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非洲现代文学是 20 世纪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形成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是伴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而勃兴的民族意识的产物，而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面临的重要挑战是学者如何利用自己的西学知识但又不为其所困，得以独立地发展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本文不拟泛泛地谈论后殖民理论，而是选择以佳亚特里·斯皮瓦克为代表的美国后殖民理论和以海伦·蒂芬为代表的寄居者白人开创的后殖民话语对库切的不同解读来挑开后殖民理论的面纱。这种处理方式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后殖民理论内部呈现的中心和边缘的话语结构和权力冲突，看到后殖民理论内涵的地缘政治性，以及后殖民理论与西方人文学术范式转型的关系，剖析后殖民理论运作所维系的意识形态。
1 中国非洲文学研究的西化趋势
从 2014 年至今，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召开了两次全国范围的非洲文学研究大会，一次是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系牵头，一次是由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和非洲研究院牵头[1]。这两次大会都吸引了全国数十位非洲文学研究者参加，在北京大学访学的数位尼日利亚学者也应邀出席了会议。这些动向表明非洲文学研究在中国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中国对具有丰厚传统的非洲文学知之甚少, 在中国传统学科体制中, 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分别在60年代初为中国培养了不少精通非洲小语种的语言人才。但在文学研究领域, 除了依托阿拉伯语言文学系而较早开展的埃及文学研究之外, 撒哈拉南部非洲的文学研究长期以来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学者在默默耕耘[2]，他们虽然取得了很高的成绩, 但远远无法满足我们对非洲文学认识的需要。
非洲现代文学是 20 世纪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形成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是伴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而勃兴的民族意识的产物，是独立的非洲国家所进行的长期的民族文化建设的一个有机部分。非洲现代文学的出现使得“世界现代民族文学”体系得以最终确立。尽管非洲现代文学深受西方影响，但它并不是西方文学的一个分支，而是属于 20 世纪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反帝反封文化的一部分，它以“种族解放”话语丰富了世界文学中的“阶级解放”话语，并因此具有独特而普遍的意义。独立后，非洲历史依次进入冷战格局中的“新殖民”时代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殖民”时代，而非洲文学是非洲现代化进程持续的见证人，它记录着各种各样的灾难、战乱、独裁、贫穷、饥荒、瘟疫等人间惨象，也记录着社会方方面面所发生的积极变化，如果说，今日世界还有哪种文学是孕育在灾难和希望中，那就是非洲文学，也因为这个原因，它不可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文学写作的一部分。非洲文学不仅是世界文学的一个地理位置上的“他者”，更是时间意义上的世界文学的一个“自我”, 这就要求中国的文学研究者通过研究非洲文学而再次进入历史, 并重新获得“世界历史意识”。中国的西方文学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人才辈出，大师如云，对西方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可以说是内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的，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形式创新、语言创新和价值生成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这种作用是今日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不可能具有的。但，这并不表示非洲文学研究将是无足轻重的一门学问; 相反，它有特殊的功能: 帮助中国读者对于文学在 20 世纪发展的全局有更全面的把握，帮助我们重新勾勒一幅“世界文学”的版图，重新考察世界文学形成的秩序，重新检讨由西方发明却不断被修改的文学的多样“现代性”内涵。
今天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 主要指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研究) 面临的一个挑战恰恰是，它能否摆脱中国的西方文学研究的影响。从研究者的组成情况、研究对象的设定和方法看，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深度依赖于中国的西方文学研究这个学科体制，因为这个行业的研究者主要出身于西语系，因此难免直接挪用过去的学术训练和积累来处理非洲文学这个新的对象。这样，非洲文学可能会很自然地被当成广义的欧洲文学来研究，再加上非洲文学主体都是用殖民语言写成的，而西方也不断炮制新的术语，如“新英语文学”“用英语写作的世界文学”“英语语系文学”“法语语系文学”“葡萄牙语系文学”等，企图将非洲文学依然看成是欧洲文学的一部分，而中国的一些学者也非常认同西方的这个学术游戏[3]。学者如何利用自己的西学知识但又不为其所困，独立地发展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是目前面临的一个挑战。
目前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的得失从一个小例子中便可一窥端倪。库切是当下最受中国研究者重视的非洲作家( 目前他已移民澳大利亚) ，研究他的专著和论文集已经接近10本，这是其他非洲作家享受不到的荣誉。究其原因，这里面当然有所谓的“诺贝尔奖效应”因素: 我们在选择非洲文学翻译和研究对象时无不奉西方规定出来的“经典”为圭臬，尚不能提出自己见识和标准。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库切的作品确实不太像“非洲文学”，而是更接近伟大的欧洲传统。我们轻易地就可以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谱系中看到库切的伟大之处，因此言说他便毫无困难。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通晓贝克特、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西方现代文学传统的人，很容易将库切的艺术评说得头头是道[4]; 对于一个了解叙事学、读者批评理论和后殖民理论的人，亦不难拿他的复杂的形式理论一番[5]。总之，我们对于库切的研究的整个方向不着重于他和非洲文学的关系，不旨在通过他的作品揭示非洲文学的某些特性; 恰恰相反，库切的阐释自觉不自觉地在为中国的文学偶像殿堂增添一位新的欧洲文学大师。当我们的非洲文学研究激活的是我们对西方文学的热情时，亦是非洲文学研究迷失之时。没有清晰的方法论，没有明确的方向感，我们如何与西方非常成熟的非洲文学研究对话? 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非洲文学研究道路? 这篇文章无疑是这些焦虑和困境的产物，它试图对中国现有的非洲文学研究方法作一个初步的总结和思考。
本文的一个根本看法是，任何一个学科的成熟都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30 年前，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风靡国内，对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今天的角度看，中国作家和拉美文学的“神交”乃是一次比较纯粹的文学事件，其主要动力来自创作的需要，因此，许多作家都参与其中，并身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6]。但这次出现的非洲文学的译介和研究热则有所不同，它基本与作家无关，与写作无关，纯粹是一次研究的行动，动力则主要来自中非关系发展的大局，来自国内非洲研究机构的积极推动，属于在缺乏作家参与的情况下由过去英美文学的研究者所主导的一次行动。可以说，非洲文学研究因受制于专业化的种种限制，而失去了对思想问题的把握，从一开始就呈小家碧玉相，与整个知识界、艺术界、公众界的互动不足，对自己与生具来的历史使命缺乏清晰认知和坚定的信念。
如果只把非洲文学研究当作一门学问做，恐怕永远也做不好。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可圈可点之处在于它是经世致用之学，它载帝国之道，而绝非狭义的学术研究。略加翻检西人的研究就可发现，他们有两种相互支撑的研究方式，第一种是显微镜式的研究，即观察、考量非洲文学各个细枝末节的问题; 另一种是望远镜式的研究，即把非洲文学锁定于帝国所制定的世界文学秩序的版图之中，这两种做法互相牵动，统一起来，就形成了西方非洲文学研究的特点: 具体的观察为整体意识形态构建服务，而整体的视野又为具体的研究指出方向。总的说来，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体现如下特点: 维护西方语言的霸权，忽视用本土语言写作的作品———这并不是说他们在人类学意义上对本土口传文学不感兴趣; 用西方的文学研究术语、普适性价值标准来阐释非洲文学，而忽视非洲文学的本土性; 为非洲人文才俊开放西方的研究和出版资源，以形成亲西方的非洲文化精英; 强调文学的审美和伦理教化职能，否定文学所携带的政治能量。这些趋势在1980 年代末期出现的后殖民研究里面达到了高峰，是由几种原因造成的: 第一，后殖民理论是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批评理论;第二，它从西方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吸取了许多思想资源，使它具有反西方中心的天然合法性; 第三，社会主义阵营解体，革命话语消失，后殖民理论乘虚而入，重新把握住对非洲阐释的话语权; 第四，它推行的跨学科研究方式将非洲研究的各个学科整合起来，可以更紧密地配合西方在非洲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英美的非洲研究和非洲文学研究都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和现实功利目的，是一门“载道”之学。
