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全面上涨，怎么看？怎么办？

——评《从怎么看到怎么办？》

    中宣部于2011年8月出版了一本书——《从怎么看到怎么办？》，（以下简称《怎么》）用通俗的语言介绍了当前的社会形势，回答了当前发展中的八个问题。如果把本书比作医生问诊，那这本书所提出的仍只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观点，所介绍的办法也仍然只是当前正在做的“西洋猛药”。如同《怎么》一书只有病情、病因，却没有道出病理，换而言之，《怎么》一书没有提示社会现象的根源和社会矛盾的本质。因为，《怎么》一书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问题。

    一，物价问题是社会生产方式的问题
    自2010年以来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断上涨，在一年左右时间涨到6.4%。物价问题不仅影响到百姓的生活，也影响到社会安定。所以，物价问题已不只是经济问题，而已成为了社会政治问题。
    价格是在社会商品流通过程中产生的，这些商品作为一种社会财富，其价值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
    价值＝价格－利润
     显然，当价格上涨的时候，不是商品价值的增值，而是利润的增加。这个利润在商品的流通过程中被不断肢解，那些在流通过程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单位，便是这个利润的最大占有者。但《怎么》一书把问题归咎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那为什么中国油价比国际油价涨多跌少？为什么中国房价在国际金融危机之际还能逆势上涨？我们还有很多的为什么，这儿先得澄清几个问题：
    第一、所为的“翘尾因素”，（《怎么》第6页）这是想为客观的涨价事实找推托的理由。因为某些商品并不在相应的时间点上，比如棉花的交易要在收获之后，再如一些农副产品，如果在收获之际仍然出现“蒜你狠”、“豆你玩”，这一种涨价就是整个生产周期内的价格上涨。
    第二、棉花价格上涨126.4%，除了受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影响，还受到棉产区自然灾害的影响，同时也包括一些农产品的主产区。以棉花为例，原来在苏南地区以前也种棉花，但现在已绝种了。这不是一个特例，而是整个社会在生产过程中“资本竞争”所造成的区域性分工。这种“资本”不仅是指货币，也包括生产资料。这种“资本性的区域性分工”在竞争中不断出现强弱分化，形成地区差异和差别。
    第三、经济快速发展推高物价，背后是利润的最大化。按照价值规律，经济发展了，生产力和生产水平的提高，应该使商品价格降下来，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提高土地的使用率也应该使价格降下来，但如今却是不降反涨。这正说明，经济发展的正直目的实质是对利润的追求，而不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此外，生产效率的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劳动成本也应该是降低，为什么劳动力价格也上涨呢？是因为维持劳动力生存的成本在上涨，而且是劳动力生在成本的上涨大于生产效率提高而降低的成本，这种成本上涨源自整个社会对利润最大化的贪得无厌的索取与掠夺。加工资并不等于能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因为还有一个“恩格尔系数”，这就涉及到了社会生产关系。为什么有许多人加了工资反而觉得日子难过呢？尤其是一线工人加的工资还跟不上物价上涨，那是因为这种社会生产关系的腐朽所造成的。（有关生产关系在后论述）
    第四、热钱与“外汇占款”（《怎么》第7页）是畸形生产方式的产物。热钱首先是富余资金，而且是追求高额利润回报的资金。热钱进入的是流通领域，并没有进入生产领域，这就意味着它增加的不是社会财富的价值，而是提升了商品的价格，增加的是利润。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需要，生产与需求应基本保持平衡。当热钱流向某些领域，就会造成局部产业过热，这就形成畸形的供求关系，必然造成价格的大幅起落。
    同样在国际贸易中，出口的产品与进口的商品保持平衡，才能保持社会总财富的基本不变。当出口的商品换来的是外汇货币，需要兑换成本国流通货币，那么国家银行就要发放本国货币满足货币的流通需要，这样意味着出口了多少的商品在本国减少了同等的财富量，还增加了本国相应的货币量。货币是财富分配的表现形式，货币总量应相当于社会财富总量：
     货币总量＝价格×社会财富总量
     当货币总量增加，社会财富不增甚至反面减少，价格也就必然上升，其实质是货币的贬值。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货币的贬值是一种财富的掠夺过程，是转嫁经济危机的过程。这就回答了为什么美国要实行货币宽松政策了。
     从上所述，我们终于发现，所有的问题都与一个核心问题有关，那就是“资本”，这个资本的关键是生产资料。资本掌握在谁的手中，谁就在流通过程中发挥主导权作用。若把价格比作洪水，如果不是从源头抓起，堵了一处必然会流向别处。作为一种经济，那其源头就是社会生产方式。
