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熙：我国当前经济和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到底是什么？

我国当前经济和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到底是什么？　　

朱明熙（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大量的资料和数据证明，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已经到了一个相当危险的临界点，它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最主要的矛盾和问题，因此，为了避免中国陷入“中低收入陷阱”，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和谐，我国必须努力改变目前这种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扩大的趋势。

关键词：贫富差距  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　　

研究税制和税收征管改革或者说调整为什么要首先研究我国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税制、税制结构和税收征管是整个经济和社会运行大系统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是从税收来源和税收规模看，还是从税制、税制结构的变化和税收征管的好坏看，税收都必然要从根本上受到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程度、规模和好坏的影响和制约。当然，税收规模的大小，税制和税制结构的优劣，税收征税管水平的高低，以及更为重要的税收使用的好坏，也必然要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反作用。诚如一位哲人所说：征税权力是政府最大的权力，是整个国家建筑之根基。它对一个国家的存在和繁荣的重要性，就像我们蒙昧人呼吸的空气一样。它不仅仅是保持国家活力的力量，也是毁灭国家的力量。但尽管如此，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则是决定税收规模、税制、税制结构和税收征管的“第一推动力”。因此，就税收研究税收问题虽然是必要的，但绝对不是充分的、科学的。研究税收问题，必须把它放到整个经济、社会大背景中去研究，才能看得更加清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更加科学，才能避免单纯就税收论税收的单向度的主观片面性和狭隘性。　　

    既然如此，那么，我国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是什么呢？由于我国经济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世界经济之中，因此，研究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是什么，就不仅要研究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必须研究国际经济的各种因素的影响。　　

从国际因素看，自从2008年爆发百年未遇的“金融海啸”以来，虽然经过各国政府的不惜血本的极力救市，暂时止住了金融的崩溃和经济出现“大萧条”，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性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又加之政府债台高筑，债务危机不断爆发，经济复苏相当缓慢，失业问题日趋严重，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尤如怪兽幽灵一般始终盘旋在全世界的上空挥之不去，整个金融和经济市场笼罩在一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信心严重缺失的阴霾之中。经济危机自然会引起社会和政治危机。今年以来在发展中国家，如中东的突尼斯、埃及等国陆续爆发的“茉莉花革命”，在发达国家，如英国、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德国、以色列等国不断发生的骚乱和示威游行，以及近年来在美国、法国等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不断爆发的罢工、游行、示威。最近据报载，对“未来十年美国是否会发生像现在‘中东革命’那样的政治大动荡？”美国“福克斯”电视台9月1日公布的民调显示，有51%的美国民众做出这种悲观预期，更有高达74%的民众认为美国政治体系已经崩溃。[1]可以说整个世界现在是矛盾重重，危机深重，一时半会儿恐怕缓不过劲来，也就是说经济复苏很可能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这种状况必然会对实行“大进大出”，“外向型”过高的我国经济产生严重影响。其实，今年以来，我国一些外向型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已经受到不小的影响，甚至出现倒闭风潮。据许多企业主反映，目前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的程度。可以想象，如果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仍然这样半死不活，复苏缓慢，失业严重，很难说这些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解决失业问题，缓和社会矛盾，会不会对中国出口实行更多更严的贸易保护主义，使中国的大量出口难以为继，并进而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需求。对此，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一定要未雨绸缪，作好最坏的打算，预备相应的对策。　　

至于我国，客观地讲，情况也并不令人乐观。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的经济以每年近10%的速度连续递增，突飞猛进，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又一个奇迹，我国的经济总量在2010年甚至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出口总量在2009年就达到世界第一。财政收入也由1978年的1132亿上升到2010年的83080亿，增长70多倍。但同时，这种“GDP增长至上”和“金钱万能”的片面的发展方式，也给我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资源和自然生态等带来相当程度的破坏，有些甚至是无法挽回的损害。如今，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自然、生态、资源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中国社会可以说潜伏着各种不和谐甚至可能一触即发的危机。如果我们再不审时度势，极力纠正这种“只顾眼前不顾未来，只管一时政绩不图长远发展，只想少数人发财不顾大多数人死活”的错误的片面的发展方式，我们不要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恐怕就连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化”、“印尼化”都是很难说的。　　

