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回顾战后70年的历史时，脑内浮现出的最大谜团应该说是以下两个问题，即资本主义能在战后如此长时间地生存，其秘密何在;资本主义不仅在战后延续，而且以两次大战间、那全面危机的时代想象不到的规模与内况得到了扩大和强化，其秘密何在。用稍微专业一点的语言来说，给予战后资本主义“积累的欲望和能力[1]”的根本要因是什么。而且，使集中——远比单纯的积累迅速的资本扩大手段——成为可能，一举推进了垄断资本主义成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回答这些疑问不正是当下的必要吗。只有回答了这一疑问，我们才真正能够开始接近战后资本主义强韧生命力的秘密，此外，若是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也就无法剥除资本主义最后的神秘性吧。那么，我们有什么线索呢?我认为，过去在资本主义走向垄断时代的历史性转换前，就看透并把握了资本主义将来的马克思的议论，以及当时他指出的“(对利润率的下降趋势)起反作用的各种(六种)原因”，这些议论可以成为我们时下的着眼点。
一、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
要因一，“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实现从战后的荒废到如今的恢复与复兴、发展与繁荣的最大要因，在于战后资本主义建立了历史上罕见的劳动剥削体制，并最终得到了工人阶级的接受。即，资本不可动摇地确立了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体制，并成功地使其体制化。具体而言，一方面，使大量的劳动者成为雇佣劳动者、强化长时间劳动(绝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另一方面，通过生产过程的技术基础永无止境的变革，彻底推进劳动的强化(相对剩余价值的榨取)[2]。
只要通过战后70年间雇佣劳动者的增加就可以清楚地明白，大量的人被投入劳动市场，暴露于资本的剥削下这一事实。主妇以兼职的形式、学生以“打工”的形式编入劳动力，就连退职后的高龄者就业也达到了过去的最大规模(595万人)。他们主要作为短期或非正规雇佣的雇佣劳动者，被灵活地利用于发展战后资本主义。日本也同样，加上正规雇佣的雇佣工人阶级主力，非农就业者占总人口比重在战后70年中不断增加(见表1)。
本来，对资本而言，作为剥削材料的劳动者数量越是增加，绝对剩余价值的量也越增加。而且，只要考虑过劳死的问题，就能充分暴露出这些人数不断膨胀的雇佣劳动者遭到了怎样的剥削。在战后资本主义的世界中，令人难以置信的长时间劳动、过密劳动被常态化了。劳动时间的延长，劳动密度的强化，换而言之，战后资本主义繁荣基础的建构，正是靠劳动在外延和内在两方面上的扩大。
二、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
要因其二，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
实情是，即使能够免于过劳死，劳动者的工资水准也逼近(会导致他们)过劳死的维持生存的水准。这里所言之工人阶级，当然包括了形形色色的劳动者。工人阶级中的低收入层，其工资水准还赶不上维持生存的水准，甚至发生最低工资和最低保障之间的逆转现象。与之相对的另一极，是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享受有利的劳动条件的劳动贵族也是存在的。这些受惠层的人们，或许能够比较充裕地享受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立场，正是通过夸大这一事实，主张战后资本主义的“成功”。从“富裕的工人阶级”论开始，到“阶级的死”论、“一亿总中流”[3]论，种种谬论粉墨登场，流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然而，这些不过是幻想罢了，马克思已经在《资本论》中做出了如下揭露。
马克思考察了“对工人最有利的积累条件[4]”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在工人自己所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会有较大的份额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5]”工人阶级意识到这一点，是在繁荣的黄金期结束，贫富差距的时代来临，工人阶级勤勤恳恳积累的“特有财产”从他手中一点一点被夺走。
《资本论》中引用了一则新闻纪实，以说明资本主义繁荣期中，得到微不足道储蓄激励的“报酬最优厚的部分”如何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失去了他们的“特有财产”。这则纪实是一件一件走访了陷入苦难中的劳动者家庭的记者报道。
我们又敲第二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我们领进一间狭小的后屋，一家大小都在那里一声不响地坐着，呆望着快要熄灭的火。他们脸上和他们的小屋里笼罩着的那种凄凉绝望的情景，使我再也不愿看到类似的景象。妇人指着她的孩子们说：“先生，他们已经26个星期没有活干了。我们所有的钱都花光了，那是我和孩子们的父亲在光景好时积蓄下来准备困难时用的。请你们看吧!”她几乎是发狂似地喊着，一边拿出一本存取款项写得清清楚楚的银行存折;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出，这笔小小的财产最初怎样从5先令开始存起，怎样一点一点地增加到20镑，然后又怎样逐渐消失，从若干镑减到若干先令，直到最后一次提款使存折变得象一张白纸一样一文不值。这家人每天从贫民习艺所领到一顿救济饭……
