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讲座
主题：毛泽东核心地位的确立与中国的崛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和毛泽东主席逝世
30周年
主讲人：龚忠武（华人学者，美国《侨报》创始股东、主笔及资深记者； 六十年代毕业于台湾大学,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师从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联合国中文处专家。在纪念110周年之际，曾经发表重要文章《毛泽东的精神遗产及其现实意义》。）
时间：2006年8月23日星期三晚上7：00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写字间三层1308号（电话：010-62760856）
主办：书社/网站（http://www.wyzxsx.com)
演讲提纲：
长征出了个毛泽东；
延安出了个毛泽东；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世界出了个毛泽东。
毛泽东核心地位的确立与中国的崛起
――纪念长征70周年和毛泽东主席逝世30周年
提纲一、开场白：主持人介绍；自我介绍二、破题：1、 核心的意义及其重要性2、 制约核心形成的宏观因素3、 近现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四大阶段4、 毛泽东思想行为的特点和风格三、毛泽东核心的确立1、长征出了个毛泽东2、延安出了个毛泽东四、中国的崛起1、中国出了个毛泽东2、世界出了个毛泽东 五、结论：新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的可行性
一、开场白 1、主持人范景刚介绍：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参加今天晚上的这次活动。我们邀请了来自美国的爱国华侨龚忠武博士来给我们做一次演讲，主题是“毛泽东核心地位的确定和中国的崛起”。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的70周年，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的30周年，我们举行这次演讲活动也算是对这两件历史大事的一个纪念。关于龚先生的一些简单的介绍我们网站上已经简单提了一下，这里再简单说一下。龚博士的老家是安徽滁县，在台湾长大，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和研究所毕业。到美国后师从哈佛大学著名的中国问题权威费正清先生，后来参与海外的保钓运动。他还合股创办了美国纽约的《侨报》，并且担任主笔。龚博士也曾多次回国到各地进行访问考察。还有介绍不到位的地方，待会儿龚博士讲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这方面的补充。下面有请龚博士给大家做这次演讲。 2、自我介绍：大家好！感谢小范和，让我今天晚上有机会同大家见面。也感谢大家抽空来捧场。我本以为我是唯一的老人家啦，现在看来在座的也有跟我大概是同一个世代的。所以这里面老中青都有啊，特别是看到一些如毛主席所说的，像早晨刚升起来的朝阳一样的年轻人，很是兴奋。因为在当前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被市场大流严重边缘化的时候，居然还有这么年轻的人没有忘记他老人家，真是难得啊！这表明毛主席的事业、毛主席的精神，传承有人了，怎么不令人兴奋呢！刚才小范对我的介绍，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是1966年到哈佛大学跟费正清的，我实际上有两个指导教授，除了费正清之外还有施华茨（Benjamin I. Schwartz）。费正清么，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了，他可是大名鼎鼎啊！而施华茨么，知道的人肯定不会多。他是一个纯学者，但在学术界，他的名气却大的很。他是毛主席研究的权威，他的第一本成名作就是写的毛主席，叫做《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Zedong）。我从他们两人那里学到了治学的方法，但是立场、观点却南辕北辙。后来我参加了保钓运动，就在学术道路上跟他们分道扬镳了。这是题外话，就不要耽搁大家的时间了。我今天讲的主题刚才小范已经提到了。今年是长征的70周年，毛主席逝世的30周年。同时还有两个重要的节日，一个是建党的85周年，还有一个就是文革的40周年。真是风云际会的一年啊！所以就一并都纪念吧，反正都同毛主席他老人家有关。在进入主题之前，顺便交代一下我的专业背景。我是专攻晚清思想史的，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写的是张之洞，也就是研究他要将儒家的帝王之学现代化的努力，并探讨最终失败的原因。所以，是搞中国近代史的。至于现代史么，特别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新中国的历史么，实在不敢说有什么研究。因为是在海外搞爱国运动，保钓运动的缘故吧，所以才开始涉猎了一点这段历史了，当然是浅涉不是深涉。因为作为一个海外爱国华人，特别是搞中国近代史的人，怎么能不知道些中国的现代历史呢，不然你自己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怎么去的。所以这里有一个急迫的认同(identity)问题，这是所有海外中国人都要面对的一个迫切的寻根的大问题。所以，我要首先声明，我不是毛主席问题的专家，更不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专家。在座的或许有毛主席的权威，有党史的专家，甚至于可能还有亲聆过毛主席教诲的人，是吗？所以，我实在有点不自量力，是在班门弄斧喽！如果我这个外来的和尚把经念歪了，或者念出了格，念离了谱，还请在座的先进专家学者包涵、指教。我主要只是想提出一个海外左翼的爱国华人，对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史的一点非常不成熟的一愚之见，同大家分享。本来我跟小范说，只打算讲40分钟，大题小做，专门讲长征跟毛主席的关系，不想扯得太远了。小范说，时间可能短了一点，范围也嫌小了一些，所以我就干脆放开来、天马行空地讲了，把毛主席整个一生的革命历史都包括进去了，也就是说要涉及四十多年的时间。跨度这么长、内容又极其丰富，只能提纲挈领地、重点地谈谈了。
二、破题 1、核心的意义及其重要性 下面的报告将采取宏观的结构性和功能性的分析法，既顾到静态的结构性因素，也不忽略动态的功能性因素。这样也许更有助于对毛主席革命的一生和新中国这段漫长的动荡历史，这段历史的惊涛骇浪，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括性的理解和移情的欣赏（sympathetic appreciation）。现在首先让我来破题吧！就是要找到一个统摄性的概念，能够把这四十年的历史都统括进去。这个统摄性的概念，就是邓小平他老人家发明的“核心”这个概念。版权是邓公的，我只不过是借来阐明我要讲的主题，绝无掠小平同志之美的意思。什么是核心？就是可以发出强大磁吸力、可以发挥强大凝聚力、具有众望所归的魅力(charisma)的物或人。例如拿太阳系来说吧，你必须有一个太阳这样的核心，然后其它的行星就有了主心骨，就环绕运转，不致产生无序的混乱状态。用这个概念来分析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肯定可以化繁为简，比较容易概括掌握，容易说明理解。比方《论语》里说，“舜有五人，则天下治”。这五个人就是个领导集体，舜又是他们核心的核心。又如汉初三杰，萧何、张良、韩信，加上刘邦，这就是个集体的核心，他们成就了大事业，开创了汉朝。还有三国时的桃园三结义，刘关张也是个集体核心，结果造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刘邦和刘备，当然还得加上诸葛亮，就是核心的核心。由此可以类推，国史上的每一个朝代打天下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精干的核心。于此可见，核心是多么的重要了。可是这个核心的形成，却来之不易。就拿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来看吧，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实际上应该从干嘉之交以来，当满洲爱新觉罗这个核心开始逐渐离析崩解时，中国历史又开始进入了黄炎培所说的特有的朝代循环怪圈，就是一个新旧朝代递嬗的、漫长的大动荡时期。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个新旧秩序更替的历史大阶段。于是，天下开始大乱了、群雄并起了，逐鹿中原了。大家要争什么呢？争做真龙天子，争做核心么！表面上看来是无序的混战，你打我，我打你，实际上却有一支看不见的手，也就是历史规律在后面支配着，在规范着。先说争夺的方式吧，大体可以归纳出三个模式：一个是北洋军阀的模式，其特征是君主立宪，例如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张勋复辟，其阶级基础是那些满清的封建遗老遗少，他们是历史的残余，所以没有生命力，很快就被无情的历史洪流淘汰掉了。第二个模式呢，就是孙中山跟蒋介石国民党的混合模式，其阶级基础是江浙和广东也即东南沿海的大财团，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和中产阶级。其政权特征既有美国的总统制，又有日本封建天皇制的影响（蒋介石是留日的），还有王阳明心学的中国君主传统的影响。所以是一个混合的模式，外表上大讲民主，骨子里却是独裁统治，其中还含有德国希特勒的纳粹主义色彩。所以孙中山和蒋介石的三民主义么，是一个混合的东西，一个充满了互不相容的矛盾的大杂烩。第三种模式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模式，其阶级基础就是中国广大的无产阶级工农大众了。然后呢，共产党的核心人物不少都是来自于湖南湖北，还有四川，就是内陆一带。