怎么办？危机和机遇，黑暗与光明，“生还是死”，就是这样严峻而沉重地摆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需要认真回答。　　

在这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之中，什么矛盾和问题最大呢？我认为，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的矛盾和问题就是中国正在发生并不断恶化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　　

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由于种种原因，使得极少数官僚、买办、资本、知识精英利用制度改革的漏洞、经济秩序的混乱，法制的松懈，以及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相互勾结，上下其手，大搞权钱交易，大肆掠夺国民财富，残酷剥削广大劳工，无节制地挥霍民脂民膏，在这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把一个相当平等的中国一下子变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甚至大大超过所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比我国落后许多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使大多数国人谈起此事时常常是愤恨不平，怨声载道。那么，我国的贫富差距目前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呢？由于国家统计局近年来没有公布这方面的数据，我们只好用一些专家的估计。据刘国光老先生讲，用国际上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来衡量，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大约是0.25左右（有的说是0.16，有的说是0.31，由于当时没有这方面的权威统计，因此很难说谁对谁错。但一般公认当时还是相当公平的社会，要不然，为什么要批判当时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呢？），1992年就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据世界银行估计，2009年已达0.47。刘国光老先生认为，如果加上漏计的隐性收入，估计现在已大大超过0.5（据法国的埃菲社报道，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甚至高达0.57。[2]），远远超出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大多数国家一般在0.2～0.5之间）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就连发展比我们落后的印度2005年的基尼系数也只是0.37，据说贫富差距很大的俄罗斯，2005年也只是0.38。）。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其中最富有1%的家庭占有了美国家庭净资产35%的财富，而中国则是最富有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BCG）2007年10月30日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仅占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的“新贵家庭”却掌控了全国41.4％左右的财富。[3]）。可见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和贫富悬殊的程度甚至大大超过了西方国家贫富差距最大的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4]。另据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讲，据他们学校的研究，虽然最近这些年，中国的GDP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但是贫富差距也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在扩大。而且，他认为当前财富存量的分布不公，正在成为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的新因素。财产存量分布不均，必将对收入流量进一步不均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这种财富分布的不公，必然通过家庭遗传成为破坏机会平等和代际平等的最大因素，带来严重的动态不公[5]。最近，各界人士不断热议的“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以及阶层流动的凝固化，不就是一个现实的写照。　　

此外，据胡润研究院和群邑智库于2011年4月12日联合发布的《群邑智库 2011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千万富豪人数已达96万人，相比去年增长9.7%，其中包括6万个亿万富豪，比去年增长9.1%。北京、广东、上海三地千万富豪人数占全国的近一半。而且，中国富豪人数继续快速扩大，上榜百亿富豪达到127位，比去年增加了30位，比前年增加了62位。如果加上隐形富豪，全国大约有300位百亿富豪。上榜十亿美金富豪达到271位，比去年增加了82位，比前年增加了142位。如果加上隐形富豪，全国大约有600位十亿美金富豪。全国拥有十亿人民币及以上的富豪人数从去年的4000人增至7500人。[6] 据胡润称，“全球金融危机好像没有影响中国企业家，中国企业家的财富增长仍然很快。”而且，“在百富榜统计中，一般有超过2/3的人会被漏掉。”[7]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一个调研报告也显示中国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数居全球第三。[8] 另据中新社纽约记者孙宇挺报道，2011年3月10日在纽约发布的“2011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中，中国大陆富豪表现抢眼，有115人列入榜单，比去年的64人大幅提升，百度总裁李彦宏更是成为首名进入该排行榜前百的中国大陆富豪。2009年的时候，中国大陆进入福布斯这一以十亿美元为底限的排行榜人数还只有28人。[9] 2011年4月1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的一篇文章甚至以《中国富豪数目增速超乎想象――千万富豪96万人亿万富豪6万个》作为标题来描写这一现象。在文中谈到，富豪人数的增加也意味奢侈品市场的深化。2008和2009年全球奢侈品市场跌入谷底时，中国的销量却逆势攀升12%至96亿美元。世界奢侈品协会预计这个数字会在未来五年增加到146亿美元，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奢侈品市场。　　

