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对中国改革经验的批判性评估

by Martin Hart-Landsberg
　　
　　一、引言
　　
　　经济学家通常认为，中国1978年以来的市场改革政策带来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发展。经合组织在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中曾这样评价：
　　“自从25年前实施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在过去20年中，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9.5％，这种势头似乎还在继续。这样的增长速度也是过去50年世界上经济增长最为持续快速的经济转型案例之一。”
　　值得关注的是，许多进步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予以肯定。事实上，当美国经济显示出结构性弱点时，许多人认为我们可能会见证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瓦解，代之以更为进步的、中国主导的新的经济秩序。许多人的证据如下：中国政府作出承诺，坚持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业发展使进口需求增加(从东亚进口成品以及从拉美、非洲进口初级产品)，这似乎带动了许多第三世界地区的经济增长。
　　如果这一观点准确，那真的很令人兴奋。然而很遗憾，正如我在下文加以论述的那样，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尽管中国承诺坚持社会主义，但中国并非正在开创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式，而是已经恢复了一些非社会主义的事物。
　　其次，归功于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的成就被严重夸大。中国改革的早期成就应主要归功于毛泽东时代所建立的经济基础。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进程已经开始破坏这种经济基础，同时，中国越来越依赖海外的投资、技术以及市场。此外，经济改革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大量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里，这对于大多数普通劳动大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最后，不能割裂同全球资本主义的联系而单独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的积累过程在结构上已陷入困境，依赖于跨国公司控制的生产网络的运转，这些生产网络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市场改革提供动力。所以，中国不仅无力承担主导全球经济的角色，其自身改革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全球已有的权力结构，导致全球经济失衡，政治关系紧张。
　　
　　二、结构转型
　　
　　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包括逐步用市场作用代替国家计划，允许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允许外资企业和海外市场与国内企业和市场展开竞争。政府认为这些改革使经济得以持续、快速的增长，而经济的增长则证明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成功案例，即市场社会主义的成功。
　　改革确实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形式。例如，商品交换目前主要由市场价格所决定。零售额中价格受国家控制的份额从1978年的97％下降到了2003年的2.6％。更为显著的是，生产资料价格受国家控制的份额则从1978年的100％下降到了2003年的10％。
　　此外，工业领域中私营成分在显著增加。1978年，中国经济中所有工业增加值中国有企业占100％。到1998年时，国有企业的份额下降到了54.8％。到2003年时，这一数字进一步下降到了41.9％。不过，这些数字还是夸大了国有经济的份额。
　　鉴于许多国有企业目前存在私人利益的情况(要么通过合资企业的形式，要么通过股权的形式)，经合组织认为，国有企业直接或间接地被控制，这取决于国有实收资本是否超过总资产的50％。在工业增加值中国有企业直接控制的份额1998年下降到了38.9％，2003年下降到了22.9％(2003年所占份额不足工业增加值的四分之一)。这五年期间，私营成分由27.9％增加到了52.3％。
　　如果我们进一步关注制造业部门(工业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采矿业和公共事业设备)，就会发现国营部门战略重要性的下降趋势更为明显。经合组织将中国的制造业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五个产业，它们依然被国有企业所垄断。这五个产业包括：石油加工及冶炼业、黑色金属冶炼业、有色金属冶炼业、烟草加工业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第二类也是较大的一组，占制造业增加值的75％以上。它由23个不同的制造业构成，主要包括食品加工、纺织业、服装业、化工产品、医药制造业、塑料、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机械制造业、电气设备、电信设备等。这些产业目前被私营企业及日益增长的外资企业所控制。经合组织认为：
