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田辰山
夏威夷大学政治学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文教专家
我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深，谈起来可能会有一些感觉混乱的地方，这是因为它牵扯到东西方两种思维方式的问题，。我希望能耐心地听，希望大家有问题，当时就提出来，我们当时就解决。
确切地讲，今天要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从哲学上讲的。就是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运用之后，再到中国来适应中国的特殊国情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首先是一个思想上、思维方式上的转变问题。这个问题就比较深了。
一、当初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的两大原因
我开始对这个问题深入思考时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在西方学习，发现中西方的思维方式有着很大差异。这种差异是结构性的差异。具体讲这种结构性的差异就是体现在对宇宙、对宇宙的产生、对宇宙中万物的看法问题。从哲学术语上讲就是宇宙论、宇宙发生论、原子论这些东西。第二点就是对世界的看法。第三是思维方式的差异。西方思维方式正如西方人承认的那样，是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方式，是本质主义的，是一种普遍主义，是一种超绝主义，是一种目的论，是一种前因导致后果的理论，是一种规律论、先验论等等。
你可以用很多的哲学术语来描述。我用的一句话就是：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二元对立的单向单线思维。它是形而上学的。我们中国讲的形而上学和西方讲的不一样。比如因果论，我们讲的因果论是包含了因和果两个因素。西方讲的因果论是讲要找出从A到B的单向决定关系。我们的因果论是指因可以决定果，果也可以决定因，是双向的。西方的是单向的。
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呢？西方一些学者从三十年代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一些人就把它叫做互系性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也有把它叫关联性思维的。它和西方很大的差异就在于它指出了任何万物之间的联系性。西方和我们很大的差异就是他们认为万物之间是没有联系的。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个体是直接和上面一个超然实体事物联系的。包括李约瑟等的不少西方学者都将它叫做互系性思维。我觉得这种叫法从西方学者角度可以说能够比较准确的说明中国的思维方式。
但是到底什么是中国式的互系（或关联）性思维还没有一个成体系的说法。西方学者是这么研究的。我的研究就是想确定一下中国的这种关联性思维到底应该如何阐述。我写了一本书，是我的课题，就是讲中国如何从哲学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书的题目是《中国的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我的第一章是讨论中国的这种关联性思维方式到底应该怎么去阐述。中国和西方在上面讲的（对宇宙、世界看法和思维方式）三个问题上都是有很大的差别。这三大问题上的差异实际上就是结构性的差异。就是你对宇宙怎么看，你对宇宙怎么发生怎么看，你对万物怎么看，你的思维方式是怎么样的，这些都是结构性的差异。这些东西方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找到这种差别我觉得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也就是说你在研究东西方的问题，在研究中国的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在中国处在全球化的时代，你如何看待西方如何看待中国，这些结构的差别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回过头来我们看看，我们和西方的接触，我们对于西方和自己的认识都还没有达到从结构性的差异中来认识。100多年来我们在和西方的接触中，很多的学者到西方去寻求真理，然后回国来用中国的语言进行阐述和比较，实际上对这这种结构差别问题的认识很有限。
我们是用西方来描述中国，用中国来说西方。就是说在认识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用了很多西方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比如什么本体论、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等等这些东西。另一个层面就是我们有了这套词汇以后，用我们中国人理解的意思来理解西方本来所阐释的意义。我们今天对西方的认识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水平，没有达到从结构上认识的深度。这个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整个中国的人文科学如何发展。甚至这个人文科学的字眼就是西方的概念。你要在这个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如何把这些结构性的差异考虑进去。你可以暂时不说它，但是在你阐述问题时你必须把它作为一个必要的因素考虑进去。而且在我们今天的环境下，这样考虑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我们今天处于全球化的环境之下。
比如我们要考虑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问题，这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因为太近了，全球化使得这样的关系问题变得很现实，我们不得不解决这些问题，不解决就要出问题。特别是西方的这种已经形成世界主流的民主主义，我们如果不能从结构性的差异角度去理解，我们就会有很大误解。另外对于我们中国今天的现实意义也很强，就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如何看待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儒家思想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叫得很响的自由主义，到底和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有没有差异。还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儒家传统思想是什么关系都必须重新认识。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外来讲，结构性差别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再有一个我当初做这个课题的原因，就是西方人是如何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问题在西方有很多争论，在我看来这些争论都是一种误解。我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年，跑到西方，发现西方人很多的对中国的认识是没有道理的，很奇怪的。只是偶尔发现某个人的认识有时有点道理。你在中国生活这么长时间，就已经有了中国的思维方式。所以我就发现这当中有很大的误解。认为中国人讲的辩证法就是英文中的那个词，当我们不了解中国结构性差异的时候就是这么认为的；西方人也这么认为，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中国的思维方式。
但是无论西方人怎么看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认为马克思是决定主义者，毛泽东是意志主义者。所谓决定主义就是物质决定精神，就是单线的联系，这就是西方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而毛泽东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和他的行为则是意志主义的，就是无论客观条件怎样，只要人有这种意志就可以达到这种目的。认为毛泽东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可以说有这样的共识，但是可以分为四块。