而另一方面，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的老百姓中，相当部分的人还处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之中，甚至所谓的有点余钱的“中产阶级”，也常常因为住房、上学、治病、养老、通货膨胀等等等等问题而烦恼不堪。据熊剑博士介绍：今年的盖洛普调查显示，自1999年以来，中国GDP的平均增长率在10%左右，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以购买力平价法计算）是7536美元，是1999年的3.5倍。然而，这一增长似乎对于盖洛普最为基础的幸福指标——生活质量评估，没有任何影响。12年来这一指标一直没有较大变化。中国在该项指标的得分一直低于5.0 。甚至低于东亚和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同年的得分。这一区域内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的生活质量评估得分都超过6.0，其中，新加坡为6.5，日本和韩国均为6.1 。去年，在所有受调查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中，只有蒙古和柬埔寨得分与中国相近或者低于中国。[10] 此外，据刘国光老先生讲，按照联合国标准，每日收入一美元以下为绝对贫困，二美元以下为低收入，都属穷人之列。现在估计中国有1.5亿的人口每日收入不足一美元，属于绝对贫困；有31％的人口即四亿多人每日收入在二美元以下，也都是穷人。他讲，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估算，城乡合计每日收入二美元以下的人口达十亿。[11] 刘植荣先生通过对世界各国工资的研究也得出中国属于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的结论。他说，2009年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因为企业的工资大都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尤其是私企。），而世界平均为58%，中国不及世界平均数的一半，在世界排名第158位，居倒数第26位；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为50%；世界多数国家的工资占企业成本的50%，而中国还不到10%，由于85%的从业人员的工资过低，使中国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资本回报比重却逐年上升。而且，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3000%，世界平均为70%。[12]中国社科院2008年的《社会蓝皮书》也同样证实，2007年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尚未扭转。比较明显的两个趋势是,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居民收入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均出现下降。报告显示,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九五"末期的13.3%下降到"十一五"初期的11%。按支出法统计的地方GDP构成中, 2003年以前一直占50%以上,2004年降至49.6%,2005年降至41.4%,2006年降至40.6%。与这组数据相对应的另一组数据是,营业盈余(或称“资本回报和资本利润”),由原来的20%提高到2006年30.6%。这意味着劳动报酬收入在逐年下降,而企业利润在上升。而当年美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劳动者报酬占56%左右,企业经营利润只占12%左右。这表明中国的初次分配结构还是很不合理。它是我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13] 郎咸平先生在《郎咸平说：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这本书中讲，虽然中国工人的工资低，在全世界垫底，但他们一年的工作时间竟然高达2200个小时（2007年5月9日的英国《独立报》甚至报道：中国工人“过劳死”现象严重。），而国外，日本是1758小时，美国只有1610小时，荷兰只有1389小时，阿根廷是1903小时，巴西是1841小时。他不禁慨叹道，“你看我们的工人，拿的是全世界最少的工资，但工作时间却是全世界最长的。多么勤劳的民族，多么可怜的民族！”[14]另外，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的监测调查报告指出，2009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1417元（注意，这一般包括了加班工资。），其中，800至1200元的占31.5%，1200至1600元的占33.9%。[15]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调查报告也显示，2009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8199元，而国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5053元。上述数据表明私企平均工资比国企低48%（其实，国企职工年平均35053元的工资并不算高，只是私营职工工资太低。）。[16]另据王小鲁先生估算，2008年如果加上近10万亿的隐性收入，那么全国最高10%家庭的人均收入与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而不是统计局公布的23倍。而高达9.26万亿元的隐性收入中，10%的城镇最高收入家庭占有了63%，再加上高收入组，城镇20%高收入居民占有了80%以上。同时他认为，2008年的9.26万亿元隐性收入比2005年4.85万亿元的隐性收入扩大了近一倍（上升91%）。显然，隐性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正常收入的增长速度。他认为，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会显著高于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专家计算的0.47—0.50的水平。[17]而且，这次个人所得税扣除额的调整在不经意间也透露了我国贫富悬殊的现状。据财政部称，个税法修改后，纳税人数将由原来的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换言之，中国目前只有8400万人的计税月工资在2000元以上，只有2400万人的计税月工资在3500元以上。8400万人仅占全国人口比例的6.27%，2400万人仅占全国人口比例的1.79％。由此可见，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可以说是已经到了触目惊心，令人揪心的地步了！　　

