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评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陈世清：诺贝尔经济学奖批判（1）
把政府“干预”上升为政府宏观调控
——评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了两个研究宏观经济学的美国经济学家，一个是研究理性预期的领军人物萨金特，在宏观经济模型中预期的作用、动态经济理论与时间序列分析的关系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另一个是研究短期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作用的西姆斯。前者侧重于理论宏观经济学领域，后者侧重于应用宏观经济学领域，因此形成互补关系；两位学者的研究交集点在于政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研究政策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扮演的角色。近年来，擅长线性思维的西方经济学家也逐步认识到经济现实往往是相当复杂的，必须用复杂的方法来解决经济问题。比如西姆斯在被人问及其研究的政策指向，他说：“如果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我早就会通知全世界”。评委会总结道：“萨金特的学术成就从根本上让我们理解了系统性政策调整的可能效果；而西姆斯的研究成就则专注于中期观测效果在经济体系内部的传播情态。”而在前段应运西方经济学来解决中国问题的许多经济决策实施的效果之所以经常按下葫芦浮起瓢，归根结底就是没有用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来解决复杂的经济问题，造成方法与对象的不对称。因此，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把政府“干预”定位于“瞎折腾”（许小年）而认为必须取消政府“干预”的对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解读不同，本人认为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说明必须用复杂性科学来定位经济学，用复杂系统工程的方法来定位政府“干预”，把政府“干预”上升为政府宏观调控。
政府宏观调控的方法论
201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因其对宏观经济政策动因和效果的深入研究”的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瑞典皇家科学院诺奖评委会称，萨金特和西姆斯的获奖原因是“宏观经济领域的因果关联”，他们分别于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独立提出的理论解释了暂时性加息和减税措施是怎样影响经济增长和通胀水平的。这种“是什么导致了什么”的成果“已成为实际宏观分析操作过程中的关键分析工具”。问题是，现代经济的发展是主客体相统一、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统一的复杂系统，仅仅找到宏观经济领域的因果关联及以此成果成为实际宏观分析操作过程中的关键分析工具相当于用牛顿力学的方法来认识量子力学，无论是在经济认识论上还是在经济实践方面都是不够的。对于主客体相统一、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统一的复杂经济系统，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是统一的，对其认识不但需要因素与因素的因果关系分析，更需要综合。这是系统工程。这说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解决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关系问题，首先要解决认识宏观经济的方法论问题。
宏观经济认识的方法论问题，首先是经济学范式问题。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是经济学范式、以及经济学范式后面的哲学范式的问题。无论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抑或马克思的经济学，决非在旧的范式中进行“补丁”或采用某种数学模型就可以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得到统一。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是对称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范式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的理论工具，也是宏观调控的方法论基础。
市场经济是复杂系统；对称经济学，就是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对称的视角、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建立起来的对称的、整体的、系统的、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市场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既是特殊的经济学，也是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应该成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统一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方法论基础。对称经济学范式通过对称的视角、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来定位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方法论依据。
对称的视角，就是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本质不同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视角。对称，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发展方式转型与制度转型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过程。社会主义的经济系统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宏观经济落后于微观经济，因而不足以实现对微观经济的有效调控，那么传统社会主义则是用宏观经济来否定微观经济，造成对微观经济的过度控制。只有对二者的扬弃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的最本质特征，不是系统中的某一个要素，而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改革就是变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为对称。
