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共同富裕需要重拾劳动价值论的利器
———访旅美学者黄树东先生
王 淼
2011年10月26日13:37 来源：《中国改革报》
成为世界经济的No.1，对于中国而言似乎已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不断有学者和机构提出中国经济总量赶超美国的时间表。不久前，旅美学者黄树东在他的著作《中国你要警惕》一书中提出，只要中国处理好贫富悬殊，中国将迎来另外20年~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有可能在2019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那以后再经过大约3个五年规划的时间，即2034年，中国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两倍。但黄树东也表示，如果中国经济的深层问题尤其是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等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2034年的中国将是另外一种充满动荡的社会图景。
对于解决贫富悬殊，实现共同富裕，黄树东提出，要重新重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攻克当今难关的“高科技”。9月22日上午，在东单的上岛咖啡厅，黄树东先生就劳动价值论与共同富裕等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我们了解到，您在美国已经生活了20多年，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主导的国家里，您为什么会对劳动价值论与共同富裕如此重视？
黄树东：我在国内上大学时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美国后学的则完全是西方经济。我也一度信奉西方经济学这套理论，认为市场是万能的。而且，西方经济学运用大量的数学模型，推导过程也相当严谨，这都是非常让人着迷的。当时，我也是劳动价值论的质疑者,那时候也有一些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主要的看法是劳动在收入分配中占的比重太高，不利于发挥各种生产要素在财富创造中的积极性。后来，在实际的工作中，我发现理论和实际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我在2000年左右时发现，现有西方经济理论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更加感受到新自由主义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危机，而且也将发达国家带到了崩溃的边缘。期间，我通过大量阅读经济、社会、历史书籍资料，发现美国从一个13个州的殖民地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超级大国，确实有着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但却不是他们鼓吹的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
记者：一般的看法是美国的金融危机是由寅吃卯粮，过度消费引起的，您为什么说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
黄树东：美国面临着消费者债务过度和政府债务过度的双重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背后推手都是收入分配不公。从“里根革命”开始，美国的收入和财富迅速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的一个方面，是中下层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相对下降，不得不靠借贷度日。表面上看，美国中下层是相对于其收入过度消费，其实这是收入相对下降的结果。在五六十年代，美国一个蓝领工人以其一人的工资，就可以养活全家，还可以买房买车，这就是当年的“美国梦”。但这几十年来，中下层的相对工资收入不断下降，难以养家，于是出现了许多双薪家庭。繁重的生活压力，使美国年青一代中出现了许多D.I.N.S和D.I.N.K家庭。前者是指双薪而没有性生活的家庭(Dou－ble Income No Sex)，后者是指双薪而没有孩子的家庭(Double Income No Kid)。即使这样许多中下层仍然难以度日，不得不从银行和信用卡上打主意，靠借债补贴家用。结果就出现了家庭债务过高的恶果。收入不公的另一个方面是大量减免富有阶层的税负。美国政府债务是由于大量减税导致的。在美国，共和党主张减税，而民主党主张社会保障。两党较劲的结果，一方面减税，一方面维持社保。财政收支不是变戏法。既要减税，又要维持社会保障体系，于是美国政府只好举债。结果几十年下来，美国政府债务迅速上升。
记者：那您的看法是“里根革命”后国民收入分配更加倾向于资本造成的危机？
黄树东：对。工资总额在GDP中的占比，在经济学上叫分配率，它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表示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所占份额越大，社会分配越公平。过去三十年，西方这个比例大幅度下降。欧盟27个国家2007年的分配率为57.1％，美国2006年分配率为51.6％。2007年大致相当。而中国则更加严重，2005年只有36.7％。而衡量收入分配的另一个指标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过高容易导致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美国两次最大规模的经济危机都发生在基尼系数创历史最高点的时刻。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们的需求。如果大多数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成为闲散资本，而大多数人又处于有效需求不足，许多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境地，这个经济体当然是一个低效益的经济体。
记者：我记得当时里根搞改革的一个原因恰恰是说，过高的社会福利把人变懒了，福利过高降低了社会的活力。也有学者问我，我很辛苦地工作交很高的税，而有些穷人什么都不干，享受着国家给的福利，每天吃饱饭就晒晒太阳，到底是谁剥削谁？
黄树东：我们不能用一些懒汉的个例来否定整个阶层，每个阶层都会有一些道德水平较差的人。但作为一个阶层而言，把贫困者的问题都归诸于他们自身是不客观的。对于他们而言，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是起点的不公平和环境的不公平，有的人从小缺乏很好的教育，有的人在就业时受到歧视。我认为，中下层的处境是衡量社会效益的最终尺度。因此，再从理论上论证他们的贫困是理所当然的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记者：这样，您就又开始对劳动价值的研究。
