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上，用赞扬的或至少是看似赞扬的笔调书写一场“革命”的文本，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进步”的或左倾的新闻报道的写作：如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日》、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和中国人更熟悉的《西行漫记》，不掩饰的倾向但力图保持叙事本身的“客观性”，从革命本身的历史进程出发，让实录成为史诗;另一类则充溢着丰富的感情，但也不免使自身观念的投射压倒了革命事实和革命者自身的诠释。后者会把一场时间和空间上的遥远的革命当做自己的“心灵史”来处理：如瞿秋白《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和埃德蒙·威尔逊的《到芬兰车站》。
对瞿秋白来说，虽然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架所影响，但呈现出来的仍然是一个强烈敏感和高度自省的自我个体的主体。而埃德蒙·威尔逊笔下，十月革命的历程似乎是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思想发展(而不是真切的社会危机!)的产物，是由写马恩发扬出来、被行动者列宁、托洛茨基所具象化的“人类另一套心灵和意志”。而埃德蒙·威尔逊所处的优越地位使他不必走上瞿秋白的决绝之路，可以随时退回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文人圈内。实际上，第二十三章威尔逊对美国特殊性的说明，几乎自觉地表明了一种中产阶级意识。
《到芬兰车站》的副标题是：“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在本书行文中也一再付诸于历史的名义，如“马恩参与创造历史”、“马恩回去写历史”、“托洛茨基要历史认同”、“列宁向历史认同”等等。但是“历史”是什么?是理性自我实现的过程(黑格尔)、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还是进步风暴中的“历史的天使”(本雅明)?埃德蒙·威尔逊频频提到的“历史”是哪一种?我认为，虽然《到芬兰车站》是一本谈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著作，但它的历史观念更近于(庸俗化了的)黑格尔。
尤其是在写作俄国革命的部分当中，列宁和托洛茨基几乎就是历史理性的化身，是“世界历史人物”，“知道普遍的东西，知道他们的世界在进展上将取得必然的、直接相承的步骤，把这个步骤作为他们的目的”，于是他们的言辞和行动都成为所处时代最卓越的行动和言辞。而无论哪一种马克思主义都无法遗忘的阶级和群众的背景，不仅仅在文本叙事上沦为了配角，在历史力量的实现上也似乎变得无足轻重。当列宁在芬兰车站对着士兵和工人们开口讲话的时候，他靠什么抓住了这些人?是靠他的“历史写作与行动“带来的历史的福音呢，还是对俄国现实(这一现实就在他面前人群的愿望中体现着)的准确把握呢?
可以这样说：《到芬兰车站》的文学意义远远大于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中的意义(或者可以说，在后面两个领域里它没有意义)。这是因为，“到芬兰车站”这个威尔逊提取的意象，已经成为欧美一般“社会自由主义”或被当代中国网民戏称为“白左”(尽管这个概念本身是相当不准确且带有某种种族主义意涵的)的知识分子对于十月革命的认识的原型。
就在两个多月前(6月28日)，纽约时报的中文网站发表了Bhaskar Sunkara题为“再给社会主义一次机会——红色世纪：十月革命100年后，探索共产主义的历史与后世影响”的文章(很遗憾，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没能去核对本文的英文原文)，文章第一句就引用了威尔逊概括的这一典故：“百年之前，列宁那辆封闭的列车抵达芬兰火车站，由此触发了一系列事件，最终引向斯大林的古拉格。”不过，经过对一战以来社会主义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后，指出：“一些人担心，只要桑德斯和法国的让-吕克·梅朗雄等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领导人慈爱地耸耸肩，我们就会重返芬兰火车站。但现如今，民主面临的威胁是来自右翼，而非左翼阵营。似乎有两条前进道路在政坛呈现，二者都绝对是威权式集体主义道路的非斯大林形式。”那就是他所谓的“到新加波车站”和“到布达佩斯车站”，前者是右翼保守主义，后者是右翼民粹主义，当然，他不会忘记重申(大体是正确的)对“特朗普列车”向着后一条道路行驶的判断。
