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22）
理性的经济人不都是自私的
田国强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经济研究》，2005.2）与《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学”全国高校教师暑期师资课程进修班讲义）中，通过他的“一个行为假设，二个注意事项，三个制度安排，四个基本原理，五个分析步骤”展开了在他看来所有现代经济学“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本人认为，田国强的经济学“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是对西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经典概括，对其分析研究有利于深入解剖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准确定位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理清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差别，吸收西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合理因素以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养料，确立中国经济学范式的逻辑与历史的必然性。
科学的经济学不能以假设为出发点
田国强：“1、一个行为假设 一个行为假设指的是，任何一个社会学科都需对人的行为作出某种假设，将人的行为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对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做出假设是经济学的根基。”（田国强：“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
人类科学史证明：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以不证自明（所谓“不证自明”就是已被人类长期实践所证明、不可证伪因而不需要再证明）的公理为逻辑起点，只有西方现代经济学，才公然主张以假设为逻辑起点。这说明，西方现代经济学无法像其他科学一样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逻辑起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不知道经济学的公理是什么；之所以西方现代经济学不知道经济学的公理是什么，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混淆了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其他科学研究对象的不同层次，使其无法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本质作合理抽象、真正找到与其他科学等价的经济学的公理。
历史辩证法是对称辩证法的展开。社会是放大了的自然；社会宏观主体的自觉活动，相当于自然界微观粒子的自发运动；牛顿力学层面的自然观，相当于社会宇观整体的历史观。
“无磨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没有空气阻力的自由落体运动”、“分子不发生碰撞的理想气体”、“不可压缩非粘性的理想流体”等是对自然界宏观现象的合理抽象，但把其机械地套到相当于自然界微观领域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领域，就会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抽象有一个“度”，这个“度”的界线，不同层次的对象有不同的标准。 就好象量子运动中的“波粒二象性”，“波”和“粒”就不能分别抽象，如果分别对它们进行抽象没有任何认识意义。对个人行为的假设和无磨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不属于同一层次，而与量子运动中的“波粒二象性”相当，因而是一种过度的抽象；过度抽象形成的，就是空洞的抽象。用牛顿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只能是空洞的抽象；用量子力学层面、与人类经济活动相对称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才是具体的、合理的抽象。以具体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统一的，其逻辑体系是自洽的，结论是普适的、不可证伪的，没有各种各样的“外在性”、偶然性、非常规性，不需要用各种限制条件进行“修补”。把脱离具体的、还原论意义上的过度抽象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对立的，其结论很容易被证伪。西方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把这些“抽象”定位为假设，而不敢明目张胆宣示为公理，就是因为他们底气不足。西方现代经济学用认识宏观自然现象的方法来认识社会，是用牛顿力学的方法来认识量子世界，是方法的错位。如果把自然的微观层次看成相当于社会的宏观层次，自然的宏观层次看成相当于社会的宇观层次，那么自然和经济社会、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并无任何本质的不同；经济学的发展和其他科学的发展一样，都是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出发点、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自然历史过程”。
一门科学的逻辑出发点是一门科学的公理，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是经济学的公理。那么，什么样的东西才是经济学逻辑起点的公理呢？
任何一门科学的公理只能是特定领域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的抽象，经济学的公理只能是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的抽象。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就是经济主客体的对称关系。到目前为止，西方现代经济学曾经出现过三种出发点：亚当-斯密的价值、马克思的商品和帕累托的“经济人”。它们都只不过是经济社会的“本原”而非“本质”。从经济现象的本质——主客体的相互关系推导出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从主客体的价值关系推出经营活动、交易活动、“经济人”及其活动——观察与推理、假说与验证、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都是必要的、相互对称的方法；其中，“数学公理”只是主体在这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中、逻辑思辨中的一种形式和非十分必要的环节。经济学的公理与数学的公理一样，只能凭直觉产生；但由于经济学是比数学更复杂的系统科学，因而从观察到直觉、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更复杂、过程也更漫长。但如果把“公理化” 理解成排斥主体的“纯科学”的方法，则只能走向科学的反面。因此，公理化方法应该是主客体相对称的对称逻辑的方法，而不仅是数学方法和传统逻辑方法。如果讲到分析工具的发展，那么对称逻辑是最重要的分析工具的发展成果。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商品”。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经济人”。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主客体关系。第三者是前二者的扬弃：把高品提升为“客体”，把“经济人”提升为“主体”——主体与客体及其对称关系——逻辑与历史的对称关系，就是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