西方有个比较有名的学者叫做施拉姆（Stuart Schram），还有一个叫维克曼（Frederic Wakeman），还有一个叫迈兹纳（Maurice Meisner），还有一个叫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这些人就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就是刚才讲的。他们中间还有一个学者叫尼可·奈特（Nick Knight），他出了一本书，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决定主义的，是和西方一样的决定主义的。
在这些学者中间，还有一些学者，包括李约瑟、施拉姆，还有一些中国的到西方的学者，他们都认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传统思想有很大的关系。西方的这种二元对立在今天产生了一些困难，不能解决一些问题，而中国的传统思想却能解决一些问题，把西方的一些问题给解决了。大家说法很多。还有人认为马克思毛泽东既不是决定主义，也不是意志主义，这个学者是70年代哈佛大学的，叫沃尔德（Andrew G. Walder）。但是他没有把原因说清楚。
还有一个学者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叫德里克（Arif Dirlik），他也是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他在前些年发表的文章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到中国来了以后，怎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再创造，他认为有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而且他非常强调这个过程。他强调了不同人文环境不同的地理环境等，但是他没有说清楚怎么再创造。我就发现这些西方人在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有些人说得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有的人是说了一点，但是没有说清楚。
二、什么是中国思维结构？
由于我在西方发现了这两个问题。我就决定来做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第一部分就要求我必须讲清楚中国人是怎么思维的，他们和西方的结构性差异在哪儿。因为西方的那些东西已经在那儿了，讲西方的宇宙观和思维方式，已经讲清楚了，但是我们中国的那些对应的思维方式在哪儿呢？所以必须开始就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的书的第一章讨论的就是从易经当中找到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通变”，通就是世界万物之间的联系、延续。
对于中国思维方式来说，不管是什么，只要是在世界上存在的事物，你就认为与它包含一定联系，不管这种联系是近的还是远的，不管形式是什么。我上次可能举过这个例子。就是我们中国人在潜意识中把十就是当成十。我也在北外曾教过一个班外国留学生，我对他们指出，西方人的思维在潜意识中把十是看成是十个单个的一的。我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熏陶我们的。
我讲七点关于中国的思维方式、中国的宇宙观和对万物的认识，这七点正好和西方的观点是结构性的对应的。比如第一：中国人怎么看待宇宙？中国的宇宙万物是相互联系的。另外第二，万物是如何联系的，联系的形式是什么？这种相互联系是无法具体的，它包含一切的联系方式和形态，包括松散的，包括紧密的，包括具体的，包括抽象的。第三是：人是自然的延续，人是和自然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在西方的宇宙观里人和自然是对立的。第四点，中国人心中的神是人，不是什么超然的东西，而西方的神不是人，是超然的东西，人没有办法证明，你只能作为信仰就行了。如果我们去查老子的《道德经》，或者《易经》，或者是《解文说字》中神的意义，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神明，这个神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妙不可言的意思。大家不能理解，这个东西是神。实际上就是这个东西，它有一个礻字根，就是出示给你看的意思，申就是一种伸展性、延展性的意思。就是说有一种自然的东西用伸展性的延续性的形态来展示给你看，你明白的话，你就是智者。神是对不明白的人来讲的。
第五点，它的对应就是西方把变化看成是规律，就是一个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质变成另一种东西，好像后面的东西就是对前面东西的一种否定，好像这两者之间就没有联系了。西方是这样思维的，也是和认为万物之间没有根本联系的观点来的。但是对我们中国人讲，从易经中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人悟出来，实际上变化就是一种延续，没有延续就谈不上变化。而且这种延续是贯穿在变化中。
另外很重要的第六点就是中国的相反相成的观念。每当我们提到相反向成的两个偶对体的时候，比如像阴和阳、男和女、白天和黑夜，我们把这两个偶对体看得最重的是它们之间的联系，认为它们是不能分割的，这个就像是阴阳太极图，它们不能分割的。而在西方人的潜意识里，任何偶对体的双方都是完全对立的，它们之间只有互相排斥。
第七点就是中国最常说的“道”的观念，这个道其实就是通和变。中国很多学者，包括古代，都对这个道进行过阐释，但是有些阐释，尤其是近代西方思想传入中国后，是企图用西方的思想来阐释中国的东西，反而造成了很多的误解。现在有的学者说这个道就是西方的本体。如果我们了解中国和西方的这种思维上结构性的差异的话，我们就不会认为这种道是西方的本体。因为西方所说的那个本体就是超然而上的东西，就是来创造一切，决定一切的东西，它是一个实体。它和万物是割裂的，它在单线的指挥着万物。你要追究它，那个就是本体。就像是傀儡戏，万物背后就是这个本体在掌控。这个不是我们中国的，我们中国没有超然绝对的东西。
三、什么是西方思维结构？
中国的这个道就是贯穿于万物之中的相互联系的东西。可以说这个道只是一个道，那就是阴和阳的互动驱动的万物内部和万物之间的变化走向。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说有数不完的道。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要遵循任何事情本身的道。我们中国的这种道的观念完全是通过归纳而看到的，然后进行提高，实现哲学化，变成抽象的东西。这不是像西方的那个本体，它的本体是设定出来的。什么叫设定出来的？就像西方今天的科学。西方和中国古代都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西方人采取的方式是设定，因为这个东西是说不清楚的，没有人能回答，西方人就设定是一个超然的东西创造的。
当然这个设定在不同的西方思想家那里是不同的设定概念。在柏拉图那里就是“形式”（Form），在基督教那里就是上帝，在黑格尔来讲就是一个意识。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对本体有不同的设定。在西方一旦这样设定，就成了一个信仰。中国人采取的方法不同，就是既然这个问题我们说不清楚，咱们就客观一点，实在一点，就说它是一种道。这是一种对客观的描述。道不是一种确定的实体。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西方采取的回答范畴是“什么”，中国人回答的范畴是“怎么”、“如何”。我们可以仔细琢磨一下中国和西方的哲学思维方式的结构性差异。这样我就把这七点作为中国的这种互系性思维的基本的表述。当然这些表述在很多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那里也有其他表述，有的人把它叫做辩证法，有的人把它叫做阴阳学说。我则是从同西方相对照的角度来说的。
