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预分配与扩大内需--后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干预分配与扩大内需　　

——后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张 开　　

内容提要：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它的基础仍然是资本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自身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改变。商品经济发展到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一个重要的伴随现象就是信用制度的扩大与发展。在危机中，信用主义会突然转变成货币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消费力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社会主义国家调节的具体形式——干预分配，是促成等价交换向等量劳动互换转化的必要中介，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货币主义 信用主义 社会消费力 干预分配　　

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涌现，直到今天仍未完全消退的源于美国的世界金融危机引发世人关注。各个学派的经济学家纷纷加以解读，主要分为两大阵营：一是根据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种原理来解释，既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也包括笃信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国内学者；二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来分析经济危机的成因及趋势，也分为国内外两个部分。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反思与推进改革，离不开批判的精神。诞生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我们多少是应该感谢的。这样有利于更加全面地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巩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主导地位。　　

一、危机时，信用主义会突然转变成货币主义　　

总体来讲，近三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有些被动，甚至不乏有人来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试图寻找对策。从马克思那个时代开始，逐渐明显展示出来的经济周期——或曰经济危机——已经成为理论界关注的对象。[①]当然，经济周期的发展趋势并没有呈现十年一个显著波动的现象，而是跨度逐渐变大，这不应排除资本主义自身调控以及干预能力的完善，这当然是一种进步。

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它的基础仍然是资本雇佣劳动制度，一切纷繁复杂的现象并没有超越这个藩篱。所以，对今天金融危机的研究与分析如果抛开这个基础，那就如同隔靴搔痒、不得要领。资本主义自身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改变。

有人也许会认为，马克思当年分析的基础是——金本位（硬通货），而今天的金融危机已经不能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了。恰恰相反，即便是今天的美元乃至欧元不能够与黄金自由兑换，这也不妨碍这些法定纸币的信用基础——国家或集团的信用与权威。商品经济发展到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一个重要的伴随现象就是信用制度的扩大与发展。所以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关于信用制度以及股份制度的研究非常重要，这其实与第1卷第1篇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丰富了第1卷的相关内容。

商品流通——货币流通——信用货币，这三个环节的演化过程，其实就是商品二因素的内在矛盾的展现与自我调整的过程。[②]后两个环节是以商品流通作为现实基础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内在对立，转变成商品与货币的外部对立。交换过程的普遍发展，使货币形式从商品中独立出来。货币流通可以偏离商品流通，渗入虚假因素；信用货币的出现，就在更大的可能性上掺入虚假因素。信用制度的贡献有多么伟大，它自身的破坏力与脆弱也就有多大。

笔者认为，在取消与黄金自由兑换之后，现代完整意义上的信用货币才真正出现了。信用货币与贵金属货币的本质区别在于，它自身不受劳动生产率的直接控制；而贵金属货币的升值与贬值，在长期来看，是该部门劳动生产率变动的必然结果。在此意义上，法定纸币本身也是一种信用货币，但它是一种初级的、以国家信用支撑为基础的信用货币。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有价证券等，大部分是以企业的市场信用为基础的、虚拟化程度更高的信用货币。

当我们2008年下半年看到美国政府，乃至中国政府降低利率，目的是向货币市场注入资金时，这正好预言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的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因此，在危机中，信用主义会突然转变成货币主义。”[③] 2010年国际黄金价格已达到历史最高点，1盎司黄金已突破1300美元大关。当然，美国的银行是私有的，它们不会坚决执行政府的决策安排，因为它们追求自身的所谓“效用函数”；而中国的银行是国有的，所以在2009年能够迅速做出反应，连续注入流动性。

信用货币自从诞生之日起，就逐渐排挤贵金属货币。“同样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产品的货币形式才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地、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这是一种荒谬的要求，但是它必然会由这个制度本身产生出来。”[④]

当然，今天早已不可能转化为金和银，但转化为任何一种比“金融毒品”更好的存在形式总可以吧？但同样是难以转化的。当前国际货币市场的汇率战争一触即发，各个国家在美元贬值的情况下也争相贬值。