所以，就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而言，根据我多年来治中国近代史的一点心得，我认为最最重要的首要之务，就是首先必须形成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磁吸力的核心。否则，一切现代化的努力和理想，都将成为空谈，都将徒劳无功。比如孙中山吧，革了四十年的命了，临终时还要勉励他的同志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也就是说，他一辈子都没有能形成这个强大的核心。蒋介石北伐成功之后好像形成了这个核心，但实际上只是个非常松散的、没有共识的、缺乏凝聚力的核心。例如在国民党内，除了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挑战蒋的核心地位之外，党内还有一些实力人物例如汪精卫和胡汉民，也在不断地挑战蒋介石的核心地位。共产党的情况也不例外，共产党早期的总书记就换了五个，到毛主席是第六个吧！前面的这些核心，都站不住脚，经不起大风大浪的严峻考验，都一个个垮掉了。特别是向忠发这个总书记，不但是没有能力承担这个挑战，而且是被捕之后还叛变了，变节了，是吧？这是就党内而言，在国家的范围内，共产党更是对蒋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核心地位，发起致命命性的挑战。
所以，我说，中国要救亡图存，要现代化，要变成强国，首先要解决核心的问题。于此可见，这个核心的形成是多么的不易啊！于此可见，毛主席成为红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这个国家的的核心的历程是多么的艰巨曲折啊！又是多么的重要啊；历史证明，没有毛主席这个核心，一切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努力和理想，不是流为空谈，就是一定会化更长的时间、作出更多的努力。所以，首先必须让大家认识到核心的重要性及其形成的艰巨性、曲折性。 2、制约核心形成的宏观因素 为什么在朝代递嬗的时候，最高核心就这么难形成呢？下面我就进一步分析一下影响和制约中国历代政权核心形成的一些宏观的结构性因素。虽然中国近现代，在强劲的欧风美雨和北极风的狂吹猛袭之下，许多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一些规律失效了，不再起作用了，但还是有一些更根本的规律却依然保存了下来，还在起着规范性的作用。
这就是我要讲的制约核心形成的宏观结构性因素。其中第一个也是最根本、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历代的政治核心，必须是暴力打出来的，在古代是马上得天下，在近现代就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至于孔孟儒家吹捧赞颂的禅让制，发生在孔子之前好几千年，谁能确证呢？所以，是一种儒家编造的乌托邦神话，是儒家的理想，是否真有其事，有待考证。那么之后呢，从夏商两朝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朝代的兴替不是靠马上得天下的，现代的暴力就是枪杆子。没有一个例外，包括黄袍加身的赵匡胤，他是禁军的首领，手握重兵，就像我们的8341部队或北京军区司令员一样，是吧。由于他手握兵权，才会被黄袍加身做皇帝。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无视这个铁律，梦想走捷径，用西方所谓的和平渐进的议会政治来改朝换代，来形成核心，结果呢？碰得头破血流。最典型的教训就是民国初年国民党的健将宋教仁，不但鼓吹这个议会制，而且还身体力行，结果怎么样呢？被袁世凯在上海一枪结束了生命。这个铁律是几千年形成的，不是你主观上想这样就这样的，那是不行的。所以呢，枪杆子是形成核心的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要成为核心，保住核心，你必须要紧紧地抓住枪杆子，必须懂得搞枪杆子。但必须强调，这只是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就是说，要成为核心，没有枪杆子绝对不行，但有了枪杆子，不一定就能当得成核心，保得住核心，因为还有其它同样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
第二个制约因素，就是中国历史上朝代兴衰隆替的斗争，在唐代以前，是西边征服东边。例如秦、汉、隋、唐的天下，都是从西边打到东边的。但自唐代中叶以后，这条规律改变了，变成了北方征服南方，此后没有南方征服北方的，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例如洪秀全起义，你看现在我变成宿命论了，他是从南方广西打上去的，打到北方，但打到长江流域的南京之后，他就再打不上去了，也不想打上去了。所以就跟我讲的南方无法征服北方这个规律是符合的。或许有人说，蒋介石北伐不是从广东一直打到东北吗？不过，张少帅是自动起义的，易帜的，不是被蒋打败的。所以，蒋的统一是虚假的统一，是个非常松散的统一，不是经过毛主席和共产党这么一挑战，他这个核心就垮掉了，做不成了吗？
所以自唐朝中叶以后，北方一直是征服者，南方一直是被征服者。北方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你看明成祖，他要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这是非常有远见的，非常英明的。那么长江以南的中国在中国历史上起着什么作用呢？因为汉人和边疆的少数民族都要到中原争夺天下，争做核心，所以中原一带连年战祸，残破不堪了，长江以南便代之而兴，日益开发了；南方的水耕农业取代了北方的旱耕农业，帝国生产力的中心移向南方了，于是统一后的中国，南方主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做出贡献。这样一来，北方就成了中国帝王的龙兴之地，帝王之都，南方呢，主要是在环绕西湖、太湖一带的苏松常泰各府州，则成了中国的大粮仓。既然富庶了么，文化就跟着发达了，出了不少宰相，大学士之类的文学重臣。例如翁同和吧，就是常熟人。这几乎是一条不变的规律了。不过，在欧风美雨入侵中国之后，新增加了一条新的规律，一条变则，这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密切相关，就是内陆沿海的对抗，就是从江浙到广东这一带同广大内陆的对抗，其结果是内陆战胜沿海。古时候燕赵就是今天的北京一带多豪杰之士，现在呢，则湖湘多豪杰之士，什么曾国藩哪，左宗棠哪，胡林翼哪，不都是湖湘豪杰嘛。至于现代中国么，共产党的开国元勋和将帅中，不少也不都是湖湘豪杰么，当然也有不少是湖北人，四川人，他们都是来自广义的内陆。这些事实，各位比我更清楚了，我就不再多说了。总之，在内陆对抗沿海的政治斗争中，内陆是胜利者，沿海是失败者。这就是制约核心形成的第二条历史规律，大概没有例外。毛和蒋、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对抗，最后以毛胜蒋败，共胜国败告终，不就是中国现代政治斗争的典型例证吗？
第三条历史规律就是农民革命。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百分之七八十，八九十都是农民。所以自古到今，除了塞外的满人和蒙古人的草原民族靠骑射得天下之外，中原的汉人政权无一不是靠农民革命来打天下的。这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如果违背的话，必然失败。
第四条就是天命。过去在家天下的时代，我们说这个朝代气数完了，天命归了某人了，某人就是真龙天子，就是新朝代的核心。所谓天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有没有为人民的根本利益着想。古代儒家当道，倡导“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民本思想，告诫统治者牢记“水能载舟，水能覆舟”的历史教训，水者人民也，所以大力宣扬仁政，王道的思想。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政党，共产党的天职就是毛主席所讲的为人民服务，它的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授权，所以现在的天就是人民，奉的是人民之命，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神秘的、不可知的幽灵。所以谁为人民谋取福利，谁就得到天命，就可以成为核心；否则就会变成人民的敌人，就会被人民推翻打倒。
第五条规律是政教合一，这是我们中国的特殊国情，同西方政教分离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在中国，大凡是核心，是政治领袖，他同时也是治国理念、意识形态的源泉。意识形态、治国理念所依据的哲学思想为枪杆子提供合法性、合理性。我们古代的皇帝、君王，称自己为天子，臣子么则称他为圣上。天子自然是源自神权思想，但圣上则是圣权，将皇权通过儒家的圣人而进一步合法化了。圣，本来是指孔子这种万世师表的导师的，后来用在皇帝身上了，皇帝也被称圣上了。于是皇帝的权力被儒家的教义合法化了，政教于是合一了。这里的教，不是指宗教，我们中国人的宗教情怀是淡薄的，所以是指教化，更深一层的应该是指道，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里面的道，一种哲学思想，一种治国理念，一种终极关怀和目标。
到现在为止，这个传统虽然在近代经过了风风雨雨，却依然被我们的政党完整地继承下来了。例如孙中山成为国民党的核心之后，要搞一套孙文（中山）学说，就是三民主义么；他的接班人蒋介石，实际上是个军人，那有什么哲学思想啊，但是为了使他的枪杆子、统治权合法化，就叫御用文人替他编造言论思想，先前有一个陈布雷，后来有一个陶希圣，写了之后就冠上他蒋介石的名字了。所以蒋介石的言论一大堆。不过，孙中山的的三民主义倒真是他自己的治国理念，真是出自他自己的手笔，不是叫人代写的。
至于共产党的核心们么，也继承了这个政教合一的政治文化传统。毛主席既有枪杆子，也有笔杆子，是个文武兼修的双枪将，他的治国理念完全是自己的，不是叫秘书写的啊。你看毛主席文集里有哪一篇文章是请他的秘书操刀的呢？没有。那么我们的小平同志呢，虽然长征时编过《红星报》，但他不是个笔杆子，所以他文选中也没有几篇是出自自己的手笔，是这样的吗？刚问世的江总文选，大概也是如此。因为他是第三代的核心么，既然是党的总书记，刚才讲了政教合一，身为党的领导人当然应该是代表这个党的领导集体，所以第三世代的治国理念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江核心的理念了。欧俄的马列主义传统也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这个传统，列宁、斯大林不也是政教合一么？