黄树东：对。我们先看对劳动价值论作出全面否定的效用价值理论。19世纪的那场所谓的“边际革命”，提出了效用价值理论。这一理论是建立在对按劳分配理论的反动的基础上的。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家会提出效用价值理论，就是因为在19世纪劳动价值率十分盛行，是经济学的主流。无论按照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还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当时西方那种经济体制都是不合理的，而工人提出的很多诉求都是对的，符合经济规律的。如果维护资本主义体制就需要建立相应的价值创造理论，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下面，产生了效用价值论。其主要观点就是劳动不创造价值，劳动是效用。效用是主观创造的价值。换句话说，如果一件产品，我说是绝世珍宝，就是绝世珍宝，我说一文不值，就一不值，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就像是佛经中的风幡理论，不是风动，不是幡动，而是心动。这就是典型的唯心主义。但如果劳动不创造价值，国家为什么还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什么还要搞劳动分工？
记者：那么我们怎样认识效用价值论的错误呢？
黄树东：对于效用价值论的错误，我想主要从这样几个方面看：
第一，价值是不是主观的。如果价值是主观的，劳动者肯定就不创造价值了。这一点动摇了，整个劳动价值体系就会动摇。
第二，价值究竟是劳动者创造的，还是享受劳动成果的人创造的呢？假如是享用劳动者创造的，那就是说奴隶主、地主、资本家在创造价值。奴隶、农民、工人不创造价值。这是需要正本清源的东西。
第三，如果劳动不创造价值，劳动者就是寄生虫，应该感谢资本的所有者。劳动者在分配中占有少数就是理所当然的，贫富悬殊也就是合理的。
新古典经济学家言必称亚当·斯密，却抛弃了亚当·斯密的核心价值。为什么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可以带来繁荣，他的观点恰恰是因为它能推动社会分工，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个逻辑的核心必须是劳动创造价值。自由竞争和劳动创造价值是亚当·斯密理论的两大基本支柱，而自由竞争的落脚点是劳动价值论。如果劳动不创造价值，所谓市场经济就成了一个巧取豪夺的赌场。
记者：对于价值的创造，还有一种说法是要素价值论。这种观点认为，价值不只是劳动创造的，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了价值的创造。按照要素价值论的逻辑，既然价值是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地租是土地创造的，利润是资本创造的，那么，土地、资本、劳动在共同创造的价值中各得一份，那就不存在剥削问题。对于这种观点您的看法是什么？
黄树东：价值的源泉在哪里，这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荒岛上的鲁宾逊的例子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鲁宾逊在荒岛上，最初有的只是他的劳动和时间，但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很多的财富和价值，甚至积累起很多的其它资本。通过这样一个价值从无到有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财富不是资本创造的，而是劳动创造的，甚至资本本身也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不仅马克思这样认为，林肯也这样认为，洛克也这样认为。我们年轻的时候修水库，也是什么都没有，就是使用简单的工具，通过劳动创造了巨大的资源和生产资料。从共和国的历史看，我们刚解放时什么都没有，但我们有大量的劳动力，通过把这些劳动力组织起来，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就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所以，这些财富不是资本创造的，用资本创造财富的理论也是解释不清楚的。大量的历史和理论证明，财富是劳动创造的，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生产资料，需要资本，但资本最终也是劳动创造的，这是很多经济学家都忽视的一点。林肯就是这样看。我说尖锐一点，就是我们中国很多经济学家在经济学方面还远远不如林肯，当然他们在政治方面就更不如林肯了。
记者：我记得有经济学家在反对劳动价值论时曾举过一个无人工厂的例子。他认为，在无人工厂中，只有几个很少的操作人员监测仪表，大量的产品都是机械自动制造出来的，这是无法通过劳动价值理论去解释的。
黄树东：这个理论表面上看着很有道理，但它实际是把一个完整生产程序中的一个链条抽出来进行分析的。无人工厂的建立本身就是劳动的结晶。无人工厂的建立，它应用的技术，都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创造的。再有，操作人员的工作看起来很简单，但也是要经过很多培训的，他的劳动力价值本身也是很高的。
西方经济学反对劳动价值论主要有两点错误，一是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取出一段来看，如只看我们今天有很多财富，有很多资本密集型产业，但没有看这些产业是怎么形成的（是劳动创造的）；二是拿出一个生产链条来做分析，就像刚才分析的无人工厂问题。所以，对于劳动价值论，绝不能割断历史和生产过程孤立地来看。
记者：所以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赋予劳动者实现自身价值，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武器。
黄树东：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经济方面必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形成一种奖励不劳而获的体制。我注意到，最近一些年来，中国经济的资本泡沫化现象正在不断加强，希望靠投资一夜致富不光影响着很多普通人，而且也影响了很多企业家，让他们放弃自己的实业投入到炒房炒股中来。与资本收益增加越来越快相对应，是普通工人农民劳动的收入增长缓慢。
记者：最近有研究显示，部分行业的收入还出现了负增长。
黄树东：所以，从历史经验看，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富强繁荣，一定要建立起一个激励劳动的体制。劳动价值论是奖励劳动的理论。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我们发现公平不只是道德范畴，而且是经济范畴。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成果（GDP）必须主要归劳动者所有，这就是公平。同时，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在经济结构方面，也要尽量偏重于实体经济，不能放任资本泡沫化的发展。对于中国而言，尽管存在着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但体制的精神还是公平的，这个体制真正和最终的依靠对象还是广大中下层。它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还是共同富裕。而且在世界大国里，中国是唯一一个将解决贫富悬殊问题作为国家战略决策提出来的国家，这同美国回避自己的经济问题是不一样的。
现在，中国、美国、欧洲面临的问题都是相似的，世界各国政府最大的竞争就是看哪国政府能够率先解决自己国内的贫富悬殊问题，实现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谁能迅速果断地解决自己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制造出足够的内部需求，解决自己的生产过剩，谁就能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中国要想成为冠军，就需要回归本源，回归劳动价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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