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光明的革命——论十月革命的历史条件及其影响

走向光明的革命——论十月革命的历史条件及其影响　　

献给十月革命的继承者们

　　01　俄国革命前夜的国内外矛盾

　　在20世纪初期，世界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本国内生产力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资本进一步集中，工业垄断资产阶级与金融资产阶级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并开始操纵国家政治，开始更大地向世界进行资本输出、资源劳动力掠夺以及市场扩张，并试图建立世界霸权，一句话，相继走上了帝国主义的道路。

　　发展为帝国主义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彻底失去了曾经的革命性与历史进步性，取而代之的是比以往更明显的、更露骨的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的剥削与压迫。在本国，帝国主义由于实行资本的集中资本的垄断，加上电气和工厂机器的革新及资本主义“管理科学”的问世，对工人阶级实行军事化的管理及更深入的剥削，不仅如此，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对金融的控制对生产的垄断，两大资本势力合而为一建立了庞大的金融帝国，少数人操纵着国计民生，颇有封建社会的色彩，被余斌称之为“工业封建主义“。以往资本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们所描绘的蓝图被现实狠狠地烧毁了。资本主义辩护士们自以为在几十年前就摆脱了的东西实际上一直存在(无非是改变了表现形式、作用方式与范围)，现在资本主义哪怕是发展到其最高阶段，也没有做到对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全部问题的完满解决，也绝不如资产阶级卫道士鼓吹的那样“自由平等正义博爱”;与封建社会同样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只是由地主领主们的私有制变成了资本家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依然内含着严重的阶级对立与社会矛盾，剥削压迫及其衍生物依旧渗透在社会的每一处。在国外，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更好地掠夺原料、劳动力和市场，为了更好地输出资本，同时也为了更好地转嫁国内矛盾，帝国主义是宁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保持贫穷落后的状态，以便他们继续依赖帝国主义继续为帝国主义服务，于是帝国主义不想这些国家发生革命，不希望这些国家的人民翻身，就乐于扶植这些国家最反动最顽固的势力，让他们做自己的代言人与助手。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他们那里的发展便受帝国主义及本国封建反动势力的联合压迫，资产阶级被迫受制于这两种势力，从而决定了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拥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尚未完成革命的任务，就已经向反动势力所屈服。

　　于是，当时整个世界就存在三大基本矛盾：

　　一， 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中，托拉斯和辛迪加、银行和金融寡头拥有极大的势力，对工人的管理、剥削与压迫更加严苛，同时在政治领域由于少数人对国家机器的操纵以及对文化、教育与社会舆论的加大控制，以往工人除了暴力革命外的斗争的手段已经完全不够用了。革命的问题便摆在工人阶级面前。

　　二，各金融集团间以及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这些垄断集团及国家依旧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而存在的资本家集团，他们各自的利润或者说是根本利益是相互独立相互排斥的，尤其以垄断组织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形态出现的资本家集团，他们之间的竞争更为剧烈。这些猛烈的斗争的特点就在于前所未有的惨烈的帝国主义战争，他们要在已经瓜分完毕的世界中以武力进行有利于自己建立全球霸权的重新分配。这些战争又使各集团的势力相互削弱，使各国国内矛盾加速爆发，加速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而且必须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这些矛盾。(当然，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同，革命的实现程度以及可能性也不同，但必须存在无产阶级的进一步的更大规模的斗争，才能解决这些尖锐化的矛盾哪怕是使这些不可调和的矛盾重新得到暂时的缓和。)

　　三，帝国主义与殖民地或附属国人民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要这些发达国家对极广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进行更残忍更露骨的剥削与压迫，以转移国内矛盾，同时榨取超额利润。但要进行对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控制与统治，自己必须要对其进行资本的输出，这就为这些落后地区和国家带来先进的生产力与文化——尽管是建立在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之下，在铁路的建成，市场体系的形成，工业生产形成一定规模，工商业中心出现，本国的无产阶级自然登上历史舞台，各种知识分子也活跃起来，开始谋求摆脱压迫的出路，民族意识觉醒了，解放运动也悄然开始了。这样的矛盾是帝国主义自己为自己的灭亡埋下的又一颗种子，从根本上破坏帝国主义整个全球体系，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人民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后备军。

　　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存在着如此剧烈的三大基本矛盾，于是自身也成为垂死的资本主义。现今帝国主义似乎依然“生机勃勃”，这与资本主义自我调整依然存在回旋的余地、工人阶级运动遭遇重大挫折而陷入低潮、第三次科技革命、世界呈现一超多强的局面密切相关，最根本的是自帝国主义诞生以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顽强斗争与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争取独立作出的英勇牺牲尤其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对劳动者权益的增进取得了显赫成就迫使资产阶级必须向被压迫的人民做出妥协，进行调整，同时由于帝国主义比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包含新社会的因素更多，因此是资本主义在当今似乎依旧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在历史的长河里，100多年并不算多，同时只要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即社会化生产与私有制的矛盾依旧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依然存在，大国与披着独立国家外衣的附庸国的人民的矛盾依旧存在，资本主义的危机被依旧存在，且一次比一次具有更大的破坏力，一次比一次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更加不可解决。

　　正是因为帝国主义带有这种那种的反动性质，积累了更深更大的矛盾，因而整个社会一旦陷入动荡，其破坏力便会高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好几倍甚至几十倍，而帝国主义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和摩擦甚至是全球性的战争便是这种破坏力最集中最鲜明的发挥，同时也是瞬间激化一切帝国主义社会矛盾的催化剂。恩格斯曾在1887年预言道：“……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战争将会让成千上万士兵自相残杀，同时掠夺与大破坏将会席卷整个欧洲，整个社会经济“会陷入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王冠成打地滚落在街上而无人拾取，”没有人知道谁是胜利者，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创造条件。”“在悲剧结束时你们也就垮台了，而无产阶级的胜利要么已经取得，要么已经不可避免。”看来革命条件已在很久之前在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之上从而在由之发展而来的帝国主义的固有矛盾之上建立起来了。无产阶级革命已经不是偶然的事，而成为必然的事了。认为十月革命是所谓“反《资本论》革命”的人，不仅没有正确认识到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必然联系，不能正确认识到帝国主义由资本主义发展而来，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之前也做过相应的论述和预测，缺乏辩证逻辑思维，同时还忽视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内在矛盾的国际性，忽视这些矛盾在全球范围内所起的必然作用。

　　俄国便是当时帝国主义所有矛盾的集合点。

　　由于当时的资本主义的扩张范围和深入程度，帝国主义各国力量旗鼓相当，不少国家尽管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漩涡，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但依旧没有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或并没有完全走上，因此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形态具有极强的地域性(至今依旧带有很强的地域性，但不如那时候如此地大)，西方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东方则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非洲拉丁美洲仍旧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内。当时的俄罗斯帝国就夹在东西方两者之间，注定了俄国鲜明地带有“帝国主义看门狗”的色彩，既以俄罗斯帝国的武力威胁欧洲国家的革命势力，又协助帝国主义在东方的统治，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中的一环，由于国内的封建残余与贫穷落后，俄罗斯又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斯大林曾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指出：“沙皇俄国是以最残忍最野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压迫——资本主义压迫、殖民地压迫和军事压迫的策源地。”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制度把帝国主义各种最坏的因素集中起来，并使之变本加厉了。”沙皇俄国不仅自己本身为了参与列强扩张而用武力压迫周边各落后国家和地区，还充当西方帝国主义最大的后备军，允许外国资本自由进入，自由操纵具有决定意义的工业部门，还拿出千百万士兵供西方帝国主义者使用，以本国人民的血肉去保障帝国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利润。由此以在帝国主义在全球的剥削和瓜分浪潮中分到一杯羹，“沙皇制度的利益就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益交织在一起，终于融合为统一的帝国主义的利益。”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封建主义的枷锁沉重地压在俄国人民身上，各种矛盾异常尖锐。

　　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一环上的俄罗斯并没有像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拥有较高的社会经济水平，拥有庞大的工业生产体系和较为完备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恰恰相反，自彼得改革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一直到农奴制改革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再到所谓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俄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中仍属欧洲的落后国家。因此俄国属于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俄国资产阶级力量较为弱小，封建地主阶级同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这种不稳定的联盟，是后来俄国政局动荡的重要因素之一。

　　除了特殊的地理环境还有特定的历史原因以外，在经济生产上俄罗斯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农业经济，当时的俄罗斯仍然是欧洲最大的农业国。在1913年即所谓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高潮时期，农业收入占财政54%，工业仅占29%，城市人口只占15%。在进入发展资本主义轨道的俄国，工业成分依旧不占优势，农业生产依旧占统治地位，这就决定了当时俄国封建残余顽固难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阻，俄国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选择向封建势力妥协，同时谋求与沙皇实行对人民联合的统治，而沙皇自身为了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同时巩固自己的统治，向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献媚，也乐意与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合作，同时自身也在进行资本主义化。这个时候，资本主义仅存那一点可怜的革命性也开始为反动所服务了，这样荒谬的矛盾的事实表现为出现资本主义化的地主阶级，原本属于相互对抗的两个阶级在俄国竟然成为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最佳拍档”。实际上沙皇政府已经是资本主义化的大地主阶级及大资产阶级联合的统治工具，是西方帝国主义在俄国的代理人。由此，资产阶级虽然没有令俄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没有把资本主义一切政治思想及原则贯彻落实，却已经在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甚至成为统治阶级一部分，荒谬，却是现实!俄国人民还没有彻底摆脱封建势力的压迫，又要受资本主义的剥削，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现代社会的革命性俄国人民还没有享受得到，就已经开始忍受现代社会的反动性，又受封建残余的束缚，“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马克思当年对德国社会状况的评价依旧适合于当年俄罗斯帝国的情况。

　　“必须改变俄国落后的面貌，尽快融入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潮流，这是当时俄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然而封建残余、沙皇统治和金融资产阶级对俄国人民的联合压迫并不能使俄国的生产关系难以发生革命性的改变，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也完全不能实现，不仅无法满足这种要求，而且还是对这种要求的反动。“沙皇政府的经济政策由于集中体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极大压抑了广大人民的经济和生活需求，从而根本上阻碍了俄国经济的发展。就拿资产阶级走狗文人一直歌颂的“斯托雷平改革”，也是从根本上维护沙皇、地主和富农的利益，极大地剥夺贫农，造成一切利益归于统治阶级的虚假的繁荣景象，而农户相继退出村社，农业生产在后期开始严重受损，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受限，到战争即将开始之前，改革也停滞了。“在工业领域，受沙皇政府卵翼的俄国资产阶级采用残酷手段剥削工人，工人每天工作12——14小时，有些企业甚至达到16——18小时。工资很少，一个月仅有6——19卢布，完全不够养家糊口和维持再生产能力。工人被剥夺参加自己组织的权力，如果罢工将被关押2——8个月。”(吴恩远《十月革命与俄国现代化进程》)由此可见，当时的俄罗斯帝国在工、农业领域上均存在巨大的阶级矛盾。这个时候，俄国工人阶级已经开始在社会斗争的舞台上活跃起来，他们随着俄国资本主义和大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而团结壮大起来，开始为自己的利益与诉求进行斗争，在19世纪后期，俄国工人阶级已经进行多次罢工以争取更大的权益，并席卷多个地区，更多的工人乃至劳动人民加入或支持他们。俄国在国际地位上原有的反动性中已经逐渐显露出自己的先进性革命性，这点集中体现在俄国工人的积极斗争活动之上，被考茨基预见到俄国工人的榜样作用。直至1905年，俄国无产阶级发动反对沙皇残暴专政的起义，直接提出了政治要求，被列宁称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演习。