但是更重要的是，不管这个教是自己的还是别人代劳的，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呼应人民的心声，顺应世界的潮流，体现人类求善向善的最高理想；否则，也无助于枪杆子打天下，也保不住枪杆子打下的江山。蒋介石就是最好的例证。
我讲的这五条，都跟核心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你只有枪杆子，但没有其它的充分条件相配合，例如袁世凯、蒋介石等野心家，最后都落得悲剧的下场，而被历史淘汰。 3、近现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四大阶段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中国的崛起。根据我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理解，可以总结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求存，即救亡图存；第二个阶段是求强，就是不挨打；第三个阶段是求富，就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物质生活，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第四个阶段就是求文，这里的文是指广义的文明，就是建设文明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文明，这是求富之后我们必然要进入的历史阶段，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么。毛主席完成了四个阶段里头的头两个，就是求存和求强。求富和求文这两个阶段，在他的思想里头是应有之义，但是他老人家时不我待，来不及实现了，只好留待第二、第三、第四以及以后各个世代来做了。这就为发展毛泽东思想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和可能性。 4、毛泽东思想和行为的特点和风格 以上讲了毛主席革命的一生所处的结构性的远程和近程的客观历史大背景。下面我还要简单扼要地概括一下毛主席个人的主观世界的特点，也就是他的思想和行为的特点和风格，他的品质的特征。这也同他有无资格成为核心密不可分。因为，如果他的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格格不入，不能契合，就根本不可能成为核心。我必须强调，这是我个人对毛主席的贯穿上述求存、求强两个阶段的思想和行为风格的一点理解，也许不对，也许有漏掉的，还想各位指教。
第一个标志性的特征是毛主席思想和行为的超越性，前瞻性，跳跃性。就我对毛主席革命一生有限的涉猎来看，我发现他的思想总是走在他的同志们的前头，有的时候，超前很远。例如长征中的有些战役，像1935年3月的打鼓新场战役，当在政治局会议里头举手投票来决定打不打时，结果全都举手赞成打，包括朱老总，王稼祥，还有洛普（张闻天）、博古、凯丰，都赞成打，只有毛主席一个人没有举手，他反对打，真是成了孤家寡人了。周总理那个时候没有表态，他是最后下军事决心的人。结果呢？事态发展证明毛主席对了，不能打。
会后毛主席回家，贺子珍就把毛主席在会场上吃瘪的事数说他的不是。毛主席回应了一句话，这句话很重要，我们都要切记在心，毛主席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再例如1935年8、9月间他同张国焘关于红军北上南下的争论，更能说明毛的远见。详情下面再说。
这里我顺便说明一点，就是人的认识问题。认识真理，有两种渠道，一个是通过凡眼肉眼，我眼睛看到的东西就是我认识的对象。但是还有一种渠道，叫做智眼。智眼么，那就要看一个人的天赋了，造化了，有的人看得见，有的人看不见。比如欣赏一幅画，我肉眼看到的只是画面上的东西，此外我的肉眼就看不到了，因为我没有艺术的天赋，没有后天接受过艺术的训练。专业的艺术家却在一幅画上看到了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这就是智眼啊。这就是一般所谓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所以大智大慧的人，他常常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毛主席在很多场合就具有这种超凡入圣的大智大慧。他那个锐利的智眼啊，往往洞彻机微，常常具有超越性、前瞻性的视野，见人之所未见。所以他才有资格成为工农红军、中共党和中国国家的核心啊。
第二个就是实事求是，这好象是同第一个他的思想的超越性、前瞻性相矛盾，其实是相辅相成，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要有的放矢，不能放空枪；就是要以人、时、地的具体情况和特殊的国情为决策和思考的依据。你想如果超前到脱离事实，那就不是实事求是了，就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谈，纸上谈兵；但是如果拘泥于事实，没有前瞻性，又犯了短视的毛病，也是不可取的。他一生中最反对空谈，所以打年轻时立志革命起，就亲自搞农村的调查研究，这后来形成了他一生中为人办事的座右铭和独特的思想风格。延安时期，他替党校题词时就是题的“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可见，不仅他自己终生奉守，还要勉励党的干部也要这样身体力行，成为整个党的办事、思考问题的指导思想和风格。
第三个就是他的中国风格，就是土共风格。一讲起这个中国风格，在座各位自然就会联想到留苏回来的28个布尔什维克，特别是王明和博古所代表的这种洋风格。毛主席，从头到尾，一直到他去世为止，他都本能性地坚持中国风格，坚持你洋共就必须接受我土共的领导；这是中国么，你那洋经不一定管用，而且往往念歪了，坏了大事。这一点，大家也许比我这个外来和尚有更深的体会。总之，坚持中国风格，坚持洋共必须在土共的领导之下，贯穿毛主席四十年的言行思想，大政方针。所以留法的洋共周总理在遵义会议之后，就心服口服地接受了毛主席的领导，成为此后毛主席忠实得力的革命伙伴。
第四个是毛主席思想的原创性、创造性。毛主席是不信邪的，他总是有自己的一套独家想法。这一点，大家想必也同意，都非常清楚了，不需要什么说明了。
第五个是逆向思维。学理工的人，都知道解题往往有正解和逆解两种，而毛主席呢，总是倾向于逆解，你平常人这样想吧，他不，他硬是要跟你想的背道而驰，就是你要向东么，他偏要向西。这种逆向思维，在长征期间常常搞得他的强大对手蒋介石摸不清楚毛主席的底牌，猜不透毛主席的战略意图。
第六个是他性格上的叛逆性。因为在他的时代，中国社会的旧秩序正在迅速崩解离析，甚至于在世界范围内，制约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旧的秩序也必须打破，这就是造反有理么，中国必须造帝国主义的反，才有出路，是吗？因为，如果你不打破国内外的旧秩序，那你就会永远成为旧秩序的奴隶。所以毛主席一直是叛逆性的，要打破现状，创造人道、正义的新秩序。
第七个是毛主席革命的终极关怀，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利益奉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也可以称之为人民之学，是要造中国传统的帝王之学的反，是它的对立面；它的精粹是以人为本，以民为纲。这个思想贯穿了他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思想，例如人民战争，为人民服务，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这决不只是个口号，他是全力以赴，身体力行的，并且以生命为代价，例如他好几个最亲的亲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都是为人民的利益奉献了宝贵的生命。这方面，毛主席为他的同志树立了最高的道德标准。可是，当我们看到今天的官场上，从中央到地方，一些干部竟连最低的道德标准都达不到，怎不令人羞愧无地！
第八点就是毛主席的思想，就是决不是封闭式的，毛主席的信徒们要特别理解这点，。毛主席认为世上没有一个学派可以穷尽真理，包括他自己的思想。所以他的思想是开放式的，就是博采各家精华，兼容并蓄，有容乃大么。现在在毛主席逝世了30年之后，有一些他的信徒，对毛主席的思想言论紧紧抱住不放，一点动弹不得，变成了教条。结果呢变成了“爱之切害之深了”，毛派遭到政敌的批评攻击，指斥为思想僵固不化。这就不好了，历史是发展的，思想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也应该随之发展，与时俱进么，绝不能一成不变；当然如果涉及到理想，原理、原则，那是绝对要坚持的，捍卫的，是吧？
最后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直强调主观的能动性，强调精神的伟大反作用。我们中国么，起点很低，是一个小农经济国家，而且还是一个饱经战祸、历经帝国主义侵略的落后国家，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所以，如果你要像有些自称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鼓吹的那样，先全力发展经济，然后再谈革命，再谈改革。那要等到何年何月啊？！苦难的中国实在等不及了，必须要不断地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发扬人的精神的能动作用，来推动中国社会前进。长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物质力量说多困难就有多困难的情况下，完全靠发挥人的精神力量，才能走过了千山万水，克服了重重的山川险阻，最终战胜了强大的敌人。董必武在翻越夹金山雪山的时候，他对徐特立发表了一番宏论，他说人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时候，才认识到精神力量的伟大。经过这样锻炼的红军将来一定是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铁军。董老的这番话，说得多么深刻啊！毛主席从长征到他的晚年，到文革，他都是一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都是以发扬人的精神力量来贯彻他的思想、政策和大政方针的。
