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朗-莫伊兹·施瓦茨(Laurent-Moïse Schwartz，1915年3月5日-2002年7月4日)，1950年获得菲尔兹奖。
科学家的政治立场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如果我们搞不懂施瓦兹高深的分析数学理论，那么他自传中的这句话则值得所有知识分子钦佩：我总是想要“改变世界”，改变生活。我现在依旧是一个改革者，我对于社会的任何缺陷和退步都依旧感到愤怒。
| DT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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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数学工而言，写进教科书里的数学成果所附带的那些名字常常仅仅是名字而已——他们的生平、他们的性格、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理解由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定理往往没有本质性的影响。这一点与人文历史学科有相当大的区别。仅仅谈论法国(左翼)知识界，就会发现，比如，不知道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同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私交，就很难理解后者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借用。然而，不知道埃利·嘉当(Ellie Cartan，著名的法国数学家，微分几何学的奠基人之一)的生平和政治立场(他偏向左翼)，却丝毫不妨碍我们在微分几何中使用他提出的活动标架方法。
当然，从事这一行业的时间足够长之后，对这些名人八卦肯定多少会有所耳闻。这些故事对于理解数学并无帮助，但对于理解思想史却常常会有重大的意义。这里要介绍的，就是一位颇具反抗精神的法国数学家：洛伦·施瓦兹(Laurent Shcwartz，19-2002)。
施瓦兹的名字在数学界是如雷贯耳的。他是1950年的菲尔兹奖获得者，这是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他提出的广义函数(分布)理论，对现代分析数学不仅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工具，更代表了数学观念的一次飞跃。这些成就，使得施瓦兹的名字出现在大部分泛函分析教科书之中。然而施瓦兹远不仅仅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在数学生涯之外，他还是一位相当出名的富有抗争精神的社会活动家——曾经是托洛茨基分子，一直是社会主义者；他早年为法国的托洛茨基主义团体奔走，后来又非常积极地参加反对出兵阿尔及利亚和反对越南战争的行动(他甚至也像格罗滕迪克一样赴越南讲学)。这样的政治立场，使得他一直就难以见容于当权者。可以说，自从他真正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政治观点开始，他就一直都是反叛者，也一直都试图为进步事业贡献力量。然而，同那一代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一样，施瓦兹最终对共产主义的政治信念也渐趋失望。他最终定格在了民主社会主义。他在自传《与时代抗争的数学家》(Un mathématicien aux prises avec le siècle)中讲述了他所有的这些侧面。毫不意外，这本数学家的自传凭借着一个个由施瓦兹本人这位亲历者讲述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窥见二十世纪法国共产主义运动、乃至整个法国左翼运动兴衰历程的窗口。
今年是施瓦兹逝世15周年，也是这本自传出版20周年，自传所显示的左翼运动衰落的局面在缓慢而艰难地改变着。面对着这样一本历史材料，如今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思考一些问题：该如何避免前辈们犯过的错误?该怎样做到——既不对革命抱过分浪漫的幻想，又积极地投身革命的实践?
一个数学家……
洛伦·施瓦兹于1915年出生在法国阿尔萨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中，自小生活在自然风光优美的乡间。施瓦兹家族可以称得上是科学世家：洛伦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叔父是有名的儿科医生，一位远亲是有一定建树的昆虫学家;而且，他们的家族同雅克·阿达玛(Jacques Hadamard，著名的法国数学家，主要工作集中在单复变函数论和古典微分几何领域，以证明素数定理为最广为人知的成果)也有姻亲关系——阿达玛是洛伦的姨祖父。在这种书卷气浓厚的家庭环境之下，洛伦广泛涉猎各种书籍，还养成了研究昆虫学的业余爱好。他在自传的序章《伊甸花园》中主要回忆了童年时的乡村生活，包括观察各种各样的蝴蝶。
