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吴敬琏论
国家发改委研究所研究员 夏小林
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以下简称《教程》）中﹐吴敬琏研究员违反历史事实﹐曲解马克思主义﹐杜撰了一系列荒谬绝伦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1] 企图解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胡锦涛）[2] 的重要原则﹐从根本上来矮化﹑丑化﹑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
将吴敬琏这本书和其它作品互相映证着看﹐它们形成了一条证据链﹐说明吴敬琏之所以这样做﹐其制度目标是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他“向往”的“普世价值”的资本主义“欧美模式”。[3]
进一步看﹐吴敬琏对“欧美模式”的迷信和追捧﹐也真真切切地告诉人们﹐他所要实现的中国“改革”是为“1％”服务﹐而不是为“99％”服务。这是吴敬琏全部思想的要害之所在。因为﹐恰恰是针对资本主义“欧美模式”为少数富人服务的痼疾﹐早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美国的著名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等就坦承﹕欧美国家的“市场经济加剧不公平”。“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代代相传。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4] 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美模式”里面“1％和99％”处于对立状态这类话﹐则像被插上了翅膀﹐因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而飞向全世界﹐既使得“欧美模式”“为什么人服务”的要害问题﹐透过危机及不公平﹑缺乏效率的治理﹐再次尖锐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使吴敬琏采用“欧美模式”来“改革”中国的政策主张﹐到底是“为什么人服务”（即为“1％”服务）的大本大源、大是大非问题昭然若揭﹗
结合中国的产业经济实况来说﹐基于目前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基本处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低端﹐国内多数工业行业的产业制高点基本为外资企业占领﹐[5] 且这种占领还在农业和第三产业进行着的特点﹐吴敬琏还以国企与市场经济不兼容的伪理论﹐[6] 主张中国彻底实行包括关键产业领域在内的“国退民（包括外企 — 引者注）进”﹐[7] 走欧美资本主义道路﹐其私有化和自由市场“伪改革”逻辑的终点和政治恶果﹐就是导致美欧跨国公司彻底控制中国经济的全部战略高地﹐并连累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的附庸化﹐从而为美利坚第一服务﹐为其“1％”的富人﹑权贵等服务。届时﹐国内的买办阶级和其它大量私人业主则只能继续屈尊就驾﹐处于附庸地位吃“血汗工厂”﹑“残汤剩饭”。在这种大格局下﹐包括工、农、兵、学及普通“中产阶级”大众的中国“99％”之小康梦将完全幻灭。中华民族将被美利坚“民营企业”孟山都彻底“转基因”。
要否定这些评论也可以﹐只是需要吴敬琏能够在西方经济学的框架内﹐变戏法似地给出一个能够让“99％”满意的﹑实现“共同富裕”的“欧美模式”资本主义来﹐推翻保罗‧萨缪尔森教授关于美欧市场经济“马太效应”的判断。并且﹐解构美欧跨国公司操控﹑入主﹑掠夺中国经济和分裂中国的“最大化”内生性冲动﹐— 这方面国际案例多多﹐前苏联﹑东欧国家就“殷鉴不远”。[8] 而在2011年﹐美国高调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重返亚洲”﹑“领导亚洲”时﹐同时要求中国消灭国企﹑全面放开市场的吊诡﹐也不过是故伎重演﹐并与吴敬琏的同样“改革”主张遥相呼应、内外配合﹑非常默契。[9]
当然﹐有美国人还提出﹐如果中国有人不同意这样做﹐那么，他就“是改革的坚定反对者﹐是巨型国有企业的支持者”。[10] 所以﹐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这种“改革”﹐即不仅让中国成为对美国不设防的私有化﹑自由化天堂﹐更进一步的是﹐还可以随势而为﹐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美利坚的逻辑出发点如下﹕
毕竟﹐共产党必须保护国有企业这个国家的“公共财产”﹐以维持其政治合法性。[11]
吴敬琏对此应当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因为﹐吴敬琏在要求私有化的同时﹐也要求实行“普世价值”的“宪政民主”﹐以消除他说的中国今天仍在实行的“苏联式的专政政权……这种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存在巨大的冲突”。[12] 至此﹐吴敬琏所谓以“宪政民主”为核心的“政改”[13] 是以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为对象的﹐已经是一清二楚的了。“吴市场”此“政改”非党中央彼“政改”﹐其为谁服务﹐可谓是一览无余﹑图穷匕首见了。
简言之﹐无论吴敬琏如何挖空心思﹑花枝招展、与时俱进、变化无穷﹐一言以蔽之曰﹐此人不变的核心思想是，中国的国企和基本政治制度“最与市场经济不相称”﹐必须改革成资本主义“欧美模式”。如此观点﹐白纸黑字﹑言之凿凿﹐岂有他哉。而这些东西﹐他改头换面为“新”的“顶顶层设计”后﹐还向中共十八大和“换届”后的“党政领导”提建议﹐[14] 要“高参”一把。其人的痴心程度和党﹑政﹑财经主流媒体热捧﹐颇显诡异。吴敬琏现象﹐值得一析。
本文重点分析的具体问题如下﹕
— 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来考证﹐吴敬琏在《教程》中批判和否定的一系列所谓的“社会主义模式”﹐都是杜撰的产物﹐属于“伪说”﹐是理论上的“三聚氰胺奶”。他以这种“伪理论模式”和“伪批判”为由﹐从源头上去否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去反衬搞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毫无说服力﹐且连马克思主义的ABC都不顾了。另外﹐他的手段如此阴损﹐目的能光明正大吗﹖
— 吴敬琏的中国“改革顶层设计”是舶来品﹐属于美国“华盛顿共识”的范畴。第一条是全面实现私人“自由企业制度”﹐[15] 要国企从竞争行业﹑垄断行业（含“关键性领域”）退出﹔[16] 第二条是建立不“受控的市场”﹔[17] 第三条是实行“西化”的“宪政民主”。[18] 而他还不时以吴氏定义的“国退民进”﹑“自由市场”和“政治体制改革”冒充党中央的重大改革决策﹐偷梁换柱﹑以势压人﹑混淆视听﹑误导公众。这种位至国务院“智囊”﹑“国家形象”的个人行为﹐在政治上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异动。
— 从西方经济学的层面看﹐吴敬琏主张在中国实行“欧美模式”的资本主义和“宪政民主”﹐[19] 搞不“受控的市场”等等﹐[20] 在理论上显得漏洞百出﹑不切实际﹐只能祸害国家和人民﹐为“1％”的富人服务﹐且最契合美利坚的私利。而从学术方法角度评论﹐吴敬琏主张“欧美模式”的种种说法﹐也是对西方经济学和欧美现实情况的一种规避性表述﹐非常片面和矫情﹐经不起推敲﹐也属于“伪说”和迷惑性言论﹐且连西方经济学的ABC也都照样不顾了。在美国﹐连一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都认为﹐如此主张﹐天方夜谭﹑陈词滥调﹑昨日黄花﹑不合时宜﹑难以置信。
—“欧美模式”国家公开表态﹐要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已安排好的“国际秩序”﹐反对中国复制“欧美模式”﹐并不给中国的追随者们一丝一毫的面子﹐[21] — 这更直接证明中国应搞“欧美模式”的吴氏建议﹐是根本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硬性推销﹐其逻辑结果是让中国重新沦为“不当帝国的帝国主义”的附庸﹐且四分五裂﹑国将不国。不过﹐如果真有这一天﹐某些人假复制“欧美模式”之名乱我中华之时﹐届时欢天喜地的仍是美国政客。因为﹐他们肢解中国已有言在先﹐且在地球上其它地方多次实演﹐必谓言之不预也﹗[22] 面临这种可能性﹐我们不妨再提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之共产党员吴敬琏﹐你的私有化﹑自由化﹑宪政化“改革”为谁作嫁﹖中国的老一代改革学者﹐如薛暮桥﹑孙冶方﹑顾准等的在天之灵﹐哪一位能认同你这种彻底否定社会主义﹑极力主张投靠资本主义“欧美模式”的“伪改革”取向﹖
本文由六部分组成﹕一﹑社会主义重返“乌托邦”﹖二﹑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三﹑资本主义怎么救中国﹖四﹑文武兼施推行资本主义﹖五﹑皈依“欧美模式”﹖六﹑向“十八大”献礼﹖
一﹑社会主义重返“乌托邦”﹖[23]
在近百年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搞革命﹑建设和改革﹐艰苦奋斗﹐历经曲折﹐总结正反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相结合﹐提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24]“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25]
但在《教程》中﹐吴敬琏却言之凿凿地告诉人们﹐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社会主义在起点上就是一个无理性的“乌托邦”。他在这本集一生最得意的“学术成果”﹑“政策建议”于一体的代表性作品里﹐一棍子重新把科学社会主义打回空想社会主义﹐变幻成“空心菜”﹐釜底抽薪。
他的“学术理由”何在﹖
吴敬琏最重要的“钢鞭材料”和“学术理由”十分简单﹐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抽出两段话﹐掐头去尾﹑望文生义﹑曲解一通﹐然后就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更具现实可能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设想”﹕“大工厂”﹗[26] 并且﹐吴敬琏还将这个所谓的“大工厂”模式绝对化﹐横贯中西一百多年。[27]
社会主义等于“大工厂”﹖更不堪言的是﹐恩格斯还说过﹐大工厂是一个取消个人自由的“专制”体制。[28]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简直是胡说八道﹑不堪一击﹑毫无道理和人性﹐实属人类自由社会之异端邪说。阿道夫‧希特勒还是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选举出来的呢﹗
不过﹐通过理论上的仔细考证却能发现﹐这个子虚乌有﹑荒诞不经的社会主义“大工厂论”﹐是吴敬琏杜撰并强加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属于“七月飘雪”﹑“千古奇冤”一类﹐在理论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真凭实据。
这里的理由同样简单﹑直截了当﹕
第一﹐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提出的社会主义重要原则之一就是﹐“想要使所有国家的运动都采取统一的形式是荒谬的”。[29]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社会主义运动“活的灵魂”。[30] 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先验的﹑普适性的模式可言﹐更何况是“大工厂”的“专制统治”模式了。
被吴敬琏口头上尊为“先贤”的顾准也曾这样写道﹕
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没有一成不变的看法﹐他确实真心实意地愿意让历史的运动去解决客观条件完全不同的各国的问题……。[31]
但是﹐吴敬琏对顾准老师的这段话﹐显然是视而不见﹑弃之如敝屣了。缘由大概是﹐“吾爱吾师﹐更爱普世价值﹑欧美模式”。
第二﹐吴敬琏用来证明马克思“社会主义模式”＝“大工厂”的两段关键性引文﹐根本就是曲解和伪说。其一采用了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诡异手法。如在德文版﹑法文版翻译过来的《资本论》第一卷的两个版本中﹐明明都是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辩护士“斥责”说﹕“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将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座工厂”。[32] 但在吴敬琏的笔下﹐这种明明是别人说的话﹐怎么就成了马克思本人说要建立“大工厂”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直接证据了呢﹖!“天日昭昭”﹐马克思成了岳飞哩。其二是拿假设当事实﹐沙上建塔﹐想当然尔。如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批评普鲁东的分工谬论时﹐曾假设“如果”将社会视为“工厂”的情况。[33] 这种假设性质的东西﹐根本就不能成为证明某种事物是否存在的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但吴敬琏却认为﹐它就是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大工厂”的又一个重要直接证据﹗
由此可见﹐吴敬琏在否定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出手的第一狠招就是“假冒伪劣”式。但是﹐用鸡蛋冒充阿基米得支点﹐就要撬动杠杆推翻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吴敬琏的结果肯定是不会太美妙的。起码﹐这说明中国“智库”的“国家形象”﹑经济学的“最高境界”者﹐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34]
吴敬琏内荏而色厉。他在歪曲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后﹐在《教程》往后的文字中愈发不可收拾﹐可谓是“飞流直下三千尺﹐几多谣言落九天”了﹕[35] 老祖宗马克思“大工厂论”荒谬绝伦﹐后来者﹐如列宁﹑斯大林更不堪言﹐一代不如一代。
例一﹐按照吴敬琏在《教程》里的描述﹐列宁领导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启了“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的社会主义道路。[36] 并且﹐《教程》里的列宁修炼得道﹑五蕴皆空﹑立地成佛﹑超越时空﹐居然在地球上还没有苏联这个国家时﹐就在1918~1920年间﹐依据所谓的马克思“大工厂论”﹐变化出一个“‘战时共产主义’﹕苏联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37] 且是取消了商品货币关系的“世界上第一个计划经济体制”﹗[38] 或曰﹐苏联“辛迪加”模式社会主义﹐[39]“一家由政府垄断经营的大公司”[40]。
而历史真相却是﹐1921年初﹐协约国武装干涉还没有完全停止﹐[41] 列宁即在俄国用新经济政策取代了被称为“临时的办法”的战时共产主义﹐[42] 并在1922年底苏联成立后一直实行了十多年。这项政策允许实行多种所有制﹑对外开放和国家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以走向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历史上﹐列宁根本没有搞过吴敬琏连概念都弄错了的“辛迪加”式“社会主义模式”。
面对列宁这个有市场经济内容﹐且在苏联成立后仍长期实行过的新经济政策﹐吴敬琏在《教程》中却怎么也不承认它具有“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价值。吴敬琏在临时的苏俄“战时共产主义”和苏联长期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之间﹐扬前抑后﹑厚此薄彼﹑篡改历史﹐是为了刻意强调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只错不对﹐以符合他关于社会主义者一代不如一代﹑1917年“十月革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43] 的观点。看来﹐吴敬琏治史的态度非常随意﹐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读者一不留神﹐就会上当﹐五内俱焚﹑心智迷失﹐“梦里不知身是客﹐错把他乡当故乡”。[44]
例二﹐斯大林也成为了吴敬琏操纵的“木偶人”﹐思想混乱﹑自相矛盾﹕一方面斯大林继承了所谓的列宁“辛迪加”模式﹐“国家迷信”至高无上﹐搞计划经济﹐且这时“国家所有制更被看作是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在相当长的时期中被不少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45] 另一方面﹐斯大林居然文攻武卫“大清洗”﹐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给废了。[46]
虽然﹐历史上的斯大林在1936年底才宣布﹐新经济政策进入了“终结的时期”。[47] 其理由是﹐苏联“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48] 这之后﹐斯大林仍然一直坚持继续利用新经济政策中的积极因素﹐在苏联基本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实行国民经济计划﹐且对外开放﹑保留部分商品货币关系﹑市场调节和个体所有制的混合经济体制。[49]
应该说﹐吴敬琏在《教程》里歪曲﹑否定斯大林的学说和社会主义实践﹐还有其特殊的原因。这就是他说的﹐斯大林建立和发展的国有经济体现了“国家迷信”﹐而国有经济还是否定市场自发调节的计划经济的基础﹐所以﹐国有经济不应当“天经地义”。[50] 更直截了当的话﹐据2011年7月4日香港凤凰财经报道﹐“政府智囊”吴敬琏是这样说的﹕
最与市场经济不相称的便是国营部门……。[51]
在吴敬琏看来﹐通过歪曲和否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学说和实践﹐就可以导致直接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 — 国有经济﹐并由此而及其它。如此﹐何乐不为呢﹖美国以自由竞争为借口﹐要中国消灭国企。[52] 吴敬琏以否定斯大林和提倡“市场经济”为借口﹐要中国消灭国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条条大道通罗马”﹐配合得天衣无缝。
一切历史争论都是服务于现实需要的。吴敬琏在《教程》里﹐不厌其烦地对社会主义思想史和实际探索过程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皆缘于此。[53]
如上所述﹐吴敬琏既无学术上的正当理由和依据﹐为何还如此这般地歪曲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乃至不惜牵强附会﹑假冒伪劣﹑瞒天过海﹑信口开河﹖
道理还是很简单。吴敬琏在《教程》及有关文章中﹐曲解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判决社会主义运动从头到脚都不对﹐是“大灾难和大倒退”﹐[54] 无非是为了反衬他所“向往”﹑倡导的“欧美模式”的金贵﹐给中国改革灌注欧美品牌的“三聚氰胺奶”﹐制度目标是在中国全面实行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要害是为“1％”的美欧资本主义服务﹐兼顾民族资产阶级啃骨头。吴敬琏的这些作为﹐正应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成语。
二﹑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
果不其然。吴敬琏在《教程》里结束曲解﹑否定欧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内容之后﹐特别是在结束批判斯大林和苏联体制（捎带东欧各国）以后﹐就从那些虚构的理论和历史逻辑支点出发﹐开始直言国内问题﹐即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鼓吹“普世价值”﹐拿出了他主张中国走“欧美模式”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顶层设计”﹐清楚地表示出他的“改革”价值取向与党中央历来的决定有云泥之别﹑泾渭分明﹑冰炭不容。
在中国问题分析上﹐吴敬琏在《教程》和其它有关文章中所表达的基本观点是﹕
第一﹐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没有合理性。因为毛泽东继承列宁∕斯大林体制﹐“建立了在自己领导下的全能政府”﹐[55] 且“仿效苏联的榜样……在国有制基础上建立以高度集中的行政协调为特征的计划经济”﹐或称“国家辛迪加”。[56] 岂有此理﹐这简直比斯大林还斯大林﹐这种“政策”使中国陷入“荒谬”﹑“灾难”﹑“危亡”﹐[57] 当然更是“1871~1917年”的“大灾难和大倒退”[58] 在1949年以降的延续。
吴敬琏这种对开国领袖和“前30年”全面否定﹑充满咒怨的观点﹐严重违反历史事实﹐完全否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中央文件的精神。[59]
并且﹐吴敬琏也彻底否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起点﹐即中国压根儿就不应当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
由此﹐一个接踵而至的﹑历史的﹑必然的逻辑提问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99％”受苦受难的旧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共产党成立﹐领导革命。由此﹐中国天翻地覆慨而慷﹐推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但是﹐按照吴敬琏主张的“大灾难和大倒退”观点﹐难道推翻蒋家王朝﹑消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中国特色的封建势力﹑搞土改﹑没收官僚资本﹑探索建设社会主义﹐以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生活质量比旧中国明显提高﹑实现赶超战略﹑建成现代工业和国防体系﹑空前庞大的农村水利设施﹑“赤脚医生”制度和全国性的教育系统（包括“改革开放”所凭借的全部物质文化基础）﹑自我批评﹑有错就改等等﹐都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解放军和亿万中国大众白忙活啦﹖共产党﹑毛泽东为谁服务﹖他们一天到晚制造“大灾难”﹐连为自己图舒服都搞不来﹐执政合法性＝零蛋﹖但是﹐他们怎么曾领导广大群众﹐把“千古一人”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赶跑了﹐且在“前30年”的世界上赢得了“99％”和包括美欧帝国主义在内的那么多承认和尊敬呢﹖且有关国内外文献汗牛充栋﹐难以否认。
吴敬琏的逻辑真是非常古怪。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搞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属于“大倒退”。[60] 那么﹐错了就改。但是﹐1949年10月1日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能够改回到哪里去﹖执政的共产党还能够改回到哪里去﹖改成为谁服务﹖腾出空位置给谁﹖
第二﹐中国的“后30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使“权贵资本主义”泛滥﹐[61] 是没有前途的。2010年底﹐改革开放33年﹐吴敬琏再次在媒体上提出﹐“权贵资本主义就是官僚资本主义。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了。”[62] 2011年8月﹐他换句话说﹐“国家资本主义趋向就变得十分明显”。[63]
2011年12月﹐他提前向下一届党政领导人建议﹐“关键是需要‘顶顶层’的设计。是要一个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是要一个由强势政府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这是我们面临的关键性问题。”[64]
2012年2月，在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主办的《同舟共进》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2年年会”上，吴敬琏又危言耸听，说不反对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中国可能中断现代化进程”。[65]
吴敬琏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指“国进民退”“开倒车”﹑政府干预微观经济多了。[66]“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67] 而他要求的改革“在经济上﹐主要就是要减少政府﹑国企控制的资源﹐要实现民进国退”﹐[68] 其具体内涵就是他在2011年12期《中国改革》中亮明的观点﹐国企不仅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更要退出“列宁所说的‘制高点’﹐即‘国民经济命脉’”。[69] 例如﹐目前“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这是“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主要表现”﹐[70] 等等。如前所述﹐再早一些时候﹐吴敬琏曾更直截了当地说﹕
最与市场经济不相称的便是国营部门……。[71]
总之﹐吴敬琏就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以来关于国企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重大决策﹐主张全面私有化。[72] 否则﹐就是他指责的“斯大林体制”的“国家迷信”依然存在﹐改革开放还是换汤不换药﹐毛泽东时期遗留的“大灾难和大倒退”机制在政治∕经济的重要方面依然故我﹐是“权贵资本主义”。 吴敬琏还信口开河﹐明明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他偏偏说什么中国“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73]
“权贵资本主义”日益壮大﹐国家“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吴敬琏大嘴巴欲喷黑整个中国不成﹖“新一届政府”之前的历届政府都是“开倒车”﹖“新一届政府”或党政领导人应当听吴敬琏的﹖否则﹐继续骂你们搞“权贵资本主义”﹐狗血喷头。这是主流媒体公认的“政府智囊”说的话吗﹖
“吴智囊”以美国人的话为证﹐自我膨胀﹑胸有成竹﹐继续侃侃而谈﹐指出照这样下去﹐将如鼓吹中国私有化和“政改”的美国诺斯教授说的那样﹐“后果很严重”﹐即可能“发生很大的社会震荡”。[74]
当然﹐吴敬琏这样说的时候﹐中东地区的异常情况似乎正在从一个侧面证明他的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75] 你看﹐在“国际社会”的搅和下﹐中东一些国家正在大规模游行示威和内战的枪炮声中“震荡”﹐正在欧美国家传播“普世价值”的航空母舰﹑巡航导弹﹑轰炸机﹑地面作战指导和“我出枪炮﹐你出人”的淫威之中“震荡”。就连那些卷旗缴枪的卡扎菲们家破人亡﹑流窜出国之后﹐“99％”也没指望攀上“共同富裕”高峰﹐媒体也不报道他们是不是还享受原来免费医疗﹑免费上学和低价用水等高福利了﹐只是报道爆炸﹑枪击不断﹐基础设施恢复缺钱少料﹐“100％”的人离不开恐怖生活﹑“囚徒困境”。
同样的时间背景下﹐2011年5月10日媒体发表的美国国务卿的话更为吴敬琏打气提神﹕
希拉里谈论美国如何应对中东革命时主动谈到中国﹐她称﹐“我们并不因为中国人权纪录糟糕就拒绝与其打交道﹐我们不拒绝跟沙特打交道……”希拉里的这番话引发了《大西洋月刊》记者的追问﹕“事实上﹐（中国人）现在表现得非常害怕﹖”希拉里回答说﹕“他们担心。他们试图阻止历史﹐这是‘a fool’s errand’。他们办不到﹐但他们要坚持尽可能长久。”[76]