好了，讲到这里，对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特点，可以用毛主席的一句诗来作为总结，就是“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句诗的真正涵义是说，我们国家跟西方文明的时间差距太大了，乾隆的时候我们还走在西方的前头，但是自干嘉以后，人家的文明一日千里，突飞猛进，而我们的文明不但是原地踏步不动，有时反而倒退。这样一加一减，到了20世纪初期，我们跟西方文明差了三四百年。所以，毛主席作为中国的党、国家和文明的核心，他的心情是急迫的，我们必须要赶超，要跨越式的前进。所以你看他的那些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是让人无法紧跟，只好掉队了。张治中将军在文革初期就说，哎呀！主席啊，你走得太快了，我们跟不上啦。
不只是毛主席有这种时间的紧迫感，孙中山也有这种紧迫感，他要我们中国人“迎头赶上”西方。怎么迎头赶上呢？这种说法不科学，还是从人家的屁股后面紧追然后超越，就是毛主席说的赶超么。这才是比较符合科学的。时间差这点很重要，特别是到了毛主席晚年，他这一代都感到就要快离开人世了，自己的生命快到了尽头，可是还有这么多的事要做，真是时不我与啊！他这种急迫焦虑的心情，作为老百姓的我们，恐怕难以理解，是吧？如果你坐在中南海那个核心位置上，你恐怕就能理解了。当然，这只是个大胆的假设而已。在详细地讲述了制约核心形成的主客观的结构性框架之后，毛主席革命的一生所经历的四个阶段，也即长征时期、延安时期、新中国时期和晚年走向世界时期的四个阶段，就比较好讲了。 三、毛泽东核心地位的确立 1、长征出了个毛泽东 首先是长征时期，就是长征出了毛泽东。在长征前后，最初的核心是博古，当然博古上面还有个王明。王明跟博古是留苏的，精通马列经典，所以回来成为党的核心之后，他们照搬马列理论和苏联的革命经验。博古对军事一窍不通，完全是个门外汉，我刚才讲了啊，核心不懂得枪杆子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他请了个洋枪杆子来协助他，这个人就是李德（1990－1974）。李德是个德国的中低级军官，本来共产国际是叫他当红军的顾问的，但是由于博古不懂军事，所以就自作主张把红军的兵权轻率地交给他了，成了红军的统帅。结果呢？出了大纰漏，在他的瞎指挥下，红军丢掉了广昌，丢掉了苏区，走上了长征。然后在湘江会战中，工农红军牺牲惨重，一下子从八万人锐减到两万多人，元气大伤。于是，红军的指战员就不得不问一个问题：红军为什么现在竟陷入了绝境？大家得到的结论是，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这个结论有很深刻的历史意义，就是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中国红军的指挥权和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绝对不能放在一个洋人的手里，甚至于也不能放在一个留苏的洋共手里。遵义会议将这个认识正式形成了决议，把李德和博古同时拉下马来，并且让毛主席重新进入了领导核心，指挥红军。当然他那时还不是主要领导人，甚至名义上也不是红军的核心。那么遵义会议标志了什么呢？标志了此后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土共来领导红军，洋共必须接受土共的领导。洋共里头有留苏的，也有留法的，当然还有留日的。周总理就是留法的。周总理以前是毛主席的上司，遵义会议以后，周总理承认他过去犯了很多的错误，他承认红军陷于目前的绝境，他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他公开表态，主张让毛主席出来指挥红军，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红军，才能够挽救革命。从此周总理就变成了毛主席最可靠的合和革命伙伴。当然朱德总司令也是了不起的，身为红军总司令和中革军委的主席，是实际上手握枪杆子的人，却丝毫没有像蒋介石和军阀一样，拿手中的枪杆子抢权夺权，争做核心，而是严格地遵守党指挥枪的党纪，接受党的领导。所以遵义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就是说土共从此逐步掌握了红军和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洋共交出了最高领导权。我这样讲是我的独家看法，不是党史里官方的说法，恐怕出格了，是吧。毛主席出山之后，就把他在井冈山时期行之有效的游击战、运动战重新拿来指挥红军。这时红军活动的空间大西南，同井冈山的弹丸之地相比，不知要广阔了多少倍，如果统帅是个庸才，碰到这样广阔的舞台，一定束手无策，不知所措。但是，对毛主席来说，却正是他尽情施展他军事天才和指挥艺术的好地方。毛主席能不能成为红军的核心，就要看他有无能力领导红军摆脱蒋军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克服高山深谷、茫茫草地的险阻，使红军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了。
毛主席不但办到了，而且远远超出他的同志们的预期。这里我只点出几个著名的战例就够了，如四渡赤水、强渡乌江，巧渡金沙江，勇夺娄山关，抢渡大渡河，飞夺卢定桥，勇克腊子口等，特别是四渡赤水已经成为中国和世界战史上的经典战例。毛主席原本只是个师范生，一介文人书生，抓枪杆子是形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然而这些杰作，使得文人博古、周总理，科班出身的军人朱德、刘伯承、彭德怀、林彪，无不大为赞服，自叹不如。那个曾经专找毛主席麻烦的博古，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现在逐步领悟到枪杆子不是好抓的，单凭权势是不行的。博古当时只是个二十六七岁的小青年，从来没有带兵打过仗，湘江之役惨败后，他甚至绝望到想自杀以谢党，以谢共产国际，以谢国人，结果被聂荣臻及时赶到，把他的枪夺下来。所以你看，把不称职的人放在不称职的位置上，结果必然是个悲剧。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不也说他被推上党的核心地位，是历史的错误吗？
然而，历史却把毛主席推上了他应该占到的位置上了，他临危受命，不负重托，把枪杆子玩得出神入化，运用他擅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使疲惫不堪的红军变一下子成了一条游走在高山深谷中的蛟龙。你看蒋介石虽然派了几十万大军在后面穷追猛打，但却在毛主席声东击西、兜圈子的迷敌诱敌的战法之下，失去了红军的踪迹。最后，毛主席终于把中央红军带出了草地，脱出了险境，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于是毛主席顺理成章地成为红军众望所归的统帅，核心，所以说长征出了毛泽东。
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核心不是靠耍嘴皮、巧言令色的选举产生的，而是靠一个人的功业、战功、能力产生的。这个传统很有意思，跟武术一样，两个人比武，强者胜，也就是说，你必须拿出真本领来才能叫人心服口服。这个重视能力的传统现在在各行各业中基本上仍然保存着。所以，中央红军为时一年的长征（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证明了是毛主席而不是别人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的革命。但是他在红军中的核心地位还是有人挑战的，这个人就是张国焘。
当中央红军和张率领的第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上旬在四川懋功会师时，你可以想象到，经过长途跋涉的中央红军就像个叫花子队伍，衣服破破烂烂，一个个面黄肌瘦，人数从八万减到不到三万。而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正好相反，人强马壮，且衣服整洁亮丽。张国焘同毛主席见面的时候，他有意装阔，在台湾叫秀，秀他漂亮的军装，秀他的战马。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要借此告诉毛泽东，你看看我这个实力，你毛泽东没有实力来领导红军了，只有我张国焘才有领导红军的实力，你没有这个实力了！他现在有八万人，有的人说五万人，有的人说十万人，反正红四方面军就是兵强马壮，然后资源补给又远比中央红军充足。所以，张国焘就暴露了他篡权的野心，要同毛争夺红军的核心地位，同洛甫争夺党的核心地位。
上面曾经特别指出，虽然枪杆子是取得核心地位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还取决于其它条件，例如政治智慧。这时红军发生了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之争。这是个涉及到党、红军和革命的前途的大问题，南下，那是一条绝路，死路一条。而北上哪，北上抗日么，这是从政治的高度来考虑红军的去向和落脚点。但是作出这样的政治决定却不容易，需要有深厚的中国历史知识和政治远见，也就是对上述的中国历史规律和当时的中国政治形式有深刻认识和理解的人才能够提出北上之路。毛主席因为具有这样的历史知识和政治智慧才坚持红军必须北上，到川陕建立根据地，最后到陕北落脚，才有出路。而张国焘呢，就没有这样的历史知识和政治智慧，所以就坚持红军南下，同毛对着干，于是党和红军分裂了。张国焘就于1935年9月另外搞了个中央，而且把党中央一些核心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等，不但开除党籍，还要通缉。这样你们可以看出来，要说枪杆子，当时当然张国焘最强，但是要说政治智慧，他却是最差，结果把自己，把第四方面军带上了绝境。最后他那个八万人到了1936年10月三大红军在陕北吴起镇会师的时候，他也只剩下两万多人，其它的四五万人都因为他政治上的无知而白白牺牲掉了。
由此可见，核心需要具有高瞻远瞩、超越思维的政治智慧的重要性。领导人跟下围棋一样，一段跟九段下是下不赢的，因为人家九段可以看到几十步的变化，而你哪，最多只能看到一二十步的变化，你这盘棋怎么下，是吧？肯定是下不赢的。张国焘志大才疏，想做核心，结果白白葬送了数万红军的生命，也输掉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最后变节叛逃，晚景凄凉，在加拿大郁郁以终。