西方人是二元对立，单向思维。我们中国这里没有二元，不是对立，而是互相联系的。我们思维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这就和颇有争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观点一样，有的人说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有的人说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我们在引进马克思对这个问题阐述的时候很早就把这个内容加进去了。西方人认为就是单向的。我们看重事物内在的联系。在太极图中，我们看到一个圆，里面有黑白两条鱼。这个圆代表双鱼之间的联系。只要两个事物处于一种联系之中，都可以用中国的这种思维方式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所以阴和阳是内在的关系。事物和事物之间因为有联系，所以也是内部关系，而不是外在关系。
西方人讲外在关系，就是我和你没有关系，你踢了我一脚，所以咱们就产生关系了，咱们要打官司。所以在西方人那里，万物是不动的。谁让它动起来了呢？就是一个上帝推了一把。所以西方讲关系是讲外在关系。但是我补充一点就是马克思讲的是内在关系。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读起来就非常对路。虽然我们思维方式还是有差别的，但是马克思是讲内在关系。马克思对于辩证法的东西没有充分的时间来系统地梳理。辩证法的说法主要是恩格斯的，在恩格斯那里就有了一些问题。
西方认为推动事物发展的是外在关系，是类似上帝的什么超然东西。而中国则恰恰相反，认为是事物内在的关系决定了其发展。什么内在关系呢？就是说都可以说成是事物内部阴和阳两种矛盾互动促使其发展。比如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们仔细琢磨一下，男人为什么是男人，就是男性因素作主导，女人为什么是女人，就是女性因素作主导。还有就是我们很重视相反相成，相反相成实际上就是互相联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学者们一般不怎么说的，我现在加进去的，就是境域和中心的问题。什么是境域呢？就是你无论谈论什么事情等于是你把这个事情作为你注意的焦点，但是每一个焦点，每一个我们所注意的问题和题目都有一个环境和范畴。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考虑事情的时候，要把这件事情所涉及的周围的环境因素都要考虑进去。这就牵扯到很多人在中西方比较问题上的研究，他们对于中西方的理解，都是不把事情的境域考虑进去，不把这些事情与其有关的社会文化背景考虑进去。你只是把某个概念提出来，然后和中国的概念相互比较，这就要出问题。所以这个观点很重要，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全面的整体的看问题，而不是片面的局部的看问题。
我们要解决的是中国人的思维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中国人的思维和西方人的思维的结构性差别到底体现在哪儿？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就出现现在一些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拿出西方的人权出来，拿西方的民主出来，拿西方的理性出来，拿西方任何一个概念出来，把它们的域境都不考虑进去，就这样和中国的相比较，而且把中国的情况拿到西方这些概念当中去。这就出现很多问题。
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结构变化
现在我们主要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我们来看看，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哲学背景和土壤，它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单向单线的思维传统中产生的，如果我们去读德文的原文，或者去读英文的原文，当然从德文到英文已经产生了变化，和读中文的译本比较，当中是隔着结构性思维差异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在那种思维传统中产生的，它不可能脱离那种思维路向，它和中国的关联性思维不是一个东西，但是它怎么到中国来的呢？那就有一个从那样的思维框架下到这样一个思维框架下的转变。这个变化是怎么产生的呢？实际上很大程度的最开始的变化就是在语言的翻译当中。我们把西方的语言翻译成中文，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就产生了这种结构性的差异了。如果只读中文，不读英文，我们所得到的意义实际上是不同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可能举过了，就是我们经常说对不起，英文讲I am sorry，如果你分析这个语言结构，然后你再分析一下这个语言结构背后的思维方式，那是很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认为那是一样的呢？因为西方人在发生那样一种情景之下，就讲I am sorry，中国人在发生这样的情景之下我们就说对不起。但是对不起和I am sorry的意思完全不一样，但是在具体环境之下，两种文化传统各自就是这么去说的，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两个就是一回事。所以就产生了在撞击事件中说不清楚，又是道歉了，又是没有道歉。所以我就讲，你要是把I am sorry变成对不起了，那你这个思维上的结构性差异肯定就产生了。
马克思主义的翻译首先是从德文英文翻译成日文。我们知道日文当中使用了大量的中国的汉字，我们得到的很多现代的词汇，比如发展、经济等，都是从西方文字翻译成日文，然后从日文翻译成中文。我们知道我们曾经历过那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就是甲午战争后，我们失败了，清朝政府开始正式派留学生到日本去，这样就在当时形成了一个到日本留学的潮流。那时很多有名的思想家政治家都到日本去。所以那个时候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的思想，但是那些思想都是先翻译成日文，然后经过我们中国留学生再翻译成中文。这是一个过程，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产生的结构性差异。再有一个就是，尽管在语言上变成中文了，我们中国人还是不懂。大家可以试一试，你看看你是读中文的好理解，还是读原文好理解。所以现在我就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不读翻译的东西，因为这没有原文更清楚、明白。我一开始读康德的哲学著作译文，很简单的一个词，比如先验，你说你能得到什么东西？确实得不到。但是在西方的语言表达上，那个字眼实际上是个特定的字眼。那个字眼的意思就是说在人类出现之前的存在就叫先验。那个东西是无法证明的，你必须是作为信仰来相信的。这个东西的翻译在中文词中找不到，你怎么理解呢？这是翻译的问题。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翻译成中文后，你读起来还是不理解的话，这就是这时候中国产生的一个特定的运动。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运动，就是通俗化的运动、中国化运动。最典型的是艾思奇。毛泽东积极的推进这个运动。不要小看通俗化运动和中国化运动，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才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的东西。它是一个什么过程呢？它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字眼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言语来表达。比如我们看看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还有就是他在读一些哲学著作时写的批注，那里面就引用了很多古代的例子和思想来说明辩证法的问题。再有一个步骤就是在那时这个运动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到中国传统思想当中去寻找具有辩证法思想的哲学思想。那我们能举出的可就太多了，老子、庄子……很多很多，包括孔子。所以用我们中国的思想来说明西方的东西，而且都是用汉字，你说这是中国的东西，还是西方的东西。这个东西包括最早的对辩证法的解释，包括蔡元培、胡汉民，包括我们在1905年那个阶段，由于大量的外国词汇传到中国来，一些学者积极编纂外国词典。如果你读哪些东西，你就知道从那时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蔡元培解释的黑格尔的辩证论，你一看就完全是中国的东西了。
