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再宣言
二斥吴敬琏：《中国模式，还是过渡性体制?》
吳敬琏的《中国模式，还是过渡性体制?》，是一次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再宣言。他借用“中国模式”的说辞，从“中国经济崛起”去拔高“改革开放”，同时也为自己的市场化理论涂脂抹粉;其最主要企图是用“市场原教旨主义”，再一次影响权力去进一步地改变中国经济。认为目前中国呈现的“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格局”，是一种“过渡性体制”，提出“经济和政治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应该配合起来推进”，用彻底地私有化、自由化、法治化这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去构筑“中国模式”。
吴市场不遗余力兜销自己的市场化理论已达十九年了，尽管其过程中得到不少的欣慰，同时也有失望。凭着个人的职业敏感，吴市场对市场经济引发的中国社会两极大分化及各种势力博弈白炽化而形成的政局动荡，怀有焦虑和不安，害怕中共十八大后国家发展方向出现变数，更恐慌全国劳动民众形成的社会主义大回归。吴市场的这种焦虑、害怕和恐慌，不知不觉地在此文有所显现：“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既包括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又包括旧的命令经济或称统制经济，既可以前进到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可以退回到统制经济的过渡性体制”。为此，吴市场撕开了以往那种温文尔雅的画皮，步着茅于轼后尘，卑劣污蔑改开前的三十年“得到的却是无穷无尽的苦难，一次大饥荒就夺去了成千万人生命的人间惨剧”，无视历史事实诋毁毛泽东年代“始终未能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妄图以耸人听闻的恐吓，阻挡人民回归社会主义。
这就让我想起了四十多年前的那场革命，当时群众运动的斗争对象不仅仅只是“党内走资派”，还有一个是“反动学术权威”。近三十年中国社会演变的残酷事实，证明当年的两大斗争对象选择得是非常英明和正确的。
今天的后生们对“党内走资派”应当是很熟悉的，但不一定个个都知道还有“反动学术权威”。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主要产生于崇尚资本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愈是权威其影响性就愈大。改开的事实恰恰在印证，正是这么一批知识分子，也就是左派民众平常咒骂的精蝇们，它们坂结成一个反动团队，利用知识优势，在愚弄人民同时，更是下足了功夫去对党内权力者施加影响，正是它们施加的影响，才诱导党内官僚一步步堕变为修正主义分子，使党内产生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中国众多“反动学术权威”中，最能诱导党内走资派的首当吴敬琏了。此人不像茅于轼类在反社会主义上去赤膊上阵，而是静悄悄地窥测政治权威意图及政治局势走向，待机求逞。1992年初，“市场经济”提法只是刚刚露个口，吴敬琏凭借自已的嗅觉，打着时髦的改革旗号，迎合权力进行平生最大的政治投机。他熟通市场原旨教义，原封不动地把原始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打扮成中国经济改革的脚本到处奔走呼号，不但赢得众多崇资精英吹抬，也得到了改开权力的睛睬。改开权力就在他的市场论前，冠以“社会主义”四字，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堂而皇之走上中国经济改革大午台，并隨着主流與论及各路精英对计划经济一片声讨，迅速从配角摧育成主角，最终把计划经济赶出中国经济舞台。
这段时日是吴敬琏最得意的日子，他所兜销的市场化改革，给中国的经济结构带来颠覆性变化，同时也给自己带来无限荣光。从此，一个家喻户晓的“吴市场”取代了“吴敬琏”，就确立在中国精英的最顶层。
市场经济的生存基础是私有制，它要想长长久久立足于中国，就必须全面摧毁强大的公有制，并让私有制壮大成中国经济主体。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中国经济私有化完全是以吴市场的经济理论作为契入点而展开的，这正是其人至今还在炫耀不已的地方。实践不但会给真理带来验证，同时也在无情地揭露荒谬。吴市场的市场化，其实就是早在世界海洋贸易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风行了一时的原始自由经济。这个反文明、反人性的市场化，浸透了腐败与邪恶，非但没有给中国带来腾飞，相反使社会主义中国经济破败得百孔千窗，使当代中国演释着全球最坏的资本主义。整个国家由此而发生了历史少见的利益结构大裂变，产生以官僚买办、汉奸、卖国贼为骨干的西化势力，以修正主义、民族资本家、官员、中产阶层为混合的特色势力，以工人、农民及其它劳动者为主体的回归势力。这三大势力共存的格局，使当代中国政局极为动荡与不安宁。就单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上，三大势力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对立，众多底层民众已经认定“改革开放”走到了尽头，同时也开始把引向“改开”于邪路的“市场经济”推到时代的审判台。