这里顺便谈一下我个人对毛主席〈沁园春•雪〉这首词的一点独家心得，向各位请教。当1936年2月他率军东征的时候，正好碰到铺天盖地的大雪，他触景生情就写了〈沁园春•雪〉这首词。词的气魄雄浑，意境高远，可以说是千古绝唱，连反毛的人都不得不佩服赞赏。诗词言志，这首词无疑地是反映词人这时的心境和心态，决不是一般工于诗词的文人能够写得出来的。个人认为，这首词里头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毛主席认为他领导了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一次军事长征。你想，他作为这样一支军队的统帅，该是多么自豪，多么自信。所以他就有“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品评了，在他看来，这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英雄，都不在话下，不是缺少文采，就是稍逊风骚，基本上都是武夫一个，特别是成吉思汗，更是十足的武夫了。不像毛主席他自己，既能以一支笔杆子指点江山，又能以枪杆子指挥千军万马，文武兼备，数古今风流人物，不是要数我今天的毛润之了吗？
这是我的理解，当然有些正统释诗的诗人，例如臧克家吧，认为词中的“数古今风流人物”中的人物是指的无产阶级，不是毛主席夫子自道。他之所以这样解释，完全可以理解，但不符合原词上下文的构思，因为如果真像臧克家理解那样的话，毛主席就不必化那么多的笔墨来列举古代的封建帝王了，而应当要列举中国历史上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英雄，例如陈胜、吴广、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了，这样才能前后呼应么，他们可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啊。
臧克家这样解释的主要思路是毛主席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决不会有封建帝王思想。这点我完全同意，这些封建帝王，正是毛主席要批判打倒的对象，他怎么可能要成为第二个秦皇汉武呢？当然不会。但是，别忘了，这些封建帝王还是统一中国、抗拒外敌的民族大英雄呢！从这个角度你就能看出词中的真正的深刻涵义了，就是隐晦地说，我毛润之既然有能力打造红军这支铁军，走过了千山万水，那么天下还有打不败的敌人吗？当然他一定可以“手缚苍龙”，打败蒋介石，统一中国，进而赶走帝国主义。这才是词里头的真正含义，当然，如果说其中也有赞颂无产阶级的意思，我也能接受，但这是次要的，毕竟毛主席也是无产阶级的领袖么。
话似乎扯远了，我要说的是这首词间接地隐示长征出了个尤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的毛泽东！我也许解释得过头了，请大家指教。 2、延安出了个毛泽东 第二个时期就是延安出了毛泽东。延安时期老百姓曾经传唱〈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首歌，不过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没有成为中国这个国家的核心么，讲得早了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相对安定的时期，就是说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蒋介石的主力部队被日本吸引过去了，那么陕北这一带的军事压力就相对减轻不少。这时党的领导人除毛主席之外包括张闻天、王稼祥甚至于周总理、朱德，这些集体核心的成员都抓紧时间加强理论学习，总结苏区和长征时期的革命斗争经验，大写文章。以前忙于军事斗争没有时间来从感性的认识总结提升到理性的认识，现在有这个时间了。
对毛主席来说，这段大搞理论的时期具有特殊意义。大家都知道，毛主席的起点在党内是不高的，他没有骄人的学历，只是个师范生，跟有北大学历的张国焘相比，或跟留苏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相比，学历上自然是矮了一大截，所以他在党内很受这些洋共的轻视，很吃瘪。例如在遵义会议上吧，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何克全）就不客气地讥刺他说，“你毛泽东懂什么，你打仗也并不高明，不就是靠《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打仗么？”在这些洋共的眼里，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张国焘也讥讽他那套游击战的思想早已过时，认为是落后的代表。无可否认，这些留苏的洋共，的确孰读马列经典和苏联的革命经验，而且也都是很不错的笔杆子，博古、张闻天都写得一手好文章，都是大笔杆子。所以毛主席那时候常常吃瘪，是可以想象的。当时大家虽然承认了毛主席是红军的核心，但是还不能承认他是党的核心，毕竟在这些洋共的眼里，他的马列理论不怎么地道么。有鉴于此，所以毛主席在延安期间靠自修补课，苦研马列经典，你不是说我不懂马列么，那我就让你们看看，是谁能够活学活用马列经典的原理、原则？于是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的大文章，其中不但讨论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的战略，而且讨论了指导中华民族如何抗战的战略战术；更重要的是，还构思了将来建立新中国的政府的组织形式，这就是超前的思想，也就是党的核心要做的事情。这些结合理论和实际的理论性大文章，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党的首席理论家。那些曾经轻视他马列理论水平不高的同志，现在也不得不承认他是党的理论家了。于是，延安出了个毛泽东。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他写的这一系列东西，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句口号变成了现实，把外来的马克思主义通过革命实践吃掉了，消化掉了，转变成一整套的哲学思想体系，变成了中国政治文化中自己的东西了。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其核心是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思想；其精神和原则是以人为本，以民为纲的人道主义思想。毛主席一再强调，其间所贯穿的，在理论上、行为上和作风上，必须建立起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最广大利益为最高标准。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看看今天吧，有些干部连起码的最低标准都达不到，竟然也能够爬到中央一级和省一级去了，至于地方一级的劣质干部那就更是车载斗量了，我是不是言过其实，夸大了呢？ 四、中国的崛起 1、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第三个时期就是从内战期间到文革前夕，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段时期毛的标志性功业就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开国朝代和政权必然要做的事，新中国当然也逃不出这个规律。
但做法上与历代大不相同，以往是经过大乱后首先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例如汉初和清康熙时就是这样的。然而中共却大搞土改，没收地主土地，基本上消灭了地主阶级，解放了农民，把土地从地主手里拿出来还给农民，使农民自食其力，不再挨饿。对于城市的工商业主，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基本上符合历代的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和措施。
这是对内，对外也是沿着历代的老路。为了新王朝、新政权的长治久安，不得不抗击周边的外侮，秦汉抗击匈奴，隋唐抗击突厥，宋朝抗击辽金西夏，现在则是抗击周边的帝国主义。结果，在开国初期还没有来得及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与民休息，恢复困竭的国力时，就被迫打了抗美援朝、抗法援越（奠边府决战）的两场硬战，然后是中印的边境战争。结果，不是打个平手就是以胜利告终，使中国人不再挨打，永远告别了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不断挨打的屈辱历史！
这里我要顺便插一句，我方才讲的“两个不挨”，不挨饿，不挨打，是我的独家之见，版权是我的。然而我的老学长，老同学李敖，去年2005年9月23日应邀在清华大学演讲的时候，在讲到中国共产党的成就时提到了两个概念，一个就是我所说的“两个不挨”。因为他没有讲明是谁说的，所以是盗用了我的版权。还有一个是盛世的观念，他说现在的中国是秦汉以来未有的盛世，这个版权也是我的，他也盗用了。你们看，是不是要来个更正呢？
这虽是题外话，不过这也是在毛泽东时代取得的光耀千古的骄人成就啊！因为毛泽东既是新中国的核心，现在中国人能有不挨打、不挨饿的盛世局面，这个功劳当然应该记在他的名下。对吗？这可是件不朽的功业啊！就这一条，他就可以很自信地说“数古今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了”，试想，谁能做到呢？你们看，在中国大的朝代开国初期，有哪一个开国君主、核心，能够击败强敌的呢？刘邦没有，赵匡胤没有，唐太宗也没有，秦始皇可能算是一个例外，他倒是把匈奴挡在长城以外了，可并没有把他们打败赶走啊！
所以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 2、世界出了个毛泽东 最后是毛在晚年，走向世界。世界出了个毛泽东。这里讲的是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也就是他将永远离开人世的岁月。这是他一生中到现在为止仍然让史家、让毛派和反毛派争论不休、难下定论的时期。
那么这段黄昏岁月的标志性功业是什么呢？难道就只是权力斗争吗？只是以斗人为乐么？