我们向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要学习的首先是这个“道”。同时我们不得不看到，西方研究非洲文学比我们具有天然优势。因为历史的原因，非洲不是西方外在的研究对象，而是一个内部的欧洲的自我: 无论是语言、形式、宗教、文化价值、文学所表现的社会制度，包括作家这个精英阶层，非洲文学从物质到精神都拜西方殖民所赐，这便给了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一个内在的视角。我们的情况则不同，非洲文学和我们的关系全属于外在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研究一个充满这么多欧洲元素的异质文学? 我们能有什么独到的话语? 我们是否只能重复和介绍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而别无创新之可能? 如果这个问题是在十年前发问的，那么回答会是悲观的; 但今天，我们将可能有不同的回答。如果说，西方的非洲文学的合法性建立在非洲今天依然处于“后殖民”的历史条件之上，那么，这个被西方给定的“后殖民性”正在发生着剧烈的改变，非洲开始转向亚洲，开始对中国发生强烈的兴趣，开始通过经贸和人文交流改变对西方的依赖，开始慢慢脱下不太好看的“后殖民”的帽子。如果中国能帮助非洲进行缓慢的自我重建，非洲在未来就可能不再是西方的内在的一个自我，而变成它自己，和中国的关系也不再是纯然他者的关系，而是交互主体。也就是说，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在今天还是门“与我无关”的学问，在明天就会是“与我相关”的一门学问，即我们将从“外部研究”向“内部研究”过渡。而在这个过程中，批判地继承后殖民研究的遗产将至关重要。我们要学习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同时要动摇“后殖民”这个根本大法，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方法论才能相应产生。
2 非洲文学研究中国化的可能性
非洲文学是非洲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学的总称，是非洲国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它和非洲的传统文明有关，也和西方的文学有关，但在本质上，非洲文学是非洲各种政治主体在历史中生成的文化表述。所以，只要是关乎主体生成的文学，无论是用西方语言还是本土语言写的，都是非洲现代文学的一部分。即使采用欧洲语言创作的作品，它们在实现艺术的功能和体现艺术品性方面都带着第三世界文学的根本特点，此即构成它与中国文学的可比较性的基础: 它们是在第三世界文学这个概念里表现出相同性和差异性的。我们将一些比较显著的相同之处暂列如下: 在主题方面，非洲现代文学建立了关于以家族伦常和宗法社会衰落为开端的非洲现代社会的起源叙述，和中国现代文学享有共同的主题[7]; 在社会功能方面，具有天然左翼性质的非洲文学同样肩负着“启蒙”和“革命”的双重任务[8]; 在实际影响方面，从“万隆会议”之后，社会主义文学开始对非洲作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高尔基、鲁迅等人的作品，卢卡契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非洲有一定的传播，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的革命文学包括样板戏《红灯记》流传到非洲[9]，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经美国黑人艺术运动介绍，开始输入非洲，影响了非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运动[10]，这些都使得非洲文学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而这部分历史和文学多为后殖民研究避而不谈的“难言之隐”; 在艺术观念上，非洲作家和中国现代作家一样，批判“纯艺术”的观念，强调作家是民众的导师，主张艺术为人生，呼吁艺术与民众的结合，这使得非洲现代文学论里充满“实践论”和“功能主义”的思想[11]。总之，非洲现代文学内部巨大的“回心”与“抵抗”的传统文化再生之路创造了许多“历史主体”模式，应该被认为是第三世界现代性的普遍内容，而理应为我们所深刻阐发。近一两年间，南非学者开始对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南部非洲社会的主要伦理观念“乌班图”( Ubuntu) 进行比较研究，以探求一种有别于西方社会组成结构的伦理学[12]。
然而，有相似就必有差异。现代非洲文学在许多方面无法通过“现代中国文学”之概念来参照理解，二者有许多显著的差别。这里，我们仅举三点: 首先，在语言方面，现代非洲文学的主体部分是使用欧洲殖民语言书写的，因此不但没有经过“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的运动，即通过发展现代普通话来为现代非洲各国文学奠定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是通过放弃非洲传统部落语言来实现的。非洲现代文学在这个意义上是殖民的产物，至今也未真正的“去殖民化”[13]。其次，非洲民族主义的产生来自两个条件: 第一，欧化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他们把朴素的民族意识转化为民族主义; 第二，欧洲的语言为民族主义提供了最基本的载体: 说不通语言的部落可以通过使用欧洲语言去交流、去想象一个过去不存在的“想象的共同体。”这种先决条件也同时导致两个后果: 第一，非洲现代知识分子最初关于非洲的整体意象和观念是借助殖民者对于非洲的虚构和想象来获得的，也就是说，非洲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首先是“自我他者化”的意识; 第二，由非洲文学体现出来的民族认同必然从对抗欧洲关于非洲的“元叙事”开始，必然始自重新发现“真实”非洲的热望、重新讲述一个“真实”非洲的生活和传统的要求。非洲文学的永恒的主题不是欧洲文学里面的“爱”、“死 ”和 对 于“永 恒 ”的 冥 想 ，而是“生 存 ”和“生 存 感 ”，是“我是谁”与“我 不是谁 ”的 辩 证 思 考 。最 后，非洲现代作家想象的读者并不主要是本国的民众，而是西方读者，这是由如下历史条件决定的: 第一，非洲缺乏书写传统，大众的文艺形式为口头文艺，因此，现代文学不可能设想大众为其主要读者。第二，掌握殖民语言的只是非洲各个国家的极少数精英，这群人接触的书面文学是西方文学，他们对西方经典耳熟能详，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洲读者群体和欧洲读者群体没有实质的区别，反而像是一个阅读共同体。非洲文学一开始就是为这个共同体生产的，非洲文学构建的“想象的共同体”包括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这是中国现代文学里没有的现象。第三，20 世纪 60 年代，出版体制基本控制在西方手中[14]，非洲现代文学之父阿契贝写完其处女作《瓦解》是将手稿寄往英国一家出版社寻求出版的[15]。出版权不在本国知识分子手中，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可想象的事情。中国现代史上所谓的文学大众化运动因此不可能在非洲发生，非洲现代文学( 用欧洲语言书写的部分) 从一开始就是面向西方运动的文学，而缺乏文学与大众的真实结合，因此很难真正民族化，也无法从民族化里获取足够的去殖民化的资源和动力[16] 。
我们可以将上述几个非洲文学的共同特征归纳如下: 非洲文学内在的运动与其说是“脱欧”，不如说是“入欧”; 与其说是建立在“言文一致”之上，不如说是二者的断裂; 与其说是获得“历史的同一性”意识，不如说是因无法建立这种同一性而强调民族文化内部的差异性价值。这就是说，非洲现代文学比中国现代文学包含了更多的矛盾( 除了阶级矛盾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种族矛盾) 、更多的异质元素( 欧洲语言和多达 2092 种非洲本土语言) [17]和对西方更大的依附性。正是这些历史原因使中国文学研究惯用的话语体系失效，但这正是研究非洲文学的价值所在，不同的文学现代化道路、不同的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不同的形式与历史的冲突将丰富我们对于世界文学形成和演变的认识，也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
在非洲文学的众多特殊性里面，有一点或许最特别，那就是寄居者文学, 这是由在非洲生活的世世代代的白人创造的文学, 这部分写作当然应该属于非洲文学，但又明显在各个方面都和被压迫的黑人文学十分不同，可以说是另一类的主体文学。这部分文学在过去的 30 来年时间里忽然“发迹”, 正从过去隶属于“欧洲文学”的阴影里走出来，成为一种独特的世界文学现象。以库切为代表的南非白人文学属于这种文学, 米亚·科托代表的葡萄牙语莫桑比克文学,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白人英语写作皆属此类, 它们可以说是欧洲文学内部变异出来、经过和寄居地文化杂交而发展出的一种最难以归类的殖民地文学。这部分文学现象被揭示出来后，极大地挑战了既有的美国比较文学、区域文学和英语文学研究模式，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学研究时代，那就是由后殖民理论主导的对后殖民文学的研究。
和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相比，后殖民理论在处理非洲的寄居者文学和从英语文学脱胎出来又产生极大变异的非洲英语文学写作时具有明显的优势，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因为后殖民理论受自身的意识形态束缚，也使它无法提出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内部提出的关于第三世界文学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诸种命题，如革命和启蒙、回心与转向、读者为谁等。后殖民文学批评从来没有关心过非洲文学的民族性问题，因此无法有效解释非洲文学和民族独立的关系以及非洲文学内部的民族主义问题，它也很少关注用非英语写作的非洲文学，更对非洲内部使用本土语言所做的“言文一致”的尝试无力评说。这些局限性在后殖民理论内部无法解决。
