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危机和重建：概念挖掘
http://www.cctb.net/llyj/llgc/zbzyyj/201012/t20101223_25185.htm
：［美]大卫·莱伯曼 著 陈雪娟 译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2期
凯恩斯主义的黄金时期和新自由主义转向
托马斯·I.帕利（Thomas IPalley）在《美国走向末路的经济模式：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宏观经济原因》一文中，驳斥了危机是由2007年8月破灭的庞式房地产泡沫所导致的流行观点，坚持探寻深层次的原因：“过去25年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解释危机是至关重要的。”帕利特别提到两方面因素：美国国内收入分配的模式和“美国参与全球的模式”。我将主要关注他对国内方面的分析，因为从它可管窥到全球此类问题的情况。①
在帕利看来，问题的关键是1980年左右放弃凯恩斯主义共识，并代之以新自由主义，在这个背景下，它带来三方面的后果：（1）工资增长与生产率增长相脱节，进而收入中工资的比重下降（换句话说，利润比重上升），大规模劳务外包是其实现形式之一；（2）企业、居民和政府的债务空前增加，以及与之相关的金融部门力量的增加和相对独立性的增强；（3）管制趋向放松，这也许可以以1999年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为标志。帕利总结认为：
最后的结果是，美国这种有缺陷的经济模式所必然带来的宏观经济失灵，是金融危机和大衰退的终极原因。金融市场失灵在危机产生过程中起了作用，但它的作用是推波助澜，它是有缺陷模式的一部分。现在，存在一个严重的危险，决策者只关注金融市场改革，而忽略了对美国这种有缺陷的经济模式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经济可能趋于稳定，却可能无法摆脱经济停滞的牵绊。这是因为现有模式在逻辑上的下一个阶段就是停滞。
大卫·M.科茨（David MKotz）在《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体系性危机》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Kotz，2009）。这里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科茨的标题中“资本主义”前面有形容词性的“新自由主义”。该文摘要写道：
……美国始于2008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预示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体系性危机的开端。在过去几十年间，推动一系列长期经济增长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同样的制度特征，也造成了导致体系性危机的长期趋势。重大的经济重建很可能接踵而至。
帕利和科茨的观点在表述上有细节的不同，科茨更强调资产泡沫和金融投机，帕利则更强调国际方面，但是他们的故事主线都是一样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转向，包含着收入分配从工人向资产所有者和利润方的重大转移，可由（1）工资增长相对于生产率增长的差距增大，（2）管理层“报酬”大幅跃升来测度，很多蛛丝马迹显示，奢侈品的消费完全可媲美19、20世纪之交的“强盗大亨”时代。这是有效需求不足迅速发展的基础。它导致了新自由主义转向的第二个特点：负债比率上升到前所未见的水平，为了维持高产出，借款取代了日益缺位的需求。放松管制，或消除对银行和金融的监控和公共监督，推动了不负责任的投机风气，这是问题的全貌。
现在，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一分析存在的明显问题是其言下之意认为：只要不发生新自由主义转向，只要工资保持与生产率同样的增长步伐，金融部门的管制仍然存在，并已采取措施使公共和私人债务保持在一定范围内，经济危机就可以避免。这场危机是新自由主义这一政策的危机。尽管使用了术语“体系”，但无论从近年危机的形成原因，还是从其导致的失业、失去住房和金融紊乱的形式来看，它都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表现，而是从里根总统任期开始（也许还是从沃尔克［Volker］在美联储任主席开始），资本主义朝向新自由主义方向的不幸堕落造成的。问题似乎不在于资本主义，而在于共和党！但是克林顿时代不是新自由主义吗？除使用“资本主义”和“体系”这样的词汇之外，很难将这些思想与知名自由主义评论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区分开来。