1934年，19岁的洛伦考入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并在1937年以数学组第二名的成绩通过了以高难度而著称的教师资格考试(agrégation)。在高等师范学院期间，他结识了后来成为了他妻子的玛丽-埃莱娜·勒维(Marie-Hélène Lévy)。玛丽-埃莱娜是保罗·勒维(Paul Lévy，著名的法国数学家，在概率论方向上有杰出的贡献)的女儿，后来也成为了一名数学家。洛伦一直对科学研究充满兴趣。在高等师范学院求学期间，他发展出了对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兴趣，同时也延续了之前对数学的兴趣。有趣的是，在自传中，他将自己对数学的兴趣首先归功于自己的高中数学老师，他激发了洛伦对于平面几何的兴趣;对于自己的姨祖父、著名的雅克·阿达玛，他却不太留情面地写道：
“很快我就意识到与他讨论数学问题毫无意义……我之后听说他并不算是个好老师，因为他永远不懂得在学生面前放下身段……尽管如此，他在我心目中依然是一个标杆一样的数学家……”
紧随教师资格考试之后的是两年的兵役。兵役结束后，洛伦·施瓦兹在图卢兹停留了两年，以完成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博士学位。这对于施瓦兹的数学生涯是一个极为关键的转折：他通过妻子而认识了到图卢兹为高等师范学院招生的昂利·嘉当(Henri Cartan，埃利·嘉当的长子，著名的法国数学家，布尔巴基讨论班的创始人之一，在代数拓扑上有很大的贡献)和让·德萨特(Jean Delsarte，法国数学家，布尔巴基讨论班的创始人之一，主要工作集中在分析数学)。通过他们，施瓦兹得以进入布尔巴基讨论班(Nicholas Bourbaki，一群法国数学家的集体化名，这群数学家举办的讨论班上产生了一系列杰出的成果，对现代数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共产主义的政治观点和犹太人身份，施瓦兹在战争期间的生活并不如意，而在布尔巴基讨论班上，他找到了一个远离战争的精神上的世外桃源，更接触到了当时较为新鲜的数学观念，如拓扑向量空间。这对他后来最重要的数学理论——分布理论——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根据自传，分布论的灵感是施瓦兹在1944年冬季某天晚间铺床叠被的瞬间获得的，但在这之前已经有过数年的铺垫。当时的许多分析学家都为所谓的“运算微积分”(symbolic calculus，一种处理微积分问题的形式计算方法，经过施瓦兹的工作之后，它被严格化成为了象征演算)和所谓的狄拉克Delta函数(由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提出的一种表征脉冲的“函数”)而感到震惊，施瓦兹本人也不例外——这些形式计算在数学上毫无道理可言，但却令人惊讶地给出有意义的结果。许多数学家(他们中有些后来同施瓦兹建立了长期的友谊，例如苏联的索伯列夫)致力于推广函数和微分的概念，但并没有十分成功的例子。
不过这些不太成功的例子给了施瓦兹以成功的基础。用他在自传中的话来说，就好像是“正在滴渗的咖啡”，总要经过漫长的积累才能变得醇香。他最终在一瞬间找到了将前人的所有成果整合在一起的灵感——人们要寻找的“广义函数”实际上是拓扑向量空间范畴下的线性算子(后来进一步限制为线性泛函)。这样一来，狄拉克的Delta函数立刻就获得了合理的解释，而微分演算也立刻推广成了今天的数学家所熟悉的广义导数。施瓦兹沿着这个思路建立了完整的分布理论，并将成果收录在了自己的专著中。这些成果让他得到了1950年的菲尔兹奖。他是第一个获此荣誉的法国数学家。当然，他本人在自传中对这一荣誉的描述多少显得有些漫不经心(数学系的学生读来恐怕要感到五味杂陈)：
“奖金比我两个月的工资略微少一点。它当然比不上诺贝尔奖，但因为每隔四年才颁给两个人，所以它比诺贝尔奖更难得到。人们现在常说它相当于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然而在那时几乎没人听说过它……最早将两者进行类比的是狄奥多涅……”
一个与时代抗争的……
施瓦兹获得了菲尔兹奖，但在前往美国领奖的问题上，他却遭遇了很大的麻烦——虽然他于1947年退出了曾经所属的托派组织，同托洛茨基主义“决裂”，但他依旧同情共产主义的政治纲领。这使得获得美国的签证变得格外艰难。施瓦兹记录下了一个令人感慨的故事。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举行之前，赴美签证问题截住了法方持左翼观点的数学家。对此，法方和美方的数学家协会都直截了当地表示：若法方数学家中“有人”因为政治立场原因被美方拒绝入境，那么他们都将退出这次数学家大会。这实际上是特指施瓦兹和阿达玛两个人——施瓦兹和自己的姨祖父都公开地宣称自己同情共产主义的立场。由于时值殖民地解放战争风起云涌，这种政治立场让美国和法国官方都格外地忌惮。最终，经过几番博弈，法方代表团还是拿到了签证。施瓦兹后来在自传中写道：
“我时常能感受到数学家共同体的团结和勇敢，特别是在殖民战争期间。”
《与时代抗争的数学家》(Un mathématicien aux prises avec le siècle)
