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破解中国经济的“三高陷阱”
——关于中国当前经济困局的一些观察与思考
导言：货币在经济增长中本是中性的，但它在中国的赶超战略中却被赋予了一种新的使命。中国经济体中的物价与通胀实则就是当局者自导自演出来的，旨在敛富于国、赖账于民。
中国经济自从启动自己的改革开放和赶超英美战略之后，就已命定似的被捆绑到这种持续、高位增长的战车之上。经过近三十多年的发展和累积，中国的GDP总量也已跃升到了全球的第二。为了继续自己的赶超伟业，经济的高增长是绝对少不了的。没有发展的速度，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可能难以获得世界的认可和景仰，赶超英美的豪言壮语就可能沉沦为某种遥不可及的东西。中国的领导人为何独衷这种经济的高增长，为何竞相比拼这种发展的速度，其根其源都在这里。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中也许都将是一个令人景仰的奇迹。然而，这样的经济究竟是怎样被增长上去的？不用讳言，货币的泡沫与膨胀作用就是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支撑因素。按照货币学派图解的货币与价格互动模式，同等数量的谷物，如果竞购它的货币多了，其市值就会自发地通过这种供求力量的作用而被迅速地拉抬上去。对英美的赶超需要这种经济的高增长。靠什么才能轻而易举地支撑起这种增长呢？货币就是一个很理想的工具。费雪的交易方程式很容易提供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种欺世盗名的做法。对货币的这种自我放任，三位一体的高增长、高物价、高通胀就是它终究要掉进去的一个陷阱。
对于中国当下的这种物价和通胀，温家宝政府已不止一次地发誓要把它控制下去了。可是，能够控制下去吗？试想，没有各种产量的实质性增长，而却投放这么多的货币跑到各种要素或商品市场里竞购交易物，靠什么来吸收它们？除了依靠这种物价和通胀的高位运行之外，这几乎就是一个无解的局。对于货币的这种竞购与膨胀作用， 时寒冰 先生通过自己的新著——《经济大棋局，中国怎么办？》，就很独特地从房地产业对超发货币的吸收这个层面向外披露了这种房价高位运行的苦衷和无奈。
从一个较长的经济周期上看，通胀实质上就是一种纯粹的货币现象。这一点，弗里德曼没有说错。控通胀，闸门就在于货币的投放与供给。只要中国不把这种超发出去的货币紧缩、库存起来，这种三位一体的高增长、高物价、高通胀，就是它无论如何也跳不出去的一个陷阱。
对于这种经济困局，我们的经济学家又是怎么说的呢？
据8月10日的《人民日报》报道，“7月份的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再创一个6.5%的新高。CPI的持续高位运行，是否意味着中国进入了高通胀时代？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等专家表示，还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中国当下的经济运行有没有进入这种三位一体的“三高时代”呢？这绝不是姚景源等专家的这种自说自话所能遮掩住的。在其中夹生的民众往往最能真实地感受到这种“三高”运行所带来的各种阵痛和煎熬。对于这种御用经济学家解读出来的统计数据，打死也很难让这些大陆的老百姓相信。
现在官媒发布出来的统计数据往往都充斥着不少欺瞒和泡沫。一些政府的职能部门为了用数据刻意彰显自己的调控政绩，总是在睁眼说着瞎话地发布一些较体面的数据，百般掩饰着这种经济运行的真相与民生的不堪重负。在这种CPI与居民钱袋子的竞跑中，老百姓消费的钱袋子明明是在变得越来越瘪，并不堪物价和通胀的重负；而我们的官媒发布出来的统计数据却还依旧在自己为民服务的功德碑上沉浸着自己的辉煌业绩。老百姓的“被幸福”及其对当下幸福感的嗤之以鼻，事实上已对这种粉饰政绩、自说自话的官媒统计数据抽了无数次耳光。
是什么把物价与通胀拉抬上去的？货币的超发毫无疑义地都是其中的一个首要因素。在货币与物价的因果联动上，一些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家对货币的使用和投放都还是比较保守的，对于货币的发行与投放的数量往往显得很谨慎。对于那些指望货币的滥发拉动经济增长的鲁莽做法，李嘉图警告道：“发行的货币绝不能泛滥成灾。因为货币的价值降低，货币的数量就会增加；如果货币的价值增加，那么货币的数量就会减少……在发行纸币时，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充分认识‘限制数量’这一原则所产生的效果……货币的贬值与否并不取决于它是辅币还是主币，而是完全取决于其数量是否过剩”。（英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221、222、228页）一个国家在市场的交换与商品的流通中，究竟需要多少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呢？决定其数量大小的原则又是什么呢？对此，詹姆斯·穆勒写道：“每一个国家中货币的数量自然地决定于它的价值，换言之，决定于那个国家制造货币的贵金属的生产成本。……在使用纸币的情况下，政府只要撤销纸币兑换贵金属的义务，当纸币发行量增加时，它的价值便会相应地变小。任何国家增加货币发行量，随之货币的价值缩小，其后果有二：第一物价上涨，第二债权人蒙受损失。”（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要义》第78、90页）用什么阻止这种纸币的超发与泛滥呢？