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的中苏蜜月期，有一句话在中国特别流行：“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今天，这句话受到了中国精英的尽情嘲笑。他们用嘲笑这句话来证明自己的高明，却忘记了自己笃信的另一句话：“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前两天，到了俄罗斯南方疗养胜地索契。索契位于黑海之滨，是主体部分都在寒带的俄罗斯气候最温暖的城市之一。
斯大林生前最喜欢到索契疗养，他在索契的“别墅”，这次也去看了，简言之，像一座朴素严整的连队营房，除了在安全保卫方面有一些特殊设计之外，并无特别豪华之处。
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最后寓所也在索契，现在开辟成了纪念馆。
青少年时代，保尔·柯察金就是我的偶像，今天仍然是。“保尔·柯察金”的形象艺术地诠释了斯大林“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名言。
这次在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祭扫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安息地，几天之后又造访他的故居，听到了他生前讲话录音，可谓大慰平生。
在索契，我们入住“红十月疗养院”。
苏联时代，这座疗养院专为铁路职工提供疗养服务，兴建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相较于斯大林连队营房般的“别墅”，这里更像一座星级宾馆。
“红十月”有一种我非常喜欢的风格。我无以名之，也许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奢华”——设计和装修是舒适的、愉悦的、追求格调和品味，但又是节制的、简约的、并不追求资本家式的纸醉金迷、人欲横流、挥金如土。
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如果一个中国人从百废待兴的祖国来到苏联，看到铁路工人们可以享受这样“奢华”的疗养院，他由此发出“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样的感慨，难道不是很正常吗?
在列宁的故乡，乌里扬诺夫斯克，还参观了一座规模宏大的航空博物馆。白雪飘飘的露天机坪上，我们看到超过50架前苏联设计生产的各式飞机，很多是独一无二的珍品。
如，图-1轰炸机，是世界上第一款全金属双子引擎单翼飞机;伊-62远程客机，创造过数项速度和航程世界纪录;米-8是苏联在1960年代早期开发的多功能直升机，是世界上最流行的双子引擎直升机，也是航空器史上最好的直升机之一;图-144，研发于20世纪60年代，曾是世界上最早的超音速客机，其外形极其卓尔不群。
停机坪上，还看到两架给“与我有关”的飞机。
一架是安-2，中国据此仿制的机型运-5，当年我在锦州第一次跳伞，就是搭乘这种机型，现在仍然是我军航校和空降兵训练机型;另一架是米格-25。1976年，苏联空军上尉别连科驾驶这种飞机叛逃日本，曾经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过米格-25的照片，引发了极大的好奇心。
穿梭在停机坪的各型飞机之间，脑海里浮现出一个词汇——“恐龙坟场”。这些已经死亡的飞机像巨大的恐龙遗骸那样，默默地告诉参观者，当它们在天空翱翔时，苏联是多么辉煌。
关于人类社会为什么必然会走向社会主义，我坚信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即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不同的民族，不同文化底蕴的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试验时，一定会带上各自国家与民族不同特色，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马克斯·韦伯曾经写过一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证把“精于赚钱视为一种服务上帝的美德”的新教文化最适合搞资本主义。在我看来，深受东正教影响的俄罗斯文化，也最适合搞社会主义。
提起俄罗斯文化，离不开三个关键词：泛斯拉夫主义、民粹主义和村社主义。而东正教，正是一个将俄罗斯民族文化中的这些灵魂内容整合起来的工具，在苏联时代，取代东正教的，则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泛斯拉夫主义，可以认为是俄国版的昭昭天命。古斯拉夫民族早已分裂成西斯拉夫人(波兰、捷克、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南斯拉夫人和东斯拉夫人(即俄罗斯人)，但俄罗斯一直认为自己天然是斯拉夫民族领袖，具有保护乃至统一整个斯拉夫民族的“天命”。
