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飞: 吴敬琏教授市场化改革的理论错误

吴敬琏教授市场化改革的理论错误

曾飞

　　吴敬琏教授的改革理论与厉以宁教授的改革理论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那就是标榜着马克思主义，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帜，一时间还挺招老百姓喜欢。有网友在痛骂厉以宁的同时，称吴敬琏教授为“真正的经济学家”、“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事实上，自从上世纪80年代吴敬琏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进修了一年之后，就已经成了新自由主义的信徒，整个学术思想完全是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的那一套，尤其对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崇拜得五体投地。在明里，吴敬琏却偏偏高喊：“必须警惕假马克思主义鱼目混珠”，似乎他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一家独大，其他理论非“左”则“右 ”，都必须反掉。

　　回到2006年07月30日，吴敬琏教授推出的论文题目是：“坚定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实现增长模式转型”。无论吴敬琏教授的研究如何煞费苦心，理论如何高超，但从开始点：全面“市场化”的理论定位，就给自己的理论定下了错误的基调。理论的基础缪误，即使吴敬琏教授有些针砭时弊的言辞符合民众的意向，但用他的错误理论却只能把中国经济改革引向绝望的深渊。行政高层采用了他的市场化改革理论，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就走入了死胡同：伤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维护极少数人的利益，失败也就难以避免。而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却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原则。违背了这一点，就谈不上是什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因而，吴敬琏教授的改革理论不但与马克思、毛泽东叫板，甚至直接与邓小平叫板。并从这个根本点开始，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身为共产党员的吴敬琏竟然成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传销代表”。

什么是吴敬琏教授的市场化？

　　要明白什么是吴敬琏教授的市场化改革，我们不好强加于他，还是看他自己怎么阐释比较公道。在《中国经济时报》与吴敬琏对话录中，吴敬琏教授这样说明：

　　吴敬琏：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大致提出了四种体制目标模式：（1）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改良的苏联模式）；（2）“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东欧模式）；（3）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4）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在1980年代中期，在模式（1）和模式（2）的影响逐渐消退的同时，模式（3）和模式（4）占了上风。大体说来，在后两种模式中，东亚模式往往为官员们所钟爱，而欧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所向往。不过，虽然这两种模式在政府的作用问题上存在原则性的差别，但在当时命令经济还占有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分歧并不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即使以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改革最终目标的人们，也往往认为在落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冲刺中，强有力的政府往往利大于弊。从1984年以后的中国党政领导机关的文献可以看到，在对改革目标作理论论述时，大体上采用模式（4）的语言；而在规定具体措施时，则有更多模式（3）的内容。这样，在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1984年10月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形成一种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改革思路，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吴敬琏：明确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的新的经济体制就是在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问题的关键在于用市场取代计划来进行经济资源的配置，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如何分配等微观经济问题。

　　吴敬琏：政治改革必须加快。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

　　无论如何做“社会主义”的包装，“市场化”的要旨还是赤裸裸地被宣称为：“要建立的新的经济体制就是在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是什么呢？连解释都不需要了，那就是美国大力推行的经济、政治模式：自由市场经济加票选民主。

　　最后，所谓的“化”，《说文》曰：“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市场化”也就是精英们教化于上，则化国人而建成美国模式（中国经济时报概括为：“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这按照美式的说法叫做“和演”、“颜色革命”，相当时髦；按照传统的说法就是“复辟资本主义”，有点难听。

　　虽然是难听一些，但还是得说。这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大问题，不是什么技术细节问题。对此邓小平早就说过：“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现在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还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把邓小平设计的社会主义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市场经济的手段，篡改成全面“市场化”，最终变成“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的“目标模式”。连改革的最终目标都改了，从邓小平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蜕变成“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自由资本主义。这不是根本放弃社会主义，走向美国式资本主义的“目标”是什么？难道社会主义经济的最终目标模式就在美国？美国早就实现了吴敬琏教授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一个共产党的理论家为何钟情于“以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改革最终目标”呢？通过吴氏的改革，所谓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空洞洞的招牌背后，“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反而被消灭了，“有计划”被市场配置全面替代了，剩下的就只有“商品经济”。这不是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还能是什么？

