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融体系中的的信用

  论    信    用　　

               清湖渔夫　　

内容提要:　　

信用基于市场价值，是市场价值的暂时让渡。信用因为资本的逐利动机——获取利息而资本化。货币信用是信用最广泛的方式和种类，因为获取利率差别的信用投机，在市场中产生货币经营业，货币经营业推动了有组织信用市场的形成，利率成为货币信用的价格。货币经营业发现货币的观念化特征，并且利用这一特征对货币信用掺水，导致流通中货币的膨胀。　　

国家信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家信用具有公益特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通过市场对经济和社会财富予以控制，与国家争夺社会的控制权，将国家政权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资本对国家信用掺水，是治本主义国家货币信用膨胀和国债膨胀的深刻根源。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并无直接关联，它们都是资本通过投机进行资本增值的客观后果。　　

市场利率是在资本通过投机主导的信用市场中的大众行为过程的产物。信用的扩张和收缩是与经济的周期性循环相一致的。利率的升降和商品价格的升降一样，都依赖于以资本的投机为动力的经济周期，都是这个过程的社会表现，两者并无因果关系。信用风险是指授信的资本发生损失的可能性，信用是和资本循环以及市场大众行为过程相联系的。西方经济学的风险理论是缺乏社会行为基础的，是一种虚幻的存在。利率本身和风险无关。金融垄断资本是信用市场的最后贷款人。　　

第一部分：市场中的信用　　

信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在经济金融思想领域，因为为资本利益服务的西方经济哲学的缘故，人们的认识仅仅在现象的层面游弋，因此引起的谬误和错误也就够多。信用的产生，有着一定的历史条件；信用的自我演绎，基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利益动力，有着特定的社会机制。在现实的经济领域，有关货币、信用、金融方面的诸多的管理和政策失灵，都和对信用问题的认识误区有关。从大众行为过程的社会化角度来重新理解和把握信用的诸方面，摒弃脱离资本本性和社会化的信用思想逻辑，也就尤为重要。　　

信用的起源　　

我们知道，由于社会分工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出现了产品的私人占有，即私有制。商品交换，起源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简单的物物交换过程；产品被私人占有并且用于交换，才成为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大量剩余产品的出现，为商品交换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因为人类生存需要而发生的商品交换关系，推动了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品进入交换过程，生产和交换的社会化的发展也扩展了人与人的联系的社会维度；商品交换的社会化，越来越多的人和商品被卷入市场之中，商品交易反复而又频繁地进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彼此影响，看法和想法相互沟通和交流，推动了社会观念尤其是市场观念的形成，从而形成市场价值。市场价值的形成，商品交换要突破时间和空间上的阻碍，以及大量商品交换的计量需要，使得个别商品成为其他所有商品的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该商品就转化为货币。商品和货币均依赖于大众行为的市场过程，并在市场中才能成为商品和货币。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在市场中成为所有商品联系的中心，将商品交换的比例转化为价格。价格形成就个别的交易行为而言，似乎是单一的；但是就市场而言，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参与市场交换的人群的观念和行为为内容的，是一种大众行为过程或者群体行为过程。　　

货币的出现和价格形成，一方面由于商品计量上的差异性或者说价格差异，催生了以获得商品交易差价为目的的投机活动，这是商人和商业的起源；投机的反复进行，低买高卖获取的交易差价，被商人们称为利润，商人手中的货币因为追逐利润，成为资本的起源；资本和投机是市场天然的宠儿，依赖市场而存在，既主导了具有大众行为特征的价格过程，又通过这个大众行为过程影响市场价值的形成、变化和发展。另一方面，货币的出现，既推动了商品交易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将更多的人和剩余产品纳入市场之中；同时也推动了市场中买方和卖方的分离；商品交换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这种目的性以及货币的存在，买卖双方的交易条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性，也使得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使用价值让渡和价值让渡发生分离。在个别的交易者之间，会出现单纯的价值让渡——以约定时间偿还货币为条件进行货币授受，或者使用价值让渡——以到期支付货币为条件实现商品授受；这就是信用的起源。信用的产生，是以市场价值运动为基础和前提的，以货币作为计量标准。信用进一步发展了商品交换的社会形式。　　

信用基于市场价值，是价值的暂时让渡，以价值物化形态——货币向货币或者商品的出让者回归而结束。这种内涵价值的货币或者商品的让渡，是出让者对受让者的信任。这种信任，首先产生于在反复的市场交易中出让者对受让者的了解，了解受让者过往的行为表现和在履约方面的自我约束，了解受让者的履约能力和意愿。其次产生于信用反复发生过程中有关履约行为的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在社会价值方面对履约守信行为的肯定和对违约失信行为的否定；反复发生的信用行为，对人们的观念产生影响，对社会性的信用观念、心理和习惯进行塑造和改变，形成较稳定的关于信用的价值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和社会化行为倾向，导致信用授受行为过程中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一个个信用授受行为，构成了以市场为基础的总体的信用活动，同时推动着社会信用观念的形成，同时这种社会信用观念在参与信用授受的人们中间逐渐深入人心，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又反过来影响和约束一个个信用授受过程。和市场价值一样，信用同样是一个社会化过程的产物。　　

信用的资本化　　

市场价值是信用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市场价值的物化标准——货币的产生，推动了商品交换买卖双方的时空分离，相对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属性——满足人的生产生活需要而言，货币本身是一种社会性认可和托付，因此货币本身包含了信用的元素。我们将以到期支付货币为条件实现的商品授受称为商品信用，将以约定时间偿还货币为条件进行的货币授受称为货币信用。商品信用，因为商品使用价值的特殊性，决定了这种信用的发生的有限性，这种信用的授受发生在有限的商品所有者和消费者之间，因为要满足消费，与人的需要的特别目的性直接相联系，这种信用的历史源远流长，历久弥新。货币信用，因为价值的普遍性，因为货币的资本化，随着市场的发展经历了高利贷信用、银行信用、证券信用和国家信用等历史阶段和现象形态。就价值让渡或者运动而言，货币信用与商品信用能够相互转化，具体选择信用方式，依赖于信用授受者自身的条件和意愿。　　

