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讲座
2008年，改革开放已经走完了三十年。为了正确总结三十年的历程，我们将举办系列讲座，将这三十年来人民创造历史的成就充分展现出来，将这三十年来人民经历的曲折深刻揭示出来。我们本着为国为民负责的态度努力以“反思与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为主题举办系列讲座，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成绩讲够，问题讲透”。
主题：3月8日江涌讲座简讯：牢牢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
主讲人：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时间：2008年3月8日星期六下午2：30——4：30
地点：书社（北大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
在举办反思改革开放系列讲座以来，各位学者专家都从各个方面、各种角度阐述了他们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看法，三月八日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则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系统地表述了他的观点，做了一场题为《牢牢把握对外开放主动权》的精彩讲座。
江涌指出，我们首先必须对安全以及国家经济安全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我们是否要反思改革、是否要把握对外开放主动权。安全既是一种客观状况，也是一种主观感受，它集中体现为认知能力和防范能力。由于世界上各个国家的规模大小、实力强弱不同，世界观、发展战略以及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致使各个国家所具有的认知和防范能力不同，所以同一“危险源”的安全性在不同的主体上会有不同的反映，因此也就没有统一的安全标准。而国家经济安全则是指主权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外来的和内部的威胁而保持稳定、均衡和持续的发展的一种状态与感受。
他强调，我们绝不能仅仅以GDP的增长、外贸外资外汇的业绩等表象来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程度，而应该从国家经济主权保持独立性、政府宏观调控与治理能力大小、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高低、自然环境是否得到合理保护以及国家内部社会矛盾程度等多方面进行判断。回顾中国这些年来的发展，GDP是一直在迅速增长，可是这并没有给国民财富或福利带来同等速度的增长，中国民族企业的竞争力在诸多行业严重受损，建国以后建立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支离破碎，跨国公司并没有带来如相关学者官员所鼓吹的管理、财富、技术“显著”溢出效应，如果再把环境污染、劳动者的生命健康算进去，巨大的GDP年增量部分可能是个负数。因此，我们不能再迷信GDP增长，必须要有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的同时，应当对改革开放的一些负面效应进行反思。
那么，中国这三十年来的对外开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带来的后果又是什么？
江涌首先肯定，改革开放的成绩是主要的，十七大报告充分肯定了这一点。“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正是有了改革开放，“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但是，与此同时，自上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的对外开放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主要问题有三点：1、过度开放。农业、矿业、制造业、流通业，甚至最敏感的金融业，我们都开放了，“我们该亮的都亮了，不该亮的也亮了，底线在哪？”2、不对等开放。美国对中国是“前庭后院式”的开放，而中国对美国则是“登堂入室式”的开放。例如，美国的各种金融监管措施却多达1000多条，外国尤其是中国金融机构在美国金融市场拓展举步维艰。3、不均衡开放。对外开放超过对内开放，给外资“超国民待遇”甚至法外特权。
接着，江涌凭借其丰富的实践经历，以大量事实为例说明这一系列的问题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国家的开放已经由“主动开放”变成“被动开放”，即从增加自身利益最大化来主动选取开放政策，逐渐转变到在外来压力或利益集团的诱导下被动选取开放政策，一些新开放政策带来的实践效果，正越来越背离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竞争力的初衷，开放的成本越来越集中到弱势群体，而开放收益越来越远离人民大众。因此，要密切防范对外开放有可能有成为部分权贵、部门、利益集团谋取私利之手段的危险。
对外开放主动权为何旁落？
江涌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对于利益集团尤其是境外利益集团在中国境内的活动缺少相关制约和监管，导致利益集团已经与一些政府部门、团体、个人的利益紧密交融，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影响政府的重大决策。境外利益集团的方式主要有：
第一，强力公关。境外利益集团凭借其雄厚经济实力，巧妙利用各方人脉，进行公关。越来越多的外企总管熟谙中国政治运行之道，想方设法接近与拜会我政府与国家领导人，一方面试图进行政策游说；另一方面可作炫耀资本，为商业活动铺路。
第二、利益输送。境外利益集团或收买、利用一些高干子女亲属，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或将相关课题并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途径，对我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
或以安排出国观光、子女国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与洗钱等条件，或以参加国际学术研讨、邀请做访问学者、收录论文进SCI（科学引文索引）、授予名誉学位职称等为诱饵，吸引我官员、学者为其效力。
第三、与国内利益集团结成共同体。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在中国滋生了一大批从事买办活动的掮客，这些掮客一般有着复杂乃至显赫的背景。他们法力极大，影响力无边。与境外利益集团形成日趋紧密的“共生”态势，游走在外资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翻云覆雨，获取巨额收益。
第四、与地方政府形成共生。为彰显政绩，地方政府争相招揽外资，超前开放，导致日趋严重的“外资崇拜”。纷纷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不仅轻徭薄赋，而且在土地、环保、劳动纠纷等各方面大开绿灯，更甚者大肆展开“冲向底部” 的恶性竞争，给外资的优惠条件已超出经济领域，甚至把以往帝国主义在华租界的政治法律特权都搬了出来，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吸引外资。
第五、跨国垄断资本结成联盟。2006年3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向全社会征求《劳动合同法（草案）》的修改意见，中国欧盟商会、北京和上海的美国商会等驻华代表机构迅速行动，对立法机构进行游说。一些外企甚至以“撤资”相威胁。在《邮政法》重新修订之际，已在中国国际快递市场居于垄断地位（份额达80％）的四大国际快递公司直接派代表游说我相关部门高官，并通过亚太国际速递商协会（CAPEC）发表声明向中国邮政改革施压。
第六、借助与培育政治力量。以政治促进商业利益，是国际社会“通行规则”，境外利益集团精于此道。近年来，随着国内党政干部出国（境）学习培训的热潮兴起，境外利益集团纷纷展开活动，竞相出资出力，使相关党政干部进入本国学习培训。
在这种种手段实施之后，我国对外开放的主动权逐渐丧失，由此造成了一系列危害：影响我重大决策、影响立法、损伤政府威信、损害我法律威严、维护我社会和谐稳定、威胁我国的信息与金融安全等等。仅以影响我重大决策为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权分置改革、引进境外战略投资等，都有相关经济学者摇唇鼓舌的影响，这种市场化、国际化倾向，最终使得国有企业一步一步沦为外企的并购对象。
因此，江涌指出，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对外开放，决不能过度开放，通过约束境外利益集团的活动、制约学者与掮客行为、遏制部门与地方利益膨胀等措施，恢复“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必须牢牢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唯有此，我们才能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才能不断增进国家与民众利益，才能取得对外开放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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