　　在国内外矛盾的共同作用下，摆在俄国人民面前的只有这样一条出路：必须推翻腐朽落后的沙皇制度才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人民的解放与自由，而推翻沙皇制度，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要推翻帝国主义，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以把作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俄国资产阶级连根拔起。这样，推翻俄国封建统治便与反对帝国主义联系起来，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决定了反封建的任务必然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这就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十月革命提供了历史根据，证明十月革命具有必然性与正义性，是俄国国内外矛盾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并不是某些专家所说是偶然的少数人密谋的政变。针对这些专家的观点，用列宁曾经的话就能驳斥：“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列宁的话表明了革命绝非是主观任意的，没有这些历史矛盾存在，没有沙皇及大资产阶级大地主联合的压迫统治，没有人民起来反抗斗争，十月革命无论如何也不能成功。

　　在复杂的且斗争颇为激烈的国内外矛盾的共同作用下，俄国各阶层各阶级的代表便开始为俄国的前途进行各自积极的或消极的探索，均为自己所代表的阶层阶级的利益行动起来，而作为俄国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布尔什维克，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举起俄国及世界无产阶级前进的大旗。

　　02　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前夜提出了什么样的观点？

　　针对当时俄国国内外复杂交织着的矛盾，各阶级阶层的代表纷纷寻求一条符合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又能解决日益尖锐的国内外矛盾的出路，知识分子们开始自觉向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寻求先进的社会科学理论，当时俄国知识分子们与国际的广泛联系，对世界各国革命形式及理论的把握“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所不及的。”作为工人阶级革命指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在那个时候在俄国传播开来。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列宁当年引用且反复强调这句话，很简洁明了又切要地阐述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辩证关系。历史的发展过程从来就不是自然而然的，历史本身就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人们的活动及他们活动的共同结果，历史是由实践着的人(而具体的实践活动就是人的劳动)尤其是广大劳动者所创造的，历史的各种规律和条件，或者说，历史的逻辑虽然总是以一种深深基于既存历史条件和社会矛盾运动、不以单个人和个别群体及其意志为转移的总的“自然历史过程”呈现于每一个个人面前，但历史及其规律全然不是外在于人的，不意味着主体的消极无为，而正是生成并实现于每一个时代群众的实践之中。而人本身也是根据历史的发展规律而进行相应的活动。(但这不能说实践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相反，实践只有以一定物质条件和手段作为前提并以客观规律为自觉依据，并诉诸以物质的对象和运动过程，才是现实性的。俄国十月革命，这场被社会主义的敌人们所不厌其烦地抹黑、责难、攻击的伟大革命，它的根源也正是深深根植于那个时代的客观政治经济形势和阶级关系之中。马克思主义在处理实践与历史规律和条件的关系时，始终着眼于实践的物质性，在强调实践物质性同时着重阐发物质性与主动性的辩证关系，而主动性只有从实践的客观规律和条件出发并以之为依据后才能成为可能。实践归根到底是物质与意识发生辩证关系的结果，也是两者发生辩证关系的条件。这样既为人的主动性本身排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因素，又为主动性的根据排斥了不可知的或客观唯心主义的神秘性因素，既与“想象的主体活动”的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又拒绝了那种机械、形而上学的自然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为人们的实践找到了科学的依据和历史现实性。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提纲》中曾提出实践是物质性活动，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伟大的发现从而引出对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并在《资本论》第一卷两篇序言中公开表明把资本主义社会规律当作自然规律看待，自己是一名唯物主义者。)只有主动认识革命实践的规律，主动克服革命实践的困难与矛盾，革命的运动才能成为现实。因此，尽管俄国无产阶级在历史中起着革命性的作用，但没有正确的理论武装他们的头脑，让他们有目的有组织自觉地行动起来，别说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使是单纯推翻沙皇统治也做不到。而争取群众就要把理论解释得彻底，就要与错误的理论作斗争，一句话，具备战斗性。因此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条件之一就是传播并实践了正确的理论，以正确理论联系群众，并不断与错误理论战斗以争取更多群众。

　　所以，革命前夜布尔什维克提出了什么样的观点以争取到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支持，从而走向革命的胜利?

　　一、 俄国已走向发展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者才是真正的人民之友。

　　当时的(19世纪90年代)民粹派已经完全放弃了反抗沙皇的革命斗争，转而主张与沙皇政府进行“妥协”， 甚至认为俄国可以避免走向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彻底揭穿他们反动的真面目，列宁对民粹派的所谓斗争手段嘲讽道：“他们简直以为只要向这个政府客客气气地请求一下，它就会把一切都安顿地妥妥贴贴。”

　　民粹派无视当时俄国农村贫农到处被剥削压迫的事实，为富农经济辩护，实际上他们代表了富农阶级的利益。同时民粹派污蔑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要把农民赶到工厂去干活。然而，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一书中详细分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驳斥了民粹派错误的经济观点，指出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观愿望，问题在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现实迫使农民进一步破产，无产阶级人数必然增加，且无产阶级必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作为俄国无产阶级的觉悟者与代表，马克思主义者才是真正的人民之友，才是真正愿意消灭资本家和地主的联合压迫，真正希望把沙皇制度扫出历史舞台的人民之友。

　　而1907年之后的反动时期，一切革命党和反对党失败了，各种消极的情绪充斥着整个俄国的政治斗争活动。革命的失败把俄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变得更加鲜明了，使俄国资产阶级更倾向于与沙皇联合，而不是要求推翻它。沙皇虽然胜利了，但也被革命的浪潮吓坏了，他自己也必须向比自己更先进但与自己一样畏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俄国资产阶级妥协，同时加速自身以及所代表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化。于是“胜利了的沙皇制度，不得不加速破坏俄国资本主义以前的宗法制度残余。俄国资产阶级性质的突飞猛进。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幻想，认为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幻想，都破灭了。”民粹派、自由资产阶级等派系的理论也在这个时期彻底破产，反动面目暴露无遗，“人民之友”这一称号更加是不可能来形容这些派别了。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布尔什维克成为俄国革命唯一的领军者。

　　二，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后备军，必须建立工农联盟，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

　　民粹派在斗争策略上除了要求与沙皇政府和解以外，部分激进主义者还要求进行个人恐怖。列宁认为，这种策略本质上是英雄史观的策略，是对人民革命运动的不信任。正确的斗争策略，应该让被压迫的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既然俄国被压迫的人民群众要自己解放自己，既然无产阶级作为俄国人民解放的急先锋，既然在沙皇制度下农民与工人一样是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既然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又不发达的矛盾情况下俄国农民存在革命的可能性甚至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后备军，那么，无产阶级要完成推翻沙皇专政这一伟大任务，必须关注农民这一同盟者，必须建立工农联盟，援助农民有助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切运动，引导农民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同盟军，把农民运动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以壮大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

　　于是早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列宁就已经提出把建立工农联盟作为推翻沙皇封建制度，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主要手段这一重要思想。这与当初第二国际各党甚至是普列汉诺夫本人轻视农民作用的观点截然不同，也是后来布尔什维克为何能够在与第二国际及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西方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农民一直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因为他们共同反对旧制度。由于得到这支庞大的后备军的支持，西方革命的结果就是使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起来。

　　而俄国，农奴制残余依旧死死地压迫者本已贫穷落后的俄国农民，加上地主的专权，农民生活苦不堪言。至于农民阶级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关系，由于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分析的原因和条件及一切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一切革命性，在杜马的斗争中，自由资产阶级代表——立宪民主党无法为农民争取到土地与权益，甚至转而拥护沙皇统治，而战争的爆发则表明企图从沙皇及其资产阶级同盟者那取得和平完全是异想天开，农民已经不可能指望资产阶级来替自己伸张正义了。由此农民阶级离开了资产阶级，转到无产阶级，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那个时候由于俄国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数量不断增加，其中在大企业工作的工人占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半以上，已经成为俄国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甚至是最大的力量，加上走向帝国主义阶段的俄国工人收到大企业的残酷剥削以及沙皇的残暴统治，这支拥有强大力量的阶级已经被锻炼成最彻底的革命力量。沙皇制度巩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联盟，使地主和资本家对俄国人民进行联合的压迫，这迫使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斗争汇成一条革命洪流。

　　俄国如此特殊的革命进程，使其结果不是使资产阶级力量壮大，而是完全相反，不断地使资产阶级失去农民这一政治后备军，不断削弱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俄国资产阶级已经无法完成革命的任务，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则不断地得到锻炼，因而在革命进程中提到首位的必然是无产阶级，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必须把千百万农民团结到自己周围。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能够而且应当引导农民前进，并且只有同农民联盟，才能战胜沙皇制度。帝国主义战争使俄国社会一切矛盾瞬间激化，这就让革命有了冲击性的力量，使工农联盟这一革命力量能够迅速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彻底完成俄国的革命进程。由于布尔什维克积极建立工农联盟，由于在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成为唯一的真正的革命阶级，由于无产阶级能够真正帮助农民走出困境获得解放，由于无产阶级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无产阶级便拥有革命的领导权，而革命的领导权正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这就是为什么俄国无产阶级能够迅速把资产阶级革命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迅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因。

　　三、对经济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阐述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初期，由于内部在组织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散状态以及沙皇政权的高压和迫害，该党一直没成为合格的无产阶级政党，加上由于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已经在第二国际各党中占了主流，这导致了党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机会主义派别。该派盲目崇拜工人自发的经济斗争并将阶级斗争片面限制在经济领域，否认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和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人运动的意义和作用，甚至要求工人应该跟着自由资产阶级走，，因而被人称为“经济主义”。

　　为了消除这个与伯恩斯坦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纠缠在一起的经济主义对俄国工人运动的不利影响，列宁先后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从何着手》、《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倒退倾向》、《怎么办》等文章，对经济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并通过批判阐述了一套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

　　列宁首先批判了经济主义从庸俗唯物主义出发将经济斗争这一阶级斗争的形式置于其它形式之上，反对建立政治组织的工联主义观点，强调只有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组织，使工人运动从自发性上升到自觉性，才能使工人运动得以胜利。其次，列宁批判了工人运动本身会自发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谬论，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并非在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中自发产生，而需要通过人数极少的觉悟分子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学习与思考并自觉结合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尤其是革命实践发现、总结、系统阐述出来的，不通过共产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先锋队向工人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资产阶级社会大环境重重包围之下的工人群众只会形成工联主义思想，从而无法触动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如今资本主义各国的所谓工党要么抛弃马克思主义、要么直接拒绝或扭曲，事实上是把无产阶级的斗争局限于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抑制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以不切实际的蓝图和繁荣公平的表象欺骗无产阶级，，附和资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拖妥协，妄求资产阶级的施舍，实际上依然属于资本主义的政治范畴，其根本利益属于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

