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历史真相的诉说
“列宁是一只山鹰。”（斯大林）
今天，谁堪比翼列宁，翱翔天宇，将一声长唳，划开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浓浓暮霭，“狂飙为我从天落”，让反潮流精神再一次惊破人间？
——题记
公元纪年伊始，耶稣临世。
1800多年后，列宁诞生。
帝国主义侵略与扩张，塑就了跨越时空的两代伟人。列宁与耶稣，对立的同一体。
耶稣冷眼奴隶制大帝国的不可一世，列宁怒向资本大帝国的群魔乱舞。
耶稣感受着犹太人民抗争罗马强权的悲愤，在民族崩溃无力回天的前夜，以鼓动忍让的“爱”的牺牲，倾诉变革人类社会的无限激情。
列宁感受着俄罗斯人民抗争沙皇专制的怒火，在祖国陆沉岌岌可危之际，以宣扬革命的无限激情，敞开一颗对人类“爱”的博大心灵。
耶稣深刻地透视“上帝之国”在人类历史上的必然趋向，却迫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严酷现实的无奈，抒发着劳动人民反抗特权统治的朦胧。
列宁深刻地把握生产力呼唤、无产阶级革命、人类解放这“三位一体”的时代之声，以新兴阶级“气吞万里如虎”的狂傲，喊出了俄国人民对特权统治千古罪恶的仇恨，更喊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对“专政”的渴望。
如果耶稣聚起足以抵抗罗马侵略的犹太兵团，他会现实地领导以色列的民族解放吗?如果列宁迫使资产阶级认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他会欣然接受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吗?
把人类社会从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变革，放在一个“千年王国” 乃至于几个“千年王国” 的长度上来计量，那么，在对罗马帝国残酷压迫的隐忍中，献身“福音”的传播，本应是犹太人当仁不让的殊荣。
把资本主义的垂死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放在一个“百年” 乃至于几个“百年”的长度上来计量，那么，在帝国主义生命的“上升”之始，就将资本阵营捅个大窟窿，“天柱折，地维绝。”人民革命从此洪流滚滚，俄罗斯人民赢得了历史前驱者所应享有的尊敬。
耶稣，20世纪的列宁;列宁，公元伊始的耶稣。
为着新纪元的奠基!——从耶稣到列宁。
耶稣说：“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新约·路加福音》)
列宁说：“我自己就希望活着见到社会主义革命。”(转引自普·凯尔任采夫：《列宁传》)
列宁的愿望实现了。他不但活着见到了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活着领导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进军。
“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1917年4月，列宁从国外归来，一踏上俄国的土地，就在对人民的演讲中，以向未来的激情呼唤，燃放他的生命之焰。
霎时间，俄罗斯夜空竞相爆裂出五彩缤纷的斑斓。遍布全国的反抗之火，从此放射出社会主义的光辉。二月革命，向着十月革命挺进。
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权，是人民大众向封建专制进行阶级斗争的民主革命，也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和广大农民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合作的结晶。资本的胜利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人民的热血付出也为自己保留了苏维埃。
两种政权并存。
苏维埃赢得了尊重：工人掌管工厂、交通、电讯、邮政，农民组成村镇委员会，全国事实上听命于彼得格勒苏维埃。
临时政府赢得了尊重：“当时，大多数群众支持孟什维克的观点，认为政权保留在临时政府中，并以苏维埃对其进行监督，要比苏维埃单独掌权好些。”(曾琳莹：《列宁传》)
“尊重”意味着双方的势均力敌;“合作”公示着阶级斗争的对峙。打破并存，在实力的碰撞中削弱对方，壮大自己，是两个相反的力的必然趋势。
从来的“阶级合作”，都是以一个阶级为主导，对别一阶级的压迫。然而，谁愿意“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资产阶级要求苏维埃听命于临时政府，列宁则号召推翻资本主义：“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列宁：《四月提纲》)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 列宁赞同恩格斯：“在有共和制或有充分自由的国家里，和平地向社会主义发展是‘可以设想’的。”(《国家与革命》)
二月革命后两种政权并存，俄罗斯人民享受着混乱中的自由。可以利用自由，公开活动，建立“从下到上由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四月提纲》)