　　下面，我们先不着重讨论政治问题，而先来讨论学术问题。也就是吴敬琏教授市场化改革理论的错误到底在哪里？错误的理论会欺骗并误导人们走入歧途。必须先搞清楚。如果不弄清楚，人们就会继续被欺骗，以为经过主流媒体大力吹捧和学术性大奖包装起来的吴敬琏教授市场化改革理论就是科学。依照吴敬琏教授市场化改革理论来发展中国经济就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名正而言顺。

吴敬琏教授的市场化改革“理论创新”及其错误

　　对于吴敬琏教授的市场化改革理论，网友liyongchun3298给了一个简单而要的评价：“吴敬琏：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传销代表”。

　　这样的评价无不恰当。一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林林总总，俯拾皆是，无需吴敬琏教授费心独创，只要能推销得出去就足够了。二是，吴敬琏教授的“创新”确实也不在市场经济理论，而在于要一步步改掉什么东西，向什么目标推进。这种“理论创新 ”才是吴敬琏教授的专利，不过只是一种“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实用设计。主要的“理论创新”有：

　　创新之一：因为有“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又译裙带资本主义）的危险，所以要实行“好的市场经济”。

　　早在2004年9月，就爆发了一场关于产权改革的争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对几家内地公司的财务分析引发的讨论，最终上升到对整个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争论，……郎咸平教授通过几个个案告诉我们，国退民进已经成为国企和民企合伙瓜分国有资产的一场盛宴，他认为，以民营化为主导的产权改革方向根本就是错的，应该立即停止。”（经济观察报，《产权改革争论的积极意义》）

　　郎咸平教授指出：“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们是‘拍脑袋’式的论证，我们进行数据调研，民营企业的效率比国营企业高，我先问这句话，有谁做过这个调研？能不能把数据拿出来？你怎么测量民营企业的效率？而效率这个字在经济学上是很难被测定的。事实上，我是少数几个做过这个调研的人，我做了大概这两年，在香港上市的国内的国营企业，绩效不比民营企业差，甚至好一点点。……现在，对于什么叫做好的产权改革，产权改革目的在哪里，我们没有搞清楚。产权改革的目的，不是说简单的盘活资产这么简单——那只是一个手段——产权改革目的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要以全国老百姓利益为前提，绝对不允许说改革就是要盘活国家资产，意思把它交给私人，那样可以做得好，可是做得好下一步呢？……所以大家现在走出民营企业比国营企业好的这种迷思。国有企业好在哪里？我自己是最前沿的教授，我是比较理念的，我所有的论据、说话后面都是有数据支持的，我心目中好的企业我发现都是国企。……当前改革，似乎出现一种主流性‘共识’，即通过改制，让国企退出市场。这不对。该退出市场的是政府行为，而不是国企。”（《郎咸平：中国需要立刻停止国企产权改革》）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华民对某些“收购”作了通俗的解释：有些人根本没钱，但可以通过各种关系将要收购的国有资产作为事先和约抵押给银行，然后由银行给出现金流转给被收购企业的所有者，而收购者本人一分不出。他不承担任何风险，成功地一夜之间就成为富豪。这种做法的荒唐之处就在于他不仅没有用个人的资本参与市场和协议收购的竞标，而是用银行的钱来购买国有资产，然后变成自己的。（《商务烟幕中的掠夺 解密中国富豪“暴富流程图”》2004年8月31日《市场报》）

　　虽然郎咸平教授已经讲的够清楚了，科学数据也已经提供。但是，理论的根基不同，结论自然不同，也就永远谈不到一起。郎咸平教授的根基是“以全国老百姓利益为前提”，吴敬琏教授等“主流学者”的根基却是以私人的利益为前提。这些私人不会是普通人，必须要有权势。否则如何在“根本没钱”的情况下，通过各种关系收购国有资产呢？吴敬琏教授表面上也反对这种依靠各种关系的收购，但目的是借反对依靠权势暴富的民意，抬出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招牌(crony capitalism又译裙带资本主义）而乘机倡导“法治的市场经济”、“好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自由资本主义。

