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竹|十月革命百年反思：社会主义最薄弱的基础

　　萧竹|十月革命百年反思：社会主义最薄弱的基础

　　——百年社会主义运动的辩证唯物史观演绎

　　人类社会，可以说是硬软件两个基础联动进化的自组织系统。社会主义社会，也离不开这两个基础：一个是作为硬件的物质经济基础——主要是社会生产力;另一个是作为软件的精神文化基础——主要是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两个基础，都比较薄弱，需要辩证联动建设。但是，究竟哪一个才是最薄弱、最落后、最需要抓紧建设的统帅性基础?认识不清这一关系社会主义社会兴衰存亡的关键问题，就搞不清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经济建设(生产斗争)和政治建设(阶级斗争)究竟哪个是纲、哪个是目?因而就难以制定出大方向不偏的基本路线，难以在国家实践中不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不背离十月革命开辟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也就难以有效发育科学社会主义的命脉——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文化机制(人民民主，人民监督政府、管理上层建筑等)。从而也就难以抗拒极其强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场”对人们头脑的价值观控制，难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文化”的颠覆性扩张，难以遏制从量变到质变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复辟。这说明，搞得不好，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跳不出历史兴亡周期律(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国家演化的历史周期律，还与周期性经济危机密切交融)。

　　而普遍性的社会现实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初步兴盛于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文化的引领，衰落以至灭亡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泛滥——这是十月革命百年以来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相对兴盛、又陷入几乎全军覆没的极端低潮的根本原因。历览社会主义国家，真可谓，成也意识形态，败也意识形态！

　　然而，意识形态主导社会兴衰变化，是唯心史观的主观臆断、还是辩证唯物史观的客观演绎?

　　一、理解“双向辩证决定关系”，把握辩证唯物史观精髓

　　马恩列毛的辩证唯物史观，是有关社会发展的唯一科学理论，其精髓应是：

　　①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力物质经济基础是第一性的，它基础性地决定着精神文化基础;精神文化基础是第二性的，它统帅性地决定着物质经济基础。

　　②在社会总的历史发展中，生产力物质经济基础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在总体大势上体现着基础性决定作用;而在社会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精神文化基础则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它能动性地发挥着正向或反向(正确或错误、进步或落后、革命或反动)的统帅性决定作用(贯穿在通常所说的“反作用”之中)。

　　③物质生产力的基础性决定作用与精神文化的统帅性决定作用，辩证统一，相依相成，交互作用，但不能互相替代。

　　④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既是两对矛盾，综合起来又是一对矛盾，即生产力物质经济基础和精神文化基础之间的矛盾。并且，这些矛盾关系的精髓，都是“双向辩证决定关系”。例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双向辩证决定关系是：经济基础基础性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统帅性决定经济基础。

　　⑤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只能从社会具体的历史进程的社会实践角度进行价值判断。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能动性主体，故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人的消费需求同生产供给之间的矛盾(这是人与物之间经济关系的矛盾)，而只能是人和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矛盾(这是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其在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内的阶级社会中，主要表现为阶级矛盾。而阶级，以经济形态为基础，以意识形态为灵魂。从经济基础上定义的“阶级”概念，是奠基性的狭义概念。社会主义社会要求人们，必须从经济形态与意识形态的辩证结合上把握广义的“阶级”概念。

　　社会发展的“双向辩证决定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就如同从冬季的大寒到夏季的大暑之间的气温变化状态一样，其总体变化大势是升温，但其具体的变化进程，则表现为既有升温(正向)又有降温(反向)的双向震荡过程。

　　若不承认生产力物质经济基础的基础性决定作用，其历史观只能是唯心史观;而若过分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认为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此观点已经被恩格斯批评过)，不承认精神文化基础的统帅性决定作用(即便是泛泛地承认其“反作用”)，则必然堕入唯生产力论和机械唯物史观的歧途

　　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77—378页)所以，不理解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就不可能理解辩证唯物史观的精髓。只可惜，在迄今为止的世界上，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还是一个普遍性的必然王国现象——这也是“经济建设”不可能代替无产阶级政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纲领、统帅和全局工作中心的哲学根源。

　　二、劳动工具与社会时代的基本对应关系

　　劳动工具(生产力物质技术基础)，是社会生产力物质经济基础的标志，是指示社会基本制度的化石或活化石。所以，劳动工具的历史发展，标志的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基本制度的联动历史发展。而劳动工具是劳动人民创造和使用的。体现的是人民群众推动社会发展、创造历史的基础性决定作用。所以，人民群众作为集合体，是真正的英雄。

　　以下所揭示的，是劳动工具与社会基本制度联动发展的总体基本对应关系(而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基本制度的变化，则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跳跃性、非规则性等特殊性)：

　　石器手工工具——是原始社会的标志。

　　青铜器手工工具——是奴隶社会的标志。

　　铁器手工工具——是封建社会的标志。

　　蒸汽机为主的机器工具系统(蒸汽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社会的标志。

　　电机、内燃机为主的机器工具系统(电气时代)——是垄断资本主义(垄断市场经济)社会出现的标志，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商品计划经济)社会出现的标志，也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斗争的社会时期出现的标志。

　　超级网络化、智能化机器工具系统(超级智能信息时代——能够生产出极大丰富的物质文化产品，满足正当的按需分配)——将是共产主义(产品计划经济)社会的标志。

　　劳动工具还有与经济时代的基本对应关系：

　　手工工具——是自然经济时代的标志。

　　一般机器工具系统(指从电气时代开始，到超级智能信息时代即将实现为止)——是“商品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社会)和“商品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社会)并存斗争时代的标志。

　　超级网络化、智能化机器工具系统——将是产品计划经济时代(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志。

　　商品经济形式处于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之中：

　　“简单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初级形态;它在自己的经济关系范围内，也在某种程度上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但在社会中不占统治地位;它的劳动力尚未商品化;它是唯一没有社会基本制度属性的商品经济形式，是自然经济的辅助形式。

　　“商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中的市场经济，其特点是：劳动力商品化，劳动者是被资本家剥削剩余劳动的雇佣工;以市场为基础配置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并且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私有制经济形式——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马克思所批判过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

　　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基础独有的载体，宪政民主(资本民主、资本专制)，则是市场经济独有的、正常态的资本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故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化，就是自己在打造决定宪政民主上层建筑的市场经济基础(市场化的量变积累，迟早会引发“宪政民主剧变”的上层建筑质变，例如苏东剧变)。