    那么，我们的今天是怎样的生产方式呢？那就是公有制几乎被赶尽杀绝的私有化经济，明确的说，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也导出了这样一个真理：手中掌握生产资料，就掌握了自己的发展命运，也就掌握了自己发展的决定权和主导权。粮价能稳定，是在于国家还能对粮食生产过程的控制，（对三农的补贴、政策扶持、粮食的保障性收购等）而社会消费价格的不断飚涨，是因为国家不掌握这些领域的生产资料而导致对价格的失控。“公路收费”现象很能说明同样的问题，谁在操控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资源，谁就能操控价格，包括流通领域的价格。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的周期性产物，其根源就是私有制。换而言之，我们今天的经济问题只要是构建在私有制基础上，就将周而复始不断地上演着同样的问题！

    二、如何“劳有所得，干有所值”，关键在社会生产关系
    财富分配问题属于生产关系的问题，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也决定了社会的性质。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谁掌握生产资料，谁就掌握了劳动产品的支配权。那么我国当前的生产资料掌握在谁的手中呢?从2008年的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看，国有企业的单位数量不足企业总量的5%，资产总值不足全国资产总量的1/3，而所为的国有企业还绝大多数是股份制，也就是说即使是国有企业，也并不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为什么会有国有企业逃税？哪有国家自己向自己逃税呢？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国有企业”中的个人在逃税。因此，如果说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不如说是公有制外衣下的实实在在的私有制。
    为什么会有分配不公？就先从“同工不同酬”说起，其实反映的是不同的劳动者对生产资料占有程度的不同，才造成了分配的不同，这就为剥削与财富的掠夺创造了条件。马克斯在阐述分配问题时是以付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今的劳动已有了等级之分，分配也是以劳动力的市场价格来衡量的。在“ 价值＝价格－利润”价值公式中，如果劳动力价格低了，甚至是低于利润，劳动者的劳动当然也就“不值钱”了。社会鄙视劳动，剥削有理，是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的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就是贪婪的、无情的攫取剩余价值，所以分配的不公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造成的，也是任何一种剥削制度下的共性。这里要补充一点，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并不排斥“多劳多得”，相反更能容易体现多劳多得，但这被一部分人视为了“平均主义”，他们实质盯上的正是劳动的剩余价值部分。
    《怎么》一书在第二部分中谈到“‘灰色收入’、‘隐性收入’甚至非法收入大量存在”，如果让每一位百姓都可以有“灰色收入”和“隐性收入”，又有多少人能得到这样的收入呢？还是因为百姓不掌握生产资料，而有这样收入的人，正是有这样一种权力，那就是对生产资料拥有全部或部分的支配权。“灰色收入”和“隐性收入”，也是拥有对生产资料具有支配权的剥削者，对社会财富的盗窃和掠夺。在中国的国有企业转制中，大量的国有资产被贱卖，而所卖的收入也没有被全民所拥有，相反换来的是工人失业和下岗，这实际就是对属于国有资产的盗窃和占有，所以，中国初期的民营企业是有“原罪”的。民营企业作为一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其本质也是为了获取利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它的生存法则就是获得剩余价值。
    为什么要“工资集体协商”？（《怎么》第24页）甚至还要用上法律来“护航”，说明二个问题：一是劳动力价值不能按照市场规律获得相应的报酬，二是劳动者个体没有分配的发言权。根本问题是因为劳资双方的经济地位不平等，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不平等。建立在不平等的生产关系之上又何以能解决分配的不公呢？同样，建立在不平等的社会生产关系基础上的所为“三次分配机制”（《怎么》第21页）又怎么会是公平的呢？不可思议的是：“第三次分配是指动员社会力量，建立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等多种形式的制度和机制，是社会互助对于政府调控的补充。”分配问题本是一种政治体制下的经济职能，是政府的职责，怎么变成了“政府调控”，就是主事方变成了裁判方，实质是政府对生产资料的失控而导致职能的缺失，这也是分配问题成为政治问题的原因。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让民营企业家来做“光彩事业”。我们不否认有良知的民营企业家，但民营企业的“原罪”和生存方式，决定了这是让“不光彩的人”来做“光彩事业”，如同让狼来为鸡做慈善。社会的公平不是靠民营企业家的“良知”来实现的，如果慈善能解决社会的分配不公，也就不会有美国的华尔街了。所以，要解决分配不公，关键是解决腐朽的生产关系。从层出不穷的农民工工资拖欠、存在的血汗工厂等问题，正说明了不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社会矛盾的。即使用所为的“财税杠杆”也是缩小不了收入的差距，因为它解决不了资本主义掠夺的本质。要消除分配不公，解决贫困，关键在于消除制造社会不公和贫困的根源——剥削。这证明了“只有消灭剥削，才能解放全人类。”
