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力：何新与新自由主义20 年论战（上） -

20年论战：何新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分歧（上）

：冲击力

简介：民间左派思想者，知名网评人。重要文论有——

《毛泽东是中华文化的颠覆者，更是深刻的继承者》
《评老田<毛泽东与马克思的重大区别>》
《新计划经济引导中国崛起》
《铭记立国精神，建设人民中国》
《中西方文化攻守格局之逆转》
《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在哪里》
《何新的新社会主义》
《何新的精神：社会主义的捍卫者与新国家主义的宣扬者》
《论何新的“国家主义”》
《再论国家主义：国家与社会之争》
《面对左右之争的政治抉择》
《关于中国崛起的战略思考》
《大国崛起需要大国战略》
《中华民族是天命之族》

最近较为系统地阅读了何新先生的整套经济学论著，感触良多。何新先生从 1987 年开始在《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上发表经济问题评论，曾经强烈抨击 1988 年主张一步到位的价格改革，反对实施通货膨胀政策。

1993 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的白皮书《何新政治经济论集》，开始系统形成何新独特的一套政治经济学理念，并从而与吴敬琏、厉以宁、张五常等所鼓吹的按照美国企业模式和市场制度为样本，克隆复制中国市场经济——即所谓的“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展开了激烈论战，于今持续已经 20 余年。

以下做几点简略总结，兼谈自己的理解。本人虽然是经济学专业毕业，但才低学浅，表述肯定有不完整和不准确的地方，仅仅作为抛砖之论，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兴趣。

一、危机源于生产能力过剩

　　 1988-1989 年中国经济发生所谓“过热”，物价飞涨引起社会不满，成为不久发生政治危机的导因。早在1988年，何新即在《经济学周报》发表文论，指出经济政策发生失误。1990年《人民日报》发表何新与日本经济学家的对话，何新首次系统发表自己对于经济形势的看法，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由此展开了他与新自由主义市场派长达 20 余年的理论论战。

1988-1991 年，中国经历着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物价飞涨，企业发生三角债，银行贷款无法回收。起初，何新也与主流一样认为危机的根源是货币超量发行，造成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但是后来经过对经济数据的调查和重新研究思考，何新改变了看法，认为这次危机是一次古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

生产过剩的表现就是企业库存积压严重，商品生产出来卖不出去，导致企业生产资金无法回收，银行贷款无法归还，由此发生企业间相互拖欠债务的所谓“三角债”。过去这种情况被主流推诿给所谓产品结构问题。何新指出，这不是什么结构问题，而是投资误判造成生产能力过剩，市场有效需求不足。

何新指出：由于需求不足，使得产品不能在合理的时间以合理的价格销售出去，库存增加，企业就无法收回生产资金。由此而造成资金不足，造成支付困难，形成“三角债”。同时企业也没有钱向银行向及时归还贷款，形成呆帐烂账。问题的上半部分是流通危机，下半部分是金融危机。何新曾经幽默地说;由流通危机到金融危机，这就是一次完整的古典形态的生产过剩危机。

何新提出的生产过剩理论，使得当时的主流经济理论界一片哗然，因为主流经济学界迷信西方经济学的洋教条——萨缪尔森说过：生产过剩是一个过时的术语，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80年代中国一直流行匈牙利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认为中国的经济与匈牙利一样是短缺经济，总是发生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而何新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这当然不仅仅是理论观点的不同，也意味着应对政策的全然相反。

如果危机的根源是生产过剩，则应该设法尽快倾销过剩产品，削减库存，从而换回流动资金。就应当少进口，刺激出口，为过剩产品开辟国际市场。同时还要压缩过剩的生产部门，刺激消费，扩展有效需求。

在银行的金融政策方面，应该降低利率，释放储蓄，从而鼓励消费，等等。

反之，如果认为危机的根源是短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则应该抑制总需求，提高利率，将消费资金关进银行，减少产品出口，扩大进口，等等。

在何新的建言下，1991年以后国务院逐步采纳了根据抑制生产过剩思路而制订的新的经济政策，其中包括：

1、国务院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放弃了供不应求也就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流行教条

2、银行多次降低存贷利率，释放消费与投资的资金

3、实行放长假制度，压缩市场，鼓励节假日消费

4、明确提出“限产压库”

