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孟捷、贾根良、周文四人谈：经济理论的多元化和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左大培、孟 捷、贾根良、周 文四人谈:

经济理论的多元化和中国经济学的构建[1]

 

 

本文发表于浙江大学《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2011年9月，科学出版社。

 

 

左大培：男，辽宁大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研究。

孟捷：男，山东济南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方法论。

贾根良：男，河北沧州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涉及经济思想史、创新经济学与科技管理、发展经济学。

周文：男，重庆市人，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研究生部主任、博士点建设办公室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

 

一、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凸显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

 

主持人：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就是“经济学理论的多元化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我昨天上午参加了中央党校的一个“经济学前沿理论研讨会”，在会上明显就有观点的不同。但那里的观点不同是听出来的，是有经济学素养的人可以听出来的，他们彼此观点不同，但没有交锋，各发言各的。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媒体早就报道过的，即金融危机之后，英国女王问这些西方经济学家：你们怎么没有预测到危机的发生？由此也导致了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研究模式的一些疑问与质疑。[2]这是完善经济学模式的一个主题。再就是，结合中国的本土实际，怎么能够为创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体系做一些方法论上和理论上的一些准备？大体就是沿着这个进路展开讨论。

 

孟捷教授：我先起个头。刚才主持人谈到经济危机以后，英国女王质问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这里所说的经济学实际上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这个问题没有做预测。我还可以补充一个故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好像是2009年在伦敦有一个演讲，里面就很尖锐地指出来：过去三十年的宏观经济学，即以卢卡斯的理论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说得好听一点，是没用的，说得难听一点，是有害的。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现状及其所面临的危机。这次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把这个问题进一步暴露。应该说，主流经济学所存在的问题，它在理论上的深刻矛盾，早在危机之前，早在危机发生之前，就已经一再暴露。贾根良教授对“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有长期的研究和介绍，可以请贾根良教授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贾根良教授：刚才孟老师谈到英国女王访问伦敦经济学院的问题。当时，贝斯勒和海尼施教授给英国女王写信，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紧接着，霍奇逊等十位英国的异端经济学家八月份也给英国女王写信，批评贝斯勒等人忽视了经济学教育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说：现在西方的经济学教育，已经把经济学变成了与世界相脱节的学科。西方主流经济学虚假的假设，加强对市场运行机制不加批判的发展，从而误导了人民的行为和政策制定。霍奇逊这些人所指的，实则是大约十年前在法国发起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这个“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是由法国学生首先发起的，英文为post-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这个短语不好译，所以在2003年将其介绍至国内时，将其译作“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

法国学生发起这一运动，主要针对的是经济学教育的问题，指出经济学教学是有缺陷的，其主要表现为：第一、数学本身成为一种追求的目标；第二、新古典经济学的支配地位是压倒性的和不公正的；第三、教学中武断的教条主义教学方式不允许批判式的和反思性的思考，其结果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科学。autistic是精神病学上的一个术语，法国学生用这个词描述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自我封闭，缺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与社会的互动，专注于数学幻想，过度迷恋假定和模型。这种智力缺陷，使得他们没有办法解决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因而他们呼吁多元化的方法，强调更多地关注具体现实，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经济学范式多元化。

法国学生发起这一运动，在英国、西班牙、美国等国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好多教授和研究人员加入到里面来。事实上，并不能否认现代的主流经济学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认为，不能完全排除它，它只是认识多元化世界、复杂性世界的一种方法。但是，目前西方的经济学状况实际上是主流经济学占据统治地位，这种情况对中国经济学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因为，在最近十几年、二十年，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化是非常明显的。我把它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具有一支独大的倾向，其他的经济学范式被边缘化；二、数学形式主义的影响相当大，它造成了人们不关注现实问题；三、我认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提出了经济学教育改革的一整套方案，但它并未探讨经济学假定与思潮背后的利益诉求问题。第三个方面实际上是说，强调经济学范式多元化，就是要防止和警惕发达国家和金融垄断资本的操纵，防止它们将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一种战略工具，对中国发动“经济学战争”。