——《资本论》第一卷，734页
战后70年，讴歌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工人阶级大多，通过“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从底层支撑黄金时代中特有的享乐至上主义。或者，他们通过“充实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推进大众消费热潮。也许(他们)因为“积蓄了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享受着微薄的个人储蓄和个人投资的体验。迄今为止，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拥有了他们未曾有过的“特有财产”，这是事实。也正因此，因为工人阶级首次品尝到所有者意识而欢天喜地[6]，真的接受“富裕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贵族化)”这种意识形态的说教，打心眼相信维护体制一方鼓吹的“阶级的死”与大众媒体宣导的“一亿总中流”，这样的人也出现了。这正是，到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期迎来终焉、急转向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富分化时代拉开了帷幕为止，短短的、连半世纪也未满，那一时期看到的转瞬即逝的梦。伴随着贫富分化社会的来到，工人阶级在战后资本主义的白日梦虽然破灭了，却仍茫然不知所措地呆立在时代的潮流前。
三、“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
要因其三，“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
战后资本主义受到了多少技术革新这一要因带来的恩惠，啊，不对，它们是如何讴歌这一技术革新带来的繁荣，都被详细地记载在经济企划厅[7]的昭和59年《年度经济报告——对应新国际化的日本经济》。下面是发达资本主义的监督官的证言。报告如下记述了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原因。
源于战后美国的新商品、新工程的技术革新波及了世界，我国也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了一贯钢铁厂、大型石油化学平台等装置型量产技术，及自动车、家庭电器等中的组立(一体)型量产技术。70年代中，将其进一步大规模化，与此同时，以石油危机为契机，在各产业中推进能源节约、资源节约型技术革新。在此基础上，80年代中，在广泛的产业间推行以微电子(Micro-electronics)为中心的尖端技术革新。而且这一过程并非局限于资本庞大的大企业，现在正扩展向中小企业。
——ibid.第三章第二节
“我国的技术，虽然在初期阶段主要依赖技术引进，但随着对发达国家追赶的成功，今后将采取开拓技术前沿的立场。”《报告》这般夸耀道。
这种技术革新究竟带给了资本怎样的优越性?(其优越性)“在于单位生产成本的有利化”，报告如此指出。这不正是马克思所言“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更便宜”么。为了证明这一点，《报告》分析了1970-1982年间，制造业11部门中，日本与美国各产业的每单位产出生产成本的年率上升了多少。其理由在于，“可以认为，比较各个产业，生产费用的上升率相对较低的国家，能强化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高比较优势，或者缩小(或试图缩小)比较劣势的差距”。
生产费用本来就是由工资成本、资本成本、原材料成本组成的，技术革新能够起到降低所有这些成本的效果。因为单位生产费用的上升率应该可以发挥抑制工资、资本、原材料，所有这些成本的上升率的效果，所以从工资、资本原材料各成本上升率的加权平均中扣除技术进步率(这是一个综合计算合理化及省力化带来的生产力的向上、同时实现生产规模扩大与成本下降的熟练效果，以及能源节约和资源节约带来的原材料原单价下降效果等的值)，就可以得到单位生产费用的上升率，并能够算出日本与美国单位生产费用上升率的差距。请参照下图(第3-4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除去石油、煤炭、陶瓷工业、泥石等行业，日本的单位生产费用出现了有利的变化(见图1)。
《报告》特意强调，这种单位生产费用的有利变化，并非是当时广为流传的低工资造成的。在日本，工资成本上升率对单位生产费用有利变化的贡献度是负向的，通过原因分解我们容易理解这一点，例如，“如果我们考察制造业，在单位生产费用上升率整体为日本带来了3.3%的有利变化同时，工资成本上升率却对日本造成了约0.5%的不利影响。盖过工资成本因素不利化，带来单位生产费用有利化的主要原因，应当认为是包含降低原材料成本费用的技术进步。”
因此，《报告》得出了如下结论：“可以说越是技术进步率高的产业，越能将单位生产费用的上升率抑制得更低，从而可以强化国际竞争力，并逐渐成为我国新的支柱产业。”
从这些当事者的资料中，我们也能明白技术革新是如何强力地支撑了战后资本主义吧。
四、“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