　　随后，列宁进一步指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政党应当制定出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富有战斗性的纲领，通过党纲指导成员开展革命工作。党应当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广泛利用资产阶级(暂时和间接的)同盟力量，根据形势变化运用和转换各类斗争形式进行斗争;正确处理阶段目标和最终目标、改革和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政治斗争在革命时期的首要性，坚持暴力斗争对于打碎资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为了实现上述方略，党必须摆脱过去的涣散状态，应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统一的、稳定的、严密的、有坚强领导核心的革命者组织。列宁的这套方针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真正建立和成熟奠定了理论基础。

　　同时列宁要求把《火星报》作为联络全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工具，使全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联系起来，紧密地进行政治鼓动工作，并以《火星报》作为宣传平台，把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是区别于工联主义对经济斗争的夸大和依附自由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的科学的正确的斗争策略，这成为布尔什维克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坚持无产阶级革命之下的民族自治权

　　沙皇统治下的俄国被称为民族监狱。沙俄统治阶级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使得俄罗斯国内的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另一方面，乌克兰、格鲁吉亚、波兰等沙俄同志地区的资产阶级鼓吹民族主义思潮，企图用民族斗争分裂各民族无产阶级，从而达到阻挠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把各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成了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一项急需解决的任务。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承认“民族自决权”。’ 如果我们要懂得民族自决的意义，不是去玩弄法律上的定义，“杜撰”抽象的定义，而是去研究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条件，那就必然得出如下结论：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合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5卷 P225】承认民族自决权，就是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特权，用彻底的，民主主义处理民族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各民族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团结起来，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不过，列宁同时指出，民族问题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因而民族自决必须服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总体利益，“无条件地承认争取民族自决的自由的斗争，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支持任何民族自决的要求，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其真正的主要的任务不是促进各民族的自决，而是促进每个民族中的无产阶级的自决。”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7卷 P218】布尔什维克的民族纲领的中心是把民族自治权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总运动结合起来，而不是将民族自决至于革命运动之上，“无产阶级反对这种实际主义。它承认各民族平等，承认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同时又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离。实际主义的口号，实际上只是盲从资产阶级要求的口号。”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5卷 P239】

　　布尔什维克主张民族自决的最终目的并非分离，而是实现民族融合。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中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的现象，消灭一切民族隔绝的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7卷 P257-258】因而布尔什维克虽支持民族自决，但并不鼓励所有民族特别是取得平等地位的少数民族都去行使民族自决搞离。在布尔什维克看来，民族自决是实现民族融合所必然要做的事情，“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所有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各民族的必然融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7卷 P258】布尔什维克从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高度上回答了民族自决与民族融合的关系问题，从而与各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从根本上划清了界限。

　　五，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必须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与第二国际诸党，与孟什维克乃至一切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根本不同的是，布尔什维克始终要求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国际、孟什维克及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要么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要么无视无产阶级专政，要么扭曲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与含义。

　　前面我们已经提过第二国际是如何夸大经济斗争的意义，贬低政治斗争的作用，现在我们看看由第二国际在“几十年较为和平的发展中积聚起来的机会主义成分”所造成的社会沙文主义流派以及其中的主要代表及领袖考茨基和俄国的孟什维克是如何扭曲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攻击、扭曲无产阶级专政的。

　　资产阶级为了使工人阶级的斗争熄灭下来，为了缓解社会矛盾，为了愚弄无产阶级，早在马克思逝世后就开始着手扭曲马克思主义，企图阉割其中的革命内容，磨去其革命锋芒，使其庸俗化。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则迎合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这种阉割、扭曲的需要，忘记、扭曲、抹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面，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中资产阶级一切所能接受的东西加以保留和赞颂，并把马克思塑造成“德意志民族的”，使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贴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

　　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一战)，西方各国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们主张与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联合起来，提出所谓“保卫祖国”的口号，把帝国主义战争这一非正义战争粉饰起来，出卖人民利益，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扼杀。因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帝国主义战争事实上是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把世界瓜分完毕，要进行势力范围重新划分，争相确立全球霸主地位的非正义战争，这场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国家同势力极大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融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各先进国家(我们指的是它们的‘后方’)变成了工人的军事苦役监狱。”战争使人民受难日益加深，国际无产阶级已经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才能争得和平、取得解放，而俄国国内一切社会矛盾因为帝国主义战争而瞬间尖锐起来，加速了革命的进程，加速沙皇政府的瓦解，加速暴露了资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真实面目，使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更加突出，从而使把民主革命转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变得尤其迫切，“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显著地发展。这个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已经具有实践的意义了。”“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到底是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社会中的必然产物，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必然产物。国家决不是由外部强加到整个社会之上的力量，而是由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阶级社会的发展，使社会自身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且无法摆脱的对立面。这些对立面就是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拥有了剩余产品，以此为基础，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并可以无偿占有他人剩余劳动尤其是彻底失去生产资料的人的剩余劳动;一部分人失去生产资料，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生存并为生产资料占有者无偿占有剩余劳动。阶级为了“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就说明，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也可以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

　　这与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相反，这些思想家认为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那么国家既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既然国家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国家需要把这种冲突保持在一个“秩序”之内，那么这个秩序，这个国家的性质和利益必然属于在历史中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因此，国家必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合法化、固定化。于是，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并可以无偿占有他人剩余劳动尤其是彻底失去生产资料的人的剩余劳动，就成了统治阶级;一部分人失去生产资料，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生存并为生产资料占有者无偿占有剩余劳动，就成了被统治阶级。这样，在奴隶社会里，国家是奴隶主借以统治的工具;在封建社会里，国家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工具;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国家的存在就这样深刻体现了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因此，国家不可能属于全民的国家，更加不可能代表全民的根本利益。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和国或君主立宪制国家，这些国家所代表的也依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尽管它提出了优于封建专制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但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人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本身就应该要求对无产阶级的各种压迫和剥削合法化、合理化、永恒化、制度化，所以资产阶级利用共和国或君主立宪制国家把无产阶级的一切活动局限在资本主义秩序内、资产阶级的条条框框内，以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绑架人民的利益。在经济上，资产阶级通过资本主义私有制把工人置于自己的资本控制之下，并以产业后备军的存在胁迫工人要服从企业的一切利益，对工人阶级实行一系列的监督、管理，强行把工人阶级的利益绑架起来，使工人不得不依靠资产阶级生存和发展，并造成工人阶级必须依靠资产阶级才能实现富裕的假象;在政治上，资产阶级尤其是金融资产阶级组成的财团操控着国家机器，一切法律条文的最终解释权归资产阶级所有，只有真正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或无法撼动资产阶级统治的政党或团体才有真正的发言权，议会、法律、普选权都是资产阶级统治、欺骗工人阶级的工具，虽然普选制是“衡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但在现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帝国主义国家中，“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东西。”(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议会、普选制唯一的作用仅仅是团结、组织起工人，并作为运动陷入低潮时期战略退却和继续斗争的工具，绝不能幻想能为工人阶级提供什么更多的东西。普选制在资产阶级国家中根本上说来只是决定由统治阶级内部哪一个集团充当统治者来镇压人民，只是决定哪一套剥削方案作为最佳方案而已。必须记住，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并不能限制资产阶级的统治，相反，“‘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政治机构的某些缺陷，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通过帕尔钦斯基、切尔诺夫、策列铁里之流)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列宁《国家与革命》)同时资产阶级依旧利用警察、军队、监狱等一系列暴力机关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秩序的手段对人民实施严厉的监管、威胁和控制。在文化教育上，资产阶级只会让代表自己利益的文化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对人民实行奴化教育和宣传，使人民认为支持自己的一切才是对的，或者不威胁自己的统治才是对的，并为自己培养符合自己利益的人才。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在宪法上总是留下许多后路或保留条件，以保证资产阶级‘在有人破坏秩序’时，实际上就是在被剥削阶级‘破坏’自己的奴隶地位和试图不像奴隶那样俯首听命时，有可能调动军队来镇压工人，实行戒严等。”(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资产阶级国家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帝国主义国家了。由此可见，无论哪个时代，国家绝不是属于全民的国家，而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国家，当帝国主义战争造成一系列死亡和毁灭时，金融资产阶级只会想到把更多的人民送上战场，牺牲更多的物资进行掠夺性争霸性战争，对自己控制下的殖民地附属国人民进行更加残酷的压迫，在炮火与悲鸣中掂量着如何大赚一笔，由这样反动的阶级所统治的国家一样是反动的寄生物，它必须被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摧毁，而无产阶级已经开始联合起来摧毁它了。而第二国际考茨基等人以及孟什维克无视这一铁的事实，无视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无视无产阶级革命的呐喊，继续打着“保卫祖国”的旗号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以及全体被统治阶级最大的背叛!考茨基等人庸俗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用少数多数的概念偷换阶级专政统治的概念，粉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企图把人民继续引向深渊，可以说是罪大恶极!

　　列宁指出，“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那么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要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不可。”(列宁《国家与革命》)而考茨基等人却忽视或抹杀了这点，依旧大肆宣扬民族的国家，高呼所谓“保卫祖国”。

　　国家这一存在既然在历史中是充当阶级统治工具存在的，并且作为社会的寄生物存在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最简化和最后的阶段，阶级消灭了国家也就应该随之消灭，那么是否意味着无产阶级及其他被统治阶级应该立即彻底消灭国家存在呢?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机器应该可以在一天之内被彻底消灭。然而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必然遇到三大问题：

　　1，资产阶级在被推翻后依旧掌握着生产资料、货币及一切管理技能和所谓商业秘密，他们与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依旧存在密切的交往，最重要的是，不断产生资本主义因素的小生产依旧存在。无产阶级应该如何把资产阶级所拥有的东西夺取过来，应该如何消灭私有制、消灭不断产生资本主义因素的小生产、建立公有制，应该如何更好地组织起社会生产呢?

　　2，资产阶级被推翻后绝不会善罢甘休，而是以疯狂十倍的反扑企图重新恢复自己的统治，无产阶级应该如何镇压反动派的反扑，巩固革命成果呢?

　　3，资产阶级与国际资本依旧存在紧密的联系，甚至存在一致的利益，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然威胁国际资本的统治，国际资本势力便会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行联合的剿杀，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应该如何抵御国际资本的剿杀，捍卫革命成果?

　　三大问题直接摆在了要求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无产阶级面前，要求无产阶级至少是其中最觉悟的先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那么国家是否存在这样一个特殊的阶段，即不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而是完全相反，由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反抗进行专政的阶段呢?换个说法，无产阶级是否可以利用国家机器巩固革命成果，并且把革命引向最终胜利呢?