对此，他说：“但还存在第三个选项：带着过去汲取的所有经验教训重返芬兰火车站….我们不能忽略，社会主义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遗失了纯真。我们或许可以不再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当成疯狂的恶魔，而是选择把他们当成用意良好的人，试图在危机中打造出一个更好的世界，但我们必须弄清如何避免他们的失败。”因此上，他提出要“重拾”“第二国际之初的版本的”“社会民主主义”，“包括：致力于建设自由的公民社会，尤其是容纳那些反对的声音;在制度上需要对权力进行制衡;以及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却无需与当下进行“零年”式决裂的愿景。”
最后，许诺说：“我们21世纪的芬兰火车站不会是伊甸园。身在其中的你或许会经受心碎和苦难。但这个地方会让眼下正被不平等碾压的许多人有机会参与创建一个新世界。”
…可是，且慢，这不就是威尔逊笔下的那种，以历史理性的名义发出，却本质上由神秘主义来保证的救赎承诺?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右翼人士们对欧美的“左翼”政客们会让历史“重返芬兰车站”的担心是正确的，只是，“芬兰车站”从来都不是列宁的终点，而只是他革命实践的一个小小逗号，“到芬兰车站”的，只是威尔逊到这位Bhaskar Sunkara以及他们中间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与社会自由主义者的自我投射的“列宁”而已。
列宁在芬兰车站的一席演讲就为他赢得了俄国革命，但在胜利之后，他和他的同志们却因为各种失误把这个革命失落给了极权主义者斯大林——这是一个神话，因为俄国革命是在现实中，是在和种种敌人的斗争中进行的，而不是一场封闭空间(就像那列“封闭的列车”一样)和抽象历史中进行的“实验”，它按照现实决定的方式，而不是作为历史理性肉身的列宁所启示的方式进行。
Bhaskar Sunkara在本文中还是指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共产主义“脱胎于遭到第二国际中更为温和的左翼党派背叛之感…在欧洲各地，诸多党派一个接一个地做出不可思议之事，背弃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承诺，在一战中支持各自的政府。仍旧忠于旧有理念的人自称共产主义者，以便和那些为一场夺走1600万条性命的大屠杀推波助澜的社会主义者划清界线。”是“理性的狡计”或曰“理性的毁灭”(这取决于你的历史哲学立场)带来了与第二国际决裂的共产主义运动，恰恰是对“到芬兰车站”的历史列车之时刻表的不信任，是对当时正在发生的比古拉格造成了多出几倍的完全无谓的死亡的资本主义的可怖罪行的揭露和反抗，让列宁们决心走上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这恐怕，就是《到芬兰车站》对历史的书写，和我对历史的理解的最大不同吧。
不过，可能令我更在意的一点或许在于《在芬兰车站》在中文世界引起的讨论。中译本序和威尔逊本人的1971年序似乎都在暗示或明指原书的赞扬立场存在失误，于是全书都成为了一句著名谚语的注脚：“年轻时不是共产党没良心，年老时还是共产党没头脑”。种种言说似乎要雄辩地证明，共产主义不过是一种青年义愤的寄托——可是，如果本来就是以人性、理想为基础来期许社会主义实践的话，那么不待“斯大林那样盗匪式的政客”当权和1971年序中各种负面材料的暴露，它自然而然地会辜负曾经对它抱之以同情的人。
马克思最终死在了书桌上，列宁仍然搁浅在历史里。然而，在2017年的今天，即使是再迟钝的人，尤其是那是自认为有全球视野的知识分子都会多少感觉得到，世界或许会越来越放不下他们平静的书桌了——正如很多地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平静。一度隐身了的、狰狞的、作为宏大叙事的历史复活了，而碎片化了、精致而空洞的历史则瑟瑟发抖。在《到芬兰车站》汉译序言的结尾，作序者以一种程式化的鸡汤笔调写道：“如果一个基于公正、平等、自由之上的社会尚未达成，如果这世界还充斥着不公正、不平等、不自由，社会主义的信念就仍然会助燃我们的激情，左翼思想就仍然是我们永恒的冲动。”对此我只能说，如果他们仍然以这种态度看待历史、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话，那么收获的也只能是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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