　　“1998年，以上23个私营制造业中只有5个实现利润增值。2003年，以上所有23个私营制造业都实现了利润增长。其中有一半私营企业实现产量增长达四分之三以上。总的来看，私营企业雇用了三分之二的劳动力，创造了三分之二的工业增值，占出口额的90％以上。”
　　电信业为最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例证。其在所有工业增加值中所占的份额从1998年的6.4％增加到了2003年的9.5％，发挥的作用最大。不过，这一增长主要是外资发挥作用的结果。工业增值中外资的份额从38％上升到58％，而国有份额(直接或间接的)由45％下降到了25％。由于这一行业是中国主要的经济增长点之一，所以这一趋势表明，国有份额和国家控制的工业增加值份额注定会持续下降。
　　国有企业的地位仍然举足轻重，中国政府依然控制着经济领域中的关键性部门，不过这些领域并非核心工业部门。2006年，约160个最大的“国有垄断与寡头垄断的国有总资产令人吃惊地达12.2万亿人民币(约合1.6万亿美元)，即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然而，其中一半是由三大石油巨头所创造的。事实上，“与去年同期相比，2006年实现的80％的利润是由石油、石化、电力、煤炭及金属等领域的垄断企业集团或垄断公司所创造的”。
　　改革进程也大大强化了外资的作用。例如，在中国全部制造业销售额中，外国制造商生产的份额从1990年的2.3％上升到2000年的31.3％。更为显著的是，一份来自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年的报告总结到，在中国最主要的28个工业部门中，其中21个部门的大部分资产为外资拥有。国家经济研究局认为，跨国公司活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例如，在1995－2004年期间，大约30％的经济增长是由跨国公司的商务活动所创造的，这使得外资在2003年到2004年期间上涨了40％以上。
　　这种发展态势的后果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出口。约46％的外资工业生产需要依赖出口，而国内生产企业的出口率只有16％。如今，外资企业控制着中国的出口活动：它们占中国整个出口额的比例在1985年为2％，1995年达到30％，而2005年则上升为58％(在高科技产业的出口更是达到了88％)。此外，全部由外国公司生产的出口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例如，在1993－2003年期间，中国完全由外国企业生产的、与计算机相关的出口占总出口的份额由51％增加到了75％。正因如此，出口占GDP的比率稳定增长，由1990年的16％上升到2006年的40％多(亚洲发展银行)。
　　总的来看，尽管国家的宏观规划及国企依旧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长期积累起来的国家权力目前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私有的、以赢利为目的的公司的影响，且受到国外跨国公司的掣肘。这些外国公司主要着眼于海外市场(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已经在恢复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关于这一点在下文中会进一步讨论)。
　　
　　三、国家能力受到侵蚀
　　
　　许多经济学家(他们大多推崇资本主义，并支持市场优化政策)充分意识到上文所强调的主要趋势，尤其是跨国公司在将中国经济转化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然而，他们大多忽略了由于发挥市场力量(尤其是国外投资)的作用，虽然中国的技术能力得到了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水平，也带动了中国公司的发展，但是最终导致中国严重依赖出口。他们的观点也得到了当前中国政府的肯定，这激励了许多进步的经济学家在其他国家鼓吹实行类似的政策。
　　对此观点我并不认同。首先，该观点误认为市场化、私有化及放松管制对帮助中国摆脱技术落后的境地是必要的。其理由是，中国政府承认毛泽东时期的政策是导致经济灾难的根源。事实上，尽管中国经济在毛泽东执政晚期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决策上的过分中央集权化、过分强调发展重工业而不惜损害其他经济领域)，但国家计划和生产依然给中国带来了许多显著的成就。