5、实行出口退税，实施鼓励出口的外向型经济政策

这些重大政策，都是基于中国经济存在生产过剩的思路提出的。正是由于采取了这些重大政策，中国迅速地在90年代初摆脱了80年代末期一度引发了政治动乱的严重经济危机。

而对于经济危机的多方面研究，奠定了何新经济思想的基础。何新断言：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源与历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都是经典式的生产过剩危机。这是一种新的大胆判断——因为按照过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根本不会发生资本主义使的经济危机，更不会发生什么生产过剩。

二、市场也是资源，市场空间是有限的

　　通过对市场经济的深入研究，何新认为经济现象背后存在着普遍性的基本规律。何新认为市场经济规律可以概括为四条基本规律：

1. 市场有限性规律； 2. 投资效益递减规律； 3. 相对成本递增规律； 4. 经济运动周期性上升和下降的波动性规律。

其中最根本的是第一条市场有限性规律。何新说，这条规律对于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不亚于万有引力定律对于物理学的重要性。

何新提炼出的一句经典名言是：“市场就是资源。”因为市场是有限的，生产能力的扩张，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遭遇市场容量不足的限制，也就是发生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因此生产过剩的危机总会周期性发生。所以对市场经济来说，困难的不是生产，而是销售。

何新认为，市场就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市场容量决定了利润总额。一种商品的利润总量和利润率与市场容量和占有率成正比。

何新讥讽当道的主流经济学家，说他们貌似什么都明白，就是对市场资源有限这一定律永远不明白！的确，何新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系统性分歧，可以从双方对这一条规律的不同认识中演绎出来。

在何新看来，正是由于国内市场是有限的，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能完全依靠中国的内部市场完成，而必须依托于整个世界市场的空间资源。

何新说：中国的过剩人口、过剩的生产力（人口也是基本的或潜在的生产力），只有依托于世界市场才能找到出路。

所以，开放本国市场的目的绝不意味着放弃本国市场，国家不应让本国企业在无保护状态下与外来企业和商品的竞争中自行倒闭，从而把国内市场拱手让给发达国家的外来企业。开放市场的目的，是为了引进资源和技术，改善本国产业的对外竞争力，二是为了让本国产业走出去，展开全球性的市场大竞争。

在这个问题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却有着与何新完全相反的看法：他们主张向发达国家不加保护地全面开放本国的市场，将自己的市场资源拱手让给外国资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懂得市场是最宝贵的资源，反而认为外来的竞争能够促使中国的企业提高效率，一旦中国的企业竞争失败，他们就认为优胜劣汰是当然的、是合理的。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利益立场。他们认为自己是所谓的世界主义者，认为国家民族利益的概念已经过时，他们实际是为外国资本服务的吹鼓手。是为国际资本所利用而误导中国经济政策的内奸政策工具。

何新是一个坚定的国家主义者，始终坚持把中国利益作为经济研究的根本目标。

何新指出：市场的有限性意味着市场竞争的残酷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市场竞争的历史，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也包括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

由于市场有限，发达国家特别是占据国际市场霸主地位的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经济力量的发展壮大，因为这只会增加一个可怕的市场竞争对手。所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就一定会竭力阻止中国的发展，这就是中国面临的基本的国际环境。

何新认为，国家有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的天然责任和义务。市场资源问题是产业生存空间的问题。从这个原则出发中国才能够形成一整套长远的全球战略。

三、瓦解中国国有经济是西方夺取控制中国市场的阴谋

何新认为，国有企业的困顿问题，不是其“国有性”所造成，也不是什么莫名其妙的“机制不良”造成的。而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何新指出，所谓“产权不明晰”，是现代产业制度的必然。所有现代的西方大企业，（股份制企业），都是产权不明晰的，都并非纯粹私有制的。企业经营责任问题与产权问题没有本质关联。

何新同意国企需要改革。但正是由于“三资”企业通过不公平的条件和手段从国有企业手中夺取了大量市场，包括争夺原料、能源、技术人员和供销渠道，加之国企自身负担过重，导致国有企业的衰败。

何新强烈批判私有化政策和下岗政策，认为这些政策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要把国企问题死死地盯在产权所有制问题上呢？何新指出，这是包涵一种经济学的预设性阴谋，这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何新认为，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有意无意地担当了帝国主义瓦解中国产业经济的战略工具！他们之所以紧紧盯住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因为国有企业是中国工业体系的支柱，所谓机制改革、产权改革都是为了瓦解以国企为支柱的中国工业体系。