　　资本社会化剥削雇佣劳动的市场经济，不可能是没有阶级性、没有社会基本制度属性的所谓中性经济手段。它确实只“姓资”、绝不“姓社”!以下的简明等式充分揭示了这一点：

　　市场经济==以市场为基础配置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并且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劳动力商品化==雇佣劳动社会化==大多数劳动者沦为资本剥削剩余劳动的奴仆==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社会制度（市场化==私有化）==资本主义。(资本是市场经济的内核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社会化的外化和躯体。)

　　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客观现实早已证明了其纯属马面牛头的虚构(“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是当代“皇帝的新衣”。

　　“商品计划经济”：是商品经济中的计划经济，其特点是：劳动力非商品化，社会劳动非雇佣化，劳动者是社会的主人;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配置资源;公有制主体之间的交换也遵重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最高和最后形态——在公有制基础上施行社会化自觉计划调控，能够防止两极分化和经济危机，是推动商品经济最后消亡的过渡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社会独有的公有制经济形式——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重要的是，商品计划经济必须与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相结合，否则必然衰亡。这是因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基础独有的载体，而大众民主，则是计划经济独有的、正常态的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统帅性决定经济基础，故离开大众民主这一维护公有制的必要上层建筑，计划经济基础就只能衰亡(如同人没了精气神，就只能死亡一样)。事实上也是这样，由于历史的局限，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众民主文化机制长期得不到发育、甚至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结果导致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由量变到质变地瓦解，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则由量变到质变地复辟。

　　“产品计划经济”：是产品经济(无需商品交换，直接按需分配)性质的计划经济，它是共产主义社会独有的经济形式。至此，商品经济形式完全消亡了。

　　生产力状态(能够提供剩余产品，但尚不能提供按需分配的社会产品)决定了，社会主义不可逾越商品经济——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联结社会分工的经济交换不可能根本逾越价值规律，不可能逾越商品计划经济。

　　但是，社会主义却必须逾越市场经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必须逾越劳动力商品化、即必须逾越使劳动者沦为资本奴仆的市场经济。

　　而那种断言社会主义不可逾越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否则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说教，就是误导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搞市场化私有化改革、搞“资本主义补课”的谬误，这是为新殖民主义服务的新自由主义伪科学。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即使主观动机是好的，在客观效果上也是“从恶如崩”——是向雇佣劳动制度等资产阶级法权文化的全面投靠，是从内部自我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阶级斗争。

　　所以，不应该再妖魔化计划经济、神化市场经济了。

　　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即以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为基础配置资源的劳动力商品化经济，它只存在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即蒸汽时代，是处于上升进步期的市场经济。

　　而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垄断市场经济”(可分为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三个阶段)，则是腐朽衰亡期的市场经济。尤其是当代的国际金融垄断市场经济，已经畸变为“国际金融寡头垄断计划市场经济”，即以市场“看得见的寡头黑手”为主导(金融寡头私人发行的美元，迄今仍然是主宰全球的国际储备货币——这是寡头私人“合法”掠夺全世界铸币税的奇谬!而试图将美元发行权收归国有的美国总统，往往会遭谋杀)、借助国家的宏观调控(包括制定世界规则)和美元美军美媒的三军协同作战，操纵市场，打经济金融战等全方位战争，剪全世界的羊毛，有计划地配置宗主国和新型殖民地资源的畸形市场经济。(在当代，若再标榜“以自由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无疑是在自欺欺人!) 这说明，现代的先进生产力，已经逼得市场经济越来越以畸形化的方式指向计划经济。

　　所以，社会主义国家走计划经济的天道正路，绝不是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而若自我“接轨”上新殖民主义的国际金融寡头垄断计划市场经济、挤上资本主义的穷途末路车，才是最大的历史悲哀!现在，发展中国家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绝不是市场不规范、法制不健全的问题，而是不应该再继续钻市场经济这种已经堕落成金融帝国主义的全球化总圈套的问题。

　　从事物发展的规律上说，生物体都在不断地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进化;动物谋生都在某种程度上运用计划手段——例如，鸟类等许多动物都知道适当计划生育;蜜蜂、蚂蚁等的准社会性计划分工行为，更是令人赞叹;等等——难道人类社会就不应该不断地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发展?私有制导致经济危机的、企业有计划社会整体无计划的市场经济，难道就不应该向公有制防止经济危机的、企业有计划社会整体也有计划的计划经济转型?狼群尚且拒斥狼吃狼，讲究狼助狼，难道人类社会就不应该拒斥人吃人的丛林市场经济社会、勠力向人助人的计划经济社会转型?任何事物都处于发生发展灭亡之中。市场经济也已经盛年不再（蒸汽时代，是它的成年期;电气时代，它进入了衰老期;普通智能信息时代，它则进入了衰亡期），正在走向死亡——雇佣劳动全球化越是发展；科技，尤其是网络化、智能化越是发展，市场经济就越是陷入穷途末路。而计划经济则正处于幼年发育期，尤其是又遇上极其有利于计划经济运行的网络化技术进步和大众民主发展的契机，故计划经济的全球复兴，只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当然，计划经济确实需要在改革中前进。但是，古今中外，改革的本义都是维护现行社会基本制度的改良，是对过度膨胀的官权和两极分化的抑制，而不是“改向”，不是对过度膨胀的官权和两极分化的放纵。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方向，不是资本化(尤其不是劳动力商品化和大规模下岗)、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外资化的造资产阶级运动，而是应该抓住大众民主管理改革这个“牛鼻子”(例如毛主席所提倡的“鞍钢宪法”管理模式)，以带动计划调控的科学性、技术性等的优化建设，例如，发展产销一体化、计划化、智能化的“互联网+”，等等。

　　凡事皆有度，过犹不及，物极必反，改革亦然。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对资产阶级法权和市场关系的应对严格把握“度”——即既要合理利用其辅助公有经济社会的积极性，又要严格限制其颠覆公有经济社会的消极性。而若对事物的真理之“度”失之敬畏，“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出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谬误。”(《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57页)

　　所以，对真理和民心保持高“度”的敬畏，不过度、甚至无底线地“不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应该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戒律。

　　三、社会主义社会最薄弱的基础

　　在社会总的历史发展中，劳动工具与社会时代的基本对应关系揭示了：当生产力进入电气时代的时候，社会主义社会就具备了诞生和发展的物质文明条件。

　　在现实中，十月革命以来的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在电机、内燃机生产力基础尚未充分发达、还相对落后薄弱的艰苦条件下，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文化的引领，社会主义都蓬勃发展了起来;而当这一生产力基础充分发达、甚至超常发达(正在超越电气时代，向智能信息时代的初级阶段迈进)之际，由于精神文化的去革命化(革命的精气神衰退，革命的理想主义弱化，实用主义膨胀，大众民主文化机制的发育受到压抑)，从而无力抗拒人和社会的惰性，以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几乎全军覆没的极端低潮(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少数保住了社会主义牌子的国家，也往往“改向”)。