　　正如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指出的，在1952年到1977年间，中国工业产量年均增长率为11.3％，这一速度是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工业化时期都无法比拟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在大批量生产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现代化远洋轮船。此外，中国还在生产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于1964年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并于1970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将以上成就综合起来，不难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的工业基础比比利时的工业基础还弱，但在毛泽东执政晚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六个工业生产国之一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成就主要是依靠中国自己的努力所取得的。毛泽东时期中国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相隔绝，被迫发展自己的科技能力，同时摆脱了外债——这是毛泽东执政时期最令人难以置信、却不被人重视的成就。
　　以计算机行业为例，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的观点如下：
　　“20世纪50年代，中国这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模仿苏联模式建立了科技研发网络，其电子领域的研究者连续研发了几代计算机，在许多方面几乎毫不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第一台计算机于1958年问世，只比日本晚一年。集成电路则于1964年研发成功，比美国的该项专利仅落后五年。1977年，中国的第一台微型计算机问世(甚至早于IBM公布其个人电脑)，1980年研发出了微处理器和巨型计算机，1983年则研发出了兼容机。”
　　如果对取得以上成就的时代背景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便会发现毛泽东时期中央政策的优势和局限。中国的研发活动分级别进行，并相应地提供资金。最高一级是中国科学院，它管理许多研究机构和大学。下一级是军事和政府部门控制的实验室。第三级是由地方工业局控制的研究机构组成。政府利用这种制度确保国家研究计划能够保证军事和重工业的优先权。正如上文所强调的，这种模式在发展所需的关键技术的过程中是行之有效的。
　　然而，这一科研制度并不重视与军事无关的研究。例如，高层研究机构和轻工业之间的联系便微乎其微。此外，在这种国家制度高度集中化的情况下，国有企业集中力量完成中央重点扶持的发展计划，与军事无关的企业则无需发展新的计算机技术和应用程序。因此，由于没有机制的激励，所以中央计划在保证了大量的技术成就得以研发的同时，也阻碍了技术的广泛传播。
　　有理由相信，为了解决该问题，中国政府一直在调整其科研计划的优先顺序。1972年尼克松访华使中美关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不久之后，即1974年，中国提出了‘四个现代化计划’(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这意味着从致力于军事和重工业的结构形式转变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换言之，一旦其感到来自美国的威胁解除，中国便提出了其他方面的新的计划，旨在鼓励研究，提高日用消费品的质量和种类。
　　当然，这一计划能否成功目前尚不得而知。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层便开始了改革计划，废除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制度。然而，与我们现在进行的讨论相关的事实是，中国在改革之前有着非常坚实的国家研发的基础。可以说，如果中国没有国家计划和生产优先发展的业绩，那么市场改革不太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尽管普通大众欢迎市场改革，但同时对市场改革又给予了批评。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10到20年)，早期的非集权化措施刺激了经济改革，但改革进程又缓慢而逐步地削弱了国家的技术和发展能力。这主要体现在改革以来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方面，尤其体现在计算机行业。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使其能够实现自负盈亏，中国政府开始减少对各种研究机构的直接拨款。针对这一情况，在政府的鼓励下，这些机构建立了新的、以赢利为目的企业。为了提高成功的机会，这些刚刚建立的企业被授予管理上的独立性。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免费使用上一级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其中最成功的新的科技企业有四家电脑公司，分别是：联想、方正、长城和四通。而联想便是由中国科学院创办的。

　　以上这些电脑公司能够快速地扩大规模并控制中国国内电脑市场是基于以下两个相关的原因。首先，这些电脑公司的母公司从国外购买了硬件和技术，并生产出费用低廉的、能够处理中文的电脑，而这些电脑公司的子公司则把相关的创新与其母公司所研发的汉字文字处理相结合。此外，由于国家政策限制国外电脑公司的产品直接进入中国市场，而这些国内的电脑公司则可以获得相对优惠的条件从国外电脑公司获得所需的硬件和技术。