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就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视野、市场经济有序与无序相统一的视野。量子力学与市场经济学在科学性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是复杂性科学，都是在无序中包含着有序。区别在于：前者的有序无序关系是自然的，后者是人为的，人可以通过自觉活动，化无序为有序、以有序去整合无序。对称，本身就是蕴含在量子力学、复杂科学中的根本方法论原则。所以妄想用经典力学的思维方式去定位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相互关系，切割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是方法与对象的不对称。由于市场经济的量子力学特征，所以市场经济学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样是统一的，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是什么通过为什么、怎么样表现出来，操作性是其内在环节。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不可分离，政府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
对称哲学、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就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方法论。
把政府“干预”上升为政府宏观调控
政府宏观调控不等于政府“干预”，也不等于诸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运用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本届诺将得主萨金特主张“政府政策无效论”不等于政府宏观调控无效。经过扬弃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称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产生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语境决定同一个名词会有不同的内涵，使之成为不同的概念。比如“市场化”、“国家调节”、“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等等，如果不能把它们放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范式中定义，而是望文生义，就难以完整把握对称经济学，难以准确把握对称经济学同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区别、政府宏观调控同国家干予主义的本质区别。
在对称经济学中，作为系统工程的政府宏观调控同国家干予主义有本质的不同。理论基础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是价值经济学。经济基础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化，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基础是共有制。运用手段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热衷运用货币手段，政府宏观调控侧重运用财政手段。调节目标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调节目标是均衡，具有反周期性质；政府宏观调控的调节目标是对称，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质。调节过程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调节是非常态，具有即时性；政府宏观调控的调节过程是常态，具有稳定性。社会定位不同：国家干予是宏观经济微观化，宏观调控是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控制，是国家利用立法、司法、行政、经济的手段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行引导、结构进行调整、以保证国民经济有序可持续发展的职能。宏观调控既是微观经济范畴，也是宏观经济范畴；是使国家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得以联接的纽带。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宏观调控的主体——国家是系统，宏观调控的客体——国民经济是系统，宏观调控的主客体的结合过程是系统的运动过程。以上不同决定了二者的概念不同：一个叫国家干予，一个叫宏观调控。“调控”是积极的，“干预”是消极的。把政府“调控”定位于“干预”，正好像把“对策”定位于“博弈”一样，错误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之中。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定位错误，是引起“要不要”政府宏观调控的争论的根源。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消极的“干预”，由于本质上本能解决经济失衡问题，所以只好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能取消政府宏观调控。而另一方面，经济周期波动又似乎确实离不开政府的力量；在特定条件下，政府“干预”又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时宏观经济学又占了上风，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互交替，说明政策“折腾”、政策危机的根源在于把政府的经济职能定位于“干预”而不是经济职能本身。必须把政府“干预”上升为政府宏观调控，而不是彻底否定政府的作用。
宏观调控以经济结构控制为目标