“在信用收缩或完全停止的紧迫时期，货币将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和商品相对立。因此，商品会全面跌价，并且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货币……信用货币本身只有在它的名义价值额上绝对代表现实货币时，才是货币。在金流出时，它兑换成货币的可能性，即它和现实的金的同一性，就成问题了。……但是信用货币的这个基础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基础一起形成的。信用货币的贬值会动摇一切现有的关系。……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中没有这种现象，因为在它们借以运动的那种险隘的基础上，信用和信用货币都还没有得到发展。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⑤]

与黄金自由兑换早已成为历史。如果背后作为基础的是一个讲信用的国家权威也可以，今天的世界货币体系却以世界上最不讲信用的美国霸权作为支撑。

“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⑥]

货币流通量已经可以偏离商品流通量，以汇票为基础的信用货币就更加可以偏离其真实的物质基础了。信用制度既能够促进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同时也非常脆弱。为了达到增殖利润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但是，决不要忘记，第一，货币——贵金属形式的货币——仍然是基础，信用制度按其本性来说永远不能脱离这个基础。第二，信用制度以社会生产资料（以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在私人手里的垄断为前提，所以，一方面，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⑦]

信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纽带，也可以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扩大的酵母。“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象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以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跨台的纯粹欺诈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以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这全部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在这个纸券的世界里，现实价格和它的现实要素不会在任何地方表现出来。”[⑧]

马克思谈到：“货币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苏格兰人讨厌金子’。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在。信仰使人得救。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生产当事人个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⑨]

这就是说，基督教（这里是指新教）没有彻底摆脱天主教的束缚；信用主义也相类似地没有彻底脱离货币主义而获得解放。妄想脱离价值规律这个基础，偏离得有多高，摔下的危险与痛苦就有多大。这次金融危机，就是以美国资本主义的信用破产为直接导火索的，但本质上显示了价值规律对整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及信用货币的控制。　　

二、竖立在对抗性分配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消费力　　

今天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提出扩大内需，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只能是依靠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为指导，那么我们的优势就仅仅在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劳动报酬在分配中占比是逐渐下降的，劳动者的收入不提高，就会直接影响到内需扩大能否实现。工资增速的缓慢与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无法否认中国外汇储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依靠廉价工资制度所积累而形成的劳动剩余转换而来的。这种战略就必然会表现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外经济依存度过高，目前已经超过60﹪。然而，这种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回避了经济安全——或曰经济的主体性。这种思路是严格按照自由资本主义的逻辑来设置的，为了符合资本的逻辑，我们可以抛弃主权。然而，中央提出的自主创新发展战略已经对这种思路进行了清算。

苏联的经济模式不曾带给我们长久而健康的发展，难道美国的经济模式就能够带给我们永远的“GDP”高增长吗？一个偌大的国家如果仅用经济总量——GDP——来衡量一切，必然会掩盖内部的结构性矛盾。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在总体与内部结构的辩证分析中，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在总体上，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⑩]

对于社会消费力的内部结构，马克思指出：“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内部矛盾力图用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的办法求得解决。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11]当然，对于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对抗性分配关系的，但是社会消费力的内部结构却同样值得关注。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末，它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12]

很明显，有限的目的——不择手段增殖资本获取利润，同无限的手段——无限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两者之间发生强烈而持久的永恒冲突。手段本身就足以最终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创造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13]有限的外壳容纳不了劳动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目的的有限性限制了手段的无限性。“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来看待。”[14]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从这个角度证明了，资本家追逐利润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属性对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的严重扭曲。

“所以，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冲突。而且，资本是由商品构成的，因而资本的生产过剩包含商品的生产过剩。”[15]“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的生产得太多了。”[16]

以对抗性分配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消费力，就注定了大量的商品无法被消费掉，无法真正实现蕴含的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商品表现为过剩，中国的产能过剩也是这样。这里不是说社会民众无法消费，而是他们没有权力来消费——没有货币，也就没有消费的权力。所以，不仅要关注社会消费力的总体规模，更要重视社会消费力的内在结构。

“由于信用，流通或商品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进而资本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加快了，整个再生产过程因而也加快了。（另一方面，信用又使买和卖的行为可以互相分离较长的时间，因而成为投机的基础。）”[17]

买和卖可以在时间上分离，这就意味着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实现可以剥离，商品最终是否被消费掉，对于生产者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信用制度已经对他们给予了偿付。例如，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在大量的商品房没有被真正消费掉的时候，银行以及其它各种金融机构可以帮助“虚拟的消费者”偿付给生产者。大量无法实现的商品房过剩与堆积就成为不可避免。可是在真正的危机来临之前，生产者与金融机构却在为自己手中分割的巨额利润而沾沾自喜。