当然﹐我们也知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希拉里说这话不久﹐G7国家经济复苏之“福”还没有真真正正地“潇洒走一回”﹐2011年8月16日媒体就报道了世界银行行长﹑“鹰派”美国人佐利克对欧美国家发出的严重警告﹕
对于美国和欧洲等主要经济体经济领导力信心的下降加上经济复苏形势疲弱﹐将市场推到一个新危险区域。[77]
此时﹐与这种经济形势相对应﹐欧美国家有的“燃烧”﹑有的“枪杀”﹐更多的是“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规模游行示威﹑罢工不断﹐社会“震荡”力量在不断释放和加快积累。美国“改革”总统的支持率也下滑到30％多﹐但他却如希拉里所说的﹐“要坚持尽可能长久”﹐争取连任﹐办得到﹐还是“办不到”﹖或者﹐是在办“一个傻瓜的差事”（‘a fool’s errand’）﹖因为﹐2011年9月美国CNN已经报道﹐当前“逾八成美国人认为衰退卷土重来”。他们都是选民哩﹗[78] 这之后不久﹐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又兴起﹐且传染了欧洲和亚洲。
而放眼全球﹐世界银行的佐利克又说了﹐私人经济﹑自由市场为主体的“全球经济进入新危局”。[79]﹐欧洲的债务危机更是成为了欧美及全球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剑。2011年圣诞节前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也再次发出警告﹐世界经济“处境危险”﹐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正增加美国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风险。[80] 为了防止经济“斩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行紧缩政策﹐最大多数人的生活福利水平进一步下降。由此﹐全球各式各样的社会“震荡”此起彼伏﹑绵密不断﹐大有长期化的趋势。
比较之下﹐社会主义中国情况是不错的。还是佐利克说了﹐“中国的增长是实用的”﹐“中国经验可用于其它国家”﹗[81] 以此对照﹐吴敬琏在中国形势与前途的问题上以偏概全﹑夸大其辞﹑喋喋不休﹐似乎唯恐中国天下不够乱﹑前途不够黑﹐与一些心怀叵测的美国政客﹑教授唱和﹐背后图个什么呢﹖为美国奥巴马总统﹑希拉里国务卿和诺斯教授服务﹑当“证人”或“橙色高参”﹖
第三﹐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就是吴敬琏的意图所在。针对以上那些按意识形态下诊断的各种各样的“中国问题”﹐吴敬琏提出的对策方案是﹐中国应当“向往”﹑走向“欧美模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82]
在吴敬琏的中国“改革顶层设计”下面﹐一张桌子三条腿﹐第一条是他伪造的党的十五大决策“国退民进”﹐[83] 即要国企从竞争性领域和垄断行业（包括“关键性领域”）通通退出﹔[84] 第二条是他歪曲的党的十四大决策﹐要建立不“受控的市场”经济﹔[85] 第三条是他要帮共产党搞“政治体制改革”﹐实现“西化”的“宪政民主”。[86]简言之﹐吴敬琏就是要求在中国全面推行以私人企业为主体的自由市场经济和相应的政治制度﹐或称“欧美模式”的资本主义﹐[87] — 这就是三条桌腿上顶着的桌面。
这种性质的“改革顶层设计”﹐可以归入主张美式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的“华盛顿共识”﹐其核心是为美利坚的“1％”服务﹐思想内容全是舶来品﹐或说准确一些﹐是其“中国版”﹔而在学术上评论﹐它则属于美国新自由主义畅想曲﹐甚至很不切合欧美国家的实际情况。例如﹐按照吴敬琏权力不干预市场的谆谆教导﹐金融危机中欧美政府就不应当救市。不过﹐好像美国奥巴马﹑英国卡梅隆一直我行我素，没有闲心听共产党员“吴市场”侃大山。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吴敬琏“改革顶层设计”中制定的资改路线图是咋回事。
三﹑资本主义怎么救中国﹖
对于非经济学专业的读者来说﹐在《教程》里吴敬琏给出的标准答案有点隐晦。他写道﹕
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改革上所走过的历程﹐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任何真正的改革都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建立自由的企业制度和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是改革成功的关键。[88]
如何诠释这些被西方经济学术语包装得温文尔雅的“真正的改革”的关键词﹖什么才是“改革成功”﹖最权威的答案来自吴敬琏本人。
（一）什么是“自由的企业制度”﹖
吴敬琏答﹕“欧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所向往”。[89] 由此切入﹐“百度百科”的解释非常契合吴敬琏这位“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的本意﹕
美国是实行自由企业制度的典型国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非常著名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指出﹕“用‘自由’来形容‘企业’有什么意义呢﹖在美国﹐‘自由’被理解为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来建立企业的意思。”这可能是对自由企业制度最好的诠释。[90]
一句话﹐“自由的企业制度”就是“美国”（和欧洲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人企业制度。在吴敬琏眼里﹐在中国全面建立这种私人企业制度﹐“是改革成功的关键”﹗[91] 因为﹐这样才符合“欧美模式”﹗而从微观看﹐国企无效率是经济学“公理”。所以，“民进国退”实乃替天行道！吴敬琏指出﹕
至于国有企业的效率是否高于民营企业﹐则已经有中外研究机构所作的实证分析﹐对它作出了有翔实数据支持的否定性结论。[92]
但这种说法是非常片面的。因为﹐事实上还有欧美著名学者和“中外研究机构所作的实证分析”表明﹐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私有化并不是不容置疑、畅通无阻的“公理”，亦非天道。即使国企＝“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它们也并非是千夫所指、路人侧目、必欲灭之而后快的妖魔鬼怪﹐不会把一个国家推进地狱。相反﹐在“吴市场”向往的G7国家和其它地方普遍存在国家资本主义，它是有好处的。就是英国的《经济学家》也曾刊登报告指出，虽然国家资本主义不完美，但21世纪里全球最强大企业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践行者，汇集世界四分之三石油储备的十三大石油企业全部为国家所有。“国有企业的成功身影几乎存在于任何产业”。[93]问题来了，这种情况是不是“普世价值”呢？
在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赫伯特‧西蒙等都非常深刻地批评过吴敬琏伪造的这种经济学“公理”。斯蒂格利茨指出﹐有了竞争﹐加强监管﹐经理资本主义企业和国企都可以发展。天下没有“国企搞不好”的公理﹐只有这样不切实际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观点。斯蒂格利茨写道﹕
傻瓜式的经济学理论暗示﹐私有制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私有制毕竟俱足激励﹐而公有制却做不到。[94]
无论在公共部门还是在私营部门中﹐高效企业和低效企业并存。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大型国营钢铁企业的效率要高于美国的私有企业。美国最成功的行业之一仍然是高等教育产业﹐而且正如我所指出的﹐美国所有一流的大学都是国有的而且不以盈利为目的。[95]
赫伯特‧西蒙因其在“现代企业的实际功能”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而获得197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曾经指出﹐人们过分夸大了现代资本主义与官办企业之间的差异。在这两种体制下﹐每个人都是在为别人打工。用来刺激经理人与工人的激励机制是完全相同的。……“没有任何先验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组织中产生的正面激励要比在目标多元化的组织中产生的这种正面激励要容易（或困难）得多。由利益驱动的组织要比其它组织更有效﹐这种结论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组织经济假设的必然结果。如果这一点从经验上看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还需要寻找支撑这一结论的其它公理假设。[96]
不仅如此。这些年来﹐欧美的一些知名经济学家等已经和斯蒂格利茨连手研究﹐再次据实在《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的报告集中说明﹐国企通过改革可与市场经济共舞﹑融合﹐且“做得好”。他们的这项内容广泛的研究成果分别显示出﹐在全球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
私有企业‘不胜其任’的例子很多﹐而国有企业做得好的例子却屡见不鲜。[97]
如果在垄断行业实现私有化﹐那么﹐“私有部门比政府更擅长玩弄垄断权术﹐结果是总体经济效率并未提升”。[98]
萨平顿和斯蒂格利茨……两人的研究表明﹐确保私有化卓有成效地实现社会目标的条件与市场趋于帕累托最优的条件完全相同﹕不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包括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所讨论的信息不对称或其它形式的市场不完备等问题。简言之﹐满足私有化的假想状态是极其脆弱的﹐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99]
私有化问题远比十多年前所形成的意识形态思维要复杂得多﹐也比华盛顿共识支持者们的预想更为纷繁。说得好听一点儿﹐其理论假设远比当初的思维更脆弱﹔而私有化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却比他们的想象更为严重。[100]
而在对中国国企改革产生过影响的欧洲国家的私有化﹐其实也是有限的政策行动。
欧洲国家似乎并没有完成对战略部门实施全面私有化这一宏伟蓝图。仅仅有几个国家﹐如英国和西班牙﹐完成了对能源﹑电信﹑交通等战略部门的全面私有化。而其它国家﹐除了近期的一些案例外﹐战略部门（尤其是能源部门）的大部分资产仍然由国家控制。[101]
私有化的宏观经济效果在西欧国家体现得并不明显。唯一可信的是﹐私有化对公债具有负面影响。……迄今为止﹐那些能正确反映私有化与企业绩效因果关系的研究成果﹐还十分少见。……一个令人很感兴趣的发现是﹐有相当一部分项目（至少有30％）只是将国有企业的少部分资产实现了私有化。政府对私有企业仍然持有较大的份额﹐看来极不情愿失去对国有资产的控制。这是新发现﹐毫无疑问﹐还有待进一步调研。[102]
20世纪90年代欧洲出现的私有化浪潮代表了企业产权史的一次巨大转变。然而﹐仍有一种观点挥之不去﹐即认为私有化没有明显改变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政府仍在通过直接或间接手段掌控企业。……主要股权的出售并不是避免政府对于私有化企业干预的充分条件。政府能够通过黄金股来赋予自身广泛的自由决定权﹐控制已经进行了部分甚至全面私有化的企业。……黄金股在西欧国家非常普遍。……事实上﹐政府利用黄金股来确保广义上的国家安全﹐防止国防领域的私有化企业被敌方（外国）接管﹐保证公用事业部门提供天然气﹑电力﹑水﹑通信和交通等公共服务。这些服务的提供和重点设施的保卫确有战略意义﹐尤其当私有化不能确保在充分自由和有效管制两方面齐头并进时﹐更是如此。[103]
私有化的微观效应并不明显﹐无论在私有化企业绩效还是在企业治理结构方面﹐都是如此。[104]
另外，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也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简单地划分公共、私人部门十分粗糙，将它们完全对立起来则不可理喻：
现在的制度分析都依赖于十分粗糙的分类﹐把制度安排要么归入公共﹐要么归入私人﹐即作为国家的一部分或市场的一部分。这导致了对市场失败和国家失败的简单诊断﹕要么需要政府的干预﹐要么需要私有化。……私有化不是灵丹妙药。[105]
没有各种公共制度作为支持市场的基础﹐任何市场都不能长期存在下去。在现实场景中﹐公共的和私有的制度经常是相互啮合和相互依存的﹐而不是存在于相互隔绝的世界里。[106]
在对20世纪80年代英国私有化的分析中，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维克斯和乔治‧亚罗也曾提出，在现实中：
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强弱和监管政策效力的大小一般比所有制问题本身对经营业绩的影响更大。……公有制和竞争完全可以相互兼容。[107]
由此可见﹐就是在美国或西方经济学的领域中﹐吴敬琏主张全面私有化的观点也不过是苍白无力的一家之言﹐特别是美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拼命推销的一种破绽百出﹑受到广泛批评的意识形态。而在中国国内﹐与吴敬琏相反的观点和分析更是大量存在﹐且言之有理。[108]
另外﹐事实上我们刚刚看到的一幕滑稽剧是﹕金融海啸中美国和欧洲政府救市﹐计划经济﹑国有化一起上。当然﹐政府偏爱金融界大公司和银行家贪婪是需要批判﹐但“权力搅买卖”﹑“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也真的派上了用场﹐应当完善运用它的方法。
而在亚洲的“四小龙”中﹐国有经济作用也不小。其中的新加坡更是充分发挥了国家调控市场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如此﹐放眼世界﹐“国家迷信”﹑“权贵资本主义”等也功不可没﹐要一分为二。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一亩三分地里，一刀切的“国企无效率公理”=经济学谎言。而到了2011年下半年﹐在欧美经济界一片喧闹﹑惊恐中“二次探底”风险增大﹐欧美政府最担心的就是缺钱救市﹐恐怕“权贵资本主义”也不给力了。“这也使得推行第二批次的私有化成为欧洲政府面对的严峻挑战”。[109]
当然﹐实事求是看国企﹐并不否认国企制度需要继续完善﹐一些国企要提高效率，也不否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路线图。但是﹐吴敬琏似乎并不是在这个角度讨论问题﹐他要的是彻底“民进国退”﹐全面否定公有制和国有经济﹐在“向往”“欧美模式”时当“超越哥”﹐置“欧美模式”等国家都存在吴氏定义的“国家迷信”﹑“权贵资本主义”等于不顾。“闭目塞听”﹑“掩耳盗铃”﹑“选择性失明”﹑“城内高髻﹐城外丈余”﹐此之谓也﹗还有理性吗﹖
（二）怎么“建立自由的企业制度”﹖
吴敬琏答﹕“国退民进”﹐[110] 或“主要就是要减少政府﹑国企控制的资源﹐要实现民进国退”。[111] 且这种“国退”的含义﹐应当是全面覆盖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包括覆盖国民经济的“关键性领域”。[112] 再有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行西式“宪政民主”﹐[113] 以促进私有化的经济改革。
可能是吴敬琏自己都觉得“民进国退”的政策建议广受非议﹑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内部缺乏说服力﹐为了增强其影响力﹐他竟冒天下之大不韪﹐硬将“国退民进”伪装成中共十五大关于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部署”。[114]
2011年3月﹐自诩由国务院国家发改委主管的《中国改革》杂志﹐发表吴敬琏〈政府主导重要资源配置使腐败孳生民怨沸腾〉的文章说﹕
1997年中共十五大对国有经济布局做出了国退民进的战略部署﹐……最近这些年有所停顿﹐在有的部门和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开倒车”的现象。[115]
其实﹐任何人看看中共十五大报告﹐都会发现﹐其中并没有这个吴敬琏伪造的“国退民进的战略部署”﹐连半个字都没有。
相反地﹐为了落实十五大国企改革决策﹐在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和发展的《决定》中﹐还曾明确地指出﹕
必须不断促进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116]
当然﹐吴敬琏还对十五大报告进行了别的严重歪曲﹐如说它没有再去区分公有和非公有。[117] 其实﹐如果当年真是这样的话﹐现在还需要吴敬琏再说什么“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吗﹖
那么﹐什么是吴敬琏笔下的“民”或“民营企业”呢﹖
当然﹐在吴敬琏眼里﹐早就应当退出﹐但现在还在“开倒车”的全民所有制的﹑管理者和工人也属于人民范围的国企﹐不可能是“民营企业”或“民营经济”﹐不能简称为“民”。
在《教程》第五章〈民营经济的发展〉中﹐按吴敬琏的定义﹐“广义的民营企业”是指国企之外的其它企业。“狭义的民营企业﹐则是指私营企业”。从他这一章的主要内容看﹐他笔下的民营经济主要指“私营部门”和“外国投资企业”﹐民营企业主要指私营企业和外企。[118]“民”主要就是指现在的中﹑外资本家。
由此可见﹐在吴敬琏的笔下﹐所谓的共产党“国退民进的战略部署”﹐就是说﹐国企与“民”是对立的﹐所以﹐国企必须“退”﹐而代表“中国人民”﹑“外国人民”的私营企业或资本家必须“进”﹐全面取国企而代之。
进一步看﹐“十一五”期间的“国退民进”结果显示﹐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都争取“进”的竞争中﹐还是外资企业﹐特别是颇具实力的欧美跨国公司能够顺利地占据中国各产业的制高点或垄断地位。[119] 这种威胁到产业安全的市场结构﹐是吴敬琏主张的“国退民进”的必然结果﹐即是他的政策建议“服务”的必然结果。
另外﹐在吴敬琏的“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中﹐万一国企在竞争中赢了﹐即发展壮大了﹐可以吗﹖
吴敬琏答﹕不可以。
不仅如此。在这个有关国企发展的大问题上﹐吴敬琏再一次伪造了中共中央的国企改革决策﹐[120] 并以此为据﹐对国企在改革和竞争中发展壮大给出了根本性的否定。他对香港《凤凰周刊》的记者说﹕
十五大以后﹐在所有制结构上提出一个说法叫“有进有退”﹐也就是政府要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这是中央明确了的方针。……到了2004年以后﹐不但没有推动﹐还来了个“国进民退”。[121]
在《教程》中﹐吴敬琏也在多处杜撰了中共十五大的国企改革决策。比如﹐他写道﹐十五大关于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主要内容包括﹕
……国有资本从非关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退出。[122]
这些也都是吴敬琏凭空捏造的内容。多年来﹐吴敬琏杜撰党中央改革重要决策几乎成为了习惯性动作﹐[123] 就和他不断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历史一样﹐是抑制不住的内心冲动。
2010年以来﹐吴敬琏接二连三杜撰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国企改革重大决策的错误行为不断受到批评。2011年中以来﹐他的宣传策略也做了相应调整﹐就是在新文章或讲话中少提贯彻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国企改革决策了。但旧习难改。在2011年第8期《中国改革》里﹐他又撰文称﹕
在1993年11月的中共中央十三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题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市场化改革总体规划。……中国开始按照这个规划蓝图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它们主要是……通过“国退民进”﹐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124]
但是﹐在这一更早期的中央文件中﹐并没有“国退民进”的话或意思。相反地﹐文件中明明白白地写着这样一段话﹕
……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要积极参加市场竞争﹐在市场竞争中壮大和发展。[125]
面对党中央历来都表述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国企改革决策﹐[126] 哪一天吴敬琏才能停止篡改﹑伪造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这个退休党员和国家发改委的《中国改革》杂志﹐就没人管了﹐还有公信力吗﹖“从松治党”＋信口开河＋“新闻自由”＝﹖答案﹐就在老百姓的心中。“你懂的”。而中宣部、新闻出版和互联网的管理部门竟然拿不出来一个治理比一般“网络谣言”危害更大的“政治谣言”的方案﹐实在令人意外。是不是“捡了芝麻﹑丢西瓜”﹖“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2012年2月美国参议员麦凯恩可是说了，“‘阿拉伯之春’应当进入中国。”[127]而在这“春天”里，一大特点就是政治谣言满天飞，迷惑人心，打击执政党的权威和公信力，制造思想混乱和族群分裂，美利坚乱中取胜。
当然﹐如前所述，吴敬琏也有自说自话的时候。2011年7月4日﹐胡锦涛“7.1讲话”话音未落﹐吴敬琏就在清华大学出席国际经济学会第16届全球大会时说﹐国企控制国民经济的“关键性领域”“最与市场经济不相称”﹐必欲除之而后快。[128] 接着﹐《中国改革》也发表了吴敬琏的这个观点。[129]
联系多年来吴敬琏关于国企改革的种种言论看﹐可以说﹐这里吴敬琏是在公开场合少见地直白表达出了他内心的真实观点﹕国企不适合市场经济。所以﹐中国国企应当全面实行私有化。虽然﹐吴敬琏这样说时﹐又与2010年他在《教程》里说要坚持党的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国企改革决策相矛盾了。[130] 他准备什么时候再修改《教程》﹐淘心淘肺﹑竹筒倒豆子﹑亮出鱼肠剑﹐把心里话全部如实说出来﹐以消弥因“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而形成的自相矛盾呢﹖
吴敬琏为了尽快“建立自由的企业制度”﹐还呼吁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目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131]“妨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向前推进”。[132]
吴敬琏明确地主张﹐中国的政治改革应当实行“西化”的“宪政民主”。他唯恐读者看不懂本意﹐画龙点睛﹐特别地在《教程》第11章中高高举起了“普世价值”的时尚旗帜﹐明确地写道﹐政治体制改革“它的核心……追求社会公正是一种普世价值观”。[133]“这里需要注意到是﹐现代社会所要的民主﹐是宪政民主。……（如）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逐步完善起来的宪政民主制”。[134]
至此﹐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取向上﹐吴敬琏要中国的政治体制步英国“光荣革命”后尘﹐彻底“西化”的主张﹐已经是跃然纸上了。
而吴敬琏搞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办法是﹕第一﹐以私有化促宪政化﹐即在经济上权力退出市场﹐[135]“要减少政府﹑国企控制的资源﹐要实现民进国退”。[136] 第二﹐以宪政化促私有化﹐即消除在政治上“妨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向前推进”的种种难以说出口的因素。[137] 不过﹐在《教程》里面﹐吴敬琏毕竟还是写下了一些露骨的话﹐如在政治上要坚定地反对1949年10月1日以后中国出现的“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建立“欧美模式”中的“宪政民主”。[138] 为什么﹖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不符合“吴市场”要求的“民主和法制”﹗[139]
吴敬琏的这种“政治体制改革”建议与中共中央有关决定是截然不同的﹐[140] 且他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1949年美国艾奇逊国务卿企图挑动中国内乱的荒唐言论。对此﹐毛泽东主席早有评论﹕不合中国历史和现实。[141]
至此﹐吴敬琏否定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立场﹐其主张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是什么“颜色”﹐应该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了。
（三）什么是“竞争性的市场体系”﹖
吴敬琏再答﹕“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142]
他将这种模式的要点表述如下﹕
……经济学家往往认为﹐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而不是在市场上提供商品和服务﹔过多的政府干预会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并且产生腐败。因此﹐他们更倾向于欧美类型的市场经济﹐即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随着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学者愈来愈多﹐这种思想的影响力也愈来愈大。[143]
在这段话中﹐吴敬琏“改革”的“市场取向”表达得淋漓尽致﹑一览无余﹑明白无误﹕
“关键”是中国应当走“欧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道路。只有走这条道路﹐才能够保证“真正的改革”成功。
如何定义这种欧美类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如前所述﹐私人企业为主体自然不在话下。稀奇古怪的是﹐在吴敬琏的《教程》里﹐这种“自由市场”中﹐没有“权力搅买卖”。[144] 他引用麦克米兰的话说﹕
在存在权力关系的任何情况下﹐比如一方管辖着另一方﹐或者双方都受另一个更高权力机构管辖时﹐所发生的交易都将是其它形式的交易﹐而绝不是“市场交易”。[145]
而且﹐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建立的民主和法制。[146]
2011年8月4日﹐他自己更透彻地说法是﹕
市场交换是独立主体之间自主的交换。受控的市场还叫市场吗﹖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很值得深思。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什么叫市场经济﹖十四大说得很清楚﹐市场经济就是一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所谓市场起作用就是自由价格起作用。[147]
这里﹐对吴敬琏主张的“自由市场理论”提出几点质疑﹕
第一﹐就政府与企业﹑市场的一般关系而言﹐从重商主义时期至今﹐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难道企业和市场不都是“在存在权力关系的……情况下”发生交易﹖难道它们不是多少都会受到政府权力的“管辖”﹖例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的政府征税﹑劳动法和最低工资制度﹐[148] 是不是“管辖”﹖
大量的经济史和经济学文献证明﹐从西方到东方﹐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不在国家“权力关系”和“管辖”下进行交易和发展的自由市场经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吴敬琏“向往”的当代“欧美模式”市场经济﹐当然也是如此。而且﹐正是欧美著名的经济学家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表明﹕
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它们的缺陷 — 不仅仅就它们的内在运转而言﹐也包括它们的后果（如﹐对穷人造成的后果）— 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政府干预成为必须﹔……。[149]