在后殖民文学研究出现之前，苏联和中国都有一套不同于西方的对亚非拉文学的理解，其中苏联的研究还是具有一定深度的，中国方面则受政治影响过大，乏善可陈。正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才给了后殖民理论后来居上的可能性。所以，后殖民研究或许存在许多局限，但依然产生了不少重要成果，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简单地回到 60 年代政治化的研究模式，只会再次失败; 但是，同样的，如果不批判地学习后殖民研究，也无法开创中国自己的非洲文学研究道路。笔者始终认为，在非洲文学研究领域，能否动摇后殖民理论的阐释权威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为何这样说?因为后殖民理论本来只是从研究寄居者文学、美国黑人文学、或逃亡或离散在西方的非洲黑人精英的文学而发展起来的一套文学理论，但由于其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人文研究和教育体系，自身也获得了在世界范围内阐释文学的权力，甚至为世界确立了新的文学价值，并代替过去的新批评介入对当代写作经典的重构，从而对诺贝尔奖、布克奖等世界级奖项的选评标准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如果没有后殖民理论所确立的文学价值，库切就获不了诺贝尔文学奖，奈保尔恐怕也很难。后殖民理论在第三世界国家挑选出了一批代表作家，重构了世界文学这个公共空间。所以，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者一方面要以自己的文学经验来处理非洲的文学经验，一方面也要进入后殖民理论内部来对其进行祛魅化，这双重的工作都十分重要。
本文不拟泛泛地谈论后殖民理论，而是选择以佳亚特里·斯皮瓦克为代表的美国后殖民理论和以海伦·蒂芬为代表的寄居者白人开创的后殖民话语对库切的不同解读来挑开后殖民理论的面纱。这种处理方式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后殖民理论内部呈现的中心和边缘的话语结构和权力冲突，看到后殖民理论内涵的地缘政治性，以及后殖民理论与西方人文学术范式转型的关系，剖析后殖民理论运作所维系的意识形态。
3 第三世界学者在美国发展的后殖民理论：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对《福》的批评
最常见的关于《福》的批评来自于后殖民理论家，他们常常把它解释为一部后殖民主义的经典之作，但是，这种解释在假设层面上出现了错误，因为如果考虑《福》写作和出版的年代正处于南非反殖民斗争的高潮，它不可能被当作一部后殖民作品。但《福》的文本确实和历史有重大的错位，我们非但在《福》中找不到一丁点现实的影子，反而看到西方意义上的后现代叙事。我们应该问的也许是，如此通过后现代艺术形式介入依然处于现代甚或前现代专制制度的南非社会究竟意义何在?后殖民理论恰恰在这点上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这本身就是后殖民理论的局限。
后殖民是一种文化批判理论，但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有所不同，它不肯定主体，相反，是对在历史中实践的主体所作的批判。它假设后殖民社会最根本的矛盾在殖民解放的任务完成后已经聚焦在话语生产领域，下一个解放的任务是言说的革命，是探讨一种真正能够脱离欧洲中心主义话语模式的言说方式，只有改变了说话的方式，才能最终在文化层面上清算西方的殖民统治。在这种总体一致的革命方案里，不同的后殖民理论家侧重解决的问题多有不同，而事实上把握这些不同的批判实践对理解后殖民理论尤为重要，这些不同体现了后殖民理论家所处的不同的位置、所具有的不同的关怀、所携带的不同的历史意识。可以说，后殖民理论本身包含着不同的历史话语，它们来自不同的社会实践，背后潜藏着不同的历史主体的意识，只不过在表面上，所有的后殖民理论者都否定关于“主体”概念的有效性。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殖民理论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都有众多的追随者，因为大家都可以利用后殖民理论实践自己对社会的批判。总之，后殖民理论尽管在理论上主张反历史，但它和西方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不同之处恰恰在于它唤起了一种历史意识，或者说它把一种第三世界的历史意识曲折地植入西方的“后结构”和“后现代”的精神中，使其在他者的历史中被再度历史化。即使对主体进行最极端批判的斯皮瓦克本人也在80年代中期回到印度的现实中去思考底层如何发声的问题。正是通过一群后殖民批评家的努力，后殖民社会应该建设什么样的话语形式问题才能在西方的知识框架里被呈现出来，这是后殖民理论所含有的历史进步意义之所在。从长远看，后殖民理论批判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尤其对一切以代言自居的知识分子精英立场提出了有力的警告。它使得我们在用语言接触现实时更加谨慎，更加充满自我批判意识，更加避免以外在的视角和立场来干预现实，更加意识到所有的精英话语与其说是一种真理的声音，不如说是一种“依赖”式的存在体——它依赖社会历史实践。从最积极的方面理解后殖民理论，可以看到它和毛泽东所倡导的文艺思想的内在相同之处：都是为警惕知识分子话语权力而敲响的警钟，但它们又有本质的差别，这在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不同。如果说后殖民理论家(西方学院左翼)在现有的学术体制内完全不需要真正介入现实斗争，第三世界的左翼知识分子则无此特权，他们必须要完成话语批判实践和客观历史实践的统一这双重任务。
库切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左翼作家，但他的作品依然具有左翼的、革命的特点，而这个特点得到了后殖民理论的充分说明。斯皮瓦克在《在边缘的理论：库切的福对笛福克鲁索/罗克萨娜的阅读[18]这篇极其著名的论文里考虑的根本问题是：我们应该以何种方式介入对于“第三世界”的言说?注意，这里所说的“介入”不是直接介入第三世界革命历史实践中去，而是介入可能言说第三世界的话语条件，这里所说的“我们”亦不是“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而是“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斯皮瓦克意图通过她对《福》的解读来批判美国区域研究本身的方法论错误。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她对《福》的解读中，一丝一毫都没有和南非具体的社会历史发生关联，就仿佛这是一部与南非经验无关的著作。在其文章中，她不断安插美国高校人文教学的课堂场景，以展示这部著作应该如何在美国课堂被研究生讨论。如果她的实际教学真如这篇文章所呈现的那样，那么，我们只能说，她教授这篇小说的方式实在是舍本逐末了，因为她一点都没有提示学生如何通过《福》进入南非当下的历史;相反，她要求学生进行解构主义式的文本细读，从而辨析出她赞同的教义：作为作家的库切是如何通过消灭自己的主体而获得在历史中的存在?对于斯皮瓦克来说，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在对第三世界发言时会面临同样的困境：你用何种语言、何种语法来言说?在她看来，如果我们无法找到他者的语言来言说他者，我们就最好打消为他者代言的浪漫主义想法，一个知识分子在不得不言说他者时所能做的有意义的工作就是让语言变成一种精神病患者的语言——一种不及物的、复制性的呓语。
于是，斯皮瓦克的解构阅读法就导向揭露《福》文本的自我混乱之处。她找到的最好的例子也就是《福》文本最困惑批评家的情节：苏珊·巴顿本有一个女儿，两年前遗失了，因为寻找女儿，巴顿才在海上遇难，飘零到了鲁滨逊居住的孤岛。从孤岛得救后，一个女子自称是她的女儿，不远千里前来认母。但这个女子根本就不是巴顿的女儿，至少巴顿看出来，这是福先生设下的圈套。这部分情节奇特得匪夷所思，在小说中没有发展出任何新的故事线索，因此只是叙事，甚至连故事都算不上。在斯皮瓦克看来，这就是完全的虚构、一个不能成为故事的虚构、一个无法被故事据为己有的纯然异质，正是通过加入这个中断功能的虚构，库切的小说文本出现了各种能指和所指的断裂，它变成了无法讲述第三世界故事的寓言。她告诉她的研究生，如果巴顿最终发现自己无法确定这个女子是自己的女儿，这个困境本身就表现了德里达的“不能决定性”原则。
随后斯皮瓦克指出，《福》的中心情节总是将叙述的各个线索推到使所有线索中断的悬崖峭壁上，从而引起全部已有线索的大倒退，像每次冲击上岸的海浪一样，不管多么汹涌澎湃、威力无边，必然在登陆的地方一无所获，空吼着打道回府，就如克鲁索在岛上建了庞大的梯田却颗粒无收一样。这些悬崖峭壁包括：星期五被割掉的舌头，他因此无法讲述自己的故事，同时消磨尽巴顿和福先生替星期五讲述故事的欲望;巴顿将故事讲述出来的欲望总遭到叙述者福先生不在场的破坏，自己写出来的故事又被福先生不断否定。到头来，《福》的文本没有建构起关于任何人的历史叙事：福先生、巴顿、星期五、克鲁索所有的历史都以碎片的方式存在，整合不到一个总的单一的历史框架中，谁的历史也无法成为别人的历史。斯皮瓦克认为，女性受难和奴隶受难各有不同的历史，因此，它们不能放在同一个“压迫史”中被叙述，也不能在同一个“解放话语”里完成一个共同主体的创造。
斯皮瓦克认为，库切对笛福原著的改写首先颠覆的是建立在“基督教伦理、理性和私有财产”上的西方男性形象，这是西方文学长期供奉的神龛。在《福》里，鲁滨逊的形象被完全改写，从一个可以主宰一切的有着强烈信仰和实践理性的白人男性形象变成另一个绝望的、无助的、无法沟通的、自私自利的狭隘的遇难者形象，库切为殖民者描绘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肖像。与此同时，库切并未建立另一个反抗克鲁索的英雄，巴顿并不是克鲁索的反抗者，相反，她自视为克鲁斯的妻子，和他调情，向他献身，实际上，巴顿准备向所有的男人献身，并以献身的方式来完成对男性权力的颠覆。巴顿绝对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革命者形象，她与其说是种新的叙事话语，不如是一种靠依附其他话语而存在的话语。这样，斯皮瓦克回到解构主义最核心的批判姿态上来了，那就是，解构的任务不是建立一种新的叙事，而是解构旧有的叙事，这种解构工作不是由任何一个新的主体承担的，而是历史文本的自解构。解构的工作就是调动各种已有的叙事然后让之遭遇自己的虚构真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库切是解构者，而作为阅读者的斯皮瓦克本人也必须是。解构者必须遵守一个铁定的原则，就是放弃直接构建一个自己认为更加真实的“他者”形象，以取代旧有的。库切很好地让巴顿不去告诉我们星期五的真实历史，他最终希望星期五通过学习英语来自己完成。但与此同时，斯皮瓦克敏锐地分析了星期五如何把新学的字符变形的过程，以说明德里达“弥散”的洞见，即西方语言的本质可以在精神病人梦呓般重复的话语中显现出来：混乱、重复和缺失。这样，再次证明他者是无法被言说的，因为语言结构保证可被言说的只是“无物”，语言无法为沟通和了解提供可能。在对语言的理性结构作了如此彻底的批判后，斯皮瓦克和解构主义就不能为理解的可能性作任何建设性的工作;相反，他们热衷于捍卫“他者”无法言说的正当性，而一切伦理，或者世界主义的伦理原则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为一切差异性的合法存在作最终的辩护——与他人成为邻居，但闭口无言。
今天，我们将如何评价这篇著名的甚至连戈迪默都拜读过的历史文献?[19]它的一个最大贡献是让读者明白《福》中一些不忍卒读的甚至会抱怨无病呻吟的片段中的微言大义：库切将叙述提升到“元叙述”这样的高度，从而冷酷无情地令读者接受知识分子在关注他者并向往革命的过程中所深陷的言说困境，这种苍凉的体验被库切以如此轻松和戏虐的游戏姿态表达出来，如果不借助斯皮瓦克精湛的解读功力，确实难以为外人所知。但是，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者依然会问这样的问题：当我们来教授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是否会依循斯皮瓦克给出的教案?我们会如何批评她的解读?