假设不但不能作为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而且不能作为经济学模型的起点。所谓模型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与综合，使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思维的具体，又把这一思维的具体转变为实践观念，通过实践工程，转变为新的感性具体。这其间，假设只是过程或过渡环节，而绝非前提。以假设为前提，以数理统计为根本方法，这样建立起来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无普遍必然性；虽然有时会因碰运气发生作用，但极易因为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失效。
西方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没有科学的范式，是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还原论的出发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是一种本原，虽然黑格尔是把本原当成了本质。马克思模仿黑格尔，“商品”相当于“绝对精神”。《资本论》沿袭了西方思维方式的传统。《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的本原――“商品”――而不是本质为出发点（因为它也把本原当成了本质）。商品只是一个要素，展开来的，只能是某个层面的规律，而不是市场经济的规律。还原论经济学缺乏出发点的本质性、自上而下的严密性、自下而上的创造性。见物不见人，人缺乏经济主体性，忽视文化、制度、人格、软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经济学还原论的要害，就在于它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时，不是把经济社会规律看成是经济社会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而是以一个要素、假设作为出发点从现象到现象的展开。这种发展观是线性发展观。还原论的出发点决定了出发点的抽象性与不对称性，决定了理论出现悖论与实践出现悖境的必然性。因此以还原论形成的假设作为出发点，其结论不可能是实证的。
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还原论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向。西方现代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向是：问题→政策→理论的不对称思维运动。问题与理论，本来是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双向思维运动。但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缺乏整体稳定的框架，既缺乏自上而下的严密性，又缺乏自下而上的创造性，因此变成从不对称到不对称的单向思维运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使问题越来越多。西方现代经济学家，囿于他们的思想方法，连自己的国家的问题都解释不了，根本没有资格对别人国家的事情指手划脚。照搬照套他们的理论，只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还原论的出发点与形成体系的方向，使西方现代经济学有经验而无完整理论，有模型而无范式,是无范式的范式。因此以还原论形成的假设作为出发点建构起来的体系不可能是科学的。
假设是一种尚未确定的“问题”， “问题”只是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契机，而不是出发点——既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也不是叙述的出发点。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要以主体原有的理论背景为前提；问题和理论的碰撞，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方式；由于它们的相互作用，使经济学理论实现从抽象到具体的展开。所以，假设不能作为出发点——既不能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也不能作为叙述的、逻辑体系的出发点。
理性的经济人不都是自私的
田国强不仅以假设为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而且以“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田国强：“第二个基本原理是承认理性假设。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理性假设意味着，在经济活动中，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果人是非理性的，都大公无私，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在常规性的情况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利己性、自利性。这个假设无论在什么层面都基本成立，无论考虑国家、单位、家庭及个人之间关系的时候都是如此。”“要注意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行为假设都有其边界，不能盲目运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理性假设也是有边界条件的。大公无私与人的自利性往往并不矛盾，它们是不同环境下的不同行为反应。在天灾人祸等非常规性的条件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非理性、大公无私的一面”。“行为假设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边界，有的人大，有的人小，行为经济学就是要把这个行为边界找出来，没有人说理性行为假设总是错的，我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人。”（田国强：“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 “一个经济理论有没有说服力和实用价值，一个经济制度安排或经济政策能不能让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关键看所假定的个人行为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看制度安排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是不是激励相容，即人们对激励是不是作出了对他人或社会也有利的反应。”（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在这里，田国强混淆了两个概念：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人的自利性。由于这种混淆，使之不能自圆其说。
任何体系的逻辑出发点都蕴涵了后来发展的整个体系的全部要素的萌芽，经济学体系的逻辑出发点必须是经济现象的最高概括，能够统一解释所有的经济现象，由其引申出来的经济学结论不会被任何经济现象所证伪；对于人的行为分析必须适合于所有人而不是仅仅适合于大多数人。时间、空间、层次是对称的，是可以相互转化、因而可以相互换算的；“无论在什么层面都基本成立”、没有层次条件限制的假设，也必然同样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基本成立而没有时空条件限制。这样的“假设”就不是什么假设而只能是“公理”。因此作为公理的逻辑出发点在特定对象的范围内没有边界，作为经济学公理的经济学逻辑出发点在经济现象范围内没有边界。试图用外在的时空“边界条件”来修补，使所谓的“无论在什么层面都基本成立”的公理性假设同其相对立的命题得到兼容，用不是“总是错的”作为公理性假设不可证伪的标准，都不能避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假设”被证伪而陷于自相矛盾的“公理悖论”。这个悖论说明：“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的自私经济人的“理性假设”不能作为经济学体系的逻辑出发点，以自私经济人的“理性假设”作为逻辑出发点的不可能是科学的经济学。