国内外的反毛派，都是这样说的，众口一词么，众口铄金么，几乎成了真理，容不得别的说法。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不是的，充其量只是部分事实，不是全部事实，而且更不是重要的事实。毋庸置疑，当时党内、社会上，确有权力斗争，确有打斗抢砸的暴力事件，不但有，而且非常普遍，有时非常激烈，非常凶残。文革么，也是一种革命，不是吗？所以，不可能是和风细雨的，一定会有暴力的。当然，这是非常不幸的，非常令人遗憾的。我们只好说，这是历史的悲剧喽！
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视野来看，你将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广阔的历史景观，这实际上也是毛要处心积虑要创造的景观。这是一段非常时期，绝不能用一般通俗的标准来看待，它是一个毕生奉献于中国解放、人类解放事业的革命家，一个行将离开人世的老人，一个红色江山的缔造者，一个想在离开人世之前为后人留下一笔永恒的珍贵遗产的不世出的伟人……的巅峰之作。所以，他在晚年的作为，绝不是一个平常人，甚至同他终生战斗在一起的老战友、老同志，可以理解的。他的思想已经走向世界，已经进入永恒！
而且，按照毛一生中一贯的行事作风，从来没有一次不是谋定而后动的，决不轻率地打一场没有把握的仗。你看，他在中央苏区挨洋共整了三年吧，他耐心地等待时机；还有，遵义会议后，他大可以取博古而代之，但他却把周恩来、洛甫推上军事和政治核心，自己始终处在幕后，韬光沉潜，时机未到，决不出手。所以像文革这么大的事，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大一次的大动作，绝不可能是轻率作出的决定，一定是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后的行动，一定是含有深远的谋划、深刻的历史重要性的大动作。毛临终前还一再表示，他一生中干了两件大事，一个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和抗战时打了日本，另一个就是发动文革。可见到死为止，他都不认为文革搞错了，虽然他很清楚地知道，不少人反对。
然而，这个肯定毛晚年作为的思路，却被官方强制性的全面否定而封杀了，根本不让你往这方面去想。中国人，到现在为止，到了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了，仍然摆脱不了成王败寇的传统，谁有枪杆子，印把子，笔杆子就得听谁的，不能有刺耳的异音、杂音。这绝不是一个盛世的气象，也不应该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应有的胸怀，是吗？
那么到底毛晚年的作为、大动作究竟要意欲何为？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是他为后人留下的一个天大的谜团。历史已经尘封了30年了，我们不妨对这个谜团提出一些假设性的探讨。我认为毛的晚年有三大关切，正是因为这三个大的关切，才促使他发动了文革。因为这些关切，已经超出中国革命的范围，中国的范围，进入世界的范围，甚至已经从现在进入未来，进入永恒！
是的，这是我个人的大胆假设，但是却有大量的客观事实可资佐证。例如作为开国领袖，一个新中国的缔造者，毛在晚年念兹在兹的共有三件大事，希望能够在他离开人世前能够完成，或基本上能够完成，或者只是开个头好让后人来接着去完成。这也是孙中山遗嘱中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殷殷之情来勉励他的同志们的临终嘱托，这不就是毛的“不断革命论”的孙中山版么？
首先是，他矢志打破冷战的美苏二元国际大格局，建立中美苏鼎立的三元国际大格局；否则中华民族仍然将在美苏两霸压迫夹杀的空隙下讨生活。而且，他自信地认为，如果不在他离开人世之前，完成这个重大的历史任务，党内没有一个同志能够完成，包括周总理在内；当然早在周总理还没有得病之前，也就是60年代初期，他的目光已经逐渐从中国投向世界范围了。
这时，他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提醒同志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其潜台词就是要同志们，同胞们备战，准备好随时同美苏进行战略决战。然而他的同志们的眼光，却只看到中国这个范围，却只一股脑儿地专顾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毛的终极关切，对他们是太遥远了，曲调太高了，高得他们无法欣赏了。在他们看来，他们的主席真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好大喜功！
终于，这个同美苏进行战略决战的历史时机来到了，那就是中国隐秘地参与在中国南大门进行了长达10年的越战，以及顶住苏联在漫长的北方国境线上驻扎的虎视眈眈的百万大军，以致最终爆发了珍宝岛战役。
这个10年，是天下大乱的十年，是风云动荡东的十年，东亚和世界的矛盾尖锐化，白热化，其激烈的程度，不论怎么形容都不会过分的，绝非一些反毛、批毛的人所说的，毛晚年夸大了阶级矛盾的严重性；然而，大量的史实告诉我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生存危机，怎么能说，毛过分估计了国内外的阶级矛盾呢？
在这样严峻的国际形势之下，毛是怎样领导中国人度过这次较长征时期红军面临的有过之无不及的惊涛骇浪的危机呢？
他反美、反修，既反美帝，又反社帝，就是同时两面作战，而且又是两个超级核霸，犯了兵家之大忌；而且在许多党政军的老同志眼里，也违背了毛自己一再告诫他们的“决不打没有把握的仗”的警言。
然而毛，就是毛，不是别人，他就是不信邪；还是下决心打他一生中后果极其严重、胜负难料的两场战略大决战，以便为中华民族、为后代子孙打出一片广阔的生存空间。这是他想在离开人世之前，留给他为之奉献一生、战斗一生的同胞的一笔遗产。
是的，按照一般常理，根据中国同两霸的军力、国力的对比，这两场战争，绝无取胜的可能，何况还是南北同时出击？但是，毛不是一般意义的军事家，革命家，而是积累了无比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和具有崇高声望的战略家、政略家、革命家、军事家，而且已经达到了超凡入圣的艺术境界。根据他一贯的信念，“是人而不是武器，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他决定同美苏打一场世界规模的人民战争，用世界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力，来抵销两霸核子牙和现代化武器的可怕威力。
事实证明，一个久经反殖、反帝战争的疲惫不堪的越南人民，在中国隐蔽的全力支持下，在席卷全世界的正义反战洪流下，终于在1975年，也就是刚好在毛离开人世的前一年，在越南战场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帝国主义。
实际上，这场世界规模的战略大决战，其胜负结果早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时，就已见端倪；美国承认打不赢了，但却要体面地撤出，不要在美国战无不胜的战史上留下一个被三流国家打败的污点。所以有求于中国，才不远万里来到北京恳求毛主席助他一臂之力，让美国从越南战场的泥沼中拔出越陷越深的双足。
毛主答应了，因为毛的战略意图已经实现了，得饶人处且饶人么，何必不留余地呢？因为中国也有求于美国，就是联美制苏，并且要求美国从中国的领土台湾上撒手，废除美台协防条约，撤出驻台美国军事人员；更重要的是，从台湾海峡撤出美国第七舰队，解除二十多年来对中国沿海的封锁。当然，还有毛周尼基四人达成的一条不成文的谅解，就是承认中国是个政治大国，美国让开一条大道，让中国体面地进入国际舞台，也就是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和进入一切相关的国际组织。于是，毛周同尼基，完成了中美之间一笔空前的外交上的战略大交易！
于是，1971底年中国体面地回到联合国；于是，1975年美国体面地撤出越南。随之，冷战的二元格局打破了，世界从此出现了中美苏的三元大格局。中国成为国际政治上的三强之一，苏联不再是老大哥了，而是平起平坐的完全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了。国际格局和中国国际地位发生了这样翻天覆地的根本性变化，可以说是毛一生中的顶峰成就，封顶杰作，是近现代中国外交史上一次空前的伟大胜利，较史诗般的长征有过之，无不及。然而，由小平同志主持的1982年相当于为毛“盖棺定论”的〈历史问题决议〉中，对这样具有全局性的大变化，竟然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好象中国恢复了大国地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可以不劳而获的。天下和历史上有这样便宜的事么？毛的继承人坐享其成，但却反而倒打一耙说，毛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真是不知此话从何说起啊？！他们不就是文革是挨了整，靠边站了么？于是，毛为他一生的反帝事业、为近现代中国人民的反帝事业，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他可以安心地走了。
现在顺便说明一下，毛是怎么打这场史无前例的世界人民战争的。不是中国派兵到第三世界去，绝不是这样的，这是帝国主义的行为，毛怎么会这样做呢！他是打的宣传战，心战，攻心为上么。例如讲“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自由，人民要解放”，“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心怀祖国，放眼世界”……等等。以及打一场经援战，要给第三世界人民以实惠。例如，毛说“越南人民需要什么，只要我们有的，就给什么”，然后是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建设，向阿尔巴尼亚、坦桑尼亚…等国，提供实质性的技术和经济援助。
这些事实雄辩地证明，反毛、批毛的人总是说，毛的晚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是事实，否则中国怎么会在自顾不暇的时候，还有余力去大力援助别人？还有，精明如尼克松的政治家怎么会同一个朝不保夕的中国打交道，谈什么重划世界地图的大问题呢？中国具有谈这种问题的资格吗？