有趣的是，施瓦兹起先对政治一无所知。他的家庭是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父母都偏向右翼，家中的日常新闻读物几乎都是右翼的报纸，他自己也一度接纳了父母的民族主义观点;而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标志着他在政治上的觉醒。习惯于被家庭庇护的施瓦兹忽然发现自己要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独立生活，而他的同学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也因此第一次接触到了工人阶级子女的政治观点。
一场痛苦的转型开始了，施瓦兹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固有认知开始崩溃。他原本天真地认为，这是一场“自由对野蛮”的战争，而法兰西显然站在自由的一方;现在他却忽然意识到，自由和野蛮都只是帝国主义的不同面貌而已，而“沙文主义在法国的表现甚至甚于德国”。从战争中渔利的从来都不是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战争只是将他们进一步拖进深渊。他开始接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民主党左派的观点，开始了解卢森堡、李卜克内西、蔡特金、列宁这些主张退出帝国主义战争的“叛国者”，也开始接触到法国的共产主义团体的宣传物。自1936年起，他开始有意加入共产党。
就在这时，莫斯科审判发生了，这对于施瓦兹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施瓦兹在极度震惊中阅读了《人道报》(法国共产党机关报)对莫斯科审判的报导，它完全遵从共产国际的口径。施瓦兹后来形容这些报道对他来讲就像“一声炸雷”。他正是从这些报道之中开始知晓列昂·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本人的自传适时地通过玛丽-埃莱娜而进入了他的视线，他立刻就被吸引住了。自此，施瓦兹开始同情托洛茨基分子，而进一步与托洛茨基分子——这些人当中的许多都经受过相当的考验，包括被当局拘捕——的接触，让他开始转向第四国际在法国的分支。自此，施瓦兹对法国共产党日益失去好感，而开始为托派政党奔走。
1940年法国向德国投降，德国随后占领了法国的部分领土。这样，施瓦兹的身份变得更加敏感了：他首先是一名犹太人，其次又属于共产主义者中最激进的一支。他不得不使用假的身份证，那里印着一个虚构的名字Laurent Sélimartin。从这时一直到德国投降为止，施瓦兹同法国托派的政治活动一直都在地下进行。他回忆道：
“我和玛丽-埃莱娜随时都在担心自己虚构的身份证件被收走，因为只需要经过简单的核对，德国的探子就会发现证件上的名字根本不存在……我们约定，在公众场合下见到组织内的同志时，不必打招呼，以免引起麻烦……最惊险的一次经历是家中遭到德国密探的搜查……《资本论》在当时的情形下是禁书，我们以往都把马克思的这些著作仔细收在壁橱里，但那一次我们疏忽了，把它遗忘在了阁楼上，幸亏搜查者没有仔细地搜索阁楼，不然后果难以设想……”
施瓦兹并没有详细地谈论过自己1947年最终退出托派组织的原因，但从他自传中的只言片语来看，他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始终将道义摆在相当高的位置上(这也是为什么他对莫斯科审判感到厌恶)，因此大抵很难接受托派组织无休无止的分裂。另外，他似乎也并没有真正地认同托洛茨基的主要观点即不断革命论。在这个问题上，他自传中的一句话十分准确：
“它(不断革命论)实在是太过于奇特，以至于我们都很难相信自己当初竟然真的相信过它。”
在自传的第三章《托洛茨基分子》的结尾，施瓦兹总结了自己同托洛茨基主义的关系：
“我加入托派政党的意义是什么?1936年夏天伊始，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政治蜕变之后，我开始有意加入共产党。1936年八月莫斯科的审判让我感到极度震惊，于是我在八月加入了托派政党。从逻辑上来说，成为革命分子意味着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我同时拥有几个身份：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第四国际成员和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者。我们所相信的，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托洛茨基——并非是作为领袖或者第四国际总书记的托洛茨基，而是那个聪慧的、富于创造性的天才理论家(尽管容易犯错误)，以及那参与了1905年和1917年革命的、声望卓著的革命者。为了避免个人崇拜，我们并不自称托洛茨基主义者，而是自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我们本可以使用镰刀锤头作为我们的标志，但那可能会产生出许多解不开的误会，所以我们转而使用“火星”——它令人想起最早的布尔什维克报纸《火星报》。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战争，并且相信人民战争是变革的动力。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我们想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对抗资产阶级掌握的国家，以达到终结人剥削人的理想。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我们吸纳了列宁在《怎么办?》