　　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受到来自金融、通货膨胀、就业和贸易等方面的压力，以及试图获得WTO的会员资格，中国政府逐步放弃了对国外电脑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限制。中国希望加入WTO可以促进国内更大的竞争，而国内竞争是“导致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
　　中国进一步的对外开放确实带来了更多的竞争，但结果表明，它也给中国带来了一系列冲击。国外的电脑公司曾经将注意力关注于出口及(或)被迫以合资的形式经营，但现在它们直接瞄准了中国市场，这无疑会对中国的高科技生产商产生不利影响。
　　手机产业为我们提供了实例：20世纪90年代早期，当三星进入中国市场时，按照中国政府许可证的要求，它与中国企业科健公司组成合资企业。像联想集团一样，科健也是由中科院在1986年所创建。科健依靠三星的核心技术生产出了自己的手机，同时通过自己的销售网络销售部分三星手机。科健曾一度成为中国主要的手机品牌。然而，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三星很快从合资企业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创建了自己的全资子公司，并直接销售自己的产品，很快便赢得了科健的市场份额。
　　内部竞争力的加剧也对中国计算机产业形成了冲击。联想(曾于2005年为IBM提供生产部件)在中国依然是最大的个人电脑销售商，但也面临着利润降低和被惠普和戴尔抢占市场的不利局面(惠普和戴尔都在快速扩展自己的经销网)；其市场份额从2006年的36％降到了2007年的29％。中国的其他计算机生产商(《商业周刊》称之为不太成功的计算机生产商)更是深陷泥潭，包括曾经在中国市场上占据第二位的方正电脑。
　　这些电脑生产商引领中国公司在国内市场为生存而奋斗，但它们大部分在高科技出口方面无所作为；正如指出的那样，在中国所有高科技出口中外国公司占大约88％的比例。计算机产业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主要的计算机生产者，组装大约世界上80％的笔记本电脑及台式电脑。原因之一是台湾的计算机公司充当原始设计制造商，“控制全世界计算机生产，在过去五年中实际上将生产转移到了大陆。台湾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商几乎全部在中国大陆生产。2001年，这一数字仅仅是4％”。在中国，有80％的顶级计算机生产商都是台湾公司提供“用无商标的计算机及其部件组装如戴尔等品牌的个人电脑”。
　　中国对该出口活动的主要贡献是提供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中国没有原始设计制造商，也没有为台湾原始设计制造商提供供应的重要的供应商。”中国的计算机生产商不太可能改变这一现状。正如一位产业分析师指出的那样：“不可能，为时已晚。全球所有重要的计算机品牌都依赖台湾公司及供应商，而后者则控制了供应链这一部分。市场已经非常成熟，新商家想进入绝非易事。中国提供的唯一价值并非其技术，而是为电脑组装提供效率。”
　　联想的运营便是例证。通过购买IBM的个人电脑部件，联想迅速成为全球个人电脑市场的一个重要的角色。然而，这种购买并不能提高中国的技术能力。联想继续使用IBM先前雇用的台湾原始设计制造商，并将总部迁到了美国，在那里雇用美国工程师进行产品研发。“作为一个业务遍及全球的大公司，和目前中国出口经济的中流砥柱，联想的实例反映出的并非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勃勃生机，相反，它恰恰反映了国内计算机产业持续的缺陷。”
　　上文列举的外国公司对中国高科技生产商的直接威胁，反映出结构上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的改革进程并没有加强中国的技术基础。布兰施泰特和拉迪对此解释道：
　　“中国商品出口发展快速，但商品构成似乎并未表明中国公司在技术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因为这些出口商品首先并不是由国内公司日益广泛的‘知识储备’或创新能力所驱动的。当然，在中国国内的公司与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之间看来的确存在日益加大的技术差距。这一方面是由于在中国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外资企业几乎全部是外商独资企业，而不是合资企业。前者具有强烈的保护其技术不被中国国内或国外的竞争者获得的动机，这样限制了其技术向中国企业的传播。此外，有证据表明，许多中国公司都不愿在产品研发上进行投资。”
　　导致改革进程没能捍卫中国高科技领域未来的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旨在引导国际竞争的意图使得这些中国公司，尤其是那些龙头公司。切断了与国家技术的联系。高承智(George Gilboy)是这样强调这一状况的：
　　“2002年，中国公司用于购买本国技术的费用不足全部科技预算的1％(其中包括技术引进、设备更新和科技研发)。中国最好的公司与国内供应商的联系最少：国有电信公司花在技术引进上的开支每花费100美元，它们在国内商品上的开支仅为1.2美元。因此，中国的技术供应商便不会得到来自国内最好的公司的‘需求拉动’，从而刺激它们进行能力创新；它们只能主要为乡镇企业和竞争力不强的国有企业供货。”
　　一些中国公司，如联想，已经成为了国际重要的竞争厂商。毫无疑问，中国还会涌现更多这样的企业。但是这样的成就并不能成为制定成功的发展政策的指标。一个更重要的指标是整个国家发展能力得到强化。但在这一措施方面，中国的改革政策似乎是失败的。改革时期的早期成绩——大部分成绩可能是改革前取得的——没能延续下来。所以，中国经济逐渐持续地依赖国外技术、生产和市场，这一发展轨迹对于中国劳动人口来说可是不祥之兆。