经济，就是通过资源的生产与配置，满足人的需要。利益，就是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每个人都在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行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经济人”。但人的需要，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人的利益，有金钱的和荣誉的、眼前的和长远的、局部的和整体的、肤浅的和根本的；人满足需要、追求利益的手段，有合理的和不合理的、道德的和不道德的、损人利己和利人利己的。 合作，本身是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必要环节；合作经济学本身是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人的利己与利他是对称的关系。利他有时并不在人的利益和理性之外，并非人的利益和理性的补充，而是恰恰就是人的利益和理性的内在环节。认为人的理性是自身利益最大化本身没错，但把自身利益最大化仅仅理解成利己，把利益仅仅理解成物质利益则是偏狭的。这不是理性非理性、利己与利人的关系问题，而是对“理性”与“利益”内涵的把握问题。经济伦理学不是外在于经济学的另门学科；人的利他性不是利己的补充，利人与合作同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在逻辑上可以做到自洽。人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并不等于人是自私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的本能也是一种本能，在这种本能的冲动下，为了伸张正义，利人不利已，也是人的一种需要；满足这种需要也是一种利益。在自然灾害之中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关怀本身也是人的利益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助人也即助己，帮助自己实现了自己人格的升华，因而也实现了自己的利益，因而也是正常的、理性的行为。西方现代经济学家的“经济人”，认为理性的、正常人的一切行为都有利已的目的，实际上是一种“性恶论”。所以经济人，有庸俗的与高雅的、片面的与全面发展的。“经济人”的假设科学不科学，不在其名称，而在其内涵。上述“利益”、“利益最大化”的内涵说明：“每个人都在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行事”和“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是表面相似、实质不同的两个命题。前者可以把人的“理性”、“非理性”，“利己”、“利人”全部囊括在自己氂下，因而可以对人的全部行为作出统一的、合理的解释。在前者看来，人的“利他”、“大公无私”不是什么非常规条件下的“非理性”、不正常的行为，而是人的理性、正常行为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表现形式，和“利己”行为一样都是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一共同本质的不同表现。后者则必须把人的利他行为作为所谓的“非理性”行为排除在“理性人”的正常行为之外，用非正常的行为来定位、“补充” 人的正常行为，以使之不和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冲突。“每个人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是适合于所有“人的行为方式”的不可能被证伪的公理，公理不需要假设；只是“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的“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是轻易就能被证伪的歪理，歪理不能作为假设。
因此，经济人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经济人是实证的，而不是假设的。经济人是现实的，而不是虚构的。经济人是行为的，而不是理论的。具体的经济人是主体, 主体与客体相对而言。所以以具体的经济人----主体为出发点,就是以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出发点。经济人是哲学分析的终点，经济学研究和叙述的起点、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 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是一切科学的出发点，“经济人”是经济科学的出发点。如果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经济人”是低级的庸俗的，那么建立在“经济人”这个假设基础上的整个经济学体系的大厦，基础就是不牢的。在理论上，一切模型都是无效的；在实践上，只能使人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科学就是正确反映客观规律与客观本质的逻辑体系，其内容是科学规律，形式是语言。作为科学的逻辑体系，其概念和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客观事物之间的规律性联系的反映，作为科学内容的科学规律、科学本质同客观规律、客观本质是对称的。既然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社会的出发点，那么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也就是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作为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当今世界三大流派、两大类型经济学出发点的扬弃，且同宇宙的本质、社会经济发展的出发点相一致，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最大的涵盖力与解释力，因而具有公理的性质。以这样的公理为经济学的出发点，可以做到经济学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思辩与实证的统一。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是理论的边界条件分析
由于田国强以不确定、本身有边界条件因而没有普适性、“不是总是错”的因而可证伪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其经济学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所以在他看来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定理都是有条件的”；经济学理论的应用和发展过程，不是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具体实践的相结合过程，而是找到经济学理论和定理的“边界条件”。田国强：“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数学，任何一个理论、定理都是有条件的，关键是要找到这个条件的边界在哪里。”“要注意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行为假设都有其边界，不能盲目运用。”“经济变量间关系的成立有其边界条件，由此得出的结论亦有其内在逻辑。”“是不是说，经济学就不是一门科学呢？不是的。经济学是实实在在的一门学问。可以说，现代经济学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来自于现实。既然经济学不能做实验，靠的又是什么呢？靠的就是其内在逻辑分析！在我的一篇关于金融危机的文章中也提到，完全靠理论来判断经济形势是不行的，完全靠数据说话也是不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和数据不是预测真理的标准。那么，靠什么来判断经济形势或作出比较准确的预测呢？这就靠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分析。一些经济学家不考虑边界条件也不进行内在逻辑分析，把自己的想法不加任何附加条件就建议给政府或发布于媒体，这样做往往会出大问题。”“参照系指的是理想状态下的标准经济学模型，它导致了理想的结果，如资源有效配置等。参照系是一面镜子，让你看到各种理论模型或现实经济制度与理想状态之间的距离。一般均衡理论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参照系，它主要论证完全竞争市场的最优性，认为它将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在这里，田国强虽然承认“经济学是实实在在的一门学问”，然而却否认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任何科学真理都是抽象和具体、相对和绝对的统一；任何科学真理都有所适用的参照系。