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网站9月9日文章】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将民主带到俄罗斯，而人们因此鄙视他一评威廉·陶布曼的《戈尔巴乔夫：他的生平与时代》(彼得·贝克)
我和妻子在普京执政初期以记者的身份抵达莫斯科时，我们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就是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告诉我们，他不久前在克里姆林宫与普京见过面，还提出了世界各地许多人都提出过的问题：普京打算让俄罗斯重走威权主义的老路吗?戈尔巴乔夫告诉我们：“他给了我明确的否定回答。”
获得民主，但毁了帝国
回头来看，普京的回答当然显得缺乏诚意。对普京来说，戈尔巴乔夫是他与西方的中间人，所以他发出了欺骗性但、安抚人心的讯息。我们这样的西方人一窝蜂地把戈尔巴乔夫视作民主的象征。不过，普京知道，戈尔巴乔夫并非本国民众眼中的英雄。俄罗斯人鄙视他，认为他是摧毁帝国的人。他们支持普京，认为他是重建帝国的人。戈尔巴乔夫当时和现在一样，生活在双重现实中——在华盛页、伦敦和柏林受到崇拜和赞誉，在莫斯斗、圣彼得堡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受到咒骂和排斥。
阿默斯特学院的荣誉教授威廉·陶布曼在笔法精湛的新传记《戈尔巴乔夫：他的生平与时代》中探讨了这种对比。该书必将成为这位最耐人寻味的人物在未来多年的权威传记。陶布曼2003年为尼基塔·赫鲁晓夫撰写的精彩传记获得了普利策奖。这位苏联领导人决心改革腐败猖獗、机能失调的社会，但被他无法控制的力量赶下了台。陶布曼的传记为他绘制了一幅层次丰富的肖像。
富有远见，但不够深刻
当前，美国人正围绕俄罗斯在全世界以及美国的政治体系中的作用争论不休，所以这本书的出版可谓正逢其时。要了解今天的俄罗斯，就必须了解戈尔巴乔夫时代，他是怎样在70年令人窒息的统治之后开放了严重封闭的社会，但却无法解决其深层问题，最后被野心勃勃的鲍里斯·叶利钦推到了一边。叶利钦是个民粹主义的民主主义者，更热衷于打破而不是改革僵化体制，推行暴力化民主和裙带资本主义，最终被失去了储蓄的俄罗斯人唾弃，寡头们则攫取了有利可图的国家资产。
当眼神冷酷的前克格勃中校普京出现时，许多俄罗斯人热切希望他是个强人，愿意用一部分刚获得的自由换取一位承诺维护秩序和重建强国地位的领导人。当普京哀叹苏联解体是“本世纪最可怕的地缘政治灾难”时，他听到的是喝彩而不是奚落。戈尔巴乔夫推出了叶利钦，而叶利推出了普京。
不过，现年86岁、至今仍然生活在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始终在西方广受尊重，很难想像还有多少人像他那样影响了过去半个世纪的世界史。他终结了列宁和斯大林打造的集权主义体制。他为东欧摆脱莫斯科的势力范围创造了条件。他与西方握手言和。
陶布曼写道：“戈尔巴乔夫是个有远见的人，改变了他的国家和全世界——尽管都不像他希望的那样深刻。”
他说，戈尔巴乔夫的问题在于，苏联缺乏与他们获得的自由打交道的实际经验。“建设苏联民主需要花费的时间比他预想的长得多，但错误在于他的原材料，而不是他本人的实际缺陷和错误”。
付出努力，但屈辱收场
令人惊讶的是，这是第一部对戈尔巴乔夫予以应有重视、认真而全面、以英文撰写的传记。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回忆录不太令人满意，而他多年来撰写的其他一系列论著显然更多地旨在巩固自己作为世界政治家的地位，而不是透露关于他本人以及那个历史时刻的细节。
因此，尽管近年来出现了大批关于普京的作品，但戈尔巴乔夫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直到现在才重新出现。陶布曼以他特有的认真态度对待这部作品。他得益于档案研究和戈尔巴乔夫身边的人撰写的多部回忆录，此外还有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顾问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的日记。他采访了数位关键人物，包括在几年间与戈尔巴乔夫本人交谈了8次。由此形成的是这样一位领导人的肖像：他虚荣，缺乏耐心，有时暴躁，但同时叉明智而善于思考，是一个复杂时代的复杂人物。
戈尔巴乔夫1931年出生在北高加索的斯塔夫罗波尔附近，与参加过二战的父亲很亲近，但与母亲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后者很严厉，用皮带抽他。他曾在5个夏天帮助父亲操作联合收割机，获得了斯大林本人签字颁发的劳动红旗勋章，整个大学一年级都骄傲地佩戴着这枚勋章。在莫斯科大学，他是个连芭蕾舞都不知道的乡下小伙子。
不过，他学得很快，熟悉了他日后将会摧毁的体制，作为斯塔夫罗波尔的省级官员不断获得晋升。他的真正突破是认识了另一个斯塔夫罗波尔人——先后担任克格勃首脑和共产党总书记的尤里·安德罗波夫。两人关系很好，还曾结伴度假。安德罗波夫把戈尔巴乔夫带到了莫斯科，送进了政治局，还把他确定为接班人。戈尔巴乔夫的妻子赖莎·戈尔巴乔娃说：“我们的一切都靠他。”
作为局内人的戈尔巴乔夫深知体制日益败坏。对他来说，转折点就是政府不假思索地掩盖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戈尔巴乔夫后来说：“切尔诺贝利真正擦亮了我的双眼。”他说，他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切尔诺贝利之前和之后。他的“公开性”计划和经济改革改变了苏联社会。不过，他的革命是渐进式的艰难革命，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通过渐进手段开展的革命”。
戈尔巴乔夫为跨越改革派和强硬派而付出的努力没有令任何一方感到满意。他与叶利钦的私人恩怨为他的倒台播下了种子。陶布曼写道，戈尔巴乔夫可能在叶利钦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的“傲慢、虚荣和骄傲”。“戈尔巴乔夫的愤怒可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自己的愤怒”。
结局不可避免地到来时，强硬派率先向他发难，1991年发动了一次蹩脚的政变，很快就在叶利钦领导的群众抵抗之下失败。不过，最终是改革派搞掉了他，因为叶利钦随即把戈尔巴乔夫推到了一边。戈尔巴乔夫最后一次试图东山再起是在1996年的选举中对抗谋求连任的叶利钦，结果得票率只有屈辱的0.5%。这是俄罗斯人对这个获颁诺贝尔和平奖的人做出的判决。
戈尔巴乔夫坚称，叶利钦1999年年末向普京交权时，俄罗斯已经变了，尽管不完美，但还是有所改善。不过，这个国家再次发生了改变。陶布曼写道：“事实上，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戈尔巴乔夫的内政和外交路线，回归了传统的威权主义反西方模式。不过，这越发凸显了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统治者和世界政治家是多么不可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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