相反，如果金融危机不从宏观经济政策寻找根源，而从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基本性质寻找根源，那么，一个必要的思想实验是，回到真实历史中新自由主义时代成形之初，如果逆转新自由主义趋势，思考可能有什么结果。我们是否将看到凯恩斯主义黄金时期、福特主义、调节资本主义安然无恙呢？还是将在这个模型中看到危机已潜伏，并将以其他形式出现呢？
一个简单的加总模型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无法检验的思考，就其性质而言不可能有明确的或最终的答案。此外，答案最终取决于定性认识，而不是数值结果。但量化分析也有一定作用。接下来，我将首先初步介绍一下问题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用到一个简单的数量关系，并只用到了最显著的经验数据。
我们需要三个宏观经济变量。
Y=真实净收入或产出（产出减去在生产中所更换的耗材，减去资本的折旧）。在由资本家和工人构成，无任何中间阶级或阶层的纯资本主义模型当中，Y由全部的利润和工资构成。“真实”，表示我们所指的是真实商品和服务的流动，而不是其名义货币值。请注意，在经济中，人们的真实收入就本义来说就等于产出的总和（一个特定时间内的产出）。
P=利润或剩余价值，它是Y的一个部分。资本家通过资本占有和控制所赋予的榨取（剥削）权所获得的利润。
K=物质资本存量，由资本家所有。同样，将资本视为一个单一的多用途商品。异质资本品，折旧难题和相关的复杂性问题，需另文阐释。
现在，这些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简单关系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等式来说明：
PK=P/YK/Y（1）
左边的比率，是利润除以资本存量，即利润率，表示个别资本扩张能力的核心指标，对于资本家也是一个关键的战略目标。在右边，它表示为两个比率的比率。上方的P/Y，是净产出的利润份额，它测度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更根本的）收入分配关系，资本从（剥削）工人那里攫取剩余的能力。与之相对应，1-P/Y是工资份额。最后，分母K/Y是资本产出比率，测度生产的技术状况。②
尽管（1）式简单常见，但它抓住了资本主义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于一个给定的K/Y（当然它仅适用于短期），利润率高，表明资本增长能力提升，为资本参与利润分配提供了支持，只有通过提高利润份额才能实现，但它必然会削弱有效需求。按照马克思的思想，K/Y有一个长期上升的趋势，这个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剧：利润率必然下降，除非利润份额上升来抵消这个下降，否则资本主义积累将陷入两难：利润率下降，给金融稳定和再生产带来压力，或是利润率上升，逐渐削弱市场，积累过程从另一端受到威胁。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现代还是过去的资本主义主流评论家，都警告过P/K下降（如果他们处在“供给学派”/新自由主义/共和党阵营）和P/Y上升的危险（如果他们处在“需求学派”/自由主义/民主党，或实际的反新自由主义左翼）。当然，他们的本质特征是任何一方都没有视其为一个矛盾的整体，因为这将导致真正的体系性分析——对这个制度进行质疑的分析。
1980年和2006年美国的一些数据
那么，在此次危机之前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式（1）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回答这个问题有很多角度。我只看两年的数据，我认为这两年涵括了整个考察期：1980年是新自由主义兴起时期③；2006年是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的巅峰时期。这两年各自有其代表性；我相信从这些数据中得到的结论也可从全部时间序列数据中得出。
首先是工资份额（与利润份额相对）。从可由经济分析局和《美国统计摘要》获得的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中，我们发现，这两个考察年国民收入和劳动报酬的数据都可以获得（参见表1）。
表1显示，从头到尾，这26年间，利润份额微弱增长了5个百分点。④然而，大量相关数据显示，这是一个重大低估，这个期间美国工会成员大幅减少，所有支付高工资的行业部门都输给了低工资的美洲半球和南亚，期间还颁布了自由贸易协定。NIPA数据可能不完全可靠；尤其是“报酬”这一项令人怀疑。
为了至少在趋势上得到正确结果，我使用了帕利表4中关于生产率增长和小时工资的时间序列数据（Palley，2009,8，数据来源于米歇尔等［Mishel et al,2009］），起始年度为1967年，终点是2006年。生产率增长减去工资率增长的差值，对于1973年后的各个年份都是正值。这个数值表明，1980—2006年间，工资份额大致按照年平均0.01381的速率降低。⑤如果按照这个下降的速度，NIPA1980年的工资份额是0.677，到2006年工资份额将下降为0.472，相应的利润份额为0.528，利润份额相对于1980年水平上升了40%之多⑥。真值可能应当在0.379到0.528之间；我将在后文中利用后面这个数据，来强调对2006年以来实际的新自由主义路径与假设无新自由主义情况所作的比较；利用较低的那个利润份额数值，也不会改变主要的结论。