一个所谓的自发调节市场经济可能会演化为黑手党资本主义 — 以及黑手党政治体系 — 很不幸﹐在这个世界的一些地方﹐这种担心是真实而迫切的。[150]
吴敬琏还主张“法制市场经济”。但是﹐难道相对于各种市场主体而言﹐欧美国家的“法制”﹐就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国家权力或“管辖”﹐就不是一种通过“一人一票”﹑多党竞争﹑议会制的“宪政民主”确立起来的可以干预市场的权力﹖
第二﹐就欧美的市场经济内部关系而言﹐由于垄断和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存在﹐以及存在复杂的政企关系等因素﹐“在存在权力关系的任何情况下﹐比如一方管辖着另一方﹐……所发生的交易”﹐实际上随时随地也都可能出现。
例一﹐在市场横向垄断的关系中﹐存在少数大企业利用垄断地位进行不平等交易的事实。
例二﹐在大中小企业协作关系中﹐存在大企业利用“纵向垄断地位”﹐与中小企业进行不公平交易的事实。
例三﹐少数垄断大企业利用“金钱政治”操控政府﹑议员﹑媒体乃至他国政治﹑经济等等﹐以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市场交易。反过来﹐政府出于安全﹑产业政策﹑公共福利等等政策目的﹐也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私人企业。
例四﹐在一般消费品市场上﹐存在“买的没有卖的精”的事实。
例五﹐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公司给你什么便是什么”的垄断因素。[151]
例六﹐欧美国家那些私有化以后的部分国有企业（包括已经100％私有化的企业）﹐迄今为止﹐政府仍然在微观层面控制它们。并且﹐欧洲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国有股权。这些企业与那些原汁原味的私人企业主在经营﹑交易上也是大有区别﹑市场地位是不平等的。[152]
例七﹐欧美国家长期以来都实行产业政策﹐直接用政治﹑金钱手段引导、支持企业发展高科技。这些企业在发展和国内外市场上可谓是得天独厚﹐享有特权。[153]
例八，欧美国家还在农业中实行高额补贴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但却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农产品市场。
在这八种场合中的不平等交易﹐实际上都体现了某种形式的、或明或暗的“一方管辖着另一方”的权力。美国经济学家早已经指出﹐实际的市场体制中存在不对称的权力结构。普通人在交易中要受到这种权力结构施予的约束。[154] 如果这种交易因此而“绝不是‘市场交易’”﹐那么﹐世界上还能剩下多少“市场交易”呢﹖
另外﹐众所周知﹐外部性也是政府权力干预企业交易活动的重要理由之一。
第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控的市场就是市场。市场主体之间的自主交换只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关系﹐而非是绝对化的独立关系。
因为﹐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社会去控制和弥补。换个角度看﹐市场交易的外部性无处不在。为了控制和治理这种外部性的危害（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也不能允许交易主体拥有“绝对”的独立性。为此﹐欧美国家有各式各样的政府干预﹑法律干预﹑工会等NGO干预﹑舆论干预等等﹐乃至G7国家还不断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政治中显示自己暴力机器的强大﹐干预全球贸易。哪里有一个不“受控的市场”﹐哪里有一个不“权力搅买卖”的欧美国家﹖
再如﹐这些国家的货币发行﹑利率﹑汇率决定和关税﹐都是政府行为或有政府干预。这些高高在上的权力因素个个都在大规模地“搅”动国内外的买卖。
美国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既保证了美国在关键科技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也“搅”了国内外不少买卖。如“搅”得“坚定信仰自由贸易”的中国买不到美利坚的高科技产品干著急﹐大量美元只能去买风险不断增加的美国国债和企业债﹔“搅”得中国亿万农民工没法儿去美国当“帝国主义建设者”﹐只能望眼欲穿﹑望洋兴叹﹐等等。[155] 欧盟又何尝不是这样﹗而且﹐欧美两口子就是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大大的权力。欧美主导的WTO机制﹐难道不更是一种带有歧视性﹑非均衡的国际贸易权力结构﹖[156]
由此可见﹐“受控的市场”﹑“权力搅买卖”的市场才是真“市场”。与此相反的那种“市场”﹐属于美国人说的那种“黑板经济学”﹐是耍嘴皮子用的﹔或者﹐是欧美的帝国政府在国际贸易中搞“双重标准”时候用的。
至于西方经济学界和社会中有关该问题大量争论﹐着重点不是控不控﹑搅不搅﹐而是如何平衡社会行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无控市场”和不“权力搅买卖”的伪问题太虚无缥缈了。
另外﹐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不仅古典经济学和新﹑老凯恩斯主义者都强调有必要控制市场﹐即使美国当年“最伟大”的新自由主义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在主张今天已经过气的“小政府”时﹐也为政府保留了实施产权法﹑契约法和提供国防的政府干预权力﹐[157] 以防止市场彻底失控。而他设计的货币主义政策﹐本身也是以承认政府有宏观调控权力为前提的。
当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吴敬琏在《教程》或有关文章中说需要政府搞宏观调控﹑税收﹑社会福利﹑公司法﹑反垄断法和市场监管等等时﹐是不是认为这些都不是市场“受控”﹑“权力搅买卖”﹑“干预微观经济”﹖如果是的话﹐他是不是又在自相矛盾了呢﹖
当然﹐一种可能的辩解说法是﹐这些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是“干预”和“管辖”。但是﹐这纯粹是搞文字游戏。如果一个进口商不交纳关税﹐海关对他进行执法性质的“公共服务”时﹐这个进口商立马就能够体会到“公共服务”和“权力管辖”是“色空无异”的“不二法门”了。
另外﹐我们也不晓得﹐在吴敬琏看来﹐美国“重返亚洲”﹑“领导亚洲”﹑美欧日印等政府在中国东海﹑南海采取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乱搅和﹐合纵连横，是不是“权力搅买卖”﹖
第四﹐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更是“受控的市场”。吴敬琏说自由市场问题﹐中共“十四大说得很清楚”。[158] 但是﹐恰恰是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里说﹕
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依据客观规律的要求﹐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159]
难道吴敬琏居然认为﹐这里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说得很清楚”的国家调控的市场就是个不“受控的市场”﹐且还是他说的以“自由企业制度”即私人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
再追问吴敬琏一句﹐相对于真正由中共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言﹐你主张的那种自由市场“还叫市场吗﹖”﹐是十四大那个“市场经济体制”的意思吗﹖
不仅如此。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还进一步指出﹕
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我们着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又注重加强和完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克服市场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我们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体系……。[160]
“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体系”﹐“克服”市场缺陷﹐这里面就包括有国家调控市场﹐即有市场“受控”的意思。这难道不对吗﹖
可能﹐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左侧听众席上的吴敬琏﹐心里是反对党中央的这些决策的。如是﹐吴敬琏完全可以不再“挂靠”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而是自说自话﹐直接说把政府赶出经济﹑“自由价格起作用”。[161]
当然﹐这种观点在国外也早就被批评为华而不实了。如美国经济学教授斯蒂格利茨就说﹕
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鼓吹者强调﹐问题的根源正在于政府的干预﹔转型的关键在于“让价格就位”﹐以及通过私有化和自由化把政府从经济中赶出去。……他们的观点代表了一种对历史的误读﹐……。[162]
而在《富国陷阱》一书中﹐英国剑桥博士张夏准也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一些新自由主义药方﹐如“把政府从经济中赶出去”﹑自由贸易等等﹐自己在发展过程中根本就不采用的。这些国家的虚伪性在于﹐要求发展中国家﹕“学习我所说的﹐而不是我所做的”。目的是“踢开梯子”﹐使后发国家的发展水平永远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163] 新﹑老帝国主义一样﹐“在天岂容比翼鸟﹐在地剪裁连理枝”。[164]
吴敬琏怎么就那么相信发达国家说的﹐不管人家怎么做的﹐也去帮着它们“踢开梯子”﹑“把政府从经济中赶出去”呢﹖
当然﹐无论哪种市场经济体制中都会发生“政府失灵”和官员腐败等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跳到另外一个极端﹐去要求一个“无控市场”。这就同现在不能因为有“市场失灵”现象﹐有金融危机﹐就去完全否定市场一样。
至于吴敬琏说的“所谓市场起作用就是自由价格起作用”﹐[165] 这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是一个空洞的教条﹐且在入门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被反复地说明其严重的局限性。因为﹐由于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等原因的存在﹐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论模式”的表达﹐它甚至不能反映欧美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的运行状态。[166] 吴敬琏是应当知道这些基本常识的。但他就是要这么说﹐偏好使然。看来﹐吴敬琏在推销外国的所谓自由市场理论的时候﹐逻辑是比较混乱的﹐忽视了中﹑外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忽视了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原理的约束条件﹐忽视了西方经济学的另一大半是批评“纯粹自由市场”观点的。
由此﹐这里也可以看到﹐吴敬琏不“受控的市场”观点﹐不仅脱离了他一心向往的“欧美模式”﹐而且﹐离开所谓他“1992年4月﹐向中共中央提出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目标的建议”是何其遥远﹗[167] 因为﹐在那个建议中﹐他不可能去主张一个无控制的市场经济。哪里是真﹐哪里是假﹖“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投机取巧﹖变色龙﹖
另外﹐吴敬琏说的“政府的基本职能……不是在市场上提供商品和服务”这段话中﹐比较特别的一点是﹐他通过这种精心安排的表述﹐又从一个新的侧面﹐对国企的存在和发展进行了全面否定。因为﹐他知道﹐中国政府机构本来就不提供市场化的商品和服务。如国务院办公厅﹐就从来不做买卖。所以﹐在这里吴敬琏实际上是说﹐政府不应当办国企﹐并经过国企“在市场上提供商品和服务”。无论在竞争性领域的市场﹐还是垄断性领域的市场﹐国企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党中央关于国企应当控制战略性﹑关键性等产业领域﹐在竞争性领域有进有退﹐并通过市场向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决策﹐都是不符合自由市场经济要求的。
至此﹐我们回过头来看﹐在《教程》中﹐吴敬琏之所以否定所谓的马克思“‘社会大工厂’模式”﹑否定所谓的“列宁的‘国家辛迪加’模式”﹑否定所谓的“斯大林体制”﹐否定所谓的“仿效苏联的榜样”的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探索性实践﹐否定中国改革开放后国企发展壮大的必要性﹐都是因为他有了迷信“普世价值”的“欧美模式”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先入之见。而这些迷信观念在他的头脑里面还比较乱﹐理论和实际情况之间时不时就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了。
我们知道﹐包含私有化﹑自由化﹑宪政民主等内容的“普世价值”﹐这些年在中国颇为一些著名公众人物和主流媒体欢迎。这引发了“欧美模式”中若干政要的密切关注和支持﹐并裁定中国“普世”派杰出人物可获诺贝尔和平奖。美国总统奥巴马还特地在2010年12月10日发布的一份《公告》中﹐针对中国宣称﹕
我们支持在任何地方行使自己普世权利的人。……今天﹐也是在国际人权日（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ay）﹐我们应加倍努力﹐推进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168]
吴敬琏也积极宣扬“欧美模式”的“普世价值”﹐契合了美国的政治文化战略意图和国家利益﹐[169] 是不是也被美国政府纳入了“在任何地方行使自己普世权利的人”员名单中﹐并予以“支持”﹖
这种说教就能救中国﹖真行的话﹐一度考虑在大陆使用原子弹实现“普世价值”的美国总统哈利‧斯‧杜鲁门诸公早就救中国了﹐还要等到今天﹖
四﹑“政府”文武兼施推行资本主义﹖
吴敬琏在充分自由地应用“批判的武器”即“笔杆子”搅和社会主义改革之后﹐按照欧美的普世价值要求﹐还“向往”用其它批判形式来解决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吗﹖
对此﹐吴敬琏在《教程》中直言不讳地写道﹕
在从传统社会主义到现代社会和从命令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双重转型期间﹐政府的正面作用需要加强而不是削弱。所谓政府的正面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既要有强制性的﹐也要包括一些诱导性的。……[170]
看来﹐在吴敬琏的“改革顶层设计”中﹐为了在中国推行“欧美模式”资本主义制度﹐是需要准备上演文武之道了。第一位的是使用“强制性”国家力量﹐说白了就是准备使用“武器的批判”即“枪杆子”为标志的“强制”。吴敬琏所谓“打破‘两暴怪圈’”﹐名曰反暴君﹑暴民﹐[171] 但是﹐一旦谁要妨碍他“向往”资本主义“欧美模式”﹐“两暴怪圈”就为我所用。这可真是悟透了美利坚“双重标准”的神髓。
以史为镜﹐这也不足为怪。中国的右翼知识界不乏这种“暴力迷信”或“国家迷信”的老传统。今天的吴敬琏又不过是拾人牙慧尔。例如﹐2010年底﹐王小强研究员撰文再揭中国知识界普世价值派老底﹕
1927年北大蔡元培为维护国内外资产阶级和国内地主阶级的利益﹐建言国民党镇压共产党和工农大众﹑斩草除根﹐推动了“四一二大屠杀”。当时﹐“共产党人血流成河﹐工农群众尸积如山﹐蔡元培意犹未尽﹐再接再励﹑斩草除根”﹐华丽转身﹐成为著名的政治家。[172]
当时直接推动“四一二大屠杀”的力量还有上海资本家的商会和外商。官﹑商﹑学一体化﹐这就是1927年让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抛头颅﹑洒热血的“铁三角”﹗
吴敬琏“向往”这位至今还在北大以铜像彰显万世师表的“中产阶级”前辈吗﹖答案呢﹐就在他“为维护国内外资产阶级和国内地主阶级的利益”的“强制性”的政策建议中。
除此之外﹐仅就西方经济学中的暴力传统而言﹐吴敬琏这里也是步人后尘。按下早期的案例不表﹐[173]“一战”结束不久﹐由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建议恢复德国实力﹐遏制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就说他是﹕
一个人所共知的资产者﹐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死敌。[174]
后来的情况似乎更为严重。2002年美国经济学家E‧K‧亨特教授指出﹐美国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们﹐曾几乎都支持采用国家暴力摧毁社会主义制度。[175] 另外﹐这位美国教授还指出了一个著名的经典案例﹕
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发展经济学家W‧阿瑟‧罗斯托坦承﹐他对共产主义的思想攻击曾经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财力上的支持。罗斯托认为﹕“若要阻止和牵制不断膨胀的共产主义力量的推进﹐这样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并且需要新的观念来巩固美国的外交政策”。[176]
由此可见﹐国内外的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有的著名经济学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新古典经济学理想和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力﹐为了窃取名利﹐进入“权贵”行列﹐在利用“富人经济学”为资本服务时是不择手段的。这不仅是中国一些表面上豁达民主﹑温文尔雅、声称“兼收并蓄”的右翼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也是“国际经济学界”早有的“国际惯例”之一。而在这些大都属于中产阶级的知识界人士的背后﹐则是国内外的大资产阶级特别是欧美政府策划于密室﹑上下其手﹑挥金如土﹐收买﹑操纵“强制性”力量和“诱导性”力量﹐兴风作怪。这些经济学家﹐实乃富人和政客之区区工具尔。
吴敬琏提倡“政府”采取“强制性”手段“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企图蛊惑“政府”采取“强制性”手段消除对他一心向往的“国退民进”﹑自由市场和“宪政改革”的“阻碍和反抗”﹐简言之﹐就是“消除”对“普世价值”和“欧美模式”的“阻碍和反抗”。
吴敬琏心念如此﹐真如吹捧《教程》的日本教授青木昌彦评价﹕“前所未有”﹔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评价﹕“不能忽视”﹔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评价﹕“指导我们继续前进的灯塔”﹔媒体人胡舒立评价﹕“学术界广泛接受”﹔[177]“中国青年领袖”﹑《吴敬琏传》吴晓波评价﹕“从外貌到灵魂都干干净净的人”﹐“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178] 登峰造极的是﹐2011年1月﹐国务院新闻办筹办﹐中央人民电视台全球宣传﹐首站美利坚﹕“欧美模式”迷信者吴敬琏＝中国智库的“国家形象”﹐— 负形象﹖
国内外一些知识分子﹑新闻人士﹑“权贵”和机构“突出政治”﹑利益结盟﹑言不及义﹑自己给自己挖坑﹐[179] 由此可见一斑。
在《教程》里﹐吴敬琏深揭狠批社会主义者搞国企是“国家迷信”﹐当他要搞“私进国退”时怎么也“国家迷信”﹐且诉诸国家“强制性”力量了﹖如上所述﹐他已然克隆了美利坚自相矛盾的“双重标准”手段﹐且运用自如。
不过﹐下面我们将会看到﹐一旦美﹑中有利益矛盾﹐美利坚总统为了美国“1％”富人PK吴敬琏要在中国搞的那个“欧美模式”时﹐还是毫不留情﹑棋高一筹的。2011年利比亚卡扎菲一家的厄运也是例证。虽然﹐大家都是为富人服务﹑为穷人吆喝﹐DV镜头中亲如一家﹐[180] 但毕竟是美利坚富人第一﹕该拉就拉﹐该杀就杀。以帝国的反革命两手对付虎头蛇尾的 “绿色反革命”﹐[181] 理所当然。对中国或吴敬琏要例外﹖
五﹑中国皈依“欧美模式”﹖
如吴敬琏所倡导﹐不仅搞资本主义改革﹐且还是按照“欧美模式”走资本主义道路﹐“能够救中国”吗﹖
答案﹕不能。因为它们是为欧美“1％”服务的。
这方面的有关权威评论已经比较多了﹐本文不再重复。我在《为谁作嫁﹖— 经济学﹑市场和改革》中﹐[182] 也从西方经济学角度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过这种问题。这里根据新情况﹑新文献再说一说。
（一）“欧美模式”加剧不公平
“欧美模式”是为“1％”即少数人富人服务的经济体制“模式”﹐不能实现“共同富裕”﹐不能复制来为中国的“99％”即大多数人服务﹐不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价值取向和“模式”。
“欧美模式”对中国多数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吴敬琏认为﹐由“向往”而采用“欧美模式”市场经济﹐政府权力﹑国企等退出经济﹐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实行机会均等﹑发展中产阶级等政策﹐就能够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即解决多数人认为的收入不公平问题﹐从而“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场经济”。[183] 但是﹐仅仅从西方经济学和欧美社会现实的角度评论﹐这些话几乎＝“网络谣言”﹐是一种精心制造的规避性表述和在故意蒙蔽公众。
美国著名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在与威廉‧诺得豪斯合作发表的《经济学》（第17版）教科书中﹐就给出了与吴敬琏完全相反的经典答案。按照这两位美国教授的观点﹐即使在私人企业为主﹑政府干预经济范围较小的“欧美模式”市场经济中﹐亦即吴敬琏要中国复制的欧美资本主义体制中﹐也根本不可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吴敬琏的有关言论是信口开河﹑一厢情愿的“卖拐”大忽悠。这两位反对共产主义的教授在《经济学》（第17版）中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写道﹕
我们的经济是一种冷酷无情的经济。……美国人收入差距的扩大﹐许多人穷于无出路的工作和困于潦倒的左邻右舍﹐不过是市场经济加剧不公平的一种并非夸张的写照。此外﹐北美﹑西欧﹑东亚一些富国﹐还有世界上其它一些国家的分配也极不公平。[184]
自由主义的竞争会带来严重的不平等。……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下﹐收入会得到公平的分配﹗[185]
他们还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分布与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关系﹐认为财富分布的不公平加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因为﹐更多的财富能够带来更多的利润﹑利息﹑股息﹑红利和地租等。继承权还能够使少数人不劳而获。他们指出﹐“在市场经济中﹐财富分布的不公平远远大于收入分布的不公平”。而且，其趋势就是“财富的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公平”﹐并加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目前﹐在排除“革命”和“激进”手段后﹐这种状况是不可治理的。[186]
另外﹐与今天的中国社会一样﹐美国社会分层已经固化﹐— 在这种分层固化下﹐穷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少之又少﹐社会分裂的鸿沟加深﹐机会均等效应是极度萎缩的﹐画饼不充饥。
而在1976年出版的《经济学》第10版中﹐萨缪尔森也曾写道﹕归根到底﹐在资本主义中“收入的差别最主要是由拥有财富的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个人能力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187] 在这种财富分配格局中﹐机会均等能够实现共同富裕＝宗教的天国教义。
在教科书《经济学》（第10版和17版）之前﹑之外﹐西方经济学界的探讨和争论更为热烈﹐以致萨缪尔森关于“市场经济加剧不公平”的观点并不新颖。这里就不多说了。[188]
至此﹐一个相关的问题也就非常明白了﹐即私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竞争有利于胜者﹐财富和收入分配向少数胜者高度倾斜。在极端情况下﹐还会形成胜者通吃的局面。萨缪尔森承认﹐在美国﹐“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例如﹐最近30多年中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在弱化﹐多数人工资﹑福利“向底线赛跑”[189] 已经成为一种长期性的大趋势。中产阶级收入持续下降﹐并分化瓦解。美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经济增长并没有使中产阶级和穷人从中受益。蛋糕越大﹐两极分化越厉害。
金融危机爆发﹐欧美（及日本）社会的两极分化更加剧烈。[190] 美国“自由市场”率先“坠落”。2011年8月6日﹐欧洲最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 —“堕落的英国”[191] 开始被新﹑老穷人点火“燃烧”。接着﹐欧洲最强大的工业国 — 德国也被点燃。[192] 美国还来不及暗自庆幸﹐“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悄然兴起。其它各种示威游行也在欧美绵密不断。在欧美国家里﹐既然生活质量下降的中产阶级和毫无希望的穷人是金融危机最大的﹑最没有公平可言的“埋单”族﹐他们也就符合政治逻辑地成为了社会动荡﹑要求变革的主力军（或潜在力量）。[193] 用马克思的语言说﹐就是多数人“相对贫困”状况深化了﹐“绝对贫困”人口增加了﹐这些人开始通过合法﹑不合法的多种形式表达不满或“自发的反抗”。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首先是为胜者和富人“作嫁”﹐为“1％”的少数人服务的。而其“法治”的基本点就是维护这种状态。于是﹐穷人被忽视了。中产阶级在瓦解和坠落中也感受到了生存威胁的严重性。所谓的“法治社会”破绽百出﹑偏心眼。所谓的“渗透经济”教义既“得不到历史事实的支持”﹐[194] 在欧美国家的现实中也黯然失色。
（二）美国模式是市场弊端象征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已对“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的[195]“美国模式”不抱幻想﹐不再“向往”。
萨缪尔森教授出色的学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满》﹑《喧嚣的90年代》﹑《稳定与增长 — 宏观经济学﹑自由化和发展》﹑《国际间的权衡贸易 — 贸易如何促进发展》和2010年出版的《自由市场的坠落》等书中﹐[196] 数次明确地从不同角度否定了吴敬琏“向往”的两极分化﹑投机赌博﹑官商一体化﹑操纵国际贸易的“裙带资本主义”的“美国模式”。他的有关理论分析和列举的大量新鲜事实﹐无意中也尖锐地批评了吴敬琏向往的“普世价值”的私有化﹑自由化﹑“宪政民主”、“机会均等﹑程序正义”﹑“中产阶级”等具有的虚伪性﹐并批评了吴敬琏“向往”“欧美模式”的言论﹐确属虚无缥缈﹑“自欺欺人被人欺”﹑误国误民的陈腐之谈。
早在2003年﹐斯蒂格利茨在预言美国金融体系将发生更大危机的《喧嚣的90年代》一书中就认为﹐美国是有长处﹐但问题太多。“美国式资本主义胜利”是“神话”。[197] 他写道﹕
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成为市场经济问题和弊端的象征。[198]
美国开始向其它国家推销美国式的市场经济。……对于美国模式资本主义的大肆推销﹐加深了其它国家的敌意。……弄巧成拙。[199]
其它国家……能够选择一条与目前在美国国内流行的所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实现一个更加平等﹑更加安全且具有更好的健康和教育水平 — 特别对于穷人来说 — 的社会。[200]