　　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列宁认为：“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求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且要求建立属于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属于无产阶级的政权，以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保持革命的胜利并前进展到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建立政权并不意味着革命的胜利，而是向最终胜利迈向决定性的一步。建立政权以后，无产阶级革命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保持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阶段，使政权成为不可战胜的。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必须完成(1)对资产阶级及地主反抗的镇压;(2)把劳动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组织经济建设，并按照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这一方向进行工作;(3)组织革命军队，抵御外部反动势力的入侵，支持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以及殖民地附属国解放运动，与帝国主义进行进一步的斗争。一句话，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必然需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提出过萌芽式的思想：“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就说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之中，并且使人认识到无产阶级必须先夺取政权，取得政治统治地位，把国家变为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且这个国家在它取得胜利以后就应当立即开始消亡，因为这个国家要求消灭私有制从而要求消灭阶级，因此它的一切活动事实上也在消灭着自身，它是自行消亡的。但是当时由于缺乏典例式的实践，一些具体的原则并不能很好地提出来，但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始终没有放弃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探索，并始终要求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而是破坏它、消灭它”。一向要求把理论和任务严格建立在事变的实际发展上、严格以实际的历史依据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在1852年时仍未知道以什么样的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但马克思在1852年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提法中有过精彩的论述：“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个阶级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1852.3.5》)由此可以得知，承认阶级斗争还不行，要成为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要真正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引向最终胜利，必须在承认阶级斗争的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从马克思这段论述中不难看出，“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本质是一样的：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都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国家与革命》)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既排斥了机会主义，又拒绝了无政府主义。巴黎公社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直接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存在一段较长时间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只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思想;恩格斯则在《反杜林论》中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并把这个行动作为自己最后一个独立行动，之后各种对社会的干预便会自行停止，直至对人的管理完全变为对物的管理，社会真正变成自觉的自由人联合起来的共同体时，即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时，国家才自行消亡。因此，考茨基等人由于扼杀了无产阶级专政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决定性作用，他们就陷入了机会主义，陷入了“把承认阶级斗争的领域局限于资产阶级关系的领域”，从而走向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反面。

　　无产阶级专政本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同情和拥护。”这不是说无产阶级专政不需要法律，恰恰相反，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运用国家机器建立革命的秩序，如果某一条法律条文不再适合革命的进展，无产阶级有权废除这条法律。同时也表明，无产阶级专政绝不可能是“完全的”民主，而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阶级和一切穷人)国家和新型专政(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列宁)。而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从暴力革命中诞生，马克思当年就生动地把暴力革命比喻为“新社会的助产婆”，旧社会必然孕育着新社会的一切因素，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新社会才能真正地挣脱旧社会的束缚诞生在世人面前。虽然马恩二人后期曾假定和平发展的可能，至少在欧洲大陆以外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可能的，但是在垄断资本主义诞生后，特别是帝国主义成型并且展开世界战争后，这种和平发展的条件就已经彻底消失了，于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规律，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这种革命的先觉条件的规律，是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必然规律。”(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这种新型的国家形式集中体现在苏维埃政权上，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原则和特征。对于旧有的国家组织来说，苏维埃政权的优势在于(1)是“无产阶级的最能包括一切的群众组织”;(2)它最能够团结起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群众，最容易和最充分实现群众先锋队即无产阶级对群众斗争的领导;(3)是群众革命斗争最强有力的机关;(4)是群众直接的组织，是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民主，极大地发挥群众的革命毅力、首创精神和创造能力;(5)能把各地苏维埃同一成一个总的国家机关，统一成为苏维埃共和国;(6)人民群众是真正参与国家民主管理的主体，国家职能变为非常简单的监督和计算的手续，是大多数甚至是全体居民，都能够办理，都能够胜任;(7)主动赋予各民族自决权，实行广泛的地方自治，积极消除民族差异，在政权运行上不分民族地位，各族的人民都可以平等地充分地参与国家管理。一句话，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取代旧阶级对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并赋予地方和民族一定的自由和自治，在坚持国家领导、统一的前提下，实行全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让全国劳动者充分参与国家管理，实现民族及地方的解放的民主集中制国家。这个新型的国家形式“适合于他们完全摆脱任何压迫和任何剥削的任务，适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它的原则、它的特征就在于它是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即无产阶级政党——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要求工农依靠它自身联合起来进行对剥削者的斗争，要求劳动人民这个多数专政剥削者这个少数;它最富有国际主义精神，不仅摧毁任何民族压迫而且依靠各族各国劳动人民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它能在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基础上改造小资产阶级、改造小生产，并把这些非无产阶级的劳动者们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并让他们积极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甚至融入无产阶级队伍之中;它能把立法权和行政权结合起来，用生产单位代替地域选区，把工人和劳动群众同国家管理机关直接联系起来，教导他们自己管理国家;它的武装是由被压迫人民自觉组织起来并且是反抗本国和外国资产阶级压迫的解放工具;它是为消灭旧制度、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以国家形式制造国家消亡的条件的国家组织。它是比起资产阶级国家更高级的民主机构，“是能够保证最无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列宁)“巴黎公社是这种形式的萌芽。苏维埃政权是这种形式的发展和完成。”(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尽管苏联在后来的实践中有不少理论上提出的政权原则都还没有很好地贯彻和实践，这其中既存在生产力因素不发达、群众觉悟程度不高、官僚主义依旧存在、党自我批评力度不够、反动势力阻挠等各种因素，但它已经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展现出完整的蓝图，提出了完整的原则，构成当代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及理论的不可磨灭的一大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大完善、创新和发展。

　　【1914年爆发的世界大战使得欧洲各国加重了对劳动群众的压迫和剥削，这迫使劳动群众奋起抗争，革命的幽灵又一次降临在欧洲的上空。然而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们却与资产阶级政府沆瀣一气，提出“保卫祖国”，“保持国内和平”的口号，反对革命运动。针对这些论调，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针锋相对地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将各资本主义政权发给工人阶级彼此屠杀的武器对准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

　　根据《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对于帝国主义的分析，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和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必将导致大战，大战会使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势力遭到削弱并出现薄弱环节，当时连资产阶级革命都未能完成的俄国正处于这样的薄弱环节。在这样的时机下，如果俄国的革命家及其所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能带领具有较高政治觉悟的工人阶级执行正确的革命路线，那么俄国无产阶级就能在一国率先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制度。这个观点被后人称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马、恩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是指共产主义的共同胜利，而非社会主义的共同胜利。且这个“同时”或者“一下子”更象是指空间上的所有的意思，而在时间上则是可以有快有慢，从而有先有后的。【余斌《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因此，有些人所述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同胜利思想”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在俄国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无产阶级的革命被提上了日程。为了保证革命的顺利进行，列宁等革命家为了对各类机会主义派别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政权问题上的种种谬论进行了系统的批驳，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在帝国主义时代，出于资产阶级进一步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的需要，国家官僚机关和军事机构的力量大大加强。面对武装到牙齿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要想摆脱他们的压迫，必须掌握武装，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消灭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本阶级的专政。在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必须首先摧毁反动政府的武装力量和司法机构等直接的暴力工具，并对银行、邮政、交通运输等经济机构实施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其从为资产阶级服务转变为为无产阶级服务。由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必然导致反动势力各式各类的反抗和破坏，无产阶级政党和新建立的革命政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将全体劳动群众动员起来，与敌人和投机分子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思想领域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是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也是布尔什维克在政治方面与其它“社会主义”派别最大的区别所在。】

　　正是布尔什维克人对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坚持，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以及反帝反封建斗争指明了道路与方向，完整阐释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内涵，令俄国无产阶级更好地发挥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贴合俄国国内外斗争形势，使俄国革命走上正轨，并使俄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以一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为基础支援多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或殖民地附属国独立解放。

　　当年各阶级的代表纷纷为国家的前途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并且各方之间的争论与斗争早在革命准备年代时(1903——1905)进行得十分激烈，早已预示着行将到来的公开的阶级斗争。对于1905——1907年间以及1917——1920年间革命斗争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在革命准备年代时的报刊中找到它们的最初提法。(列宁《共产主义运功中的“左派”幼稚病》)如此看来，当年俄国各阶级代表之间的激烈斗争恰恰说明那个时候的俄国各阶级已经行动起来，在相互的斗争中形成自己的政治派别，都在为未来的战斗而组织起来，锻炼起来，使自己的理论趋于成熟，也就是说，俄国当年一切派别包括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及战略绝不是偶尔地、突然地提出来的，而是基于俄国国内外矛盾，经过长期的、激烈的斗争提出来的，并不断地丰富和成熟。

　　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前夜所提出的观点当然远远不止上面所提到的几点，但这几条观点却十分鲜明地展示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和观点，这几条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使真正代表俄国无产阶级利益的布尔什维克与其他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自称能够拯救俄国的派系泾渭分明，让我们更加清晰地明白为什么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它们经得起广大人民群众参与革命斗争的考验，真正切合历史条件和革命运动，把握了历史发展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规律，与革命群众紧密联系。这些观点至今为止依旧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依旧能够为当今社会的革命运动找到方向，其光辉从未磨灭、从未减弱，一直指引着我们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道理继续前进。

　　03　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的策略和行动及资产阶临时政府的真面目

　　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以后，战火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俄国也陷入战争的泥潭之中。无数炮弹在被火星点燃的空气中日夜不息地交织着，人民听不到鸟儿唱歌，而是没有停歇的炮火的轰鸣声。无数人被帝国主义政府送往战场，替帝国主义争夺世界的霸权，奴役同是被帝国主义统治和压迫的殖民地附属国人民，与同是被统治被压迫的其他国家的人民自相残杀。在不少人还在忍受饥寒时，无数的物资被送上战场，人民对和平与富足的向往连同被炮火摧毁的大量物资在战场上化为灰烬。一名俄国士兵曾在日记中抱怨道，军需物资已经不够了，新的补给都不知道是否存在，却依然要上战场搏杀。欧洲大陆遍地狼烟、哀鸿遍野，萧条、失落与恐惧充斥着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但银行家、投机家、政客却在这场战争中大发横财，代表他们利益的帝国主义当局还时刻掂量着如何把更多的人民送上战场，把更多的物资送上战场，好为自己争得霸权的同时牟取巨额利润。

　　这场对各国劳动人民来说毫无意义的战争却要让劳动人民去进行，而制造战争的帝国主义却加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与剥削，人民尤其是无产阶级日益看清帝国主义当局的反动本质，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革命性最彻底的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把进行打倒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上日程。

　　战争使本已贫穷的俄国人民更加贫穷，俄国人民身上背负的枷锁更加沉重，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在工厂继续为生存忙碌劳命，继续在农田上为生存风吹日晒，而是为了帝国主义的战争，为了统治者的霸权与利润，甚至自己也被送上战场，任由战争的车轮把自己的肉体碾碎。这就是帝国主义战争给俄国人民唯一的却是灾难性的作用。

　　“你又贫穷，你又富饶，你又强大，你又衰弱，俄罗斯母亲!”——(俄)涅克拉索夫

　　当年俄国社会的真实写照不过如此。

　　到底存不存在出路，好挽救水深火热的俄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受帝国主义愚弄、奴役的人民群众?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人回答道：有!当然存在出路!那就是推翻沙皇腐朽统治，在实现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立马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把国家政权及国家生活的一切牢牢掌握在人民尤其是工农兵手中。