　　上述这种“经济落后、精神向上——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文化发挥主导作用，崇尚革命、真理和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引领时尚——时，社会主义国家就向兴盛发展；当经济发达、精神衰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崇尚金钱、权力和私利，腐化享乐、黄赌毒黑的堕落风气逐渐抬头——时，国家就向阶级分化、两极分化的衰败方向退化”的普遍性社会现实，充分说明：

　　①社会主义社会最薄弱、最落后的基础，并不是生产力物质经济基础，也不是军事实力。“落后就要挨打”，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的典型例子。苏联在军事和经济实力相对落后的条件下，成为二战中打败德日法西斯的第一主力;而在军事实力雄踞世界前列的时候，却抱着原子弹亡党亡国了。纵观世界历史上的王朝帝国，往往都是在军事和经济实力落后薄弱的条件下兴盛起来的，而在军事和经济实力先进强盛的时候，却往往走向了衰亡。例如，中国的两宋、元、明、清等朝代在中晚期时，都比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地位更为领先（整个宋朝占世界GDP的60%以上;当今美国的占比还不到25%。军事实力方面，两宋、元、明王朝自不必说，就说不堪一击的晚清，早在太平天国时期，清军就实现了用机枪大炮代替大刀长矛的武器更换，当时的真相是，晚清军队不但在兵员数量上、而且在武器装备上，都是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然而，这些庞然王朝，却都从兴盛中匆匆走向了衰落，并且败亡于比自己的经济、军事实力落后得多的对手!

　　②精神文化基础始终最薄弱、最落后，即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往往表现为维护公有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文化(包括理论和路线)的主导地位动摇甚至丧失，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却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

　　可见：在生产力物质经济基础上演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命运，其兴也意识形态(公有观念的正气导引)，其衰也意识形态(私有观念的邪气日盛)。这正如《黄帝内经》所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真气不正，故有邪干”，“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再横观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生产力物质经济基础，在世界上超前先进发达，而其精神文化基础，却严重腐朽落后——作为反向统帅性决定因素的资本民主政治，在国内，引领着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和1%对99%的精英专政;在国际上，则导演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面的新殖民主义控制、颠覆、侵略、掠夺。它们正在演绎着国家失道必然衰败的逻辑。所以，在社会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绝不是生产力物质经济基础先进发达了，社会的精神文化基础就会自然地进步高尚起来，就会自然地防止国运的衰落。(就如同人，并不是富贵显达了精神就会高尚起来，就会自然地防止人性的堕落。)

　　社会发展的漫漫历史已经证明：任何阶级的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都只是立国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以之作为强国之“目”，是必须的，而作为立国之“纲”，则是衰败之道。道义才是立国之纲。以道义立国，得道多助;以利益立国，失道寡助，直至无道必亡。滚滚历史东逝水，国家兴于得道，亡于失道！

　　在社会总的历史发展中，生产力物质经济基础的基础性决定作用，总是正向的(也就是说，生产力不会“犯错误”);而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精神文化基础的统帅性决定作用，却有正向、反向两种情况(也就是说，精神文化会“犯错误”，例如会使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走上邪路)。所以，任何国家和社会，其最薄弱、最落后、最需要抓紧建设的统帅性基础，都只能是精神文化基础(共产主义社会亦然，所不同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精神文化基础的相对滞后，不会导致阶级分化和敌我阶级矛盾，只会导致正确与错误、进步与落后之间斗争态势的变化)。

　　而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是公有制代替和逐步消灭一切私有制的社会形态，故其所遇到的敌对阶级势力、尤其是其“软势力”空前强大——即由阶级社会时代的生产力基础(能够提供剩余产品，但尚不能提供按需分配的社会产品)所决定的私有观念和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极其强势。所以，即使经济形态的资产阶级在公有制建立之后已经基本被消灭了，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场”），也异乎寻常地强大。在其面前，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基础显得尤为薄弱。 并且，在社会主义幼年时期，由于历史的局限，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文化制衡机制尚未发育起来，所以其无产阶级精神文化基础就显得更为薄弱。【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路线和法律法规的正确制定和合理执行，必须依赖大众民主文化制衡机制的长期发育。因而边缘化大众民主政治建设、转而寻求出路于所谓的“依法治国”，不可能是实质上的政治进步。我们需要厘清：法律和法治只是人治的阶级性工具。人治包括法治和德治。用法治否定人治，是政治上的幼稚病。以法律为天，以法治为纲，属于资本主义文化范畴。西方所谓的法治国家，实质上是以法治掩盖着的资本寡头的人治!】

　　精神文化始终是社会发展中最薄弱的基础决定了，任何国家和社会出问题(除了自然灾祸)，都是主要出在人和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矛盾上。因而，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任何社会的主要矛盾，都不可能是人的消费需求同生产供给之间的矛盾(这是人和物之间经济关系的矛盾)，而只能是人和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矛盾。人是社会实践的能动性主体;人性都是为私和为公的不同程度的对立统一。故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只能是人和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矛盾——反之，把人的超前的消费需求同落后的生产供给之间的矛盾当作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把人所犯的错误让所谓“落后的社会生产”来充当替罪羊。而在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阶级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为阶级矛盾(对其的反证如：假如没有资产阶级的人性贪婪，社会主义国家就完全不会发生资产阶级复辟和贪腐卖国的败象;又假如没有资产阶级的人性贪婪和阶级剥削所导致的经济社会危机，按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共产主义早就在全世界实现了……)。

　　综上充足理由，可以推出如下的必然性结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只能是阶级矛盾。

　　所以，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的超前的消费需求同落后的生产供给之间的矛盾(例如，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或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等之类的表述)，无疑是唯生产力论和机械唯物史观所导致的根本性理论错误。再者说，消费需求同生产供给的不平衡，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非主要社会矛盾，怎么就成了特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四、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辩证唯物史观逻辑

　　因形而上学猖獗而堕入机械唯物史观和主观唯心主义歧途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教精英们，执迷地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基础不发达，就不应该进入社会主义，否则就是空想社会主义，苏东剧变，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失败，因而，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就必须进行“资本主义补课”。