实际上，如果我们回到斯皮瓦克写作此文的年代，无法不惊奇地感到是如何孤高地漠视彼时世界的风云变幻。这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还是在乱世中显出格局的狭小?也许1990年在美国的历史上是相对平静的一年，但整个东方却经历着沧海桑田的变化：冷战格局正在终结，东欧剧变已经开始，非洲民主化浪潮汹涌，纳米比亚从南非白人统治中独立，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出狱，以前非法的政党合法化，世界上最后的白人统治摇摇欲坠。这一切变化在斯皮瓦克一连串的近期著作中都没有反映出来，我们很难想象她在1990年作《福》的评论却似将时间停留在1986年。南非新出现的重大变化完全没有进入斯皮瓦克反思《福》的视角，这样去历史化的研究不得不令人想到福山的关于“历史的终结”的预言，于是我们不得不问，斯皮瓦克的研究是在什么知识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她的工作是为谁而做的?她设想的读者是谁?只有将她的工作历史化，我们才能看到美国学院体制里的后殖民理论自身的局限性。
斯皮瓦克正如她的同事科林·马克卡贝所评价的，是美国人文研究学者中少有的对教育怀有巨大激情的学者。他在为斯皮瓦克《在其他的世界中》写的序言中说，“这些论文的一个突出价值是贯穿在字里行间的对教学和教育的热情。斯皮瓦克是少有的能够对影响世界的主要问题有所把握同时又关注这些问题是如何在具体的教育语境下被思考和讨论的学者。”[20]这句话准确点出了斯皮瓦克学术思想发展的方式：她思考的动力从来不像德里达那样来自应对自西方思想在20世纪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给她学术不断增添活力的是在各种各样的具体美国学院教学环境下她所倡导的解构主义方法和原则所面临的挑战，对这些挑战的回应构成了具体的学术活动，这些挑战包括：女性主义研究如何和马克思主义结合的问题，[21] 解构主义批评如何不沦落为传统意义上的“新批评”传统，如何理解解构的原则——让作品意义显现自我矛盾的特征——和批评家必要的主体介入的矛盾问题，[22]这篇论文令人感兴趣的是提出女性主义批评的路径为“内批评”。第三世界文学和历史应该如何研究,[23] 美国流行的各种批判理论所受“唯心主义”和“结构主义论的科学主义”的干扰等等。同时，在深入介入对美国的“区域研究”“比较文学”“英语文学”的批评时，她试图通过改革美国人文教育来重新塑造“美国的心灵”。我们认为，斯皮瓦克本质上是一个教育家，她全部的热情在于“改造我们的学习”。
在写作《在边缘中的理论》前后，斯皮瓦克的工作是回应势力正在壮大的后来在小布什任上对美国政治具有深远影响的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多元文化信仰的挑战。阿伦·布鲁姆在1987年发表的新保守主义力作《美国封闭的心灵》成为当年排名第一的畅销书，次年出版的赫施《文化教养》[25]的发行量则仅次于前者。这两部书都是美国文化的寻根之作，分别从精英和大众立场重新强调通过经典阅读巩固美国传统价值。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斯皮瓦克开始写作《在边缘中的理论》和其他文章，批判美国右翼提出的重建美国核心文化和主体意识的方案，[26]只有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才能理解《在边缘中的理论》文章的前面部分斯皮瓦克对萨特和美国区域研究突然发起攻击的目的，也能理解，为什么斯皮瓦克会不断提到她和学生讨论《福》的过程。总之，斯皮瓦克这是在借《福》发挥，来谈论美国人文教育和研究所面临的问题。
因此，我们不可能照搬斯皮瓦克的方案用在我们的非洲文学研究和教学中。虽然如此，斯皮瓦克的研究对我们依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特别是她从解构角度对女性主义的批评立场、如何书写女性历史等问题所提出的意见，才是她思想精华之所在，也是在这个领域，当她把女性主义批评和马克思主义进行连接后，极有可能产生实体政治，突破她自己的“政治中立”原则。相反，她对第三世界学者看重对底层“阶级意识”的发掘工作所作的批评，显然只有立场，并无实际的贡献。
和斯皮瓦克成为有趣对照的是，库切虽在作品中屡屡采用女性叙事，但这与其说是在提出一种富有远见的女性政治远景，不如说是对西方盛极一时的女性主义的迎合。女性在库切《福》和《铁器时代》中形象扁平，缺乏真实意义的心理活动，充当的仅是叙事功能。频危的库伦老太对死亡所作的冗长的沉思、巴顿乖张的举止都无真实性可言。库切以女性作为自己叙述的姿态而不是作为困难的象征。因此评论家和作家便有了不可调和的位置差异：斯皮瓦克思想中能通向实体政治的女性主义理论，恰恰是库切思想中边缘性和表演性的东西。斯皮瓦克怎么会意识不到这种区别?故而在文章来她加了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我对一个男性作家写女性的作品多少有点不舒服。”这句话是斯皮瓦克的挡箭牌?因为如此赞扬一个男性作家制造的女性话语文本是很不符合西方女性主义政治正确原则的。或许这是一个遮羞布?掩藏自己无力更深地进入库切话语所指向的实体政治内容?无论怎样，这句话表明了斯皮瓦克批评的挫败感，而她的论文没有证明她最终克服了这种挫败感。什么是库切在存在意义上关心的问题?什么是他思想中可以转化为实体政治的可能性?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不是斯皮瓦克式的美国学院后殖民理论家，而是另一批理论家，他们对库切显然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因为双方都是寄居殖民地白人历史的承载者。这就使我们需要展开围绕着《福》而产生的后殖民批评的第二个方向。
4 白人寄居者的后殖民理论：海伦·蒂芬对《福》的批评
在后殖民理论家中，一批来自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学者与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萨义德等人不同，他们并不在美国的学术体制内工作，而是在自己的祖国，他们更有家园的归属感，同时，西方文化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外来文化。这样，后殖民文学研究就产生了两种集团，一种鼓吹美国的多元文化，另一种则是寄居者白人对自己生活世界所作的“自我肯定”。
这个学派对于后殖民文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实际上，《逆写帝国》【27】是这个领域开山和扛鼎之作，没有这部理论著作的出现，就没有今日后殖民文学研究的格局。它为后殖民文学研究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真正改变了第三世界文艺运动虽然在60年代由社会主义阵营发动却无很好的研究、在詹明信那里得到初步理论化却无实质进展的情况，这种改变意味着第三世界文学以政治为主导的研究的失败，现在的研究权落入后殖民文化研究者手里。
寄居地后殖民文化理论大致肇始于1985年前后，而《福》是1986年出版的，二者具有时间的同步性，但这种同步性并非仅仅是时间上巧合，更是西方社会内部和外部变化的结果，二者也并不是平行关系，而是互相连接，共同完成了寄居地后殖民话语的建设工作。
如果简要回顾一下后殖民理论发展的历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不同时期的关注点是和全球的地缘政治密切相关的。从后殖民理论的起源看，它是两个历史时刻的产物。第一个是冷战框架下产生的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阿尔及利亚革命(包括古巴革命和越战)促进了法国战后的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思潮，诞生了萨特的激进反殖思想、福柯和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彻底颠覆、乔姆斯基革命性的生成转化语言学和相应的社会语言学、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评，这些成为随后出现的后殖民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28】第二个历史时刻则是80年代末来临的全球化时代，这为后殖民理论奠定了新的历史基础。后殖民理论的本质是新的地缘政治的文化表述，它成为全球化时代西方处理新型国际秩序，特别是重构与前殖民地国际关系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