2010年﹐他在《自由市场的坠落》一书中﹐总结美国金融危机的经验﹐指出﹕一方面不应当因此走得太远去否定市场经济本身﹐而是要重新平衡社会行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原教旨主义的美国模式必须改革﹐根本不值得再继续向往﹑复制。他写道﹕
世界已经对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不抱幻想﹐为什么美国人还要在意这件事呢﹖我们所推崇的意识形态当然已经不那么吸引人了﹐并且﹐这种意识形态失去光泽无法修复可能还是件好事情。……在世界范围内大家曾经共同信奉美国及其教育出来的精英所提倡的价值标准﹐但是现在经济危机已经削弱了人们对于这些精英们的信任﹐这些精英们曾经鼓吹美国模式资本主义。[201]
不过﹐文献显示﹐正是在这期间﹐特别是在中国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美国……教育出来的精英”吴敬琏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仍热情洋溢地宣传“向往”“欧美模式”﹐说中国这样的经济学人“愈来愈多”﹑“这种思想的影响力也愈来愈大”。[202] 似乎中国改革30年﹐竟然导致国内经济学界“愈来愈多”的人在逆世界潮流而动﹐乃至引起“友邦诧异”﹕中国的“精英”患热病了﹖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吴敬琏说的“欧美模式”中的“欧洲模式”可能仅是一个幌子。2009年﹐我曾在〈向往“欧美模式”画饼不充饥〉中质疑他关于“欧洲模式”说法﹐指出﹕
欧洲各国差异大﹐俄罗斯也在其内。如果说“真理总是具体的”﹐那么﹐谁是代表“欧洲模式”的国家﹖其实﹐这是个伪问题。欧洲和美国一些优秀的经济学家﹐是将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分成了各具特色的模式﹐并对其中撒切尔的“英国模式”﹑俄罗斯的“黑手党资本主义模式”和东欧“病态＋变态”的资本主义模式投以了更多的批评﹐等等。进一步的问题是﹕可有一个具体的“欧美模式”是中国可以仿效的﹖[203]
所以﹐对吴敬琏说的“欧美模式”辩析一下就可以看出﹐他实质上并不真正“向往”说不清﹑道不明的“欧洲模式”﹐而是仅仅对于“美国模式”情有独锺而已矣。在吴敬琏那里﹐“欧洲模式”只是“寄生虫”式的“美国模式”的陪衬物。[204]
言归正传。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还在一系列著作和文章中指出﹐在“美国模式”中﹕
— 大资产阶级对美国政府和政策享有支配性权力。“金钱政治”＋政企不分“旋转门”。垄断领域“公司福利制度”即“父爱主义”大行其道。“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美国是“腐败”的“裙带资本主义”典型。换个同类的说法﹐美国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国家。大资本和政府情投意合“搅”在一起﹐狼狈为奸“共济会”﹐“搅和”买卖不商量﹐制造金融危机不犯罪﹐最受伤的“小小老百姓”只能叹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吴敬琏的欧美“权利属于人民”的“宪政民主”﹑“法制市场经济”和“机会均等﹑程序正义”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还是＝他笔下的中国“越来越厉害”的“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
— 投机赌博新经济大发展﹐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政府举措不当﹑市场失灵严重﹐资源分配错乱﹐金融危机危害全球。目前﹐欧美经济复苏仍然曲里拐弯﹑困难重重﹐不断加深的债务危机又使欧美经济二次探底的阴影若隐若现。这＝吴敬琏否定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产业政策的证据﹐还是＝他迷信的“市场起作用就是自由价格起作用”的“自由市场经济”之完美体现﹖
— 经济增长的“渗透效应”不断萎缩甚至消失。[205] 财富和收入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社会分层固化。美国等发达国家紧缩财政且削减公共支出﹐福利制度加速向“底线赛跑”。中产阶级（包括制造业的许多工人）收入长期下降﹐且队伍日益萎缩和贫困化。失业严重。贫困人口增加﹐且生活更加困难。工人罢工权受到更多限制﹐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重重。资本统治下，“先富带后富是妄想”。一个不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难有一个身腰肥大的中产阶级当“社会稳定器”。这＝吴敬琏眼里的美国人民“机会均等﹑程序正义”的幸福生活﹐还是＝他允诺给美国化以后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和“橄榄型”社会﹖
— 政府在“双重标准”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依托争抢全球战略资源﹑操纵汇率﹑干预别国（包括中国）主权。政府和跨国公司一体化﹐极力控制国际贸易中的主导权。在全球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日程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G7国家﹐而美国是领头羊﹗这＝吴敬琏迷信的不“权力搅买卖”﹑WTO和“自由贸易”﹖
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哪一条能够证明﹐在吴敬琏向往的美国模式中﹐私有化﹑“自由市场”﹑“宪政民主”和“机会均等﹑程序正义”等能够实现“普世价值”的美好允诺﹖
而在斯蒂格利茨批评吴敬琏奉若神明﹑内容空洞的“机会均等”之前许多年﹐[206]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早已认真“解剖麻雀”﹐讥讽在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机会均等”难以在全社会兑现﹐除非进行财富再分配的革命。[207] 因为﹐这里的道理简单明了﹐在一个财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马太效应”持续扩大）﹑社会分层固化和公共福利日益加速萎缩的社会里﹐对多数穷人来说不可能在生存﹑教育﹑竞争和发展机会上与富人平等。否则﹐几百年来﹐资本主义早就解决“共同富裕”和“为人民服务”的大是大非问题了﹐哪里还要今天的欧美人民起来吶喊﹕“99％”不满意“1％”﹗当然﹐“富人经济学”对此心知肚明﹐所以﹐拼命以所谓的“机会平等”来掩盖“结果不平等”和反对要求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以保护富人财产和政客的特权﹗
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德‧杜思韦特也提供了这方面堪称经典的“撒切尔案例”。这位妇人上台前夕﹐曾热情洋溢﹑滔滔不绝地宣传“机会平等”观点﹐迷惑穷人拉选票。但理查德德‧杜思韦特在《增长的困惑》一书中﹐记录下了讽刺性的历史场景﹕
1975年撒切尔以“让我们的儿童长得更高”为题目发表讲演时说﹕“追求机会平等比追求平等更加有意义而且更加可行。只有当允许不平等存在时﹐机会才有意义。”
非常遗憾的是﹐后来﹐在她执政时期﹐自由主义政策使成人之中的贫困增加了﹐而且贫困发生了严重的代际传导。儿童生活条件的不平等加剧。英国儿童的死亡率比欧洲其它国家都要高。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儿童一代比一代高的增长趋势停止了﹔父亲失业或者靠津贴生活的家庭中的孩子要明显比那些富裕家庭的孩子矮很多。[208]
当然，眼下2012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又有大政客祭起了“机会均等”的大旗惑众，拉选票。对此，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网站发文，再次毫不客气地质问道：
美国不公平的竞技场（America’s Unlevel Field）。……说到这里，我又要重提号称信奉机会均等的罗姆尼之流。这种说法的证据在哪里？[209]
另外﹐其它文献还显示﹐在美国“程序正义”也问题多多﹕“钱权集团”主导程序的制定﹑修改和实施。即使有一时的让步﹐也难免“秋后算账”。斯蒂格利茨向奥巴马总统提意见﹐促成美国金融危机的一些人﹐怎么摇身一变成了治理危机的高级公务员﹐并将纳税人的大把美元装进了危机中始作俑者的银行家的口袋里﹖应当救济的中小企业和中产阶级怎么得不到必要的支持﹖当然﹐政府多年来习以为常的“旋转门”机制没有违反程序﹗——这是不是美国特色的“政企不分”？
2007年﹐保罗‧克鲁格曼曾凭着“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著书立说﹐力陈时弊﹐“乌鸦嘴”大声发问《美国怎么了﹖》[210] 金融危机第一波落幕后﹐斯蒂格利茨调查研究﹐奋笔直书﹐2010年发表《自由市场的坠落》时﹐再次痛批“美国模式”祸国殃民﹑危害全球﹐并予以否定。从时间先后看﹐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歪打正着﹑联成一气﹐形成交叉火力﹐一个据实发问﹐深入批判﹐另一个总结经验给答案。而此时此刻﹐如上所述﹐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境界”吴敬琏正在大声疾呼“向往”“欧美模式”。在这副滑稽的国际对比图片中﹐表面上看﹐时空错乱﹑是非颠倒﹐白皮肤﹑黄皮肤一团乱麻﹐谁对谁错﹐莫衷一是。但在金融海啸祸球殃民的大是大非面前﹐难道真的没有是非界限和责任国﹖难道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还没有“实践出真知”﹐天底下就吴敬琏“手握王爵﹐口含天宪”﹖
当然﹐早早就掀开“美国模式”﹑“机会均等”等蛊惑人心言辞红盖头的著名专家学者﹐多是欧美和印度的经济学家。但是﹐怎么中国经济学界一些知名人物﹐在这些俯拾皆是的信息面前﹐就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装聋作哑﹑三缄其口呢﹖不仅如此。吴敬琏还信誓旦旦地说﹐他提倡的这种“欧美模式”是“有利于多数人的市场经济”﹐[211] “富裕﹑文明﹑民主﹑和谐”﹗[212] 真是这样的话﹐德国《明镜》周刊就是在说谎了﹐因为﹐它居然以这种标题发文﹕〈1％大国〉，美国贫富差距史无前例﹗[213] 西班牙《世界报》也胡说八道﹐竟然发表文章污蔑说〈美国：只有名义上的民主〉﹗[214] 美国《国家利益》也发了标题醒目的文章﹕〈美国时代的终结〉。[215] 至于“占领华尔街运动”﹐那大概是在拍电影吧﹖
当然﹐在批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美国模式”中﹐斯蒂格利茨探索的“第三条道路”的实现形式是有些虚无缥缈。因为﹐实现这种选择的前提﹐是大资本能够约束自己﹑改革美国政治体制以体现大多数民众的诉求。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世界上还能够存在一个以军工∕石油∕金融等集团和“大公司福利”即“1％”为经济核心﹐以“金钱政治”和“旋转门”为政治机制的“裙带美帝国主义”吗﹖多少也有些“美国梦”的斯蒂格利茨在此显得回天乏术﹑信心不足。
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斯蒂格利茨“第三条道路”的困惑或困境﹐恰恰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整的局限﹐从而为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这也是“殷鉴不远”。
至此﹐可以说“欧美模式”之于中国的“99％”即绝大多数人而言﹐是不能解决他们感到郁闷的那些国内问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和完善国家调节市场方式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探索自己的成功道路。所以﹐跟在欧美资本主义后面亦步亦趋有啥子用﹖吴敬琏非说有用。有学者一针见血﹐干脆说出大白话﹕
不需绕弯﹐按普世价值﹐无缝对接﹐中国“和平长入”美利坚﹐成为美国第X个州﹐万事大吉﹐皆大欢喜﹐行吗﹖
答曰﹕美国不要。美国要的是“不当帝国的帝国主义”。[216]
欧美有的政治家和研究者也已指出﹐中国即使匍匐在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的旗帜下﹐也不应或不能取得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因为﹐地球上资源有限。[217] 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心直口快﹐说“中国领导人应该想出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218] 换句话说﹐就是美国不同意中国“向往”和搞“欧美模式”﹗如此﹐吴敬琏“向往”的“欧美模式”还能搞吗﹖美利坚都不骗你了﹐难道你还硬要自欺欺人不成﹖
当然﹐根据普世的自由竞争规则﹐欧美凭什么不让中国在竞争中去争取改变当今世界的资源分配格局﹐并取得欧美全体国民的“幸福生活”水平﹐— 这难道不是欧美国家在“权力‘搅’买卖”﹐及欧美的“权贵资本主义”蛮不讲理吗﹖如是﹐难道这也是吴敬琏信仰和宣传的普世价值﹖
欧美虚假的普世价值﹐让吴敬琏对普世价值的信仰和宣传也显得十足的虚假。向中国鼓吹普世价值的奥巴马并不给中国的信徒们一丝一毫的面子。美利坚是搞“双重标准”老手。有人真想在中国搞“欧美模式”﹐没有后台也不容易哩﹗
另外﹐欧﹑美﹑日有精英还说了﹐中国改变颜色后﹐应分裂为若干个小国﹐如前苏联﹑南斯拉夫等等。[219] 显然﹐如此一来﹐今天的中国在所谓欧美式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否存在也真成了问题。人家给你私有制度﹑自由市场﹐给你国家解体﹐给你0.47的基尼系数﹐给你一批敲骨吸髓的“世界工厂”﹐给你“1％”和“99％”的对立﹐但如上所述﹐就是不能给绝大多数老百姓换回一个镜花水月的欧美式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
极而言之﹐我们再推论﹕如果哪一天在这些由“前”社会主义中国分裂形成的若干小国寡民的新资本主义国家中﹐“前”中国人民反过头来﹐再看看今天吴敬琏的一系列主张追随“欧美模式”资本主义的言论﹐就会发现﹐这个经济学人不仅仅是主张为少数资本家和富人服务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且是欧美国家在中国推行分裂政策和新殖民主义最前卫的代言人之一。在这个意义上说﹐吴敬琏确实无愧为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政府智库”里的“国家形象”。通过他的种种言行﹐我们可以看到体制内的“反对派”们在想什么﹑干什么。[220]
综上所述﹐吴敬琏关于引导中国进入“欧美模式”资本主义美好天堂的言论﹐在理论上华而不实﹐实际上是误国误民的坏主意。依此乱我中华之后﹐美利坚是第一受益人﹔英德法等是第二受益人﹔国内资产阶级万幸能够回到那个还没有被分裂﹑肢解的“旧社会”﹐就委屈当产业链最低端的“小三”吧。如若不然﹐更惨。
再问﹕吴敬琏理论水平如何﹐政策水平如何，道德水平如何﹐为谁服务﹖
读者﹐请您说出自己的判断。
六﹑“吴顶顶”向“十八大”献礼﹖[221]
至此﹐吴敬琏为谁作嫁﹐手段如何﹐方案如何﹐已经水落石出﹑真相大白。我们也就别再希望吴敬琏这一流派的经济学人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历程能够有什么实事求是的公正态度了。漏洞百出的《教程》一书，就是明鉴。几十年来﹐中国向往欧美资本主义模式的经济学人中﹐有哪一位做到了这一点﹖从他们多年来对社会主义指手画脚的批判和谩骂中﹐从他们冒充党中央声音的各式各样的滑稽表演中﹐从他们捏造理论﹑历史和歪曲国内﹑外实况的嚷嚷中﹐从他们呼吁的“宪政改革”声音中﹐从他们已经开始寻求采用“强制”力量支持资改的梦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道德水平﹑学术水平﹑民族气节和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相反地﹐他们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顽固不化的特殊利益集团。
吴敬琏﹐就是这个阵营里的重要领军人物。多年来﹐他对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和领袖人物罗织构陷﹐在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著作﹑文章和谈话中诡异多变﹐但万变不离其宗﹐要害就是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做欧美资本主义的附庸﹐以为当今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富人服务为第一要务﹐为美国作嫁。
个别政府机构中﹐响应他的声音也时有浮现﹕
— 2009年11月5日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说﹐“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本经济是基础和主体”﹐[222] — 这是违反《宪法》总纲第六条的。[223]
— 2010年初国务院法制办发表的《政府投资条例（征求意见稿）》中说﹐应该“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224] —这显然是企图把一个在美欧也是非常有争议﹑几乎可以无限扩大私人资本发展领域的新古典经济学表达引入了政府的重要文件。
— 2010年8月“十二五”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说﹐“应分析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办企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以民争利﹐还是解决外部性问题﹖……如果边界能够这样界定的话﹐国有经济的进退机制就可以设定”﹐[225] — 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语境中﹐也是一个从语言到逻辑都具有欺骗性﹑混乱性的关于推进私有化的提法。
2011年4月7日新华网报道“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信息﹕“‘十二五’期间﹐国家将加大推进部分行业改革力度。……对电信﹑民航﹑石油等行业﹐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226] — 按照产业经济学来理解﹐这就是要求把垄断行业肢解为竞争性行业﹐在学理﹑政策﹑国际经验和历史上都说不通﹐只能有利于欧美跨国公司取得并扩大在中国战略产业的控制权﹐形成外资新垄断。
2011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人民网”转发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重要采访报道﹕〈90年﹕我党获得马克思主义“真经”的不寻常之路〉。其中﹐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的发言﹐重复了吴敬琏的观点﹐以“假马克思主义”来反对“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和“经济国有化”。北京大学一教授接着表示赞同说﹕“确实如此。……苏联僵化模式和僵化观念﹐它实际上把国有化和社会主义划等号。实际上﹐一切国有化只是走向社会主义过程中紧急过渡时期临时采取的一个非常措施﹐不可能长期通过一切国有化来搞社会主义。列宁当年迫不得已”﹐[227] — 在纪念中共90周年的宣传中﹐这些党政学机关和媒体的一小群人﹐是故意连手以“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反对发展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还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东汉班固《汉书‧朱云传》云﹕“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228] 此亦喻今之某类官员﹑教授﹑媒人所为耶﹖
历史是一面镜子。在列宁、斯大林的苏俄﹑苏联时期也有过这样的现象。在著名的政治家活动家﹑理论家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嘴巴中﹐各种各样的歪理层出不穷﹐目的就是要无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成分﹑富农﹑外商投资和自由市场﹐党﹑政府内部和社会上也有一批长期的拥护者。[229]
当然﹐有自觉或不自觉主张资本主义改革方向的异象﹐就有反对它的强大声音。在中国的改革史上﹐一些重要文献记载如下﹕
—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一个公有制为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230]
— 90年代﹐江泽民反对境内外敌对势力勾结的“和平演变”﹐说“不能搞私有化”。[231]
— 21世纪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胡锦涛反对“西化﹑分化图谋”﹐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决不走改旗易帜的歪门邪路”。[232]
列宁曾说过﹐“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233] 无独有偶。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改革大业﹐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也得“经过战斗”。不可否认﹐党的几代领导人的讲话都明确地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时期中﹐中国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之斗争。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警惕“和平演变”﹐反对“改旗易帜”的“西化﹑分化图谋”。
另外﹐2008年4月﹐《求是》杂志曾发表习近平文章﹕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34]
2011年6月﹐人民网记者报道﹕
习近平强调﹐……90年来﹐我们党紧紧团结和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235]
社会主义是为人民服务的制度。吴敬琏欲以改头换面的“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的“欧美模式”取而代之﹐并在媒体上宣传﹐要据此为中共十八大和“换届”后的“党政领导”提供“新”的“顶顶层设计”。[236]其实呢﹐恰如他用《教程》和其它文章﹑谈话所证明的那样﹐他的私有化﹑自由化﹑宪政化改革目标﹐尽管时不时采用了党中央文件语言来乔装打扮﹐不断地改头换面，达蒲松龄“画皮”之水平﹐仍然是与党和政府（包括“下一届”）的基本价值取向南辕北辙﹑水火不容。其偷天换日之私货﹐即因朋党援手﹐[237] 达于天听﹐也会令人想起来毛泽东主席一句老话﹕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238]
体制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人“蚂蚁缘槐夸大国”﹐我心翱翔﹑“大话西游”﹔不过﹐“蚍蜉撼树”容易吗﹖
如前所述﹐美国希拉里国务卿比较乐观。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培博则是非常乐观。2011年11月﹐他在竞选美国总统时说﹐美国可以扳倒中国﹐依靠“我们在中国内部的盟友和支持者”。[239] 吴敬琏身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国家形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组织一批政府机构的领导干部和博士生帮自己著书立说出《教程》﹐鼓吹﹑“支持”为“1％”服务的美国“普世价值”和资本主义“欧美模式”﹐属于美国的“盟友和支持者”之列﹐还不时利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说三道四﹐可谓组织有方、呼风唤雨的实力派了。[240]但他真有理由如美国政客们那么乐观吗﹖
2012年1月1日﹐新年伊始﹐《求是》杂志发表胡锦涛新文章﹕
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背景下﹐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241]
吴敬琏作为“西化”﹐诸如“华盛顿共识”﹑“普世价值”﹑“欧美模式”等的共识者﹐以上这些令“99％”振奋的话﹐对于“1％”的他和美国政客们来说﹐是不祥之音。但促其改弦易辙是不可能了。一句老话有理﹐“改也难”。
仿马克思的亲密朋友﹑德国诗人亨利希‧海涅之语结束本文﹕
吴敬琏﹐一个冬天的童话。[242]
[1] 推荐阅读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1章〈计划经济的建立与改革问题的提出〉﹐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上）》﹐学习出版社2009年﹐第7页。
[3]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382﹑407~408页。
[4] 保罗‧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7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第607﹑194页。
[5] 据中广网记者赵明明在〈中国工业安全突破警戒线﹐外资控制超过三分之一〉中报道﹕有研究报告指出﹐“十一五”时期﹐在中国28个主要工业行业中﹐外资在其中21个行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排名前五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近十年﹐外资对制造业市场控制度基本在30％以上。而高技术产业总体外资控制度近几年已经达到近70％的水平（搜狐网新闻频道2009年11月30日﹐http://news.sohu.com/20091130/n268578182.shtml）。
[6] 例如﹐吴敬琏说﹐“目前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其主要表现是﹕国家部门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1）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是﹐它仍然控制着列宁所说的“制高点”﹐即“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吴敬琏﹕寻租膨胀无以复加﹐改革需要顶顶层设计〉﹐《中国改革》2011年12月1日﹐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11201/5179916.shtml）。
[7] 吴敬琏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5章〈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写道﹐民营企业包括私营企业和外国投资企业。
[8] 例如﹐波兰经济学家卡齐米耶日‧Z‧波兹南斯基在《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 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中用大量的数据显示﹐那里（包括他的祖国）“是贴着新自由派标签的人﹐强行实施致命的建设市场资本主义的计划”﹐形成的是一种“病态”﹑“变异”的资本主义。政府贱卖﹐外资贱买了国有资产﹐并控制了民族国家的经济﹐“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陷入经济衰退”。
再如﹐俄罗斯只是在普京执政以后﹐才制止了外资快速控制俄国经济的势头﹐并进一步推进了国有化。相对吴敬琏而言﹐普京的最大特点是﹐根本不盲目迷信“欧美模式”﹑自由市场﹑“国际自由贸易”和“国退民进”。