　　我们来回顾一下吴敬琏教授当时的观点。

　　记者：郎咸平教授提出应该停止国有企业改制，对此你怎么看？

　　吴敬琏：这个观点我不同意。但是他说的有一条我觉得是对的，就是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确实出现了蚕食和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郎咸平教授如果说的是我们在国企转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腐败行为，出现了利用权力来盗窃公共财产的行为，那么我们号召全社会跟这种行为作斗争。

　　记者：那你认为国企转制中的腐败情况有多严重？如何看待参与转制改革的民营企业？

　　吴敬琏：民营企业里面确实有一些是依靠权力等非正常手段的，这种情况的确发生了，而且不是一个两个，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就说民营企业整体都不好。而且郎咸平教授的一个背景思想是国有企业挺好的，这个我不赞成。（21世纪经济报道，《吴敬琏回应郎咸平：不发表意见就是良知有缺失吗？》） 

　　对此韩强评论说：“再看，吴敬琏教授，他早就反对权贵资本主义。他说，现代市场经济是有别于初期市场经济(‘传统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的高级发展阶段。它的特征至少有两个：第一，它有一个完整、规范的市场体系，商品和服务市场、劳动力市场、经理市场、土地和自然资源市场、资本市场等都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第二，市场的游戏规则清晰透明，政府的行为和私人行为同样受到法律的约束，换句话说，它是实行法治的市场经济。我们当前的经济体系在这两个方面都还达不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我们在推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方面还面临着繁重的任务。如果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我国的市场经济就有落入畸形的市场经济，弄得不好就会成为所谓“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又译裙带资本主义或亲朋好友资本主义)泥坑的危险。（吴敬琏为《财经界》撰文指出：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 2001年3月2日《新浪财经》）所以，他把‘裙带资本主义’或‘亲朋好友资本主义’称为‘坏的市场经济’。” （《韩强：吴敬琏、郎咸平、张文魁之异同》）

　　吴敬琏自己解释说：“所谓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之上的，即法治的市场经济。”（2008年12月03日，人民日报，《从“吴市场”到“吴法治”吴敬琏期待“好的市场经济”》）

　　吴敬琏：认为我国贫富差别扩大的根源在市场化改革的人们常常引用美国经济学家奥肯关于效率与平等相互替换(负相关)的原理，指责与市场取向改革相联系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是自相矛盾，甚至是“挂羊头，卖狗肉”。其实，这种论调对于效率与平等关系的解释是不确切的。收入不平等可以由不同的原因造成：它可以是由机会不平等或者起点不平等所造成，也可以是结果不平等的直接表现。奥肯所说的负相关关系存在于后一种情况下。至于机会不平等的程度，一般说来，是与效率的高低正相关的。例如过去高考和就业中存在的“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一个好爸爸”的情况，就是发挥专业人员积极性和提高经济效率的极大障碍。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有助于抑制这种活动和实现机会平等，因此既有利于效率提高，也有利于收入平等的实现。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要激励那些勤于劳动、善于经营的人在市场活动中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不是这样，不是去推进我国的法治经济制度建设，而是让少数人凭借行政权力进行寻租活动，甚至靠鲸吞国有资产和掠夺大众而暴富，效率和平等的状况都会恶化。所以以分配状况恶化为由来反对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大方向，是没有道理的。　　

　　早在2006年3月，董沛的文章《吴敬琏:国企所有者缺位依旧没得到解决》就着重指出：“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流失一直是两会无法回避的问题，吴敬琏对此的观点和以往并没有什么改变，依然强调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在于公司治理结构没有建立，所有者缺位，造成内部人控制。……吴敬琏的意思非常明确，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到现在很多企业依旧没有得到实际的解决”。是以所谓的“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为理由，武断地断定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大方向就是把国企改革成民企的老祖宗。郎咸平教授的批评所指就是吴敬琏的“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等改革理论。郎咸平教授也直接邀请过吴敬琏教授进行辩论，但吴敬琏教授的“理论”确实没有严密的逻辑论证和科学的调查材料作依据，因而显得心虚，一直回避，不敢正面面对争论。