刚才讲的都是比较概括的。我们现在来仔细看看概念上是如何中国化的。比如梁启超，他对西方哲学的解读的中文当中的“有、无、成、万法、则、象”这些说法，英文当中是什么说法呢？对应起来就是being、not being、becoming、the world of plurality and change、law or rule、form。所以这个变化很大的。而且西方的这些词汇完全是扣到我刚才最初说的那种结构当中去的，就是把二元对立的、单向单线的思维扣到中国的上面中去的。或者说把中国扣到西方的上去的。还有蔡元培解释的矛盾，这个矛盾是contradiction，这个英文词就是冲突，它是一种动作和行为。那么我们中国的矛盾是什么呢？就像淮南子里的比喻，我们的矛盾是两件物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变化就很大了。蔡元培就是这样把黑格尔的contradiction翻译成矛盾。可能翻译的人是没有更多意识的，但是无形当中就发生了结构上的变化了。还有我们知道黑格尔的三段论：正题、反题、摄论。英文中这三个东西其实是完全对立，完全隔离的，我们中文完全是因为翻译而编造的词。说实在的，这个对一般人恐怕就更难懂了。
我再讲讲瞿秋白，这个人很了不起。他在1926年上海大学，上海大学那时只是一个补习学校，他印了很多的讲义。他是第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解说马克思主义的。看看他的讲义，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像规律、动律、线索，原因、联系或关系、逻辑、影响这些词的英文是什么呢？对应讲就是law、law of motion、clue、causality、link或connection、logic、influence 或 impact。这些英文，特别是law，就和西方对宇宙的看法联系起来了。就是上帝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创造了这个宇宙，他指挥其运行，而且这个宇宙运行有一个起点，还有一个终点。万物都是互相分散的，没有关系的，上帝在让这些万物运动的时候，就给他们设定了很多的规矩，运动必须按照这些规矩运动，这个规矩就是law，就是natural law，自然法。上帝规定的就是自然法。
人是干什么的呢？人就是要来认识上帝所规定的这些自然法的，上帝在创造你的时候给了你一点智慧，让你具有思辨的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但它是无神论，它的产生是回应其他西方哲学思想的。西方哲学整个就是一个争来争取的过程。马克思是这个过程当中的一段，你说他的东西怎么能够脱离那个大的框架呢？我们翻译成中文之后，law就成了规律了，如果我们查中文规律是怎么来的，我们就会发现规律在汉语都讲的是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你去查查《说文解字》，都是这个意思。所以变化很大的。动律就是law of motion，线索就是clu，就举这么个例子，太多了，举不过来了。都是互通途径或者是道、系统、体系的延伸意象语汇，都是通变的类比联想。就是说翻译过来差别很大。还有我们讲的联系，我们自然而然的想到的是联系不断的东西，这个联系不是说两个分隔的东西，我们因为见了面了我们才发生关系了。而西方所表示的connection，都是表示分开的实体之间后来产生的关系。我们只有仔细的分析了这些，才能清楚知道是怎么回事。
另外大家看英文dialectical materialism，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法dialectics翻译成中文有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我门当时有很多对辩证法的说法，比如张东荪讲的对演法（音），瞿秋白就讲是互辨法唯物论，还有叫互动律和互变律的，还有叫变异互动，最后大家越来越倾向于叫矛盾论。我们举这个例子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西方的某些词汇变化到我们中国来（这些词汇很多了），每一个词汇都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涌出现了不少的杰出的人物，像李达、吴亮平、张如心、陈为唯实等，我认为当时这些人物中艾斯奇是最杰出的。
现在我们来比较细致地看看这些变化。陈唯实就是要到中国古代去寻找辩证法，郭沫若实际上也是这个观点。陈唯实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古代哲学上的辩证法》，他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进行了整理研究，对《周易》、《老子》、《庄子》等的辩证法都作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中国古代这些著作已经对辩证法有了相当的发现。这点就可以看出我们对于西方的东西在结构上是认可的，所以就认为这就是中国的东西。从翻译过来变成中国的文字就认为是中国的东西，所以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到中国古代去找寻辩证法。这场哲学通俗化的过程是概念内容的具体化和条理的重组，从而建立哲学概念和实际之间的关联性关系。也就是说它改变了西方超绝的东西和设定的东西，他们把这个变成了从现实当中归纳出来的东西。这个就是结构上的变化。他已经让翻译的哲学词汇具有了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所具有的意义。
这正像是王弼在三世纪所著的《周易略例》〈明象〉里说的“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徽。”。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我们传统中的东西，就是我们把社会生活、生产经验中的感受归纳总结出来的东西，比如归纳出来的阴和阳，但是在总结出来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抽象化，比如对阴和阳，又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和阐述，这就达到了更深层次的概括和抽象，就使它产生一种哲学化的东西。也就是通过推断把我们的经验变成哲学化的东西。这些是我们老祖先有的东西。就是王弼所说的，触类可为其象，就是说我们所接触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某种象徽下面的内容，也就是这个单个的事物那个单个的事物都产生一种特定的意义，但是我们把这些意义都归在一起，进行总结归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产生了象和徽。用西方的语言就是符号的东西。比如总结阴和阳，这要总结出多少的事物，才能总结出阴和阳的概念。这是相当长的一个阶段，相当宽泛的的范畴内的经验总结才能得出。
艾思奇的中国化，很重要地讲的是通俗化。他在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中文翻译本最后有一个附录，叫做研究提纲。在这篇文章中就告诉中国读者：“中国自己的哲学中有着丰富的自然发生的辩证法唯物论的遗产。这表示中国自己也有着辩证法唯物论的传统，也即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在中国本身就有着思想的根源。”艾思奇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但这个“根源”要是我说是相通之处。如果我要用通变的语言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产生的，是有着那样的一种结构上的差异，在我们中国这里可以找到和它相通的东西。尽管在结构差异上是很大的。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人们不知道这个结构上的差异，所以，他们认为在中国找的就是那个东西，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思想中存在辩证法唯物论的要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发展受外来影响很大，但绝不全靠输入的。