　　其实，在辩证唯物史观看来，一国是否能够进入社会主义，不仅要看本国的生产力状态，而且还要看世界生产力大系统的整体状态。世界生产力大系统，一旦发展到电机、内燃机生产力阶段，就迟早会进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斗争的社会时期。至于哪些国家能够首先进入社会主义，却不必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基础先进发达的国家，反而往往是资本主义世界链条薄弱环节上的某些矛盾尖锐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这是社会唯物辩证运动的应有之义：

　　在世界生产力大系统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资本积累中首先孕育出了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物质文明基础——电机、内燃机生产力。同时，在这个生产力基础上，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矛盾的发展，也必然会产生出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精神文明基础——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因而，发达国家，首先具备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物质文明基础和精神文明基础，按理说，应该首先进入社会主义。但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它们唯独缺乏的就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导火索——无产阶级革命危机。这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在国家之间加剧了相对分离或分化——资本积累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极，贫困积累则主要集中于广大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一极。发达国家的掠夺剥削，重点对外，对内则实施一些稳定社会的福利保障措施，使其国内的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的激化程度较低一些。同时，发达国家维护政权稳定的能力又非常强大(资本主义国家越是强大，其官僚富豪精英们的资产阶级爱国意识，往往越是较强)。这些强大的制约因素，使得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危机难于在世界上首先爆发(这里体现的正是其精神文化基础的反向统帅性决定作用)。

　　而落后国家，虽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本国生产力基础尚未充分发达，但是，这些低位国家借助世界生产力大系统(相当于生产力的世界大洋)中科技和经济的高位辐射效应，具备了后发跳跃式发展的现实性。这使得落后国家(相当于生产力大洋边缘的小海湾，可以随着大洋潮涨潮落)，也具备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生产力物质文明基础。同时，世界生产力大系统中产生出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具有向落后国家的高度亲和扩张性，使得落后国家也具备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精神文明基础。还有，落后国家，深受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双重剥削掠夺，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严重激化，非常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而落后国家维护政权稳定的能力又比较弱小(发展中国家越是衰败，其官僚买办精英们的贪腐卖国劣根性，往往越是强烈)。这些强大的特殊催化因素，使得无产阶级革命危机，往往在资本主义世界链条薄弱环节上的某些矛盾尖锐的落后国家，得以首先爆发。这样，社会主义诞生的三个条件——物质文明基础、精神文明基础和革命危机导火索(激发催生无产阶级革命主体条件)——在某些落后国家中都具备了。所以，世界生产力大系统所孕育出来的社会主义文明之花，并没有直接盛开在资本主义的发达主干上，而是绽放在后发的细枝嫩芽上。这说明，某些落后国家首先进入社会主义，是历史脚步的逻辑必然。

　　反观资本主义社会诞生的历史逻辑，也有类似的特点。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科技，在世界上超前发达。雇佣劳动关系，在中国也发生甚早，春秋晚期的公元前六世纪，就已经出现，战国时期就更为多见。在隋朝(公元581—618年)时，中国就出现了世界上更早的雏形资本主义萌芽。隋文帝时期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雏形银行——“柜坊”。宋代时期，商品经济和市民群体都有了较大发展。在北宋仁宗时的1023年，政府就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比欧美国家首次发行纸币提前了六七百年)，开始了准商业革命，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质技术条件，在当时世界上也属超前发达(中国古代有领先世界的四大发明等)，且又历经后世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中国并没有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此后，意大利的资本主义萌芽在14世纪的时候，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已经比较发达，但也没有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尼德兰(其基本国土是现在的荷兰)的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是较后发展起来的，与开始发达态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基础相比，还非常落后不成熟，但是却在17世纪初就率先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发达的标志性物质经济基础，是蒸汽机生产力。而尼德兰、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离瓦特蒸汽机的问世，尚有一个半世纪左右。而这些国家通过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以后，却都在工场手工工具简单机械生产力的基础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率先迎来了工厂机器生产力的工业革命。

　　与资本主义社会诞生的逻辑相似，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些落后国家，虽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性物质经济基础——电机、内燃机生产力，尚未充分发达、比较落后薄弱，但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以后，也都促进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基础的快速发展，从而无需再画蛇添足地进行“资本主义补课”。尤其是在提出“资本主义补课论”的时候，社会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电机、内燃机生产力，已经超常发达了(拉开了向智能信息时代发展的序幕)。这时候，社会主义国家由兴转衰的根源，就更不是生产力经济基础落后薄弱的问题，而是大众民主文化机制很不发育、从而不能抗拒官僚主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雇佣劳动等资产阶级法权的恶性膨胀问题。所以，搞“资本主义补课”，实在是庸医开反了药方——本来是中了资本主义剧毒，却还蛊惑国家深化服用资本主义毒药!

　　同样，欧洲的封建社会，只有几百年的历史，与长达两三千年、在世界上超前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相比，经济政治基础很是落后薄弱。但是，西欧的一些封建国家却率先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并且都没有因为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基础与其开始发达态相比还很落后不成熟，就去进行“封建主义补课”，而它们的资本主义却在世界上领先发达起来。

　　还有：封建社会诞生的逻辑，也有大致相同的特点。中国的奴隶社会，只有几百年的历史(据一些资深历史学家的深入考究)，与长达两三千年的欧洲奴隶社会相比，远远没有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社会那样典型，那样发达。但是，中国却领先一两千年进入了封建社会，也并未因为进入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基础与其发达态相比还很落后不成熟，就去进行“奴隶制补课”，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却发展成了世界之最。

　　所以，“资本主义补课论”，不过是“退回来，发展资本主义”的托词而已。这已为赵紫阳在脱离职位后的一番坦言所道破：“所谓改革的理论，就是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是走‘过了头’，必须退回来。……或者说只能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增加社会主义成分，来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赵紫阳1992年7月5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在这里，赵所说的“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并非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是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退而发展资本主义，并且也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增加某些社会主义成分。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复辟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后，一般来说，只能走资本原始积累的新型殖民地道路;且这样的大国，若人民的政治觉醒和党内健康力量的努力程度尚未达到必要的高度，则迟早会被市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宪政民主剧变”所肢解。况且，西方发达国家在掠夺世界人民的基础上，即使再增加一些社会福利，再增加某些社会主义成分，在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也绝不可能根治两极分化和经济危机的绝症，更不用说通过“增加社会主义成分”来自然长入社会主义了。

　　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问题，恩格斯、列宁尤其是毛泽东，在马克思奠定的生产力是基础性决定因素的理论基石上，进一步揭示了“双向辩证决定关系”的原理，发展完善了辩证唯物史观。

