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秀林：“现代世界体系”和新“三农”范式

按：现贴出一篇今年一月写的文章草稿，请大家评论。

人类历史走到21世纪的今天，由资本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似乎正在取得全面胜利，甚至正在走向完成。“市场化”被推崇现代经济唯一有效的、排它的模式，它影响到甚至正在决定地球上越来越多的人口的命运。困扰我国很久的“三农”问题也不能逃脱全球化和市场化的魔法。本文试图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范式[1]，对我国的“三农”问题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简单地说，在沃勒斯坦定义的“中心~边缘”结构的金字塔式“世界体系”中，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不仅是注定了要被永远置于边缘区的边缘，而且被注定了要永久承担“世界体系”赋予它的“边缘区”这个“身份的分工”，还要被迫承担一种无奈的命运：永远向中心区纳贡。

那么，让边缘区也走“市场化”的道路，把我国的农业和农村彻底融入“世界体系”，也就是让我国的农业实现彻底的“市场化”（甚至全球化），是否可行？这样做了，是否就能改变“边缘区的边缘”这种命运？乐观的、肯定的回答，正是现在被广为接受的主流观点。然而，如果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范式来分析，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更加有可能出现的结局是：无论这种努力怎样成功，也不能改变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充当“边缘”的命运，因为在这种“世界体系”范式中，中心永远只有一个，其他一切都是边缘或半边缘；而且，融入市场的努力越成功，边缘区向“中心”的纳贡就会越有效。更甚者，我国农业一旦被纳入这个过程之后，边缘区将无力摆脱遭受长期伤害的命运。

按照这个逻辑再推论一步，我们应该看到，更加合理的结论是：假如我们接受这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框架对当前世界经济模式的解释，那么即使把我国的农业完全纳入全球市场体系，“三农困境”也永远无法改变，甚至更坏。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去直接接受充当“边缘区”这种“身份的分工”。

如果我们真正的长远目标，是让中国的农业强大起来，让我们的农村富裕起来，让农民作为现代经济中的有生力量和主体成长起来，至少保持为自己做主和长远发展的能力，并且保持我国农业永续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我们还能够正视下面这个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在取得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中，三农困境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日益陷入无解的境地；并且看清楚，这个“世界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而展现出来的内在逻辑，是不断地自我加强这个“中心~边缘”结构，把那个“金字塔”维持下去，让它更加牢固、更加有效，因而更加不平等，而不是去减轻和调整这个结构中固有的矛盾和巨大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我们就不能不转换视角，不能不抛弃对全球化的盲目乐观，就不能不考虑新的分析范式了。

仅仅从学术研究的常理出发，我们也应该看到，很久以来固守一种给定的主流思考框架的研究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还没有看见过哪里有三十年不变的、成功的治国政策或者产业政策。现在是重新思考解决三农问题的整个范式的时候了。我们必须转换视角，从历史的更高处展望矛盾重重的经济全球化，把近代历史看懂——借助“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批判“市场神话”，批判一下主流政策的错失，为研究三农问题、为今后的中国农村长远的发展，提出一个新的、更有用的思考路线。

一、           “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和边缘

“现代世界体系”代表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的国际学术界批判资本主义的学术潮流，可以英文原文首次出版于1974年的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为代表，中译本高教出版社1998年出版。它把全球的资本主义时代的起点，追溯到500年前兴起于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且把这一段历史解释为一个世界性体系的发展过程，并且认为它“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世界性体系出现的”（沃勒斯坦1998，第一卷，p5，下同此书）。在这个体系中有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中心，还有一个处于依附地位的外围—边缘区，中心和边缘区互动，使整个世界作为一个一体化的系统而存在。因此资本主义从来就不是仅限于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现象；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各种流派，不论持何种立场，都接受这个观点。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由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这三个组成部分”连结而成的一个整体金字塔结构，在其中，每一种区域分别承担一种不同的经济功能，从大体上说，就是“中心区利用边缘区提供的原材料（包括用于铸币和饰物的贵金属）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加工制（成）品向边缘区销售牟利，并控制世界体系中的金融和贸易市场的运转。边缘区除了向中心区提供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廉价劳动力（以外），还提供销售市场”。半边缘区则介于两者之间：“对中心区：部分地充当边缘区角色；对边缘区：部分地充当中心区角色。”沃勒斯坦认为，“三种角色中缺掉任何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就不可能存在。”（同上第一卷p5）。