更重要的是，暴力不在资产阶级手里，资产阶级没有镇压人民的能力;相反，暴力已经转归人民，形成对资产阶级的威慑。“武器掌握在工人群众手里。……这就提供了并保证了整个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列宁：《论口号》)
血祭革命，固然有着感天动地的壮烈;但是，革命决不是嗜血。
整个1917年，列宁一直冀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和平求胜。即使在十月革命前夕的10月9日，列宁仍然没有放弃努力，希望“尽一切可能保证不放过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个机会。”(《革命的任务》)
科尔尼洛夫叛乱和对人民的血腥屠杀，资产阶级专制和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结束，将一切和平过渡的机会荡涤净尽。苏维埃被残酷镇压，工人、农民、士兵大批被捕，列宁的党被无情清洗，“策列铁里在回忆录中断言，政府靠铁的手腕使布尔什维克停止了活动……布尔什维主义完全被击溃了。”(格·阿·格拉西缅科：《1917年俄国政权的更迭》)
布尔什维主义没有被击溃。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人民迅速“倒向‘更纯朴’、更‘敢做敢为’，由于讲民主而易为没有教养的广大群众所接受的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语，转引自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
十月革命爆发了。
然而，十月革命竟是温和的、近乎不流血的“和平过渡”。
因为“人民暴力”崛起，因为被派来镇压人民的军队反戈一击，投入人民阵营;人民力量空前强大，资产阶级不堪一击。邮局、电话局、火车站、桥梁等战略要点的夺取，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只是在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冬宫，才发生短兵相接，然而一阵枪声过后，临时政府便崩溃了。
十月革命的前敌总指挥托洛茨基写道：“我们兵不血刃地控制了城里重要的地方……我们的士兵、水兵、赤卫队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了各个机关。”(《托洛茨基自传》)
“和平过渡”， 赢得了首都彼得格勒，也赢得了整个俄罗斯——
资产阶级军事统帅部的麾下，拥有1000多万士兵的庞大军团。统帅们反抗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革命在危急中。
列宁说：“我们到无线电台去吧，无线电台会帮助我们，我们下一道特别命令把杜鹤宁将军撤职，委任克雷连柯做总司令，越过指挥人员去号召士兵包围将军……”(斯大林：《论列宁》)
结果，士兵们听从列宁的命令，起来造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站在了苏维埃阵营一边。
这就是革命。1000万士兵的暴力转化，完成了俄国革命的“和平过渡”。
然而，“十月革命——一次温和的、不流血的事变——之后，继之以一场残酷的国内战争和外国干涉，它持续近3年之久。”(孙本亮：《斯大林传》)
3年兵燹，烽火连天，烧杀抢掠，暴力横行。被帝国主义战争洗劫的俄罗斯，雪上加霜，几乎成了白茫茫大地。在这种情况下，指责苏维埃政权没有“用魔法唤出最美好的民主制、最标准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那是对他们提出超人的要求。”(卢森堡：《论俄国革命》)
是谁，纵容了“暴力”的恶魔?
是谁，释放了“暴力”的丑陋?
资本世界因为十月革命敲响了他们的丧钟而疯狂。高尔察克、邓尼金以及英、法、美、日、德、奥等14 国资本大军纠集沙俄旧势力，风驰电掣，狼烟滚滚，从四面八方杀来，将苏维埃政权挤压在一小块地盘中，危若累卵。
威尔逊，这个在美国推行资本——社会主义的光荣总统，对于否定资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则必欲除之而后快。资本诛杀劳动，并不手软。
一切卑鄙、无耻、恶毒与残忍，被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集团发挥到极致，冷冰冰的刀锋恶狠狠地斩断十月革命的和平进程，一场铺天盖地的屠戮强加给为了“面包、土地与和平”的俄罗斯人民。
苏维埃政权，在反革命暴力的镇压下，濒临崩溃。
十月革命，被迫祭起“暴力”之剑;它不得不从几乎的“和平过渡”转化成纯粹的“暴力革命”。
普列汉诺夫说得好：社会民主党“不能放弃行动的暴力的手段。它应该铭记着那些金科玉律：要想和平，就得准备战争。”(《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
但是，十月革命的第三天，普列汉诺夫却怀着知识分子的悲悯，指责革命不仅把俄国工人阶级，而且把整个俄国“推上了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
没有革命，当然没有血腥报复。但是，因为惧怕报复，就躲避革命吗?