从弗里德曼开创“货币主义”以来，为了给日益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进行精确的定价和分析，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喜欢用数理模型和定量计算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萨金特的结构宏观计量经济学与西姆斯的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向量自回归模型都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其数据是对政府与“理性经济人”“预期”之间长期博弈的统计结果，这对于政府与“理性经济人”之间调整自己的博弈策略是有用的，在这个成果基础上可以使政府与“理性经济人”的预期之间在更高层面上进行博弈，但对于真正的政府宏观调控没有任何意义。在现实上，要使宏观调控真正有效地落实到实处，使政策方针宣示、具体政策制定、政策实际执行相互衔接，公平与效率得以统一，本身也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应该按照公平与效率一致的原则来设计，最终形成宏观经济机制。宏观调控的中心是社会系统的对称，包括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与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生产力发展要求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称，健全的民主与健全的法制的对称，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我们可以把其看成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产业结构的对称，我们可以把其看成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主导与制约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落实和体现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由于对称型调控不同于均衡型调控，所以在对称型调控中，不以经济总量——量的控制为目标，而以经济结构——质的控制为目标。仅仅以量的控制为目标，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只要经济结构对称，经济发展永远不会过热。
实现政府宏观调控中心目标的手段和途径，构成政府宏观调控的宏观内容。宏观调控的宏观内容主要解决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体现宏观调控的政策覆盖面，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大的政策走向。
宏观调控的微观内容是建立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的微观机制，主要解决政策方针宣示、具体政策制定、政策实际执行三个层面相互脱节的问题，避免政策方针宣示一套、具体政策制定另一套；即使好的政策制定出来，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使政策最终异化到政策方针宣示的对立面。已经宣示出来的好的利民政策要能体现为法规，以形成对政府部门的硬约束；决策体制要民主，以保证决策既符合政策，又符合实际情况；在各地贯彻执行政策与决策的过程中，要有激励机制、监管机制、执行机制进行控制，以保证不走样变调。老百姓对宣示出来的政策方针的实际效果的预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府宏观调控的实际效果。
宏观调控的机制设计与操作模式
萨金特展示了如何用结构宏观计量经济学来分析经济政策的永久性调整。这一方法可用于研究家庭和公司调整它们预期以及同时期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关系。例如，萨金特研究了二战后的经济状况，当时许多国家开始都倾向于推行高通胀政策，但最终它们对经济政策做出系统性调整，进而转化为通胀率的下降。问题是，真正的宏观调控不能仅仅定位于政策，更不能仅仅定位于通胀率的政策，而是包括系列机制设计与操作模式在内的系统工程；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理性预期使政策效力落空问题也必须在作为系统工程的宏观调控的机制设计与操作模式中解决。
作为完整的经济增长方式中的一个主导性环节，国家宏观调控属于知识运营的范畴，应按知识运营的结构和程序来定位其结构和程序。知识运营，也必须通过政府宏观调控才能现实地对生产中各要素发生作用。知识运营与再生经济，为低通胀与高增长的统一提供了内在可能性；政府宏观调控,为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提供了行政保证。体现知识运营结构与程序的政府宏观调控，将使政府宏观调控具备现实可操作性。
知识运营本身的结构与程序，既有总体性，又有一般性；是具体的知识运营过程的理论基础与一般模式。知识运营本身的结构与程序，是从抽象到具体、理论到实践的过程。
宏观调控中知识运营的宏观结构和程序，架起了宏观调控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连接的桥梁，使宏观调控成为经济增长方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随着知识运营在经济增长方式中逐步占主导地位与知识运营增长方式的形成，宏观调控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用
知识运营来定位宏观调控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宏观调控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实证基础，也为宏观调控提供了可行的操作模式。
宏观调控中知识运营的微观机制和程序主要解决大政方针的理论基础问题，以及政策宣示的各个理论依据之间的协调性、对称性问题。如“科学发展观”与“GDP增长观”之间、“以人为本”的口号与“医疗教育产业化”的政策之间、“三个代表”的执政理念与“国富民穷”的执政现实之间，“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与导致两极分化的各项政策之间、“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口号与导致学术教育行政化的各项政策之间、“提倡自主创新”的口号与导致我国沦为“世界工厂”的各种产业政策之间，都由于理论基础的不协调，造成大政方针、政策宣示、具体政策制定与政策实际执行之间的不对称，造成思想混乱和政策诚信度、人民对政策满意度降低。而口号与政策、政策与政策执行不协调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深层次的、可供各种政策共同依托的理论基础。从科学的、深层次的理论基础到大政方针到具体政策到政策执行，从政策到现实经济活动，引导、领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知识运营增长方式的形成，就是宏观调控中知识运营的宏观结构和程序。