如果把这个“三种区域”的整体结构和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分工”联系起来，我们还会看到，“这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是由世界范围内的不同的‘劳动分工’决定的”。如果以十六、十七世纪而论，则“边缘区是奴隶制和‘封建制’，中心区是雇佣劳动和自我雇佣，半边缘区是分成制（同上）”。今天的情景略有变化，资本主导的市场机制已经推进到边缘区，至少在表面上或者形式上，劳动力市场和雇佣制度已经普遍化，封建制或者奴隶制从表面上似乎看不到了，虽然在实质上仍然部分地存在着。

这个体系的真正中心就是霸权。充当霸权的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是在生产、交换（商业）和金融业三点上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或国家都具有更高的效率，并且只有当这三个方面的优势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国家中时，霸权才能形成。500年来当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权国家，先后分别是荷兰、英国和美国。不过在历史上，霸权地位都是相对短暂的。而且霸权一旦形成就开始衰退，由此会引发整个世界格局的一系列巨变。（同上，P38）

“边缘”是这个世界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谁是边缘呢？欧美以外的广大国家和地区。边缘之外，还有未开化地带，即暂时未被纳入这个体系的“野蛮”的世界。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的中心论点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在整体发挥功能的时候，始终在不断地把经济剩余和财富从外围转移到中心去。因此这个“世界体系”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会出现这样的悖论：处在同一个系统中的各国，虽然都在追求同一种“市场机制”，然而在中心区内，系统运行的结果是资本、财富的积累和经济的发展，在边缘区，却是经济和政治的不发达。只要边缘区国家或者自动或者被动地纳入了这个世界体系，无论它们做出了何种努力，这种经济的落后和政治的不发达，就会作为“融入”的结果被周而复始地创造出来。近500年来，无论是“中心”和霸权的所在地，还是一国在边缘和半边缘区内的相对位置，二者都发生过缓慢的变更，但是这个中心--边缘格局，至今维持不变（但是不会永远不变）。

我们可以对上述判断再推论一次：资本主义式全球化的最终完成，就是将边缘区彻底“无产阶级化”[2]，把这个“中心－边缘”模式最终定格。边缘区都会希望加入真正的“中心”，但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无有成功（日本等在全球体系中只能看作半边缘，这里不考虑国际政治因素），因为中心只有一个。一百年来中心的历史转换，是霸权从英国移至美国。

始于美国的2007年次贷危机和随后至今持久不愈的全球金融危机，又为沃氏“世界体系”加上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注脚。强大的国家金融体系，是一个国家能力的第一表达，美国的持久的金融危机，就是这个帝国衰落的征兆，“世界体系”的中心和霸权或者转移，或者这个体系走向终结，并出现一个新的网罗全球的体系，也未可知。

沃勒斯坦还说：以往所有的世界体系都是不平等的，今后的那个世界会是怎样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今天的选择和行动。有一个有根据的预期，是金融海啸推动美国霸权转向下坡路，全世界进入转换范式的“历史机遇期”。

二、           中国的“三农问题”和世界体系范式的细分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同我国的农业有关联吗？我国的“三农”问题是这个“世界体系”框架中的问题吗？我国已有学者这样提出问题，并且讨论过了（如李培林，2007）[3]，本文也将这样界定二者之间的关系，但对多数研究者而言，对这一点似乎尚未达到基本的认同：至少从已经发表的研究结果来看，我们还看不到这样的理解。

我认为，长期困扰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实质上就是这个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的一种具体表达：相对于工业部门和城市，农业不就是边缘吗，农村不就是边缘区吗？从国内看是这样，从全球看更是这样。我国国内的“二元经济结构”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出现，我国从自己的国内资源中积累资本，基本上依靠自己的力量，走上了现代工业化这条历史路径，国内出现二元经济结构，就是这个过程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依靠本国力量搞工业建设的代价。我国在建国后不到30年的时间里，建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二元经济结构也一起被造成了。我们曾经寄希望于更高水平的工业发展，更大规模地减少农业人口来解决农民太多这个难题。英国前首相布莱尔2009年10月来中国时也说，美国有百分之四人口务农，但中国几乎百分之六十的人口务农维生，超过一亿五千万人每天靠一美元生活。他们需要由农业转型到工业，他们极需要这样做。[4]他说话的时候大概忘记了，他早先看到的中国的廉价商品已经向洪水一样涌进了英国，全球制造业产能已经饱和或者过剩。