当毛逝世后，他的中国同志却把他晚年的作为说的一无是处，而且净捡坏的说，甚至更极端的人说他犯了罪。暂且不论这种对毛的指控是否属实，是否有理，这种指控的本身却暴露了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严重弱点，就是毛的继承人必须用全面否定毛的晚年来为自己的核心地位提供合法性、合理性。这是中国历史上、传统上，非常不可取的一种成王败寇的非理性做法，不是一种实事求是、客观唯物的理性做法。这同一个伟大的文明是很不相称的，同小平同志一向博大谦逊的胸襟也是很不相称的。
你们看，当中国人自己把他们不世出的伟人说得一无是处的时候，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国的舆论、政治人物和名流，包括曾经激烈反对过他的人，却对毛颂赞、仰慕、推崇不已。现在只列举1976年毛逝世时一些有代表性的唁电和评论，以资佐证。 第一和第二世界： 《纽约时报》：假如中国的声音今天在世界的会议上获得人们尊重地倾听，那主要是毛在1949年解放中国大陆后所完成改造的成果。《华盛顿邮报》：他不仅改变了他的国家——中国，而且最后教导了人类，其数量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其它政治领袖所教导过的人。
《波士顿环球报》：毛泽东成了全世界亿万人民的一个象征，象征着有可能取得社会改革，取得经济和社会进步，使被剥削者获得尊严。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现代社会的国家领导人并不体现一种哲学思想，他们只是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军事等等。法国人却认为毛泽东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并且努力地把们付诸行动。这正是我们对哲学的认识。我们在1789年进行法国大革命，正是为了一种哲学思想。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也正是使中国走向一种哲学，即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 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他是一位无限深邃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日本国会议员冈田春夫：毛主席和列宁一样，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而且正在创造着世界历史。表面上，他非常温柔和豪放，然而其中贯穿着激烈的解放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不屈不挠的斗志和敏锐高深的智慧，这样的人，恐怕就是举世无双的巨人吧！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毛泽东历史上的排名要比拿破伦、亚历山大等人高出不少，因为他对将来的影响要比这些人大得多。
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毛泽东统一了中国，给予人民一套新的道德观，提高了工农的地位，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
美国作家史特沫莱：中国共产党的其它领导人物，每一个都可以同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
美国记者安娜•刘易斯•斯特朗：什么是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只存在于人民没有觉悟的时候。主要的问题是人民的觉悟，不是炸药，也不是油田或原子弹，而是掌握它们的人。 第三世界 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里，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
如果仅仅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他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世局的发展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他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巴基斯坦《世界报》：他教会整个第三世界懂得了新的生活道路。毛主席的思想照亮了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斗争的道路；教会了小国站起来坚决战斗，唤起了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的觉悟，使他们看到“依靠自力更生能干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孟加拉国国总理：他的典范将不断激励鼓舞着全世界同压迫剥削势力进行着斗争的人民，他的自力更生和为人民服务的哲学，将永远是指导孟加拉国和其它各国的人民灯塔。
墨西哥前总统埃米略•希尔：毛泽东通过他一生的伟大教导，不仅给中国人民，而且也给世界人民留下了十分珍贵的遗产。《科威特时报》：世界将怀念你，你将永远活在各国人民的心中。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毛泽东主席在战友们的帮助下创造了一种新的人道主义。坦桑尼亚《自由时报》：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给予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道义和物质的援助，帮助他们从奴役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对世界许多人来说，毛主席的名字就意味着解放。
扎伊尔蒙博托总统：毛泽东主席心里装的是处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桎梏下的人民的自由，这位伟大思想家的理想，将长久地继续影响世世代代。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毛泽东主席是当代一位伟大的天才政治家，是各个时代人民解放事业的一位最伟大的缔造者。
博茨瓦纳总统雷茨•卡马：毛主席在世时是全世界受践踏人民群众的最大希望，在暴政和不义比比皆是的世界里也是个代表和平的伟人。他安息后，他的精神将继续启发鼓舞我们。
圭亚那总理伯纳姆：他的英雄范例和他的思想是启示的源泉，并将继续鼓舞被奴役的人民、大城市凄惨贫民窟中的人民、种族隔离罪恶统治下或陷入帝国主义重围之中的人民。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威廉斯：他唤起了中国人民，也唤起了中国国界以外的人民。他改变了人类历史的道路，使人类――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前途美好进步。 就引述到这里吧，因为多得不胜枚举啊！于此可见，世界出了个毛泽东，甚至人类出了个毛泽东！
正是70年代的这股遍及世界的毛泽东热使我们来自台港的海外知识分子、留学生，感到以中国人为荣，感到毛泽东的名字所代表是中华民族的尊严，是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于是，我们保钓的一代变成了毛派，变成了毛泽东思想的追随者，因为蒋介石政权带给他们的却是民族的屈辱、自卑和自贱！
然而，改革开放这二三十年来，官方对毛晚年功业的贬抑、全盘否定甚至丑化，同上述世界对毛的颂扬，形成多么大的反差啊！当中国人民为了进行自己反帝事业时，则全力争取第三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支持，现在一旦反帝成功了，脱掉了帝国主义的枷锁，成为世界大国而全力发展经济时，却与他们的压迫者、剥削者交了朋友，密切合作，忘掉了以前曾经一道拼搏的穷朋友，这又是多么大的历史反讽啊！在他们的眼里，我们中国人怎么这样的势利啊？！
第二个毛晚年所关切的问题，是中国历代的开国者所共同关切的问题，就是他所开创的基业，能否传承下去，直到永远，永远。秦始皇帝之所以称自己是第一个皇帝，是想继他之后世代相传，万世不绝。当然，那是家天下时代开国帝王的想法。现在我们是公天下了，毛主席当然不会想把这个红色天下变成毛家天下，他想的是，他一手开创的这座红色江山，无产阶级的天下，能否世代相传，不会变色。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是参照了中国历史经验的，例如李自成是怎么失败的？洪秀全的天朝又是怎么半途夭折的？洪秀全打下南京之后不久，他的政权就开始腐化了，你们知道洪秀全晚年的时候封了多少王？大概一千多个王吧，每一个王都有一座豪华的王府。你想想看，这个政权还有打天下的雄心壮志吗？根本腐化掉了。所以，所以最后被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消灭了。
他当然不会忘记他要同志们好好阅读的郭沫若那篇〈甲申三百年祭〉中的警示，还有黄炎培在延安时对毛主席提醒的中国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亦忽焉”的“朝代循环周期律”的怪圈。所以，毛主席才要在从西柏坡进北京城之前，一再告诫和提醒军政干部和党员进城后不要腐化，不要学李自成。可是到了50年代后期，他发现有些开国元勋，高干子弟的生活奢侈了，糜烂了，革命的热情消退了，革命的理想淡忘了。于是，他开始担心忧虑红色江山的未来前途了。所以，他就想到了要搞个类似延安整风运动的全国规模的思想运动，让全党和全国重温一下革命的理想和历程。这大概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原因吧。你看，在文革期间，一再提出来的口号不就是公字当头，社会主义新人，为人民服务，毫不为己，专门利人等这些有关革命理念，社会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么。当然，通过这样的思想运动，集中意志，统一思想，也可以视为反两霸的思想总动员，当时不是全国在备战么？