口号与政策、政策与政策执行不协调的原因，除了缺乏深层次的、可供各种政策共同依托的理论基础外，缺乏科学设计的微观机制和程序也是重要的原因。而理论基础→战略规划→决策过程→具体计划→实施方案→运行机制→具体执行→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宏观调控中知识运营的微观机制和程序。宏观调控中知识运营的微观机制和程序也是一个系统；宏观调控的力度，是这个系统的整体功能。
宏观调控的落脚点是效率与公平的对称
萨金特教授的学术成就主要是设计了一个数学模型，证明了政府管理货币或者财政变量对于就业、产出和利率没有任何预期效果，政府拯救经济的政策是无效的，它只会让该来的萧条变得更加漫长。但事实恰恰相反。从2008年以来西方诸发达国家没有政府的救助，世界经济可能落到谷底；包括美国以及最近的意大利为了使政府救助更给力，纷纷向中国借钱。具有讽刺意味的，叫喊“救美国也即救中国”声音最大、鼓动中国政府买西方国债最给力的，都是那些鼓吹市场无政府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国家宏观调控本来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府拯救经济，其是否有效首先要看国家宏观调控的定位是什么。国家宏观调控的根本措施是建设民主和法制，法律的首要功能是保障公平，其次是保证效率，是公平优先、效率就在其中，通过保障公平来保障效率，保障公平竞争就是保障效率。市场经济的主体性与法制是对称的、相辅相成的关系。法制以主体性为基础，主体性靠法制来保障，公平竞争既体现了公平也体现了主体性。人类历史证明：要真正持久实现社会公平，只有民主与法制，而法制以民主为基础。政府的作用就是通过立法、司法、行政来保障公平——公平竞争与公平分配。公平以法制为保障，法制以民主为基础，民主以自由为前提。以法治国要发展为法制国家。市场不相信外部性。计划的基础是市场，市场的基础是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的基础是民主与法制。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民主化与法制化程度都应超出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社会主义就是民主与法制健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由于民主法制健全、人的主体性高、所以能容纳生产力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生产力发展要求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称，要通过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民主与法制的对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称、社会系统中各个要素与结构的对称，其落脚点是效率与公平的对称。宏观调控的宗旨，就是通过调整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使它们相互之间实现从不对称到对称转化，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对称；然后在此基础上实现产业结构的对称，推动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宏观调控的原则是经济结构的对称：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产业结构的“均衡”。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就是公平基础上的效率，效率主导下的公平；就是决策民主化、政策科学化、行政透明化，由民主决策制定科学政策，由透明化行政保证科学的政策得以贯彻执行，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实现公平与效率的良性循环。因此，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不仅是宏观调控的层次原则，而且是宏观调控的程序原则。民主化决策→科学化政策→透明化行政的基本路线图，是宏观调控目标形成、实现的前提与基本保证；产业结构的对称，是这个过程的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结果。离开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谈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离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谈产业结构的调整，是舍本求末，或本末倒置。国有企业应该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是国家建立幸福经济的基石，对整个社会市场经济起价值导向作用。如果说，私有企业采用效率标准，国有企业应该采取效益标准。如果说，私有企业用利润定义效率，那么国有企业应用价值定义效率。
政府宏观调控与“理性预期”
据说发达经济体正为其宏观经济政策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使自身陷入多重矛盾之中的窘境而苦恼，而萨金特与西姆斯能够在今年荣膺诺奖，一定程度上是因其研究领域与现实世界经济领域的广泛关切有紧密联系，萨金特的理论研究更关注宏观政策在瞬息万变的现实经济世界、在市场和民众对经济有所预期的心态及调整下的动态效果，因此更加具有实际应用意义。萨金特从理性预期理论角度出发，认为公众对于政策的预期将会影响政策制定，而现实政策反过来也会影响预期。美国财政政策充满着不确定性，美国公共财政涉及方方面面，而公众形成的预期也纷繁复杂，“即将发生的事将部分取决于公众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预期。”不可否认，“理性预期”是西方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说明线性思维方式对于经济学的发展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但提出问题不等于解决问题；线性思维方式虽然可以方便地提出抽象的概念，却无法解决系统的问题。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宏观调控中任何一个环节（如信息、理性预期）只能在这个系统中才能得到准确的定位与合理的解释。宏观调控中任何一个环节（如信息、理性预期）只能在这个系统中才能得到准确的定位与合理的解释。如果说，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倾向，那么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就是通过税收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包括退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来鼓励消费以开发国内市场、促进生产发展。