问题还不止于此。正是由于过份悬殊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必然使得本来应当充当拉动经济马力最大的引擎――消费需求逐渐熄火。虽然从1998年以来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措施企图刺激民众的消费需求，然而，广大民众的消费需求却由于或者因为收入微薄而不能增加消费，或者因为要买房、要上学、要治病、要养老、要防失业、要防减薪等等预防动机而不敢扩大消费，结果，拉动经济最大的一块――内需不仅起不来，甚至还在不断降低。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的最终消费（居民消费加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62.3％下降到2010年的47.4％，10年下降14.9个百分点，而且从2007年以来就一直在50％以下。其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46.4％下降到2010年的33.8％，10年下降12.6个百分点（而世界各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一般在60％左右，高的甚至在70％以上，比如美国。甚至大大低于“金砖国家”中其余国家，比如高的巴西为83.6%，低的印度也有69.6%。据世界银行统计，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总额为1.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7位，而GDP总量居世界第4位。）。由于居民消费上不去，只好主要依赖另外两个经济的发动机――投资和出口。因此，投资占GDP的比重便由2000年的37.8％上升到2010年的48.6％，10年上升10.8个百分点，2010年的投资甚至超过最终消费的比重（47.4％），而且从2003年以来，投资占GDP的比重就一直占40％以上，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出口占GDP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20.9％上升到2010年的25.62％，其中最高的2007年甚至达到35.16％。[18]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由2000年的2.4％上升到2008年的15.8％。[19]　　

但问题是像中国这样的拥有13亿多人口、7亿多劳动力的大国，如果经济长期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无论是从国内看，还是从国际上看，必然受到越来越大的阻碍而最终失败。比如投资，我记得80年代批判过去计划经济的弊病时就得出一条教训，那就是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能超过30％，超过了经济就要出大问题。可是我国从2003年以来投资占GDP的比重就一直在40％以上，2010年更是高达48.6％，几近占GDP的一半！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而我国的个人消费需求2010年却只占GDP的33.8％。据资料显示，目前我国钢、煤、水泥、汽车、电脑、手机、电视机、电冰箱、棉布等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其中有些产品的产量甚至占全球产量的80%、90%以上。这么多的产品生产出来，却没有相应的国内需求来消化，这就是中国经济近些年来为什么一直存在所谓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是生产过剩）的根源之所在。怎么办？当然只有依赖大量出口。这也就是我国为什么近年来越来越依赖出口的主要原因。但问题是世界市场目前是萧条的，市场需求是有限的，目前各国都在为缺乏拉动经济发展的市场需求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失业而焦头烂额一筹莫展，这样一来，如果我国还像前几年那样企图依赖大规模的出口来消化我国大量过剩的生产能力已经是难上加难了，甚至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而且，由于中国的出口规模太大，2009年就已经跃升世界第一，进口世界第二，以至于被其他国家视为洪水猛兽。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连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对我国频频发起的贸易制裁就说明了这一点。可以预见，世界经济如果在今后一段时间一直这样萧条，甚至出现“二次探底”的话，国外对我国实行的贸易保护措施将会越来越严重。问题还不止于此，我国建立在“低工资、低利润、高消耗、高污染”基础之上的大量的出口，辛辛苦苦赚回的3万多亿美元的天量的外汇储备，一边却由于美元的不断贬值而大量缩水，一边却由于各种原因只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和其它外国债券而再次大量缩水，实际上等于中国出口的这头牛身上最起码就被跨国公司、外国政府剥去了三层皮。实践越来越证明，这种“大进大出”的外向型发展路子，虽然在初期对于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长期实行，一直不调整，必然会越走越窄，最后只能是死路一条。因为，从根本上讲，它是建立在“低工资、低利润、高污染、高消耗”，牺牲本国劳工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基础上的低端“打工经济”基础之上的，是完全不可持续的，甚至可以说是自掘坟墓的！2011年5月9日的《中国青年报》登载了这样一篇很能说明问题的文章，标题是《中国靠什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文中谈到，两名法国学者今年年初研究了iPhone（苹果手机）的产业价值链。据调查，从美国进口一部在中国组装的iPhone手机是178.96美元，其中24美元的闪存和35美元的屏幕是在日本生产的，23美元的信息处理器和相关零部件是韩国制造的，全球定位系统、微电脑、摄像机、WIFI无线产品等共计30美元的零部件是德国制造的，蓝牙、录音零件和3G技术产品等价值12美元的零件是美国制造的。除此之外，材料费用、各种软件许可证和专利费用，合起来为48美元左右。最后算下来，在中国组装环节的费用只有6.5美元。由此可知，富士康公司之类（苹果公司的代理商）在国内算是收入相当不错的企业，但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从那部时尚而尖端的手机里，只能分享3.6%的价值。在这种全球分工的格局当中，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怎么可能扩大？中国靠什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对此，甚至连法国总统的经济顾问雅克·阿塔利也看不下去，他说，这种“月入不足1000欧元的中国人，却将省吃俭用的血汗钱供养着收入10倍于己的美国人”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合理的。[20]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日前在北京也表示，“中国应努力转变增长模式，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21]　　