“经济学战争”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现在大学里所讲授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实际上是符合发达国家利益的，但它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比如说，自由贸易、自由投资、比较优势理论、自由竞争理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等理论的假设，都是不现实的，但它有利于垄断资本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特别是其擅长的金融自由化；二、“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提出的数学形式主义，对中国产生了一种经济学的“殖民地化”，以在国外发文章，特别是数学化杂志发表文章为评价标准，我将其称作为“模型误国”。发达国家垄断资本通过支配经济学教育，通过数学形式主义将西方主流经济学变成精神鸦片，使中国对国际垄断资本麻木不仁；三、攻击和打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其他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当代多种其他经济学范式。攻击、丑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中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西方异端经济学。西方异端经济学又可以划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异端经济学，后者包括老制度学派、熊彼特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后凯恩斯经济学和女性主义经济学等等。这些学派实际上在中国引进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没有得到大家的关注，即使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错误地将西方经济学等同于新古典经济学。非马克思的异端经济学实际上都属于政治经济学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仅将西方经济学视作主流经济学，仅将马克思和新古典进行比较。实际上，西方异端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许多共同之处。目前对西方经济学的引介，是不完全的。发达国家对这些非主流学派的打压，实则也是一种工具。四、在经济思想史方面，对影响英国、德国和美国崛起的学说，如重商主义经济学、美国学派、德国历史学派等予以丑化。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方面事实上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这四方面因素，客观造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使用经济学工具推行其经济目标，从经济思想史方面来看，实际上有非常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经济学研究者重视起来。

 

左大培研究员：我谈谈对经济思想史的看法。西方当代关于历史学的一种说法，在我看来符合实际，即：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完完全全、原原本本的反映历史的全貌。其实，任何人研究历史时都有一个角度，其中反映了他的立场和态度。涉及到经济思想史这个学科，这个立场和态度往往和研究者本人的学术观点连在一起。

我讲一个印象深刻的故事：社科院经济所的老前辈巫宝三先生在经济所最初独立时是实际上的所长，他也是哈佛大学的博士。我们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巫宝三先生明确地将经济思想史的书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的教材，还有一类是真正的专著，其中一本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另一本是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这两本书是学界公认为经济思想史上功力最深厚的著作。马克·布劳格曾说过：马克思是当时掌握经济学文献最多的人，当时在欧洲能找到的所有经济学文献，马克思全部都掌握了，他所写出的经济思想史绝对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但我现在强调的是，无论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还是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都带着本人非常深的学术烙印，即本人的学术观点。简单地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就是从剥削的角度，按照劳动价值论，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来评论整个经济思想史。马克思对科学和非科学的划分，就取决于对剩余价值的态度，即接近马克思和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就是科学的，反对、抹杀剥削的就是不科学的。同样，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发掘了过去很多不被重视的、经济思想史上的经济学家，但实际上，熊彼特所列举的这些经济学家，多半都是以边际效用为标志的、新古典经济学说的理论先驱。熊彼特实际上是用新古典的框架来评价经济思想史，来评价经济学家的水平高低。我个人认为，在研究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是不可避免的。在写经济思想史时，不可能把所有人的观点都写进去，必须有取舍，且必须表现出：我认为哪些是科学的，哪些是不科学的，从而体现出自己的学术观点。

现在的最大问题是，我们的经济思想史教科书，慢慢变成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史了，非主流学派的就消灭掉。说非主流的学派不科学，还算作是尊重，算作是一个学派列出。最严重的是不在教材中提出非主流学派，直接不提了。

 

二、比主流经济学更具科学性的经济学理论范式

 

主持人：说到这，我们应该讨论一个问题：应当以什么标准，对科学与不科学进行划分？

 

左大培研究员：我个人是有一个标准的。我的标准比较合乎西方一般的科学理论：一个好的经济学，你得能解释实际。如果不能解释实际，不管从什么标准来衡量，都没有用，我趋向于把它归零。