然而，最终的真实消费如果不存在，实际的使用价值——商品的有用性——无法实现，资本回流就会断裂，那么竖立在这整个过程之上的利润链条——风险链条，就会最终爆裂。然而，代价却不需要利润分割者来承担，而是美国民众乃至世界民众来承担。

两次战争，美国历史上智商最低的两位布什总统——军火资本的人格化身，两次军火资本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屠戮，并没有带给美国人民繁荣，而是虚拟的泡沫经济和高失业率。　　

三、干预分配——促成等价交换向等量劳动互换转化的必要中介　　

当我们曾讨论4万亿资金扩大内需时，不得不考虑目前中国的分配体制和分配结构是否能够促进和改善民生。如果产生的经济刺激效果所带来的利益果实，流向了已经高枕无忧的群体，那么这种扩大内需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是值得反思的。就是说，利益成果可能顺着旧有的分配链条运动到决策和设置规则的人手中。如果这种社会消费力的刺激计划依然是只凭借经济总量，没有合理健康的内在结构，也就必然表现为畸形的总量数据。那么民生问题，还是无法加以有效改善的。

效率与公平的大讨论，最初的结果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由此导致中国改革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18]基尼系数一度超过了0.4。这是非常危险的。第二阶段，中央的精神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随后，十七大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然后近年提倡的关注民生问题，以及当前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吹响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号角，确定其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从这条发展变化的轨迹，我们可以透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已悄然融入到决策者的政策制定智慧当中，“科学发展观”以及“以人为本”的提出就是最好的体现。只见物不见人的商品拜物教早已被马克思所批判，所谓“纯粹的经济学”在中国迟早会终结，没有社会正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是动物世界的，不是人类社会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并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发展水平，不是完全的公有制。非公有制经济依然存在，而且充分被利用为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那么按劳分配以及其他分配方式也就会并存。在此条件下，对按劳分配以及等价交换关系进行研究实为必要。

但是，对于这两者的区别与联系的认识是不够彻底的，这也反映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中的编辑《前言》里面。具有导读性的编辑者《前言》，这样写道：“马克思第一次区分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并阐明了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分配原则。他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对消费品的分配只能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即按劳分配的原则……”[19]这里很明显混淆了“等价交换”与“按劳分配”，是具有一定的误导性的，是需要澄清的。

让我们来看马克思的原文：“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20]非常明显可以看出来：生产者之间不交换自己的产品，产品上的劳动也就不会表现为价值、也不具有物的属性，个人劳动直接作为社会总劳动的组成部分。“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21]我们首先要注意这里的“同一原则”是什么，其次需要明确“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又具体是指什么。“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22]

由于后两段是上下连续的论述，而且第19页的“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表明在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中，不同生产者的同种商品的个别价值首先要平均化为社会价值；然后以货币为中介，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再与其他种类的商品相交换。很明显，不同种类商品的等价交换是按照各自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形成的社会价值为根据的，而不是依据各自独立的个别劳动时间所形成的个别价值。这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所反映的，是两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是相等的。所以这里的“同量劳动”是指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而不是各个独立生产者的个别劳动。[23]这就意味着，有的个别生产者劳动生产率低于社会平均正常水平，那么他的个别劳动时间就有一部分不为社会所承认。同样道理，个别生产者劳动生产率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那么他的个别劳动时间就会被社会多承认一些。

而在公有制条件下，等量劳动互换关系中的“同量劳动”直接是各个生产者的个别劳动，因为个人的劳动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可以称之为“直接社会一般劳动”。[24]“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性质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25]以“劳动凭证”为中介，实现了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

“就价值不过是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劳动来说，等价交换也是一种等量劳动互换。根据这一点，许多人把等价交换与社会主义的等量劳动互换直接等同起来，认为等价交换能够直接反映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利益关系，声称贯彻等价交换就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也只有贯彻等价交换原则，才能真正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这样就把商品经济直接与社会主义经济等同了起来，这种关于二者的认识是肤浅的，或者说是不正确的。”[26]这已经完全说明了问题的实质。所以，相等的、一定量的不同形式的劳动之间的互换关系就是这里的“同一原则”。但绝不能够以此来混同“等价交换”与“按劳分配”。等量劳动的互换关系在公有制条件下表现为按劳分配，是直接社会性的；而在商品社会条件下则表现为等价交换，以商品交换作为中介。“按劳分配”与“等价交换”在内容和形式上是根本不同的。