他们批判中国国有企业具有高度的垄断性，但在他们本国——例如在美国，所有的产业巨头无不对美国本国市场份额保持着高度的垄断控制。工会则对劳动市场保持垄断，外来劳工几乎没有工作机会。新自由主义鼓吹摧毁中国国企的垄断，其实是为了让本国企业渗透中国夺取新的市场空间。

这个判断是非常理性的。从这种观点看过去——整个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国际化改革思路，根据中国自身以及苏东改革的已有教训，都可以断定为是为了有针对性地搞垮中国本体经济，使之走向对外来资本的依附化。因此，何新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争论远远超出了理论争论的范畴，实际是一场关乎中国改革根本方向的战略争论。

何新指出：他们在搞垮了大批国企后，现在又把目标集中在中国最后一个国有企业的堡垒——国际军工企业上。不能让他们瓦解中国国防军工体系的阴谋得逞！

何新认为，美国利用中国经济学界的幼稚无知，不失时机地向中国输入误导性的经济学理论，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为了误导中国的经济政策。

这种把戏并非新鲜，当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曾被英国作为经济学意识形态推荐给其他国家，成为瓦解别国工业的战略工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正好源于亚当·斯密，同样起着瓦解中国工业体系的战略职能，经济学本身沦为了市场经济争夺的手段！

四、批判萨伊定律

　　何新指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所谓萨伊定律。萨伊定律认为：生产自动会创造需求，永远不会出现生产过剩，只要任由“看不见的手”的调节，每个人根据市场信息追逐自己的利益，就能够实现经济的持续不断的增长。而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只会导致效益低下、福利减少，计划经济则必然造成短缺。

新自由主义的命根子就是萨伊这种理论。科斯定理则认为私有制是最高效的经济制度，这也是针对中国的公有制。据说，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私有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只要中国人相信了这类理论，就应该放弃计划经济、放弃国家管理、放弃国有制。就可以自然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富裕。

但是何新认为，这类理论的前提是虚幻的，是欺人之谈。听信这种理论的后果不是走向繁荣，而是经济崩溃，急剧贫困化，拉美、非洲以及私有化后东欧经济的休克都是明证。

何新指出，经济危机实际上又会形成一个非常矛盾的局面，一方面是市场资金短缺，另一方面是资金过剩，大量的资金退出生产流通的循环，这部分资本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即为过剩资金。

　　新自由主义否认生产过剩的存在。却鼓吹那个“看不见的市场之手”的神话。

何新指出，众所周知，近年的高房价是被大大小小的炒房团炒起来的，五年里翻了十倍之多。近期农产品也遭遇了恶炒，继大蒜、红辣椒价格疯涨百倍之后，最近绿豆价格惊人上涨，由年前的每斤 3 元，疯涨到 20 - 30 元。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究竟什么叫“炒”？“炒”这个厨房中的烹调词语，何以竟然成了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概念？以致竟可以决定市场物价，影响和改变千家万户小民百姓的生存状态呢？

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言，所谓“炒”这个概念是根本无法解释的！主流经济学的神圣教条是：商品价格由市场需求决定。物价蓬勃上升，反映市场需求大旺，是好事，不应受到任何行政干预和限制，否则就是违反市场经济的规律！从这种观点看，某种商品被恶“炒”也是大好事。不仅房子能“炒”，从股票、期货到粮食、大蒜、辣椒、绿豆、火车票等等 , 一切市场稀缺资源无不能“炒”也应该热“炒”，不炒就是违背市场的规律和逻辑。

而何新指出：其实，所谓“炒”无非就是对某种稀缺品在其价格未高涨前，低价大量买进予以囤积，待其价格上涨后抛出，从而谋取来自价格差的暴利。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把稀缺物资购进储存，待价而沽，从而牟取暴利。“炒”的必要条件是炒家能够控制大量资金，背后有金融力量作为依托。“炒”的本质其实是金融资本的运动。

五、价格并非市场竞争决定，而是资本竞争决定

何新说：“炒”，并不是什么“现代市场经济”的新鲜事，古已有之，毫不稀奇。所谓“炒”，古人谓之“囤积居奇”或曰“奇货可居”。两千年前赵国商人吕不韦就曾是一个成功的大炒家，他所囤积待炒的“奇货”（也是“期货”？），就是是当时在赵国作人质的秦谪公子异人，而其利润就是异人后来取得的王位，吕不韦的投机一“炒”，使他后来差点得到了秦国的最高国家权力。