从地缘政治看，后殖民理论的发展有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处理的是“东方问题”，这也正是萨义德可以引领时代的关键。整个亚非拉都可以放在“东方”这个地缘政治框架内来理解，它通过西方的自我批判来确立迈克·哈特所说的帝国所需要的全球化意识形态，来自第三世界的学者在美国学院体制内为这个时期的后殖民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斯皮瓦克对《福》的阐释是迎合这种需要的产物。但是，斯皮瓦克这些理论家自身的经验与寄居地白人的生活经验有很大差异，因此处于这个地缘政治内的学者便产生了自我言说的需要。当《福》被这套话语阐释时，新的地缘政治特点和历史意识必然被融于其中，这便是后殖民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后殖民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以美国入侵伊拉克而引发出的全球恐怖主义活动以及非洲的难民问题为开端，后殖民理论开始重视中东和伊斯兰问题，新的地缘政治不断促进后殖民理论的调整和变化。【27】序言部分。在这个阶段，《福》和库切文学的重要性都有了明显的下降，所以本文并不涉及对这个阶段后殖民理论的批评。
大约在1985年前后，西方文学研究因为出现了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学者的声音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国家的文学以前一直处于西方主流文学阴影中而没有受到重视。现在，随着西方完整的自我镜像被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革命、第三世界反殖革命和西方内部的社会运动冲击得四分五裂，西方内部地处边缘的文化主体性意识崛起，向中心发起了挑战，并逐渐改变西方比较文学、英语文学的研究状况。这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西方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的是使用不同欧洲语言创造出的文学作品，即英、法、德、拉丁文学等的比较，忽略的是使用同一种欧洲语言却在不同地方创造的文学【28】，这使得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创造的英语文学长期在美国学院体制中处于边缘位置【29】。后殖民研究则不重视非洲的法语文学和非洲的英语文学之间的关系，重视的是非洲的英语文学和法语文学分别和英国文学、法国文学的关系。在同样的语言系统下书写发生的差异应该如何理解，是后殖民研究的重点，这也就是“英语语系”“法语语系”研究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背景。第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创立的英语文学一直被认为是欧洲文学的一部分，而不是后殖民文学，现在强调其后殖民性，等于强调这些国家文学的主体价值，这为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重新奠定了区域主义(如果不能说是民族主义)的方向。
比尔·阿希克洛夫在《阅读“后殖民的澳大利亚”》一文中明确指出，澳大利亚是发达的西化国家，它的后殖民性不体现在与西方制度设计方面的差异，而体现在文化方面。是这种文化独特性给予澳大利亚以自我认同。【30】这个多样性的现代性文化方案有两个明确的含义：第一，和英国英语(即所谓“大写英语”)相比，世界其他地区发展出来的丰富多采的地方英语(即“小写英语”)体现了英语形式的多样可能性，因此这些使用“小写英语”创造的作品不应该用“大写英语”标准衡量，评论家的工作是解释“小写英语”如何在与“大写英语”的斗争过程产生，正是这种英语的多重现代性方案形成了不同的地方文化认同;第二，80年代出现在西方之外的后现代主义潮流为什么不是一个“后现代现象”反而是一个“后殖民现象”?也就是说，引申开来，后殖民文学不应该理解为西方文学的替代，而是西方文学内部的多元样式。这两个理论命题目前正是西方主导的后殖民文学研究的两个理论支柱：一个属于语言问题，一个属于艺术形式问题。
澳大利亚学者海伦·蒂芬无疑是这种后殖民文学研究最有影响的理论家。她的名篇《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历史的修复》在理论上阐述了西方盛行的“后现代”理论在被用于解释“来自印度、非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作品”时的不恰当性。她提出，西方后现代主义作品里面所设定的关于“自我/他者、土著/流放、语言/地点以及奴役/解放”的二元对立模式如果被作为基本分析原则用于其他社会时，就会取缔这些社会矛盾内部固有的复杂性。因此她断言，“西方的后现代的标签必须拒绝，西方白人创造的后结构主义对后殖民理论家则具有启发性，但是，如果只接受它们的观点而不从后殖民角度进行认真的辨析，则这些观点就非常有害。”【31】她发表于1984年的《英联邦文学和比较方法》则确立了后殖民文学研究的政治便是语言的政治的观点：“使用何种语言是后殖民文学的一个内在的政治性问题，正如对它做的形式和发展的历史学研究一样。用英语写作本身就会给殖民地以帝国的权力。在很多时候，们都自觉和审慎地要逃离这语言的牢笼，而许多最具实验性和精彩的作品因此而产生。”【32】这个观点在1989年发展为《逆写帝国》全书的批评框架;她于1987年发表的《后殖民文学和反话语》则阐述了后殖民文学的本质是西方文学的“反话语”。她说：“后殖民作家和批评家在反抗一个普世的文学观念(或者反抗被西方控制的‘后现代’和‘后结构’理论)的实践里创造了‘反话语’。”【33】这便是后殖民话语实践的本质，而所谓的后殖民研究就是揭示这个反抗的本质。它包括两种研究模式：“我们提出两种可能的后殖民研究方式(不一定互相排斥)。第一种是将一个文本的后殖民性定义在它的话语形态上，第二种是找出这种话语形态和物质现实的决定性关系。第一种方式常引起的错误是仅在话语中理解话语;第二种易引起的错误是本质化。”【34】蒂芬谨慎地要将后殖民研究既导向对西方普遍话语的批判，又避免陷入本土的本质主义。可以说，这个方向的后殖民文学研究都是根据她的这个原则展开的。
蒂芬对库切和《福》的研究指明了不同于斯皮瓦克的方向。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福》被置于南非的现实语境中来阐释，这即蒂芬说的，既辨认出这部作品的“后现代主义”风格和“元叙事”特征，同时，又不像斯皮瓦克的研究那样，将这种风格看成与南非的现实无关的产物。库切公认的权威研究者大卫·阿特维尔在这方面作出了最引人注目的贡献。他这样陈述自己的方法：“我的研究涉及库切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问题，不过这只是一种赶时髦的做法。实际上，尽管库切采用了许多现代主义及其相关的技术，他的特点却是能够将其融入充满伦理和政治冲突的南非现实。换言之，我们要做的是在后殖民性中理解他的文学的后现代主义。”【35】具体做法就是突出《福》与南非白人英语文学文本的互文性，而不是仅在贝克特、卡夫卡这群欧洲大师作品中找到库切的对话对象。这样，他远远超越艾娜·格拉贝的研究，后者仅限于指出，库切在《福》的小说里关心的不是讲个什么故事，而是如何讲述故事，所以他的文本属于后现代文本，因为“能指”而不是“所指”是其文本的主角。【36】阿特维尔则为我们找到并细腻地揭示出库切在不断挪用南非著名女作家施赖纳《一个非洲庄园》的文本的种种迹象，甚至指出这位女在1871—1892年游逛在伦敦街头为自己作品寻找出版社的经历都影射为苏珊寻求福先生来讲自己故事的情节。在阿特维尔看来，《福》字字都有南非文化的来历，它首先讲的是“大都市、寄居者殖民地社会和殖民地社会的权力关系”【37】。
