼和法律经济研究所后来被指控利用内幕信息进行非法合作投资。
相当于美国联邦审计署的一家俄罗斯会计机构调查了俄罗斯私有化中心对援助资金的使用情况。该机构在后来的一份报告中总结称：“钱没有按指定方式使用……被用在了无法确定的什么事情上。”
很难查明这些援助资金到底去了哪里。但是，我们可以从1999年9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报道中得到一些信息。这篇报道称，纽约的调查人员怀疑来自俄罗斯基金的100多亿美元非法存在了纽约银行，其中有些钱甚至可能来自199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付给俄罗斯以帮助其进行经济“改革”的200亿美元。
威德尔教授强调说，所有主要的国际金融捐助者基本上都对由哈佛大学和“丘拜斯派”管理的俄罗斯私有化中心进行了援助。她还指出，更令人吃惊的是俄罗斯私有化中心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但是，它却像政府机构一样发挥作用，而又没有政府机构的责任。”
实际上，所有的国际机构都是把俄罗斯私有化中心当作政府机构对待的，这是因为包括丘拜斯在内的工作人员都是中央政府官员。威德尔教授表示，当她问一位世界银行官员，世界银行是否对一家非政府机构进行过经济援助时，该官员否认了。
俄罗斯私有化中心的确切性质从一开始就明显被故意模糊了。其结构的非政府性是一种出于安全考虑的安排：如果相关方的秘密行动被发现，这种安排方便他们隐瞒自己特定的地位和责任。两组不同国籍和文化的人结合，他们可以互相利用、互作挡箭牌，俄罗斯方面可以指责哈佛大学方面，哈佛大学方面可以指责俄罗斯方面，这是一种可以互相推诿的方法。
这两组人——哈佛大学学者和“丘拜斯派”——还完全阻止其他机构参与俄罗斯项目。随着两组人滥用权力变得更加广为人知，1996年美国国会决定由美国通用会计师事务所对美国国际开发署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项目进行审计。通用会计师事务所的调查结论是：哈佛国际发展协会实际上控制着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项目，但是却极端无视自己的职责。
五、美国政府起诉哈佛大学
根据美国政府、哈佛国际发展协会、美国国际开发署签订的合同，哈佛国际发展协会人员及其家庭成员不得在俄罗斯进行投资。这一条款的目的是减少利益冲突。但是，施莱费尔和海，这两位俄罗斯私有化项目的掌舵人，却选择了成为幕后交易的高手。
施莱费尔及其妻子南希·齐默曼在俄罗斯私有化达到顶峰时，于1994年7月开始对俄罗斯进行投资。南希·齐默曼，高盛公司前对冲基金经理，拥有并管理着自己的投资公司Farallion。这对夫妇还建议他们的朋友们也在俄罗斯投资，向朋友们提供内幕消息，让他们随意使用哈佛国际发展协会资金购买的设施和法律服务。1994年8月，施莱费尔开始购买石油公司的股票，同年11月，其投资额达到400万美元。这些投资的90%是通过齐默曼的公司进行的，其余的是直接投资。为了隐藏身份，他们用了施莱费尔岳父的名字。1996年，这对夫妇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大胆，他们扩大了投资。齐默曼在俄罗斯成立了一家公司，开始用贷款购买俄罗斯的短期政府债券。根据美国政府的指控，他们把这些债券的利润转移到美国银行，假装偿还银行贷款，然后把钱又转移到Farallion公司。向这对夫妇提供法律咨询的海也用自己的钱和父亲的钱买了短期政府债券。当时，俄罗斯的短期政府债券依赖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正是劳伦斯·萨默斯批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罗斯政府的贷款。施莱费尔、海和“丘拜斯派”的人都投资了这些俄罗斯短期债券并获利。
据韩国周报《韩民族21报》1998年9月3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称，对这些短期债券的投资是导致卢布贬值和俄罗斯政府最终宣布暂停偿还债务的原因。作为经济“改革”计划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建议俄罗斯政府发行债券以控制通货膨胀、培育资本主义市场。在叶利钦总统任职的7年时间里，俄罗斯发行了大约7000亿美元的短期政府债券，其中的2000亿美元由外国投资者持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几乎所有的外国投资者同时撤出资金，导致卢布贬值，俄罗斯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宣布暂停偿还债务。
1996年8月，海的朋友伊丽莎白·赫伯特获准开办帕拉达资产管理公司，这成为俄罗斯第一家共同基金公司。帕拉达公司还获得了专有管理权，来管理预留的用于帮助投资者挽回损失的政府基金。哈佛大学是这些秘密交易的最大受益者，如前所述，哈佛大学管理公司通过参与内幕拍卖获得了巨额利润。
尽管美国联邦审计署的报告指出了哈佛俄罗斯项目存在的问题，美国国际开发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是没有采取后续措施。直到1997年2月，伊丽莎白·赫伯特开办的共同基金公司获得批准背后的徇私行为被揭露后，形势才发生了变化。1997年5月，哈佛俄罗斯项目被停止，海被哈佛国际发展协会解雇，施莱费尔也辞去俄罗斯项目主管的职务，美国国际开发署同哈佛国际发展协会的合同终止。
2000年9月，美国政府对哈佛大学和安德烈·施莱费尔、乔纳森·海、南希·齐默曼、伊丽莎白·赫伯特提起诉讼，要求赔偿12亿美元，提出了11项指控，包括欺诈、违反合同规定和虚假索赔。诉讼的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哈佛投资者是否将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的资源用于他们自己或者朋友们的个人业务和投资;第二，他们是否滥用职权利用内幕信息获利。施莱费尔提出了利益冲突政策不适用于担任俄罗斯顾问的他。因此，施莱费尔和海是否违反了针对政府官员的规定成为问题的关键。