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价值尺度，方便了商品交换过程中的计量。由于商品交换者之间的交易条件和观念的差异，每个商品交换者或者市场参与者对商品的估价也就存在差异，这种估价的差异，催生了低买高卖、以获得商品交易差价为目的的投机活动，低买高卖获取的交易差价，被商人们称为利润，而商人手中积累的的货币或者物质财富因为追逐利润，成为资本的最原始最简单的形式，这也是资本的起源。资本获取利润，投入商品和货币，获得更多的商品和货币，在此过程中价值实现增值，就成为资本的本性。资本和投机是与市场与生俱来的，支配了市场的运行与发展，推动着以大众行为为特征的市场价格过程和市场价值的形成与变化。同时在市场中的资本与投机，又将市场中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运动资本化，暂时让渡一定数量的货币或者商品，收回更多的货币，实现从暂时让渡价值到归还更多价值的信用过程。信用因此构成市场投机过程的一种形式，在信用过程中的价值也因此转化为资本。在这里，借贷关系或者说债权债务关系是根据信用授受的人们在过程中的地位而言的，授予信用者就是贷出者或者债权人，接受信用者就是借用者或者债务人。借贷利息——收回的价值超过让渡的价值部分——的产生，依附于信用授受过程，成为资本在信用过程中的特定表现形式，是资本在信用过程中的利润。在西方经济学中，借贷利息和利息率被称为资本的时间价值，似乎货币经过一定的时间，就该“自然”地增值。相对容易计量的货币信用而言，商品信用的资本化，则表现为商品即时出售的货币计量与延期支付的货币差额，这个货币差额，也就是通常所谓的现金折扣，折扣额也就是商品信用资本化的利息额，与借贷利息一样，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　　

资本追逐利润，永无止境地进行资本增值是资本的强烈渴望和贪婪本性。在信用领域中，高利贷信用作为货币信用的古老形式，贯穿了资本的发展史。高利贷，只不过是资本本性最露骨、最极端的表现形式之一，尽管因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高利贷信用活动的社会领域被严重挤压，但是只要具备资本无限增值的条件和土壤，高利贷信用就会一如既往地在它自己的领地演绎资本的本性和贪婪，高利贷信用也就生生不息。有高利贷活动的历史以来，高利贷信用一直就是社会的一个另类，饱受社会谴责和打击。即使是当代社会的人们，一提到“驴打滚、利滚利”这六个字，就自然想到了黄世仁、夏洛克这些熟悉的戏剧人物。卡尔·马克思指出：“高利贷者除了货币需要者的负担能力或抵抗能力外，再也不知道别的限制”。高利贷作为一个典型的贬义词，存在于人们的观念当中。这是一种社会的悖论：人们可以接受市场和资本，接受利息和信用，而作为只不过是资本在信用领域最自然表现的高利贷信用，却饱受人们诟病，这些诟病常常超越了市场本身，扩展到道德和法律的层面对高利贷进行打击。人们选择性地忘记了资本的本性，也很少探究高利贷信用为什么至今仍然存在于市场的某个角落的原因。打击高利贷和高利贷在打击下的生生不息贯穿了信用的全部历史过程。　　

信用市场和货币经营业　　

货币从商品中分离出来，是因为观念化的市场价值，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因为其物化标准或者说价值的物化载体，作为流通手段或者交换媒介。同样因为这种市场价值的的物化和社会化的双重属性，作为贮藏手段和支付手段，支付手段常常和信用关系的了结相联系。因为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货币从商品交换和流通领域暂时退出，被贮藏的货币成为货币信用的基础和起点。因为商品交换和流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品所有者及其商品被卷入市场，货币暂时退出流通领域在越来越多的商品所有者当中发生，脱离市场而沉淀下来。因为货币信用的资本化，随着信用行为的反复发生，利用贮藏的货币实现财富增长的愿望，会唤醒沉睡的货币加入货币增值过程，暂时出让一部分货币供别人使用，收回时带来更多的货币；这样越来越多的贮藏货币加入信用过程，实现资本化。货币贮藏和储蓄在表面上看来是货币的结余，但是两者的区别在于，储蓄本身是一种参与信用过程的资本化货币，是有利息的，参与了资本增值运动。贮藏的货币只要不重新参与到商品交换和流通过程，沉睡在地窖里，就失去了其社会化意义，只是单纯的自然物。　　

随着商品交换和流通的发展，为信用授受行为的频繁发生提供了可能。但是因为彼此寻找和等待的时间、相互之间缺乏了解和信任、彼此间货币授受的条件差异，授信者和受信者之间达成信用行为存在着诸多困难，因此，这些信用行为就有零散的和偶尔发生的特点，关于利息的约定也就存在较大差别。我们知道，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因为价格差异推动了投机行为的发生，以低买高卖为内容的投机活动带来利润的源泉，同时催生了商人和商业，商业联接了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而在诸多授信活动中利息的差别，也为资本在信用过程中开展新型的投机活动提供了可能。由于货币贮藏的积累以及授信活动的生息，在信用领域的资本积累，以获得货币利息差别的投机就会发生，投机的资本一方面作为受信者，接受较低利息的货币授信，收集贮藏的货币，同时将之资本化或者储蓄化，另一方面作为授信者，提供较高利息的信用货币，面对接受较高利息的受信者，将收集来的原本贮藏的货币贷放出去，从而赚取利息的差额。这样，资本在信用过程中的投机活动带来新的利润源泉，这是货币经营业出现的社会动因。信用领域的投机活动，催生了货币经营业，货币经营业是现代银行业的起源。因为用于信用的资本及其利息额的千差万别，为了计量和比较的方便，货币经营业采用了利息额相对于资本的比率的方式，这就是利率，利率是资本用于授信的价格，只不过这种价格采用相对比例关系的形式。　　

如同商业产生于商品交换过程、并且推动了商品市场的形成和扩大一样，货币经营业也产生于日益频繁的信用授受活动，也推动了信用市场的形成和扩展。货币经营业一方面作为受信者，接受储蓄，将越来越多的贮藏货币和暂时退出商品流通过程的货币以低利率收集起来，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另一方面作为授信者将这种特殊商品以更高的利率贷放出去；从而逐渐克服了信用授受者之间彼此寻找和等待的时间、相互之间缺乏了解和信任、彼此间货币授受的条件差异等等的诸多困难，将最初的授信者和最终的受信者最大限度地联接起来，形成一个有组织的信用市场。随着越来越多的授信者和受信者的加入，信用市场也就得以发展和扩大。越来越多的贮藏货币被唤醒和资本化，加入信用市场，资本的积累和集中得以加快，同时也推动了资本通过投机主导的市场过程的扩展，市场更加组织化，运行更有效率。　　