所谓“炒”，在《资本论》中被定义为“为卖而买”的投资行为——囤积者并非为自己的使用和消费而购买，而是为“卖钱”而“购买”（这是悖论），这一买一卖、一进一出，炒家就得到巨大价差——红利。此种伎俩，改革开放前叫“投机倒把”，是一种犯罪行为——其实在当今多数发达国家，任何炒家的囤积居奇行径仍被视为经济犯罪。但在中国，种种恶“炒”却都叫做善于“抓住商机”和“理性投资”。

其实，“炒”的本质就是由炒家以货币金融手段垄断和控制物资，从而操纵控制商品的市场定价权。

而每当经济濒临萧条，货币资本必然大量从实体产业领域溢出，于是在货币流动性大增的背景下，恶性炒做的行为必然会大规模发生。

何新指出：由“炒”而为商品定价，这本身就揭破了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编造的一个市场神话：稀缺资源通过市场供求这只“看不见的亚当斯密之手”，来公平地、科学地予以 “ 配置 ” ，自由竞争可以为每种商品合理定价。

使人震惊而悲哀的是，这一套极为幼稚的“市场”谎话居然骗倒了中国两代人。其实，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无论国内和国际，究竟在哪里存在着那只“看不见的”、为人间合理配置稀缺资源和“福利”的神圣公平之“手”？相反，人们到处都可以看到的是一只有形的金融资本之手——通过期货和现货交易，通过掌控市场的绝对定价权，把全球（包括中国）的宝贵而稀缺的资源导向国内外大资本权势集团的手中。

六、市场竞争必须由国家力量控制和管理

何新认为：既然市场不可能自动解决生产过剩问题，放任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只能是让纵容资本竞争——让资本大鳄鲸吞和垄断全部经济利益。

现实中的私有自由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严重的生产过剩，这是 19 世纪的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而计划安排、国家干预正是针对生产过剩问题而来的。

生产过剩实际上又是一种投资效益低下，是一种投资不良，投资效益递减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虽然投资效益递减不可能根本消除，但是可以抑制。而且这个规律也是一种推动力，推动了投资的转移和升级。但这个过程不是没有代价的，投资越盲目越无序，导致的生产能力过剩就越严重，投资调整的代价就越大。投资不良和生产过剩是相伴相生的，并且都不可能完全解决，只能是通过国家政策性干预有所抑制。

比较成功的经济体制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实行的这种体制。资本及工业、企业的高度集中性和跨国性是当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无论是莱茵模式还是英美模式都早已不是私有自由资本主义，在莱茵模式中存在着强大的国有经济和公有经济，英美模式则是依托于具有国家定货和金融支持背景的大型跨国垄断企业。

何新认为，国际经济竞争早已不是私有自由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集中性的国家大垄断资本集团的跨国竞争，国家是制度化国际竞争的组织者和推动者，是本国产业和国民经济利益的代表者和保护者。总之，国家力量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竞争的强大工具，这是经济竞争加剧的必然结果。

经济竞争必定要动用任何力量，必定要动用国家力量，这不是由某种经济学设计好的，而是历史的力量运动的必然结果，反过来说，当代资本主义竞争如果不援引国家的力量，则必定要在竞争中惨败，胜还是败，道理就这么简单。进而，国家终究会成为资本主义竞争的真正主体。因此，中国的最佳选择也应是国家资本主义主导的混合经济体制。

　　集中性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有利于在投资、生产和销售等方面克服投资不良和生产过剩的问题，防止恶性竞争。在投资方面，垄断组织具备一般企业不具备的资金实力，有能力投资一些高科技战略产业，这本身就是投资的升级和优化，因为高科技战略产业不是面临着生产过剩，而是短缺，这种短缺绝对不是一般企业能够满足的。在生产方面，垄断组织能够对市场需求和供应做出合理预计，尤其是供应，因为生产厂家就它一家或者很少，控制了供应就能够控制需求，从而避免生产过剩。在销售方面，因为避免了生产过剩，并能对整个销售体系进行统一管理，垄断组织就能制定产品价格，保证利润率。而国家呢，是真正的顶级垄断组织，国家积极管理投资、生产和销售，对于克服投资不良和生产过剩也是同样有效的。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正是靠国营计划体制集中全国的资源，形成强大的投资能力，进行工业化投资，才初步建成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其核心精神正是借助国家力量强化投资能力。以国家力量作为主要的工业化投资者，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发明，而最早是欧洲重商主义的发明，德、日资本主义都是这样兴起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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