要因其四，“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或者说，接收相对过剩人口的新生产部门的形成，这样的问题更为妥当。如马克思所言，只要存在相对过剩人口，就会出现剥削这些人的“新的生产部门，特别是生产奢侈品的部门，这些生产部门把其他生产部门中常常由于不变资本占优势而失业的上述相对过剩人口作为基础，而这些生产部门本身则建立在活劳动要素占优势的基础之上，以后才逐渐地走其他生产部门所走过的路。[8]”战后的资本主义也提供了接收这些相对过剩人口的新容器，人们大举涌入这些新部门，从而这一部门的资本能够在有利的条件下确保高利润。在这些部门中，“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工资则低于平均水平，结果这些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都非常高[9]”。马克思称呼这种状况为“劳动或多或少不完全从属于资本的现象[10]”，“即使这种现象初看起来和一般发展水平已不相适应，这种现象仍会继续存在[11]”于这些产业部门中，只要看看可被称作战后资本主义繁华的第三产业的兴盛，就能明白这一事态。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政府将重化工行业作为支柱产业，努力培育钢铁、化学产业、汽车、家庭电器等制造业。这是因为，这些行业生产力上升率的基准高，需求的收入弹性高。然而，随着国民收入水准上升，国内需求的重点从耐久消费品移向了服务领域(如图2、表2)。
一般而言，从制造业向服务产业的移动被称作“服务经济化”，这一现象也能在就业结构上得到确认。让我们注意1970年以后分产业的就业者数量，农林牧渔业的构成比重自不消说，制造业的构成比也下降了，而第三产业的从业者比例占压倒性多数(如图3、表3)。
第三产业的成立是以一、二产业中“失业的相对过剩人口作为基础，而这些生产部门本身则建立在活劳动要素占优势的基础之上[12]”。因此，在当初，这些产业的劳动生产力比其他的产业低也是当然的了。然而，美国的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J. Baumol)却将其捕捉为问题。一般而言，在一个生产力上升率较高的部门(典型的如制造业)与较低的部门(服务产业)共存的经济中，因为伴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生产力上升率较低的服务产业的权重会逐渐上升，只要针对制造业制造品的收入弹性不是极端的高，生产力上升率较低的服务的相对价格(费用)上升和服务部门的劳动份额上升就会持续，结果，经济整体的增长率会逐渐钝化，这就是鲍莫尔病[13]的思维过程。也就是说可以认为，前者(制造业)因为资本集约化等劳动需求下降，由此剩下的劳动者流入生产力较低的部门(服务业)，结果经济整体的增长变得钝化。如果考虑到马克思论述的，第三产业的成立是以一、二产业中“失业的相对过剩人口作为基础，而这些生产部门本身则建立在活劳动要素占优势的基础之上[14]”，这一事实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那么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恐怕在于人们认为)制造业的高生产力与服务业的低生产力共存是不自然的，是一种病。从制造业的高生产力出发来看，服务业的低生产力大概是必须要治疗的“病”吧。从前面马克思的记述来说，“即使这种现象初看起来和一般发展水平已不相适应，这种现象仍会继续存在[15]”，这在鲍莫尔眼里成了问题，他无法理解这一现象的“原因”，而是认为“服务产业”这一新部门中潜入了什么病原菌。从这一思维中产生的只能是，“服务”中肯定藏有什么神秘性，这样越发的混乱和自以为是。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如马克思所言，不过“它也是下述情况造成的结果：可供支配的或失业的雇佣工人价格低廉和数量众多，一些生产部门出于其本性而更加强烈地反对由手工劳动转化为机器劳动[16]”。证据就是，在鲍莫尔的祖国英国，“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IT化的进展，服务产业的生产力加速上升，认为鲍莫尔病已经被治愈了的看法广为流传[17]”。如马克思所言，“这些部门本身又建立在活劳动要素占优势的基础之上(当初本来建立在活劳动要素占优势的基础上，后来可能离开了低劳动生产率)，只是逐渐地走上其他生产部门所走过的路。[18]”
不用担心，战后资本主义或许正这样窃窃私语吧。
五、对外贸易
要因其五，对外贸易。换言之，也可以说是将国民经济统合于世界市场的问题。今日被冠以全球化之名的这一世界规模上的经济统合，是贸易、人口移动、资本流动等各运动的总和，具体而言，通过世界GDP测算的各国出口物品的合计，与发展中国家国内总生产相对应、外国资本余额的比例(只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被从这里面除开了)，严格的边境管理下人口移动的限制(历史上向美利坚合众国的移民是个例外)，这些都是可以测量的。
当我们用这些指标测量时，我们能确认1870年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存在三个大波(长波)，即全球化的历史性波动(如图4)。
1870年左右开始的这一世界规模的经济统合是资本主义的结果。从那时起到一战爆发是第一波。运输费用的下降支撑了各国国民经济的统合，世界第一次见证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的展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及其他的作品中展望资本主义的话语，正是在资本主义走向第一次全球化的过程中。