纸币的出现和货币信用掺水　　

我们知道，货币的产生基于市场价值的形成，是价值观念的物化，作为商品交换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使得商品交换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而得以完成。货币的这种观念化特征的被发现发现，在西方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的提出。在货币经营业（银行是我国比照西方的翻译，我国货币经营业更早的称谓是票号或者钱庄）初期是通过承诺给付一定利息收存金银，并向存入金银的人开出一定的存入金银的凭证或者存单，按照约定的条件和时间存入金银的人到期可以从货币经营业者那里凭借凭证或者存单取回包含本金和利息的金银，货币经营业者将收存的金银以更高的利息发放贷款，获取利差。由于商品交换的扩大，存入金银的凭证和存单的偶尔作为支付手段，以及凭证或者存单在长途旅行中携带方便，推动了更加标准化的银票和银行券的产生，发出银票和银行券的货币经营业者承诺见票见券兑取金银。在金银与银行券或者银票混合流通的情况下，银票和银行券就逐步代替金银行使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金银反而成为贮藏手段和最后支付手段。在较长期的经营中，货币经营者发现，由于存入金银的人众多以及使用贷款的人也可以开出银票或者银行券代替金银，实际收存的金银量远大于要兑付的金银量，因此为了更多地发放贷款收取利息，就可以更多地开出银行券或者银票，这样，货币经营业者为了更多地获取利润，利用商品交换的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和实际金银兑付的有限性，将流通中银行券或者银票扩大和膨胀至实际金银量的几倍或者十几倍。金银由流通的货币，转化成为专门兑付金银的储备，或者准备金。这是通货膨胀的原始形式。　　

银行券和银票是纸币的前身。如果货币经营业者的经营持续，并且发出的银行券或者银票能够保证见票兑付，银行券或者银票和金银一样，都一样能够行使货币职能，并且在所有持有者的观念中具有和金银同样的市场价值，发出银行券或者银票的货币经营者在这些人当中的信用不会受到怀疑，这种信任不是来自于货币经营者的自我吹捧，而是在一次次的见票兑付金银的行为中和银行券或者银票一次次地在商品交换中被人所接受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在这种信任的社会氛围和行为过程中。货币经营者为了扩大利息收入以追求更大利润，开始扩大授信行为，使外出流通的银行券或者银票，大大超过存入的金银量，在比较广泛的的市场信誉中不自觉地加入了自己的私利。所有的银行券和银票的持有人对货币经营业者的信任被一次次掺水了，这种掺入的“水分”，只要经过一次集中的同时的一群人的挤兑行为或者风潮，不仅会把水分挤干，而且相应的信誉也荡然无存，银行券或者银票成为废纸。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不得不重新回到金银之上。当挤兑发生时，大多数作为贷款发出的银行券或者银票，尚处于资本循环中，未能全部收回，货币经营者因为拿不出足够的金银兑付，被逼破产；或者某个对银行券或者银票有心的收集者，拿了一大堆库存金银不够兑付的银行券或者银票来夺去货币经营者的产业。信用和信用掺水都是人的行为的产物，信用膨胀或者通货膨胀肇始于资本的牟利动机和欺诈行为，与货币本身无关。　　

第二部分：国家信用　　

资本与国家　　

从抽象的角度，国家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基于一定的观念、规则和利益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国家政权是国家的具体化身，这是通常意义上对国家的理解。国家首先是一种社会观念的集合，国家观念的形成，来自于一定范围人群的社会联系的建立，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既推动了社会分工和和社会协作，又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协作发展的结果。社会联系将人们的行为彼此影响，推动了人们的思想交流，经过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反复互动，对社会理念和国家观念进行塑造，逐渐形成文化传统、社会心理习惯和价值观，这些文化传统、社会心理习惯和价值观也随着人群的群体行为不断发展，同时演化成不断丰富的社会规则体系，又反过来影响人群内人与人的关系和约束他们的行为。国家是作为这些规则的守护者和执行者而出现的，是国家观念的现实存在，体现这个人群的意志。国家作为一个社会管理的主体，制定和执行一整套的规则体系，对这个范围的人群的行为进行约束和管理，这就是国家行为。国家行为是由这个范围人群中的具体的人来执行的，这些人也必须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通过税收来获得国家机构运行的资源，并且运用这些资源提供社会管理和服务，这就是国家对经济活动基本参与。经济活动本身是社会活动的一个侧面或者层面，经济本质内涵于这个人群的大众行为或者群体行为之中。　　

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不仅意味着资本主导市场和经济活动，同时也意味着资本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与控制，对国家观念重新进行塑造。资本通过传输便利于资本追逐利润的理念，从而塑造市场价值和影响参与到市场中的大众行为，建立市场机制；同时通过这个机制，对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进行影响；一方面，市场的边界在不断扩展，将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纳入市场体系，同时资本的逐利观念等资本主义理念也在人群中传播，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另一方面，通过对社会的影响和控制，主要是对人的观念和群体行为的控制，与国家争夺对社会的控制权，对国家观念进行改造，同时派出自己的利益代理人，对国家行为进行主导，从而使国家行为以及国家行为约束和规范的群体行为服从于资本追逐利润的需要。　　

国家信用（ state credit ）与纸币　　

国家观念本身产生于千百年来人群之间的反复的群体行为过程和一定范围人群的价值观的历史积累。国家信用产生于国家管辖范围内的人群的共同的价值观，同时国家行为在维护这个人群的利益方面具有可靠性和可信性，被这个人群认可，这是广义的国家信用。国家作为资本主导下的市场的一个参与者而产生的信用授受活动，我们称之为狭义的国家信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以国家名义出现的信用，在国家管辖的社会或者人群中，既包含了传统意义上或者广义的国家信用观念，同时也浸透了资本的本性，也就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这是资本主义占据统治地位时期的特有的国家观念复合体。　　

资本主导国家行为在信用领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国家的货币发行权逐步向资本转移。传统的广义的国家信用的建立和存在基于这个国家的大众行为或者群体行为，货币在市场中的信用或者说被广泛接受和使用，也是基于统一于这个国家的市场的大众行为或者群体行为。在资本主义体系完全建立和资本对国家的控制完成之前，货币信用仅仅局限于市场领域，依赖市场价值的逐步发展和市场的大众行为过程；资本不仅通过货币和商品交换来瓦解旧有的社会关系，而且对社会体系进行改造和逐步加强控制。一个国家的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意味着资本在这个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和控制了这个市场；在资本与国家争夺对社会和人群的控制权的同时，国家机构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其基本的经济来源依赖于这个市场；因为资本控制了所有的经济命脉，也就控制国家机构运行需要的资源。资本通过培养和派出代理人对国家机构的运行予以操纵，利用国家法令或者规则对国家范围内的人群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利用国家行为来实现资本的目的；这样国家就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这为国家信用取代货币的市场信用提供了基本条件。资本主义早期在全国范围发行银行券的大银行或者储备银行，都是国家特许的，都有被大的金融财团参股和控制的历史，国家的铸币权，逐步让步于银行券的发行权，进而将银行券作为国家法定货币，资本在市场中的权威逐步加盖了国家信用的戳记。　　