要进行全景描述，还需要关于资本的数据。众所周知，这些数据非常难得，更难以解释，我在这里不做详细阐释。本文的数据来源是《美国统计摘要》：1982—1983年版的1980年摘要和2009年版的2006年摘要。不幸的是，这两个版本中都以“可再生有形财富”为标题的表格中的数据其实并不可比。表2做了总结。⑦
通过测算，期间私人资本与私人净产出流的比率显著地上升了大约16%。（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关于缩减政府规模的谈话很多，但政府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从0.363到0.359，几乎没有变化。）
在此处分析的最后一步（表3）中，我们估计了26年的新自由主义时期两端的利润率。利润率的变化正如预测：在资本产出率发生温和变化的情况下，利润份额则同时大幅增加（有可能高估），开始时上升约20%，结束时上升约28%。所有的评论均认为，结果是市场受限（被债务攀升所部分抵消），金融大鱼吃小鱼和我们所熟悉的大崩溃。
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做假设性实验，见表3中的栏（4）。倘若新自由主义未发生，利润份额依然维持在1980年0.323的水平，情况又如何呢？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1980年的利润份额除以2006年的资本产出率1.91来计算假设的利润率指标，结果发现（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利润率下降了，从略低于20%下降到略低于17%，即3个百分点的利润率下降，或从原始水平下降大约15%。问题现在出现：这个降低在多大程度上是显著的呢？新自由主义的剥削，通过创造有利于导向当前危机的条件，对此有所预防；如果不这样做，利润率的下降是否足以造成一场危机，一场情况不同、路径不同的危机，危机的规模如何呢？
反事实：利润率下降和结构性危机
我们首先应当意识到这些问题没有显而易见的答案。本文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至少要指出这些问题必须提出来；认为在新自由主义之外有另外的极好的替代物并将这种替代视为黄金时期，或者把向沃尔克、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之前时期的光荣回归看成必然是好的，这些看法都必须加以证明，而不能简单地做假设。
脱离新自由主义两极分化的背景，就不能评价利润率下降的重要性。我将基于这些联系，提出三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面：（1）工业（生产）资本循环中的利润率，与以利息和红利形式存在的外部所有权回报这一次级结构之间的关系；（2）较低利润率的代际影响问题，表现形式为工人阶级更高的生活标准；（3）高工资率与工厂爆发危机之间的关系。
金融化和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关系。资本在“内部”（战略或管理性）循环中的回报率是以较低速度自然增长起来的金融债务下层结构的基础：以各类债务证券的利息的形式存在的“外部”资本回报；由股票的分红支付率决定的隐含回报率；资本食利者的回报（富裕阶层所提供的不生息所有权）；工人阶级家庭直接和间接拥有的资产利息和分红。基准利润率的下降给各个层级整个的利润率和证券都带来了压力，给金融市场带来了不稳定性，因为双方都退出或威胁退出，中断了传统的金融渠道。如果内外回报率之间的差距不适当地缩少，那么，对战略目标而言非常重要的内部回报率将有下行的压力；为避免公司资本流失而上升的利率或必要的分红支出，可能也有与总利润率下降同样的效果。⑧换言之，为预防内部回报率下降而导致外部回报率下降，可能扼杀外部资本的供应，因为外部投资者或作非居间投资，或寻求国外机会。简言之，利润率下降对于内部回报率是否能支持大规模和/或不断膨胀的金融债券非常重要。
金融化是中介的一种形式，之所以对资本主义全过程均有用，不仅由于是它神秘化了经济力量的社会来源，而且随着积累的进行它的重要性可能上升。这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在数据上表现出来了，但是，有些数据无疑是资本主义成熟本身的特征，而且与最近期朝向两极分化和赤字的潮流无关。如果这样，它将增强假设的利润率下降的显著性，并加强这样的一种观点：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替代物的不会是那种工人阶级安全和稳定的黄金时期的延续，而是以不同于现实中进行的方式发生的实体经济中的危机和金融不稳定的灰铅时代。⑨
工资率和劳资关系的再生产：劳动力和工人阶级家庭。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批评家们非常正确地指责了两极分化式积累对工人阶级生活标准的影响。于是，问题变为：如果在我们的考察期，美国的工人阶级能够防止其社会经济地位如此发展，保持工资份额在考察期的稳定，迫使利润率向指定的方向下降，那么情况会如何？利润率下降的关键影响不能脱离它对工人阶级和阶级关系的影响来判定。