蒂芬指明的第二个方向是研究库切文本背后的语言政治，选择什么样的英语，是一个理解库切思想的重要角度。杰莱德·齐姆勒在其《库切和风格政治》一书第五章研究《福》和《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使用英语的情况，尽管并不成功，但依然是一个有益的尝试。【38】 澳大利亚学者考秀并不是才华横溢的研究者，但她在《笔和权力》这部书的前言部分作了一个出色的工作，即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南非黑人、有色人种和白人在使用英语、本土语言还是阿非利卡语写作时的不同选择和考虑。她这样总结道：“南非以英语为母语的作家一定选择英语写作，黑人作家除了英语，没有别的什么选择，而说阿非利卡语的白人和有色人种选择就相对困难，阿非利卡是他们的母语，但他们有时出于许多考虑会选择使用英语写作。”【39】库切就属于这种例子。他是阿非利卡人后裔，但从小在家里就以说英语为主，最后他选择用英语创作。考秀对《福》的解读继续她对“笔和权力”问题的关心，认为库切在《福》里主要探讨的是“谁来写故事” 的问题。
蒂芬本人对《福》的解读写在《后殖民文学和反话语》一文中，体现了她对具有进步倾向的寄居者白人知识分子对于黑人解放的巨大困惑的理解，库切的困境也是澳大利亚白人处理土著文化时面对的矛盾，她将之归结如下：
“
语言、文本、/权力以及这些赖以运作的话语场是《福》的主题。叙述模式和政治压迫的密谋体现在欧洲和南非寄居者的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写作模式中，这让库切可以证明文本作为压迫黑人的政治工具和拆解它的必要。当塞尔文使用多元声音来颠覆统治性的一元声音时，库切却选择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位置发言，以揭示政治和审查制度依然剥夺着星期五的发言权，他也选择在一个克鲁索将星期五当成合法奴隶而自己又每天被“野蛮者”留在沙滩上的脚印弄得惴惴不安的世界发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星期五可以发言，也只能使用克鲁索的语言，而库切不打算让他这么做。相反，他将使星期五失言的压迫机制作了戏剧化的夸张：使他的舌头被不能确定的什么人割去。库切批评了自由主义者对此的配合，以及在欧洲和南非历史书写中不断将星期五描写为无声存在的种种方式。【40】
”
5 马克思主义对库切的批评
通过介绍上述两种后殖民理论对库切《福》的解释，我们可以对后殖民文学研究理论作如下归纳：第一，它提出和欧洲中心主义、民族主义都不同的文学观念，库切在后殖民理论家的阐释中，既不是欧洲作家也不是南非作家，而只能是后殖民作家。第二，这些后殖民作家普遍具有两个根本特点：首先，他们都有离散、移居甚至流亡的经验，因此在身份、文化和地域认同上出现了很大的困难，这种边缘性决定了他们的反抗性。但他们的反抗不是政治上的反抗，而是通过重建一种世界主义意义上的伦理学——他者的伦理——来重新设计中心/边缘、同质/差异、单一/多元之间的伦理关系;其次，这些后殖民作家因为和祖国现实的隔离，写作往往导向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形式，但这种形式本身就是他们生命存在方式的美学象征。
后殖民文学理论同时是一种伦理理论和美学理论，它构成了西方研究非洲文学的整体思路和方法，下面我们介绍西方内部展开的对后殖民伦理学和美学分别进行的批判。
自后殖民作为提倡多元文化价值的理论问世以来，批评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真正引起左翼和右翼联合围剿是发生在“911”事件之后。美国著名保守主义学者斯坦利·库尔兹在美国众议院教育委员会作证时，指责萨义德要为“911”事件负责，认为他的学说瘫痪了美国的区域研究，使得区域研究生产的知识不再为权力服务，这才导致今天的美国失去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理解与判断力。来自左翼的霍米·巴巴则批判后殖民理论没有从法侬那里获得足够的教益，将本应更为重视的社会财产再分配和实现社会公正转变为文化领域的身份大战。【41】今天，随着西方被越来越多的恐怖袭击所威胁，后殖民所鼓吹的无政治性的文化融合不得不引起西方社会深刻的反思。
在《边缘中的理论》一文的结尾，斯皮瓦克出人意料地回应了来自贝妮塔·帕里的批评(帕里批评她总是解构，而不是试图让星期五说话)，她说，“你可能忘记了吧，我也是土著人啊，星期五怎么说话的，我也怎么说，我只是比他说得更好一些而已。”这段辩词或许真正暴露了斯皮瓦克的潜在身份认同，她没有如我们想象那样认同于女性白人叙事者巴顿，认同的竟然是黑奴男性星期五。可她想说什么呢?她是想说她是星期五的合法代言人?还是想说以后星期五将要获得的语言也不过就是她所使用的英语?不论哪种回答，都和《福》的文本以及她对《福》的分析相抵牾。这种潜意识的瞬间“失言”多少反映了后殖民理论家的“虚伪性”，他们忽略了文化精英和普通劳动大众的根本区别：精英可以任意流动和发言，而底层民众只能被囚禁于自己的本质牢笼里面——要么是黑人性，要么是自己的阶级，要么是自己的语言，要么是自己的国家。
实际上，巴顿和星期五的关系或许可以看作是“离散”的精英和无法“离散”的第三世界劳动大众的关系。巴顿因为无法接近星期五的实体而引发的焦虑正是后殖民写作内部的焦虑。库切的后殖民写作在本质上是一种“元叙事”，通过巴顿不断对已有的叙事进行增删、拼贴和修改而使得她的叙事本原化。但是，这种本原的获得依然使她无法讲述星期五的故事，也就是说，她的语言最终不是模仿的语言，不是行动的语言，不是现实的语言。巴顿的艺术是反现实主义的。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后殖民文学理论所经典化的作品属于互文性强但现实模仿力弱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后殖民文学理论与后现代主义艺术运动一拍即合，是需要我们特别加以注意的现象。我们需要问，为什么后现代主义会成为后殖民写作最根本的艺术形式?是后现代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更能有效地反映非西方或者后殖民社会的现实?
正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使我们进入对后殖民美学进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方向。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在非洲的历史因为篇幅的原因不拟具体展开。我们可以只谈论几个观点：第一，马克思主义本质是一种阶级解放理论而非种族解放理论，所以在非洲长期缺乏响应者，直到70年代，随着非洲进入所谓的新殖民阶段，社会矛盾由种族转向富裕的黑人和贫穷的黑人之间的阶级矛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才真正开始进入非洲的知识界。第二，在非洲工作的白人马克思主义者和黑人马克思主义者尽管道同术却不合，黑人马克思主义者受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影响，视“文艺是为谁的”为首要问题，而白人马克思主义者则普遍受到卢卡契的影响，强调现实主义的重要性，艺术必须反映社会的“整体性”。第三，从批判实践看，非洲马克思主义出现是以批判非洲的现代主义潮流为任务的。最著名的文章是汉特写的批评索因卡的论文，索因卡作品里出现的神秘化的现代主义风格被解读为非洲的新型知识精英在脱离劳动阶级向资产阶级过渡过程中出现的空虚、迷茫和重新神秘化自我的心境写照。【42】
对库切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依然沿袭着这个非洲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史蒂芬·沃森所著《殖民主义和库切的小说》【43】是篇非常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它显然说出了后殖民理论家没有说出而读者却不难感受并困惑的对库切的认知。库切真的如后殖民批评家所说的那么伟大吗?他和他自己祖国的关系是什么?他和为推翻种族隔离而浴血奋斗的黑人和白人的关系是什么?如何理解他从未在他的作品里向他们致敬这个事实?如何理解他的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风格?替换掉南非盛行的现实主义，这种尝试的价值在哪里?