然而，一战及其后的潮流在这一全球化的基础下大踏步后退了。虽然，一般人认为政治上的民族主义高扬，经济政策上的以邻为壑(Beggar thy neighbour)政策的采用是这一后退的原因，但我们有必要找到试图掌握全球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间国际对立的真正原因。
等到新的美国的国际霸权得到确立，第二次全球化开始，已经是二战结束的时候了。美元基轴体质、国际通货管理、贸易规制这些美帝国主义下的经济统合虽然一直持续到1980年左右，但正如世界银行的政策研究报告所述，“持续到1980年左右的全球化第2波，几乎就是向第1波全球化的回归[19]”。
我们现在正见证着的，是这之后继续的第3波全球化浪潮。可以将上世纪80年代后逐渐变得显著的第3波全球化，理解为70年代袭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滞涨波的历史性反动。向政治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上的新的经济统合(第3波全球化)的急转弯在全世界引起了这一浪潮。彻底否定甚至在第二次全球化下也能得到保护的工人阶级的利益，以摧毁一切对资本运动的障碍的决意向前推进市场的规制缓和(deregulation，或放松管制)，其背后正是主导这一新潮流的资本势力。现在不仅停留在物资的移动(贸易)上，资本移动、劳动移动、文化、教育、福利等一切市场和分野中都在强力推行以资本利益为最优先的结构改革。这正是，资本点燃的新的反革命的狼烟。也可以说反动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战后资本主义暴露出了它的本性，打开了贫富分化与危机和战争的世纪。
六、股份资本的增加
要因其六，股份资本的增加。严密地说，股份资本的增加是资本集中的和平手段，与作为暴力手段的合并，以及单纯的积累手段相区别。战后资本主义驱使这一和平的手段，在巨大的规模上推进资本的集中，使垄断的时代开花结果，这是无须再言的历史事实。
在此，让我们从资本主义扩大的角度在概念上整理一下在战后引发的资本的运动。
首先，资本主义扩大与发展的方法中，有缓慢的资本扩大手段，如积累;也有远比积累迅速的资本扩大手段，如集中。如马克思所言，无论采取哪种手段，因为集中能够提供远比单纯的积累更迅速的资本扩大手段，“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20]”
顺便一提，“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21]”就是竞争与信用。
同资本扩大存在缓慢(积累)和迅速(集中)两种方法一样，集中也存在暴力(合并)于和平(股份公司的设立)两种方法。前者是进行吞并的强制性道路[22]，“在这种场合，某些资本成为对其他资本的占压倒优势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资本的个体内聚力，然后把各个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来[23]”。与此相对，后者属于“比较平滑的办法”，(它)“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溶合起来[24]”。
战后70年间能够确认到股份资本增加的事实背后，潜藏着无论是用和平的方法，或是用暴力的方法，通过这些方法以未曾有的规模进行着的资本集中的历史。其证据在于，支撑战后资本主义的日本公司企业数量在2006年的现在，有151万6千家，其中采取股份公司这种经营组织的企业占压倒多数的149万6千家[25]。此外，历史上未曾有过这样规模的资本集中，它的背景中，潜藏着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积累以同样未曾有的规模发展，这一事实。马克思用简洁的语言如下整理了这一连串的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竞争和信用——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也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同时，积累的增进又使可以集中的材料即单个资本增加，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又替那些要有资本的预先集中才能建立起来的强大工业企业，一方面创造了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创造了技术手段。[26]”战后70年，资本主义抵达的道路正如马克思所写。
垄断企业正是这一过程的结果。马克思对股份公司的设立推进集中，并由此产生出垄断企业的事实，做出了如下预测：“集中可以通过单纯改变既有资本的分配，通过单纯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来实现。资本所以能在这里，在一个人手中大量增长，是因为它在那里，在许多单个人的手中被夺走了。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已溶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77b)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极限。[27]”
