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见观察员/赵蒙旸
每当人们想到没有领导、没有中心的社会运动，脑子里最先想到的肯定是“占领华尔街”。不管是前几年大家对其组织模式的激赏，还是如今对其“嘉年华”式的抗争模式的反思，它总是被放在那一长串“成功/失败运动”列表的开头。这串列表从伦敦延伸到伊斯坦布尔，再从里约传回到巴黎，目前还在不断被刷新。
检讨各类去中心化社会运动的失败，似乎已经成为了学界和行动界的流行做法。例如，Todd Gitlin为代表的激进左翼就认为，占领只是一个时刻(Moment)，而不是一场运动。传播学者Zeynep Tufekci警告大家注意各类网络化社运的脆弱性，Craig Calhoun则认为占领华尔街的遗产只局限在文化层面。在左翼学术明星Michael Hardt和Antonio Negri今年出版的新书
但是，在激进社会运动走入瓶颈期的焦虑下，人们参与各种高瞻远瞩的战略讨论，却往往容易忽略一些更直观的问题。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真的没有给社运界留下什么重要的、可见的遗产吗?
在今年发表于Socius期刊的研究中，社会学家Adam Reich追溯了占领华尔街发生前后12年纽约市社会运动组织的生态，发现这场运动事实上在传统的社运组织场域留下了深厚的遗产。这些遗产也构成了之后Fight For $15，Black Lives Matter等运动的动员基础。
Reich从2013年开始，以滚雪球的方式陆续向熟识的纽约社运骨干发出邀请，要求他们提名自己所认识的其他社运组织者。一年后，他得到了一份566个组织者的名单，他们隶属于296个不同的社会运动组织，涵盖种族平权、性别平权、移民权力、环境保护等各类专业领域，也包括Teamsters，UNITE HERE等新老工会。在LexisNexis数据库中搜索这些社运组织的新闻，可以得到媒体关于这些组织共同参与活动的报道。如果两个组织同时出席某个活动——这种共同出席可以是同时参与抗议，也可以是共同参加发布会或者起草声明——可以认为它们之间更有可能存在合作关系。
将组织间的合作关系做成网络后，数据显示：2011年9月“占领华尔街”开始以后，纽约社运组织之间的网络密度显著增强了。这种增强是以九月为分水岭的突然跃升，而不是长期的渐变。
不仅如此，整个社运组织网络的内部分化程度也降低了，不同的派系和行动领域之间不再有明显的隔阂。这与埃及革命后期各派行动者的分化趋势正好相反。这也说明，纽约公民社会合作纽带的加强不仅仅出现在同一领域内，更发生在不同领域间。
Reich的数据也反驳了理论家们关于“占领华尔街”的影响转瞬即逝的判断。事实上，社运组织间的联系纽带在占领后至少保持了四年，并一直在逐步增强。
为了保证媒体数据不会有太大偏差，Reich进一步依赖公开的报税数据，考察了一百多个纽约社运组织在2011年到2013年间共享理事会成员的趋势。结果不出所料，占领发生以后，共享理事会的情况更普遍了。对于那些直接介入了占领运动的组织来说，理事会网络的密度增长了36%;对于没有参与的组织来说，增长也达到了29%。
这进一步说明了“占领华尔街”对整个社会运动领域的辐射影响：虽然只有部分社运组织以团体的名义直接参与了占领，但运动在事后促成了整个组织场域的合作。
当然，为了力求前后比较的精确，这项研究的分析局限在“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正式组织。不少非正式的运动网络未被计算在内，我们也无从得知占领后新成立团体的运作情况。
大规模的革命和社运，既可以由组织网络本身推动，也可能成为搭建组织关系的平台——早在1991年，已故社会学家Roger V. Gould在著名的巴黎公社研究中，就用国民自卫队招募与城市邻里关系的空间数据证实了这个重要命题。时隔二十多年，Reich采用更长期的观测数据，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在当下，很多人开始怀疑，正式的社会运动组织对于推动抗争来说究竟还有多大作用。Reich的研究则引导大家重新关注公民社会组织的力量。当然，这不意味着无领导、去中心的运动模式已经破产。相反，社会运动的迷人之处恰恰在于，即使社运参与者对正式组织怀有戒备，意想不到的组织力量也会从中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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