国家信用的资本化　　

纸币在进入市场之前，只是一种单纯的自然物；一旦进入市场领域，与千千万万种商品发生商品交换关系，就被赋予了观念化和社会化的意义。国家作为货币发行者，它印刷和发行纸币，只不过是一种制造流通工具的印刷工厂，这个工厂中作为印刷品的纸币，尚在市场之外。一旦印刷出的纸币或者电脑中的货币符号进入市场，就整个的信用市场体系而言，国家就成为信用市场的授信者，一方面，进入市场的纸币由于既有的市场过程，获得了自身的价值，并在市场中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另一方面，同银行提供的货币信用和企业间的商品信用一样，国家通过新发行并注入市场的纸币提供国家信用，并且资本化，这些纸币同样参与资本的循环过程和市场价格过程，同样具有增值的动机。在资本主导和掌控的市场，新注入市场的纸币和其他的货币信用一样，同样被千千万万人所接受，共同参与市场的社会化过程；新进入市场的纸币扩大了资本规模和实力，同样通过追求利润或者资本增值来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中央银行再贷款的利率高低一方面反映了这种分配过程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国家作为市场授信者，对资本增值的要求。　　

国家一方面作为授信者进入信用市场，向市场提供货币并被资本化；另一方面，国家也作为受信者，在信用市场获得资本的同时为资本提供一个特殊的资本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作为获得信用的主体，其获得的信用就是国家对信用市场的不特定受信者承担的债务。这些债务的还本付息是以国家在信用期内获得的财政收入作为基础和来源的；就资本看来，这个过程也必须增值，以国家对外债务的利息为资本增值的幅度。就一般的意义而言，国家为了获得其机构运行所必需的资源，利用税收征集获得的货币进入商品市场采购，国家就是一个商品的消费者。在这里，国家通过信用而借入的货币，则具有资本性质，有增值的要求，与国家将借入的货币如何使用不相干。　　

国家信用掺水　　

国家观念或者广义的国家信用，是经过一定历史时期的价值观的积累，他们存在于这个国家范围的人群的心中，国家观念的形成和广义的国家信用的建立，是以国家机构或者负责运行国家机构的人群为全体国民服务和维护国民整体利益为前提的，获得运行国家机构和体制的人群因此获得公权力，为国民服务。通过国家机构运行体现的国家信用或者说国家行为，全部具有公益特征。利用国家公权力为某个人群谋取利益，使得国家信用和国家行为脱离了国家公益的本来方向，从而忽视甚至损害这个国家的所有人的整体利益，国家就成为为某个人群或者某一部分人谋取利益的工具，国家信用或相应的国家行为的公信力会下降。这种偏离纯公益特征并且为某一部分人利益服务的国家行为，就是国家信用的滥用。这种国家信用的滥用有着悠久的历史，财产私有制和人性向利的思潮是其社会根源。战国时期周赧王(公元前314～前256)由于负债太多无力偿还，避居高台之上，周人称为逃债台（这也是成语“债台高筑”的由来）。东汉时期，政府财政拮据，有时也向富户和贵族举债。以后历代也有向公众举债以充国用的。这里的所谓国用，实际上是利用国家行为和国家信用敛财，为执掌公权力的人们私用。在资本主义时期，资本首先通过市场对社会财富的生产与消费进行控制，并且利用国家信用被滥用和执掌公权力的人们扩张国家消费的倾向，逐步对国家行为加强影响和控制，将国家机构作为维护资本统治和进一步追逐利润的工具，国家信用在公益的幌子下被塞进了资本自身增值欲望的大量私货，国家信用因此被大量掺水。　　

国家首先是作为受信者进入信用市场的。由于资本对社会财富的控制和在社会分配中占据绝大部分份额，越来越多的人群加入无产者的行列，仅能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资本主义的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仍然是资本所获得的利润；如果国家的财政收入不能满足国家消费的需要，国家只能通过对外借债来暂时弥补财政赤字，借入资本化的货币才能维持国家机构的运行。因为资本对国家的经济命脉的控制，是国家机构运行的资源的最主要的提供者，对国家行为就有了决定性影响，国家行为也就有必要看资本的脸色，为钱着想；否则国家机构的生存和运转将难以为继。这样，国家信用就成为了资本增值的新途径和新方式，首先要满足资本的增值要求，国家要向授信的资本支付利息，其次，国家行为不仅要支付利息，而且要将资本的规则和体系在国家和社会的范畴上进行规定，作为国家的具体形式的政权以及被市场覆盖越来越深广的社会和人群必须置于资本的控制之下，以利于资本获取利润。这样，国家消费的扩张不仅依赖于资本提供的信用，而且国家消费还必须顺应资本增值的欲望而无止境地扩张，越来越大的国家债务使得国家行为越来越依赖于资本提供的信用，同时国家通过各种形式的战争为资本获取利润创造机会，这也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债务越滚越大的根源。　　

国家其次是作为授信者进入信用市场的。在资本控制国家政权以前，银行体系的最后贷款者并不是国家或者中央银行，而是私有的大银行或者中央银行。银行券的发行集中在这些私有的大银行或者中央银行手中；这些私有大银行又通过代理国库，其银行券的发行获得国家认可并且通过法令强制流通。资本由此获得了滥用国家信用的自由，纸币开始大量发行。基于市场信用的货币在转变为依赖国家信用的纸币的同时，资本也就将货币经营业或者银行业中的利用货币信用掺水获取利润的方式植入到以国家信用名义发行的银行券之中，将国家信用开始掺水。发行货币意味着国家向资本提供信用，首先扩张的是以货币信用表示的资本总量；一方面，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让扩大的商品流通更加顺畅；另一方面，巩固和扩大资本优势，推动资本透过投机主导的市场价格过程，扩大资本获取利润和掠夺社会财富的份额。增加的货币量参加了资本的循环，资本通过吸收增发的货币加强自己在市场中的地位的同时，也赋予了这部分货币的增值欲望。资本对国家信用进行控制和掺水最露骨的例子莫过于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内森·罗斯柴尔德，他毫不掩饰他征服了大英帝国和英格兰银行的骄傲：“我不在乎什么样的英格兰傀儡被放在王位上来统治这个庞大的日不落帝国。谁控制着大英帝国的货币供应，谁就控制了大英帝国，而我控制着大英帝国的货币供应！”他还说：“那些少数能理解这个系统（支票货币和信用货币）的人，要么是对这个系统所产生的利润非常感兴趣，要么就是非常依赖这个系统的施舍(政治家)，这个阶层的人是不会反对我们的。在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人民在智力上是不足以理解基于这个系统所衍生出的资本所带来的巨大优势，他们将承受压迫而且毫无怨言，甚至一点都不会怀疑这个系统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大量纸币增发的结果，日益侵蚀和动摇以黄金为纸币发行储备并且能够以纸币兑换黄金的货币体制。在此方面最具标志性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过程，黄金彻底退出货币流通领域，美元纸币的全球信用完全由美国国家信用作为支撑。就货币经营业者而言，信用过度掺水的后果是其自身的破产，而就国家信用而言，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给美元掺水的后果，只能是美国采取赖账的国家行为，不再承担以美元兑换黄金的国际义务。纸币与黄金脱钩，为资本滥用国家信用提供了更多方便；资本逐利而制造的信用膨胀后果——挤兑风潮，使得国家不得不出来挽救银行体系以免于崩溃：而地方政府的财政信用膨胀后果也常常由中央政府补贴了事，以免于地方财政破产。因为资本的追逐利润的无休止动机和行为带来的一切社会后果，在资本对国家政权的运行完全控制的条件下，被资本通过国家体制向国家范围内的市场人群转嫁，这些后果都由国家来最后付费。资本不断给国家信用掺水，国家也就不断地为这些无止无休的“庞氏骗局”导致的危机买单，这也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信用膨胀和国债膨胀有增无已的深刻根源。　　