目前的“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与住房，严重地影响人们的消费倾向，实在是得不偿失。因此，从预期收入到消费倾向这一纯微观经济领域同宏观经济的关系来看，政府调节是经济发展的必要环节；同时说明：人们的理性预期也是可操控的；经济主体与客体的信息不仅仅是消极、静态、认识论意义上的，而且是行为学意义上的；也即可以通过机制乃至制度设计进行引导和控制，使之符合人的预期，从而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因此，信息是否对称的问题，不是数学问题，而是组织行为学、社会工程学问题。这对于擅长线性思维方式、只会躲在象牙塔里玩数字游戏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讲，是无法理喻也无能为力的。从消极的、静态的平衡到积极的动态的平衡<对称>之间，要以不对称为中介，这个不对称只能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所谓“破窗理论”没有逻辑的、现实的依据，人们与其盲目“挖地三尺”，还不如引导到长线投资，如种植森林、开垦荒地、做路造桥，用长线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解决失业、消费不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创业：政府引导性的宏观、长线、基础性的投资与民间的投资创业。为了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转变成“昙花一现”的“干预”，把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制度化是必要的；只有通过制度化的凝固作用，才会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政府稳定的行为方式；只有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市场经济的稳定环节，才能对人的理性预期产生积极的导向，从而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导向。控制经济学与市场经济是一致的，规范经济学与市场经济是一致的，必须用规范的方法把握经济世界。博弈论是间接投融资为主、银行呆坏账、钻法律空子、灰色经营、贪污腐败的经济学基础。政府政策制定的过程不是政府同公众博弈的过程,而是因势利导、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过程。如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么应从造成上下脱节异化的机制着手，而不是玩政府和公众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因此政府政策制定的过程是对策的过程而不是博弈的过程。政策也是对策，只有用对策定义政策，政策才有可操作性。
利率稳定与宏观调控
西姆斯以"矢量自回归"模型为依据，研究出分析经济状况如何受短期经济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的方法。例如，运用这种方法检验中央银行加息所产生的影响，可以发现在加息后，通胀率通常需1年至2年才下降。对于自己获奖的研究成果，西姆斯认为央行应用最广泛的是“试图找到货币政策的效用”。他指出，他的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一种弄清利率与通胀水平关系的方法。本人认为，弄清利率与通胀水平关系的最根本的方法，是利率稳定，通过利率稳定以不变应万变，而不是舍本求末、随行就市，或者去追踪统计利率水平与通胀水平的相关系数。利率稳定体现币值稳定，但利率稳定不等于利率固定；利率应随着币值变化而变化，但变化的根据只能是币值变化而不是其他因素——利率变化只能是货币价格的变化，而货币价格变化的依据只能是货币价值的变化。“利率稳定—利率确定”要成为基本的货币政策；利率高低的后面，是币值的高低；币值高低的后面，是人民财富的增减。因此，“货币手段”—“利率手段”本来不应成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存在银行里的储蓄，是老百姓的产权，而产权的背后是人权。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讲，这些钱是他（她）们的养老、医疗的基本保障，因而还体现了他（她）们的人身权、人格权与生存权。保护广大老百姓的这一基本的私有财产不被侵犯，不被少数投机者的兴风作浪而被淘空，是政府的职责。如果政府闻风起舞，用利率手段来调控宏观经济走向，其中形成的弹性空间，将成投机者钻营的空间，相应地也将有可能成为相关官员搞内线交易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因此把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让利率随行就市二者两极相逢，都是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有的是终身省吃俭用留下来的保命钱）当成可开发的资源。不知口口声声尊重产权——私有产权、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为何对广大普通百姓存在银行里的保命钱如此轻率？中国的储蓄率如此之高，既为投机者钻营提供了巨大的运作空间，又为政府保护其“神圣不可侵犯”提供了巨大的政策需求。使中国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巨额储蓄保值增值，作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使储蓄保值增值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办法，是稳定币值、稳定利率，不把玩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应立法禁止用银行（货币手段）调节经济。
利率稳定也不等于利率单一，可以根据不同的借贷对象、目的，制定不同的利率标准。但这不同的利率标准后面的，只能是同一个货币价值的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的价格后面，反映了同一的价值——在不同的风险系数、不同的周转速度、因而不同的利率标准后面，其币值是等价的。利率标准的区别对待，不但未否定货币的稳定性，而且恰恰证明了货币的稳定性。利率稳定=利率确定≠利率固定≠利率单一。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我国的现状，我国的经济安全最重要的是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钱袋安全。应该把货币政策上升到产权制度、人权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谐社会的高度来定位。通过立法与相关配套措施，保证人民币币值稳中有升，从而保证人民“恒产恒心”、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