　　●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

　　“补课论”的精英们，由于形而上学猖獗，往往利用马克思的这段话来宣扬唯生产力论和机械唯物史观。其实，这是徒劳的。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什么救命稻草。例如，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其义决不是指“作为新社会发达态的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如果这样理解，无疑是十分可笑的——因为这不就意味着，“胎儿必须在妈妈肚子里发育为如同父母那样完善的成人，才算成熟了，才准许出生”吗?);而是指，“作为新社会萌芽态的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意味着，“当胚胎在母腹中发育为成熟胎儿了，就可以出生了”)。若这样正确理解的话，资本主义社会，就无须等到蒸汽机生产力充分发达了，才应该诞生;而是在工场手工业生产力的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就可以诞生了。同理，社会主义社会，也无须等到电机、内燃机生产力充分发达了才应该诞生，而是在其虽然尚未充分发达，但是却处于发展成熟过程中的时候——或如马克思所说，“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就可以诞生了。然而“补课论”的精英们，却如同嚷嚷着必须等到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娘肚子里发育完善为成人了，才算成熟了，才应该出生，否则，就必须将社会主义退回到资本主义的娘肚子里重新回炉不可。——你说这可笑不可笑?!

　　●恩格斯说：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9页)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7页)

　　“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22页)

　　●列宁说：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第四卷)

　　●毛泽东说：

　　“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毛泽东：《矛盾论》)

　　50年代初，毛主席在批评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错误观点时，提出了以下有力的辩证唯物史观论断：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另外，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31—132页) 中，精辟地指出：

　　“……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

　　“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发展起来。”

　　综上所述，诞生一个新社会的物质文明条件，并非必须是新社会成年发达态的生产力，而是正在发展成熟、正在形成气候的新社会萌芽态的生产力，就可以了。对于诞生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条件来说，并非必须是蒸汽机生产力，而是正在发展成熟、正在形成气候的资本主义萌芽——工场手工业生产力，就可以了。对于诞生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条件来说，并非必须是充分发达的电机、内燃机生产力，而是在其处于发展成熟过程中(或可叫做“物质生产力的社会主义萌芽”)的时候，就可以了(社会主义是公有制，不可能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发育出成熟的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萌芽)。

　　可以说，一个新社会的诞生，就如同一个新生儿的诞生：胚胎在母腹中不是要等到发育完善为成人了，才算成熟了，才应该出生，而是在与成人相比，还很不成熟、但是与胚胎相比，当已经发育为足月胎儿了，就完全成熟了，就应该出生了。即使早产儿，也无需再退回到娘肚子里“补课”了。不是吗?由此可见，唯生产力论的“补课论”、“一根筋”的机械唯物史观，是何等的幼稚可笑!

　　五、社会主义必须是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

　　虽然说，世界生产力大系统，一旦发展到电机、内燃机生产力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就具备了存在的生产力物质文明条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经济形态的资产阶级被基本消灭了以后，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幽灵就不会借尸还魂了，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就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了，社会主义就具备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充分条件了，就可以安然地沐浴“和平与发展”的暖风了。

　　而现实的发展逻辑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马恩全集》第21卷第408页） 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是无产阶级 “普度众生”的真理之经)。所以，社会主义不仅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的唯一过渡社会形态，而且必须同时是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

　　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只停留于共产主义的言辞(更不必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泛滥了)，而不进行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则公有制社会主义的蜕化变质，就会如同水往低处流那样自然。马克思曾经说过：“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个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实际上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40页)

　　可以说，社会主义社会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进，就得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而自觉迎难前进，坚持社会主义;退，就必然抗拒不了资产阶级的自发复辟(在阶级分化必然存在的生产力基础上，只要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较长时间地占据着统治地位，经济形态的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复辟)。而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本质上就是不断地创造政治经济文化条件、长期地抑制和逐步消灭阶级分化和阶级剥削的继续革命运动。

　　社会生产力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但是，只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尚未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物质经济基础，就不可能生产出极大丰富的物质文化产品，以在全世界实行按需分配。这时，人们争夺资源和生存利益的自私行为，就必然会导致阶级分化、阶级斗争和战争危机。在这种“世界社会场”中，任何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可能单独摆脱阶级社会，实现共产主义。

　　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共同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物质经济基础：才能最终使人们的自私行为不再导致阶级分化、阶级斗争和战争危机，才能最终共同脱离阶级社会，实现共产主义。而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即使再先进，再发达，在阶级对抗、战争危机和资源瓶颈存在的条件下，也不可能单独进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所以，社会主义社会就只能仍然是阶级社会。当然，社会主义社会是特殊形态的阶级社会：

　　①正常的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的存在方式，以隐性的、即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场”)为主，以滋长中的经济形态的资产阶级残余为辅。(资本主义社会剥削阶级的存在方式，以显性的、即经济形态的资产阶级为主。而官僚社会主义社会，则是新生的资产阶级正在经济形态上形成、乃至已经形成的社会。)

　　②严重存在着意识形态的敌我阶级矛盾(包括理论和路线所反映的阶级矛盾)，但其在法律上往往大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方面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复杂性(既要坚持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又要防止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另一方面说明国家内部(尤其是党内)存在着比外部更为危险的颠覆隐患。因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内，生产力无论如何发达，都不可能根本消除资产阶级复辟的内在趋势，而若基本路线错了，走上去革命化、泛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歧途，则这种趋势就会骤然变成严重的颓势。(就如同人体，不管多么强壮，体内都终生携带着很多病原体或内生病因，比如说感冒病毒、癌症病因等等，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时，就难以发病;当“真气不正，故有邪干”时，就会发病。)

　　社会主义国家总是存在着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态势说明，作为社会主人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尚未获得最后解放。而无产阶级要获得最后解放，就只有自觉地带领本国和世界人民进行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国内外的无产阶级人民群众，作为政治集合体，是该运动永远的主力和朋友;全世界的反动剥削阶级势力，作为政治集合体，则是该运动永远的敌人。在现实世界上，唯有毛泽东思想路线，才是引导该运动的真理性理论路线。而那种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以利益立国，失道寡助)，以及“‘羊狼’斗而不破”等外交信条，不过是实用主义和妥协绥靖主义的托词而已!