　　而终于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朱恒鹏博士站出来帮他进行辩护：“国企改革目标之一就是产权明晰，是民营化，但是让这种学术界共识成为社会共识并不容易。……郎先生说国有企业的问题不是所有者缺位，而是作为国企老总的职业经理人的道德操守存在问题，这番言论表现出郎先生不了解国有经济体制。借用郎先生‘国企老总是保姆’这个比喻，他的观点可以表述为国有企业的问题不是没有主人，而是保姆的道德操守太差。问题是，如果有主人，而且主人的积极性和行为能力没有问题，保姆的道德操守会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吗？三五个保姆盗窃主人财物是保姆的道德问题，但是如果大面积地发生这种事情，而主人又无动于衷或者无可奈何，我们是否应该问问是不是主人存在问题？ ”

　　问题并不复杂，还沿用朱恒鹏博士关于主人与保姆的比喻来通俗说明。国企有主人吗？郎教授说有，吴教授、朱博士说无。说有是很清晰的“全国人民就是主人”。说无是在绕弯弯，主人由政府官员代理，又总是管不好保姆，于是断定“主人存在问题”。即使能断定“主人存在问题”——当主人当得不好，也不可能逻辑地推出国企没有主人，就是产权不明晰。更不可能逻辑地推出国企必须民营化——也就是私有化，让保姆来当主人，把主人的财产给剥夺了。如果吴教授、朱博士就是国企的主人，我曾教授是保姆。由于吴教授、朱博士当不好主人，总管不住我这个保姆。那么吴教授、朱博士就要被剥夺主人的权利，由我来当主人，他们的财产也就归我所有。那吴教授、朱博士肯定会到法院指证我抢掠他们的财产，要求治个当众打劫之罪的！

　　在通钢事件中，“保姆”不就是借明晰产权，民营化之机，当众打劫全民财富，图谋把通钢的巨额全民财富给鲸吞了吗？

　　从理论上讲，吴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从国企“所有者缺位”，推出国企改革目标是产权明晰，是民营化，根本不符合逻辑。严重违反充足理由律。是假理论。

　　从实践上讲，也暴露了所谓的“明晰产权，民营化”的产权改革就是把国企私有化，就是私人鲸吞全民财富的犯罪行为。

　　而吴敬琏教授却说：“一是要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例如，将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如农民的土地、宅基地等资产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二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进行攻坚，必须扭转‘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趋势。”（北京顺义：《吴敬琏论“熟了就好了”》）

　　吴敬琏教授所坚持的产权制度改革，就是把全民所有制改革成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夺农民的土地，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把他们的小农私有制“改革”成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就是为资本制造大批的廉价劳动力，为自由资本主义奠定两大基础：资本与劳动力。这不是在复辟资本主义难道是在建设社会主义？

　　有网友指出：“集体企业和国营企业改制，以流失20多万亿元国有资产的代价，快速培植了一个庞大的新富翁阶层，其中一部分人已经成为世界级的大富豪。所以，这场改革，在民众的眼里，就是一场荒唐的历史闹剧。有几个人是靠炒瓜子、做小买卖先富起来的？大部分富翁的致富之路大同小异：攀附权势、官商勾结，炮制假材料、伪造假帐，然后骗取银行贷款、偷税漏税、盗取公有资产、霸占矿产资源、上市圈钱 ……‘合法’地把偷来抢来盗来骗来的巨额财富据为己有。现在，他们又在啃最后的一块肥肉——农民的土地。然而，这种‘资本原罪’竟然不能追究，还受法律保护。这样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怎么能让老百姓服气？……改革的性质是一场货真价实的资本革命，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官僚资本阶层。对于资本利益群体来说，这场不流血的改革是非常成功的，因而得到了国内外权力和资本拥有者的赞赏，尤其是从新中国刚成立时就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第四代进行‘和平演变’的美国，更是为梦想成真倍感欢欣鼓舞。他们由衷地欢迎中国加入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竭力捧杀中国，威胁利诱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债券，维持美国人的高消费。”（东江时讯，《是谁把中国经济推向歧路？——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当然不仅仅如此，吴敬琏充当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传销代表的巨大成功，鼓舞了美国已经陷入严重经济危机的华尔街资本寡头苟延残喘的百倍信心，甚至提出了“中美国”的世界新蓝图，加紧建构以美国为食物链顶端的那个统治者，中国为食物链底端的那个猎物的新食物链。