我们期望我国的经济结构最终走过“刘易斯转折点”，实现教科书上的那个理想的“一元结构”，可是现在看，这目标是达不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融入的，是沃勒斯坦所说的那个金字塔“世界体系”，我们是边缘。用比较肤浅的眼光来看，我国走不过刘易斯转折点的问题是人口太多，农民太多。这个世界上人太多了！但是，在200多年前，全球人口只有今天的1/4，当英国的工业革命在较大范围推广开的时候，在人口并不太多的英国国内，劳动力和人口就发生了过剩[5]。今天我国只以不到2亿的劳动就业人口，就能生产出全世界市场上需要的绝大部分常规性和日常的消费品，那么在今天这个67亿人口的世界上，多余的人口一共该有多少了呢？他们是否还拥有继续存在于这个地球上的完全合法性呢？

今天不仅是人口太多、中国农民太多，而且产能也太多了。到处都是产能过剩。可是从根本上讲，在这个世界体系中，永远只有一个中心，大家都进入那个“中心”是不可能，也是无法想象的。因此过剩和竞争只会日益恶化边缘区的困境。

事实上，自从30年前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和开放以来，中国确实很快很深地融入了世界市场，在取得巨大的发展的同时，也在事实上纳入了沃氏定义的“现代世界体系”。如果把沃勒斯坦的中心~边缘模式细分一下，运用中心—半边缘区—边缘区这个框架，来细看一下，今天中国经济中同时表现出了两个深刻的特点：高度外向型和巨大的东中西差别。从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出，在此“一个中心（美国）”的金字塔结构中，我国制造业生产效率极高的东南沿海各省市，相对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而言，也在扮演“半边缘区”的角色：如果从地理位置上区分，我国中西部应被定义为边缘区，从经济结构上来区分，农村和农业就是非常明确的“边缘区”了。半边缘区的身份是二重的：对中心区扮演边缘区的角色，对真正的边缘区则部分地扮演中心区的角色。这正是我国东部沿海制造业“代工业”同中西部不发达区域之间关系的实质：前者吸收后者的资源—人力和资金，保留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使后者停留在不发达状态，就像世界性的“中心”对世界性的“边缘区”那样。目前讨论很多的国内“代工业”向西的“梯度转移”，无非是半边缘区的扩展而已，真正的问题不会由于实现梯度转移就得到解决，反而可能由于神化了中心--边缘的关系，而变得更加无解。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系统中，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就是站在悬崖边上的“边缘区的边缘”。举例来说，为何我国农民工的工资无论如何也提高不了？这不完全是由人力廉价充裕供给这种地方性特点决定的，而是由世界体系和“全球劳动分工”决定的。一旦我国东部“代工业”部门提高工人（包括农民工）的工资和待遇，那些来自500强的订单就会更加边缘的地方-- 工资更低的其他东南亚国家或者别的大洲送去，这里面一点秘密都没有。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同区域（我们称之为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沃勒斯坦，P5）

自从我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后，自从我国越来越深地加入全球化以后，这个中心~边缘结构的框架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三农”问题的提出，就是针对这个世纪性问题的真实的、确切的表达。多年来中央和各级政府、各种经济主体（公司、基地和小农）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无论怎样做都没有真正改善农业“边缘区”的困境。我们沿着市场化改革的思路已经大力推进了30年，已经走得够远了，却看不到一点解决“三农”困境的希望的迹象。三农问题已经讨论了很多年，很多学者发表过真知灼见，但是大部分讨论始终把眼光局限在国内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范围内，局限在具体的政策和细节上，却忽视了在这一切之外，还存在着另外的、影响更深更大的、更加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这就是整个中国经济在沃勒斯坦所说的那个“世界体系”中被给定的、充当边缘区的“身份分工”，更何况农业本来就是边缘，在我国加入“世界体系”之前就是准边缘。

中国的农业在国内的经济结构中是一个相对于工业化“半边缘区”的边缘，在世界的经济结构中更是边缘的边缘。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部门，包括被孟山都等公司握在掌股之中，为它们生产转基因农作物（如大豆）向世界市场和中国倾泄的那几个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同样的“边缘的边缘”。

三、           全球农业“结构调整”和“市场神话”    