2004年，美国地区法官道格拉斯·伍德洛克认定施莱费尔和海的行为违反《虚假索赔法》。伍德洛克说：“我发现哈佛大学和美国国际开发署之间的合作协议是有效合同，据此，他们有责任避免利益冲突。”2005年8月，哈佛大学、施莱费尔和美国司法部门达成协议，根据该协议，哈佛大学赔偿2650万美元来解决这场长达5年的诉讼，施莱费尔也承担200万美元的损害赔偿金，海的赔偿金额将根据其今后的收入定为200万美元到400万美元。根据庭外和解协议，南希·齐默曼的公司赔偿150万美元。赔偿总额达到3100万美元，这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涉及金额最大的诉讼案。
诉讼之后，一位经常访问俄罗斯的银行家说：“那些哈佛人伤害了他们自己，伤害了哈佛，伤害了美国政府。”这种判断只对了一半。哈佛鼓动的俄罗斯经济崩溃的最大受害者不是施莱费尔，不是海，不是哈佛，甚至也不是美国政府，而是俄罗斯人民。
六、美国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1998年8月，当对哈佛国际发展协会的调查正在进行时，俄罗斯进入极端紧急状态，在卢布暴跌之后宣布暂停偿还债务。当然，俄罗斯经济危机不完全是由哈佛大学参与者造成的。但是，哈佛大学对俄罗斯经济“改革”的管理和腐败丑闻在很多俄罗斯人的头脑中留下了噩梦般的记忆。像大多数与哈佛大学有关的不便宣扬的事件一样，美国主流媒体对哈佛大学俄罗斯项目丑闻几乎没有报道。随着长达5年的法律程序的结束，这一丑闻最终被很多人淡忘了。现在，大多数美国人不记得或者不知道哈佛大学同俄罗斯新兴寡头的关系以及哈佛大学曾经参与过俄罗斯的经济“改革”。
最令人关注的问题是，美国政府是否知道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发生的事情?1998年11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该文章揭露美国副总统艾尔·戈尔故意驳回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关于俄罗斯总理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腐败问题的报告，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被命令不得再对该问题进行报告。文章还指出，美国政府对当时正在发生的众多的腐败丑闻毫不重视。
然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在密切关注着俄罗斯的局势。人们可以推断出：美国政府要么不关心俄罗斯经济是否被摧毁，要么真的希望俄经济被摧毁。在俄罗斯共产主义体制崩溃后，美国希望从俄罗斯得到的肯定是符合美国需要的政治和经济体系重组——或者至少是俄罗斯永远不强大到足以再次与美国对抗。
看一下美国媒体是如何描述俄罗斯“进步”到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的，这是很有趣的。苏联专家史蒂芬·科恩写道：俄罗斯被指定为20世纪90年代“表现最好的新兴市场”，尽管俄罗斯是当时表现最差的现代经济体。同样，尽管该国大约75%的人陷入了贫困，超级大国变成了乞丐国家，尽管俄罗斯出现了20世纪和平时期最严重的工业萧条，仍然被称为“改革取得了显著进步”，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七、“梦之队”现状
俄罗斯丑闻的主角们现在怎么样了?根据威德尔教授的信息，“丘拜斯派”成员仍然保留了政府技术岗位。丘拜斯在1998年到2008年期间担任国有电力公司的董事长，目前是俄罗斯纳米技术集团公司董事长。
哈佛大学的金融天才们怎么样了呢?
2006年，《纽约时报》指出，劳伦斯·萨默斯被免除哈佛大学校长职务后，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获得任命后，萨默斯在拯救华尔街脱离很大程度上由华尔街自身所制造的金融危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留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施莱费尔于1999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这是经济学领域两项最负盛名的荣誉之一。
乔纳森·海曾在纽约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国际律师，现在受雇于乌克兰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俄罗斯项目停止后，海与伊丽莎白·赫伯特结婚;赫伯特于1998年卖掉了她的共同基金公司。
杰弗里·萨克斯1999年辞去哈佛国际发展协会负责人的职务，成为肯尼迪学院国际发展中心的负责人。哈佛国际发展协会解散后，其130万美元的资金被转移到了国际发展中心。
哈佛大学俄罗斯项目的主角们基本上没有受到丑闻和灾难性后果的影响。哈佛大学关系如此强大，以至于即使做了低劣的决策，似乎对哈佛大学所属个人的发展轨迹影响也不大。威德尔教授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哈佛大学俄罗斯丑闻被归罪于少数人，而不是整个组织。威德尔说，通过观察哈佛大学和“丘拜斯派”，她逐渐认识到一个新的群体已经形成，这个群体行使权力和施加影响的方式与过去截然不同。“今天的最高权力掮客是拥有多重身份的人，担任政府顾问、商业顾问，可能还属于某个智库，还与媒体合作宣传自己的观点。虽然一直在说自己是为了公共利益工作，但是实际上是为自己。与过去相比，新政治掮客更不容易被察觉，更身兼数职。”
(编译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
(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3期 原标题：哈佛大学在俄罗斯经济“改革”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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