    市场是资本流通过程的交易环节，它只是劳动产品和社会财富的交换场所，而不是分配场所。资本主义市场执行的就是“丛林法则”，所以，市场不能解决财富的分配问题。市场经济的缺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缺陷，“财政转移支付”只是交易主体与交易区域的改变，并不能改变市场的性质和功能。国家财政是全民财富的代表，通过国家的行政手段能够实现向贫困区域和贫困群体倾斜，这恰恰说明了只有公有制才具备相应的财政支配能力。同样，“财政转移支付”和“扶贫济困”可以暂时缓解贫困程度，但不是解决贫困的根本，它的根本依然是财富的生产方式、分配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三、住房问题不只是住房本身的问题
    住房问题是关系人们住有可居的民生问题，住房价格的连年上涨已远远超过居民的实际收入的增幅。于是政府接连出重拳打压房价，可是收效甚微。住房作为一种固定资产，就有一个折旧过程，可是在房价上涨的过程中，这种折旧不但没有出现，反而是二手房在跟随着楼市价格的不断上涨。其原因在于住房已不再仅是生活的必须品，而是作为财富保值和获得高额利润回报的商品和资本。它的保值与增值是在于货币的不断贬值，它的利润回报是在于作为商品在流通过程中成为了资本。因为即使住房的砖头成了“黄金价”，对于必须用于居住的人来讲是没有任何意义，只有作为资本参与商品流通才能实现利润。
    如果住房仅是为了保障居住，它实现人们住有所居完全可有预期，但当住房成为资本的时候，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们对房屋的占有也会变得贪得无厌。但住房与其它商品不同的是，它是不可移动的资产，住房的价格其实并不只是包括房屋的本身，还有更重要的部分就是房屋所占有的土地。可以说，所有推高房价的主要原因，就是土地价格的飚升。
    在此，我们又要提到生产资料，土地是最基本的生存资料和生产资料。谁拥有土地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呢？是国家，在中国说得具体点是属于地方政府。在公有制体制下的土地国家所有，就是全民享有。但是在私有化的过程中，人们所享有的土地使用权正在被剥夺。以拆迁为例，国有土地的拆迁是没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偿的，但是当你在购买房子的时候，这个住房已包含了土地使用权价格。实际就是剥夺个人土地使用权再卖给个人。问题严重的是“土地经济”成为了一些地方政府的生存方式，地方政府成了“地主”，暴力拆迁、血醒拆迁就是一种掠夺，还怎样要“地方政府须尽责”？楼市价格的失控，事实上是国家对土地这一生产资料的失控。作为地方政府本应造福当地，建保障住房本是地方政府的本分，可为什么还有中央政府下“死命令”，定“硬指标”呢？又为什么一边高唱市场经济，一边又用行政手段呢？说明所有制出了问题。
    “住房制度改革以来的实践说明：解决住房问题，国家统建、福利分配的老路走不通，完全靠市场也不行。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抓好房地产市场调控，一方面加大住房保障力度，形成政府保障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住房供应体系。”（《怎么》第41页）这前提是“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准确地说是实施私有化以来证明的问题。在公有制条件下完全能做到政府主导，市场补充，它们之间是主附关系。可是在私有制条件下这“两条腿”根本穿不到一条裤子中，因为保障住房建设的资金是国家资金，这样的保障是全民有保障还是部分人有保障，如何体现人人平等？如何体现社会公平？至于购房者的观念问题，确实需要改变和理性，但观念和思想是特定社会所形成的，因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相应经济基础的产物，也就说，要改变人的观念，根本之处还是要改变生产关系的问题。

    四、发展制造业，人人有工作，才能保民生
    没有工作就意味着难以生存，因为工作是生存的主要来源。这里就有二个问题，谁来给工作？工作哪里来？回答这二个问题又不得不再说所有制问题了。
    在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是要计入成本的，资本家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一方面要尽量减少用人数量，另一方面是要尽最大可能的提高劳动力的使用效率。作为劳动者来讲，做什么工作，能获得多少劳动报酬，也是需要作出判断的。做什么工作？这要根据个人的能力、体力、健康状况、价值取向等。获得多少劳动报酬？要考虑满足个人或家庭生活的需要、对个人发展的需要、个人劳动的价值与获得报酬的一致等。所为“招工难难掩就业难”的“两难”局面，实质是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与劳动力价值最大化之间的博弈，在不平等的生产关系中，必然造成分配的不公平，在这样的的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供求矛盾是长期存在的，劳资的结合在双方之间也是长期存在斗争的，这种矛盾和斗争且是客观存在，而且是无法回避的。