　　俄国革命能进展得如此迅速，使无产阶级及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任务在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即推翻沙皇后立即要着手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得全国政权，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俄国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积极进行阶级搏斗和表现出的革命毅力，是俄国无产阶级对沙皇腐朽统治的痛恨与积极的反抗斗争令俄国无产阶级成为革命队伍中最彻底最强大的力量，它已经觉悟起来组织起来，无需再依靠任何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因而革命必须按照无产阶级的利益与解放前进，必须在推翻沙皇后立马着手推翻资产阶级统治。

　　俄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次革命(1905)就已经充分体现了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数百万的工人和农民积极参加政治生活和政治斗争，这场运动让俄国无产阶级明白，自己是独立的不依靠任何阶级进行斗争的政治力量，自己一样可以组织政治斗争，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

　　1905年的革命斗争已经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撬开了土壤，为更大的更彻底的革命埋下了种子。俄国一切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与地位同样在这场风暴中展现或暴露出来，各阶级的本质、利益、力量、行动方式及当前和未来的目的的真正相互关系已经向全世界完整地展现出来。沙皇君主制的全部实质，它的腐败、丑恶、残酷及反动，已经因为它在这场革命运动中所制造一系列反动暴行而最极限地暴露出来。“正是这些大暴行制造者使犹太人、工人和革命者的鲜血洒遍了俄国，正是这些占有几百万俄亩土地的‘头号‘地主为了保全自己和本阶级的‘神圣的私有制’而无恶不作，无罪不犯，任意摧残和扼杀国民。”正因有了1903——1907年的革命斗争和1907——1914年的反动时期俄国各族阶级的“自决“，二月革命爆发了，短短8天，沙皇制度便以摧枯拉朽之势倒台了。(列宁《远方来信》)可见，恰恰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及革命行动引起了各阶级公开登台，进行更为明显更为激烈的斗争，迫使各阶级明确相互间以及对沙皇的态度更加明确起来，才引起了沙皇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加速下迅速覆灭。而无论是1905年的革命，还是二月革命，无产阶级始终是两场紧密联系着的革命运动中的先锋队、主力军，并为两次革命作出伟大的贡献与牺牲。

　　可以说，这场革命运动中俄国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场并积极推动着俄国革命的发展，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有能力主导革命的进程，使革命按照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方向前进。欠缺的是无产阶级的更为彻底的觉悟，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劳动者例如农民更多的拥护与支持。

　　除了俄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并成为革命中的积极的坚定的彻底的和强大的力量以外，能造成革命进程的剧烈变化的还有一种催化剂，它能够大大加速世界发展进程并引起空前严重的世界危机，让俄国阶级矛盾瞬间激化至极点，令俄国各阶级明确地表明自己对沙皇制度的态度，并迅速地熟悉地按着自己的阶级利益、政治倾向以及成熟的行动手段活动起来，让罗曼诺夫王朝迅速被碾碎在历史的车轮之下。这个催化剂，“这个万能的‘导演‘，这个强有力的加速者，就是帝国主义大战”，“说这次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这在目前也是无可争辩的了”，“进行这次战争都是为了掠夺别的国家，为了扼杀小民族，为了确立对于世界的金融统治，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为了用愚弄和分化各国工人的手段来挽救濒于灭亡的资本主义制度”。(列宁《远方来信》)(二战及冷战结束后，资产阶级们则选择依附与美国财阀来保存资本主义制度，并继续采用愚弄和分化各国工人的手段，甚至已经开始采用分化本国工人，培养工人贵族的手段了，各方反抗势力以及力量不足，才有今天暂时的“和平”。)

　　“帝国主义战争客观上必然要异常加速和空前加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要转变为各敌对阶级间的国内战争。”(列宁《远方来信》)

　　当时参与打击沙皇制度的有两种力量，一方面是俄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以及他们所有不自觉的追随者，加上英法两国的大使和资本家，即作为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领导者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及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也纷纷参与此次打击沙皇制度的革命之中，并且是革命真正的主力军。前者需要动用后者的力量巩固自己的统治，后者虽然已经有能够独立进行斗争的力量与使命，但由于后者中不少人还尚未有独立斗争的觉悟，他们依然因革命进程还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产生必然的对资产阶级的信任与(仅仅是)意识上的依赖，他们尚未真正看清整个革命运动的力量对比，尚不知道自己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任务，更看不清资产阶级的真面目，尚不知道资产阶级在解决国内危机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而他们必须把这场最大功劳归于自己的革命的胜利果实让渡给资产阶级。由此在二月革命后出现了两大政权，一是站最高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二是依赖于这个政府而存在的工农革命政权——工兵代表苏维埃。

　　“战争的铁链已经把各个交战的国家，各个交战的资本家集团，资本主义制度的‘主人们’，资本主义奴隶制的奴隶主们连在一起了。”(列宁《远方来信》)转向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例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则将布尔什维克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的主张痛斥为幻想，并向工人及劳动群众粉饰资本主义的力量、生命力和适应性以继续奴役和分化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劳动者。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资产阶级并没有使人民摆脱战争的苦难，解决尖锐的国内危机，他们没有办法拖延由于战争带来的革命危机。同时，革命危机已经开始在所有国家中以不可抵挡之势日益发展起来，几乎所有主要参战国都因为战争而陷入无组织的混乱状态之中。

　　“在无组织现象最严重而无产阶级最革命(其所以最革命，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殊的品质，而是因为有‘1905年’的富有活力的传统)的沙皇俄国，革命危机自然就最先爆发了。”这一危机由于俄国及其同盟国在战场上的多次严重的失败而加速到来，动摇了整个旧有的上层建筑，引起了一切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劳动者对沙皇制度的仇恨，军队也被激怒了。一时间，充斥着旧贵族的陈旧保守和腐败的官僚性质的旧军事指挥人员被大批地清除，年轻的、生机勃勃的、多半是资产阶级、平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军事指挥人员。最落后最野蛮的沙皇制度就这样在革命的熊熊烈火中被烧毁了。

　　沙皇制度覆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由于试图单独与德国方面妥协和议和，迫使英法帝国主义势力利用与俄国十月党人及立宪民主党的资本的联系直接策划推翻沙皇的阴谋。可以说，俄国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背后正是英法两国金融资产阶级，哪怕是在革命时期，他们也绝不可能真正代表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方向，因为他们代表的始终是帝国主义的利益，继续帮英法帝国主义卖命，充当帝国主义在俄国的代理人。这就是俄国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真实面目!

　　实际上资产阶级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在做着帝国主义在俄国的代理人工作了，尽管那个时期帝国主义在俄国的代理人依然是沙皇政府，然而正如我之前所指出，资产阶级在俄国已经失去了其革命性，已经与沙皇妥协和联合，共同对人民进行更加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同时俄国地主阶级本身也在资产阶级化，一句话，资产阶级实际上在二月革命前就已经隐蔽地统治着俄国。沙皇制度成为英法帝国主义势力与俄国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的牺牲品，使俄国资产阶级摘掉沙皇制度的面具正式登台进行公开的统治，并把自己在革命前夜以及在战争时期所干过一切反动的勾当全盘推给沙皇。二月革命根本上来说只不过是俄国资产阶级势力取得正式的统治地位，只不过是换了个帝国主义代理人而已。当年资本主义在上升时期时，资产阶级革命所成立的政权为被封建专制压迫的人民带来了自由和光明，克伦斯基等人妄图依靠复制资产阶级这一历史功绩来为自己的统治贴金，却实在没想到自己的政权是在资本主义走向反动的、垂死的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中得到的，而这个时候资产阶级的一切革命性已经是没有了，这个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注定是反动的帝国主义附庸。

　　正如列宁在《远方来信》中指出的一样，革命工人已经在彼得格勒和全俄国地方为反抗君主专制、为争得和平和自由、为农民争得土地、为自己争得面包、为反对帝国主义厮杀而站在革命的最前沿，身先士卒，作出最英勇的牺牲;而英法帝国主义势力则趁机勾结沙皇朝廷中的资产阶级分子阴谋夺权，在无产阶级为革命拼斗的同时悄悄安排了一个能够代表自己在俄国利益的完全拼凑好的政府，并在沙皇遭到无产阶级打击时迅速取得政权。(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苏联时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以及未能彻底解决的官僚主义问题，使得国内潜在的资本主义势力没有得到彻底的根除，甚至影响已经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催生工人贵族，并加速工人贵族朝资产阶级方向转变，造成苏联潜在的资产阶级统治，而苏联的各种腐败也与这种潜在的资产阶级统治密切相关，成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根本上来说，苏联解体就是潜在的并已经潜在地统治着苏联的资产阶级取得合法的统治地位而已，而苏联政体则成为他们对自己的反动暴行推卸一切责任的箩筐。)

　　革命看起来如此迅速，至少是表面上看起来如此彻底，实际上就是沙皇制度已经不符合两大阶级的利益，一方面是英法帝国主义者推动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一伙人去夺取政权，继续帮英法帝国主义进行战争，好使他们从中谋取巨额利润，争得世界霸权;另一方面是俄国无产阶级及非无产阶级的劳动者迫切要求停止战争，进行争取和平、自由、面包的具有深刻革命性质的运动。两种完全相反的政治社会倾向就这样“和谐地”汇流起来了。

　　然而革命工人从来不会去支持用英法金融资产阶级的钞票堆成的、和沙皇政府一样丑陋的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的帝国主义，相反，革命工人一直在破坏俄国一切的旧制度旧规矩，还要彻底破坏可恶的沙皇君主制，至于在一个短暂的特殊历史关头，布坎南、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一伙人图谋另换君主、最好换成另一个听话的、彻底付出帝国主义利益的罗曼诺夫，这就一定程度上帮助了革命工人，但革命工人绝不可能就此为止。革命工人已经在彼得格勒和全俄国地方为反抗君主专制、为争得和平和自由、为农民争得土地、为自己争得面包、为反对帝国主义厮杀而站在革命的最前沿，身先士卒，作出最英勇的牺牲;而英法帝国主义势力则趁机勾结沙皇朝廷中的资产阶级分子阴谋夺权，在无产阶级为革命拼斗的同时悄悄安排了一个能够代表自己在俄国利益的完全拼凑好的政府，并在沙皇遭到无产阶级打击时迅速取得政权。俄国资产阶级已经继承了腐朽反动的沙皇一切腐朽反动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新颖更进一步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更彻底地支持帝国主义，因此俄国无产阶级不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不把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的革命就不可能进行地彻底，甚至会完全中断。由此，沙皇被推翻以后就是两大对立阶级的正式对抗。

　　尽管二月革命相对于沙皇统治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说在言论自由方面十分有利于个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但列宁指出，这一切都是因为无产阶级及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起来斗争而理应争取到的权利，但事实上是很不够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能够作出这些对人民有利的举措只不过是“它不得不许诺给人民一些自由和小恩小惠，而这些自由和小恩小惠是以不妨碍这个政府保持其统治人民的权力和能继续进行帝国主义大厮杀为限度的。” 列宁进一步提出，工人不应该支持这个新政府，相反，因为获得自由和彻底推翻沙皇政权的唯一保证就是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加强、扩大、发挥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作用、意义和力量，所以这个新政府理应支持工人。(列宁《远方来信》)