资本对国家的控制和操纵，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的统治地位的确立，同时也意味着资本将普通大众作为掠夺对象的不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秩序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建立，国家完全沦为资本增值的工具的过程也是资本主导的信用不断向国家信用掺水的过程。一旦这种本质被暴露在社会大众面前，社会大众的利益被资本操纵的国家行为不断侵害，人们既有的国家观念和国家信用的认同就会逐渐消失，国家的信用授受行为就会越来越困难，国家发行的货币要么被加快转手，甚是被拒收，商品流通甚至会转向物物交换或者退回金银货币交换；国债的发行或者购买者寥寥，或者大幅折价发行；这两者的最终的发展都会走向国家信用的崩溃。　　

纸币的价值　　

与金银相比，纸币自身的价值更加具有观念性特征。纸币因为国家信用被接受，其自身价值却不是国家信用所规定，而是依赖于资本通过投机主导的市场过程。一个商品的价值通过纸币来衡量，体现为商品价格，由资本通过投机主导的市场大众行为过程，将商品价值发现于一组变动的价格过程之中，通过一个个交易行为来表现。纸币因为这种社会化的过程而存在和被广泛接受。纸币本身的价值和商品价值在这种交换过程中被相互界定，两者均内涵于价格之中。曾经作为货币的黄金，在丧失了货币职能之后，留下了其贵金属的自然属性并且转变为商品世界的一份子；黄金退出货币领域是资本追逐利润的需要，能否回到货币角色应资本利益的需要而定。纸币作为市场商品交换的中心，同时与千千万万种商品发生转换，其价值和这千千万万种商品的价值一样，都是通过市场过程来确定。纸币的价值，就存在于千千万万个交换行为中。物价上涨不能归咎于纸币的膨胀，而只能归咎于资本的本性和资本在市场中的投机过程。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并没有因果关系。　　

第三部分：信用循环与金融市场过程　　

信用基于市场价值，是价值的暂时让渡，以价值物化形态——货币向货币或者商品的出让者回归而结束。这种货币向出让者回归，是以资本循环的顺畅为前提的；一旦资本循环发生阻滞，这种货币的回归就会发生阻滞，或者回归遥遥无期。一般而言，受信者接受信用，并且承诺到时还本付息，是以能够将授信所得的资本参与资本循环从而获得更大的利益作为假设的。只有及时将资本循环中的资本转化为货币，才能按时还本付息。商品转化为货币是惊险的一跳，如果这一跳没能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如果这个商品所有者还是受信者，商品所有者在摔下的同时还通过信用捆绑了别人的资本，那么这个商品所有者和受信者会摔得更重！毫无疑问这个商品所有者作为受信者会受到授信者的追索，受信者被要求还本付息，直到所借的货币的本息全部付清为止。　　

信用循环　　

信用授受活动是伴着产业周期和经济周期进行的，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是与产业的扩展和收缩同步的（注①）。在产业的初创期，产业的资本流入基本是自有资本的冒险活动，在产业的成长期和繁荣期，会发生资本的加速流入，基于产业前景的社会乐观气氛，此时的资本流入伴随着大量的信用授受活动，社会资本迅速向某个或者某几个产业集中，资本被物化为设备、厂房、材料和工资等等物质状态，然后通过生产过程向商品转化；在此期间大量的物质财富被创造，商品到货币的转化伴随着大量的资本利润的实现，越来越多的资本通过信用被动员起来加入到资本循环当中，直到新产品的消费达到饱和为止。在消费饱和以前，资本循环保持顺畅，以还本付息为内容的信用循环同样顺畅。在消费饱和以后，由于消费的相对萎缩，实际消费回落到某个稳定水平（产品使用寿命到期的更换消费量），商品的价格进入一个长期的反复的下降过程，整个产业的资本循环不仅在规模上缩小，而且在时间上变慢，集中到产业的资本出现相对过剩。物化的资本，向货币回流尽管不会完全中断，但是是以商品相对更低的价格和转变为更少的货币量回流的，这些回流的货币，必须先行还本付息。如果集中到期的债务的还本付息，超过了货币的回流流量和速度，信用循环就会发生阻滞。违约行为如果只是偶尔产生，参与授信的人们认为不过是个别现象，除了当事者之外估计很少人关心；如果发生的频率过高并且在一定的人群中普遍发生（这具有必然性），就会引起人们的警惕，在新的授信活动中更加谨慎，对已有的授信会加速到期；由于信用来源的缩减导致了借旧还新的困难和缩减，同时追索债务行为更多的发生，会使越来越多的授信人加入到讨债的行列。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随着信用的收缩，商品到货币的转化的萎缩，大量的被物化的产业资本会越来越多地闲置；同时由于这些闲置的被物化的产业资本再也难以进入相应的市场过程和失去转化为货币的机会，其价值会逐步丧失，产业资本也同时灭失，物化在这些产业资本上的授信资本也会逐步灭失，相应的债权债务可能成为废纸。尽管会有许多保障授信人的担保措施，可能会出现这些被物化的产业资本或者财产的所有权的转移，使得自有资本的灭失更加早于授信资本，但是如果这些被物化的产业资本不能重新进入相应的市场过程，授信资本的结局和自有资本不会有什么两样。　　