　　
　　四、破坏性的社会后果
　　
　　对中国市场改革政策持批评态度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政策虽然带来了增长，但这一增长过程是以部分中国人越来越差的工作、生活状况为代价的。更令人感到惊讶的可能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没有创造充足的就业机会。国际劳工组织将城市就业分为五大类：传统正式的企业中的就业(如国有或集体企业)、新兴正式企业中的就业(如合作企业、共同所有权企业、有限公司、股份制企业以及外资企业)、小规模私企、个人注册公司和非正规的就业。
　　从相关资料可以看出，也许最显著的特点并非传统正式部门中的就业呈下降趋势，因为这是改革进程合理的后果，而是“新兴的”正式企业并没有提供明显的就业机会。尽管小企业、私营企业提供了一定的就业机会，然而在1990－2002年的13年期间，中国经济只增加了170万个“正规的”就业机会。这与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相去甚远。所以，日益增加的就业人口被迫接受非正规的就业机会；在1990－2002年期间增加了8000万就业人口，目前他们构成了最大的单一城市就业类别。中国日益增加的就业非正规化与非洲、拉美的发展情况相似，那里资本主义积累停滞不前。
　　更令人感到震惊的是，一些就业人口离开城市劳动力市场，但仍然有大量非正规就业情况的存在；城市居民的劳动力参与率从1996年的72.9％下降到了2002年的66.5％。此外，绝对的失业依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正式的官方数字低估了这一问题，部分原因是使用了狭义解释。国际劳工组织使用国际上更为普遍接受的解释，估计2002年城市常住居民的失业率为11％－13％。
　　改革进程已经给国有企业的工人带来了沉重的代价。根据中国民政部社会救助部门的统计，在1998年到2004年期间，国有企业的失业人数达3000万。自从2005年6月，有超过2180万人靠政府“最低生活补助”生活。下岗工人一般可以从其以前所在的国营企业领取三个月的“基本生活补助”。如果在此期间依然没有找到工作，他们可以在未来的两年中提取失业保险金。当他们领完失业保险金之后，才有资格领取面向城市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补助金。根据民政部的数据，2005年6月，这笔补助金大约为每人每月19美元；相比之下，一个城市工人每月收入大约为165美元。
　　当然，在私营部门，尤其是面向出口的私营企业，就业机会持续增加。不过，这些企业中大多数工作工资低，工作环境差。“在2002－2005年期间，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只有每小时60美分，比较之下，墨西哥每小时工资则为2.46美元。”最近由美国Verite公司(该公司建议跨国公司实施负责任的商业惯例)所做的关于中国劳动惯例的报告发现：“中国出口工厂在支付惯例方面的体制问题往往使它们非法剥夺工人至少15％的劳动所得。”另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是劳动安全。根据政府部门的信息资源，大约有2亿工人工作在“危险的”工作环境下。“每年全国有70多万人发生工伤事故，其中13万人要求索赔。”
　　台湾公司富士康的雇佣条件便是新的工作环境的典型。富士康是一家重要的电子设备和计算机部件的分包商，为苹果、戴尔等公司提供产品。雇用中国大陆员工80多万人，主要在深圳。深圳富士康装配线工人每周工作60小时，每周收入大约为32美元。由苹果雇用的调查人员曾对组装iPods的富士康工厂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其管理者使用体罚惩罚员工。此外，尽管中国法律要求工人每周必须至少休息一天，但工人在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曾连续工作超过六天。
　　能够使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大约70％的制造业和80％的建筑业是由农民工完成的。据官方估计，过去25年里大约2亿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未来几年内这一数字有望再增加1亿。尽管这些农民工绝大多数属于合法流动，但他们要遭受极大的歧视。例如，鉴于在中国户籍制度下他们依然是农村居民，他们不但必须交纳不合理的费用注册为城镇暂住居民，还无权享用为生在城市的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包括免费或资助教育、卫生保健、住房以及多数以就业为基础的社会保障福利，如退休金)。农民工的子女即使出生在城市，他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所以，农民工变得更容易被剥削。他们往往每天工作11小时，每月工作26天。许多人得不到专门的加班费，但收入只是城镇居民的四分之一或一半。
　　2005年，中国公安部(其监管户籍制度)给予地方政府权力改革户籍制度，包括如果当地政府愿意，它们可以终止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区别。但地方政府拒绝执行。理由是：对管理不利。户籍制度的变化需要更多的社会服务的改善，而社会服务则必须由更高的或新的税收来提供资金。提供社会保障将会提高农民工的安全感，同时激励他们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工作环境。