    造成“两难”问题的还有一个原因是社会上层建筑的扭曲。所为“有了金刚钻，揽得瓷器活”，知识和技能确实很重要，但也应该知道“隔行如隔山”这样一个道理。社会分工的精细化，既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产物，也使人的知识面在相对变得越来越窄。今天有很多人学非所用，专业不对口，这是社会资源的极大的浪费，也是人生的极大悲哀。教育作为上层建筑，表面上是教育出了问题，实质是上层建筑出了问题。学什么专业做什么工作，工作需要什么就学什么样的知识，说明当年的工农兵大学的模式是正确的，但工农兵大学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的教育模式，是生产与劳动相结合的模式，是教育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设服务的体现，是社会尊重劳动者、尊重劳动的的产物。教育的目的与当今读书是为了当官、不劳动或少劳动成为了鲜明的对比，这是畸形社会的表现。
     所为“扩大就业必须依重服务业”（《怎么》第58页）是对社会生产过程的片面认识。生产如同打仗，前线一个士兵，后面需要多个人员在作保障。生产的“前线”在哪里？在制造业。制造业作为第二产业是以农林牧渔矿为主的第一产业为基础，它需要与第一产业相适应，制造业还可以反补、促进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都是直接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产业，如果没有第一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为谁服务？第三产业能创造出社会财富来吗？在私有制基础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受灾最严重的正是第二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才会造成大批工人失业。
    发展工业，不能靠人们去所为的“创业”，它虽然可以缓解一些就业问题，但只是少数人，不可能让大多数的人都去“当老板”，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作为就业这样大的工程，关键靠国家，不是把劳动密集型企业推向社会，相反应该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控制在国家手中，把低保的钱用的岗位保障上，人尽其用。对于个人创业只能是就业的补充。

    五、医院要姓“公”，医疗为福利，看病才有保障
    医疗保健事业是对社会劳动力的保障，也是对社会生产力的保障，它具有社会职能。在剥削社会中，即使是在落后的封建社会，虽然百姓没有医疗保障，但在出现瘟疫时也会根据国力进行震灾，其目的是为了保护社会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医疗福利的目的，也是为了保障社会劳动力，为社会保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问题关键在于经济基础问题和生产关系的问题。经济基础问题是指社会所能为医疗保障提供的物质条件、技术条件。生产关系问题是指医疗资源为归谁所有，为谁服务的问题。
    在建国之初的中国，从一穷二白、一无所有的状况下，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构建了基本完备的经济体系，同时也构建了相对完善的医疗体系，尽管物质条件有限，技术条件落后，但还是能做到城市免费医疗，农村合作医疗。自医疗改革起，医疗事业的目的发生了质的改变，医疗事业成为了获取利润的产业，在GDP高速成倍增长的环境下与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原来为全民所有的医疗资源被部门化、集团化所分割，并与私有制医院一起群魔乱舞，目的只有一个——钱！医疗私有化，必然会引起医疗机构为了生存而参与市场竞争，其生存的基础就是“利润”。
    “医者需要仁心：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怎么》第80页）这包含了二个问题，一是道德问题，一是分配问题。社会风气是道德的体现，畸形社会必然道德败坏，世风日下反映了社会的变态，当社会一切向“钱”看时，又如何要求医生有道德？钱不等于道德，钱也换不来道德。拿什么来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是钱吗？钱是可以调动积极性的，但对钱的贪得无厌也是无止境的，“理顺分配机制和医疗服务价格体系”的核心还是钱，但钱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分配问题反映的是社会生产关系，他们在这种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如何，也是通过作为社会角色体现的，是作为商人、雇员的身份，还是社会的主人翁？“仁心”需要用相应的价值观来支撑，不同的经济地位，不同的生存和生产方式，都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观。