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阶级力量的天平从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平稳倾斜，在十月革命和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资本战略性撤退之后，资本再次坚持其至高无上的地位，恢复了其霸权。统治圈中的大恐慌是，20世纪中期工人阶级的收益来自5大方面：工作安全、家庭房屋所有权、教育、健康和养老，它们可能代际固化，并因此永久“锁定”，成为社会再生产的结构性前提。⑩获得某种程度的基本安全的想法进入了“人们的期望”（用经济学家的语言来说），而这就使后来要重新制造经典无产者的状况成为难题，进而威胁着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完全霸权。利润率1个百分点的下降，用上文得到的数值推导，大致对应着该时期末工资份额2个百分点的上升。工资份额上升大约0.5个百分点，表示4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同期，生产率增长大约2个百分点（米希尔[Mishel]等人估计2000—2006年生产率实际增长2.6%），这表明实际工资6到7个百分点的年增长率。这种规模的实际工资增长水平，给金融市场带来了严重破坏，不是因为它很可能对市场造成的影响（凯恩斯忧虑），而是因为它对资本家对未来的控制力产生的影响，进而对以整个制度作为押注的所有资产的合法性的影响。在稳定的工资份额下，实际工资自然要保持与生产率的增长率相同的增长速度；然而，即便如此，随时间发展，实际工资水平也有显著增长——根据米希尔的数据，大约7年增长20%，而上述观点依然成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资本主义的真正危机就是实现完全就业、工作安全、房屋所有权安全、健康安全和退休保障！因此，以个人工资或社会工资形式存在的实际工资的上升违背了正常积累，它（对于资本主义而言）是利润率下降，因此是一个重要的危险。资本主义框架内“新自由主义过度行为”的“解决方案”再次被证明不是一个解决方法。这种情况下的债务危机与工人阶级债务人（如抵押贷款人）不能偿付债务的担心无关；它源自对工人可能确实有能力进行偿付的担心。
工资率和劳资关系的再生产：工厂的控制和规则。生产中高工资或工资上涨对于阶级关系存在类似的影响。有关讨论的完整资料，我建议读者参考我的《深度历史》（Deep History，Laibman,2007）“第四章”。简而言之，资本家在工厂中的权力，即加强纪律和劳动生产率，要求其作出关于决策权和创新授权。反过来，授权有激励效应和控制效应，较高水平的授权破坏控制，较低水平的授权破坏激励。最后，随着实际工资水平上升，这个平衡恶化，我们可以预见工资率将高企，在这种高工资率下，某种程度的授权与最大程度的控制相一致，与最低程度的激励相一致。如果没有更充分的阐释，上述推理逻辑可能会难以理解，但其实质是：实际工资上升最终破坏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和控制。
人们往往认为低工资对资本主义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可能造成贫困、社会瓦解和工人阶级起义。这是一般认为的危机概念，正如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理论中所假设的那样。但是，我认为高工资也是有问题的，它可能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因为它们与工人阶级对社会和政治进行重构——包括极为关键的对工作场所的重组——的能力的发展有关。
据此分析，当利润率下降，工资份额和工资率上升时，出现了一个不怎么被人们预见到的关键进展。我们不能证明：假如我们成功地预防了新自由主义转向，则将出现改良主义的资本主义黄金时期，或出现高工资导致的革命性的情景——在这种情况下改良主义的前景和革命的前景将战略性地融合。凯恩斯认为“投资者”（资本家）可被诱致接受较低回报；可接受不断降低到最终微不足道的利润率。然而，这将破坏资本家生产关系本身的金融化。金融市场的瓦解，也使得内部人失去对各种以公众（即工人）名义积累起来的各类财产的控制，如养老金和保险金，很难想象，这种阶级控制权的危机不会作为另一种形式的经济危机而外溢到实体经济，即通过失业以及资本破坏等来打断生产的循环。
再论当前危机
下面回到文初主题。对新自由主义时代以及标准的左翼自由主义的解释的粗略分析并不会为当前时期的性质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简单的答案：复苏、暂时缓和或诸如此类。说2007—？年的大衰退为永久性的，或者断定“资本主义这次无法恢复”等，都是不恰当的。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在当前防止劳动者遭受危机解决方式的掠夺，推进工作和社会稳定这个核心问题的更根本的解决方案，关键是要将对危机以及导向危机的先前时期的分析置于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平台上。