　　创新之二：“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战略

　　吴敬琏教授当然不敢把这样的发展前景开诚布公地告诉国民。于是便创造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战略，来掩盖以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为最终改革目标的殖民化，也就是中国沦为食物链底端的那个猎物的可悲前景。

　　据南方日报《吴敬琏对话付守杰：广州本田自主创新已上路》的报道，吴敬琏一直坚持“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吴：社会有一种舆论，说市场换技术没有换到，你怎么看? 付：按照目前的状态看，确实没有换到。我们放开了市场，跟国外合资，有了经济规模的增长和收益，但没有形成技术和品牌的沉淀。……吴：现在有一种舆论，改革开放多年了，技术没有换到，政策是错误的。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有些片面的。……”

　　吴氏“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战略的效果究竟如何呢？能不能让中国崛起，从今天鼓吹的“世界第二”（不过是ＧＤＰ统计数字，不是国家实力）一下子变成“世界第一”？而避免了再次沦为半殖民地的厄运？事实表明根本连门也没有！不但崛起的希望渺茫，还落个害怕美国列强胜过害怕老虎的可悲结局。请看事实：

　　其一，据北京商报《中国企业输出市场难换技术 部分企业成外企附庸》报道：“由于涉嫌违约，中钢集团旗下中钢设备公司的卢森堡合作方，近日已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提出申请，要求终止与中钢设备公司的所有合作合同及协议。下个月，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法庭将对该合同纠纷进行仲裁。这家卢方公司即全球著名钢铁冶炼设备提供商卢森堡保尔沃夫公司（以下简称‘保尔沃夫’）。上世纪80年代，保尔沃夫开始把眼光投向庞大的中国市场，与冶金部旗下的西安冶金机械有限公司签下合作协议，双方在高炉无钟炉顶装料设备专有技术及专利许可转让方面进行合作，首次合同期限为10年，合作方式即当时热门的‘市场换技术’模式：中方从卢方授权输入高炉无料钟炉顶技术进行制造加工，双方共同在中国市场开展业务。……打过多年涉外官司的杨安进认为，这起案件很具普遍性，代表了中国‘市场换技术’的现状。……除了中钢，杨安进代理的客户还包括很多其他国企。在他看来，在‘市场换技术’的过程中，中国企业过于依赖外方技术，在合同中，没有对‘不得生产竞争性产品’等‘不平等’条款进行抵制，从而导致现在在很多领域处于‘送出市场，换不回技术’的尴尬局面。很多民族品牌，如红旗汽车、上海汽车、北京汽车、天府可乐等也在‘市场换技术’的热潮中成过眼云烟。”

　　其二，姜奇平在《“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彻底失败？》一文中指出：“中国和平崛起，要靠信息强国作后盾；而实现信息强国，要靠‘以市场换技术’作后盾。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市场换技术’是中国这一轮现代化的‘势’之所在。但当中国交出的市场后，美国人却不给技术。在最近一轮中美贸易谈判中，美国人明白地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去你的势！……洋务运动的失败，就在于单纯技术路线，把现代化仅仅理解为船坚炮利，理解为发展先进生产力。北洋水师在技术上，当时已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但在甲午海战中，却不堪一击。中国海军总司令丁汝昌一直不服，以为是技术上的原因，日本海军总司令官伊东看在同窗好友份上，告诉他问题不在技术，而在制度上：‘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相反，‘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丁汝昌被一语点醒，遂绝望自杀。”难道吴氏要以“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战略来重演洋务运动失败的悲剧？