回到英国女王所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所有人对经济学提出的一个基本的问题：经济学上出了一个惊天大事，经济学的理论必须能对它做出解释，甚至是预测，否则这个理论就应该归零，就不算科学。从这个角度来说，主流经济学是不够算作是科学的。克鲁格曼说过：主流经济学不仅没有能够预测到哪一天发生危机。当然，预测哪一天发生危机很困难，但是最大问题是，主流经济学竟然没有说可能发生危机，它能叫做科学吗？原因在哪？其实解释很简单，西方现在的主流，特别是我们现在讲的新古典主流，它的核心是个体最优化，而后一般均衡。在个体最优化的基础上，自由的市场可以实现一般均衡。所有的数学化，第一步给出个体最优行为；第二步，这些个体最优行为达到一般均衡状态。在这个标准的一般均衡状态下，经济危机是不可能发生的。一般均衡状态下，供给和需求是相等的，生产多少东西都能卖出去。但经济危机的典型问题是产品卖不出去，大批的工人失业。按照其均衡模型，理论上讲，危机就是不可能发生的。特别是本次金融危机，美国一个季度经济可以下降百分之六，这在经济学中是不可思议的，无论什么模型都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事实上，个体最优的一般均衡是一个骗人的东西，它骗了无数经济学家，包括最好的经济学家，骗到最后就是：经济学家自我麻醉，麻醉到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经济危机，因而他们不能做出预测。

 

主持人：关于危机原因的探讨，今天可能游离于我们的主题。就说刚才这一块。

 

孟捷教授：刚才左大培教授实际上提到一个问题，即经济学有其意识形态的信念。在这里，我简单地将理论经济学的几种范式，就这个问题进行比较。如刚才我们谈到，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能力这么差，但是它仍然会是一个主流经济学？

我在这里比较三种理论范式：一种是新古典的，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有一种是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任何一个理论都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即市场经济中的协调问题。具体来讲，只要是一个市场经济，它都有一个特点：即经济中的决策由无数人分散地做出来的，那么，无数人分散做出的决策，有没有可能形成经济秩序？这既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三种理论对这一问题持有三种立场，可以做一个最简单的概括：新古典的答案，即无数人的分散决策结果会达到一般均衡。市场经济用通俗的话来讲，预先注定就是一个和谐社会。在马克思那里，无数人的分散决策，有一个不太好听的术语，叫做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其带来的结果是危机，甚至是崩溃。

 

左大培研究员：这个时候我得打断你了。你得全面理解恩格斯，问题不在于无政府状态，而在于恩格斯前面的一句话：生产的社会化。如果没有社会化，那么每个农民自己种自己的地，也不会有什么事。问题在于，是在基于生产的社会化前提时出现了无政府状态。

 

孟捷教授：我接着谈我刚才的思路。如果我们将刚才的两个理论进行比较，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冷战后，新古典经济学插着美元的翅膀，飞遍全球，成为一个流行的经济理论，这是因为，至少它对市场经济做了一个正确的解释，相反，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对市场有一个否定。所以，我一直就有一个看法，传统政治经济学和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之间有一个鸿沟，即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解释不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某种流行的经济学，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从我本人来讲，我更赞成演化经济学的一种解释，演化经济学在这两种对立的范式中选择第三条道路。首先，它承认马克思的分析。在我看来，马克思是市场经济最优秀的病理学家，他揭示了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各种矛盾，但另一方面，在演化经济学看来，这些矛盾，或者这些非均衡趋势，又不会把这个经济制度炸毁，相反，这些非均衡趋势有可能被协调。所以，相对于新古典的一般均衡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论，我将演化经济学概括为协调论，这个“第三条道路”，我觉得，可能是理论经济学发展应该趋向的一个方向。

 

左大培研究员：我没有仔细地研究演化经济学，不过，如果这么简单地给演化经济学这个结论，是不对的。政府干预，包括政府本身，都是社会演化的一部分。所谓能够协调、来克服这种矛盾，恰恰是因为真正搞市场经济政策那些人，都是实用主义的。看到经济不行了，就来干预一下，不考虑那么多理论。恩格斯很清楚的看到：每一次出现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都必须进行干预。战后能够出现较长时间的比较协调状态，就是因为政府的干预非常多。

我为什么这么说？这次危机之前十年，我和余永定达成一个共识：美国的金融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非常危险的。事实证明，金融化搞不下去。为什么？有说法称，西方很稳定，是因为战后四十年有政府管制，而这套强大的政府管制，不是自动产生的，而是危机之后政府不得不管制。所谓协调，是在西方经济演化过程中，演化了政府干预的规则，这才能够协调的，特别是在金融上非常明显。如果要靠市场自发，早就崩溃了。