事实上，“革命是不能‘造成’的，革命是从客观上(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历史危机和历史变革中发展起来的。”(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
如果说一战前期，整个欧洲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相互厮杀而“人气”高昂;那么一战后期，俄国反抗剥削的革命热情则汹涌澎湃。推动革命的力量，不是“上层”或党派的政治冲突，而是“下层”群众为生存的铤而走险。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成就既不是‘煽起了’民众的不满情绪，也不是向群众灌输了政治意识，而是表示党对群众决心要实行的政策的认同。”(爱·阿克顿：《重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
托洛茨基“谦虚”地证实：十月革命“那些日子里所决策、颁布的关系到整个历史进程中国家命运的决议几乎都没有经过讨论，它们都是一时冲动的产物……事件迅速发展，‘领袖们’只需说出符合群众需要和历史要求的话就行。”(《托洛茨基自传》)
这是怎样的“群众需要”呵!人民革命在资本世界的铁壁合围中艰难地冲开血路，弱小的新生力量向着已经腐朽但依然强大的旧势力顽强地挺起了胸。
只许特权放火，不许平民点灯。这个“天经地义”，被十月革命踩在脚下。
十月革命从此成了“暴力”和“红色恐怖”的象征。
被压迫者为生存的挣扎和为自由的抗争，以千千万万生命的昂然奋起与千千万万热血的慷慨抛洒，演绎了一场暴力对暴力、残酷对残酷的阶级大决战。
没有这个决战，资本帝国的“暴力”实质和资本家们为“和平”的伪善，便不能大白于天下;没有这个决战，“和平过渡”便不能彰显“暴力转化”的深刻内涵。
这个决战诉诸历史：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遭到大资本家阶级以极端暴力的殊死反抗;如果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转化”，革命不会成功。
这个决战诉诸人民：“和平过渡”是人民的意志取向。它是可能的，但前提一定是暴力转归人民!只有“人民暴力”兵临城下，才能迫使资本特权接受和平整编。
因为这个决战，十月革命成为人类史上伟大的里程碑。
十月革命，宣告了列宁主义时代的开始。
这是帝国主义的时代，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冲击帝国主义并最终埋葬帝国主义的时代。
十月革命能够走民主过渡之路吗?
考茨基反对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可能是某种大胆进攻的结果，而只可能是为了在经济上或政治上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而从事长期的艰巨工作的结果。”(《夺取社会权力和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文件)
加米涅夫回避革命：“立宪会议加苏维埃——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混合型国家政权。”(转引自柳·谢缅尼科娃：《1917年10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知识分子的“理性”幻觉，寻觅向民主过渡的“中庸”。
但是，饥饿而激动的人民不愿走这条路——
“武装的农民像一股狂潮涌回家园，没有希望，没有食品，没有纪律，这是一个毁灭的时刻，社会腐烂的时刻。社会在瓦解。许多地方发生了农民起义。在烧毁地主庄园的同时，常常对地主进行残酷惩罚。”(见弗·巴库林：《列宁与俄国自发的社会主义》)
沙皇旧势力不肯走这条路——
沙皇将军科尔尼洛夫的军事专制觊觎政治专制。他以叛乱的血腥昭彰反动势力的钢铁意志：卷土重来，复辟帝制。
资产阶级不能走这条路——
“临时政府未建立任何政权，未制定任何国家措施和纲领。”(阿·伊·福明：《对革命时期重大事件的反思》)除了继续战争，充当帝国主义和大资本家的傀儡，盗窃国库，临时政府毫无作为，更不用说解决人民的面包和土地了。
“民主”，只是“知识精英”吹出的肥皂泡!俄罗斯大地拒绝民主。“列宁所谓如果克伦斯基政府在最近的将来不被推翻革命就会失败的结论绝对正确，因为当时实际存在的只有反革命的选择，至于与之截然相反的民主主义选择，却并不存在。”(科·古谢夫：《关于十月革命的民主主义选择问题》)
只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谁也不肯调和。“无论是人民群众，还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都缺乏民主传统和政治文化，这使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十分残酷和毫不妥协。”(帕·瓦·沃洛布耶夫：《革命与人民》)
——人民选择了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是大多数俄罗斯人民做出的苏维埃民主选择。”(柳·谢缅尼科娃：《1917年10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孟什维克领袖切尔诺夫竟如此清醒：革命之火已经喷发，“群众正趋向于社会主义的口号和社会主义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必须回答历史提出的迫切问题：舍我其谁?现在不做，更待何时?”