[9] 据《新闻晚报》记者杨美萍在〈美国官员称中国国企是美国“最大威胁”〉中报道﹐2011年5月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中美商会主席狄安华称﹐在电动车﹑清洁能源和高铁等领域﹐中国制定了一系列管理措施﹐扶持本地企业。他说﹐中国国企向全球扩张﹐现在不仅在中国国内﹑甚至在海外的商业竞争中﹐都可以击败美国企业。中国国有企业才是美国的“最大威胁”﹐美国政府应该将注意力从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移开﹐转向中国国内那些不利于美国企业同中国国有企业平等竞争的市场准入壁垒。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指出﹐41家中国国企登上了2010年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名单﹐其中三家还跻身百强之列（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5/04/ 6155603_0.shtml）。
另据2011年10月美国中文网〈美国眼中的中国国企有多重要﹖〉报道﹐美国国会审查组织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认为﹐“中国国企可在国际市场上造成不公平竞争”﹐“搞明白如何与中国国企打交道现在正成为华盛顿面临的更重大问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的美国谈判专家目前急切要求限制国企活动﹐希望以此作为美国约束中国公司运营的模板。”（http://www.sinovision.net/ index.php?module=news&act=details&news_id=191137&nocache=1&articlepage=3）
2012年2月3日，〈华尔街日报〉还发文，报道美国国务院最高经济事务官员罗伯特·霍马茨对中国的威胁言论，即中国发展国企“将给他们自己也带来严重的问题”。同时，美国商会会长说，美国对待中国国有资本主义的方式“发生了转变”，“这是一个可喜的转变”（新华社《参考消息》2012年2月6日第16版）。
由此可见，要求中国取消国企，已经成为美国对华大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
而中国最大的商会即中华全国工商联在〈2010~2011年中国民营经济形势简要分析报告〉中﹐也提出了一项重要的政策性建议﹐“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快民营企业进入垄断领域步伐﹐……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分拆重组”。
中美两家都代表本国私营企业的商会提出同样的建议﹐且前后贯通﹐观点一致﹐这是意味深长的。这里有两个关于他们自身利益的问题是﹐他们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吗﹖谁更有竞争力呢﹖
所以﹐进一步的问题就来了﹐如果真按国家发改委的要求﹐“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垄断行业“改革”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4/07/ c_121278284.htm）﹐最大的利益将“花落谁家”﹖
答案只有一个﹕这种迷信西方经济学个别流派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而不管欧美国家实际做法的改革设计﹐将最有利于欧美垄断行业中越来越大的跨国公司在“十二五”期间快速进入中国电信﹑民航﹑石油等行业﹐并形成新的外资垄断格局。在它们面前﹐中国的个体私营企业和它们的所谓的吶喊者们﹐如工商联等等﹐将被“秒杀”﹐不堪一击。而且﹐这将是基于同一个理由﹐自由竞争﹐全球范围﹔一视同仁﹐WTO﹗
但是﹐以上这些值得商榷的说法﹐都不如吴敬琏的话来的彻底。第一﹐吴敬琏说﹐“最与市场经济不相称的便是国营部门”（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10704/ 4223463.shtml）。第二﹐吴敬琏还说﹐“受控的市场还叫市场吗﹖”（http://www.chinareform. net/special_detail.php?id=108）他是必欲除国企﹑全面开放国门而后快的那种自由派经济学人﹐“最与”美国提出消灭中国国企和两面三刀的自由贸易要求“相称”。
[10] 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2011年12月25日报道〈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不要担心中国〉（转引自〈林毅夫力挺中国经济〉﹐新华社《参考消息》2011年12月28日﹐第5版）。
[11] 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2011年12月25日报道〈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不要担心中国〉。
[12]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372页。
[13]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382﹑397页。
[14] 谢雪琳﹕〈吴敬琏﹕明年换届对中国经济有积极作用〉﹐《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11月14日（http://finance.ifeng.com/news/macro/20111114/5055057.shtml）。
[15]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28页。
[16] 吴敬琏﹕〈要约束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凤凰周刊》2011年3期﹐第51页﹔〈吴敬琏﹕国营部门主导资源分配与中国市场经济最不相称〉﹐凤凰网财经讯2011年7月4日（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10704/4223463.shtml）。
[17]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371~372页﹔吴敬琏﹕〈目前一个大问题是行政主导发展〉﹐中国改革网2011年8月4日（http://www.chinareform.net/special_detail. php?id=108）。
[18]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397页。
[19]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397﹑367~375页。
[20] 吴敬琏﹕〈目前一个大问题是行政主导发展〉﹐中国改革网2011年8月4日。
[21] 香港凤凰卫视报道﹐2010年5月﹐奥巴马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电视采访时说﹐“中国领导人应该想出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http://www.tudou.com/programs/ view/ZVcIZGHXgS0/）。
[22] 推荐阅读王小强﹕《史无前例的挑战 — 读美国近来战略研究》﹐（香港）大风出版社2005年。在这本书里﹐详细介绍了美国﹑日本一些人建议分裂中国的研究成果。
[23] 在这一节里﹐针对吴敬琏在《教程》中歪曲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考证﹑分析和评论已高度浓缩﹐只是将与本文有关的重要观点简洁地表述出来。
[2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68页。
[25]〈胡锦涛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http://www.gov.cn/ldhd/2009-10/ 02/content_1431701.htm。
[26]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3页。括号中的字为引者所加。吴敬琏的原文是﹐“他们认为（指马克思﹑恩格斯 — 引用者注）﹐……完成了社会对极少数垄断了生产数据的资本家的剥夺﹐整个社会就成为一座建立在生产数据公有制的基础上的大工厂。在这种‘社会大工厂’式的经济中﹐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市场关系都将消亡。”（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8页）
[27]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8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2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9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27页。
[31]《顾准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637页。
[3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根据德文本翻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95页。在根据马克思修订过的法文版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的原话是这样的﹕
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对工场手工业分工﹑劳动者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以及劳动者消极地服从资本家赞扬备至﹐只要有人谈论生产过程的社会监督和社会调节﹐它就会大叫一声﹐昏厥过去﹗它把任何这一类企图都说成是侵犯资本家的财产权﹑自由和天赋才能的权利。于是﹐这些工厂制度的热心辩护士们尖声叫喊说﹕“你们是否想把社会变成一座工厂﹖”工厂制度只是对无产者才有好处﹗（《资本论》第一卷〔根据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59页）
当然﹐在前一个版本中﹐对“辩护士们”的话﹐马克思没有加引号﹐但是谁都能够看明白那里是马克思在复述他们的话。其原文如下﹕
工厂制度的热心的辩护士们在斥责社会劳动的任何一种普遍组织时﹐只会说这种组织将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座工厂﹐这一点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在这些证据面前﹐我们看到吴敬琏污蔑马克思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了。马克思明明是说东﹐吴敬琏偏偏说他说的是西﹐没有认真讨论问题的诚意。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9页（参见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8页）。马克思的原文如下﹕
如果我们以现代工厂中的分工为典型﹐把它运用于整个社会﹐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为了生产财富而组织得最完善的社会﹐毫无疑问只应当有一个起指挥作用的企业主按照预先制定的规划将工作分配给共同体的各个成员。可是﹐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
“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实际上是马克思已经否认了这之前做出的“如果”的假设。但在吴敬琏那里﹐就变成“完全是这样”﹐并成为了马克思的一条罪证﹗
[34] 有关详细分析﹐推荐阅读夏小林﹕〈马克思从未提出“‘社会大工厂’模式”— 一评吴敬琏“社会主义模式论”〉﹐《管理学刊》2011年5期（http://xxl.caogen.com/）。
[35] 李白原诗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36]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409页。他的原文如下﹕
如果把观察的镜头推向更远的历史深处﹐我们也可以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一百年改良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美好真诚﹐沿着1789~1871（顾准原文为“1870年”— 引者注）~1917年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了原处。
这里的“1789~1871~1917年的道路”﹐分别是指1789年法国大革命﹑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起义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所以﹐在吴敬琏眼睛里﹐不仅资产阶级的法国大革命应当被彻底否定﹐1871的法国巴黎公社应当被彻底否定﹐1917年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是应当被彻底否定的。
不过﹐吴敬琏借加入了自己杜撰话语在内的顾准之话来表达个人观点的时候﹐没有注明其来源和说明顾准对社会主义的整体评价。显然﹐这是吴敬琏的一种策略。
据查阅和向资深专家咨询﹐吴敬琏称“先贤顾准所说”的话﹐是他对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一文中部分内容的概括。此文载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顾准文稿》第392~397页。但是﹐此文中﹐顾准并没有说1789年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道路“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 ，而是说“1789-1871-1917”潮流和英美式的改良型潮流，在相互激荡、借鉴中可能有交叉的趋势。他从来没有对历史上除旧布新的革命运动有过任何彻底否定的评论。（如他曾说过，历史上常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刻，但要不断革命，天天等于二十年，就必然闹大笑话）所以﹐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是吴敬琏强加在顾准头上的。
至于吴敬琏说革命“能够获得的决不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了原处”，则是对顾准的放肆歪曲。顾准所提出的“娜拉出走后怎样”的问题，实际上是说在伟大的革命运动之后，国家的管理和经济建设必须遵循客观的经济规律，而不能简单地搞教条主义，如取消货币等，也不能简单照搬革命运动时期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实际上还是批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出现的一些错误观点，完全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意思。
顾准对斯大林和苏联制度有激烈的批评﹐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否定斯大林和这一时期的苏联制度。相反地﹐他对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没有与时俱进地改革原来的高度战备体制倒是很不以为然的。
总体上看﹐顾准是尽自己的努力，在广泛研究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思考中国的发展与人类社会进步的问题，为此以“怀疑一切”的精神重新审视各种经典理论，以及力图跟踪当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当然﹐他的一些想法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值得商榷的﹐如中国应当搞社会主义的“两党制”等等。顾准具有强烈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怀，始终关怀着广大群众的疾苦，同时他也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已经穷尽了人类的知识，也从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假说没有商讨的余地。
我们完全有理由假设﹐以顾准的人生目标﹑研究方向﹑知识﹑个性和品德而言﹐如果他还生活在今天﹐对欧美国家那些投机赌博新经济﹑新帝国主义行径和中国国内的私有化﹑自由化和贪污腐化等种种问题﹐也是会直言无忌地批评的。
恰如《顾准文存》里许多篇文章所显示的﹐他尽管曾认为并委婉地批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主要以他的哲学命题为出发点（即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须从当代复杂的经济现实出发），但同时也对马克思的学说作为科学体系表示了高度的尊敬。他决不像吴敬琏那样去污蔑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先验的﹑统一性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不会像吴敬琏那样千方百计﹑不择手段﹑近乎盲目和狂热地鼓吹私人资本﹑自由市场﹑“欧美模式”。例如﹐当时顾准就认为﹐“事实上﹐私有财产权在全世界的知识界都是遭到鄙弃的”（《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367页）。他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保持着高度警惕性，曾明确地指出，中国要“迅速现代化，不做美国棋盘上的卒子”(《顾准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330-344页)。另外﹐他对凯恩斯主义也有所肯定﹐且比较欣赏德国的李斯特历史学派。他非常重视市场经济中工会对提高工人收入水平的重要作用。他对自己所见到的“前30年”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也是完全肯定的。
由此可见﹐在对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制和私有制﹑国家调控市场和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欧美国家等问题上﹐顾准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与吴敬琏是有原则区别的。吴敬琏时不时拿顾准老先生说事﹐甚至杜撰他的意思﹐是非常不严肃的实用主义态度。吴敬琏实际上是借顾准的招牌，推销自己那一套全面否定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彻底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私货。
[37] 历史上﹐在列宁和苏维埃政权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时期﹐苏联还没有成立。1917年“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权是工农苏维埃政府﹐简称苏俄﹐它还不是后来的苏联。苏联是于1922年12月由俄罗斯﹑外高加索﹑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联合成立的。这时列宁和苏维埃政权已经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利用它向社会主义过渡﹐“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被放弃了。在此意义上讲﹕第一﹐“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地球上还没有苏联﹐哪里就来了一个吴敬琏说的“苏联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即“计划经济体制”﹖第二﹐苏联建立时﹐“战时共产主义”已经取消﹐哪里又能够来一个以它为内容的“苏联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第三﹐列宁提出利用“新经济政策”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列宁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一工作。列宁时期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既然如此﹐在列宁时期﹐哪里又有一个吴敬琏说的“苏联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存在呢﹖
[38]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13页。
[39]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11~13页。
[40]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12页。但是﹐在这里吴敬琏又犯错误了。因为﹐辛迪加根本就不是什么“一家”工厂﹑企业或公司﹐而是由一些独立法人企业自愿组成的联合体﹐类似劳动者的自由联合体。辛迪加的各个参加单位在法律上都是独立的﹐不是“一家子”。吴敬琏将其视为“一家”公司来批判列宁﹐没有任何根据。而关于列宁偶尔比喻过“社会”像“工厂”的问题﹐他自己也有过解释﹐即“在全社会推行这种‘工厂’纪律﹐决不是我们的理想……最终目的﹐而只是为了彻底肃清社会上资本主义剥削制造成的丑恶现象﹐并且为了继续前进所必需的一个阶段”（《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7~258页）。
[41] 如“日本在远东的武装干涉一直继续到1922年。此外﹐还有过组织武装干涉的新尝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5年﹐第268页）。
[42]《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7页。黑体字为引者所加。
[43]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409页。
[44] 有关详细分析﹐推荐阅读夏小林﹕〈列宁从未提出“‘国家辛迪加’模式”— 二评吴敬琏“社会主义模式论”〉﹐《管理学刊》2011年6期（http://xxl.caogen.com/）。
[45]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15页。
[46]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14~15页。
[47]《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2页。
[48]《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92~399页。列宁本人也说过﹐“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289页。）由此看来﹐在百度百科的“新经济政策”词条中﹐认为“1929年﹐斯大林公开宣布停止实施新经济政策﹐在全国范围加速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在事实上采纳了托洛茨基的建国思想﹐逐步形成了代替新经济政策的斯大林模式”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参见http://baike.baidu.com/ view/61706.htm）。
[49] 在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回顾性地写道﹕“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30来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转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0页）同时﹐斯大林仍然认为﹐苏联要实行不同所有制并存﹔不要迷信经济计划﹔社会主义有内在矛盾﹐需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
如何客观地﹑历史地﹑辩证地评价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体制问题﹐因为篇幅限制﹐有关内容就省略了。但是﹐事实证明﹐斯大林不仅领导苏联在复杂严酷的国际环境中﹐成功地实现了赶超战略﹑强国富民﹑捍卫国家主权﹑支持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而且他还是在宣布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后﹐仍然坚持利用不同所有制形式﹑对外开放﹑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第一人。斯大林时期的经济体制﹐由于当时要实现赶超战略和国内外环境的特殊性（主要是强敌环伺﹑严重的军事威胁和战争）的影响﹐集中程度高是一种必要的选择。后人应当与时俱进﹑适时变通。但是﹐后来的苏共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改革得分不高。
[50]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15页。
[51]〈吴敬琏﹕国营部门主导资源分配与中国市场经济最不相称〉﹐凤凰网财经讯2011年7月4日。
[52]〈美国眼中的中国国企有多重要﹖〉美国中文网2011年10月27日（http://www. sinovision.net/index.php?module=news&act=details&news_id=191137&nocache=1&articlepage=3）。
[53] 有关详细分析﹐推荐阅读夏小林﹕〈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历程不容篡改 — 三评吴敬琏“社会主义模式论”〉﹐《管理学刊》2012年1期将发表。
[54]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409页。
[55]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33页。
[56]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371页。后来﹐吴敬琏在〈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崛起〉中﹐重复了这个观点（《中国改革》2011年8期）。
[57] 吴敬琏﹕〈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改革》2011年8期。
[58]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409页。
[59]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产党员吴敬琏研究员的这些观点﹐与党中央完全没有保持一致。吴敬琏在对待新中国的历史问题上﹐仍然在进行歪曲和杜撰。简要评论如下﹕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第一﹐在中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中﹐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是“创造性”的﹐“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件选编（上）》第188~190页）。
在经济建设方面﹐1959年12月~1960年2月﹐在〈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主席也坦承﹕“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6年﹐基本完成生产数据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春﹐同30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百度文库﹐http://wenku.baidu. com/view/a481e6c48bd63186bcebbc43.html）。
由此可见﹐吴敬琏污蔑中国在这期间“仿效苏联”﹐建立了子虚乌有的“国家辛迪加”模式﹐完全是无稽之谈。首先﹐建国初期﹐中国自己经验不足﹐当时不学习苏联﹐难道学习虎视眈眈的美国﹖其次﹐正如毛主席所言﹐当时就并“不满意”﹐开始摸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方法﹐并取得了成果。再次﹐所以﹐中国的计划经济也是有中国特色的﹐不是苏联的“拷贝”。最后﹐对苏联和中国各具特色的计划经济的评价也应当一分为二。例如﹐邓小平就说过﹐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经济。