就任何科学真理都只适用于一定的参照系而言，任何科学真理都是相对的；就任何科学真理在特定的参照系中都有普适性而言，科学真理是绝对的。不同的参照系决定了不同的科学范式，不同的科学范式决定了科学真理的适用范围。在这里，经济学范式的不同、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决定的经济学理论和原理的适用范围的不同，不是所谓的经济学理论和定理的“边界条件”。任何一门科学，指导实践、发展自身的过程，都是在特定参照系、特定科学范式中不可证伪（或未被证伪）的、无边界条件的公理、定理和有边界条件的具体事物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使这些公理、定理的内容得到充实，现象得到解释，行为得到指导，事物得到创造，机制得以设定，制度得以安排，理论得到发展。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过程。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过程首先是范式分析的过程，其次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对经济学理论同其所应用对象的关系首先从范式角度进行时空层次的对称分析，所运用的思维方式是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多元化的；对经济学理论同其所应用对象的关系进行边界条件的对应分析，所运用的思维方式是牛顿力学一元化的线性思维方式。经济学一元化的线性思维方式，其根源在于把西方现代经济学看成人类经济学的模本、经济学唯一的不变的绝对的真理。但把自己局限在理性分析范围内的西方现代经济学，不能理解和解释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同知识经济形态这个参照系不兼容。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真理性只能局限在工业经济时期，在知识经济时代将被“证伪”。因此，西方现代经济学是工业经济时期的经济学范式，知识经济时代要求新的经济学范式与之对称；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移、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必然要求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把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看成不变的绝对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需要范式转换只需要边界条件分析，没有逻辑和事实依据。只要明确参照系，经济学科学真理的多元化就不会陷入真理观上的相对主义。如果认为公理、定理本身即有边界条件，并且能够找出这些边界条件，那实际上就等于承认这些公理、定理已被证伪。已被证伪的公理、定理不是科学，对不科学的学问进行“内在逻辑分析”也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各种“定理”、“公理”，有那么多的例外甚至“悖论”存在，是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所致，是由于线性思维方式同丰富多彩的经济现实不对称所致，就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各种“定理”、“公理”有边界条件因而没有普适性所致。因此范式分析是经济学内在逻辑分析、边界条件分析的前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等于理论的边界分析，经济学范式的对称分析不能归结为找到经济理论、定理的边界条件。
经济学范式分析是界定经济环境的前提
田国强：“1、界定经济环境 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首要组成部分，就是对所要研究的问题或对象所处的经济环境(economic environment)作出界定。如前所述，要做好任何一件事，首先要了解国情、所处的周围环境或现实背景。现代经济学在研究问题时也完全如此。在作经济问题研究时要从实际出发，对经济环境进行界定。经济环境通常由经济人、经济人的特征、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以及信息结构等组成。对经济环境的界定可分为两个层次：(1)客观描述经济环境和(2)精炼刻画经济环境特征。要做好这两点，前者是科学，后者是艺术。对经济环境描述的越清楚、准确，理论结论就会越正确；对经济环境刻画的越精炼和深刻，论证起来就越简单，理论结论也越能让人理解和接受。界定好一个经济环境，就是要将这两个层次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现代经济学大多数问题的研究中，经济环境都假定为外生给定的，而不是由理论模型延伸出来的，否则就无法讨论问题，因为总需要将一些经济因素或变量当作参数给定。”“帕累托最优这个概念对任何经济制度都是适用的。尽管帕累托最优标准没有考虑到社会公平问题，但它却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对一个经济制度给出了资源是否被浪费的一个基本判断标准，从可行性的角度评价了社会经济效果。”（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问题是，无论田国强怎样强调“经济环境都假定为外生给定的，而不是由理论模型延伸出来的”，任何“界定经济环境”都离不开一个参照系，不同的参照系“界定经济环境”的标准不一样，得出来的结论也不一样。这个参照系就是着手“界定经济环境”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学工的知识背景，也就是存在于经济学家或经济学工头脑中的现有的经济学范式。因此，经济学范式分析才是“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真正的“首要组成部分”。如果“界定经济环境”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学工头脑中的经济学范式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是“一般均衡理论”，是“完全竞争模型”，是“帕累托最优”，就会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而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划等号；他们在界定美国的经济环境时，就会把美国当前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环境界定为标准的市场经济模型，而标准的市场经济模型就是标准的人类社会的经济模型，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标本；就会把美国曾经走过的从“血与火”的资本原始积累到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看成是人类经济发展的主流；在界定中国的经济环境时，就会把计划经济等同于封建主义、通过否定计划经济来否定社会主义，就会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定位于重演西方近代史，就会把私有化、金钱化、自由化、产业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就会把世界工厂、资本原始积累、带血GDP、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看成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经途径，就会把丛林法则、投机垄断、两极分化、掠夺型经济、坏的市场经济看成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常态，起码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必经阶段。相反，“界定经济环境”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学工以宇宙的对称本质对称关系为参照系，以对称经济学为自己的经济学范式，就会把平等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把价值看成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因此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是向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而是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因此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上事实说明，界定离不开定位，定位离不开解释，解释离不开范式。