税收的再生功能与宏观调控
萨金特长期关注欧洲长期失业率高的原因，他实证研究的结论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欧洲的各国政府通过对解雇职员的雇主进行课税以及推行失业保险来防患失业，结果政府的保护政策反而让欧洲的失业率高，因此干预政策无效。但萨金特难以解释“占领华尔街”游行中提出的问题：为什么99%要反对1%？税收的配置功能是手段，税收的再生功能是目的。社会福利不是纯粹的支出，本身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政府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帮助居民安排积累与消费、长远消费与眼前消费的关系，是税收的再生功能，而税收的再生功能就是宏观调控的再生功能。因此，税收有两种功能：配置功能与再生功能。税收的配置功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缩小差距、实现公平。税收积极的再生功能：通过再分配，实现福利最大化；鼓励创新，抑制投机；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业工程。税收的配置功能可以在配置经济学范式中得到定位，税收积极的再生功能则只能在再生经济学中才能得以解析。税收积极的再生功能可以包容税收的配置功能。
税收的落脚点，应该是扶持创业工程。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才能建立失业率降低的基础。这是税收的整体结构。税收的整体结构决定税收的要素，包括它的质和量—— 税种和比例。个人所得税，必须区分创新型收入、生产型收入（分为管理者收入和一般劳动收入）和投机型收入。前者的累进税率必须低于后者。投机型投入的累进效率必须最高。税收政策可以成为有效杜绝投机、发展生产、降低失业率的经济手段。
这样可以解决所得税悖论，既调动积极性，又避免两极分化。税收体制必须成为整个国民创业体系中的有机一环。而传统的所得税法制之所以会陷于悖论，就是没有从整个国民创业体系出发，区分不同的税种区别对待。
增税有效还是减税有效，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增税引起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却是错误的资金流向，那么增税则不利于降低失业率；如果增税引起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扶持再生型创业工程，那么增税将有利于降低失业率。离开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指向性来谈政策有用还是无用，是舍本求末，只能莫衷一是。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宏观调控
据说今年经济学奖的得主已创立了一系列方法来回答利息的临时性增长或减税是如何影响GDP和通胀的，如果央行永久性改变通胀目标，或者政府调整预算平衡目标，经济将发生什么，以及许多与经济政策及GDP、通胀、就业和投资等不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问题。问题在于，无论是利息的临时性增长或减税、央行永久性改变通胀目标或者政府调整预算平衡目标，都是货币手段。货币手段是国家“干预”的本质特征，真正的政府宏观调控不应该是货币手段而是财政手段。而恰恰是后者，由于西方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与意识形态使他们无法企及——用财政手段来调节经济似乎有点像社会主义。但只要把视野停留在货币手段框架中，就不可能真正找到经济政策及GDP、通胀、就业和投资等不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有跳出货币手段的思维框架，才能真正找到经济政策及GDP、通胀、就业和投资等不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有积极的财政政策，才有真正的宏观调控。
财政政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积极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消极的，这是一条基本原理。这条原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不会有例外。所有的经济周期，都是由于违背了这条原理造成。只有坚持这条原理，才能使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是宏观调控中的“无为而治”。
政府宏观调控是系统工程，是稳定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统一。所谓稳定的货币政策，就是货币增长率要略低于有效经济增长率。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其有效性不是取决于凯恩斯乘数，不是通过所谓凯恩斯乘数把政府开支和税收变化转化为国民收入的改变，而是通过扶持创新-创造-创业工程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仅仅在收入与开支方面做文章，正好像离开财政政策仅仅在“货币政策”上做文章一样，无论是使货币增值还是贬值都只能陷于悖境。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扩张的”财政政策也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内涵的财政政策，后者是外延的财政政策。政府调整预算平衡目标的政策是外延的财政政策，财政投融资是内涵的财政政策。前者是在消费能力上做文章，后者是在生产能力上做文章；前者着眼于配置，后者着眼于再生；前者只是货币手段的补充，后者则是独立于货币手段的、在逻辑和历史方面更高级的调控手段。因此，前者是扩张，后者是增长；前者是增长，后者是发展。
“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就是表现在财政投融资。财政投融资是国家以财政信用为手段的投融资方式。财政投融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它介乎财政预算和商业金融之间，是一种政策性金融行为。它服务于国家的宏观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对调控产业结构起着对称的作用。财政投融资有利于充分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