资本循环中的利率　　

所谓金融，就是通过信用授受进行的资本融通或者资金融通。货币化的资本，通过信用授受进行资金融通，成为金融资本，进入产业资本循环，通过商品市场完成产业资本的循环过程，对通过信用出让的资本进行还本付息，从而完成金融资本的循环。金融资本本身的增值要求在资金的融通中通过利率体现出来，并且以此为条件加入资本循环过程；无论金融资本加入到资本循环过程的哪一个阶段或者时间有多长，都是以参与分割资本循环所带来的利润为前提的，货币本身不能创造价值增值，只能在市场之中通过投机获取差价，从而实现资本利润；货币必须先向商品或者商品化的任何对象转化，在经过一轮投机后不论结果如何，回到货币本身。在这里，资本化的货币似乎有着天然的增值属性，表现为一定的利率。利率本身仅有数学上的意义，仅表示一种比例关系，它表示了金融资本在资本循环过后，有可能实现的本金加利息回流的货币上限，这是以资本循环正常为前提的。在资本循环过程中，利率仅仅具有观念上的意义；授信者的利率要求是否真实，得看准备授信的资本能否找到受信者，能否被资本循环所吸收。如果资本循环能够带来足够的利润，并且这种利润水平能够持续，在这种利润水平之下的利率的金融资本，才有可能被使用；如果资本循环发生阻滞，资本仅能有限地转化成货币甚至灭失，本金加利息的实现，只能依赖于货币回流的现实数量。比如债务重整过程中的本金和利息豁免就使原定的利率失去意义。　　

市场利率的形成　　

一个个信用授受行为，构成了以市场为基础的总体的信用活动，同时推动着社会信用观念的形成和确立。就单独的信用观念而言，包含资本增值的信用行为的成立，如同商品的估价一样，具有个体性和个别性，是否授予信用和接受信用，对信用授受双方而言，都是个人看法和判断，这些个人看法和判断，基于个人经验，相对于其他信用行为而言，具有个体特征，存在相互的差异性。就总体的信用活动而言，单个的信用授受行为之间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促动的；受信者进入信用市场，寻找和询问授信者要求和条件，结合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加以比较，从而决定是否接受信用和接受信用的各方面条件；这里既有比较，又有讨价还价的谈判。众多的授信者和受信者都在相互寻找、比较和谈判之中，彼此的看法和观念都在相互传递、交流和因应自身的需要而变化，并且根据这些变化中的看法和观念采取行动，实际的信用授受行为的发生意味着信用授受行为双方的意见达成一致，众多的信用授受行为则推动着社会化的信用观念的形成，社会化的信用观念同时将这些信用授受行为联接成一个市场。　　

在众多的信用授受行为当中，由于各自的条件和要求千差万别，因为在一个个信用授受行为中的利息和利率存在差别；这种差别，会引发信用授受过程中的投机活动，以低利率接受信用后再以高利率授予信用，这种投机活动，将低利率的信用授予者和高利率的信用接受着联接起来，成为信用市场的中介，这种中介，就是货币经营业。在这里，我们将一次信用授受行为又称为一次交易，交易是指授信者用自己的资金换取或者购买受信者出具的信用凭证（存折、存单、债券、股票）而言的。货币经营业一方面通过交易行为扩展自己的市场联系，与越来越多的授信者和受信者交易，减少了信用授受双方的寻找和等待时间，极大地扩展了信用授受成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货币经营者在了解众多信用授受者们的看法和判断的同时，向市场传输自己的看法和观念，从而对越来越多的信用授受者的行为产生影响，在投机过程中的信用授受行为增加的同时货币经营者的看法和观念也在这些信用授受者当中传递和被认可，从而推动了市场总体看法和判断的趋同。货币经营业者们通过越来越扩大的投机活动，主导和加速了社会化信用观念或者价值的形成。这种社会化信用观念在参与信用授受的人们中间逐渐深入人心，形成稳定的价值观或者理念体系，又反过来影响和约束一个个信用授受行为。和市场价值一样，信用观念和价值同样是一个社会化过程的产物。这个过程，是一个在反复的交易行为中逐步积累的过程，社会化信用信用观念或者价值的变化快慢，和货币经营者新的看法和判断的传播速度密切相关。　　

利率产生于资本在信用领域的增值本性。作为投机的货币经营者，存在着作为受信者压低利率的要求和作为授信者抬高利率的要求，以便尽可能的扩大投机的利率差别。但是，这种利率变动或者调整能否成功，取决于新的利率能否被市场广大的信用授受者们接受并且通过市场广大的信用授受者们的行动来验证；换言之，必须对目前市场广泛接受的信用价值或者观念体系进行调整，形成新的信用价值。货币经营者们因为长期而反复的信用授受行动，了解信用市场的人们的对信用的通常看法及其变动原因，会对投机活动进行总结，从而形成自己比较系统的的理念或者逻辑。同时这种理念和逻辑又通过大量的信用授受行为在信用市场传播和交流，影响其他信用授受的看法和观念，对信用的价值进行反复塑造和改变。对于一个新的利率而言，相对既有利率而言的变动，需要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不是关于利率变动的逻辑和理论如何科学，而是这个理由在信用市场被如何接受和如何被随后的信用授受行动所证明，相信这个理由的人越多，有关的信用授受行动越广泛，这个利率的市场存在就越坚实。由于货币经营业在信用市场具有中介地位，这种中介地位的优势，不仅仅基于货币经营业本身的资本优势，而且更重要是基于以众多的信用授受者作为市场的信用交易对手。一方面，货币经营业者可以提高或者降低利率，以新的利率在市场询价；另一方面在询价的同时，为利率变动制造某种噱头或者理由，通过货币经营者自身的社会联系渠道或者信用授受过程进行传播；或者通过专家学者言论的媒体宣传，影响社会舆论；从而影响社会心理状态和思维。这样新的理念或者价值在传播中被以新的利率进行的信用授受行为所“证明”，这样某些经过“证明”的理由或者噱头与信用授受行为的变动的利率的关系就建立起来。这种关系，是大众参与的信用授受过程中的现实存在，信用价值和观念的变化植根于大量的信用授受行动，同时又引导着信用授受行动的新发展。一次次的交易，形成一个个利率，在一段时间内，信用交易形成一组利率，这些利率高低有别，是信用市场中大众行为的结果，也是信用的价值的市场表现；没有任何一个利率是虚假的或者非理性的。　　

利率的因时间差异而被划分为所谓的长期利率和短期利率，具有很强的人为特征；利率差别是市场过程的产物，信用授受过程中不乏短期利率高于长期利率的例子，也不乏所谓的高利贷的例子。　　