当我们意识到当前和未来关于医疗、住房等问题的争论实质上是对资本家的权力和特权的基本的挑战时，我们就会认识到，这场危机的社会和结构方面的原因使得资本主义重建的传统路径变得问题重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危机的最终正式克服和增长的再现将不会解决潜在的社会紧张——这种紧张最早被大萧条带出水面。实际上，危机将延伸到恢复阶段，这要求左翼以真正的长期性的和结构性的方式来思考其任务，而不是限于作出一系列的紧急回应。这才是它很早本应做的。
注释:
①新自由主义时期和当前危机的国际特征和超国界特征，是其性质和逻辑的核心；世界经济不是“各国”经济的简单加总。本文关注的是美国经济，它与国际资本主义的近期演进的关系则隐含其中。
②对于那些精通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者，我们可将（1）式转化为更熟悉的形式。令λ为产出的单位劳动价值。那么，剩余价值s=λP，不变资本存量s=λK。利润率于是为s/C（取代了马克思的s/（c+v））；这个替代似乎保证了后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中固定资本的优势）。利润份额是λP/λY=s/(v+s)=（s/v）/(1+s/v)=s′/(1+s′)，是与马克思的s′即剩余价值率有关系的一个指标。最后，K/Y=λK/λY=C/(v+s)，资本有机构成指标，与马克思的c/v也不同。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式（1）是：利润率r=s′/Q(1+c/v)，Q是资本的有机构成；这个表达式类似于马克思的s′/(1+c/v)。但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选择资本循环而不是固定资本框架依然存疑，因为，他在第三卷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写的是固定资本，而第三卷在第一卷出版之前很早就写出来了。
③当然，我们不应忘记1987年十月的那次小金融危机，当时，资本市场的四分之一的市值丧失。“长期经济扩张序列”（Kotz，opcit）实际上有非常复杂的特征。
④利润份额有些夸大。
⑤我会根据读者的要求提供详细的计算结果（[email protected]）。
⑥很多发展经济学家引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较高的工资份额数据，与诸如巴西之类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作为其较高成熟度的一个表现。实际上，这个论点有理论支持，收入中工资份额的上升是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结果（经验数据似乎不确定，这表明这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如果得到确认，那么工资份额的上升将为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理论增加一个说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来源。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出现在《共产党宣言》中，基于的是阶级力量平衡朝无产阶级转向的长期趋势，无产阶级数量增加、经验和意识形态上成熟，推动工资份额上升。
⑦关于测量误差的问题有很多。参见Perio，1968；Gordon，1994；Shaikh and Tonak，1994；有关的进一步讨论，参见莱伯曼的著作（Laibman，1998,95ff）。
⑧实际上，这个影响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如果在非新自由主义（工资份额为常数）的情境下，资本产出率不下降，利润率因此也不下降，情况如何？限制利润率水平的约束可能加强，刺激那种通常与利润率（严格）下降相关的危机倾向。我未试图在这篇短文中测度这个效应，但显然研究了新自由主义长期兴盛的金融因素；相关问题，参见贝克尔等的著作（Bakir and Campbell）。
⑨有关纯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关系完整理论进展的初步报告，请参见我即将在本刊刊出的文章。
⑩我最早提出代际“锁定”思想，因而认同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长波，它并不像古典康德拉杰耶夫那样基于技术发展思想，而是基于杰瑞·伦伯克（Jerry Lembke）的阶级力量平衡演化思想（Lembke，1991—92）。参见戈登等的著作（Gordon，Weisskopf and Bowles，1983）。
（译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