再生型财政投融资，就是通过财政投融资建设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业工程，使国民经济发展模式由配置型转变为再生型。再生型财政投融资是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中起主导作用，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最主要手段。
再生型财政投融资可以起到引导再生性投资和消费、平抑物价、重新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节市场货币流通量的作用，有利于运用市场机制贯彻再生型产业政策。再生型财政投融资有利于支持国家重点建设，能够最大限度地弥补基本建设资金的不足。再生型财政投融资有利于优化地区生产力布局，缩小地区间差别，促进贫穷落后地区的经济加速发展，实现地区经济的大体均衡增长。
大力发展再生型财政投融资能使财政由“吃饭供给型”转向“经营管理型”创造更为良好的条件。通过再生型财政投融资，大力培育发挥投资功能的直接融资市场，吸引广大公众把部分储蓄转向直接投资，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拓宽汇集股份资本的渠道。利用再生型财政投融资这一融资现代化手段，可以解决一方面基本建设资金紧张、开工不足，另一方面社会又有大量游资急于寻找出路；一方面低利率，另一方面高储蓄；一方面低利率高储蓄，另一方面劳动者高失业高闲置；一方面银行储蓄资金膨胀，另一方面紧缩银根；一方面通货紧缩，另一方面需求不足的“二律背反”，实现资源优化再生发展生产力这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目标；同时可以通过增量改革促存量结构调整，促进国有资产战略重组，建立国有控股公司，增强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和支配力，从而建立和巩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政府的“拨改贷”、“贷改投”、“拨改投”和银行的“贷改投”一样，可以重建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促进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
大型项目投融资中，再生型财政投融资与民间投融资相辅相成、水乳交融、缺一不可。再生型财政投融资应成为完整的资本运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政府为再生型直接投融资起财政担保作用，财政手段为发展再生型直接投融资提供现实可能：①为投资银行作资信调查；②为投资银行担保；③作为财政投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投资银行提供启动资金。
市场经济政企分开并不意味着政府对企业撒手不管，更不等于政府对企业不起任何作用。特别是转轨时期，政府对企业的作用仍是巨大的。这是政策资源，也是权力资源。充分利用“权力资源”不等于“权力寻租”，而是在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同社会效益统一的基础上，处理好民间行为同政府行为的协调。
再生型财政投融资有利于金融体制改革，使金融体制由间接融资为主向直接融资为主、间接投资为主向直接投资为主转化，可以避免间接融资、间接投资为主造成经营权与所有权绝对分离的财务软约束，及由此造成的泡沫经济，避免金融危机，并筑起一道防止国外金融危机向国内蔓延的防火墙。这将有利于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经济，加快改革开放发展的步伐。
再生型财政投融资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内需不足。解决内需不足的扩张性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型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均会造成恶性循环。但如果采取再生型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创业，就可解决就业不足、需求不足问题。目前基本建设的重点应是农业信息化、能源、交通、环保、尖端科技与教育、旅游，应当是财政投融资与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并重，并使它们有机结合。只有以政府长线投资与民间短线投资并重，以前者为主导，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解决消费与需求不足问题，并从根本上解决供给不足问题。而所谓通过鼓励消费甚至超前消费来刺激市场是小聪明的作法。这种小聪明也是配置型经济学的悖论之一。
把所有东西都产业化，是经济微观化与货币经济学的产物，也是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结果。从幸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投资的产业并非是能在金钱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能给社会带来效益（公共品只是社会效益的一种，不是全部）的产业。所以，如果说医疗、教育也要产业化，那么应该是政府投资、人民消费的产业，而非由人民来投资的产业，也非政府投资的盈利产业。把所有产业狭隘地理解成盈利产业，要么使政府陷入盈利的泥坑中，要么使人民背上沉重的包袱。
教育产业化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典型，同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教育产业化助长学术行政化、学术界人身依附关系，同时也助长买卖文凭现象，在整个社会形成扼杀创新、贬抑创新、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机制；在使全民文凭化的同时，使国民整体素质特别是创新素质大大降低。包养女大学生与女大学生卖淫现象愈演愈烈说明，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主导的产业政策腐败，已经造成了一代人的堕落；如不及时纠正，对国民素质的消极影响将是毁灭性的。
当前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发展再生型财政投融资对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充分发挥我国财政的宏观调控作用、在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同时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支配力、控制力和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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