　　总而言之，错不在通过开放与合作增加学习外国的经验与技术的机会，促进技术发展。错在用“以市场换技术”取代“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使中国的发展战略走入了歧途，陷入泥潭。

　　创新之三：形成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

　　吴敬琏教授“论证社会主义可以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础上。1997年，他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课题，提出要依托在改革中已经涌现出来和将要陆续建立的优势企业，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发挥资本市场在资金配置和再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吴敬琏：应该说在20世纪末的时候，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它的主要表现是：第一，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的形成；第二，商品市场初步建立，要素市场开始形成，并在资源的配置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初步建立。……论证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必要性。他对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作了全面的考察，并且向国务院领导报告他的考察结论，指出民营中小企业‘所蕴涵的巨大的、有待开发的潜力显然是我们克服当前困难和走向新的高涨所应当依靠的力量’。” （搜狐财经，《吴敬琏同志学术成果回顾》）”

　　吴敬琏教授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可以建立在“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彻底推翻了中央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方针。该方针这样表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方针。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快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增强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在积极促进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等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以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总体上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体现在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体现在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坚定信心，明确任务，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1995年5月22日、6月26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1370页）

　　所谓的“以民营经济为主”就是排除“以公有制为主体”，实现“以私有制为主体”，从根本上废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有制的一切基本原理。在资本与劳动相分离的经济体制下，全体劳动者依靠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劳动权利不被私人资本所控制，劳动成果不被剥夺的希望完全破灭。社会主义给予劳动者的希望也就随之破灭。如此“改革”自然也就失去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从而民怨沸腾就是必然的现象。

吴敬琏背叛了马克思、毛泽东和邓小平，背叛了劳动大众的利益

　　至此，我们已经看出，身为共产党员的吴敬琏已经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背叛了劳动大众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首先是：为无产者和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其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实现目标的手段是依靠无产阶级政权剥夺剥夺者。身为共产党员的吴敬琏却全部反其道而行之。首先是：为少数人谋利益。其二是，吴氏改革的最终目标：一个以私人资本自由发展为官僚垄断资本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官僚资本主义、半殖民地社会。其三是，吴氏改革实现目标的手段是依靠官僚掌握的权力剥夺劳动者。这已经全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认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而吴氏改革的“利益结构的大调整”，调整出的却是两极分化，官僚资本集团富上天，劳动大众，甚至中产阶层日益贫穷化。维护了极少数人的利益。从根本上对抗毛泽东思想。甚至全面否定建国后前30年，并公然评价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普遍的贫穷和几千万人的生命损失，因而遭到了人民的唾弃。”其仇恨毛泽东思想的心理，不亚于反毛小丑袁腾飞。

　　邓小平理论明确认定：“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现在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而吴氏改革却公开与邓小平叫板，公开否定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不但公开主张私有制占主体，并且用“合法的收入差距”是“在机会平等前提下由各人的能力不同、贡献不同所造成的”，来证明两极分化的合理性，来掩盖资本剥削的实质。吴敬琏甚至在《人民论坛》发表文章，指责民众不满贫富差距过大的“仇富浪潮从本质上利于腐败分子 ”，公然对抗“共同富裕”的原则。从根本上背叛了邓小平理论。

　　这里附带说一下，背叛与变脸对于吴敬琏教授来说早就是的家常便饭了，已经不足为奇。譬如吴敬琏直到1983年中共十二大闭幕之后，他还在反对市场经济，批判“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的主张是“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论战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派的观点相似”。（吴敬琏《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见《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3年第9期）而很快吴敬琏就摇身一变，成了“吴市场”了。学者自我否定过去的研究结果，改变自己的观点本来也无可非议。但吴敬琏却只有变脸的投机，而没有改变观点的依据，更没有对自己以往的观点的反思。

　　但今天的问题是吴敬琏教授这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背叛，归根结底是对劳动大众，对绝大多数人利益的背叛。其严重性还在于，按照这样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改革理论来引导改革方向，则肯定要误国误民出大问题的，也必定导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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