“经济环境界定”离不开“经济解释”，“经济环境界定”和“经济解释”是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的双向互动过程；田国强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中的第一步“界定经济环境”决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由他头脑中的“一般均衡理论”、“帕累托最优”模型等“理想状态下的标准经济学模型”组成的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对经济环境的辐射与整合。田国强有意无意地把“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中真正的第一步给忽略了。把“界定经济环境”看成外生给定的，否认经济学范式在“界定经济环境”中的主导作用，看不到“界定经济环境”过程中主客体的相互作用，是西方经济学通行的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还原论思维方式的必然产物，而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还原论思维方式本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范式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田国强上述所津津乐道的“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一般均衡理论”、“完全竞争模型”、帕累托最优” 等“理想状态下的标准经济学模型”本质上都是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还原论思维方式的产物。
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这种线性思维方式不可能准确界定环境，正确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所以西方现代经济学不可能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用西方现代经济学削足适履牵强附会指导中国市场化改革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说明西方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单方面的限定经济学的边界条件，也不是单方面的界定经济环境，而是经济学范式和经济现实之间是否对称的问题。科学范式的转变过程，是参照系转移的过程。商品经济时期价格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有相对的真理性，但在市场经济时期价格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将成为绝对谬误。知识经济随着产品的无限多样化，“总供给”与“总需求”这个概念只有空洞抽象的意义，而没有具体的实际意义。一般均衡理论是配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消极的理论，产生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那时人们的需求结构简单、生产规模狭小、可再生资源有限，可再生生产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空间太小、生产与消费之间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会出现所谓经济危机。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经典的一般均衡理论。可以说一般均衡理论是包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所有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然而到了真正社会化大生产——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知识市场经济是社会量子化时代，一般均衡理论已过时，再秉持这种理论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转型经济与其说是例外，还不如说是经济发展五度空间模式的典型，只有用五度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与经济发展的典型现实相对称，而“一般均衡理论”、“帕累托最优模型”中所渗透的线性思维方式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现实只能脱节。因此一般均衡理论并非经济学的一般参照系，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参照的西方现代经济学不是一般经济学；要解释中国经济、指导中国经济发展，不是简单的界定中国经济环境，而是建构与新的历史时期相对称的新的经济学范式。明确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经济学范式代替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经济学范式必然代替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
田国强：“正是由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政治环境，才需要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理论模型和经济制度安排。经济学家之所以对于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观点，恰恰说明现代经济学的严谨和完善，因为前提变了，环境变了，结论自然就要相应的变，很少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性的‘好’结论，否则就不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不同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可以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但决不是不同的‘经济学’。不少人说，由于中国的国情不一样，需要中国的经济学，是这样吗？世界上千千万万的楼房，即使由同一个人设计出来，也都不尽相同，由此我们需要不同的建筑学吗？不是，修建楼房所采用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都是一样的。对研究经济问题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经济问题，都采用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不存在着所谓的‘中国的经济学’和‘西方的经济学’。”在这里，田国强只承认有“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不承认有不同的“经济学”，不承认有“中国的经济学”和“西方的经济学”的范式差别。这实际上是把他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参照系、以“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通过理论的边界条件分析和经济环境的界定、制度和行为的设计与选择即“一个行为假设，二个注意事项，三个制度安排，四个基本原理，五个分析步骤”建构和运用经济学理论的“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即西方现代经济学通行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当做一般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而田国强之所以把西方现代经济学通行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当做一般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是由于他把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当做一般的经济学范式。但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来看，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不但不是一般的经济学范式，而且作为特殊的经济学范式已经过时。