另外一点我们中国人在阐述西方的辩证法时，我们对当中的定律次序是给了一些变化的。这些变化如果我们不注意，就不会认为它们有多大了不起。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种思维中结构性的巨大差异，我们就会发现从我们中国人的思维角度讲这个实际上就是表现一种结构上的差异。比如艾思奇在讲辩证逻辑的三条定律的时候，其次序就发生很大变化。在恩格斯那里，质和量的互相转换，是辩证法的第一法则，对立面的互相渗透，是第二法则。这个次序在艾思奇的《哲学讲话》进行了颠倒，矛盾对立同一成了第一条，质量互变成了第二条。这个就显示了中国式的通变的思维。通变的思维要求矛盾的统一到第一位来。就像毛泽东所说的，你讲了半天，二十多个范畴其实就是一个范畴，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所以到毛泽东那里“辩证法”的中国形式就成为成熟的了。这种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恩格斯的这种设定的思维模式的一种拒绝。恩格斯把两个对立面的渗透或者两个物体的作用，解释为位置的移动、互相接近或者是互相分离，或者说一切运动的基本形式都是接近或分离、收缩或者膨胀。这是恩格斯的语言，我们中国人在解释的时候对这些话是不予理睬的。
我们再讲一个，就是恩格斯讲的两极相通，如果翻译成中文，没有问题，正好符合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是物极必反。但是你要看英文，它表达的意思可不是这个意思，是“two extremes meet”，meet是什么意思呢？在英文里是两个不相干的事物走到一起。所以这个翻译成中文后结构上的差异是非常大的。艾思奇包括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恩格斯讲的一切运动的基本形式都是接近或分离，收缩或者膨胀，都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干脆将它放在一边。
现在我讲一点德文和英文的差别，比如“决定”这个词，在英文当中是decide，determine；这个词在英文中就有单向单线的A决定B的意思。但是德文“决定”这个字眼是bestimmt,，实际上是一种类比的概念。它和英文中概念性的纯逻辑性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从德文到英文已经产生了这种变化，再从英文到日文，最后到中文，再加上我们有一个中国化的运动，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最后形成了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语言体系。这个“辩证法”体系我的看法是非常成熟的。
五、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传统哲学思维
这个体系在谁那里？在毛泽东那里，他是最后的一个集大成者，他把整个这个哲学历史阶段进行了总结，最后变成了中国自己的成熟的辩证马克思主义。这个我想说明一下为什么。这是由于毛泽东，使得马克思主义完全融入到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中去。这个过程，他所作的工作，就是用大量的运用中国的典故来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进行阐释，而且把这个理论充分的运用到他所指导的中国革命实践所产生的问题当中去。我们看看他的军事著作，里面充满了我们传统文化的“辩证法”。他把它完全变成了一种中国的话语结构，与西方的哲学形成对照，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定义。
而且，毛泽东对恩格斯提出质疑。他是到六十年带的时候公开提出恩格斯的一些说法是不对的，对斯大林那简直就是批评了。比如在毛泽东的《矛盾论》里和毛泽东思想中斯大林的辩证法的四个法则就完全没有了，恩格斯的三个法则也被抛掉了。最后总结来总结去，他说我看就有一条，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对恩格斯提出的辩证法三条规律，毛泽东在很早就有明确的不同看法，他在批注中和许多其他场合都指出了，在辩证法的三个法则当中，对立统一是根本的。他说，我的意思是辩证法只有一个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偶然何必然、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哪里会有平列的三个基本规律。
他说斯大林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事物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事物两个侧面之间的联系。他的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对立，不讲对立面的统一。如果从通变的角度看，毛泽东这个批评是很好理解的，就是事物不是互相连结的。我用这个字眼是基于它的英文的意思，英文的意思是interconnection，这个词的意思是讲这两个事物是没有关系的，只是绑在一起，因而发生了联系。这个词要是变成interdependent，就变成了互相依赖，就有了不能分的意思了，就有了互系性了。也就是说在同一个通径上。说两个偶对方面十互系和相同的，十因为“矛盾”和“统一”都是“通”。斯大林的辩证法四个基本特征的中心问题十他丢掉了“通”， 或者换句话说，对他来说，“内在连结”（interconnection）仍然十从根本上分离的思维意识。
我们要注意毛泽东说的对立统一，对立也好，统一也好，都是联系，因为联系，才能谈得上对立。斯大林讲的辩证法的四个特征的核心问题就是毛泽东讲的，就是他根本就看不到矛盾对立面的联系性，这就正好就是西方的思维模式。两个偶对体你看到的只是它们之间的斗争，看不到之间的联系性，从根本上仍然把它们看成是分离的。另外一点毛泽东还直接指出斯大林还有许多的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
这里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在孔子身上找到的“辩证法”的因素，他还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阐释墨子，提出墨子的“两而无偏”和儒家的“执两用中”指的都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质（这个质不是西方概念那个质essentialism）。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毛泽东对中庸有他独特的认识，这种认识在今天还没有其他任何人提到。“中庸”、“两而无偏”，如果我们用通常的想法去理解，就是不偏不倚，就是两个方面，你要站在中间，谁也不偏向。实际上毛泽东的解释——我认为是准确的，这种东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存在的中庸的状态实际上是有一个质在起作用，是在一个质起决定作用状况下所形成的那种暂时的有条件的状态，这才是中庸。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处于平衡的状态之下，这怎么会存在呢？那两个就是斗争啊，就是打啊，你怎么能说是不偏不倚呢？不可能的。你只有说，或者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或者反之。这个例子有点大。这其实是说矛盾的一个方面是起决定作用的，被动的方面是起反弹作用的，在这种情况下才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而且你起的作用是维护这种状态，那你才是中庸呢！他讲的中庸是在一种有了质的主导下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我认为毛泽东的理解是相当深刻的，我没有看到再有第二个人有这样深刻理解的。
这个东西你在说的时候不要把它带上价值判断，到底它是旧的还是新的。就是说在这种状态之下，不管你旁边的人是如何看待的，不管你是加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好和坏，先进和落后，保守和激进，不管你加什么样的态度，这个中庸的状态实际上就是维护在某一个矛盾起主导作用下所暂时产生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所以毛泽东对中庸不是完全的赞成，为什么他不完全赞同呢，因为它给这个东西加上了自己的价值判断，他认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不好的，对待这些东西你就不能采取中庸的态度，你就不能维护它，你就要去和他斗争。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好的东西占主导时，我们知道延安和西安，你要分清楚是延安还是西安，在延安的状态之下，你起的作用不是中庸，而是挑刺的作用，那你就是毛所不赞成的。所以中庸的作用是这样的一种作用。只是我们旁边的人在理解时加上了自己的价值判断。一般人说话，是根据价值概念说话，不是根据哲学上本来的意义说话的。这个很平常，我们分析任何事情都是要加上我们价值判断的，所以任何人都不是什么都反对，任何人都不是什么都支持。比如现在支持自由、民主的学者，在某种场合之下，自由民主的现状出现之后，他又不支持了。