 

主持人：左大培教授对演化的概念提出了一个解释，我们可以接着讨论。

 

孟捷教授：刚才我们谈到了演化经济学的范式，它提出了一种协调论。谈到协调，就有协调途径的问题。我的观点，和左老师刚才的观点是一致的：国家干预、政府对市场经济边界的界定，毫无疑问是达成协调的一个手段。而且，在这次危机中再次证明了，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手段。但是还有另一方面，这是演化经济学，或者新熊彼特派的技术创新经济学所强调的，就是创新。

创新这个问题，可以拿来作为比较不同的经济体制，比如比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绩效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来考虑。传统上比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种体制绩效的时候，往往诉诸两个观点：一个是所谓信息的角度，一个是所谓激励的角度。说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是因为解决不了计划所需要的信息的问题。这个问题最早是哈耶克提出来的，即无数个人所拥有的个人的知识，它们彼此之间是无法传达的，而一个中央计划机关缺少这些知识。相反，在一个市场经济中，依靠价格体制，个人可以动用这些知识。另一个角度是激励的角度，即中央计划机关没有激励的动机去制定这个计划，即使制定了这个计划，也没有激励去实施这个计划。在我看来，市场经济并不比计划经济优越，这两个辩护都是有问题的，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实际上也逃脱不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这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市场经济也面临信息的问题，这在它自身的、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失灵理论中实际上体现出来。

 

左大培研究员：哈耶克所说的，只有在一般均衡情况下才能成立。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可以自动达到帕累托最优。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学重视论证一般均衡的存在？如果一般均衡不存在的话，所有的论点都是虚无的，包括哈耶克的观点在内。如果不是一般均衡的价格，价格不会起哈耶克所说的作用。

 

周文教授：我先接着第一个问题来谈，即主流经济学为什么面临那么多问题。再回应一下演化经济学。

我是这样考虑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危机的问题，没办法去预见，也不能去解决问题。主流经济学实际上面临着两个问题：一、在表面上、在形式上追求科学性；二、在工具上追求完美性、客观性。由于形式上追求科学性和完美性，所以，主流经济学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为什么它又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我是这样考虑的，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分偏重技术分析，缺乏历史的维度和制度的维度。因此，在分析的框架下形成一种局限性。因此，它没办法去解决现实问题，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成为一个游戏。而且，它给我国带来的最大弊端是，由于西方经济学刚刚引入，许多人对此趋之若鹜，导致一边倒。西方主流经济学全方位带来的问题是，我们经济中的现实问题未得到解决，最为突出的就是经济结构问题，为什么几十年都未能得到调整？这是因为简单的套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原理，是无法去解决现实问题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即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问题。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当经济处于萧条时，政府应当增加投资、扩大支出。但在我国，财政税收、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因此，政府扩大支出带来的问题是：表面上看，内需扩张了，但带来的后遗症也存在，如我们大量的投资仍是基础建设、重复建设。还有一个问题，如居民收入问题，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在萧条时应当扩大居民收入，但是中国的税制不完善，所以，我国的居民收入扩大没有落入在全民，而是落实在机关、国有企业的雇员身上，反而加大了收入差距。此外，还有一个货币政策问题，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在萧条时应当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由于我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在信贷扩张时，更多资金流入到生产性过剩的行业。这不但不能解决结构问题，反而加大产能过剩，带来金融风险。

 

主持人：打断一下，让我们暂时远离具体政策，还是回到最初的几个主题。

 

周文教授：关于演化经济学的问题，应当来说，演化经济学从某个角度，即中间道路出发，解决经济学的问题，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完全依靠演化经济学来解决，也是有一个问题的。比如刚才所说的创新问题，金融危机本身也是创新带来的恶果，因为它的创新的集中点，集中在金融的创新上。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协调与创新的分析更具现实意义

 

孟捷教授：我要澄清一下，刚才实际上没有讲完就被打断了。刚才主持人提的问题问得很好：经济学的科学性在什么地方？左老师说的很好，取决于对现实问题是否能够做出有效的回答。