　　最近的个人消费和工资的状况很好阐明了中国劳工政策的有效性(劳工政策旨在增加出口竞争力)。个人消费占GDP的份额，从1992年的大约47％降到了2006年的36％。这是在所有经济体中所占比例最低的。相比之下，个人消费占GDP的份额在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德国、印度、日本、法国和韩国都超过了50％，而在美国更是超过了70％。工资占GDP的份额也呈直线下降，从1992年占GDP的53％下降到了2006年的40％。
　　中国个人消费的下降并非工人储蓄增加所导致的结果。事实上，居民储蓄比率也在下降。储蓄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份额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30％降到了2006年的25％。由于公司和政府储蓄的增加，使中国国内总的储蓄率提高了。《经济学家》认为：“消费在GDP中的比例下降主要是因为进入家庭的国民收入的急剧下降(这项收入以工资、政府的转移性支出和投资收益的形式体现)，但同时利润份额和政府收入增加了。”事实上，《经济学家》认为：“许多国家近几年劳动力收入都下降了，但没有一个国家的下降幅度像中国这样巨大。”此外，劳动者的收入越低，经济力量就会越加强中国经济的出口导向，从而刺激出台更多政策，抑制劳动者的生活水平。
　　当然，中国的发展和工业改革也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这一情况表现在收入差距的拉大和新的阶层和社会关系的形成。亚洲发展银行使用基尼系数作为研究手段，从对东亚发展中国家所做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紧随尼泊尔之后，成为该地区第二个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考虑到仅仅统计了十年的时间(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21世纪初期)，中国成为仅落后于尼泊尔的国家就不足为怪了。使用其他计算收入差距的统计方法，如人口中最富裕的20％和最贫困的20％的人口的收入之比，中国是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
　　这些概括性的数字不能充分反映伴随和刺激中国市场改革计划的财富集中状况。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调查，中国在2005年有25万个拥有百万美元的家庭(不包括主要居所的价值)，总数排世界第六位。虽然这些家庭只占中国家庭总数的0.4％，但他们拥有国家70％的财富。亿万富翁(以美元为单位)的数量也在快速增长，从1999年的1个增加到了2007年的106个。中国亿万富翁的数量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
　　这批新的财富精英们一边刻苦工作，创造更多的财富，一边“享尽奢华，如打猎、赌博、开喷气式飞机或游艇”。难怪世界最大的奢侈品生产商路易威登计划每年在中国新开两到三家商店，因为他们在中国的销售额每年上涨50％。世界第二大奢侈品制造商历峰集团希望在五年内通过销售卡地亚珠宝和伯爵表，销售额增长四倍。
　　游艇可能是增长最快的奢侈品。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定期的游艇秀的主办国，其主办的游艇秀堪称最大，吸引无数参观者和参展商。此外，地方政府正在尽其所能地推广这一爱好。
　　有显著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担心普通民众恶化的就业、住房、环境、收入以及健康状况。
　　但是，党内相当多的人仍然认为，许多如教育和医疗的高成本、土地被占用、环境污染以及糟糕的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抱怨往往是效率低下和政府腐败所带来的问题，而并非市场的弊端。
　　尽管改革给劳动人民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但共产党的领导阶层中的许多人坚决地推进和维护改革计划，一个明显的原因是他们中有些人属于最大的受益者这一群体。他们在关键的国营企事业单位中筹划改革进程、控制决策制定的能力并利用国有资产满足个人利益，将家人、朋友安置到国营或私营部门收入丰厚的位置。
　　中国的资本精英一直愿意与国际资本分享中国生产的成果——尽管收入分配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同时鉴于国际资本的参与对于中国新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持续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际资本在中国的地位得到了加强。
　　这些资本的所得是以牺牲一些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根据来自中国政府的数据，大规模的“公众秩序骚乱”事件呈上升趋势，2003年为58000起，2004年为74000起，2005年则为87000起，预计2006年将达94000起。这样的情况是否会威胁到未来的外资投资和出口生产——中国增长战略中最重要的两个支柱产业，还有待观察。也许最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劳动人民开始公开捍卫毛泽东时期的成就，并公开讨论在中国如何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