最后一个毛晚年所关切的大问题同第二个问题密切相关的，就是接班人的问题。最高权力的转移或继承的问题，一直是中国文明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甚至连雄才大略的英明君王如秦汉汉武，唐宗圣祖（清康熙），都未能好好的解决。这是家天下时代的权力继承问题。到了公天下我们这个时代，毛晚年必然面临要解决他的权力交给谁的问题。是吧？到底谁有资格接下他这个大位呢？家天下的血缘继承制度当然不再适用了，那么根据什么原则来解决这个关键的大问题呢？如果按照枪杆子出政权的传统，那么就建国的军功而言，应该不是一野的彭德怀，就是四野的林彪，当然四野的功劳更大，几乎打下了大半个江山。可是阴差阳错地历史却把这两个人拉下了政治大舞台，最后都以悲剧结束一生。这样，就只剩下二野、三野了，二野的刘伯承早就无意于政治，无意于大位的争夺，现在只剩下个二野的邓小平这个政治将军了，他算不上儒将，只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文职军人。三野也没有争夺大位的人才。所以，党内国内这种客观的权力现实，已经不容毛有太多自己的选择了，根据他奉守的原则，洋共必须接受土共的领导，所以毛临终前将一个毫无军队背景的土共华国锋推上了大位，但是华核心没有枪杆子为后盾，又怎么能够安于大位呢？所以你看，没有多久，就被邓的枪杆子拉下马来了。令人不解的是，邓以开国元勋的地位，又有枪杆子为后盾，却不采取毛泽东的模式，当仁不让地自己坐上第一把交椅，却采用了张闻天的模式，将核心的大位谦让于一个资望、实力远逊于他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其中的奥秘，只有邓心中有数，我们就不好胡乱猜测了。是不是他也奉守毛的洋共必须接受土共领导的原则和惯例呢？
不过，这表明公天下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第二代，仍然无法合法合理地解决核心的继承问题。毛虽然将大位让华来继承，但是他很清楚，华是无法安于大位的，只是个权宜之计的过渡人物，肯定是无法让有兵权为后盾的、代表官僚系统利益的邓小平心服口服的。所以毛就寄希望于在毛泽东思想培养下成长的年轻的一代，就是文革时的红卫兵了。所谓卫者，就是保卫红色江山不变颜色的意思。当时红卫兵的一代，现在都已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已经登上大位了，就是胡温所代表的第四个世代。
那么，毛所寄望的这个第四代，能否保卫他所建立的红色江山呢？能否兼取毛邓之长，而形成自己第四代的统治风格呢？这个问题还是留给历史来回答吧，我们姑且拭目以观其变吧！ 五、结论：新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的可行性 讲的太长了，该结束了，最后再讲一下结论。在这里顺便初步提出一个个人大胆的设想，就是构建新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的可行性，以便向各位请教。
首先，我要为毛思想的信徒或追随者敲警钟，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当前的市场经济大流下，正处于危机，需要我们认真严正地对待。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毛思想真的过时了，没有生命力了。是这样的吗？
不是的，决不是的。那么，如果毛思想没有过时，还有生命力，它的生命力在那里呢？我想，它的生命力应当是寓于人民吧，一个旨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怎么会过时呢，怎么会没有生命力呢？例如现在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出现的社会两极分化，人民碰到的住房、医疗、教育三方面的深重压力――有人称之为新的三座大山，官场上贪污横行，社会风气败坏，一向自鸣清高的学术界斯文扫地，在在使他们又怀念起毛主席那个清廉、公正、为人民谋福利的时代了。这不，人民又怀念起毛主席了，怎么能说毛泽东思想过时了呢？
还有，你看，第四代的核心胡锦涛是怎么界定他的治国理念的。2002年12月6日他上台不久到西柏坡朝圣时公开宣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他们的治国理念，并表明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见在毛泽东思想培育成长的第四代，将成为毛思想的继承人，接班人，继续执行毛为人民服务的终极治国理念。
但是，毕竟世界变了，历史在不断前进，现在的中国和世界，同30年前毛逝世时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最突出的变化是，现在的中国已经进入和平时期，不再是战争年代和备战年代的中国了。那么在和平时期，如何为人民服务？如何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当然应该是毛的接班人的事了，不是毛的事了。
是的，世界是变了，中国也变了，但万变不离其宗，超不出为人民服务的范围，具体的内容可以不同，但执政的理念依然未变。所以，似乎没有另起炉灶，独立成家成派的必要，仍可消融在毛的思想体系里面。例如第二代的邓小平理论，就是求富的理论，发展经济的理论么，虽然引进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和机制，但可以视为资本主义的中国化，不是也可以消融在毛思想体系之内么。至于第三代江的三个代表，基本上是邓规江随，没有什么新意、创意，而且这三个代表完全符合毛的思想，特别是其中的第三个代表。
既然第二、第三、第四个世代的大政方针都没有超越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原则，完全没有背离毛的治国理念，那么是否可以考虑把这些新发展的东西都消融吸收在毛主席思想体系之内，而发展成为成新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呢？在毛泽东思想前面，加个新字，表示有别于旧的毛泽东思想，但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
这样做在中外都有例可循。西方有新柏拉图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我们中国古代呢，例如儒家，儒家在孔子之后是不是就停滞不发展了呢？不是的，还在发展。西汉的董仲舒就是在新的条件下，消融了阴阳五行、道家的学说，发展了儒家，成为汉儒，为大汉帝国的统治服务。南宋的朱熹，明代的王阳明，都在他们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将佛家、道家消融到儒家里面，开创了理学和心学。理学和心学，实际上就是新儒学，儒学的新发展。
现在中国的文化生态，实际上有三大思想潮流。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是党的统治意识形态，主要在使政权合法化，无产阶级一党专政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来使它合法化。第二个是自由主义，这主要是邓小平第二代引进的，既然要发展经济么，那你就得要利用西方的资金，西方的技术，西方的管理等等，加上香港资本主义社会的回归，海峡两岸蓬勃的经贸交流，所以自由主义现在是很吃香红，年轻人特别热衷，不是都要发财致富嘛。第三个是方兴未艾的新儒家，新儒家的大本营在港台海外，大陆也开始有人提倡了。例如其代表人物蒋庆，竟然以一副现代的康有为的面貌出现，提出很狂妄的口号，鼓倡用儒家取代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立儒教为国教等，好像又把中国的历史拉回到了民国初年的时期。他们还要求教育部把儒家的德目编入中小学生的基本教材里。
现在我们有点像唐朝时一样，唐太宗时儒释道三家并行么。这个就我个人来讲，没有什么不能接受，一个伟大的文明，不可能只有一家独鸣，应该是百花齐放的局面么。但是，思想潮流中必须要有主流、非主流，我提的新毛泽东思想的意思，就是希望毛泽东思想的信徒，理论家，在新的文化思想生态下，能够把新儒家、自由主义等学派中合理的部分，消融到毛泽东思想里头，构建新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这是对理论界、学术界的一个严峻的挑战。
最后，我对刚成立不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有点意见。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不叫毛泽东思想研究院或毛泽东主义研究院呢？毛主席说，他已经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现在却又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标出来，变成一个似乎高于毛泽东思想之上的东西，这样做，而且经过这么多年了又这样做，我觉得不大合适。国内有人构思倡导新马克思主义，例如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程恩富为其代表，这其实就是我这里讲的新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我们不是已经有了中国自己的马克思思想体系了，何必还要再用“马克思”这三个字，不用“毛泽东”三个字呢？我觉得历史像是在倒退了。所以我认为我提出的这个新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新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其中没有完成的东西，例如发展生产力（求富），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求文）等，都是思想的应有之义，都是隐含在里头的，只是没有来得及发展而已。以后的各个世代，例如第五、第六…依此类推，如果在求富、求文方面有新的贡献，都可以消融在新毛泽东思想体系里面。而且，我也很难想象，在可见的未来，中国会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来取代毛泽东，当然我讲的主要是指官方的统治意识形态，不是就学术界，民间的学者专家而言的。
今天我实在讲得太长了，现在就讲到这里吧，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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