沃尔森不再看重西方流行的对库切的赞美，而是致力揭露库切作品华丽繁复叙事背后掩盖的时代幻灭感和它的根源。沃尔森认为，库切是一个殖民者，又同时是拒绝当殖民者的人，这便是库切真实的身份。约翰内斯堡是因为开矿而新兴的城市，它的文化是现代工业文化;开普敦与约翰内斯堡不同，是荷兰人最早登陆居住的地方，在传统农业上发展出了奴隶文化。库切对后者熟悉而对前者则知之甚少，所以他的作品最基本的关系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如果殖民主义首先是外来者对一个地区的征服和奴役，那么它的基本关系就是权力和没有权力的关系，就是主人和佣人、领主和奴隶的关系。库切小说总是集中展现着这种关系”。《福》便是一个例子。巴顿是不想当殖民者的殖民者，她照顾并签署释放星期五的文件。这反映了库切的态度，但库切的主人公都缺乏真正的行动能力，都不知道怎样融入改变历史的进程中去。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它成了库切采用现代主义而放弃现实主义写作的原因：“当被描写的主人公仅是被历史拨弄来拨弄去的客体而不是改变历史的积极行动者，这个世界采取现实主义来表现就不太可能。”
沃尔森提出，因为库切不能从经济剥削的角度理解殖民制度的实质，他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殖民主义的历史，也无法设想它的灭亡，因此，库切的小说表现了思想和行动的断裂。没有了行动，没有了改变世界的方向，写作也就失去了现实主义的灵魂：现实主义就是描写改变历史的行动中的人。从这个角度讲，库切放弃了以戈迪默为代表的卢卡契式现实主义，而采取了现代主义写作策略，结果必然导致库切笔下的南非现实是抽象的、环绕着神秘主义气息的、缺乏社会唯物史分析的、不可理解的压迫的象征。他说，自库切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尘埃》以来，在南非文学史上，从来没出现过如此张扬和自觉地与现实主义传统决裂的作家。库切无比坦诚地宣布他自己的写作的人造性和虚构性。随后，他评论道：
我们应该记住，现代主义的中心任务是将凝滞了的经验世界神秘化。从一方面说，库切的作品便是这种写作的一部分。它们是种神话而不是现实。或者说，它们将后者转化为前者。如果有人喜欢他的东西，那不只是因为他们厌倦了如实反映现实的作品，因为现实要么太虚华要么太残酷。不管承认还是不承认，真正吸引读者的是其作品中呈现的一种准宗教的冲动，这贯穿在他的神秘书写中，体现在他极不真实的情景和人物设计里，并形成了他的禁欲式的风格，正是这种风格让他的作品不会有一丝一毫卢卡契曾批评的“自然主义的专横”。【44】
沃尔森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库切的神秘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冲动，这种形而上学的冲动将殖民暴力抽象化，因此找不到任何解救的出路。“当我们注意到理论和实践在库切那里是断裂的，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为西方文学现实主义所规定的有关内/外、真实/虚妄、过去/现实/未来的截然区分会在库切的作品中都界限模糊了。”【45】
6 作为“外部研究”的中国非洲文学学
中国目前的非洲文学研究面临的挑战可以理解为由“外部研究”所带来的问题。所谓外部研究不是指在批评史上和新批评相对的文本的“外部研究”，而是针对后殖民的“内部研究”而言的。整个后殖民研究模式是建立在“内部研究”之上的，如果咬文嚼字，“后殖民”三字中的“后”的全部意义是以“殖民”为前提的，其研究归根结底是对殖民统治在去殖民之后遗留的社会和文化效验的研究，这种殖民统治留下的各种效验标志着所谓后殖民社会和孕育它的西方母体的血缘关系。这种现象是如此显著以至于无需加以说明，我们仅需指出，后殖民研究的对象是被西方文明教化的那部分的第三世界，而具有更原生状态的另一种第三世界的面貌则未被纳入后殖民研究范畴，至少，从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蒂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后殖民研究在我们讨论的这两个阶段所设定的范围就是英语辐射的范围，英语这个文化载体保证了后殖民研究作为后殖民社会的内部研究的性质。
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是中文和非洲英文、中文和非洲本土语言的互释;它们之间的绝对差异使得我们的研究是一种外部研究，使得我们不可能做后殖民以语言政治为中心的研究的工作，至少，非洲文学的语言问题不能只在“大写英语”和“小写英语”的关系里面理解，而必须将其看成整个非洲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非洲作家对英语的反抗也只是对其他形式压迫的反抗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们的“外部研究”因此需要一个重新设计的总体规划。
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的“外部”特性还包括非洲的历史、社会制度、精英构成、文化心理都外在于中国社会与文化，因此我们感受到的各种相似性只是相似而非共同的历史的产物。而西方则在非洲发现了“另一个自我”，是西方强加给非洲一个历史的产物。这就要求我们的非洲文学研究必须思考“比较的可能性”和“比较的条件”这些问题，亦即一个主体知识和一个客体知识展开对话的可能和前提的问题。
如果上述几个方面都说明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只能以“外部研究”的方式开始，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种方法的局限性、新的可能性和未来。
第一，局限性。研究一个文本如果只关注这个文本产生的历史条件、作家是谁、其生平在作品中的投射、受谁的影响等，其实无法真正把握这部作品的内在自足性。同理，如果我们的非洲文学研究只是停留在外部研究阶段，非洲文学的内在自足性也难以把握。因此从外部研究向内部研究过渡是必然的，但怎么做呢?我们想到的方法有：第一，学习掌握非洲本土语言，更好地理解非洲的洋泾浜英语，即通过把握非洲文学语言来进入非洲文学内部。但我们都知道，这是研究的必要条件，不是获取“内在性”的充分条件。第二，作扎实的史料积累工作，这方面欧洲对资料的收集是我们学习的伟大榜样。但，经验上的资料收集和经验主义式研究不一定能带来对非洲文学深刻的理解，它只是我们得到这些理解的前提条件。第三，理论进入。西方进入非洲文学研究的重要方式是通过操作理论话语来完成的。我们知道，没有理论，就没有一个价值判断标准、美学原则、历史观，没有这些主体可以进行自我反思的知识范式，就没有研究的展开。我们进入非洲文学研究必须从理论进入，但是我们用谁的理论?什么是中国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哪些源于中国独创?靠理论来完成中国非洲文学学的建设几无可能，这些即是我们的“外部研究”种种可能的局限之处。
第二，新的可能性。新的可能性需要通过对理论、经验主义和支撑中国外国语研究领域的过分夸大语言重要性的语言本体论的反思和批判才能看到。如果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体制只培养出了大量非洲语言人才，他们就不足以肩负中国的非洲文学学建设的重任;如果我们的研究者只从后殖民理论、拉康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理论范式进入非洲文学研究，尽管会得到许多有趣的发现，但这不足以成为中国非洲文学学的主要知识形式;如果我们只做大量的材料收集翻译工作，充其量是盖了一间非洲文学纪念馆。那么新的可能性在哪里呢?在我们看来，可能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为了克服经验主义(或各种各样的史学、作家作品研究等实证研究)，我们需要确立“比较的可能性”。非洲文学和中国文学可以比较的前提是由文学的现代性决定的，而文学的现代性是由世界历史、不断变化着的地缘政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这是一种动态和变化生成的“现代性”，而不是被已有观念和理论固定的“现代性”话语。重新回到历史的进程通过不断反思文学的“现代性”条件来确立非洲文学和中国文学的主体生成问题，非洲文学的研究本质上是两个主体在世界历史中形成的主体意识的对话。中国为什么需要非洲研究?中国研究非洲文学的巨大动力必然在于我们要以中国的方式把握20世纪世界文学的进程，并重新构造21世纪世界文学的秩序，这是中国文化主体自我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更新的需要。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主体的成长需要经历客观化和主观化的辩证发展阶段。我们的客观化体现在我们现在是世界地缘政治重构的积极参与者，非洲的位置、非洲文学的位置都受正在变化的世界关系的深刻影响。我们不能失去在世界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把握非洲文学现实的能力，我们要积极阐释非洲文学和世界文学关系发生的新变化。主观化的过程指，我们需要在研究非洲文学之中充分消化我们的现代性文学经验，同时以我们的现代性经验为参照系找到把握非洲文学史的方法。这需要我们打破90年代在全球化浪潮中发展起来的后殖民研究的壁垒，回到60年代中国曾参与的第三世界文学秩序构建的历史，重新在第三世界文学框架下思考非洲文学、中国文学和普遍意义上的第三世界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意义。非洲文学研究因此必须在介入非洲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非洲文学批评史和心灵史的层面分路展开，单纯的审美批评根本无法进入非洲文学，纯粹的文学外部研究也无法把握非洲文学形式问题。文学研究一定要离开文学，在外面走一圈之后再回到文学，因为作为话语、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想情感载体的文学既是文学又不是文学，将之归结为一点，就是文学研究是关于文学形式本身和文学形式生成的历史条件的研究。
第二个方面，为了克服理论的抽象性，我们需要看到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所谓理论，基本都是西方的产物，这就是个矛盾，但并不是不可解决的可怕问题。解决理论的偏差永远依靠实践。西方的理论是西方形成自我意识和他者意识实践过程中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受西方影响的中国现代化道路也内在于西方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对中国实践进行指导的原因。但是，我们警惕西方的理论，是因为西方的理论总是要导向西方想要的一种现实生活，而我们想要另一种生活，就必然需要在实践中重新改写理论。西方通过理论看东方的现实是抽象的，就像库切的小说对于南非的现实只有抽象的映射而无具体的了解;我们通过理论看西方的现实却是具体的，因为西方的理论不过是西方经验的理性总结，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必须看到西方理论背后的“实践”历史，这才是真正尊重西方并把西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主体来理解的方式。同时，我们自己的主体也是在实践中创立的，非洲的主体也是在非洲的实践中创立的，抓住实践是唯一抓住理论、抓住现实的方法。后殖民理论和西方后结构主义建立了一套放弃主体的学说，其实，它们放弃的不过是抽象的“主体性”，回到的却是积极的实践的“主体”——批评便是一种主体活跃的姿态。实践总是活跃的，理论总是苍白的。中国非洲文学界如果是活跃的，它就应该引起中国思想界对非洲问题的兴趣;如果是活跃的，就应该带动亚洲的非洲文学研究，以确立不同于欧洲的非洲文学研究范式和方法;如果是活跃的，就应该有能力以中国的非洲文学学和亚洲的非洲文学学介入欧洲和美国的非洲研究学中，形成积极的对话的主体。
第三，未来。未来的非洲文学发展方向一定是从“外部研究”逐渐向“内部研究”过渡，从被动的实证和抽象的理论向活跃的实践过渡。在这个过程中，非但不能排斥西方的研究成果，反而应该更加虚心地学习。如果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尚未获得世界性的普世意义，就不会有中国的非洲学诞生。中国的非洲学不是民族主义话语的外部拉练。只有在普世的意义上，一切局部的才有内部的属性。在这点上让我们再回到后殖民理论来。后殖民理论也许受德里达的影响要比任何其他的欧洲理论家都要多，也可以说，后殖民理论本质是一种解构的理论。而解构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呢?它是告诉西方研究者如何进行“内部研究”的理论。解构是西方在全球化时代满足新帝国知识要求的“内部研究”方法的哲学说明，所以后殖民理论才会以解构为基础：把后殖民研究对象圈在英语写作范围内，将整个后殖民写作历史看成与殖民历史同步，这是《逆写帝国》对后殖民写作的最著名定义。这种同步性的理解来自解构最基本的精神：一个系统总是带着自己的否定物而存在。这种失去活力的、发生了变异的、貌似不健康的、脆弱的系统衍生物被解构主义者赋予了最积极、最革命的意义。这也是全球化时代关于差异和统一的辩证法基础。历史似乎也印证了德里达的设想：非洲大部分国家都是通过谈判而不是暴力反抗而获得独立的，南非80年代黑人实行的破坏生产让白人经济停顿从而搞垮种族隔离制度的方式也似乎表达了这种策略，甘地创建的非暴力抵抗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是的，一切都以一种蛰伏的姿态、一个变动无为的姿态、一个阿甘本意义上的“使用而不占有”的姿态、一个库切《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里“迈克尔”耕耘但不筑界的姿态，来迎合西方把自我进一步内在于大地、内在于西方创造的生产力方式中去。而今天，我们需要建立的内部研究却要依赖于更积极、更主动的实践。