　　
　　五、跨国资本积累的动力
　　
　　鉴于中国的庞大以及近年来政策的巨大变化，大多数分析家主要从国家因素，尤其是从国家决策方面，解释中国经济的改革经验。此外，鉴于许多人在探求中国的发展模式，所以这种情况反而容易使人们对中国资本积累的动力产生误解。除此之外，有人误认为中国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全球经济支柱(非美国主导的)。
　　现实情况是，中国的转型不是发生在真空中，也并非中国的独创。相反，东亚经济体，包括中国，在更为广阔的跨国资本的动力作用下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所以，中国的积累动力与投资和贸易的主要模式联系越来越紧密，从而强化了东亚经济体，而不是为东亚经济体提供一种新的模式。
　　东亚经济体的重塑的一个后果是，所有成员都已成为以贸易为导向的经济体，出口在拉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与2005年世界平均水平的28.5％相比(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该区域的出口／GDP比率从1980年的24％上升到了2005年55％。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改造也使地缘方向以及东亚出口型的制造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1992－2003年期间，中国(包括中国内地和香港)改变了以往的以东亚，特别是以东亚发展中国家为出口对象的经济模式(不包括日本)，转而以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为出口地。具体来说，中国面向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份额从53.8％下降到了30.4％，而面向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出口份额则从33.8％上升到了48.6％。在同一时期，其他东亚国家的出口方式正好与中国相反。例如，东南亚国家在对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份额由28.0％增加到38.0％，而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出口份额则从46.9％降至34.9％。以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计算，中国都是该地区对美国和欧盟最大的出口国。东亚的制造业贸易逐步从制成品向产品零部件的进出口转化。中国是除印尼外唯一一个出口产品主要以制成品为主的国家。
　　这些发展状况表明，在以跨国公司为地区生产系统基本形式的环境下，中国的角色发生了改变，已经成为制成品的生产国。正如亚洲开发银行解释的那样，“中国欲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作为跨国公司的区域供应网络的中心，推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贸易非常重要”。换句话说，该地区不断增长的贸易集中在零部件和组件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依赖进口零部件、并越来越多地出口高科技产品的结果。中国的独特地位凸显出这样一个事实，它是该地区唯一一个在零部件贸易上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因此，中国在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顺差恰恰与其在东亚的贸易逆差形成对比。
　　区域间贸易的高速增长使许多分析家乐观地认为，中国的进口需求将使东亚国家(以及向中国出口的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国家)“脱离”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然而，由于这种贸易活动主要涉及区域间零部件产品的贸易活动，而这些产品又以中国的制成品生产为基础，最终销售面向该区域之外(尤其是面向美国和欧盟)。可见，东亚反而越来越依赖于发达资本主义市场。正如亚洲开发银行所言，“尽管亚洲内部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亚洲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增长速度，然而全球化已经把亚洲和G3(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全球主要市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源于亚洲贸易的特点，和垂直一体化的亚洲生产链驱动的亚洲区域间贸易，以及亚洲与外部世界贸易中G3对亚洲制成品的需求的驱动。”
　　该地区贸易的快速增长依赖于美国市场，以下贸易趋势更为确切地说明了这一点：东亚区域内出口和美国的非石油进口增长具有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在上世纪80年代为0.1，90年代为0.22，21世纪初则为0.63。同样，东亚的出口增长和美国的非石油进口也具有相关性：80年代为0.21，90年代为0.34，21世纪初则为0.77。