　　既然革命必须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方向过渡，那么无产阶级绝不可能依靠临时政府这一帝国主义走狗政权来进行革命活动，只有依靠苏维埃这一比资产阶级政治机构更民主更高级真正能代表无产阶级及非无产阶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因此，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人提出必须把一切政权转移至工兵代表苏维埃，至少是以和平的方式。

　　列宁认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是应该推翻的，因为在革命后几个月内临时政府一切行动都已经表明自己的反动性质，它要求继续帝国主义战争，故意拖延立宪会议召开，维护封建地主所有制，勾结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帮助资产阶级在战争中侵吞公共财产大发横财，甚至已经开始镇压人民对自由、和平的要求。但由于工人代表苏维埃同它之间有各种协议作依靠，不少未觉悟的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者代表依旧愿意选择妥协，而工人代表苏维埃则是完全真正地反映大多数工农的意识和意志的唯一的可能的政府，因而决不能用寻常的方法去推翻。(列宁《论两个政权》)

　　对于俄国整个阶级力量对比，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人为自己的斗争策略作出了规定，其中这些策略集中体现在列宁对于革命形势分析的几篇文章以及著名的《四月提纲》中。

　　针对无产阶级已经可以形成独立的革命力量进行革命斗争，但由于工农普遍的觉悟程度较低又受到临时政府及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蛊惑，布尔什维克欠缺无产阶级的更为彻底的觉悟，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劳动者例如农民更多的拥护与支持的现实状况，列宁要求道党在刚刚醒悟过来参与政治生活的极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工作时必须适应这种特殊条件，要向群众说明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要耐心地、系统地、坚持不懈地、特别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来说明他们的策略的错误。只要布尔什维克还占少数，就要坚持进行批评，揭露错误，同时向工农说明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必要性，使群众在实际斗争经验中纠正自己的错误。

　　对于作为同盟者的农民，列宁指出，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半无产者以及一部分小农群众，这批群众需要和平、面包、自由和土地。他们极易受影响而徘徊在两大斗争阶级中间，而战争的残酷教训必然把他们推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迫使他们跟着无产阶级走，要利用新制度相对自由的环境，通过工人代表苏维埃来以最大的努力启发和组织这批群众，成立农民代表苏维埃、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使他们可以脱离富农而独立组织起来。

　　既然革命要过渡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布尔什维克在经济领域的策略则要求把全国银行合并成一个全国性的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布尔什维克的任务不是直接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即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以解决无秩序无组织混乱的充斥着投机取巧的经济局面。要立即着手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土地收归国有，交给农民代表苏维埃和当地雇农支配，由雇农代表进行监督，由公家出资经营。

　　而针对旧有的国际，列宁提出革新国际，要求发起建立真正革命的国际，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立派决裂。

　　而帝国主义战争已经让俄国人民无法承受了，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依然为着利润、霸权和向英法帝国主义献媚而继续要求人民去送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要求必须立马停止战争，与德国缔结和约，军队举行联欢。列宁认为，二月革命是停止战争的第一步，但只有迈出第二步，即把国家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才能保证停止战争，而这将是突破全世界资本利益战线的开始，无产阶级只有突破这条战线，才能永远保证和平，永远保证全人类的幸福。现今的和平主义者妄图依靠资产阶级大发慈悲来维护所谓来之不易的和平，实际上这种脱离阶级斗争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谈和平的行为是对现今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继续对人民进行剥削和为小资产阶级提供攀升从而骑在人民脖子上的机会，是无法保证彻底的和平，甚至属于一种对无产阶级的愚弄和欺骗。

　　对于已经满目疮痍的俄国大地，战争再持续一天也是一种煎熬，立即退出战争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一种战略撤退，更何况这场战争对于俄国人民来说毫无意义。有人总是以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角度诟病布尔什维克卖国，什么列宁是德皇的间谍，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的无知，不了解当时俄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战争间的关系，漠视无产阶级群众的根本要求，脱离时代说空话，卖弄着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是替帝国主义战争辩护，替金融资产阶级的霸权和利润辩护。

　　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在过渡时期所进行的宣传、鼓动和斗争活动是极其艰难的，列宁曾经说过，资产阶级只要一个政权，它是不会允许有另一个由无产阶级及非无产阶级劳动者所掌握的政权存在的，它会慢慢侵吞而且已经开始侵吞这个尚属弱小，却有着无限希望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了。先是已经投向资产阶级怀抱中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愚弄工农继续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让渡权力，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一切行为，然后通过安排更多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所谓代表进入苏维埃大会，以被绑架的民意营造布尔什维克无人支持的假象，强行把布尔什维克限制为少数派。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人在多次会议上发表演讲都会遭到这些人的起哄、诘难和抵制，是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一切行动纲领和策略无法彻底贯彻到实践中去，但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人从没有放弃过斗争，相反，他们以极其坚韧的革命毅力和钢铁一般的革命意志革命纪律进行革命斗争。列宁曾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曾提到正是布尔什维克人具备这一品质，才能保证革命的成功。

　　孟什维克等人对工农的糊弄已经由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所作所为和群众自发的反抗临时政府的运动所揭穿了。

　　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还没有彻底完成自己给予人民群众自由的任务，就已经开始恢复从前的专横了，他们对前线士兵实行死刑，把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送上法庭，捣毁工人的印刷所，非法查封工人报刊，甚至经常在无罪名的情况下或在显然是诬告的情况下肆意逮捕布尔什维克人(如果布尔什维克人没有真正表达工农的根本利益和革命运动方向，那又怎能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利益，引起他们的惊慌，从而疯狂进行迫害呢?)。人民要求和平，而临时政府依旧为了和英法秘密签订的条约而重新恢复侵略战争。粮食已经没有了，或者说大量被浪费在战争中和掌握在富人手中，饥荒随之而来，资本家和富人靠战争的军事订货疯狂盗窃国库，哄抬物价赢得更大利润，丝毫不让工人参与管理和监督，甚至在人民苦于商品匮乏的时候把工人赶出大门。被愚弄的人民苦苦等待着无限延期的立宪会议的召开。以上就是临时政府所承诺过的“民主”、“自由”、“解放”、“和平”!

　　群众已经在这段时期的实践中明白，这个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连同执政的十月党、立宪民主党等仍然是革命的敌人、人民的敌人，如果不行动起来粉碎资本家的反抗，和平、自由、革命的事业必然遭到失败，群众已经愈来愈愤怒了，已经忍无可忍了!

　　群众的这种情绪导致了4月下旬自发的群众运动，甚至有人全副武装去玛利亚宫逮捕各部部长，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已经开始摇摇欲坠了。然而，原本可以在那个时候把政权拿到手的苏维埃政权，却遭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百般阻扰，导致与政府的妥协进一步束缚自己的行动，失去了夺权的最佳时机。资本家见政府已经无法维持，于是采取了1848年以后几十年中用来愚弄、分裂工人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所谓“联合内阁”，由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叛徒组成的联合内阁。历史已经表明，这种手段对于资本家用来镇压工人运动来说十分奏效，即使是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利用选择与自己妥协甚至是完全依附的工党一同参与政治，或者说自己披着工党的皮进行统治，营造十分和谐的景象，仿佛资本家和工人已经手拉这手，共筑和谐社会了，一切都是愚弄，一切都是欺骗!苏维埃中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选择与临时政府合作，进行所谓的监督，实际上成了“不管部部长”或非正式的部长。

　　6月9日，布尔什维克人准备进行示威，试图有组织地表达人民日益增长的不可抑制的不满和愤怒。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失去了在人民中的威信，他们对游行示威陷入了恐慌，害怕自己出卖工人利益，倒戈到资产阶级，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真实面目彻底暴露，彻底被揭穿，他们就到处对游行示威进行狂吠，并领导小资产阶级转向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联盟，甚至已经提出解除工人武装的要求了。

　　6月危机的历史意义和阶级意义就在这里了。布尔什维克人取消了示威，他们绝不愿意在这个无产阶级尚未形成自觉的，得到更多非无产阶级劳动者支持的情况下同联合起来的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作殊死斗争。可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人为了自己的支持度，开始假惺惺扮演为人民斗争的英雄角色，于6月18日举行总示威。这是他们处于两大阶级斗争之间摇摆不定，由倾向于反革命一边所决定的，是小资产阶级为了免于自身在两大阶级斗争中被彻底消灭所决定的，决不能说他们真正代表了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革命的发展方向。

　　资产阶级对此愤怒了，他们认为小资产阶级开始倒向无产阶级方面了，于是他们决定重新恢复掠夺战争来麻痹民主派的行动。

　　资产阶级所进行的进攻是完全违背大多数劳动人民意志的，这次进攻一方面使军权(也是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对群众采取暴力镇压，迫害国际主义者，取消鼓动自由，逮捕和枪杀反对战争的人。6月危机让资产阶级用铁链把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当奴仆一样锁住了。

　　7月3——4日，群众的愤怒彻底爆发了，由于革命时机还没有成熟，布尔什维克人试图制止这场注定引起大量流血的暴动，设法使它采取最有组织的形式。示威群众代表则向工人代表苏维埃提出夺取全部政权的请求。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被资产阶级用铁链锁住的奴隶，他们替资产阶级卖命出卖群众利益的真面目则在这场运动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们污蔑七月群众示威是一场布尔什维克人主导的阴谋，拒绝群众对工人代表苏维埃夺取全部政权的要求。他们同意资产阶级把反动军队调进城市进行镇压，同意恢复死刑，同意解除工人和革命军队的武装，同意非法逮捕、缉拿人犯和查封报纸，已经成了彻底的公开的资产阶级走狗了。这些小资产阶级代言人害怕破产而沦为无产阶级，害怕革命而失去爬上资产阶级位置的机会，所以他们尤其是他们的领袖最喜欢跟着资产阶级跑，愚弄人民群众去支持资产阶级，他们虽然能让资产阶级作出小小的让步，然而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却充当资产阶级的尾巴，成为资产阶级最软弱无力的附属物，金融资产阶级的工具，最顺从的奴仆。布尔什维克人提出，必须拒绝和资产阶级妥协，劳动群众必须站在无产阶级这边来，只有革命工人才能彻底粉碎资本家的抵抗，引导农民夺取土地，获得完全自由，战胜饥荒，赢得公正而持久的和平。

　　7月的群众运动被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出卖，被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残暴地镇压下去了。当局采取了更严厉更残暴的措施镇压人民，他们强行解除工人武装，把支持革命的彼得格勒卫队送往前线替自己进行掠夺战争，到处捣毁布尔什维克的报刊机关，捣毁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办公处所，并下令逮捕列宁。也是在那个时候，工人代表苏维埃完全成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附属品，资产阶级通过这场流血事件完全掌握了政权。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甚至在要求恢复沙皇制度的科尔尼洛夫叛乱爆发时与叛乱分子同谋进行反革命活动，而立宪民主党则在这场反革命阴谋中起到主要的作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为了反对群众的革命活动已经到了敢否定二月革命的地步了。而布尔什维克人在镇压这次叛乱中起到领导和组织的作用，他们在反对科尔尼洛夫的同时继续加大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揭露，不少工人和士兵积极响应布尔什维克的号召对叛乱奋起抗争。讽刺的是，偏偏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行动才迫使以自由民主自我标榜的临时政府作出“革命”的决定：他们群众的压力下被迫下令逮捕科尔尼罗夫及其同伙。