第二﹐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七年中﹐党“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件选编（上）》第190页）。
由此可见﹐吴敬琏说此时毛泽东主席“建立了在自己领导下的全能政府”﹐纯粹是污蔑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
第三﹐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件选编（上）》第191﹑194页）
由此可见﹐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集体领导”中﹐吴敬琏关于毛主席“建立了在自己领导下的全能政府”的污蔑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第四﹐总结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包括“文革”十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在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经济建设论述中﹐也“多次强调不要机械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种情况出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件选编（上）》第199﹑206页）。邓小平也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件选编（上）》第97页）。
由此可见﹐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个历程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认为﹐应当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搬用什么这“模式”那“体制”的。当然﹐在有的问题上﹐曾经出现了“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的现象﹐以及受苏联一些影响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不是吴敬琏凭空捏造的“国家辛迪加模式”这种伪问题。
另外﹐吴敬琏还否定欧美历史学界肯定1871年法国大革命的主流观点﹐且否定本来基本是和平取得胜利的1917年“十月革命”﹐但他又在《教程》里主张用“强制性”力量在中国推行“欧美模式”﹐其用心何在﹑为谁说话﹑思想是否混乱﹐这真是可以考量读者智慧的问题了。
[60]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409页。
[61] 在中国今天的语境中﹐“权贵资本主义就是官僚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对国务院依法进行经济调节﹑依法行使国有资产权利和国有企业存在﹑发展壮大的一种贬义说法。就“权贵资本主义”而言﹐现在国内外定义不一﹐讨论起来比较复杂。但是﹐这里按吴敬琏的定义﹐将其视为“官僚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就比较简单了。中国近代经济史早已经对这个问题的是是非非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19世纪7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分化为两个部分﹐一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是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后者是指作为清政府代表的洋务派官僚﹐通过国家政权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形式﹐创办和经营的一套近代资本主义企业。
20世纪初﹐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主要是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操控下﹐官僚资本主义大大发展了。这种经济带有强烈的封建﹑买办和军事的性质。并且﹐如毛泽东所说﹐它还“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官僚资本的典型形态。这种官僚资本的中心内容是金融资本﹐官僚资本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中心是金融垄断。它是一种腐朽的﹑寄生的﹑反动的﹑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势力。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官僚资本实行了“没收”政策﹐转归代表人民的“国家所有”﹐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第1﹑9章有关内容整理）。
以这一段历史为背景来看﹐吴敬琏今天说的“官僚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应当是指出政府干预经济和国有企业等了。今天的政府有“失灵”﹑一些公务员有腐败﹑国企有缺点﹐骂一骂可能也无伤经济学人的大雅。但是﹐必须搞清楚的大是大非是﹐在吴敬琏的笔下﹐今天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是不是有如历史上那样﹐是“腐朽的﹑寄生的﹑反动的﹑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势力”﹖
如果不是﹐吴敬琏何必这样厉害地指责政府和国企﹐“团结~批评~团结”不是更好吗﹖
如果是﹐这样指责又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退休后的吴敬琏不是还在垄断国企和国务院及其它国有权力单位有过兼职﹐并给政府提出建议﹐要采用强制性和诱导性方法消灭“官僚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或 “权贵资本主义”吗﹖吴敬琏既要骂人﹐又要享受被骂者给予自己的种种高等待遇﹐且要被骂者听他的话“自我了断”﹐这算是哪个武林中的奇怪规矩呢﹖即使吴敬琏等人的这种行为已经是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学界“主流”们的一种恶劣习性﹐也是我们应当不断给予批评的。
另外﹐“欧美模式”里﹐也有政府干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裙带资本主义”﹑国有经济和国立大学﹑医院等等。吴敬琏“向往”这种模式﹐但这里面的“官僚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怎么办呢﹖能够一起“向往”吗﹖
[62] 阳淼﹕〈吴敬琏﹕权贵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重〉﹐《新京报》2010年11月12日。
[63] 吴敬琏﹕〈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改革》2011年8期。
[64]〈吴敬琏﹕寻租膨胀无以复加﹐改革需要顶顶层设计〉﹐《中国改革》2011年12月1日。
[65]吴敬琏、马国川：〈中国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同舟共进》杂志 2012年第2期，http://www.tongzhougongjin.com/column/speciallist/showspecial/?id=380。〈吴敬琏：经济改革效果不好问题在政府主导〉，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hgds/20120213/183211368067.shtml。
[66] 2011年3月3日﹐《中国改革》发表吴敬琏〈政府主导重要资源配置使腐败孳生民怨沸腾〉文章﹐文中写道“1997年中共十五大对国有经济布局做出了国退民进的战略部署﹐……最近这些年有所停顿﹐在有的部门和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开倒车’的现象。”
[67]〈吴敬琏谈中国改革开放30年﹕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小康》杂志2008年4月7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70392/7087788.html）。
[68] 阳淼﹕〈吴敬琏﹕权贵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重〉﹐《新京报》2010年11月12日。推荐阅读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2﹑11章。
[69] 吴敬琏﹕〈当前中国改革最紧要的问题〉﹐《中国改革》2011年12期（http://magazine. caixin.cn/2011-11-30/100332903.html）。在这篇访谈中﹐吴敬琏的有关完整表述如下﹕
目前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其主要表现是﹕国家部门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1）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是﹐它仍然控制着列宁所说的“制高点”﹐即“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实施频繁干预。
[70] 吴敬琏﹕〈当前中国改革最紧要的问题〉﹐《中国改革》2011年12期。
[71]〈吴敬琏﹕国营部门主导资源分配与中国市场经济最不相称〉﹐凤凰网财经讯2011年7月4日。
[72] 吴敬琏曾在《教程》中写道﹐中共十五大报告决定﹐国家“需要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72页）﹐并认为应当贯彻执行。但是﹐这里他却自相矛盾﹐认为这是权贵资本主义的表现﹐且与市场经济“不相称”。按照吴敬琏这后一种标准﹐全面私有化才是他理想中的市场经济。既如此﹐他为什么偏偏经常说要贯彻党中央关于国企改革的决策呢﹖﹗例如﹐我们看到﹐据2011年11月14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谢雪琳报道﹐吴敬琏说﹐“希望明年的代表大会明确这个顶层设计﹐重新确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目标”（http://finance.ifeng. com/news/ special/xzzsdcz/20111114/5055057.shtml）。读者可以问问吴敬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目标”认可全面私有化的国企改革目标吗﹖如果党中央历来反对私有化﹐吴敬琏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是自相矛盾﹐还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73]〈吴敬琏﹕寻租膨胀无以复加﹐改革需要顶顶层设计〉﹐《中国改革》2011年12月1日。事实与吴敬琏说的完全相反。2011年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就已经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http://news. sina.com.cn/o/2011-03-10/191522090427.shtml）法律体系都有了﹐吴敬琏怎么能够说“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呢﹖是不是这个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不符合“欧美模式”﹐所以吴敬琏不承认它﹖
[74] 吴敬琏﹕〈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改革》2011年8期。
[75]“中东”不属于正式的地理术语。一般说来包括巴林﹑埃及﹑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尔﹑沙特﹑叙利亚﹑阿联酋和也门﹐巴勒斯坦﹑马格里布国家（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以及苏丹﹑毛里塔尼亚和索马里﹐由于其历史文化原因一般认为属于中东国家﹐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尽管地理上属于中东地区的一部分﹐但是他们自身认为属于欧洲﹔北边的阿富汗有时也与中东联系密切（http://w.hudong.com/dfc200dfdf7c4fd0ace557938b5315e7.html）。
[76]〈北京震怒﹕希拉里赤裸裸辱骂中国〉﹐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25/ 88/95/2_1.html。
[77]〈佐利克﹕欧美应解决债务问题﹐G20介入为时尚早〉﹐http://finance.sina.com.cn/ money/forex/20110816/103410323862.shtml。
[78] 美国CNN报道﹕〈调查显示十个人中有八个认为我们陷入了衰退〉﹐新华社《参考消息》2011年9月5日﹐第4版。
[79]〈世行称全球经济进入新危局〉﹐新华社《参考消息》2011年8月5日﹐第4版。
[80]〈IMF总裁警告世界经济“处境危险”〉﹐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111226/ 5329935.shtml。
[81]〈“中国经验可用于其它国家”〉﹐新华社《参考消息》2011年9月1日﹐第11版。
[82]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407~408页。
[83] 吴敬琏﹕〈政府主导重要资源配置使腐败孳生民怨沸腾〉﹐《中国改革》2011年3月3日。
[84] 吴敬琏﹕〈要约束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凤凰周刊》2011年3期。〈吴敬琏﹕国营部门主导资源分配与中国市场经济最不相称〉﹐凤凰网财经讯2011年7月4日。
[85]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371~372页。吴敬琏﹕〈目前一个大问题是行政主导发展〉﹐中国改革网2011年8月4日。
[86]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397页。
[87] 当然﹐吴敬琏主张不“受控的市场”是荒谬的﹐在欧美国家市场也是“受控的市场”。有关分析将在本文第三﹑五部分展开。
[88]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28页。
[89] 吴敬琏等主编﹕《中国经济50人看30年 — 回顾与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11页。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407~408页。
[90]〈自由企业制度〉﹐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229961.htm#2）。
[91] 一个较早期的例子是﹐1986年2月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就主持过关于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私有化的研讨会﹐其中许多论文被编入《私有化与发展》一书。该书的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它同其它有关资料一起说明﹐美国政府是在发展中国家积极推行私有化进程的主导力量。由此看来﹐吴敬琏等人主张私有化也是在美国为代表的“国际惯例”推动下的重复性活动﹐是鹦鹉学舌。
[92] 吴敬琏﹕〈不改革国有经济就无法实现共同富裕〉﹐新华社《经济参考报》2011年9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9/26/c_122085810.htm）。
[93] 《墨西哥专家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在崛起》，人民网2012年01月30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57278/16968267.html。
[94]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序〉﹐载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
[95]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176页。
[96]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第175~176页。
[97] 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5页。
[98] 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2页。
[99] 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4页。
[100] 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8页。
[101] 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39页。
[102] 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3页。
[103] 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59﹑63~65页。
[104] 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67页。
[105]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第25-26﹑242页。转引自〈邓英淘：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香港传真》NO.2012-1。
[106]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第31页。转引自〈邓英淘：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香港传真》NO.2012-1。
[107] 约翰‧维克斯和乔治‧亚罗：《私有化的经济学分析》，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3页和57页。
[108] 推荐阅读余斌﹑江三良﹑杨文锦等﹕〈质问天则 — 评天则经济研究所“反国企”报告〉﹐《国企》2011年9期﹔杨德钦﹕〈从效率比较看公有经济发展要义〉﹐《国企》2011年10期。张晨：〈国有企业是低效率的吗？〉，《国企》2012年1期。
[109] 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68页。
[110] 吴敬琏﹕〈政府主导重要资源配置使腐败孳生民怨沸腾〉﹐《中国改革》2011年3月3日。
[111] 阳淼﹕〈吴敬琏﹕权贵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重〉﹐《新京报》2010年11月12日。
[112] 吴敬琏曾经说过﹐要“国有资本从非关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退出”。这时的他﹐似乎还赞成党中央关于国企要控制关键性产业领域的决定。但是﹐2011年7月4日﹐吴敬琏在清华大学出席国际经济学会第16届全球大会时却说﹐中国“最与市场经济不相称的便是国营部门仍然是资源分配的主导者。……吴敬琏认为﹐这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第一﹐尽管国有经济并非国民经济的主体﹐但是仍旧控制着经济的‘关键性领域’﹐国有企业依旧在石油﹑电信﹑铁路和金融等领域具有垄断地位。……”（〈吴敬琏﹕国营部门主导资源分配与中国市场经济最不相称〉﹐凤凰网财经讯2011年7月4日）显然﹐吴敬琏认为﹐这种“最与市场经济不相称”的现象应当纠正。在这里﹐吴敬琏又与自己原来说的要坚持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国企改革决定自相矛盾了（推荐阅读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71~76页﹔〈吴敬琏﹕国有经济改革仍然任重道远〉﹐《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1月1日﹐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110101/ 03139195213.shtml）。经常变来变去﹑真真假假﹑自相矛盾﹐是吴敬琏人生的一个特点。但是﹐他万变不离其宗﹐搞资本主义是既定目标。
[113] 推荐阅读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11章。
[114] 推荐阅读夏小林﹕〈党中央国企改革决策不容篡改 — 兼谈“十二五”时期竞争行业国企发展〉﹐《香港传真》No. 2011~15。
[115] 吴敬琏﹕〈政府主导重要资源配置使腐败孳生民怨沸腾〉﹐《中国改革》2011年3月3日。
[116] 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036页。
[117] 吴敬琏﹕〈仇富浪潮从本质上利于腐败分子 — 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几点看法〉﹐人民日报社主办《人民论坛》2010年1期。推荐阅读夏小林﹕〈著名公众人物接二连三杜撰中央文件观点 — 兼谈优化所有制结构和收入分配问题〉﹐《香港传真》No. 2010~7。
[118] 推荐阅读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5章。
[119] 推进阅读夏小林﹕〈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需国企“进而有为”〉﹐《香港传真》No. 2010~30。
[120] 推荐阅读夏小林﹕〈党中央国企改革决策不容篡改 — 兼谈“十二五”时期竞争行业国企发展〉﹐附录〈著名公众人物接二连三杜撰中央文件观点〉﹐《香港传真》No. 2011~15。
[121] 吴敬琏﹕〈要约束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凤凰周刊》2011年3期。
[122]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71~72页。
[123] 十五大报告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国企改革决定等﹐都非常清楚地指出﹐在有关国民经济命脉之外的“其它领域（主要指竞争性领域 — 引者注）﹐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在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和发展的《决定》中﹐更为具体地提出﹐“竞争性领域中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要吸引多方投资加快发展”。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也讲到﹐在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以外的其它行业和领域（主要也是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通过重组和调整﹐可以在竞争性领域参加市场竞争﹐“提高素质”﹑“优胜劣汰”﹑“加强重点”。（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选编（下）》第901﹑1039﹑1040﹑1349页）
[124] 吴敬琏﹕〈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改革》2011年8期。
[1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736页。
[126] 这里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1993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并没有提出要“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改革思路﹐是党中央﹑国务院在1996~1997年间确定的﹐并在1999年9月十五届四中全会才写入了有关国企发展与改革的《决定》（中国生产力学会﹕《2005~2006中国生产力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第249页）。吴敬琏在这里又把时间搞错了。
[127] 〈外交部副部长：“中国出现阿拉伯之春”是幻想〉，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202/05/t20120205_23044319_1.shtml。
[128]〈吴敬琏﹕国营部门主导资源分配与中国市场经济最不相称〉﹐凤凰网财经讯2011年7月4日。
[129] 2011年8期《中国改革》报道﹕吴敬琏说﹐“当我们讲述中国经济崛起的经济学故事的时候﹐还必须冷静地看到﹐中国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主要表现为国有部门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表现在﹕1）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它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显然﹐按照吴敬琏的逻辑去理解﹐为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国有经济就应当退出“国民经济命脉”﹑“垄断”行业﹐党中央的有关国企改革决策应当废除﹐等等。
[130] 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161~162页中﹐吴敬琏写道﹕“……国有经济……向国有经济需要发挥控制力的战略部门集中。根据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所谓‘战略部门’﹐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
[131]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386页。
[132]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371页。
[133]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382页。
[134]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397页。括号中的字为引者所加。
[135]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386页。
[136] 阳淼﹕〈吴敬琏﹕权贵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重〉﹐《新京报》2010年11月12日。推荐阅读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2﹑11章。
[137]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371页。
[138]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397页。