更为严重的是，正是由于过份悬殊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必然使社会发生分裂，形成穷人与富人、官员与群众、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对立，严重时必然产生社会的动乱。最近英国的骚乱，以色列、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游行示威，前段时间中东的突尼斯、埃及等国爆发的“茉莉花革命”，……都是很好的证明。今天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仇富”、“仇官”的现象，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的暴力案件，富人的纷纷移民，权贵家属的“裸奔”，改革共识的断裂，治安维稳费用的高企（2010年公共安全费用高达5517.7亿，甚至超过5333.37亿的国防经费。）……。这一切矛盾和问题产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我以为最根本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正在发生的过份悬殊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并没有从经济发展中享有应得的成果和福利，反而是极少数官僚、买办、资本和跨国公司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剥夺了广大人民群众应当享有的改革成果和福利。一边是家财上亿，甚至上百亿，纸醉金迷，挥霍无度，骄奢淫逸；一边是为生存、为就业、为房子、为读书、为治病、为养老……而焦虑不安。你说，面对这种状况你能够满意吗？你难道能够心安理得、若无其事、听之任之吗？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22] 邓小平的这些话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最近，网上有关“分蛋糕更重要，还是做蛋糕更重要？”的争论很是热闹。一方以重庆市的薄熙来为代表，提出现在已经到了应当实现小平的遗愿，该突出民生和公平，调节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时候了，如果再不调整，中国很可能要出大问题。另一方以广东的汪洋为代表，针锋相对地提出分蛋糕不重要，现在主要还是要做大蛋糕。两种思路，两个方向，很值得关注。结果在民间，网上对薄熙来的观点是一片欢呼和拥护，甚至有人说“重庆就是当年的延安”。而对汪洋的观点则是一片臭骂和拍砖。据权威杂志《人民论坛》7月对23238人的调查显示，赞同汪洋观点的民众仅有区区2%。这反映了什么？这不就反映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在吗？俗话说得好，“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所向，国之根本，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最近，黄树东先生在《中国，你要警惕》一书中写道：“从全球范围来看，过去几十年那种自由放任，以不公正为核心内容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从国内经济关系看，那种发展方式的特点就是收入不公和贫富悬殊。从国际经济关系看，那种发展方式的特点就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发达国家消费；发展中国家储蓄，发达国家借债。放眼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国内分配不公和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分配不公交织。不公正是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也是当今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主要问题。因为当今世界经济问题的根源来自不公正的经济关系。这个经济关系是当今世界所有问题的“原罪”。只要中国处理好贫富悬殊，中国将迎来另外20－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有可能在2019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那以后再经过大约3个五年规划的时间，即2034年，中国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两倍。　　

公正是中国世纪的基石。中国需要用公正来打造自己的金碗银窝。只要对内公正，就能复兴。这就是中国面临的历史机会。中国只要脚踏实地走好自己的路，眼睛向内，调整经济不平衡，实现有包容的经济增长，提振公平正义，扩大内需，对外捍卫好自己的国家利益，就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超过美国，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一种新的价值体系，一种别样的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提供一种新的选择。那将是一种传承了5000年历史的文明!” [23]　　

对此观点，我深以为然！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