六、结论
到现在我基本上就讲完了，作为结论我再讲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思维模式的上的结构性差异，在某种程度上说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文科学的现实，等于是我们要重新来思考，重新来反思，我们到底是在什么地位上。凡是看不到这种深层次结构上差别的人，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就有失偏颇。就像那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用那些西方的概念来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传统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别。你不懂这两种文化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你一套就错了。我们如果不理解西方的文化背景，我们所理解的西方的概念，比如本体论，包括民主、自由这些东西，你一用就错了。你说的这个自由不是西方人所说的自由。
我们现在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着结构性的差异，但是我们又不能讲的太过分了。不能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尽管我们存在着结构性的差异。因为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来的，没有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中国人所做的事情是我们在把西方的这套体系拿过来的时候，等于是在现代创造了新的语言体系，完全产生了一套现代的语言。讲的是中国的传统思想，使用的是现代化的语言。也就是说没有A就没有B，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的，只是在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传进来之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自己的理解，从而创造出来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应该把它看成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所进行的不同阐述。他有着历史的一脉相承的重要方面。
另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在很多地方是可以构合的。我为什么要用构合呢？就是我们在结构上有差异，但是我们可以在结构上产生一些互通的东西出来。比如在历史角度上、政治上、文化上我们都是有一定的构合的空间的。可以看看历史的例子，当时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可不光是马克思主义，而且马克思主义传进来也不是政府行为，完全是民间的个别的知识分子传进来的，它所得到的传播的力度，就是因为苏联有了十月革命。是借势而来的。所以说在当时进来了很多的思潮，包括自由民主的思潮，也就是我们现在很流行的，很多人都说的自由民主思潮，那是在那个时候就进来的。但是在中国化的过程当中没有选择它，而是对它进行了很强烈的批评。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回过头去看看，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积极分子，他们是怎样回应西方的自由主义的。很多东西我们是在炒冷饭，今天很多东西是在炒冷饭。这套东西我们过去都是做过回答的，我们可以回过头去看看。所以说，尽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有着结构性的差异，但是还是有很多相通性的。马克思主义在整个的西方思想传统当中，是异军突起的东西。它虽然产生于那个传统的结构当中，但是它是从那个结构当中偏离出来的。任何一个文化传统都是五花八门的。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可以看成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东西，以马克思主义翻译过来的词汇和语句作为装备，蕴含着中国传统思想精髓的现代的体系形式。如果我们今天要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做一个理解，我认为这是学理上可以说通的，是有着扎实的论理作依据的。
提问（）
大家注意，这个质，实际上也是西方翻译过来的词汇。如果我们查查《说文解字》，查查中国传统中质是字源怎么回事，它实际上也讲的是一种关联性，它也表达的是一种域境。它绝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质。西方意义上的质，是substance，是最后再也不会变的那个东西。也就是像西方人经常问的，我到底是谁？还有，你就追根问底的寻找这本书的本质是什么，是纸，那么纸的更深层次又是什么？我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就在寻找最小的不可分的东西，其实质讲的就是那个东西。结果最小的分不开的东西，到现在也没找到。也就是说你找这个就跟找上帝似的，找那个超绝的东西，到今天没有找到。这个世纪前后，不少哲学、社会科学和科学的人们都在找一个东西，都想发现历史的终结到底是什么。都是在西方的话语当中说话的。就像马克思主义也是有一个直线性的东西——最高级阶段，那么最高级阶段完了是什么呢？所以说不清楚，都是在这个话语结构中。黑格尔也是，意识，最后那个意识，就是人类的意识和那个超绝的意识相结合的意识。还有一个是说，人类发展最高阶段或者终结就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形式。很多的西方学者，包括康德都是在寻找一个历史发展的路径。
提问（）
中国和西方这种思维上的结构性差异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我其实已经讲了，就是对一个问题所采取的不同方式的回答。再有就是我们追究地理位置的影响问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问题，这些过去都有人说过，但是不能发展到地理位置决定论。但是地理位置对于人的思维的影响是肯定的。比如一个岛国，比如一个游牧民族和生活在平原的民族在思维方式上就是有差别。
提问（）
关于人种的问题，现在找不出直接的原因出来。人们都这么认为，比如历史上频频出现白种人认为自己是最高级的人种的事情。但是这个现在找不出来直接的原因出来。我举一个例子，最近有一个试验，就是试验语言，就发现讲中文的时候，人的整个大脑皮层都是活动的，讲英文的时候只有半边是活动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你要是人种主义者，恐怕又是说这是人在生理上和语言上的差异表现。
另外一点，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有的，这是可以证明的。另外我们不要小看微细的差别，有时候微细的差别会影响整个体系的差别。比如在回答同一个问题的时候，你的回答角度不同，思考的角度不同，得到的体系是完全的两码事。我举一个简单平常的例子，我们都在讨论汽车的好，好像我们在讲汽车这个问题上是讲的同一个问题，但是你要是仔细琢磨，这个人讲这个汽车的好是讲这个汽车的颜色的好，另一个人是说它的机械好。所以同一个汽车的问题，就出来两套话语系统。
由于对回答世界或者宇宙是怎么来的，中国人不追究到底是什么使然，鸡生蛋，蛋生鸡，人现在没有能力搞清楚。中国人说咱们不谈这个事，咱们就谈鸡是怎么生出来这个蛋，蛋又是怎么生出来这个鸡，我们就是讲这个过程。所以这个是个“道”的问题，“道”就是讲的这个问题，它所回答的范畴是“如何”，而不是追究究竟是谁让“鸡生蛋”，又让“蛋生鸡”，不是追究那个“什么”。从哲学上讲，“什么”和“如何”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回答这两个不同的范畴，你的得到的就是不同的话语体系。西方人就是要回答，从一开始到今天就是要回答那个“什么”。所以不同的思想体系回答的就是不一样的。