全球范围的农业“结构调整”已经被推进了半个世纪以上，到上世纪后半期已经形成了很清晰的国际分工。推动这个过程的，是世界体系中以美国为首的 “中心”，以及为“中心”服务的世界银行等大型国际机构，支持这些行动的最新理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很早就被纳入了全球市场体系，按照国际市场需求配置国内资源，按照比较优势的要求生产可供口的经济作物，如咖啡、香蕉、可可、棉花等，而不是按照自己国内的对粮食的需求组织生产。

全球农业“结构调整”的结果怎样呢？以非洲为例，非洲国家总的食品自给水平一直在下降，非洲出产的出口作物价格也一直不坚挺，因此非洲的饥饿问题一直非常严重，经常性地发生粮食危机，尤其是在最近两年里，在国际粮价大波动的时候，撒哈拉以南饥饿人口比例高达32%。今天在全球67亿人口中，有六分之一，即10亿以上的人在挨饿，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抛入这个群体。因此我们应该而且有根据这样判断，迄今为止，全球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长期后果是不好的。市场营销倒不一定不好，粮食公司不一定不赚钱，不好的是福利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在总供给充裕的大前提下挨饿。

在发生粮食价格危机的时候，按照“比较优势”安排农业生产的那些国家，往往连自救的能力都没有，只能等待国际救援。应该负责的国际机构——如联合国粮农组织是按照“投资农业”和“筹资买救济粮”两条思路行动的，但是用“世界体系”的框架来分析，这两条腿走得无论怎样有效，也改变不了非洲的饥饿，因为全球范围的农业“结构调整”已经毁坏了那些国家的农业基础。所以，除非改弦更张、换一条路搞自给自足，否则那些国家的人民永远要挨饿和等救济：投资进入的是被“调整”过了的生产结构；救济粮总是来得很慢，有很多人是等不及的。改到哪里去呢？回到粮食基本自给。这话听起来非常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非常不够“与时俱进”，非常不时髦，却是永恒的真理，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先生，在他卸任之后都是这样想、这样说的。

克林顿在纽约联合国总部2008年10月23日的“粮食日”大会后的研讨会上，说过这样的话：虽然全球性的大米、小麦和玉米的市场总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应该回到（过去的）让农业最大限度地满足（当地）需求那种政策上去”；“认为我们在插手的时候可以不去提高很多国家供养自己的那种能力就可以开发它们，把粮食当作是和彩电一样的商品，那是一种没有理智的疯狂”（it is crazy for us to think we can develop a lot of these countries where I work without increasing their capacity to feed themselves and treating food like it was a color television set.) [6]。这话讲得远离了主流，所有很多人不爱听，更多的人从来就没有听到。

他还说：“国际社会应停止以全球金融危机为‘借口’，绕开日益加剧的饥饿问题”，并且明确地说，“在长时期中，只有在农业上追求自给，才能使世界性的饥饿有真正的改善，这样还可以延迟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到来。”

他还说：“我们全都鼓吹过那些事，包括我自己，在当总统的时候”－－鼓吹了什么呢？他们曾经“迫使很多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政府，去‘调整结构’，就是放弃对肥料的补贴，放弃改良种子和其他农业投入，而那些国家只有这样做了才能争取到美欧的援助。于是非洲的食品自给水平降下来，食品进口就升上去了。”

他还表扬了自己的后任小布什，在2008年提出过一项正确的修订美援（对穷国的农业援助）必须全部为实物（美国食物）的老法律的修正提案，改为提供25%的现金，让受援者去购买当地生产的农产品，却被国会的两党一致否决掉了。“美欧援助”都是有附加条件的，即便如此，如果援助多少是真诚的，本来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非洲农业的发展。如加拿大规定，它提供的援助中有50%是现金，受援者可以去购买当地或别的受援国的农产品。但是美国的法律却规定，美援必须百分之百是美国生产的食品类商品。[7]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这些一年前的非主流言论几乎无人听到，因为各主流机构和媒体在报道时都做了非常微妙的处理，“敏感的”话基本上都隐去了。对照一下各种媒体的报道就可以看到，连联合国粮农组织自己的报道都是“去粗取精”掐头去尾，它的新闻网页的中文版干脆连新闻都没有发，就好像那个大会根本没有开过一样，反而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克林顿承认破坏第三世界农业”为题，头版头条报道了克林顿的讲话，包括那个自我批评。