但是，让切尔诺夫深陷悲凉的是：天下大乱，小资产阶级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不敢承担责任;大家合力建立临时政府，不过“是所有结成联盟的政党隐蔽地离开权力，……实际上是逃避占据重要岗位，这是渴望不负责任，这是权力恐惧症占了上风。”(《政治日记拾零》 转引自科·古谢夫：《关于十月革命的民主主义选择问题》)
在大动乱年代，作为俄国社会主体的小资产阶级恐惧权力，而软弱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执掌权力。米留可夫在《俄国第二次革命史》中一针见血：权利归属：“科尔尼洛夫或者列宁。”(转引自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
专制，是20世纪初俄罗斯的唯一选择。
白色专制，或是红色专制，二者择一。
沙皇旧势力已经成了过街老鼠，复辟旧体制不得人心。人民无情地粉碎了科尔尼洛夫为专制的叛乱。
人民选择了列宁。
列宁主义，不能不立身于专制的基石。
专制嫁接社会主义，是20世纪俄国社会的历史大观。
人民把沙皇专制的崩溃看作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转折点，社会主义成为他们的旗帜。对临时政府的强烈不满，对革命成果被资产阶级和旧势力篡夺的愤怒，使俄国一夜之间人人都成了“社会主义者”。( 维·斯塔尔采夫：《幻想与现实的抉择》)
民主属于社会主义。
民主与专制，对立的同一体，写意着十月革命的深刻内涵，也写意着列宁主义的深刻内涵。
压在列宁专制肩头的，是沉甸甸的无产阶级民主的重任。
第二国际领袖阿德勒欢呼：“俄国革命将开创20世纪。一个革命的新世纪来到了，但是，这一革命的中流砥柱将不再是资产阶级，而将是无产阶级。”(《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第二国际领袖鲍威尔期待：“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走向民主的一个发展阶段，……它多半只是俄国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个阶段在较好的情况下，要延续到俄国人民群众能成熟到建立民主国家的时候。”(《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转引自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
列宁何其兴奋：“我们把整个君主制的垃圾比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干净地扫除了。我们没有让等级制这个古老的建筑留下一砖一瓦。”(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
世界为之震撼：“革命把俄国从底层翻腾起来，现在是底层人升跃到最上层来了。”(约·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
消灭等级制，让民主照临天下!人民主权，从此规定世界的前程。
然而，这却是一个更大的肥皂泡。
十月革命胜利了。
但胜利始终没有挣脱失败的阴影。列宁准备着革命的失败，准备着“重上井冈山”。
十月革命最终失败了。
20世纪末，俄罗斯沉重地向世界宣布：苏联专制，没有完成向社会主义民主的过渡。列宁主义，将在民主的洗礼中重放光辉。
胜利与失败，对立的同一体!其生也壮烈，其死也辉煌。十月革命，死得其所。
列宁早就说过：“即使明天帝国主义者把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推翻，我们一点也不会为我们夺取了政权而后悔。……革命把严重打击剥削制度的先进阶级推向前进，革命就是在胜利。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即使遭受严重失败，它也是胜利的。……即使出现最坏的情况，即使明天有某个幸运的高尔察克把所有的人，把每个布尔什维克都斩尽杀绝，那革命还是胜利了。”(《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普天之下，什么样的胜利，不是一个个失败的堆积?