理论界习惯于用“等量劳动互换”来说明按劳分配的实质，这两者是在同等意义上替换使用的。但是，更为完整的提法应该是——直接社会性的等量劳动互换，这才是能够与按劳分配相等同的概念（笔者在行文中也使用“等量劳动互换”来特指“直接社会性的等量劳动互换”）。

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对占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很大比重的对外贸易产生了严重挑战，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增长结构实属必要。内需不足问题在危机期间显示得更为明显，如何迈开中国内需扩大的历史步伐，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备受瞩目。以分配领域的政府干预为切入点，是符合时代发展的现实选择。

当然，有的学者会提出质疑。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里面是反对单纯围绕“分配”做文章的，是运用辩证逻辑来分析问题，也就主张在以生产为主导的辩证统一中看待分配问题。常引用马克思的几处论证为：“所以，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27]

“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28]然而，马克思在这里反对的是那种不谈生产方式，不谈所有制基础（生产条件的重要方面），仅仅空谈“公平的分配”的拉萨尔主义。

从分配的反向作用来看，“可是，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它反过来也影响生产和交换。”[29]“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30]所以，对分配的调整与干预，并非一无是处，而是能够产生对生产的积极反向作用；改善生产中的生产条件，从而提高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等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并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发展水平，不是完全的公有制。非公有制经济依然存在，而且充分被利用为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那么按劳分配以及其他分配方式也就会并存。现实的两极分化已经显现，利用无产阶级国家作为主体从分配领域的干预入手，促成等价交换关系向着等量劳动互换关系的转化，这就会成为实现按劳分配的重要途径，同样会充实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理论。充分利用分配对生产的反向影响作用，改善生产的条件，壮大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把国家调节的中介作用，明确置于等价交换与等量劳动互换两者之间，促成等价交换关系向着等量劳动互换关系的转化，这是胡钧教授的重要学术贡献。“商品等价交换关系与社会主义本质利益关系的对立性和它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的必然性这一矛盾现象，经过国家调节这一中介得到了解决，从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商品关系是否兼容的问题也就得到了科学的解决。”[31]“国家在这里是作为生产过程的一个内在因素起着调节作用的。等价交换的结果，借助于国家调节这个中间环节，在实际上实现着等量劳动的交换。……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独立企业的条件下，等价交换是等量劳动交换关系实现自己必然要经过的步骤，必然要采取的形式。”[32]

“等量劳动互换（在分配领域就表现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利益关系，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因为在这里任何人都不能利用对公有制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使用而获取特殊利益；人们能向社会提供的只是个人的劳动，每个劳动者都是以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这样的前提与生产资料结合的，因此，等量劳动交换关系，构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的本质利益关系。”[33]“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这一中介开始发挥功能。因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决定了企业劳动者除了个人劳动收入之外不能再享有其他的利益，企业不能把利润直接作为自己的经济利益。因为这里有属于全民的生产资料的作用包含在内，社会（国家）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把企业由于生产资料优良而获得的超额价值即级差收益提取出来，在全社会范围内加以分配和使用，满足全社会成员的需要。通过这一调节过程，就实现了商品等价交换关系向等量劳动互换关系的转化，在全社会范围内贯彻按劳分配原则。”[34]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前提下，除了按劳分配为主体之外必然存在其他的分配方式，例如按价值分配。目前，不仅在公有制经济内部由于非劳动者本身的其他因素产生了收入分配差距，需要国家调节来全面贯彻按劳分配；而且私有制经济的存在就必然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更加需要国家调节来促使等价交换关系向等量劳动互换关系（即按劳分配）的转化。至于调节的深度、广度，应根据具体的发展阶段来灵活对待。

在笔者看来，干预分配完全可以作为国家调节的具体实现形式和切入点。目前的收入格局的两极分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在分配上进行以政府为主导的干预成为现实的必然选择。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为我们进行干预分配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所以，社会主义国家调节的具体形式——干预分配，是促成等价交换向等量劳动互换转化的必要中介，也是改善社会消费力的内部结构，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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