    为什么我们过去曾经能做到的免费医疗现在做不到，为什么一些比我们落后更困难的国家能做到病有所医？那就是医疗事业是国家的责任，医疗资源国家所有，人们是国家的主人享有平等的医疗资源和医疗福利。个人的价值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得到体现，医务人员的人生价值和劳动价值，也只能在公有制生产方式的环境中得到充分体现。

     六、教育问题是上层建筑的问题
     教育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出了问题，上层建筑必然要出问题。教育是阶级服务的工具，教育为谁服务，教育又服务了谁？教育为人民群人服务，如果人民群众上不起学了，又能称教育为民吗？这个问题在教育产业化盛行之际，教育刮民可为许多人感同身受。摧生“择校热”的原因是教育差异，教育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因为教育的绝对“无差异”是不存在的，所为的教育均衡也是相对的。仅仅是教育资源的均衡就能实现教育公平吗？物质基础固然重要，但物质基础不能解决“教什么”，“为谁教”的问题。从许多人的“学非所用”和“专业不对口”，就该问问教育教了什么，说明教育与生产劳动严重脱节。择校为了上好学校，上好学校为了高考取得好成绩，从而为了能上好大学，上好大学就是为了找个好职业。高考制度为学生制订了一道道门槛，教育过程就像一场场人生的“淘汰赛”，显然教育成了为精英服务的教育。不难发现，教育的目的发生了异化，学习的目的也发生了质变，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不劳动或远离劳动，在弱肉强食的社会竞争中占领人生的制高点。
    关于教育公平与“钱学森之问”，如果从物质层面的教育均衡能解决教育公平和回答“钱学生之问”，那么今天的“杰出人才”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因为资金投入了，校园规模大了，环境优美了，校舍宽敞了，设备现代化了，名校名师多起来了，杰出人才也应该涌现了，至少现在的教育条件比钱学森那个时代的条件好得多。可教育忘记了另一点，那就是价值观的培养。一定的价值观能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学习提供无尽的原动力。但现实是，教育价值观的缺失和教育方向的迷失。大凡杰出人才，都具有工作的忘我精神和对事业的奉献精神，更有甚者他们淡泊名利，为探索科学奥秘献出毕生的尽力。当“读书当官”，追求功利的时候，再杰出的人才就也会腐烂了。
    接下来我们又要回到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关系，因为教育的许多问题不是教育本身能解决的，而是社会多方面的原因共同造成的。教育目的的异化，就是因为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地位不平等。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教育机会也不会平等，结果就是让多数人“陪太子读书”。在充满剥削的私有化社会中，剥削者需要教育培养高技能的劳动力，从而为其提高劳动效率，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剥削者还要提高自身的水平，以便能更大程度地驾驭劳动者。用人制度必然影响培养制度，也自然影响到的教育制度。所以，即使是公平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仍然要回到不公平的社会，教育依旧不是公平的教育。

    七、私有化解决不了发展的不平衡
    “体制政策不完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容易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发展差距。”（《怎么》第100页）体制的性质是怎样的，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这个问题是关键问题。所为“市场经济”实质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弱肉强食的掠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法则就是“丛林法则”，资本主义越发达，贫富差距就越悬殊。
    发展的不平衡，包含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也包含社会群体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是由地理环境、资源环境、人文环境、历史条件、经济基础和生产能力等因素的不平衡。群体之间的差距有经济基础和经济地位的差距，在阶级社会中也就是阶级差别。“三农”问题，实际是在因城市发展的反差和对比中凸显出来的。在私有化的社会中，经济差别的存在会导致分配差别的存在，分配问题恰是生产关系的关键环节。