许多非洲国家和拉美国家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WTO的合力胁迫下，正在沿着比较优势、国际分工、农业结构调整的道路，一年一年走向更深重的饥饿和苦难。又一个世纪的来临没有带来任何改善的希望。我曾经当面听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的研究员布劳恩（John Braun）说，外国资本现在正在非洲大举购买农业土地，因为非洲太穷，优质的农用土地非常便宜。在拉美，大量农用土地早就落入洛克菲勒家族手中一个世纪了。资本喜欢土地，可以做各种开发项目，其中也包括农业项目，但是大概不会是为当地人民提供食品的项目，因为那样做不符合“比较优势”原理。最近竟然还有人代表非洲向中国提出要求，要我们接受它那里（将要）生产的转基因大豆向中国出口！[8]

中国3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在国内具有政治上的完全的合法性，在国际上受到了现存的“世界体系”的一定程度的欢迎。但是在这里面有很多盲目性。市场被神化了，欧美模式也被神化了。在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里，农业实现了机械化、规模化、化学化、大规模的商业化、市场化、工厂化和产业链化，现在还出现了新一代生物技术--基因技术，也许还会来一个基因化。它们把自己的农业模式高调标榜成普天之下唯一的榜样，似乎舍此就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的。

首先我们是处于外围边缘区的国家，我们不可能像“中心”那样搞农业。其次，我国的农业部门，和美国、欧洲国家的农业没有任何可比性。除了资源上的巨大差别以外，更大的差别在于，美国（包括欧洲）的农业从来就不是边缘性产业。百年来农业都是美国全球霸权战略中的一把有力的武器，尤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农业一直是作为扩张性工具被精心经营的。美国不仅可以放弃服装产业，甚至可以放弃钢铁业和部分汽车，却一直对农业进行天文数字的财政补贴，而且最近更是变本加厉；在美国针对第三世界的农业政策中（如美国的百分之百实物农业援助政策），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把战略武器的厉害。覆盖在这把战略之剑上面的外套，就是市场神话。在市场神话里的重头戏，就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当然全球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也有惠及消费者的一面：出自各大洲的特色食品和饮料等，现在到处都有供给，就是它的一个成果，但是真的被彻底“调整”了的国家，付出的代价，是严重的饥饿、失主权和不发展。

美国农业模式，例如规模化、商业化、基地化等等，在中国主流学界被认同不少于30年，总体上是不成功的。现在我们可比以往看得更加清楚，美欧的农业模式我们学不了。反过来看，现在也比以前看得更清楚，粮食和食品的自给和自主这条老路还是可以走好的，小规模、多样化家庭农业的合作经营也是有可能搞好的，区域性产品的交易也是一样，这有赖于高瞻远瞩的正确路线和高超的政策艺术。一个国家的食品生产保证是永远不能放弃的；在我们国家，即使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一个目的，我们也不能让中国的农业部门被世界市场打通，不能去无门槛的接轨。

我们如果对市场的反面不加探究，一心去追随美国或者欧洲农业的榜样，跟紧“全球化”，不加防范地融入“世界体系”，就是走错了路：比如允许国际大粮商打通国内市场，借此同国际市场接轨，又比如按照“比较优势”，让国际市场来配置我们的资源，放弃粮食自足供给，把自己国家的农业变成一个不完整的部门，把为出口种植经济作物当作首要目标，按照所谓的国际市场需求配置资源、调整自己农业部门的“产业结构”，等等。盲目或者被迫听从了“比较优势”理论、放弃粮食自给原则的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后果都是灾难性的，这已经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事实了。

联合国粮组织在《2009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中指出，目前全世界人口约为67亿，全球约1/6的人口正在遭受饥饿威胁，而这些饥饿人口几乎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饥饿人口最多，约为6.42亿；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饥饿人口约为2.65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饥饿人口约为5300万；近东和北非地区饥饿人口约为4200万；发达国家饥饿人口约为1500万。此外，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饥饿人口的比例最高，约为32%。非洲目前人口为10亿。