孔子、耶稣的百世辉煌奠立在现实失败的基础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千秋伟业也不能不以现实失败来奠基。人类共产主义运动，不能不经过一系列壮烈的失败为自己开辟道路。
十月革命的胜利与失败，揭示着历史的规律：列宁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因为是帝国主义时代，所以不具备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任何胜利都难免甚至必然地向资本主义回归。
因为是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社会主义能够利用资本世界发展的不平衡冲决资本世界，为人类共产主义进军创造一个又一个伟大实验，积聚对资本世界的全面颠覆。
十月革命的失败是必然的。它从红旗插上冬宫的那一刻起，便是一个随时可能被击碎的胜利。
列宁心有余悸：“俄国革命只是利用了国际帝国主义遭到的暂时的阻碍，因为向我们冲来的火车暂时抛了锚，它原来准备象火车碾碎独轮车那样地把我们轧死。”(《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
十月革命是一个“侥幸”——
“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暂时给我们挡开了帝国主义……我国的革命恰好碰上一个幸运的时机。”(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
十月革命是一次冒险——
“我们从未向人民隐瞒过我们正在进行这种冒险。我们竭尽全力要在这次国内战争中战胜资产阶级，铲除阶级压迫的根源。”(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十月革命甚至是一场赌博——
列宁的战友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不惜冒“叛变”之名阻止列宁：“在历史面前，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在俄国革命和俄国工人阶级面前，我们无权把整个的未来押在武装起义这一张牌上。”(转引自孙本亮：《斯大林传》)
然而列宁不容分说地坚持武装起义。
列宁横空出世，挟云裹风，卷动起一股反潮流的惊涛骇浪。他警醒甚至驱赶着布尔什维克：“到11月1-2日夺取政权就不可能了。” 镇压革命的反动军队就要调到了，甚至“到10月20-29日，就不容许你夺取了。”(《危机成熟了》)
毛泽东说：“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
“反潮流” !——黑格尔辩证法最强烈的革命精神。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号召“与传统的所有制和传统的所有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时，他们擎起了革命的黑格尔。
在黑格尔看来，“普遍精神”、“整体意志”在历史发展中演示并实现自身;在马克思看来：恰恰相反，“普遍精神”、“整体意志”是人类文明史的指向或自我抽象。
“整体意志”常常悖逆于现实的“人民利益”。坚持人民的整体利益常常与人民的现实利益抵触。可是不坚持人民的整体利益，却是从根本上背叛人民。
为着“人类精神”的召唤，列宁脱颖而独立于人类解放的风云之上。
反潮流!
当第二国际和整个欧洲沉浸在相互厮杀的帝国主义战争时，列宁号召掉转枪口，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他说：“‘群众’现在正好屈从于‘革命’护国主义的狂热。在这种时候，一个国际主义者能够抵抗‘群众’的狂热，不是比‘希望’同群众‘在一起’，即屈从于共同的狂热，要更体面些吗?……难道不应该在一定时期内站在少数地位来反对‘群众的’狂热吗?”(《论策略书》)
《四月提纲》——列宁不顾小资产阶级汹涌浪潮和整个社会包括几乎全部布尔什维克的激烈抵制，以反潮流的精神，坚定地指引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
十月革命——列宁战胜自己队伍内部的畏葸不前和动摇彷徨，以反潮流的精神，攻占了资本世界的第一个堡垒。
普列汉诺夫说：“资本主义尚未达到阻碍本国生产力发展的那个高级阶段，……不可能谈论社会主义变革。”因此，“号召城乡工人和最贫苦的农民推翻资本主义，夺取政权，是荒谬的。”(《谈谈列宁的提纲以及为什么有时梦话值得注意》)
列宁则说：“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是孤立无援的，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们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
十月革命，一个豪迈的选择，一个被革命主动精神所激发的伟大实验。
“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里，一只千疮百孔的舢板，从资本的天地和资本的百舸争流中杀出，宣告社会主义诞生。
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难道不应享有永恒的尊敬吗?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条件不成熟，但革命条件成熟了。
“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论点”。但是，战争危机使俄国陷入绝境，从而，“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列宁：《论我国革命》)
大爱无形。
如果说耶稣的“千年王国”诉诸于“福音”的传播，那么列宁的“十月革命”则是将“福音”的传播诉诸实践。
消灭私有制，铲除阶级压迫的根源，在耶稣时代是空灵的人类憧憬;在列宁时代，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关系的变革，已经使这个“憧憬”成为科学前景。
施奈捷尔在《全球革命》中宣布：“21世纪始于俄国的1917年，而20世纪则始于法国大革命爆发的1789年。”(转引自阿·伊·福明：《对革命时期重大事件的反思》)
21世纪，依然是列宁主义时代。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更是社会主义革命时代。
“列宁是一只山鹰。”(斯大林)
今天，谁堪比翼列宁，翱翔天宇，将一声长唳，划开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浓浓暮霭，“狂飙为我从天落”，让反潮流精神再一次惊破人间?
(本文节选自美国学术出版社2015年3月版《中国：21世纪宣言(世界篇)，题目另拟)
北京市写作学会 薛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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