利率连续的长期的变动，是和经济周期紧密相连的，依附于经济周期之中。我们知道，经济周期的产生，常常被一个甚至几个新兴产业的周期性运动所主导，而主导新兴产业周期的则是资本的持续流入和流出，这种资本的流出和流入则以信用的扩张和收缩为基础。在新兴产业的上升过程中，由于资本透过投机主导的以大众行为为内容的商品价格过程的发展，资本的利润相对丰厚，会吸引社会资本向新兴产业流入（注②）。在信用市场中的货币经营者，一方面会提高授信利率保证信用货币被广泛使用的同时增加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会提高受信利率，尽可能地吸收小额信用货币，将信用货币集中起来，扩大信用来源。利率的投机过程和商品价格投机过程是相同的，由于兴旺的产业状况和乐观的经济前景，以及既有的良好的资本获利状况，一方面为信用利率的提高提供了可能，更高的利率能够为产业资本所接受；另一方面也为利率的提高提供了更多的噱头和理由。随着产业扩张过程的推进，商品价格的上扬过程的自我强化，信用领域的新逻辑或者新理论与提高的利率的信用授受行为的关系也被反复证明，利率提高的过程同样会出现自我强化的倾向，新兴产业的资本集中过程会大大加快，利率持续提高，信用出现膨胀式地扩大和日益频繁的信用交易；直到新兴产业的扩张过程结束。随后出现的是伴随着产业内资本流入的停滞和商品价格下降的利率下降过程，这个利率下降过程同样具有自我强化的特征；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资本的循环的信用货币回流会发生更多的阻滞，旧的银行贷款被催收，产业兴旺时期的大把放贷机会消失不见，债券和股票价格下降，找不到自己认为可靠地授信机会，利率也一降再降，信用交易成功的次数越来越少。在这里，利率和商品价格都是基于同样的市场大众行为过程，都是这个过程或者产业周期中资本运动的结果和表现，两者并无因果关系，但是可能存在一定意义上的相关。　　

利率限制与信用脱媒　　

利率是信用的价格，在市场中存在经常性的变动，这种变动过程是由于资本通过投机主导的大众行为过引起的，资本追逐利润，成为利率变动的原始动力。利率固定或者利率管制———将利率在一定时间内固定的某一个水平，是和资本的逐利自由相冲突的。信用授受者们有选择市场对手的自由，这也是资本的自由。利率管制，对市场的大众行为会产生影响，并且改变大众的行为方式；如果资本和信用的提供者的利益受影响不大，他们不会脱离信用中介；如果利率管制的结果限制了资本增值，情况就会变化。尽管存在一些困难，和商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交易一样，信用直接授受在信用市场始终存在。如果货币经营者的授信利率和受信利率的差别过大，或者因为利率管制，使信用的最初提供者和最终使用者的利益受损或者被压抑，信用的最初提供者和最终使用者之间的直接交易就存在可能；信用的最初提供者和最终使用者绕过中介——货币经营者直接进行信用授受的行为，我们叫做信用脱媒。信用脱媒行为会使固定的利率失去的市场大众行为的基础，偏离利率形成的社会化过程。利率附着于资本循环和经济的周期性循环，随着经济的的周期性地膨胀和收缩，利率限制只能改变信用授受者的行为方式和资本分配利润的份额，不会改变资本的逐利本性，不会改变资本的社会流向，不会改变资本向存在更高利润的产业的集中。　　

证券市场的形成　　

在信用授受活动中，受信人在接受资本的同时会向授信人出具一份合约或者凭证，持有这些凭证的人具有依据这些凭证分配利润或者利息以及其他利益的权利。由于授信人的货币资本闲置和受信人的资本使用在时间上的差异，对合约和凭证的转让或者买卖就成为现实需要，以便授信人及时收回资本。频繁的买卖行为会推动有关这些合约或者凭证买卖市场的形成，这些合约或者凭证也就有了交易价格，成为有价证券。有价证券是资本提供信用的证明，也是信用提供者获得利息或者利润的依据。有价证券买卖，实际上是短期资本通过证券交易参与较长期的资本循环的利益分配，一个个短期资本，通过有价证券的交易，衔接成能够长期使用的资本。有价证券市场，和银行通过大量吸收短期存款而能够发放长期贷款一样，主要克服的是信用授受在时间差异上的困难和阻碍。证券市场的形成和有价证券的交易转手，实际上是一种短期信用向长期信用转换的形式。证券价格波动，反映的是长期信用的利息或者利益在短期信用之间的分配。证券市场价格波动过程同样是资本通过投机主导的大众行为过程（注③）。　　

信用风险问题　　

信用风险是指授信的资本发生损失的可能性，信用是和资本循环以及市场大众行为过程相联系的。如果发生资本循环的阻滞，资本损失的发生不可避免，但是这种资本损失，是市场大众行为过程的后果；就社会资本总体而言，大众行为的市场过程会引起资本的再分配，从而对其中一部分资本进行打击；市场是资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是风险产生的根源，因为资本的利润动机，资本反复不停地复制这个市场过程，复制一部分资本的灭失或者死亡现象；就资本总体而言，部分资本发生损失具有必然性，就个别金融资本而言，具有发生风险的可能性，因为总会有某些资本因为资本循环的阻滞而发生风险中奖而导致损失。信用风险恰恰是因为信用形式的资本参与了资本循环过程，从而在市场中通过资本的大众行为的市场过程既创造了部分资本增值，也让部分资本走向灭失和死亡，这是一个社会化过程。在信用市场上，随着市场中人们对风险的认知的变化以及与这些认知变化直接相关的的信用交易行为的发生，信用的风险特征也会发生很大变化，而且信用风险不是孤立的，它通过人们的信用交易行为相互影响。早期的银行挤兑风潮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一个对某银行不利小道消息的流传，会引起直接针对该银行的挤提存款行为；挤提行为的示范，如果没有有效的措施加以制止和安抚，随后而来的是挤提风潮。这种风潮，往往能够将一个经营正常的银行迅速推向倒闭境地，同时，大众的跟风，会使在排队挤提存款的队列中靠后的人们血本无归，同时与这家银行有关的其他银行和企业同样会采取相应措施，或多或少地会有损失发生。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信用风险（Credit Risk）又称违约风险，是指交易对手未能履行约定契约中的义务而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即受信人不能履行还本付息的责任而使授信人的预期收益与实际收益发生偏离的可能性；并且认为，利率是和风险水平的高低相联系的，风险高低与利率正相关。从在西方经济学的风险评估理论和方法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是风险的衡量具有个人观念特征，几乎每个人的风险评估的方法、途径和结果都各不相同；并且这种局限于个人观念中的风险，尽管会出现广泛传播，但是因为没有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而成为市场行为的依据，总是零散的和孤立的，脱离了整个社会化过程而存在；就某些风险理论而言，风险的数学化模型是缺乏社会过程基础的，结构精巧但毫无用处。二是因为风险概念仅存在于个人观念中，似乎产生于各自孤立的契约，缺乏社会基础，而利率却是在大众行为的市场过程中形成，因此利率和风险本身毫无关联，关于利率的风险补贴得不到任何社会机制的支持。无风险利率一向被视为整个利率体系的基础，普遍地将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充当无风险利率的做法由于美国国债的信用逐步坍塌而使这种观点失去了意义。　　