村社主义，这是恶劣寒冷的自然环境和长期被蒙古野蛮统治、被西方排斥孤立所导致的结果。俄罗斯民族靠“抱团取暖”和强有力领袖的率领才能战胜生存和发展。这种信任集体、崇拜领袖的理念发展到16世纪，产生了以村社为单位的组织，就诞生了村社主义，自此渗透于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方方面面——俄罗斯人认为集体才是有力量的，个人应当服从集体和领袖的要求。
理解了俄罗斯人的这种心理，就能够理解斯大林和普京现象。在圣彼得堡游览时，导游很认真的告诉我，他认为普京是斯大林的转世，而梅姐夫则是尼古拉二世的转世。
民粹主义出现要晚一些，可以认为是泛斯拉夫主义和村社主义的衍生物。不同于我们一般提到的民粹主义，俄罗斯人认为他们肩负特殊使命，认为“他们的”全人类价值高于个别的国家民族价值，多数人利益应当优先于少数人利益。
而俄罗斯的这一切，都找到了一个几乎完美的寄托：东正教。
东正教使自认为卓尔不群但长时间被欧洲当成“野蛮民族”的俄罗斯人找到了自己的优越感和使命感，他们自称“第三罗马”(也是最后的罗马)，由此出发，认为自己才真正代表了基督教文明的正统。
东正教与本民族的传统相结合，使俄罗斯在几百年间的扩张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东正教带来的宗教使命，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俄罗斯人，他们认为自己是毋庸置疑的解放者和真理代言人。
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取代了东正教在俄罗斯人精神世界中的地位。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保尔·柯察金身上那种圣徒般的献身精神，也不难理解联共/苏共为什么如此热衷于组建共产国际。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一开始就认为十月革命将决定人类命运。电影《列宁在十月》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
十月革命前夜，列宁、斯大林等党的领袖不分昼夜的在一起开会，激烈争论。
瓦西里和另外一个人在门口警卫。
这个人问瓦西里：“什么会开这么长时间?”
瓦西里回答：“决定人类命运的会议，你还嫌长?”
在俄罗斯旅行，深感俄罗斯人的资本主义，或者说市场经济搞的很差——参观航空博物馆，居然没有纪念品出售;在乌里扬诺夫斯克，想买一块俄罗斯披肩，但商店早早就下班了;在莫斯科要买一尊列宁小型铜像，发现是中国义乌生产的……除了套娃，俄罗斯人真的没有什么好出售。这和他们苏联时代在航空、航天领域取得的出类拔萃的成就形成了鲜明反差。
俄罗斯的千年历史，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暗淡无光，只有在苏联时期才光彩夺目，这绝非偶然。
如果说，俄罗斯人搞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可以搞的气势恢宏，气象万千，那他们搞市场经济，则有点像北极熊跳芭蕾，笨手笨脚，不伦不类。与之相反，咱们中国人搞市场经济，则有点像米老鼠戏弄大笨猫汤姆，可以迅速突破一切底线，最后甚至挤压得美国和欧洲都有点守不住资本主义了。
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总喜欢污蔑中国人奴性，这纯粹是一种无知。如果说中国文化有什么特点的话，就是世俗理性。
中国自秦汉以降，就形成了“皇权官僚体制+自由小农”的社会结构，实际上是一种农业市场经济，加上“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的传统，由此产生的文化心理是特别注重现世幸福，至于生前身后的事，大家都懒得管那么多。
这样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导致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方面，中华民族创造出人类在农业时代最高程度的文明与繁荣，令其他大陆的人望尘莫及;另一方面，极度追求现世享受和财富积累的世俗理性，也导致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王朝末期土地兼并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且人欲横流，演变成西门庆们快乐无比、肆意妄为的“金瓶梅世界”——最终不仅丧失了经济合理性，也丧失了道德合法性，于是农民斩木为兵，揭竿而起，一切归零，只剩下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接着再从头开始。
为什么说农民起义推动了社会进步？
这是因为，不管精英们对农民起义如何妖魔化，正是农民起义的洪流荡涤了一切污泥浊水，清除了腐朽的、阻碍社会进步的既得利益集团，社会才有可能继续发展。
概括起来说，从文化的角度看，俄罗斯人天然不适合在私有制基础上搞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搞社会主义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的文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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