什么是范式？范式就是学说的坐标，开展科学研究、建立科学体系、运用科学思想的坐标、参照系与基本方式，科学体系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科学范式后面是哲学范式。哲学范式与科学范式：前者制约后者，后者引领、展现前者。哲学范式决定科学范式，范式决定基础理论，基础理论决定具体理论，理论决定模型，模型决定模式。方法是理论的功能，和理论之间不是层次关系。虽然由于认识机制和利益机制的协整作用，在同一个范式基础上会产生学术观点基本相同、学术荣誉等既得利益和学术目标基本一致的“科学共同体”，对共同体外的学说和学者会产生“异体排斥”，但任何一门科学的真正进步，都最终要表现为范式的转换。不同的参照系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分属于不同的层次；以不同的参照系为背景建立起来的不同范式之间也不是并列的，而是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能否做到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体现了科学范式的不同层次、发展的不同阶段。“范式”理论是我们把握不同学科、同一学科中不同学派的定位、相互关系、发展规律、发展趋向的钥匙。
参照系有特殊参照系和一般参照系，经济学范式有特殊的经济学范式与一般的经济学范式。政治经济学范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范式、无产阶级的经济学范式、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范式，斯密、李嘉图、马歇尔、马克思、科斯、哈耶克的经济学范式，都是以各自所代表的阶级的特殊利益为参照系，为各自所代表的阶级的特殊利益服务，因而是特殊的经济学范式。西方现代经济学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反剥削的理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经济人”理论、边际分析超边际分析理论是剥削最大化理论，二者的阶级基础与社会目标是根本对立的，但都属于西方现代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范式，一般均衡理论与价格经济学是它们共同的理论基础，都是与人类经济学、幸福经济学、一般经济学范式本质不同的特殊经济学范式。
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对称关系也是经济领域的本质。人类经济活动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过程都存在着对称关系。其中，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关系是基本的对称关系，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经营和经济活动中的其它一切对称关系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所以以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为参照系的经济学范式就是一般的经济学范式，一般经济学的范式就是对称的经济学范式。所谓人类一般经济学，是用对称的方法、五度空间的方法、系统论的方法，对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各个因素与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作逻辑的、历史的、现实的分析，从中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的对称经济学。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规范与实证相统一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既是一般经济学的方法，也是一般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所蕴含的对称逻辑、对称哲学萌芽运用到现代成熟的经济学中，形成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所以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范式既是特殊的经济学范式，又是一般的经济学范式，是通过特殊的经济学范式体现出来的人类一般经济学的范式。中国经济学有两层含义：一是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实践功能方面同现有的西方现代经济学流派有本质的不同；二是既反映人类一般经济规律、又反映中国经济特殊规律，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理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国经济学范式与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核心价值、实践功能方面同现有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各个流派有本质不同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范式是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用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代替主客体对立的唯科学主义经济学，既反映人类一般经济规律、又反映中国经济特殊规律，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理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在深层结构。
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就是以价格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理论、以理性人都是自私的“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出发点、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竞争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博弈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以利润最大化为微观经济的最终目标、以经济规模最大化为宏观经济的最终目标、以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和还原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数量分析与边际分析、在“实证化”的名义下把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客观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线性、抽象性、片面性，是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也是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致命缺陷。西方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就是价格经济学范式。西方现代经济学是主体性与客体性分裂的经济学。一方面，他们强调人本主义、个人主义，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金钱至上、货币主义。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财富悖论”：经济学教人怎样增加财富，但不能教人怎样幸福，财富和幸福之间没有建立应有的联结。“幸福悖论”的根源在于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机制，是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在这样的“经济学”的引导下，不是使财富成为人的手段，而是使人成为财富的手段；不是使经济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而是使人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从而使财富增长与经济发展越快，人越成为财富与经济的奴隶。西方现代经济学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科学性与主体性相对立，不可能实现人的幸福与全面发展。