在有价证券市场，信用风险隐含于价格风险之中。有价证券市场同样是资本通过投机主导的市场，有价证券的的价格形成同样是大众行为推动的市场过程，这里上演的是金融资本之间的博弈，是在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狼食资本对羊群资本的吞并和掠夺，这是一种题材-价格模式或者机制。在这里，风险和收益出现分野，收益归狼食资本，风险归羊群资本（注④）。在西方金融创新中所发展出来的所谓转嫁和分散信用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具有和有价证券市场的题材价格模式同样的市场机制，都具有零和博弈特征，收益归狼食资本，风险毫无疑问转向中小资本或者羊群资本，高杠杆化的交易只不过让狼食资本对羊群资本的吞并过程更加猛烈，羊群资本的风险状况也就更加惨烈。与贷款市场一样，证券市场的风险特征及其变化同样受到人们的认知和行为的影响，这方面最经典的例子是内森·罗斯柴尔德控制英国政府公债的例子。1815年6月18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进行着一场法国和英国的战役。如果英国战败，英国公债将一文不值，而如果威灵顿将军能够打败拿破仑，那英国公债将是另一番景象。当时，罗斯切尔德家族已经在英国占据着金融寡头的地位。他们凭借庞大的情报系统，在6月19日清晨率先获得了滑铁卢战役的结果，而英国公债市场的其他人还在一无所知中等待交战结果。内森·罗斯柴尔德并没有像一般投资者想象的那样，大举买进英国公债，而是开盘便抛出一笔数十万英镑的英国公债，然后更大的抛单像海潮一样一波比一波猛烈。罗斯切尔德家族的抛单在市场上引起了恐慌，投资者纷纷吐血抛售持有的英国公债。几个小时过后，英国公债的市价仅及票面价值的5%。而这时，罗斯切尔德家族的交易员们开始悄悄买进能够买到的每一张英国公债。6月21日晚11点，威灵顿的信使终于到达伦敦，这个晚到的情报，让罗斯切尔德的家族狂赚了20倍，也一举成为英国政府最大的债权人！内森·罗斯柴尔德演绎了在证券市场狼食资本对羊群资本最简约和最赤裸的吞噬过程，利用价格波动剥夺了这个市场的所有参与者的财富。这个价格波动过程，是由内森·罗斯柴尔德主导的，是由所有市场参与者共同完成的。在这里，其他市场参与者的跟风行动，给随后跟进的人带来越来越糟糕的结果或者说风险扩大，最终英国公债的市价仅及票面价值的5%。　　

最后贷款人　　

在各国的中央银行体系建立后，人们的常识性的想法是，中央银行是信用体系的最后贷款人。这种想法，仅仅浮于问题的表面。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资本则通过主导社会大众行为，对市场体系和价格过程进行控制；通过市场体系实现对自己有利的社会财富分配和再分配，通过财富积累和资本集中，不断加强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通过商品市场，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市场，通过大众行为的商品价格过程，资本获得利润，直接无偿占有社会财富；通过银行体系实现金融资本对利润的分割，同时以信用为工具，通过还本付息来加强对产业资本的掠夺，推动产业资本的部分毁灭；通过操纵有价证券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实现对中小资本的洗劫；通过市场与国家争夺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权，将政权体系和国家行为至于自己的控制和操纵之下，用来支持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　　

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来临一方面是因为资本循环的阻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市场起主导作用的资本对这种矛盾的有意利用。他们通过选择性信息释放，对市场观念或者市场价值进行塑造，影响和引导人们的群体行为，推动危机的来临；危机对在市场起主导作用的资本而言，是机会，对在市场起主导作用的资本以外的人而言，是灾难，区别的只是被打击的程度，只是资本和财富被洗劫数量的具体差异；在市场起主导作用的资本利用危机对其他资本的打击，就是以制造越来越多的无产者为目标和极限。通过操纵大众行为的市场体系，从而巩固其的市场地位和社会统治。　　

在金融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条件下，金融资本的垄断优势是通过一次次经济周期的循环得以强化的，一方面，金融垄断资本在所有的市场过程中都是胜利者，不仅使自身得以壮大，而且在衰退和萧条期很难受到任何伤害；另一方面，在经济周期的萧条期，只有自我保护良好和实力得到加强的金融垄断资本，才有能力低价大量收购刚刚创造过一轮经济周期的产业，从而将该产业的绝大部分控制在自己手中，从而将又一个或者几个产业纳入自己控制的产业体系。在经济的萧条时期，金融垄断资本或是通过自己的大银行，重新开始授信活动；或者购买国家扩大发行的公债（扩张性财政政策，此时的公债虽然面向社会销售，但是只有金融垄断资本才有财力购买），通过国家开始市场的授信活动，从而开始自己主导新的周期性的经济运行过程或者市场过程。这一点可以从美国金融垄断资本近期围绕国债问题进行的僵持拉锯得到最充分的证明，美国金融垄断资本是不是愿意购买和购买多少美国国债才是核心问题，政府开支如何运用直接关系到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内部各集团的利益，国债上限充其量是一个噱头和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在国家公益上伪善的面具。国家在经济的萧条时期也同样能够扩大货币发行，从而增加对市场的授信，但是这种授信，同样给予的是金融垄断资本，因为没有其他对象具有接受信用的能力和实力，金融垄断资本因此也扩张了自身的实力。这一点能由美国的N次量化宽松得到证明，N次量化宽松是华尔街资本为自己扩张国家信用，唯一加强的是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优势，提高他们在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上翻云覆雨的能力，于是也就有了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的暴涨暴跌，也就有了美国热钱汇聚香港赌人民币升值。　　

国家作为最后贷款人只是一个影子或者傀儡，实际的最后贷款人是金融垄断资本，因为他们控制了经济和占有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在货币发行权赋予国家的情况下，金融垄断资本是国家信用的控制者和接受者，金融垄断资本的授信需要只不过是通过国家加上了一个戳记，国家信用强化了金融垄断资本的优势和统治地位。　　

参考文献：　　

注①和注②：《大众行为过程中的市场价格和经济周期》，清湖渔夫，>文章中心>>　　

财经视点，2011年5月24日，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05/2359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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