中表达出的思想，即由一个单一的政党掌握政权的必要性。这个政党要代表单独的一个社会阶级，即无产阶级(这是对社会现实存在物的一种严重过度的简化)。然而，这样一种专政不可能不蜕变，尤其是对于一党专政而言。马克思和列宁的确说过，国家应当消亡(道理与之前相同：由于社会主义会压制阶级差别，所以国家应该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即开始消亡——这实在是一种可悲而幼稚的理想!)。我们是激进的国际主义者，我们相信的是世界政府;我们也是反殖民主义者，我们支持那些后来被称作“第三世界人民”的人们的解放斗争。我自我感觉“承担了整个世界的责任”;我唯一属于的国家，就是全体人类自身。这一纲领将我们团结起来。理论上来讲，这也是共产党的纲领。苏共常常提起这个纲领，但在现实中，这个纲领却被苏共整个地推翻了，而我们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正是以此为基础的。或许我们忘记了一个事实——但这曾经也在某种程度上是第二国际即社会党国际的纲领。在二十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爱德华·伯恩斯坦试图以改良主义来代替第二国际的官方目标，即革命。改良主义当时被第二国际斥为无效的。事后看来，当时的第二国际这样拒绝改良，实在是令人吃惊;在今天，每个人在事实上支持的都是改良主义。
“我是个真诚的非暴力主义者，我厌恶暴力。但我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岁月中所接触到的世界，却充斥着可怖的暴力：那里有资本主义的剥削、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还有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接下来的战争。革命的气息就弥漫在当时的空气中，不可阻挡、确凿无疑。俄国革命在当时享有广泛的声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在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中，它戴上了浪漫的英雄主义的光环。1917年的11月7日(译注：十月革命)是永载史册的日子，就像1789年的7月14日(译注：攻克巴士底狱)那样。
“我将我生命的很大一部分都献给了政治”，用以介入公共知识分子们所应参与的“事业”中去。但当然，数学一直是我最大的兴趣所在。我总是想要“改变世界”，改变生活。我现在依旧是一个改革者，我对于社会的任何缺陷和退步都依旧感到愤怒。我最终在1947年与托洛茨基主义决裂，那是我选择托洛茨基主义十一年以后的事了。但我的政治底色几乎全部来自托洛茨基主义时期，我经历了它所有的高潮与低谷。历史学家喜欢说我是“前-托洛茨基主义者”。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都会是前-托洛茨基主义者，并且我对此无悔。”
回首历史，出于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而为拥护过共产主义的前人送上一顶“愚蠢幼稚”“遭到蒙蔽”的帽子是再容易不过的。然而评论历史不能如此不负责任。今日深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然很难理解当初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幼稚”(事后诸葛亮总是很容易的!)。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态度远比单纯的厌恶要复杂——与其说是厌恶，倒不如说是幻灭。对西方左翼知识分子而言，共产主义一度可以代表他们的社会理想，因而他们也就格外难以接受苏联的变质。当行动趋于失败时，他们也就格外容易对过去的政治信念产生幻灭感。
或许在这个问题上，知识分子的软弱特性就显现了出来：他们大多把苏联的失败当作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失败，并总是对暴力革命的观点无原则地抵触。即便是后来的法国毛主义者，恐怕也很难真正接受这一句被他们广泛引用的语录：
“ La révolution n'est pas un dîner(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但实际情况却如同弗洛姆所说：“自由社会”的维系也是依赖暴力机器的;问题根本不在于是否使用暴力，而在于暴力用来保护哪些人、用来反对哪些人。
然而责备古人总是最轻松的事情。今日的共产主义者不能仅仅满足于空泛地批判前人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性”“‘左派’幼稚病”，而应该从他们苦涩的心境中吸取教训：对待将革命浪漫化的幻想，应当有一定的警惕性。合格的革命者应当以冷静的态度对待成功或失败，而这种冷静恰恰应当出自对革命最深切的热忱;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热忱，才更明白冷静的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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