　　经过一系列的反革命暴行，俄国劳动人民尤其是积极参加政治斗争的劳动人民终于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及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反动本质，他们终于明白，无产阶级的道路是正确的，必须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人认为，如果苏维埃走在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领袖的前面，那么革命就可以和平发展;但是如果苏维埃仍在原地踏步，那么无产阶级起义则不可避免。尽管那时候还不能确定苏维埃往哪个方向走，但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已经开始出现在布尔什维克人面前。

　　在革命斗争方向还没有正式明确的时候，布尔什维克人选择帮助人民尽一切可能不放过可以保证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而这次是最后的机会了。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人宣布了一份纲领，要求群众不向资本家妥协、积极推动全国政权归于苏维埃、给各国人民和平(哪怕仅停战三个月)、土地归劳动者所有、通过实施银行及重要工业部门归国有和工人对全国范围内的生产和消费的管理和监督的方法防止饥荒和消除经济破坏、同资本家和地主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列宁要求为了保证抓住最后一次使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必须向群众尽可能地全面地解释纲领的全民性质，说明它是符合大多数居民的利益和要求的。

　　列宁时刻不忘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起义，他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要像对待艺术一样对待起义，不可以轻易玩弄起义，要在起义条件未成熟之前选择战略性的撤退，而在条件成熟以后必须当机立断，在取得第一次胜利的同时不断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不依靠少数人密谋，而依靠先进的阶级，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依靠革命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的不坚定的同盟者表现出动摇的时候。今天因为条件不足而选择暂时性撤退，与明天因为革命条件成熟而奋勇战斗到底是不矛盾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布朗基主义以及是今天“左”派幼稚病者不同的起义观，也是布尔什维克能够取得成功的条件之一。

　　而起义的条件，到了十月，由于群众进一步觉悟，反动派继续反革命的暴行以及对饥荒和混乱已经是无能为力，布尔什维克找出了一条出路并积极向群众进行宣传和鼓动使人民转而信任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获得多数，农民进行了起义，国际环境剧变(德国海军起义，帝国主义扼杀俄国要求和平的可能)，军事形势紧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阴谋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以及即将到来的第二次科尔尼罗夫叛乱而成熟起来。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人已经明白，形势紧迫，革命的和平发展的机会已经是没有了，起义的条件以及成熟，武装起义提上了日程。

　　10月25日(公元1917年11月7日)，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人的领导下，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推翻位于彼得格勒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掀起了无产阶级革命乃至是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如此看来，俄国十月革命决不是什么阴谋的叛乱和少数人的夺取，恰恰相反，这场革命是俄国和国际的阶级斗争形势和革命进程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由于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人正确分析把握了形势，由始至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提出切合俄国革命进程和国内外革命形势的观点，运用了正确的革命策略，真正表达了俄国劳动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代表了俄国革命运动的前进方向，坚持钢铁般的革命意志、革命精神和革命纪律，同时大多数参与政治斗争的群众自觉拥护布尔什维克人并采取积极的响应行动所取得的光辉胜利;是俄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在斗争中走向成熟的必然的胜利，也是属于全世界无产者的重大胜利。

　　十月革命从爆发到工人武装占领冬宫这段时间是进行地非常顺利的，假如革命不像上面所说得如此符合革命进程的要求，符合当时国内外形势，正确地表达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得到拥护，由正确的布尔什维克人领导，十月革命依旧会像4月、6月的危机一样，像7月流血一样失败，更不会把革命推向全国各地至少是核心地区，夺得全面的胜利。

　　本单元最后再补充四点。

　　第一点就是苏维埃政权解散立宪会议的问题。在十月革命后，孟什维克等反动势力一直寻求把国家重新引回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而立宪会议恰恰是他们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而当时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是比历史上一切政治机关更高级、更民主的国家形式了，是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的实现，是保证能最少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在苏维埃政权成为俄国实际上唯一的政权后，立宪会议实际上已经是多余的甚至是反动的存在了。

　　而立宪会议当时的组成部分仍然以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在十月革命前疯狂出卖人民利益的孟什维克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他们的选票大多来自没有充分参加过革命斗争，眼界有限，觉悟较低的农民，而布尔什维克的选票则来自已经充分参加过革命斗争并且已经当上国家主人的无产阶级及其支持者。

　　列宁保留立宪会议正是要让剩余未觉悟的群众亲眼看一看即使是立宪会议召开后那帮自我标榜代表人民利益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们的真正面目，让孟什维克等人自己暴露自己的反动本质。

　　布尔什维克人及苏维埃共和国要真正把革命进行到底，真正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立宪会议必须解散。只有庸俗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及资产阶级辩护士才抱有全民民主制的幻想，才会用根本不存在的国家蓝图去愚弄、分化无产阶级及非无产阶级革命群众。

　　第二点是镇压反革命的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根本上就是对反革命势力的镇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用强制的暴力去把一切反动势力彻底消灭，在夺取政权以后更要确保政权的稳固，利用政权更进一步地消灭反革命的反抗势力。而镇压是一种革命实践，难免存在错误，甚至肃反委员会本身也混入了异己分子，并进行一系列破坏。列宁要求布尔什维克人尤其是肃反委员必须从错误中学习，汲取教训，以减少错误的方法更好地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妄图恢复旧制度，害怕穷人真正上台统治自己的资产阶级及其走狗才会抓住错误不放，反对镇压反革命，才会用虚无缥缈的人性概念偷换现实的阶级斗争。在他们谈谈可怜的无力的人性问题之前，他们自己却从来没有思考过资产阶级的暴行造成的死亡有多少，从原始积累到三角贸易，从镇压工人农民镇压殖民地附属国人民反抗到两次世界大战，对工人采取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一直到现在建立了一个极不平等的更为残酷的由美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这中间到底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资本主义一直都在制造死亡，哪怕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失误造成的死亡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行动也难辞其咎，这些小资产阶级圣母是否明白?没有，他们完全无视了这一切，他们只抓住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误，又无视了革命者对此的反省与改革，他们只有装满泪水的水桶，为向资产阶级献媚而倾盆倒出。

　　第三点是与德国签订条约的问题。

　　我在上文已经提出，战争已经让俄国人民深受其害，人民渴望的是公正的持久的和平，而当时革命成果刚刚取得，苏维埃共和国还处在十分脆弱的阶段，帝国主义随时准备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俄国革命群众急需求得一段和平的世界来取得喘息的机会，从而随时准备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俄国人民自觉的捍卫革命的卫国战争。这种情况下，即使战争的威胁再拖半天也是对革命有害的，必须把危机先拖延下去，哪怕只有两三个月。

　　事实证明布尔什维克人所选择的战略性退却是完全正确的，停战不仅是俄国人民取得了喘息的机会，而且让他们更有力量地打击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革命势力，而最后，当初失去的土地也被红军重新夺了回来。

　　有些人以条约的签订时间接近战争结束时间为由痛斥条约签订是毫无意义的，可惜历史给了这些人一巴掌，一战结束后德国的威胁是没了，更凶狠的协约国的威胁却是实实在在到来了。而条约的签订不是为了立马确保持久的和平，而是确保这种和平的第一步，它为俄国人民取得了时间去喘息，去调整，为取得捍卫革命的胜利制造了必要的条件。

　　有些人痛斥条约是丧权辱国，说什么列宁是德国的间谍，那么很明显，这些人的头脑中依旧充斥着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是社会沙文主义，他们和之前的人一样，同样是玩弄虚无主义，脱离时代说空话，本质上是在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庸俗的小资产阶级观点而已。

　　最后一点就是战时共产主义问题。

　　事实上当时国内战争以及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军的战争的情况是十分紧急的，刚刚经历过战争和两次革命的俄国还没有完全恢复经济秩序就要马上投入新的战争之中，各种军需物资是十分匮乏的。因此实现战时共产主义让大量的物资掌握在国家手中从而服务于人民的抗击反革命捍卫革命政权的战争是正确的举措，决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政策。

　　同时，列宁早在1918年提出过实现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迈向社会主义第一步的想法，只是战争的到来阻挠了这一想法的实现，被迫采取集中的强制的经济手段。而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人事后也对该政策作了深刻的检讨，并创新性提出新经济政策以恢复国内经济。由此可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本身也是布尔什维克人针对形势所作出的正确决定，尽管后期因为对形势产生一定的误解而使该政策产生较消极的作用，但决不能因此否定该政策的历史作用，更不能否定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人对俄国革命的巨大贡献。

　　04　十月革命为俄国带来了什么？

　　十月革命彻底推翻了俄国一切反动势力的统治，把骑在俄国人民头上的资产阶级及其走狗从权力的宝座中拉下来，把他们赶出宫廷，清出大楼，推出庄园，拉出银行，扫出工厂，接受历史和人民无情的审判。俄国劳动人民真正地彻底地成为新国家的主人，他们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周围，依靠苏维埃政权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真正行使国家主人的权力。十月革命作为无产阶级第一次取得完整意义上的胜利，是俄国劳动群众共同创造的奇迹，十月革命同时又让俄国劳动群众明白自己的力量和历史的任务及地位，激发俄国劳动群众的革命热情、建设国家的积极性甚至是积极支持国际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国际主义精神。

　　资产阶级和地主被彻底推翻后，苏维埃共和国把资本家的工厂进行没收，交由工人监督和管理;彻底消灭封建土地私有制，废除地主富农的无限权力，把土地交给农村的劳动群众共同管理和使用;苏维埃共和国彻底与帝国主义决裂，结束掠夺性战争，代之以捍卫革命，捍卫真正属于俄国劳动人民的苏维埃祖国，让劳动群众在这场正义的战争中锻炼组织能力，指挥能力，作战能力以及对抗反动势力的能力，建立属于自己的功勋，向全世界反动派展示属于俄国劳动群众的力量。

　　苏维埃共和国把二月革命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未能真正解决的民族问题进行了从根本上落实的解决。苏维埃政权宣布被压迫的民族劳动群众实行自决，从根本上使各民族人民摆脱了沙皇时期的民族压迫。同时中央苏维埃政权与各民族地区早在十月革命前就效仿中部地区建立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紧密合作，携手对抗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使各民族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进行彻底的决裂。十月革命巩固了边疆地区的工人和农民同俄国的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并鼓舞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心。苏维埃政权让各民族劳动人民平等地自由地联合在一起进行革命斗争，共同参与国家事务，实现在属于俄国全民族劳动人民的苏维埃政权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允许如此广泛的地方分权制，这是当时一切国家所没有的民族制度。

　　作为少数民族——格鲁吉亚族的布尔什维克人，斯大林对十月革命和民族运动间的关系作出了赞扬：“十月革命结束了旧的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被压迫民族工人和农民的新的社会主义运动新纪元，这个运动的目的在于反对一切压迫(也包括民族压迫)，反对‘自己的’和异族的资产阶级政权，反对整个帝国主义。”(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十月革命第一次把“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完满地结合在一起，它第一次把中间阶层问题首先是农民问题提到了首要地位并胜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主动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革命主动权所必然获得的胜利，沙皇制度及俄国的封建残余一直压迫着俄国中间阶层尤其是农民，更压迫着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而这些劳动群众大多是农民，部分是城市小劳动者。俄国资产阶级不仅无法彻底解决这个历史垃圾，反而成了反动的帮凶。只有无产阶级提出了彻底的革命道路，扫清了俄国一切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势力，成功引导迫切需要解放的农民及被压迫民族找到革命的道路，并成为俄国无产阶级的坚实的同盟军。