(全文完)
（本文原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注释
[1]2014年5月2-4日在北京大学召开“首届非洲文学教学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6年5月21—22日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全国非洲文学高端研究论坛”。
[2]老一代学者只有李永彩著有《南非文学史》专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翻译家俞灏东著有阿契贝评传和研究非洲作家的散论《非洲文学作家作品散论》(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今日非洲文学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学者(库切的一些研究者不能算为非洲文学研究者)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蔡圣勤、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孙晓萌和上海师范大学的姚峰三位。
[3]颜治强是国内坚决主张将“世界英语”作为研究范式的学者，著有质量颇高的《东方英语小说引论:南亚、西亚、东非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4]许志强为库切《铁器时代》中译本所作的序《在暴力的旋风中写作》代表了中国学者对库切作品中的“文学性”在欧洲现代主义潮流中进行直观把握的趣向和能力。见库切: 《铁器时代》，文敏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5]段枫使用叙事学理论研究库切作品里的叙事问题，见段枫:《历史话语的挑战者:库切四部开放性和对话性的小说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高文惠则借助后殖民理论研究库切，见高文惠:《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的库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8年版;研究库切“离散”特征的见蔡圣勤:《孤岛意识·帝国流散群知识分子的书写状况:库切的创作与批评思想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
[6]参见滕威:《“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7]蒋晖在《现代非洲知识分子“回心与抵抗”的心灵史》一文中对钦努阿·阿契贝的小说《神箭》的分析试图解释“神权”和“父权”的双重衰落是非洲传统社会瓦解、非洲知识分子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关键。此文载《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8] 蒋晖:《论现代非洲文学是天然的左翼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2期。
[9]尼日利亚戏剧家和小说家奥萨·费米2014年在北大访学期间告诉笔者,70年代他在尼日利亚读到过样板戏《红灯记》英译本。
[10]蒋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边疆学研究:在非洲的故事》，《传记文学》2015年第5期。
[11]强调“艺术为人生”是60年代以来非洲人文主义作家、启蒙作家和革命作家一致的文学观点，也是非洲文学批评在后殖民理论影响非洲学术界之前最有影响力的文学观，南非人文主义作家兼学者伊齐基尔·穆法莱尔、尼日利亚的启蒙作家阿契贝和肯尼亚的革命作家恩古吉分别可以看作这三个传统的代表，每人都著有大量的文论，库切的文论则基本和这三个传统无关。见Eskia Mphahlele，Education，African Humanism &Culture，Social consciousness，Literary Appreciation，Cape Town: Kwela Books，2002; Chinua Achebe，Hopes and Impediments，New York: Anchor Books，1990; Ngugi Wa Thiong’o，Decolonizing the Mi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Heinemann，1986; J.M.Coetzee，Doubling the Point: Essays and Interviews，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12]南非图图大主教在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时，便以“乌班图”精神来解释种族和解的重要性。“乌班图”推崇集体价值观，它的意思是“在他人中成为自我”，见Archbishop Desmond Tutu，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New York: Image Publisher，2000.
[13]在非洲一些国家，从实用角度赞成使用欧洲语言和从民族主义角度将欧洲语言看成殖民语言的观点极为对立。恩古吉《语言的去殖民化》便是最激进的声音，此外，经典的语言政治论研究著作有: Alain Ricard，The Languages & Literatures of Africa: The Sands of Babel，Oxford，Trenton，Cape Town: James Currey Ltd，2004; Ali A. & Alamin M Mazrui，The Power of Babel: Language & Governance in the African Experience，Ox-ford，Nairobi，Kampala，Cape Town，Chicago: James Currey Ltd，1998.
[14]经济文化发达如南非者，也只有到了上个世纪的 70 年代才有了几个自己的小型出版社: 如 Bateleur，Ad. Donker，David Philip，Raven Press 等，改变了南非作家在出版方面寄人篱下的情况。见Stephen Gray，Southern Af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Cape Town，David Philip Publisher，1979，p. 5.
[15]在《吾国吾乡》的自传中，阿契贝讲述了《瓦解》出版的曲折经历。先将手稿寄给一家英国出版社，结果不但没出版却被敲诈了32 英镑，后来靠他的一个有关系的英国朋友出面才最终要回了手稿;一年后英国作家吉伯·费尔普斯帮助他将手稿寄给数家不同的出版社，多被拒回，理由是英国没有阅读非洲小说的市场。阿契贝说，“如果手稿当时真的丢失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还会继续我的写作生涯。”见 Chinua Achebe，There Was a Country，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2012，pp.48-55.
[16]应该说，民族化是非洲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内在动力，从夏班·罗伯特对斯瓦希里语文学的贡献、葡语地区葡语对革命动员所起的历史作用、目前非洲本土语写作的勃兴、用欧洲语写作的非洲作家对非洲口语文学传统的借鉴等等，都表明民族化一直是非洲文学获得自我形式的重要方式。
[17]根据国际SIL的数据“Ethnologue”的统计，非洲大陆现有2092种语言，约占世界语言总数的30.3%，http: //www.ethnologue.com/web.asp.
27.参见Pavan Kumar Malreddy, Birte Heidemann, Ole Birk Laursen and Janet Wilson (eds.) Reworking Postcolonialism: Globalization, Labor & Rights,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2015，
28.Helen Tiff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and Counter-Discourse”, in Kunapipi9.3 (1987), p.18.
29.Nathanael O’Reilly, “Introduction: Australian Literature as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in Nathanael O’Reilly (ed.), Postcolonial Issues in Australian Literature, Amherst,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10.
30.Postcolonial Issues in Austrialian Literature, p.17.
31.Helen Tiffin, “Post-Colonialism, Post-Modernism and the Rehabilitation of Post-Colonial History”, in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23.1 (1988), p.171.
32.Helen Tiffin,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Methodology”, in World Literature Written in English, 23.1 (winter 1984),pp.26.
33.Helen Tiff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and Counter-Discourse”, p.20.
34.Helen Tiff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and Counter-Discourse”, p.21.
35.David Attwell, J.M. Coetzee: South Af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Berkeley and Los Angela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20.
36.Ina Grabe, “Postmodern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Foe”, 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 5.2 (June 1989), pp. 147-148.
37.Attwell (1993), p.103-117.
38.Jarad Zimbler, J.M.Coetzee and the Politics of Style, New York: Cambridge Press,2014。
39.Sue Kossew, Pen and Power: A Post-colonial Reading of J.M. Coetzee ad Andre Brink, Amsterdam, Rodopi Press, 1994, pp16-28.
40.Helen Tiff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and Counter-Discourse”, pp.28-29.
41.见“Editor’s Column: The End of Postcolonial Theory?” in PMLA, 122.3 (May 2007), p.634.
42.Geoffrey Hunt, “Two African Aesthetics: Wole Soyinka Vs. Amilcar Cabral”, in Georg .M Gugelberger (ed.), Marxism and African Literatures, Africa World Pr, 1986.
43.Stephen Watson, “Colonialism and the Novels of J.M. Coetzee”,in Graham Huggan and Stephen Watson (ed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J.M.Coetze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44.Graham Huggan and Stephen Watso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J.M. Coetzee, p.16.
45.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J.M.Coetzee, pp.29-30.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