　　至于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按资分配的市场经济国家，铁的现实是，科技和生产力无论如何先进发达，社会财富无论如何丰富，劳动人民基本上只能获得劳动力成本的补偿(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甚至长期低于劳动力成本)。并且，科技和生产力越是先进发达，劳动力成本(工资，即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在社会劳动创造的总价值中的占比就越低，而被资产阶级无偿独占的剩余价值的占比就越高;同时，劳动人民的失业率和相对贫困化(甚至落后国家劳动人民的绝对贫困化)就会越是严重。劳动人民的购买力相对日益萎缩。大部分社会财富都被吸入了“超级黑洞”：

　　周期性经济危机对社会财富和生产能力的无情摧毁(下岗失业，也是对生产能力的摧毁);

　　大量超发纸币，导致通胀掠夺民众财富;

　　资产阶级的穷奢极欲;

　　不断膨胀的官员队伍的惊人贪占和“三公”挥霍;

　　对严重两极分化社会的军警“维稳”和“反恐”;

　　打造高科技战争机器，争夺霸权，屠杀人类(垄断市场经济和帝国主义，是战争的策源地。在核武普及背景下的现代化战争，不排除将人类拉回到石器时代、甚至毁灭人类文明的可能);

　　研发高科技基因生化武器，消灭所谓的“垃圾人口”，独霸地球资源(或者借助基因技术，将穷人在生理上变成甘愿接受富人奴役的另一种非人类生物体);等等。

　　所以，科技再先进(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科技的市场经济制度应用，恶性扩张了它的负面效应)，生产力再发达，社会财富再多，市场经济社会也无力根治劳动人民的相对贫困化、两极分化和经济危机的绝症。还有，市场经济追逐利润最大化、鼓励超前消费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地球资源和环境急剧地趋向崩溃。高科技的核武器、转基因和问题疫苗、药品、农药等的市场经济制度运用，正在指向毁灭人类（从工业革命迄今，不过区区的250来年，地球生态就被蹂躏得奄奄一息了。当代世界超级著名科学家霍金在2010年时就预言，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而资产阶级又不会自动放弃祸害人类和地球的私有制和阶级私利，即不会自动放弃不可持续的市场经济生产生活方式……。总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无论如何发展生产、增加财富，都填不满其超级贪婪的无底洞(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不断积累的巨量政府债务，就是明证)，更不用说通过“增加社会主义成分”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了!

　　但是，这并不是说，市场经济社会的生产力物质技术基础，并不具备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趋势，而是说，不打破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按资分配的市场经济制度桎梏，无论科技和生产力如何发展，都摆脱不了吞噬社会财富的“超级黑洞”和经济社会危机的“超级旋窝”，共产主义也就永远也不可能实现!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国家，不抓好经济建设这个基础，想要实现共产主义，只能是空想;然而若不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统帅，不践行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市场经济丛林社会必然复辟的条件下，经济建设就只能主要是为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做嫁衣裳，想要实现共同富裕和共产主义，就只能是幻想!

　　不过，社会生产力进步的积累，必然会爆发出打破腐朽制度桎梏的伟力。为自己的进一步发展开辟出前进的道路。

　　所以，苏东剧变后福山代表国际资产阶级抛出的所谓“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了，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幼年的社会主义，由于历史的局限，大众民主文化机制尚未发育起来，从而抗拒不了资本主义复辟。苏东剧变，就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假马列主义、假社会主义的失败，绝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失败!对此，福山们敢说社会主义再也爬不起来了?再也不会兴起更高层次的新一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了?反观幼年的资本主义，封建阶级复辟的次数还少吗?而资本主义没有爬起来吗?历史终结于封建主义了吗?可以说，在一个新社会制度的生产力物质存在条件正在成熟甚至超熟的大势下，复辟势力对新社会制度的颠覆，在历史巨轮的面前，只能是螳臂挡车!

　　而当代正在快速驰来的“互联网+”准智能化生产力巨轮，正在为自己开辟的前进道路无疑是：

　　以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代替私有制的资本主义;

　　以劳动力非商品化的主人翁劳动代替劳动力商品化的雇佣劳动;

　　以大众民主代替资本民主和官僚民主;

　　以社会主义商品计划经济的全球化代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化。

　　如果违背这一历史进步的潮流，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原始积累的新型殖民地资本主义、并最终走向“宪政民主剧变”和大国被肢解的结局，就是以内因为主、外因为辅的和平演变的一般历史逻辑。而当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充分发展，要么憋死网络化、智能化先进生产力，要么量变引起质变地爆发世界性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在当代国际金融垄断市场经济阶段，资本和市场雇佣关系的扩张，正在充分全球化(这如同癌细胞扩散的充分全身化)，必然导致全球性的劳动人民相对贫困化，使得社会有支付能力的萎缩消费需求同疯狂扩张的生产供给之间的矛盾在全球范围内恶性激化，而资本和市场经济又在世界上日益丧失了回旋的生路——其恶性循环的经济危机，指向的只能是世界性的市场经济总危机。】

　　资本主义已经必然地代替了封建主义。社会主义也将必然地代替资本主义。但是，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张宏良老师的论述大道至简：“由于苏东社会主义已经垮掉，现在资本主义又走到尽头，新的发展道路在哪里？就成为摆在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的崭新课题。”“如果说马克思的公有制反映了工业化大生产的历史要求，那么毛泽东的大众民主则反映了网络时代的历史要求，二者相结合涵盖了整个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先进政治文明，所以成为替代现有资本主义的根本历史选择。”“公有制是经济基础，大众民主是政治制度，只有两者相结合，才是社会主义。而单纯的公有制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这是世界人民特别是中美两国人民从正反两个方面得出的历史结论。”“当初苏联公有制就是没有大众民主的监督，完全变成了官僚集团占有制，最终被苏联人民所推翻。”“没有大众民主制度的约束，建立在虚拟经济基础的公有化改革，不仅不会给人民大众带来利益，反而会成为少数精英掏空人民大众钱包的工具。中美两国金融市场就是明证。”“要转变向哪里转？只能向公有制加大众民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向转。……就是我们多年坚守的公有制加大众民主的社会主义。”《张宏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坚守》)

　　可以说，社会主义社会最薄弱的精神文化基础中的最薄弱环节，就是大众民主政治。大众民主文化机制尚未发育起来，因而抗拒不了资产阶级复辟，是首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极端低潮的最核心的原因和最沉痛的教训。

　　大众民主的合理性是显然的。既然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真正英雄;既然人类社会公权力的本义是为大众服务，公有制是为人民服务，人民大众是社会主人，行使代理管理权的干部或官员是社会公仆，并且，社会公仆并非绝对没有以权谋私的思想行为(精英们不是经常宣扬“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吗?)，那么，社会主人借助大众民主监督社会公仆、管理上层建筑，就是天经地义的。不应该将大众民主诟病为“看群众的脸色”。有些“社会公仆”不愿意看社会主人的脸色，可以辞官也当社会主人嘛，但却不应该占据官位反仆为主!