全球市场神话的中国农业版，上演过并且已经谢幕的是大豆和棉花，正在登场的是玉米和水稻。加入WTO后十年都不到，中国种了五千年的大豆就基本上全军覆没了。被改变了基因的美国大豆如泥石流一样涌进来，淹没了纯正的中国大豆。今天转基因技术的真相“红盖头”还没有揭开，它的可能的长远的负面后果令人惊恐。中国大豆版的市场神话是一个价格操纵和并购重组抄底的经典。沃勒斯坦所说的世界体系是“中心”国家起主导作用的体系，今天的“中心”—美国，制定战略部署和实施行动的艺术都是超级水平，举重若轻，在这里虽然的确处处都看得见市场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市场是受“中心”的战略操纵并为它服务的。

中国棉花的市场神话刚刚在舆论中浮出，是用转基因的抗虫种子来诠释的。中国全国的棉区都种了从美国引进来的Bt抗虫棉，这个故事在10年以内也演绎完了，不仅虫子又回来了，棉花的产量、质量和衣分率都像积木一样塌下来，曾经神奇的抗虫棉现在连我们原来的本地普通棉种都不及了，马上连带危及我国出口的主力部门—棉纺和服装行业。如果我们割舍不下棉纺业和服装业，倒是有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成百万吨进口美国棉花，人家已经把货备好了，美国西海岸的港口正在大规模修建中。

与此同时，转基因水稻的市场神话正在拉开序幕；更有玉米这样的大宗作物，它的转基因品种也已经准备好登场亮相了，成规模种植的事情，早就被孟山都公司在广西悄悄地干了。

这就是神话般的全球化的市场：它是完美结构好了的，是为“中心”的霸权战略服务的。信奉教科书经济学或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人可能会说，这是阴谋论！因为这里面的故事确实充满了谋略、部署和战略行动；但是如果我们有了一个“世界体系”的分析框架，有一点历史知识，再看这些，其实都不过是很合乎逻辑的事实真相，是历史。揭开历史的纱幕，处处都充满了这样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这就是全球市场大规模开拓过程的基本路线，看不见的手是后边插进来的。现在全球化过程已经文明得多了，枪炮不再用了。其实如果没有了这些谋略故事和战略性的行动，全球化反倒是不可思议的。

“中心”对“边缘区”的关系，是控制和主导型的，“化外”地带作为边缘加入这个体系的过程，就是 “被纳入”。开创和建立这种主导——被主导关系，并不是像神奇的“完全竞争的市场”所说的那样，是被不具名的力量左右、是自然而然完成的。相反，市场开拓是战略性行动，过去是这样，现在和将来也是这样；不仅在商业销售上是这样，在农业开发上也是如此。在我国正在发生的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一个延续了数百年的历史—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的继续延伸，百年前拉丁美洲的农业也是这样被一步一步、一块一块“纳入”世界体系的。我们对同命运的第三世界农业和农民的变迁应该有更多的关怀，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很多东西。理论本来应该建立在这些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而不是反过来，让理论把历史事实只当作小小注脚来用。

的确，“全球化变成一个能够使更多人受益的包容性过程并能应付更大的变动，在这些方面还存在很大的政策调整的空间”。[9]全球化即市场扩展（神话）的确造成了很多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多的变革和喧闹，例如商业性开发、产业链和物流、龙头企业、就业、收入提高，这些都是受到欢迎的变化；但是我们还是要更仔细地看一看，如果讨论“受益”，要看受益期限有多长、是否可持续；例如抗虫的美国棉花的优点在中国只持续了5年左右，卖到中国来的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也已经在10年以内就大规模种植的巴西阿根廷顺便培养出了超级杂草；我们更要看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在棉花的故事里，中国不仅赔上了棉花种植业，还马上要搭上棉纺织业和服装业；在大豆的故事里，我国原生的黄金大豆已奄奄一息，今天很难说它是否还没有一去不返；农业政策调整的空间的确很大：不过这就要牵涉到一个范围更大的题目了——到此讨论已经超出了“术”，而属于“道”之争了。