李嘉图与穆勒二人几乎同时把自己的目光锁定到了它与金银块的兑换义务上。在论货币与银行一章中，李嘉图说道：“唯一有必要的是，纸币的数量应根据宣布作为本位的贵金属价值进行调节。所有国家都应将纸币的发行量置于某种限制和控制之下；为此，最恰当的办法莫过于让纸币的发行量承担金币或生金块兑现纸币的义务。”（同上《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223、225页）问题是这种纸币与贵金属货币的等量发行、等值兑换的法则，早就被那些追逐经济虚假繁荣的国家或政客们给破坏掉了，也没有谁愿意去遵守这种约束自己贪欲的义务。1970年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兑换的脱钩，就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从此之后，货币的超发与泛滥失去了贵金属价值调节的约束和羁绊。货币的价值或者它的购买力为何越来越不济起来，根子就在于这种贵金属价值刚性调节约束的丧失。由此，货币的超发与泛滥成了这种通胀不断加剧的一个最大的源头。
在失去了这种与黄金自由进行等值兑换的羁绊之后，英美经济体的货币发行大都依据其自身的经济增长率进行自律。这就是弗里德曼的货币学派所主张的那种货币的增供与其经济增长率必须保持一致的原则。
而如今，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计划连这个约束力很脆弱的货币自律发行原则也给抛弃了。宽松多少货币出去，一切皆听凭美联储自己对市场流动性的调控意愿了。如此而为，货币又岂能不大幅贬值，物价又岂能不急剧飞涨。
现在，对于中国经济中的物价和通胀急剧膨胀的源头，终于有一些学者追溯这种货币发行没有节制、没有章法的罪责了。中国老是抱怨美联储不负责任地超发货币，而央行的副行长易纲却发现中国的货币超发比之更甚、更严重。一位不记得其名的 金融 博士在最近时日的凤凰媒体上撰文披露中国自己的货币发行才真正什么没有章法、没有什么节制，一切完全听凭于政府制造虚假政绩和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需要。不管我们的政府承不承认这一点，人民币的疯狂投放及其它与GDP的超常比率，就是一个铁的物证，是无论如何也糊弄不过去的。
在这种铁的证据面前，姚景源等人的分析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货币超发的首位作用了，并认为这两年我国的广义货币增速太高了。但这却不是中国政府错，而是战胜世界金融危机和化解输入性通货膨胀所不得不付出的一个代价。姚景源如是说。
一个国家为什么一再地把自己的货币超发出去？其依据的原理似乎是这种货币的刺激与其经济增长、扩大再生产之间的某种正相关式的联动关系。也就像休谟所认为的那样：“货币数量增加会产生另外一些后果。当货币开始增多时，个人或多或少携带较多的货币进入市场。后果是他们肯出较好的价钱购物；休谟断言，价格的提高会鼓励生产者，促使他们更积极地生产，结果是生产量的增加。”（同上《政治经济学要义》第91页）
货币的增供在未达到一个经济体的消费与生产交易需求极限时，也许会多多少少地发挥出这种正面的传动与拉升的作用。但在超过某个增供的量限之后，它的这种对扩大再生产的刺激作用就会陡然消失，其后的主导性作用就只剩下一个拉抬物价的高位运行了。在产能不能再增加或者向上倾斜的生产曲线变得异常陡直的时候，超发出去的货币只能靠这种物价的上涨来吸收。正因为如此，像李嘉图、穆勒这样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货币的发行和增供上通常都显得异常保守和谨慎。
当然，除了这种首位的货币增供影响之外，通胀的国际输入、供求结构的失衡以及社会生产成本的攀升等，也在各自的领域内拉抬着这种物价和通胀的上涨。但不管怎么说，它们都是由这种货币的超发所派生出来的东西。
在产出的增长已达自己极限的时候，这些超发出去的货币只能在商品的市场流通中继续支撑着这种物价的高位运行。这将是中国经济体的一个常态。民众也不要指望中国能尽快从这种“三高陷阱”的深陷中自拔出来。对于这样的运行常态，还是听一听一些官媒的证词吧。“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表示，当前价格运行拐点特征明显，预计下半年我国食品类价格将继续保持高位运行，稳中略有波动的态势，但后期价格总水平同比将有所回落。”（8月10日《人民日报》）
总之，在货币的这种超量投放与市场竞购中，物价的过快上涨势头尽管能够控制下来，但它的高位运行却是避免不掉的，并日积月累为拉升这种GDP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支撑性条件。高收入、低物价营造出来的幸福感，对于中国的民众而言也许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传说。这些民众将要长期忍痛的是自己的生活负担在这种“三高陷阱”中的不堪重负以及其血汗储蓄的不断水漂。这就是中国民众未来运命的一个自画像。
可悲的是那些经济学家用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所勾画出来的幸福感，总把我们的国人哄得团团转，总有那么多人为之自慰和陶醉。这是不是一种时代的悲哀？谁来戳破这些纸糊的画饼，谁来戳破这些经济学家的谎言？是乌合的大众还是先知的脊梁？
2011年8月20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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