　　大众民主的必要性也是显然的。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而严重的问题是，若没有无产阶级的大众民主，就没有群众路线，也就没有无产阶级的集中制，从而就不会有所谓的民主集中制(故共产党所倚重的民主集中制，本义上就是“无产阶级大众民主集中制”)，就无法建设无产阶级先锋队。同时，没有大众民主，也就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可以说，若能有效建设大众民主政治，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阶级社会最先进的政治文明。而边缘化大众民主，则集权政治就会无可奈何地走向官僚民主政治——这是比资本民主政治还落后的官僚专制政治(是它时刻面临宪政民主“颜色革命”颠覆的根本原因)。

　　“古代中国能够领先于世界数千年，是因为我们创造了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以宫廷民主为核心的君主政治文明；近代以来欧洲能够领先世界数百年，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以资本民主为核心的宪政政治文明；今天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能够创造出与信息社会相适应的、以大众民主为核心的大众政治文明。现在毛泽东已经把大众政治文明留给了中国，留给了世界，谁能高举起大众政治文明这个旗帜，谁就是未来世界的领导者。一旦中国丢掉这个旗帜，那么等待中国的将只能是第二个八国联军。这就是多年来我们泣血呼吁大众政治文明的根本原因。”(《张宏良：韶山的火热与陶家岭的冷清》)

　　还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独有的载体是计划经济，而无产阶级大众民主，则是计划经济独有的、正常态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统帅性决定经济基础。因而，否定了大众民主，便否定了计划经济，而否定了计划经济，也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的具体表现形式必然有特色，然而，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却只能是没有特色的一般——即公有制，商品计划经济，大众民主)。所以，什么时候大众民主文化机制发育成气候了，社会主义也就开始从必然王国的新生朴素期、进入自由王国的自觉成熟期——大众民主社会主义了。好在毛主席已经为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了有效发育大众民主文化机制的继续革命道路。因而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思想已经将马列主义发展到更高阶段的“马列毛主义”了!

　　而大众民主文化机制的有效发育，则必须依靠“以阶级斗争为纲”基本路线的贯彻。

　　六、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本路线

　　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经济基础和精神文化基础，是一对辩证矛盾，从社会具体的历史进程来看，起正向或反向统帅性决定作用的矛盾方面，是精神文化基础(尤其是政治理论、路线)，而非生产力物质经济基础。这不是唯心史观，正是辩证唯物史观的应有之义。那种把总的历史发展中生产力物质经济基础是起基础性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方面，主观套用到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去，认为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方面，仍然是生产力物质经济基础的观点，正是迄今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机械唯物史观。这种已经被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批评过的机械唯物史观，与主观唯心史观实用主义地混合起来，形成的二元论历史观，正是官僚精英主义的国家历史观。

　　从辩证唯物史观的原理上讲，经济是基础，但不是统帅;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而是统帅(如同人的身躯是基础，但不是统帅;大脑意识不是基础，但却是身躯的统帅一样)。也可以这样说，在社会总的历史发展中，经济(生产力)是决定的因素;而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经济是重要的因素但却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政治而不是经济。这样讲是否自相矛盾?不是的。因为这里所反映的是辩证矛盾，并不是逻辑矛盾。而那种认为经济不管是在总的历史发展中还是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都无条件地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和主要矛盾方面的观点，恰恰是“一根筋”的机械唯物史观。例如，美国正在领先世界发展的网络化智能化生产力，从总的历史发展的大势来看，是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唯一决定性的因素;但如果认为，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这种生产力也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美国肯定就是现实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军国了，然而实际上，美国却是世界反共产主义运动的邪恶轴心。这用机械唯物史观如何解释?

　　鉴于社会主义社会最薄弱的、并且是起统帅性决定作用的基础始终是精神文化基础;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所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本路线，肯定不应该是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长期自觉不自觉推行的“以经济建设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必须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在包括意识形态的全面领域内，以反击资产阶级的腐蚀和进攻的自觉阶级斗争作为总的纲领，也可以说是以无产阶级思想政治建设为纲，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其主要的内容应是：

　　①无产阶级国家，对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和经济形态的资产阶级残余的腐蚀颠覆活动，正确区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实行人民民主和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大众民主专政)。

　　②无产阶级专政以大众民主为核心机制。(干部管理百姓；百姓监督干部，是绝妙的辩证共生关系!而边缘化大众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只能蜕化变质。)

　　③实时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文化革命，斗私有观念，批封资修意识，促经济建设，自觉继续革命。

　　从本质上说，“以阶级斗争为纲”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对同一事物从不同侧面的强调。所以，承认“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却否认 “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逻辑上是严重的自相矛盾。

　　至于经济建设，确实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兴衰存亡，所以它在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是十分重要的任务。

　　经济建设，如同自然科学技术一样，本质上都是无阶级性的中性事物，但是，它在阶级社会中的实际运用形式，却都具有由政权的阶级属性所赋予的显著阶级性。所以，经济建设只能是“目”，而不是“纲”。将经济建设作为“目”、作为政治统帅下的某种“具体中心工作”来抓，是完全正确、非常必要的，但以经济建设为全局和全面工作的指导纲领、统帅和中心，就是战略性的糊涂。

　　实际上，经济建设再重要，也不能代替政治去统帅全局工作——就如同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却不能将“活着是为了吃饭”当作行动指南;又如同手脚再重要，也不能用手脚去代替大脑意识指挥人的活动一样——否则，就颠倒了矛盾的主次和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而“以经济建设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犯的就是这种战略性错误。

　　应当承认，推行这种经济主义的基本路线，确实也是“初生牛犊不识虎”的社会主义幼年朴素期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

　　很多人认识不清，坚持无产阶级大众民主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保证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相辅相成关系。(边缘化大众民主，客观上就是在销蚀科学社会主义的精气神!)