面对社会残酷现实及亿万民众对市场化的严厉审视，吴市场很是坐立不安，他要为自己的人生价值再搏一把，要为自己的市场论再行粉刷。吴市场一生从事的是投机市场研究，本人也就在投机术中渡着一生。文过饰非是一切投机者惯有伎俩，《中国模式，还是过渡性体制?》就是这种投机伎俩的再次演释。一方面，吴市场强歪着脖子信口雌黄地向中国前三十年的伟大成就泼污抹垢，只是为了反衬“改开”的一片辉煌，凭倚GDP泡沫神话，肉麻地称：“为发达国家所争羡，足以充当世界各国的楷模”，“燃起某种民族主义的自豪感”。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秉承的市场原旨教义所产生的社会恶果，不作一字自省，反而按照“改革中的问题，要靠深化改革去解决”的同辙思维，用市场原旨教义去检验当今存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其定位为“过渡性体制”的市场经济，提出应按照市场原旨教义，“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写到这里，一个近年蓄在我心中的蹊跷终于解开。我注意到，吴市场一切言谈文字均离不开市场，但他却十分冷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能回避时定回避，就此，主流内部曾有人批评过吴市场在搞“泛市场经济”。吴市场就是吴市场，毕竟搞了多年的市场理论研究，绝不赞成“市场经济”是个中性概念，因此他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相悖关系，应该比通常人的理解深刻得多。更主要的，吴市场信奉的是“市场原教旨主义”，骨子里对创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满意，仅仅只达到其设想的2/3，余下的1/3就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以及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恰恰又是这两点给市场经济所造就的权贵资本提供了生存的平台。难怪在中国最早提出“权贵资本主义”的正是吴市场了。
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一个极为荒唐而邪恶的意识形态，它不是一种关于社会科学的理论，而是一种以社会科学面目出现的拜神教，其学朮意识远不如宗教意识。市场原教旨主义把“市场”神化成如同基督教中的上帝，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掌控无所不能，不但能保证资源的最优配置，而且还有自行调整、自动恢复市场平衡、自动提高效率的本能。市场原教旨主义否定人类对市场经济活动的一切积极作用，认为任何人为的政策干预只会削弱市场中这双“看不见的手”的行为能力，只会给市场运行带来灾难性影响。市场原教旨主义否定资本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这一罪恶，赋予私有化、自由化、资本逐利、丛林法则等等邪恶以人性、道德力量，称其存在的“下溢效应”最终会让所有人受益。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许诺既简单也诱人，只要将财产权赋予私有，将自由裁決权交给资本，将人为的政策干预减至最低程度，市场就会给人类带来滾滚不尽的财富。
大家只要稍稍用点心去看《中国模式，还是过渡性体制?》这篇文章，就会发现文中所述的基本道道完全秉承市场原教旨主义。吳市场强调：“市场经济是一套配置稀缺经济资源的机制”，而中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文章最后部份重重提出两点：“第一，与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第二，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着社会动荡。”吳市场把当今中国产生的“权贵资本主义”以及一切社会动荡和不安宁，全部栽赃到“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体制”，这完全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对人为的政策干预市场导致灾难性影响的翻版，如是就把市场经济这个根源罪恶推得一干二净。吴市场在此文谈到改开“成就”时，能用泼上脏水的改开前三十年来作反衬，一挨到现实堕落，却把更显政府强势的前三十年所呈现的和谐、道德、文明抛到爪蛙国去了。
本人虽是经济学界外人，但改开的后十多年，社会现实逼得我去了解有关经济学上的一些常识。我略略地知道，“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当今世界上是很不吃香的，世界众多主流经济学家对这个东西唯恐避而不及，都能在不同程度上肯定社会主义性质的计划，不同程度上肯定政府对市场经济应有的统制职责，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去嘲弄“看不见的上帝之手”。倒是只有一个国度，至今却对“市场原教旨主义”存在一个强大的粉丝团，这就是中国。当今中国的经济学界主流，匍伏在市场原教旨主义脚下，把市场那双“看不见的手”拔高到神秘莫测、无所不能的程度，极其反对来自一切的人为政策干预……从吴敬琏到厉以宁、茅于轼、张维迎、樊纲、张五常直到叶檀们，无不都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粉丝。这个以吴市场为次魁的强大粉丝团，挥舞市场原旨教义，在经济活动中，凡是有利资本自由的就支持，凡是有利所有权私有的就支持，凡是追求效率和利润的就支持，凡是豁免剥削原罪的法理就支持，凡是有助于提升GDP的就支持，……这个粉丝团一直在鼓吹：“市场制度最道德”。什么不公平、什么道德底线、什么贪婪、什么人性恶、什么信息对称、什么假冒伪劣，……只要市场允许存在，“就是合理的人性与道德”。
本来，企业公有制及政府对经济的统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两大生命。如今，这两大生命在历届大佬率领的“市场原旨教义”各方粉丝团冲击下，早被摧残得奄奄一息了，唯一留下的是两支压扁了的吊气管，这就是所剩无几的国有企业和政府对经济残存的统制。我对这两根吊气管真有说不出口的苦衷，管皮老化了，有的管段也腐朽了，快不顶用了。你看看，国企成了啥样?除了个所有权还在，收益权全变了样;政府统制呢?仅仅只管一进一出，进只是在收钱，出只重行政消费与GDP投资，其它过程都谈不上有多大作为。即使这样，吴市场及粉丝团中其它干将，也还是不依不饶，非要把这两支管子拔掉不可。他的这篇《中国模式，还是过渡性体制?》文章，就是为了拔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两支吊气管子而发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再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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