    地方经济是由各个经济实体构成的，它们是参与这场“丛林游戏”的主体，它们就是在不断演绎着游戏结果，社会财富的分配差距。同样，只要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只要有剥削存在，必然有阶级的贫富差别。城乡差距是农民以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作为资本，在参与资本竞争中处于边缘和弱势地位所决定的。农村在推行“包产到户”私有化的过程中，这种弱势地位被充分显现出来，从农民重新加入农村合作社足以说明这一点。中国“民工流”的规模堪称世界之最，他反映了地区差距和发展的不平衡。劳动力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劳动力从一个地方大量流向另一地，只能加剧两地之间的发展差距。层出不穷的“民工讨薪”，反映了民工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低下，而且处在被掠夺和被剥削的地位。
     解决发展不平衡，首先要解决关系发展的基础——生产资料，只有掌握生产资料，实现生产资料一体化，才能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对于庞大的资产总量，正是私有制经济所不可能做到的，也是没有能力做到的。其次是要解决发展的关键——生产关系，建立平等的经济共同体，共同分享发展成果，从而实现各个经济实体的平衡协调发展。

    八、人民当家作主，打赢反腐败的人民战争
    “怎样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怎样》一书提出了这样的措施：“成效问题并存，反腐不可松劲；绷紧‘高压线’，从严惩治不放松；构筑‘防火墙’，制度反腐求长效；常念‘紧箍咒’，加强监督是重点；思想设堤防，廉政文化润人心；解决群人身边的腐败问题，取信于民是根本。”问题是这些措施只是“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而不是根除腐败，更何况是还在“蔓延”。如把腐败比作野草，重拳治腐如同镰刀换成割草机，没有根本改变滋生腐败的土壤，治腐关键在治本。
    模糊阶级概念，动摇了阶级基础。阶级是私有制的产物，是以相应的生产关系划分的。只要有私有制存在，阶级必然客观存在，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有阶级差异必然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模糊阶级概念，也就回避了社会矛盾的本质，就是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不设防，就是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不设防，致使代表阶级利益的政党蜕变，这是腐败“蔓延”的关键原因。所为“剥削阶级消灭了”，实质是让剥削合法化和公开化，为剥削者的既得利益洗黑钱。
    “人民公仆”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干部应该“干”字当头，做事在先。而今领导脱离群众，干部脱离劳动，功利抢在先，劳动不动手，责任卸肩胛，困难推而躲，是导致变质的重要原因。“一把手负责制”代替“集体领导”，使“民主集中制”成为虚设。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讲，使平等关系变为从属关系和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从而也催生了“个人特权”。“高薪养廉”更是特权阶层的“福利”，它与社会主义价值观背道而驰，是不平等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现。所以，“高薪养廉”是饿狼为自己准备的盛宴，是硕鼠为自己准备的加餐。
    干群矛盾尖锐，根源在于干群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表现在工人失去当家作主的权利，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工农因失去生产资料所有权而失去了社会的经济地位。以此相反的是，特权阶层利用手中的权力，官商勾结，巧取豪夺，这使干群之间的生产关系发展了质的变化，这种过程也是阶级分化并产生矛盾和逐渐走向对立的过程。
     任何社会腐败现象都是腐朽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失去了人民当家作主，就失去了人民监督的社会基础。没有人民的胜利就不可能有反腐的胜利，所以，人民要的不是信任，而是当家作主的权利。“防火墙”没能阻止腐败的“蔓延”，反腐不松劲没能阻止腐败层出不穷的脚步，“高压线”没有能截断腐败的黑手，“紧箍咒”没能箍住腐败的贪婪野心，“思想设堤防”没能遏制腐朽文化的泛滥，许多大案要案，恰恰是由媒体曝光、网络揭露和民众揭发出来的，而不是被“从严惩治”出来的，反腐的所为“成果”何以取信于民？这正说明，只有依靠人民，打反腐的人民战争，才能取得反腐的胜利。

    从上述问题说明，要想回避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不可能揭示社会矛盾的根源和社会问题的本质，这注定《从怎么看到怎么办？》一书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它永远只能是一个问号。现在应该来回答这本书的问题了，那就是：应该从这么看，用马克斯主义的理论观点看！到这么办，高兴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走毛泽东主席开创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道路！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