历史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首先，只要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还在演绎它自身，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就摆脱不了“边缘的边缘”这种不利处境；其次，如果从最客观的角度来讨论“市场”，那么它只是一个工具，并不是目的，它只是“术”而不是“道”。经济发展的“道”，是财富的增加和分配的平等化，是福利的普遍改善，是强国富民，是永续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组织的强化，是长治久安。“道”是不能变的，“术”若不合，可以弃之。神话般的市场弃不了，政策可以调整，调整的方向，就是去对抗日益下降到更加“边缘”去的那种可能的前景，就是要大讲龙头企业以外的利益主体（农业、农村和农民），从富国强民而不是“效率”、“赢利”和GDP出发，去讲究利益的得失，例如不能放任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市场全面主导我国的农业。全球化我们已经加入进去了，退不出来，但是我们可以从无谋略到有谋略，从无防御到有防御，从无进攻到有进攻，从追求短期目标（GDP）转向追求长期目标(公平和可持续)，在不能避免损失时要尽量减少损失，目前至少要自保，还要为长期的可持续发展逐步铺垫出一条可行之道。只有找到这样调整政策的空间，并且这样去调整，才符合真正的科学发展观；如果在市场造成和导致了问题的时候，为了解决问题，我们不是去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和执行了很久的政策，反而朝着更彻底的市场化的方向去调整政策，那是不是“反道”了呢？

我们必须看懂，学着“霸权中心”的样子去参与神话般的全球市场，并且预计从中真正受益，对我国处在遥远的“边缘”上的农业和农民来说，只能是一种奢望。在长远的方向上，我们的政策调整应该是对抗“纳贡”的身份，对抗充当“边缘”的身份分工，是逆“新自由主义”这个失败的主流而行，对市场化和全球化须采取有保留的、不完全合作的姿态，在其中要有防御也要有进攻，不能任人摆布。WTO规则如果与我利益不合，可以不完全执行，例如补贴农业：美国补贴最多，非洲国家以前也补贴，粮食自给程度比现在高。“被纳入”进去和长期当边缘，如果陷得深了，在这个金字塔体系里难免落一个被彻底“无产阶级化”的结局。

四、           结语：“新农村建设”的理论范式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政策。用“世界体系”这个范式来解释，这项政策是比较正面地回应“三农”困境的措施，合乎利农民之“道”，其中的“道”，就是逆着“市场化”的方向，朝着长期可持续的推进。具体到执行层面上，对市场机制的运用不能过头，更不能把唯利是图咄咄逼人的外部资本轻易引入农村，让农民在更细的环节上受制于利润最大化的公司。

前文有一个判断：粮食和食品的自给和自主的老路还是可以走好的，小规模、多样化家庭农业的合作经营是可以搞好的，区域性产品的交易也是可以搞好的，这有赖于高瞻远瞩的正确路线和高超的政策艺术，还有对抗宿命的决心。从对抗“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命运这个前提出发，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我们应该把农民看作现代经济中的有生力量，尽管他们至今还是像“汪洋大海一般”的家庭农户。看起来中国城市化的进展再快，也不能“消灭”他们，在今天的农民中，有相当大的部分还将长时间继续当农民。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在可见的将来（例如20年后，2030年，），即使城市化顺利推进，4亿农村人口按计划进了城，“刘易斯转折点”也不会来到我国；不仅因为农村人口还会继续增长，还因为“一元”模式是只能发生在“中心”国家里和少数“半边缘”地带的现象。劳动力价格是否低廉，在这里远不是决定性因素。在我国代工业2008年的生产和出口水平上，东南沿海的制造业生产（包括外来的半成品生产）已经基本上满足了全球市场对常规商品的大部分需求（已经有更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的很多穷人因此失业）；代工业今后很可能不需要增加很多人手，尤其在全球经济走势不明之时。因此即使在一个很乐观的“城市化”预期之下，我们是还必须考虑城市化不能按照预想实现的那种情景，为农村的工作政策制定一个长期“备案”，这正是“新农村建设”之长远有效并且合乎“道”的原因。

汪洋大海一样的分散小农经济，一直让人头痛，农村改革以后不太久，在某种程度上我国农民又回到了那个大海。自从1985年以来，20多年我们常常在思考“下一步”改革，常常有“站在十字路口”的感觉。“变制度容易，变社会难”[10]，如何把仍然分散的小规模生产的农民团结和组织起来，如何“变社会”，变一个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为有活力的现代经济部门，是一个时代的挑战：我们的确是站在十字路口上。

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事情，没有不变的模式。一个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框架里处于边缘引的中国农业体系，不管如何努力，也不可能挤进主流。我们面临的真正的挑战是：如何为了6亿人的福祉，把这个“边缘”领导到一个可以自主地持续发展的境界，这不是一个仅仅持续三年五年的项目，甚至不是一种三十年五十年的事件，而是一个更长久、更深刻的真正的制度上的创新：脱离以资本强权为驱动力的当前这场不成功的全球化，把一个真正的新农村建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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