　　认识不清，社会主义革命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公有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上演了革命序幕(经济基础革命);而持续夺取公有思想文化统治权的新长征，才是更为艰巨而漫长的主体革命(上层建筑文化革命)。若完成了公有制经济基础革命，而不再坚持公有思想政治的上层建筑文化革命，就是半截子革命，根本无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文化”的颠覆性扩张——而这正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几乎全军覆没的极端低潮的深层文化原因 。很多人形而上学地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认为建立了公有制经济基础，有国家机器的保护，无需进行公有思想文化革命，就可以建立起为公有制服务的合格上层建筑。其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就社会总的历史发展大势而言的，在阶级社会时期具体的历史进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任何新社会经济基础确立前后，都需要逐步展开思想政治领域的上层建筑文化革命（例如，14至18世纪的欧洲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就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当时，反对和咒骂这一伟大革命的是封建阶级的遗老遗少）。同时，随着新社会经济基础的建立，还需要经历复辟与反复辟的长期反复阶级较量(以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较量为先导)，才能建立起比较稳固合格的新社会上层建筑。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的社会革命尚且这样，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并逐步消灭一切私有制的社会革命，就更是这样。没有无产阶级思想文化革命，社会主义国家上层建筑的蜕化变质，就会如同“天要下雨，水往低处流”那样自然和不可抗拒!

　　看不清随着共产党由地下党胜利地登上执政党的权势地位，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正在从心灵的后门凶猛地袭来，经济形态的资产阶级残余也正在滋长复苏。(不相信或不承认共产党内会孳生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也会变质。)

　　漠视必须“改造世界观”，必须遵循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强调的要同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实行“两个决裂”的共产党人初心。

　　更不理解社会主义必须是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从而开始了长时期地犯颠覆性错误的量变指向质变的历程：

　　“以经济建设为纲”这一单纯经济观点(如同中国红军时期古田会议所批评过的单纯军事观点)的路线，实际上就是“以赚钱(追求利润、效率、GDP)为纲、为中心”，实质上就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代替人民根本利益最大化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纲领。在其误导下，“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经济第一，技术至上，拜金主义、经济人迷信”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文化逐渐泛滥起来。不少人既不信马列主义，也不信宗教报应，无底线地追求权钱色，信仰丧失，道德滑坡。在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法权联动膨胀的量变中、积累着资产阶级复辟的质变。致使经济改革走上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外资化的歧途;政治运行走上了官僚化、精英化、腐败化、甚至颠覆共产党领导的宪政民主歧途。结果使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在权力与资本的勾结中滋长成经济形态的资产阶级;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在以内因为主、外因为辅的和平演变中被政治经济转基因;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几乎全军覆没的极端低潮。这是一场以举国之力从堡垒内部进行的自我异化，是为国内外资产阶级做嫁衣裳的迷茫浑噩路线图。而其始作俑向导，正是泛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以经济建设为纲”。

　　其实，国家是阶级社会存在的标志，是阶级统治、阶级斗争的最高统帅部(社会主义既然以国家的形态存在，就必然属于阶级社会)。所以，任何阶级的国家政权，都绝不可能无阶级性地推行“以经济建设为纲”，实质上自觉不自觉推行的基本路线，都只能是“本阶级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过，剥削阶级政权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的是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专政，故必须蒙上愚民的面纱，例如，“君权天授”、“三纲五常”等，掩盖的就是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当今美国又打造了个所谓的“反恐”价值观)，掩盖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以经济建设为纲”之类的口号，即使其主观动机是好的，客观上掩盖的也是官僚精英专政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的则是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的专政。这是符合天道民心的专政，无需掩盖其政治目的，所以就直呼“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觉醒人民，发动群众，在全面领域进行继续革命的阶级斗争。

　　从客观效果上看，社会主义国家在自觉不自觉地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社会上的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摄之下，基本上都处于良性可控的范围之内;并且经济建设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绩。而在自觉不自觉地推行“以经济建设为纲”的市场化私有化时期，社会上的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则都陷入了恶性失控、乃至亡党亡国被肢解境地;少数保住了社会主义牌子的国家，其经济建设也往往陷入了表面光鲜的外资化、殖民化、泡沫化和经济危机之中。可以说，越是强调“阶级斗争熄灭”了，或者“阶级矛盾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了，社会就越是向阶级分化、阶级对抗和民族撕裂、官民撕裂的方向退堕——一个二三十年就超越西方二三百年的两极分化历程、军警荷枪实弹维稳反恐的现实例子，就是充足理由的证明。

　　在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想要通过贯彻“以经济建设为纲”来打造市场经济基本制度，以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不经过长期激烈的阶级较量，就成功建设社会主义……，不过是沉湎于“市场经济拜物教”所致的幻觉而已。历史上，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的社会变革，尚且需要经历长期激烈的复辟与反复辟的阶级较量，何况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并逐步消灭一切私有制的社会变革，难道可以不经历更加长期激烈的复辟与反复辟的阶级较量?所以，在“资产阶级法权文化”全面渗透颠覆的严峻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实在不应该在阶级较量的四面楚歌中“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地“以经济建设为纲”!

　　然而，现实是无情的，复辟与反复辟阶级较量的第一轮大结局是：泛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以经济建设为纲”和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已经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拖入了几乎全军覆没的境地!

　　不过，“苏东剧变以来，社会主义失去的其实只是泡沫，这些年她已渐渐变成人们心底一股疾速流淌的静水，没有喧哗，却具有更加深沉的力量。今天，在莫斯科，在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故乡，深流的静水溢出了地面！”“社会主义的静水既然已经涌出了地面，就一定会化为势不可挡的洪流，最终冲决一切枷锁和罗网，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通向人类最终解放的道路滚滚向前，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挡！”(《郭松民：社会主义静水深流——俄罗斯纪行之二》)

　　“如果说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全世界99%人民大众与1%精英集团之间的初次交锋，那么这次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活动，则是人类历史上99%人民大众与1％精英集团之间的第一次全球对决。”“如果说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那么这次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则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99%与1%斗争的新时代。”(《张宏良：全球99%与1%斗争的首次亮相》)

　　“最近美国爆发的一场姓社姓资的大辩论引起了轰动……美国青年当中相信社会主义的越来越多……超过一半……这个特点表明，社会主义在经受了20世纪末的重大挫折之后，正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复兴。”(《张宏良：希望美国青年能够替中国左翼赢回一局》)

　　而当代正在向网络化智能化生产力时代推进，也正在将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逼向穷途末路，已经充分具备了向共产主义产品计划经济加速发展的物质技术条件，所缺乏的，就是进步的世界性政治经济大环境——社会主义大众民主政治和商品计划经济的全球化。

　　历史巨轮的轨迹必将证明：只有在“公有制和商品计划经济加大众民主”的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基础上，在对资产阶级法权和市场关系作既合理利用其积极性、又严格限制其颠覆性的自觉阶级斗争中，发展社会主义大众民主政治和商品计划经济的全球化，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复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才能充分推进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从而在与已经联合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各国精英阶级的压倒性阶级斗争中，最终实现产品计划经济世界一体化的共产主义!

　　【2017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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