恩格斯在马克思文章的第4版中追记了一个注释(77b)，给予这一事态“垄断”的名称。“英美两国最新的‘托拉斯’已经在为这一目标而奋斗，它们力图至少把一个生产部门的全部大企业联合成一个握有实际垄断权的大股份公司。”
也就是说，在这里，马克思与恩格斯简洁地表现了资本集中的进展促成股份资本的增加，以及垄断企业的产生，这一历史性潮流。此外，这一巨大的垄断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含有“强大工业企业的技术手段”这层意思。或者，反过来说，垄断的发展产生了社会性欲望与巨大的产业，而竞争和信用成为支撑它的制度性基础，如果这样考虑，这一表述不正是恰当地表现了战后70年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吗。
战后的资本主义在给自然、人类与社会带来严重危机的同时，为何还能维持其“繁荣”，本稿试图说明其一般理由。通过我们的表述，至少我们能够明确，马克思指出的、与利润率下降倾向的一般规律相对、起反作用的六个原因，足以成为说明日本战后资本主义繁荣原因的要素。接下来的问题在于，需要确认，在说明1970年代的收益性危机和1980年以后(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变质时，这些原因能够发挥何种程度的说明能力。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258页。
[2]参照ibid.258~259页。
[3]一亿总中流(いちおくそうちゅうりゅう，或称一亿总中产)，是1960年代在日本出现的一种国民意识。其在1970和1980年代尤为凸显。即在终身雇用制下，九成左右的国民都自认为中产阶级——译者注。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677页。
[5] Ibid.677-678页。
[6]原文为“有顶天”，佛教用语，指生死轮回的三界最上边的天，喻指得意洋洋、高兴得忘乎所以——译者注。
[7]现名经济产业省。原日本通商产业省(简称通产省)，成立于1949年5月。1949年，美国政府派遣道奇到日本推行经济稳定计划，揭开了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序幕。随着经济转入正常化，统制大幅度缓和，“经济安定本部”的历史使命也遂告结束。1952年7月，“经济安定总部”改称“经济审议厅”。1955年7月，“经济审议厅”又更名为“经济企划厅”。2001年(平成13年)1月6日日本中央省厅改革之后，被改名为经济产业省——译者注。
[8]马克思：资本论，263页。
[9] Ibid.
[10] Ibid.
[11] Ibid.
[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297页。
[13]鲍莫尔病(Baumol's disease)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在1967年一篇研究经济增长的论文(Macroeconomics of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 1967, AER)中提出来的。他建立了一个两部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其中一个部门是“进步部门”(progressive sector)，另外一个部门是“停滞部门”(nonprogressive sector，后来鲍莫尔常用stagnant sector)，进步部门的生产率相对快速增长将导致停滞部门出现相对成本的不断上升。
[14]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297页。
[15] Ibid.
[16] Ibid.
[17]参考前文所提到的《通商白皮书》。
[18]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297页。括号内的字为所加——译者注。
[19]世界银行;新井敬夫日文译：《全球化与经济发展》，Springer东京(シュプリンガークラーク東京)，2004年，28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688页。
[21] Ibid.，687页。
[22] Ibid.，688页。原文为“……强制的道路进行吞并”，由于日语语序问题，为与上下文一致，这里调整了引文的语序——译者注。
[23] Ibid.
[24] Ibid.
[25]总务省统计局《事务所·企业统计调查》
[2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687页。
[27] Ibid.687-688页。
（渡边雅男(Watanabe Masao，1950~)，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社会学博士。
高晨曦(1993~)，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本科生，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资本主义研究会代理书记。译有同作品，《经济的金融化与资本的神秘化》《国民收入与生产劳动》等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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