世界是怎么来的？启蒙运动把上帝给否定掉了。但是没有上帝，就没有了宇宙、人类。这个问题又炒起冷饭来，还得从头问。那么这个宇宙、人类是怎么来的呢？于是就又出来一个叫做大爆炸，是大爆炸产生的。不管是上帝还是大爆炸，都是设定的，假设是这样的。但是假设的东西你证实不了就成了信仰了。任何一套理论，你假设了以后都会变成信仰的。我们科学家在做实验的时候，他假设的东西，如果都不信，那么他这个项目就甭做了。西方就是这样，信，而且想办法去证明，从古到今就是在证明这个东西，到今天也没有证明出来。
所以西方的整个一套语言就是在设定、回答问题过程中产生的。为什么说西方的语言是一套概念性的思维语言，就是因为你要设定了，就必须有概念。上帝在实在当中，开始是没有的，上帝产生就是一个概念，一个设定。所以你在证明它、回答关于它的问题过程中产生出来一整套的语言，当然就是设定性的，就是概念体系。这就和我们中国语言不一样，我们中国语言为什么是方块字，方块字都是实物，都是从现实当中提出来的。它脱离不了现实生活，它是归纳出来的。它和那个概念语言完全就是两回事。
提问（）
这个是我的一个讲题，我要专门讲一讲，因为杨振宁讲过《易经》这样的思维方式影响了现代的科技发展。所以，他在清华讲课，他要号召大家都用英语，你搞课题必须要用英语思维，英语就是概念性思维，凡是一个概念都是由单一意义来确定的。你用单一意义来确定这个概念，你才能产生准确性和严谨性，才能进行科学的推理。但是我们讲《易经》，我们从那里所形成的通变的思维到底有没有阻碍现代科技的发展呢，这是一个专门讲的话题。
大家都不能否认我们在近代以前是科技强国，我们是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最近北外来了一个教授，他马上下星期四就要做一个讲座。他所要讲演的内容就是中华传统对世界文明做出的贡献。他说如果没有中华文明传统，西方要产生今天这样的文明状态是不可能的。这是他——一个英国人这样说的。
我这里面有我的一个理论。我刚才讲了，我们的思维是A决定B，同时也是B决定A。我们是双向的，而且这个双向的决定是在同一个过程当中。为什么？因为A和B是分不开的。西方认为A和B是分开的，必然是A决定B，决不会是B决定A。它是单向的思维。这种东西，这种思维在什么地方最有效果？就是在你做具体事情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有这种思维。什么叫理性？很简单，你想喝咖啡，从你想喝咖啡到咖啡喝到你嘴里，这一整套的过程。你事先有想法，这就是理性。你是去买咖啡还是到咖啡里坐着喝咖啡？你要买咖啡，你自己要有咖啡炉，你还要有电插头、插座，还要有做热水，最后开水冲了咖啡，最后才喝到嘴里。这个整个的一套过程，就是理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你做具体事情的时候，这种思维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思维你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中国人的思维是双向的，是同时的。双向，什么叫双向，就是包括了单向。比那个单向多了一层意思。你比如说你给中国人一个带把的杯子，你告诉他这个杯子没有把儿，中国人问：没把儿？你转过来让我看看。中国人有这个想法。我们经常在我们思维中是这么做的。再有就是中国人好问：人家是怎么想的？你说了半天了，人家是怎么想的？我们总是想着另一方是怎么想的。一般情况下，这个正好和西方人相反。西方人不太想别人怎么想，而是我－我这个个人－怎么想。
我们不是说西方人思维简单，他们的设定思维就是这么设定出来的。他们就是这样，你说水杯没把儿，哦，没把儿，就完了。除非有特别的人，比如有些学者，或者有些爱问为什么的人，这些人不多。这里有很多例子，比如讲民主自由的问题，你说如果每天给你讲民主自由，你说你烦不烦啊。你中国人烦不烦，那个电视里面整天讲这些东西。就跟你老讲阶级斗争一样，天天给你讲，你说你烦不烦，会烦的。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也可能是在宣传的技巧，你有大量的花样说这些东西，美国人就不烦，很多人认为真实那么回事，而且把它接受为不变的东西。
可以说中国人的思维是不把A决定B放到哲学层次去，我们会放到实用上。也就是我们说的雕虫小技，我们不放到哲学的桌面上来谈。你要找那种理性，找西方那种A决定B的思维，在中国哲学著作当中是找不到的。但是要到哪儿能找到呢？你去看如李约瑟所做的工作，引用大量的史料，来整理我们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我们今天也是，你说你要迎接奥运，没有A决定B的思维行吗？什么鸟巢式的体育馆，多少细节啊，你没有细节的思维行吗？关键在于中国人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实用主义，也可以说是一个明确的方向性。就是说我的细节性问题，A决定B的问题，是我在什么时候考虑的问题。在必要的情况下我是这么去做的，没有必要我就不这样做。
我在给朋友写信的时候，我还琢磨抬头怎么写，留多少边，等等？我现在急了，哗啦哗啦写两笔就传真过去了，朋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中国人非常实用。但是你要是到西方，你就必须考虑信纸什么颜色，留多少边，那个细致的东西多了。所以那个秘书发一份信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会不会在必要的情况下也这样做呢？我们有好多漂亮的东西，我们的手工艺品，那里有很多很细致的东西需要理性思维的，那种头发丝上能写出很多字的工艺。但是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不同的范畴去运用的。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人到国外，外国人所有的发明，只要你拿给我，我都会琢磨明白是怎么回事。过去咱们进口，都是进样品，样品打开来以后，明白了，照做。
中国人到外国和外国人一起搞科学研究课题，有几个笨的？有的人那么不满意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但是他是这种思想文化传统塑造出来的，他不笨啊。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不缺那段A决定B的思维。但是为什么西方科学进步了，中国近代科学不进步呢？为什么我们过去发达，今天不发达呢？这个原因不是思维上的原因，不是文化上的原因，你要从别的上面去找原因。
提问（）
怎么回答你的问题呢？马克思那里是物质决定精神，而毛泽东那里不是完全的物质决定精神。这是你的说法。但是实际上学者中间有争论，就有人认为马克思本人不是物质决定论。说到底是物质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物质？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结论。但是马克思有这样的说法，比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那篇文章。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西方人认为马克思不是物质决定意识的，是因为他把马克思看成是自然主义哲学家。自然主义哲学家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和其他的哲学家以及后来的认为马克思是物质决定论的哲学家要区分开来。现在的问题是在您的这个说法当中，无形中流露出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你要说物质决定精神这是一种理论，如果你要说精神决定物质，这也是一种理论，但是你要说物质和精神是物质决定精神，又是精神决定物质，这就是自相矛盾的。
实际上我的理解不是这样的。因为不管你讲物质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物质，都不是千古不变的原理，都是有具体环境、具体条件的。什么东西起决定作用，我的一个说法就是缺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是起决定作用。这跟做试验一样，因为什么条件都有了，只缺了一个条件，这个事情就成不了，你说它不是决定条件是什么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物质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物质，你要看具体的社会环境条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有了，你要继续往前走，或者你往后走，你都要从思想上入手，这是很现实的。但是如果说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你想改变这个东西，你要改变什么？你要改变物质。所以是谁决定谁？是要看客观历史条件的，不是千古不变的。而且在马克思那儿也不是定论。之所以形成了定论，是在马克思以后，包括恩格斯，包括苏联，把这个变成一个固定不变的物质决定论的东西。如果从我们中国人通变的角度讲，它也是太简单化了。比如我刚才举这个做实验的例子，什么条件都具备了，就缺水，这个时候水就是决定性的因素。