[139]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371~372页。在这里吴敬琏写道﹕改革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方面﹐列宁式体制的基本架构并没有受到触动。……既妨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向前推进和新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转﹐也使政治体制难以实现它的公共服务功能。……市场经济要求建立民主和法制。苏联式的专政政权如同列宁所说﹐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但是﹐200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该宪法“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其第五条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http://www.people.com.cn/GB/ shehui/1060/2391834.html）
看来﹐吴敬琏歪曲﹑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认为宪法的有关规定不是“民主和法制”﹑不适合市场经济﹐他是想“修改”这部宪法和社会主义制度了。
另外﹐这里既然说到宪法﹐那么﹐就再多说一点话﹐即以吴敬琏否定国有经济的立场﹐他也不会同意宪法“总纲”的第六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总纲”第七条吴敬琏也会反对﹐因其内容是﹕“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宪法是完全否定吴敬琏关于“国退民进”主张的。
看来﹐在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两个方面﹐吴敬琏以自己的言论表明﹐他注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一个“反对派”了。但是﹐目前他时不时还参加国务院或一些部委级的会议。这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和法治”在保障宪法“反对派”吴敬琏的权利﹖
[140] 201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胡锦涛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等各项具体制度﹐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新华网﹕《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7/01/c_121612030.htm）。胡锦涛讲话中的这些观点和价值取向﹐与吴敬琏主张的欧美“宪政民主”和私有化是泾渭分明﹑截然不同的。
另外﹐2011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吴邦国委员长已经再次明确表态﹕“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吴邦国﹕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新华网2011年3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 2011-03/10/c_121170495.htm）
2011年6月﹐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也以史为镜﹐指出如果中国实行西化政治制度﹐就会变成政客权谋的竞技场﹑个人野心的博弈机和民族分裂的样板田﹐将回到北洋军阀的时代（陈中小路﹑徐燕燕﹕〈俞正声﹕政治局会议上很多问题都是敞开讨论的〉﹐《南方周末》2011年6月24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jiandang90nian/ content-2/detail_2011_06/24/7226720_2.shtml）。
[141]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主席曾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里写道﹕
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因为﹐据说﹐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外国的”﹐在中国没有根的﹐是德国的马克思（此人已死了66年）﹐俄国的列宁（此人已死了25年）和斯大林（此人还活着）强加于中国人的﹐而且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坏透了﹐提倡什么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等等﹐因此﹐必须推翻。这件事﹐经过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幕后总司令﹐艾奇逊国务卿（即经手发布白皮书的一位可爱的洋大人）和司徒雷登滚蛋大使们一“鼓励”﹐据说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艾奇逊们认为这是在做“鼓励”工作﹐但是很可能被中国的那些虽然相信美国但是尚有爱国心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认为是一瓢冷水﹐使他们感觉丢脸﹕不和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当局好好地打交道﹐却要干这些混账工作﹐而且公开地发表出来﹐丢脸﹐丢脸﹗对于有爱国心的人们说来﹐艾奇逊的话不是一种“鼓励”﹐而是一种侮辱。（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0190/70197/ 70354/4768599.html）
由此﹐我们也看到﹐今天美国奥巴马总统在鼓励﹑支持吴敬琏﹑秦晓等一小撮权贵型的中国国内“普世价值”派时（http://www.annian.net/show.aspx?id=25473&cid =21）﹐与当年美国政府的反共政策和手段在实质上是一脉相承﹑几无变化的。
[142] 吴敬琏等主编﹕《中国经济50人看30年 — 回顾与分析》第10页。
[143] 吴敬琏等主编﹕《中国经济50人看30年 — 回顾与分析》第10~11页。
[144]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384页。
[145]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371~372页。
[146]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371~372页。
[147] 吴敬琏﹕〈目前一个大问题是行政主导发展〉﹐中国改革网2011年8月4日。黑体字为引者所加。
[148] 2011年7月1日﹐《中国改革》发表吴敬琏〈政府过多支配资源为寻租创造巨大空间〉的文章。文章针对我国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的措施（如实施劳动法﹑最低工资﹑工资集体谈判制度等）称﹐“一些国家经验表明﹐用对工资实施行政干预的办法提高低收入职工收入水平﹐较之采用完善劳动市场﹑消除就业障碍和为小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好的经营环境的办法来促进就业和提高工资﹐可谓弊多利少。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汲取。”（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701/ 4216881.shtml）
不过﹐吴敬琏没有指出这样“一些国家经验”是来自哪些国家的。
事实上﹐在他“向往”的欧盟和美国就根本没有这样的“国家经验”。因为﹐“随着行政事务的增多和行政权力的扩大﹐行政干预的内容﹑范围日益广泛﹐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在现代国家中﹐除司法干预外﹐行政干预已成为国家干预的主要部分。”当然﹐“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干预要有法律依据或政策依据”（〈行政干预〉﹐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491737.htm）。具体到工资决定问题﹐西方经济史和西方《当代劳动经济学》的一般常识是﹕
— 政府直接决定即直接“干预”政府的雇员工资。在一些条件下﹐工会也能够发挥作用。在有的自由市场国家里﹐这种政府直接干预工资的范围还不小。如美国﹐政府雇员人数早就超过了制造业的雇员人数。其中﹐联邦政府雇员的工资比私人部门受过同等教育﹑具有相同经验的同类工人的工资高13~20％。申请联邦政府岗位的人比私人部门多25~30％。美国也有“公务员热”。
— 政府依据最低工资法直接“干预”私营部门的最低工资标准。
— 不止于此。政府“约束劳动关系的一般法律和约束集体谈判的特别法律构成了影响工资﹑就业和资源配置的重要制度因素”。如在美国﹐“政府还承担为整个经济制定法律法规的重要任务。很多法律和法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工资……”（坎贝尔‧R‧麦克南等着﹕《当代劳动经济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第363页）。
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无疑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国家。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还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而据2007年的数据看﹐在欧盟（EU）的20个国家里﹐欧洲最具自由经济色彩的英国最低工资水平也排名第三。英国成年工人的法定最低工资为每月1361欧元﹐仅次于卢森堡（1570欧元）和爱尔兰（1403欧元）﹐几乎是美国最低工资水平的两倍。就是那些所谓的已经转轨的国家中﹐工资最低的是保加利亚﹐每月的最低工资也为92欧元﹐其次是罗马尼亚（114欧元）和拉脱维亚（172欧元）（〈欧盟统计局称﹕卢森堡最低工资标准居欧盟榜首〉﹐http://finance.sina.com.cn/j/20070621/ 06303710479.shtml）。
在这些事实面前出现的问题是﹕
第一﹐在“欧美模式”之中或之外﹐有那些“国家经验”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吴敬琏说的那个样子﹖
第二﹐如果在“欧美模式”里政府的“行政干预”和“参与”劳动力市场是“普世价值”﹐那么﹐吴敬琏力主在中国实行“普世价值”的“欧美模式”﹐但又反对中国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这是不是又一次陷入了有违常识的自相矛盾之中﹖
[149]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前言〉﹐载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页。
[150]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前言〉﹐载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第8页。
[151] 推荐阅读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中册（第10版）﹐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5﹑29章。
[152] 推荐阅读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3页。
[153] 推荐阅读理查德德‧雷恩﹕《政府与企业 — 比较视角下的美国政治经济体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沃尔特‧亚当斯等主编﹕《美国产业结构（第10版）》﹐中国人民大学2003年。另外﹐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多部著作中也提到多年来美国政府引导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成绩。
[154] 转引自姚洋﹕《租佃合约中的权力》电子版。
[155] 再如﹐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新自由主义思想几乎覆盖了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但是﹐没有哪个党有胆搞“无控市场”的改革开放﹖如果今天其中一个党胆大包天了﹐可以先把美国的宏观政策﹑产业政策﹑监管体制﹑救市举措﹑国债﹑社会福利﹑最低工资等废了﹐再把美国干预中国汇率和对中国极不公平的贸易保护政策废了﹐然后再废除其它种种市场控制措施﹐包括美利坚的许多航空母舰和核子武器﹗但是﹐显然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156] 推荐阅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国际间的权衡贸易 — 贸易如何促进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157] 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政策建议是﹕废除（1）公司税。（2）累进所得税。（3）免费的公共教育。（4）社会保障。（5）政府对于食物药品的安全管制。（6）医生的资格认证。（7）邮政行业的寡头垄断。（8）政府对自然灾害的救助。（9）最低工资法。（10）高利贷发放者收取利息的上限。（11）禁止贩卖海洛因的法律﹐以及除了实施产权法﹑契约法和提供国防之外的所有其它形式的政府干预。这些政策建议和背后的极端自由市场理论﹐就是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内部﹐也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只是自成一派。如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就一直主张混合经济和福利制度﹐并批评原教旨主义的市场调节理论。而今天的多数欧美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经济政策是有很大关系的。这里面可能还应当包括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前主席格林斯潘﹐他坦率承认自由竞争并没有形成华尔街金融企业之间的互相监管并规范其行为﹔而今天人们看到的美国社会正日益变得“非常扭曲”。
[158] 吴敬琏﹕〈目前一个大问题是行政主导发展〉﹐中国改革网2011年8月4日。
[159]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59~660页。
[160]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上）》第9~10页。
[161] 吴敬琏﹕〈目前一个大问题是行政主导发展〉﹐中国改革网2011年8月4日。
[162]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前言〉﹐载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第7页。
[163] 推荐阅读张夏准﹕《富国陷阱 — 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164] 白居易原诗文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165] 吴敬琏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一篇中也是这样说的﹐并根据这种自由市场观点来批判和否定“计划经济”（见该书第21页）。显然﹐这在理论上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评论。结果是﹐既不能科学地解析真正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它的外部性问题﹐也采用一种极端立场来否定了国家干预市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吴敬琏以这种理论来指导北大和中国社科院的博士生﹐显然是不妥的。
[166] 推荐阅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第7﹑8﹑9﹑10章。其中﹐第7章结合金融危机提出的新问题﹐深入评论了国家﹑政府的角色和关系﹔第9章则题为“重构经济学”。一个评论者认为﹐这本书“可以去邪败火”。
[167]〈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获奖者（简历）〉﹐中新网2005年3月24日（http://www.chinanews.com/news/2005/2005-03-24/26/554494.shtml）。
事实上﹐陈云﹑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就已先后提出了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的重大命题﹐何需十多年后吴敬琏来指手画脚﹑偷梁换柱﹑偷天换日﹐企图引导改革走向资本主义。
例如﹐根据权威人士介绍﹐邓力群说﹐1979年3月初﹐陈云同志在“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中﹐就使用了“市场经济”这个词。“在我们党内﹐在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很少用﹐他是第一次使用。”
其后不久﹐“1979年11月2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会见中﹐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年2月17日﹐http://cpc.people.com.cn/GB/ 64162/82819/143371/8818527.html。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件选编（上）》第98页）
[168] 黄安年﹕〈奥巴马借诺贝尔和平奖高调宣扬美式人权价值观〉﹐《学术交流网》2010年12月12日（http://www.annian.net/show.aspx?id=25473&cid=21）。另外，据人民网记者管克江报道：2012年2月4日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美国参议院麦凯恩宣扬美国的价值观，继续要求中国走美国设定的“普世价值”道路。（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202/05/t20120205_23044319_1.shtml）
[169] 2011年3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奎元就美国推行“普世价值”的战略意图指出﹕
……奥巴马政府把推行普世价值提到新的战略高度﹐2010年5月27日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美国的持久利益有四项﹕一是美国﹑美国公民以及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的安全﹔二是保持美国经济的强大创新和增长﹔三是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观﹔四是在美国的领导下﹐通过紧密合作建立促进和平﹑安全和机遇的国际秩序。同一报告中阐明﹕“对普世价值的坚定支持﹐这是我们区别于敌人﹑敌对政府和潜在对手的原因。”报告中详尽地阐述了推进普世价值观要采取的六个方面的战略措施。（陈奎元﹕〈关于当前科研工作的任务和实施创新工程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2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305493.html）
[170]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374页。
[171] 吴敬琏﹕〈极左极右都危险 — 现在的中国中等阶层自身还有很大的弱点﹕一是利益自觉不够﹐二是公民意识缺乏〉﹐《中国改革》2010年11期。
[172] 王小强﹕〈无喱头《大话西游》﹖—“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三〉﹐《香港传真》No. 2010~53。
[173] 推荐阅读夏小林﹕〈为什么人服务是经济学的大本大源〉﹐《香港传真》No. 2007~56。
[174] 转引自朱彤书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介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94~295页。
[175] E‧K‧亨特﹕《经济思想史 — 一种批判性的视角》（第2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84页。原文如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年里﹐新古典主义的两个分支（指内部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流派 — 引者注）在鼓吹某种政策方面表现出了同样的热情。这种政策致力于摧毁任何地方存在的共产主义﹐阻止第三世界的经济体进行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试验。因此﹐即使是拥护自由放任政策的最保守的人﹐都支持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推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
[176] E‧K‧亨特﹕《经济思想史 — 一种批判性的视角》第383~384页。
[177]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封底。
[178] 相反的评论，参见陆城东﹕〈柳红VS吴晓波们﹐卵与石的较量〉（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 boardid=1&id=7604692&page=1&1=1#7604692）；柳红：《一年前致吴敬琏先生的信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f0fd320100z5ef.html）。
[179] 有消息报道﹐原苏东国家被颠覆后﹐不少原公务员﹑国立大学和政府媒体公职人员失业﹐一些人成为出租车司机。
[180] 卡扎菲还是在利比亚实行了一部分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共福利政策。美国不断地减少穷人福利的做法不可与之同日而语。
[181] 卡扎菲皈依欧美国家﹑自废武功以后﹐是反对中国的。
[182] 推荐阅读夏小林﹕《为谁作嫁﹖— 经济学﹑市场和改革》第2章和第10章﹐（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
[183]〈吴敬琏﹕寻租膨胀无以复加﹐改革需要顶顶层设计〉﹐《中国改革》2011年12月1日。
[184] 保罗‧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7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第607页。黑体字是引者所加。
[185] 保罗‧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7版）第194~195页。
[186] 保罗‧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7版）第313~314页。
[187] 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第10版）第231页。
[188] 推荐阅读杰拉尔德‧迈耶和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主编﹕《发展经济学前沿 — 未来展望》﹐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
[189] 保罗‧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7版）第324页。
[190] 这种剧烈的两极分化甚至促使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开始正视现实﹑反思过去的自由市场主张。2011年7月28日﹐中国社科院杨斌研究员在〈希拉里攻击中国与“美国模式”的危机〉中就介绍了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现象﹕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前主席格林斯潘﹐他坦率承认今天人们看到的美国社会正日益变得“非常扭曲”﹐“已经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两个基本上分裂的部分﹐两者之间的差距日趋扩大而且渐行渐远﹐大银行和高收入的富人们已享受到‘经济复苏’﹐而实体经济的众多中小企业和相当大一部分劳动力﹐却无法摆脱经济困境并且仍然在艰难挣扎”。美国《大西洋月刊》的记者费利曼写道﹐“格林斯潘身为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徒﹐自由市场的显赫捍卫者﹐资本主义的高级传教士﹐居然也承认美国不平等的日益严重已成为国家危机﹐这表明美国社会确实出了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金融危机爆发前﹐人们或许能够忽视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现实﹐但是﹐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寄生的银行家和精英们正在暗中设局操纵﹐人们对财阀寡头统治下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深感恐惧﹐富豪为了谋求狭隘私利施加了压倒性的政治影响﹐而对他们圈子外的任何人却都漠不关心”﹐“过去强调社会贫富差距属于典型的左派观点﹐现在竟然成为了格林斯潘也亲口承认的惊人之语”（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7/ 1853668.html）。
[191] 路透社伦敦8月10日电﹕〈卡梅伦誓言要修理“堕落的英国”〉。卡梅伦说﹐“我们社会的某些部分不仅堕落而且病得不轻”（转引自2011年8月12日新华社《参考消息》第8版）。
[192] 新华网2011年8月21日报道﹕〈德国汉堡街头方式骚乱〉（http://news.xinhuanet. com/photo/2011-08/21/c_121888772.htm）。
[193] 经济观察网记者在〈英国骚乱的原因是什么﹖〉的综合报道中指出﹕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英国艰难的经济状况。失业率﹑糟糕的收入分配﹑脆弱的银行结构﹐以及进出口的失衡﹐让伦敦在世界经济衰退背景下发生骚乱不再是一个巧合。
政治评论员玛丽‧里德尔表示﹐和希腊﹑西班牙等国由中产阶级领军的示威暴乱有所不同﹐英国骚乱主要由下级阶层引发。……有证据表明“他们已经在英国的经济动荡中掉下了悬崖。”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此次骚乱虽然看似突发事件﹐但症结还是在于英国社会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通过此次骚乱﹐可以发现﹐欧债危机正使欧洲政治生态与安全角势悄然发生变化。在全球化进程中﹐欧洲经济陷入危机﹐政府被迫紧缩开支﹐削减福利﹐增加税收﹐通胀水平上升﹐底层民众生活日益艰难﹐社会矛盾凸显﹐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显著上升。
……一名在伦敦东部参与骚乱的年轻人告诉路透社记者﹐暴乱是多年积怨的结果。“我们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有些人可以不用劳动就能得到一切﹐为什么我们不可以﹖”（http://www.eeo.com.cn/2011/0811/208566.shtml）
问题来了﹐第一﹐多年来吴敬琏们“向往”的就是这种“欧洲模式”吗﹖第二﹐金融危机以来﹐欧洲一再发生的“中产阶级领军的示威暴乱”表明﹐中国学术界的主流意见即中产阶级是天生的社会稳定器是显得言过其实﹑自欺欺人了。
世界经济史和社会史表明﹐在市场经济中﹐中产阶级是一种“被稳定群体”。如果能够造就﹑扩展和稳定中产阶级的产业结构和市场经济本身出问题了﹐中产阶级也可能成为一种破坏性或革命性的力量。就破坏性而言﹐德国的历史表明﹐恰恰是中产阶级把希特勒托上了国家权力的最高宝座﹐并为他提供了纳粹党和军队的骨干力量。而在世界历史上﹐历次大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中﹐他们各自的领导层中都不缺乏来自所谓中产阶级的优秀人士。