　　这一区域的贸易状况阐明了一个事实，不考虑其国内的因素，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战略在跨国重组中陷入了困境，而跨国重组又加速了中国改革，从而使资本主义管理方式在中国得到更进一步推进。它也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的经济活力依赖于不稳定的支柱，同时损害了相当多的国内外普通大众的利益。
　　最明显的问题是，东亚的经济增长方式已越来越多地依赖该地区以外的市场需求，而不是依赖各个经济体国内的需求或东亚区域内的需求。特别是随着中国的经济活动(以及该地区的生产)与向美国出口商品形成紧密的联系之后，美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由于无法确定美国经济是否能够一直保持对东亚大量、持续的贸易逆差，人们很难看到中国(进而东亚其他国家)能够避免痛苦的调整，包括解决低增长率、较高的失业率以及进一步恶化的生活条件。
　　即使国际贸易不平衡状况继续持续下去，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仍然存在问题。例如，中国的跨国生产链将使进一步的技术革新更加复杂。正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研究报告指出的，“参与国际生产链”常常使东道国“受困于当前相对优势的境地……从而拖延了高科技生产阶段所需要的潜在的相对优势的开发”(联合国贸易暨发展会议，2002)。在中国加入WTO五年之后，中国经济学家韩德强回忆到，他曾经认为“加入WTO将对中国自主控制其工业和技术发展的能力造成极大的损害。我认为，过去的五年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任何行业想开发自己的技术或市场，都面临越来越大的障碍”。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正在克服这种瓶颈，并指出，中国从其他东亚国家的进口在降低，这表明中国正在成功地发展自己落后的产业链。不过，这一论点没有得到数据上的支持。贸易的改善似乎是暂时的，反映了国外对中国服装出口限制减弱后，外资投资在服装业方面的一次性增加。一般地说，那种认为中国已经能够用国内份额代替进口份额的观点，得不到现有趋势的支持。而另一种观点，即认为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亚洲其他国家制成品货源提供商的观点，同样没有数据来证明。
　　更加难以确定的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依赖该国在明确的、竞争激烈的跨国生产网络中的参与，所以，为了维持或提高中国在这些竞争领域中的地位，政府已经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来保持较低工资和提高生产力。而且，鉴于中国的重要地位，中国的状况已成为跨国公司对其他国家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价的基准。结果，整个东亚地区的工人相互竞争，以便赶上中国的劳动力利用率水平。除此之外，这种“竞争”加剧了对出口产品的系统偏差，从而也加剧了区域产能过剩的风险。因此，中国的改革战略对于工人来说并没有创造新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加强了跨国积累过程，而该过程引起了严重的国内、国际范围内的不平衡和紧张局势，这些后果最终将以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才能得到修正。
　　
　　六、结论
　　
　　可悲的是，中国1978年之后的市场改革战略仍然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加批评地称颂，理由是：中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地增长，有能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出口产品日益高端化。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而言，中国经济的经验再次证明了市场自由化的优点。对于许多支持改革的人士来说，它证明了受控制的、国家指导下的市场自由化进程的优点。一些人认为，中国改革的经验表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和优越性。
　　不幸的是，如果进一步审视中国改革的经验，那些溢美之词便受到了挑战。正如上文所强调的，中国的经济转型是由经济增长过程所驱动的，这个驱动过程损害了一些人的生活、工作条件，也损害了国家的发展能力。这一增长过程也导致跨国积累动力的加剧，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整个东亚甚至东亚之外劳动人口之间的竞争压力。
　　对于古巴、委内瑞拉、南非和巴西的一些进步经济学家而言，是否接受中国市场经济战略的优点，已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
　　鉴于其经济强国地位的日益凸显以及其发展模式的价值所在，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所以，中国绝对必须澄清自身经济改革的本质，从而为中国国内那些谋求社会主义复兴的人们提供支持，也确保其他国家不会因为对于市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威胁产生误解而放弃之前所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