提问（）
这个做试验的问题，你可以比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问题。就是说你对现实进行改变的时候，你现在缺的是什么？这个就是决定性因素，你现在要的是什么，这个就是决定性因素。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我们要改变什么？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归根结底要改变的是它的经济基础。你在有了经济基础之后，你还要有上层建筑，要对这个经济基础进行维护。他是从这个意义上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所以在这个层次上物质决定精神是对的。但是它不能作为一个普遍真理来运用于任何的时间和空间以及任何的事情上。
提问（）
你的这个说法就是不能搞绝对化，这是中国人的思维。西方人就是要搞绝对化。马克思那个阶段所要回答的问题，刚才我没有提到，西方传统哲学到那个阶段所在争论的问题就是到底是物质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物质，这是西方传统哲学所争论的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当时这个争论产生的背景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就是对上帝的一个否定，讲上帝你就要讲灵魂，在启蒙运动之前，文艺复兴之前，整个的西方传统思想就是一切在灵魂控制之下，在精神决定论之下，所以启蒙运动否定上帝是当时的一个主流；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提出来的。
物质决定精神不是马克思提出来的。当时有很多的物质决定主义者，但是当时的物质决定主义者，不是我们所想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个物质就是要绝对化的，你是找不到一个真正的物质出来，他就是要追究到最后也不能再分的物质。现在人们就是在追究基因模式，在西方那才是质。所以那是在西方思想发展过程中，在那个阶段所争论的问题。当时黑格尔就是讲不对，就讲是精神决定物质。当然黑格尔讲的精神，因为他也是启蒙运动时期的， 他对上帝的概念既是否定，又是肯定，混混沌沌的，和康德是一样的。最绝对地否定上帝的是尼采。
你要说精神决定一切，那你就要追究精神到底是什么。它都是两极的东西在西方的传统思想中争来争去。如果我们中国人讲精神决定物质，我们的不是这么个命题的。当然马克思在那个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最后他得出来一个结论，他也是回应那些人的说法，那些人的说法是资本主义制度是上帝意志之下的制度，上帝给个人的自由，一切都是意识决定的。马克思的回答是那是不对的，而是你有什么样的物质基础，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关系来决定人的思想意识的，你的政治基础建立起来了，本身就是对经济基础的一个保护，他是从这个角度去讲问题的。所以说我们看马克思主义，要从一个普遍真理的角度去看时，他是带有历史性的，是有范畴性的，是有阶段性的，是有具体时间地点的。
你要是把它作为一个普遍的绝对的真理来看待，那么对不起，找出来的反例实在是太多了。那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反例也很多了。你说我们改革开放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精神上开始的，是先有了思想意识，然后再按照思想意识来做事，这就是精神决定了。一个人的思想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的行动是什么样的，有没有直接的关系，肯定是有的。我举一个例子，你是信人性恶还是信人性善？你要是信人性善，那么你的行为和信人性恶的人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你说这是思想决定行为，还是行为决定思想呢？所以你要看它的范畴，在这个范畴之内，就是A决定B，在那个范畴就是B决定A，改变了时间地点和范畴，逻辑是不一样的。
提问（） 就是真理要超出阶段性，不能孤立的看。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你所说的这个孤立的看问题，这个孤立性，实际上就是具体性。什么叫做范畴性，就是在具体事情上，在具体时间具体地点上你找到这个逻辑。而在具体时间空间上你所找到的这个的逻辑正好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的一个焦点的形成是因为你周围的环境。你所说的孤立，其实恰恰不是孤立的，是和当时的时间地点联系的。您刚才说的不孤立地看问题，实际上恰恰是孤立的。为什么呢？您已经形成了一个逻辑，就是A决定B，然后您没有把这看成是一个具体时间地点之下的逻辑，而是超出了这个具体的时间地点和范畴之外，在任何时间地点和范畴之下都是这个逻辑，就是说您把您的逻辑抽象化了、普遍化了，而且抽象化的东西，普遍化的东西，恰恰放到B决定A的范畴之内，很容易就把你推翻了。现在世界上找不到任何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为什么说绝对真理是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因为没有普遍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的。任何绝对普遍的真理都是在具体的范畴当中才能出现的，而不是这个真理本身。您可以随便举一个绝对真理的例子，和平似乎是绝对真理，但它真理性不在它本身，而是在于具体时间地点。
提问（）你认为是物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物质？
物这个词，中英文意义相差非常大。
反正是这样，这个东西和社会历史条件有关系。在有的社会状态之下，人们要求精神的东西要多一些，要求讲仁义讲八荣八耻。在另外一种社会状态之下，在有些条件不存在时候，人们可能就追求物质比较多一些。最近有一个例子，我可能说过了，美国的十个获得总统奖学金的高中生，和北大、清华附中的十位优秀高中生在电视里有一个对话，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孩子仍然把追求真理，追求智慧最为最崇高的目的。美国社会的追求物质要比中国厉害得多。在我们这个社会条件之下，儒家传统思想这么久，但是我们的学生在电视里的回答是他所追求的人生目标是权力和金钱。
我的意思是说在物质决定还是精神决定这个问题上，只能说还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来讲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年轻人搞对象，比较多的情况女的是把什么人作为目标，是大老板。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什么对象是最香的？是工人。后来又是什么是最香的，是解放军。再后来就变成了大学生。我说这一点的意思是，就是说你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不同的时期，整个的社会意识形态不一样的条件之下，直接影响人们的追求。为什么要追求大老板呢？那工人也是人，为什么要追求大老板呢？那就说明对物质的极度的要求，还不是对生存生活的条件的要求。是要过得好，物质丰富。谁的物质丰富呢？当然是大老板。有钱什么都能买到。这还是受到社会的影响。个体的人还是要受到社会的影响。整个社会要往哪里带，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
(2006年7月6日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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