进一步看﹐中国的那些违法资本家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中的贪污腐败分子﹐各国“颜色革命”中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包括在南斯拉夫、利比亚主导狂轰滥炸和“代理人战争”的欧美政客和军事指挥人员等，以及强行对中国推行“普世价值”欧美国家的领导人等，有几个人不是“中产阶级”﹖个别人还是“高产阶级”。而中国学术界吴敬琏一类的退（离）休或在职的自由派们﹐也都是“中产阶级”或“高产阶级”。所以﹐“中产阶级稳定器”其实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伪命题”﹐经不起历史和现实的检验。
在比较客观地描述、分析中产阶级问题方面，推荐阅读C·莱特·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其中，翻译者周晓虹也批评了国内学术界美化、神化中产阶级的主流倾向。
[194]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前言〉﹐载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195] 杨斌在〈希拉里攻击中国与“美国模式”的危机〉中介绍了斯蒂格利茨批评美国模式的新文章﹕
2011年5月美国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撰文深刻分析了当前美国社会弊端产生的制度根源﹐他以“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为标题﹐撰文揭露了财富分配不公平是当前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深层原因﹐近十年来最富有的1％的人的收入增长了18％﹐而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却持续下降﹔今天最富有的1％的人每年获得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占有国民财富的40％﹐社会不平等程度比较25年前急剧扩大。斯蒂格利茨还指出﹐当前美国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私人企业垄断的结果﹐从上世纪的洛克菲勒家族到今天的比尔‧盖茨都追求垄断利润﹐企业财团还游说司法部门不去严格执行反垄断法﹐金融大财团游说政府对资本投机收入少征税或不征税﹐金融大财团还通过行贿买通政客改变游戏规则获得了巨大收益﹐联邦政府和美联储不惜耗费巨额纳税人金钱并滥发美元﹐提供零利率贷款和慷慨的救市巨资挽救失败的大金融财团﹐对保持政治透明性和规避利益牵连的规则置若罔闻﹔最高法院解除了政治献金的限制﹐促使大公司收买政客的行为合法化﹐通过政界与商界的人事融合和旋转门制度﹐大多数参议员和众议员都效命于最富有阶层﹐美国民主模式的行政﹑立法﹑司法机构﹐表面上是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实质上却都主要是为美国最富有阶层的利益服务﹐大财团则为政客从竞选到卸任后提供大量金钱﹑好处﹐如美国银行家查尔斯‧基廷在接受涉嫌金融丑闻调查时﹐对他花费巨资收买议员﹑官员是否有效作出了肯定回答。斯蒂格利茨所阐述的美国私人垄断资本造成社会危害的事实﹐生动说明了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具有寄生性和腐朽性﹐以及金融寡头操纵国家机器谋取私利的理论依然是正确的（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7/1853668.html）。
[196] 推荐阅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喧嚣的90年代》﹔《国际间的权衡贸易 — 贸易如何促进发展》﹔《稳定与增长 — 宏观经济学﹑自由化和发展》﹐中信出版社2008年﹔《自由市场的坠落》。
[197]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喧嚣的90年代》第238页。
[198]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喧嚣的90年代》第4页。
[199]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喧嚣的90年代》第238~239页。
[200]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喧嚣的90年代》序言﹐第6页。
[201]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第198~200页。
[202] 吴敬琏等主编﹕《中国经济50人看30年 — 回顾与分析》第10~11页。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407~408页。
[203] 夏小林﹕〈向往“欧美模式”画饼不充饥〉﹐《中华工商时报》2009年2月26日（http://business.sohu.com/20090226/n262480379.shtml）。另外﹐经济学界的一个常识是﹐欧洲经济学家一般对美国模式是持批判态度的﹐认为其太冷酷。所以﹐将“欧美模式”视为一体并去“向往”﹐显得囫囵吞枣、不伦不类。
[204] 据新华社报道﹐2011年8月1日俄罗斯政府总理普京也批评了美国模式。普京强调﹐美国的巨额债务说明﹐“美国没有量入为出﹐而且将自己的一部分负担转嫁给世界经济﹔这也说明美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寄生于世界经济和美元的垄断地位。”显然﹐这种经济模式不仅俄罗斯“向往”不了﹐中国也学不了。在香港凤凰网上﹐这个报道的标题意味深长﹕〈普京批美﹕举债度日﹐犹如全球经济寄生虫〉（http://finance.ifeng. com/news/special/meiguozhai/20110803/4346789.shtml）。
[205] 2001年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为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作的〈前言〉中写道﹐“波兰尼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广泛流行的渗透经济（trickle-down economics）的教义 — 即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都会从增长中受益 — 得不到历史事实的支持。”（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第1页）
[206]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喧嚣的90年代》第253~254页。中国社会在两极分化中也使得“机会均等”的口号日益空洞化﹐特别是对于穷人孩子的教育而言。例如﹐仅就人生起点上的教育机会而言﹐2011年8月5日《南方周末》就报道﹕“寒门子弟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穷孩子没有春天﹖”文章说﹐“‘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20世纪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向上流动倍感艰难的不仅仅是农村少年。2004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对全国34所高校的生源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普通工人阶级子女考入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别减少了7.9％与5.6％。学者廉思……与团队走访的蚁族﹐家庭状况与所考入的学校成正比﹐‘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http://business.sohu.com/20110805/n315562914.shtml）相对应的﹐就是他们找工作越难﹑越差。
[207] 阿马蒂亚‧森﹕《理性与自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68﹑480页。目前﹐“机会均等”观点在中国政府中影响比较大。其实﹐这个观点的现实性和实用性非常需要进一步讨论﹐以避免其可能的负面作用。
例如﹐一位高级干部说﹐“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竞争和发展的机会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于财富或其它特权的平等。”（《温家宝同南开中学的师生们谈心》﹐http://cpc. people.com.cn/GB/64093/64094/16113200.html）但是﹐这个为美国芝加哥学派十分推崇的观点在国际上受到的批评并不少。我在《为谁作嫁﹖— 经济学﹑市场和改革》第2章第2节〈市场理论中的公平方案〉中曾经介绍过这方面的一些情况。现将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在1979年发表的《自由选择》一书中﹐费里德曼认为﹐生活就是不公平的。在这种古典式宿命论的认识下﹐他提出的增加社会福利的政策选择方向是﹐应该取消福利制度（包括逐步取消社会保险）。同时﹐把“自由”和“机会均等”放在首位﹐从而使每个人都享有更为圆满和富裕的生活。他反对工会和最低工资﹐主张劳动力市场自由化。
……
按照费里德曼的自由主义观点﹐“到位”的市场经济实现的平等主要是“机会平等”。在西方这种观点是比较陈腐的了。在《理性与自由》一书的第17章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非常深刻地评论了西方传统经济学中“机会平等”在理论上的不彻底性﹐或者﹐说它具有虚伪性的因子也可以。因为﹐“事实上﹐许多实际的不平等往往可以归结为（1）收入不平等和（2）将收入转换为能力的优势不平等两者的共同作用﹐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加强了机会自由的不平等问题”。进一步看﹐收入不平等后面还有“最初的资源分配是恰当”还是“不恰当”的大本大源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要求对所有权模式的全面的重新配置﹐不论我们在历史上接受了什么配置模式。”这可能导致按照“革命手册”的方式解决平等问题。这种批评是在20世纪80年代做出的。70年代﹐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10版）“不平等的原因”一节中的事例说得比较通俗﹐在富人的子女和穷人的子女之间﹐贫富差别并不取决于“机会平等”﹐个人能力微不足道。其实﹐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之间﹐也存在诸多的“不平等”是“机会平等”所根本不能解决的。否则﹐我们可能已经实现了“人间天堂”。
另外﹐试图通过“机会平等”促进的“垂直流动”来改变社会不公平﹐对于绝大多数穷人也是希望渺茫的。萨缪尔森承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代代相传”。
[208] 理查德德‧杜思韦特﹕《增长的困惑（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70~72页。
[209]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不公平的竞技场〉，新华社《参考消息》2012年2月1日第12版。
[210] 推荐阅读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信出版社2008年。
[211]〈吴敬琏﹕明年换届对中国经济有积极作用〉﹐2011年11月14日《第一财经日报》（http://finance.ifeng.com/news/macro/20111114/5055057.shtml）。读者应当注意到﹐2011年下半年来﹐由于欧美危机的延续﹑久治不愈﹐吴敬琏也暂时不提声名狼藉的“欧美模式”﹐而改说“法制市场经济”了。但这不过是他关于资本主义“欧美模式”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因为他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371~372页中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是不符合市场经济法制要求的。当然﹐国企也不适合市场经济。按吴敬琏的这些标准﹐社会主义怎么都不行﹐都不是法制市场经济。吴敬琏在一些关键词的运用上﹐像变色龙一样反复无常。一个很了解吴敬琏的人说﹐“他老变来变去”。另一个了解吴敬琏的人说﹐“他说话讲策略”。
[212]〈吴敬琏﹕寻租膨胀无以复加﹐改革需要顶顶层设计〉﹐《中国改革》2011年12月1日。
[213] 新华社《参考消息》2011年10月31日﹐第10版。
[214] 新华社《参考消息》2011年11月15日﹐第10版。
[215] 新华社《参考消息》2011年12月26日﹐第10版。
[216] 推荐阅读王小强﹕《“文明冲突”的背后 — 解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兴》﹐（香港）大风出版社2004年。
[217] 推荐阅读彼得‧诺兰﹕《中国处在十字路口》﹐（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也有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科学地分析了这种问题。推荐阅读〈邓英淘：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香港传真》NO.2012-1。
[218] 香港凤凰卫视报道﹐2010年5月﹐奥巴马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电视采访时说﹕
如果十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上的责任。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出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http://www.tudou.com/programs/ view/ ZVcIZGHXgS0/）
[219] 推荐阅读王小强﹕《史无前例的挑战 — 读美国近来战略研究》﹐（香港）大风出版杜2005年。
[220] 2011年12月1日﹐据《中国改革》记者张剑荆﹑斯方吾报道﹐“最近两个月﹐财新《中国改革》记者在多个论坛上见到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每一次﹐他都是人气最高的学者。往往是不待主持人介绍完毕﹐会场上便掌声骤起。吴先生演讲的风格率直平易﹐逻辑清晰﹐总是直指要害。在这几次会议上﹐财新《中国改革》记者与吴先生有过几次深入交流。他阐述了对中国改革问题的最新思考﹐呼吁不仅要改革的‘顶层设计’﹐更需要改革的‘顶顶层设计’﹐确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重启改革议程。”（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11201/5179916.shtml）而我们知道﹐就是这个自称由国家发改委主管的《中国改革》杂志﹐近年来不断地发表了吴敬琏篡改党中央改革决策的言论﹐着力为其充当大喇叭。
[221] 2012年初在凤凰网财经频道上可以看到。吴敬琏在“吴市场”、“吴法治”之外，又获得了一个新雅号““吴顶顶””，。他被中国的自由派拔高为改革“顶层设计”、“顶顶层设计”的代表者了，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wujinglian/。
[222]〈经济刺激周年﹐意见领袖展望宏观政策未来〉﹐《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1月6日。
[22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文）》﹐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1060/ 2391834.html。
[224] 这是2010年初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政府投资条例（征求意见稿）》中的核心条款。其中第六条规定﹐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在“新36条”中﹐也出现了这种观点（http://politics.people.com.cn/ GB/1026/11593136.html）。推荐阅读夏小林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需国企“进而有为”〉中对这个问题的批评性评论（《香港传真》No. 2010~30）。
[225] 国家发改委体改司﹑体管所﹕《“十二五”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发言汇编》﹐2010年8月﹐第8页。这个说法表面上是把国有经济与人民对立起来﹐其实质是主张国企不要与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争利”﹐有利益就让给它们。其结果如何﹐有利于谁﹐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私有化的前车之鉴一目了然。“外部性”就更不是一个私有化的经济学理由。因为﹐也可以由此反推出一个观点﹕由于私营企业无所不在的市场活动会产生同样范围的外部性﹐所以政府干预和国企也可以无所不在﹗
[226] 刘铮﹕〈发改委﹕进一步放宽电信﹑石油等行业的市场准入〉﹐新华网天津2011年4月7日电（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4/07/c_121278284.htm）。
简短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在产业经济学中﹐根据爱德华‧梅森的归纳﹐“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基准”大致包括﹕1. 市场上存在相当多的卖者和买者﹔2. 任何卖者和买者所占的市场份额都不足于控制市场﹔3. 卖者集团和买者集团之间不存在“合谋”行为﹔4. 新企业能够在市场上出现。”显然﹐按照爱德华‧梅森的标准﹐中国“十二五”的上述改革将使电信﹑民航﹑石油等行业被瓦解为竞争性行业。这在各个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是不可能的﹑外行的﹑愚蠢的决定。它们那里垄断行业的大企业兼并重组一直在进行﹐并且是跨国进行的。所以﹐这个改革目标是有利于欧美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电信﹑民航﹑石油等行业﹐并形成新的垄断格局。在它们面前﹐中国的个体私营企业不堪一击。
后来﹐根据斯蒂芬‧索斯尼克的概括﹐有效竞争的结构标准又被概括为﹕“1. 不存在进入和流动的资源限制﹔2. 存在对上市产品质量差异的价格敏感性﹔3. 交易者的数量符合规模经济的要求。”这实际上仍然坚持了有效竞争是竞争性行业特征的基本判断。“但由此引起的价值判断问题﹐以及在评价公共政策时面临的技术性问题﹐成为该理论应用过程中难以逾越的障碍”（〈有效竞争概念及其发展〉﹐MBA智库百科﹐http://wiki.mbalib.com/wiki/%E6%9C%89%E6%95%88%E7%AB%9E%E4%BA%89）。当然﹐我们不知道﹐国家发改委有关部门是如何解决这些“价值判断”﹑“技术性问题”和“难以逾越的障碍”的。希望有关方面能够公布他们的研究成果﹐这将有利于产业经济学的发展和应用。
[227] 韦建桦﹑李惠斌﹑王东﹕〈90年﹕我党获得马克思主义“真经”的不寻常之路〉﹐《北京日报》2011年6月20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http://theory.people.com. cn/GB/14945893.html）。有关详细分析﹐推荐阅读夏小林﹕〈列宁从未提出“‘国家辛迪加’模式”— 二评吴敬琏“社会主义模式论”〉﹐《管理学刊》2011年6期。
[228] http://baike.baidu.com/view/32324.htm。
[229] 推荐阅读夏小林﹕〈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历程不容篡改 — 三评吴敬琏“社会主义模式论”〉﹐《管理学刊》2012年1期将发表。
[23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页。
[2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94﹑595页。
[23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上）》﹐第5﹑7﹑8页
[233]《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页。
[234]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http://news. 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4/01/content_7897842.htm）。
[235]〈习近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http://cpc. people.com.cn/GB/64093/64094/14953540.html。
[236] 2011年11月14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谢雪琳报道﹕
2012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彼时将进行党政领导人换届选举。政治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如何﹐成为上周五财新峰会的一个议题。会上﹐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这次换届将对中国的经济运行产生积极的作用。……11月11日﹐吴敬琏在财新峰会上说﹐“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的重合会给我们什么样的结果呢﹖从中国情况而言﹐我认为明年党政领导换届﹐对于改进中国经济运行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而从中共执政的历史来看﹐多次换届之后﹐都曾出现过变革的方案。吴敬琏回顾称﹐200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换届﹐200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
但吴敬琏也直言﹐虽有了这样的《决定》﹐《决定》里要求进行的改革却几乎都没有做。究其原因﹐除了20世纪末改革效果好﹐致使21世纪初日子好过外﹐他认为另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未形成共识﹕到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
“到底我们要一个法治的﹑规范的﹑有利于多数人的市场经济﹐还是要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其实现在这是有问题的。”吴敬琏说。他将这一经济模式称为顶层设计﹐并希望明年的代表大会明确这个顶层设计﹐重新确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目标（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xzzsdcz/20111114/ 5055057.shtml）。
不久﹐在2011年12月1日的《中国改革》上﹐吴敬琏又通过访谈的形式﹐重申了以上观点（〈吴敬琏﹕寻租膨胀无以复加﹐改革需要顶顶层设计〉﹐《中国改革》2011年12月1日）。
但是﹐难道“重新确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目标”﹐就是树立吴敬琏那个私有化﹑自由化﹑宪政化﹐简称“欧美模式”且为“1％”服务的“目标”吗﹖看来﹐吴敬琏之自我膨胀程度﹐不亚于对党中央说三道四﹑言不及义的退休干部辛子陵。
另据互联网信息，2012年1月1日，吴敬琏、郭树清、秦晖、陈志武、胡祖六、任建涛、谢国忠等着《中国2012》发表。这些人多是信仰普世价值、胡说八道的自由派。书评者曰：该书对2012年的中国进行把脉，号召“万众一心，齐心协力” 。干什么？要影响“十八大”？中国有多少人愿意听吴敬琏们的话，为在中国实现虚假的“欧美模式”而冲锋陷阵、奋斗终身？（http://www.chinavalue.net/BookInfo/BookInfo.aspx?BookID=1009547。）
[237] 2012年上半年开“两会”﹐下半年中共十八大将开幕了。按照历年惯例﹐这些重大会议前后﹐吴敬琏﹑陈志武们和秦晓的博源基金会们将有组织地上上下下﹑内内外外异常忙碌﹐谈话﹑交心﹑拉关系﹑推新人﹑搞演说﹑发文章﹑出著作，“走资”﹑“西化”的车轱辘话不断地变换包装﹐来回地说。那些甘心情愿抬轿子﹑吹喇叭的党﹑政媒体和私人﹑外资控制的媒体﹐少不得跟着忙活儿﹐将这些话车轱辘式的来回发。先人有训：歪理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
当然﹐他们还会加快策划偷梁换柱的“顶顶层设计”﹐走管道﹑递条陈﹑上奏折﹐内外上下配合造势﹐唯恐共产党“四个基本坚持”不动摇。一个问题是﹐这些倚老卖老﹑倚小卖小﹑倚官卖官﹑倚“民营”卖“民营”﹑倚“海龟”和美籍华人身份卖美货﹑倚媒体卖胡说八道的人们﹐离开了吴敬琏那个私有化﹑自由化和宪政化三位一体的﹑舶来品的“顶层设计”外﹐真还有什么“顶顶层”的新鲜玩意吗﹖
[238]〈“三要三不要”原则是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77年1期（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QHMS197701013.htm）。
[239]〈洪培博不慎泄露天机﹐搬倒中国依靠“我们在中国内部的盟友和支持者”〉﹐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407264.shtml。
[240]另外一个相关例证是，2010年1月26日下午至27日，近200位中外学人、政府高中级官员、企业家聚集为吴敬琏祝寿。其人在某类“精英”中是有一点影响和组织力的。读者可以进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网站，阅读“‘发展与转轨中的制度暨吴敬琏教授80岁生日’国际研讨会在京圆满落幕”的报导（http://www.ceibs.edu/media_c/archive/49386.shtml）。据说，当时会上送出不少吴敬琏的颇多谎言和忽悠之辞的新书《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另外，香港《前哨》杂志也不甘寂寞，曾报道吴敬琏“在北京五星级酒店香格里拉庆祝80大寿，一连两天，香车宝马，冠盖云集。……这位被渲染为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学者良心’，川流不息前来为他贺寿的宾客，居然非权即贵，……前来觐见拍马屁的富人多如过江之鲫，须知吴敬琏既任国家证券委评审委员，又任推荐公司上市业务的券商董事，这两个明显具有利益瓜葛的要津位置，不可能由同一人担任，吴敬琏作为经济学家，更深知在西方这完全是违法的，但他安之若素。…… ”（ 陆城东 ：《柳红VS吴晓波们，卵与石的较量》，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428239.shtml）。
[241] 胡锦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求是》2012年1月1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16778989.html）。
[242] 德国著名诗人亨利希‧海涅是被吴敬琏诋毁的马克思的朋友。亨利希‧海涅曾在《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4）的政治讽刺诗中﹐批评当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德国如同冬天一样冰冷。海涅对于比自己年轻的马克思非常尊敬﹐称他是“革命博士”﹑“革命的哲学家兼伟大的理论家”。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举行起义。海涅立刻写了一首叫《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的诗﹐表示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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