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有不同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也有不同的经济学“基本原理”。但西方现代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只有经济学基础理论而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只有中国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才不但有经济学基础理论，而且有真正的、属于科学学范畴的“经济学基本原理”。范式的转换意味着原有基础理论的改变。在对称经济学范式中，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两大基础理论价格理论与一般均衡理论将被彻底推翻，建立其上的一系列“定理”将被改变。对称经济学作为新的经济学范式，由一系列原创的基础理论组成。这些原创的基础理论有：对称哲学、对称逻辑、对称经济学、对称管理学、五度空间理论、再生经济学、和谐经济学、幸福经济学、知识经济学、知识运营学、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创业经济学、名牌经济学、人类二次创业理论、共有制理论等，它们是对称经济学范式从量变到质变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形成过程中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也是对称经济学范式有机的组成部分。这些新理论作为原创基础理论本身又是由一系列的新概念、新范畴组成。只有理解这些新概念、新范畴才能把握这些新的原创基础理论，而把握这些新的原创基础理论又是把握对称经济学范式的必要前提。
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产生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语境决定即使同一个名词也会有不同的内涵，使之成为不同的概念甚至不同的理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这句话中的“市场经济”是抽象意义上的，在具体的意义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同一个市场经济。只有好的、充分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而坏的、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建立真正的、好的、充分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建立虚假的、坏的、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这个名词只有在科学社会主义与对称经济学范式语境中才是科学的概念。而上述提到的“幸福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等字眼虽然在原有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中也会见到，但也只有在对称经济学范式中才是科学的理论。
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学应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对后者的相容和超越；中国经济学代替西方现代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主流，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参照系是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的参照系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在当代市场经济——立体的知识市场经济时期，一般均衡理论已经过时，决定了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参照系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也已经过时。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是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统一，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统一。随着生产社会化、经济宏观化，经济学将逐步整体化，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分离将逐步成为历史。中国改革开放是系统工程，必须用整体的经济学作指导。作为整体的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综合性、整体性、一般性、人类性，就是经济学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统一。而所谓的“中国经济学”，就是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对称发展观，代替片面追求货币GDP增长的经济增长观；就是以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统一、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统一为中介，使幸福与知识、幸福经济与知识经济得以统一；就是以人类经济活动为核心展开的综合哲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自然科学、横断科学、纵深科学成果的整体学科；就是要素与结构相对称的经济学，还原与整体相对称、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经济学。改革，就是要建立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互对称、生产力功能最佳发挥的经济系统，就是要建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理论功能最佳发挥的经济学系统。“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逻辑，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历史的浓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历史，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双向运动中形成。在这双向运动中形成的，就是中国经济学。因此，所谓中国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就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对称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既是经济与经济学逻辑的历史展开，也是经济与经济学历史的逻辑浓缩。只有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只有科学的经济学才能成为一般的经济学、人类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代替西方现代经济学成为当代人类经济学的主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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