　　无产阶级革命让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得了土地，并战胜了地主，参加了政权，并让他们知道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他们的解放还是在无产阶级旗帜下，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红旗下进行，也只能这样，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

　　在现代化方面，苏维埃政权号召全国劳动者进行星期六义务劳动，使劳动人民积极参与国家建设中，锻炼了劳动人民的纪律和自觉，客观上加速了俄国国力恢复和现代化进程。苏维埃政权以国家的名义占有重要的工业部门，有组织有计划地调动全国的力量进行电气化建设。十年内，苏俄(联)全国基本完成电气化建设，大大提高了苏俄(联)人民生产生活水平，向工业化现代化国家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各交通网络趋向完善，煤铁油资源被开发，工厂林立，拖拉机被应用于耕作，。在这个政权进一步的带领下，苏俄(联)在短短二十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需要一百多年完成的任务——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强大的工业国家，而且是在西方经历普遍的经济危机时完成的，并为之后的二次大战奠定了坚实的物资基础和人力基础。有人说那是依靠从西方引进的技术和设备才完成的，那么他们又如何解释其他同样依靠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甚至是资金的落后国家为什么没能彻底完成工业化发展呢?为什么当时危机爆发连西方国家这么发达都差点崩溃，而俄国这个原本就十分落后的农业国却如火如荼地进行工业化发展呢?事实证明，只有在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和领导下的俄国劳动人民才能实现这一伟大奇迹。

　　在文化教育建设方面，“红十月为大规模文化革命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苏维埃政权要在几年或几十年内“弥补千百年来文化的缺失”(列宁)，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人高度重视开展“文化革命”的工作，要求苏维埃政权做好全面提高全民普通教育水平和文化，培养能为国家革命和现代化服务的人才。这场“文化革命”不仅提高全民识字率，还改造了人民的三观，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使无产阶级的道德、精神、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成为俄国主导的意识形态。

　　苏俄(联)在扫盲和普及教育方面简直创造了世界奇迹，仅在1933——1937年就开办两万多所学校，是沙皇时期200年的总和。受教育人数从最初1917年的73.8万人猛升至1940年的140.5万人。大学生人数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后超过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和日本的总和，跃居世界第一位。

　　科研技术方面已有十个加盟共和国在50年代初建立科学院，在原子能应用，航天，生物，精密机械，计算技术，高分子化合，半导体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具体的成就即使我不在这里详细说明，都很容易了解到。

　　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得到传播和普及，并且自身也在俄国的实践探索中得到发展。一大批代表无产阶级的优秀文学作品出现了。

　　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苏俄政权在革命最初颁布的一系列纲领、法令就是为改善广大劳动群众生活，解决所有权、劳动权利、民族平等、社会保障等问题而提出的，此后，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证俄国劳动群众的劳动、健康、生存等权利。

　　失业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苏俄(联)第一次将失业问题彻底消灭，而且还是在世界普遍存在失业的情况下，所有人都有机会参与工作，参与国家建设，得到劳动所得。7小时工作日逐步开始，80%企业实现了这种工作制，而较危险且有损健康的工作，则降为6小时工作日。

　　国家在卫生、保险等民生方面进行了很大的开支，实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免费医疗、社会保险、退休金制度等。(以上数据来自吴恩远《十月革命与俄国现代化进程》)

　　如此看来，十月革命为俄国带来的积极意义是极大的，它使一个又一个奇迹从俄国土地上出现，并迅速改变俄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可以说是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

　　“不!苏俄造成了饥荒!”有人这样吼道。然而，先不说俄国的农业区位如何，这种论调如当初斯大林所讽刺的一模一样：“搞得好像日本地震都是我们布尔什维克人的错。”确实，苏俄当时的饥荒的确存在政策失误和操之过急的问题，然而这场饥荒背后除去自然灾害的原因，更有农民落后的小生产及小生产的习惯与先进的服务于工业化的农业集体化的对抗，以及富农背后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对苏维埃的不服从。一句话，饥荒问题离不开反动势力的作祟。

　　05　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

　　无产阶级革命叛徒考茨基曾经说过，十月革命所诞生的苏维埃政权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早产儿”，它不会存在多久的。这就是著名的“早产论”。笔者认为，考茨基的这一论调犯了三个错误：第一，他把历史看作一个按部就班发展的机械过程;第二，他混淆了社会主义率先建成和率先在一国之内取得胜利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第三，他混淆了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巩固政权继续革命这两个不同的阶段。

　　考茨基这种论调看似合理，实际上不仅是教条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首先，马克思本人当年起草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已经要求德国的无产阶级行动起来推翻封建的普鲁士政府，并取得革命主动权了。在后来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马恩二人不仅积极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而且在多篇论述革命史实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甚至积极关注巴黎公社的进展以完善无产阶级的国家学说。这说明即使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阶段，马恩二人依然是赞成无产阶级在这段时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哪怕在低潮时期，恩格斯也提出要利用议会斗争抓住和平夺权的机会，锻炼工人的革命能力。不然，共产主义理论不会在那个时候成为科学的理论，马恩二人更不会积极进行组织工人斗争运动。

　　可见，对于国家发达与否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马恩二人强调的只是社会主义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建成(!!!)，但在作为一切矛盾最集中、阶级矛盾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同时又处在较落后的发展水平的国家里，马恩二人乃至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强调的却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这种国家中最容易爆发，且最容易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几个国家爆发是很小几率的，而且十月革命时正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几个国家同时爆发更是不可能的，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完全可以以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作为国际斗争的物质基础，支援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而十月革命的爆发，使社会主义学说从科学理论变成了现实，这就说明了历史的进程本身就是辩证发展的，它有着普遍的发展过程，又有着特殊的个别的发展过程，它既能在一段时间一定地点内加速前进，又能在一段时间一定地点内向后倒退，它的过程是矛盾的，它本身也是矛盾的集合体。十月革命的爆发及胜利表明，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不是非要等到资本主义社会灭亡时才发生，它的因素本身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孕育出来的，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只要资本主义存在自己本身的固有矛盾即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阶级斗争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斗争就会存在，且随时因为矛盾的激化而从斗争走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更何况当时世界已经处于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即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本身已经失去了一切的革命作用，这个时段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环——俄国爆发，岂不是更具备条件，更符合历史的发展逻辑?

　　当时列宁已经提出，即使布尔什维克只能保持短短几天(!!!)的政权，但是这场革命已经如惊雷般惊醒世界的革命工人，鼓动他们继续起身发起进一步的斗争，起身革命，为全世界革命工人留下了革命斗争的经验，以及钢铁一般的纪律。可见，无产阶级革命在当时是必然会爆发的，决不是什么早产，即使无法长时间维持，也决不能说明革命是违背历史规律的“早产儿”。问题只在于在落后国家如何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在被重重包围下如何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而已。苏联的实践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并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而且拥有70多年的历史，还能与帝国主义对抗，有这种强大力量的无产阶级国家决不是“早产”所能做到的。可惜考茨基当年才说过“现在不能害怕革命为时过早，谁因害怕失败而拒绝革命，谁就是叛徒”。没想到当他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汹涌大潮正在威胁他自己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时，他又成了自己口中的叛徒，实在是可悲至极又可恨!

　　这就是十月革命在理论层面上的历史意义。

　　十月革命以俄国的革命实践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性尤其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正确性，在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时代下充分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增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球的影响力，为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为社会主义国家阐释了如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及继续革命、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至少是在重要经济生产部门内实现公有制、有计划地调动全国力量发展国家经济等原则。

　　十月革命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提出了一个新任务，即在帝国主义主导全球的国际环境下接过民族解放的大旗，接过民主革命的大旗，取代资产阶级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最主动最革命最彻底最强大的力量，成为民族解放运动及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领导阶级。十月革命为全世界落后国家尤其是殖民地附属国的人民提供了一条有别于资本主义道路的光明的解放之路，鼓舞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的信心，引起了诸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的学习与实践，掀起全球反帝国主义的独立解放浪潮。

　　十月革命作为一个惊雷，惊起世界革命的激流，把无产阶级在全球史中的地位第一次明确地提升至全球革命的领导地位，它证明了这个阶级无限的活力、彻底的革命性、钢铁般的纪律和团结以及高度的革命热情。它所引起一浪又一浪革命的潮流震惊了整个星球的帝国主义统治者们，迫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向人民让步，可以说，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暂时的和平和并不彻底的自由与权利，正是当年十月革命所引起的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及殖民地附属国解放斗争而争取的，而且十月革命的继承者们从未以此为止，而是要不断要求人民觉悟起来，为争取属于无产阶级的新社会的到来的进行新的更激烈的革命。

　　十月革命不仅属于俄国走向光明的革命，更加是属于全世界人民走向光明的革命!

　　我们不能因为今天运动陷入了低潮而失落，要知道当年无产阶级运动曾经所陷入过的低潮并不只有今天，在1848年、在19世纪下半叶、在中国反动势力疯狂迫害共产党人时，那时候，无产阶级所面临的困境比今天更加可怕一百倍!但是共产党人依旧没有选择放弃，而是坚守心中那份革命的信念和意志、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审时度势，才能让工人运动一次比一次强大起来、一次比一次坚定起来、一次比一次成熟起来。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提到：“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

　　1848年的反革命，促使了欧洲无产阶级走向联合建立了第一国际;普法战争的厮杀，让巴黎公社的呐喊震惊全世界;第二国际的背叛，1907年和1917年7月俄国反动力量的残忍镇压，但最后布尔什维克人让阿芙乐尔的炮声响彻彼得格勒，响彻全世界每一个劳动者的心;1927年的反革命血腥屠杀，短短20多年后，共产党人却赢得了1949年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那么，1991年红旗倒地后，作为今日的共产党人的我们，是否应该要做些什么?

　　我们生在最糟糕的时代，因为资产阶级采取更加有效的麻痹方法愚弄、分化无产阶级，弱化马克思主义革命性，无产阶级运动陷入新的低潮;我们生在最幸福的时代，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成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有了巴黎公社、苏联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经验，有了如信息科技带来的互联网时代使我们无产阶级彼此的联系更加迅速，而云计算、大数据及物流网则让我们看到计划经济的未来，这是当今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条件。

　　同志们，我们正年轻，我相信，我们的革命前途依然是十分光明的，我们的道路依然是正确的，我们的任务依旧是明确的!我们要积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吸收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斗争经验和教训，充分分析当前的形式，积极与劳动者群众密切起来，我们要团结起来，为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这一可歌可泣的事业奋斗终生!我们要接过十月的旗帜，接过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旗帜，继续完成属于我们年轻革命者的新的使命，让共产主义在我们这一代成为可见的未来!

　　为十月革命欢呼!为我们年轻的革命者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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