刚才我谈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市场经济的协调问题。因为在冷战以后，市场经济成为某种普世价值，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接受市场经济，所以必须对市场和竞争的作用有一个正面的回答，这是检验一个经济理论好坏的一块试金石。新古典经济学好像给了一个回答，但这个回答是一个完全意识形态的回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市场经济作了一个病理学分析，没有对市场和竞争的正面作用做出一个充分的阐述。正是因为对这两种理论不满，我们就引出第三种理论，即演化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提出了一个协调论，认为市场经济有可能持续的再生产下去。但是，靠什么？除了国家干预，内生地导致经济发展的，是技术创新。我们所说的不是金融工具创新，是技术创新。

 

左大培研究员：现在的问题是，创新和协调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怎么协调？比方说，我们通常讲的民主，是一种协调方式；统治关系，即治理关系是另一种协调方式。市场是市场交换占主流的一种协调方式。政府综合使用好几种协调方式，但恰恰是没有市场。比方说，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其议会是平等的人通过民主方式商讨决策的地方，法院是一个独裁的地方，政府是一个执行机构。当然还有别的协调方式，如乡规民约，这些都是协调方式。所谓经济体制、经济制度，就是各种协调方式以其特有结构结合起来的一种东西。从有人以来，就发生了这些各种各样的协调，而且，这些协调方式的结合，越来越复杂。所谓演化，就是越来越复杂。

在这个过程中，创新起什么作用？创新是一个技术层面的概念，回到马克思那里，创新是生产力，协调就是人与人的关系。

 

贾根良教授：我对孟捷教授和左大培研究员的观点做一个评价实际上，孟捷教授是从理论范式来看，新古典能够实现自动协调，在马克思主义方面，协调是指政府方面的协调，但是这两个方面都走了极端。对于孟捷教授提出“协调论”，我的理解是：在冷战思维之下，新古典和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位于左右两个极端，都不能解决市场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从经济史来看，经济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混合经济，市场和政府都存在。演化经济学特别强调非市场协调机制，如孟捷教授所说：新古典基于虚假的假定，认为自动能够达成均衡，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可能达到。实际上，演化经济学作为第三种经济学范式，所强调的是：经济过程实则是一种非均衡过程。非均衡的矛盾和冲突需要非市场的协调机制加以化解。比如说，非市场协调机制，包括NGO的作用越来越增大。演化经济学还有一种看法：要靠干预之手解决市场自身没有办法自动达成协调的问题。

 

周文教授：我赞同左老师的观点。孟捷教授将演化经济学归结为创新，我认为：协调的方式和创新是两码事。创新更多的是在技术层面上，而不是在利益关系上。

 

孟捷：刚才贾根良教授做了一点解释。通过非市场的调节，或者我将其称作外生因素调节，比如国家的调节，或者某种社会调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拒绝，后凯恩斯主义也不拒绝。演化经济学的贡献就在于强调：市场经济除了这些非市场协调途径外，还可以通过市场内生的协调，它来自于市场经济和创新在制度上的必然联系，即市场经济是技术创新的一个巨大发动机。为什么创新可以实现市场经济的内生协调？根本原因在于协调，协调什么？左老师讲得对，协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但除此以外，更基本的一个层面，是要协调资本积累过程的内在矛盾。而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变化，是资本积累过程内在矛盾的一种反映。

什么是资本积累过程的内在矛盾？我们还要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作的一个病理学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在罗莎·卢森堡那里暴露得很明显：每年一个市场经济提供的总产品，在它的价值构成中，剩余价值卖给谁？卢森堡做了一个有趣、有错误（但却是一个很深刻的错误）的分析：剩余产品只能卖给一个资本主义以外的第三市场。等到全球都是一个民主国家，第三市场就没有了。这个理论里面是有问题的，她忽略了，即资本家之间可以互相购买，这种互相股买实则是投资。那么投资为何足够大？实际上，在演化经济学框架内，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如果没有创新，尤其是重大的产品创新的话，这个投资规模总是不足以实现每年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这也就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积累过程的内在矛盾是可能由创新引致的投资来解决的，从而将有助于解决资本积累过程的内在矛盾。

周文教授：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分析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制度作为外生变量，即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所以创新只是一个技术创新的问题。但是在把范围扩大了以后，制度是可变的，不是一个外生变量，所以我们应该加入制度创新的问题。我认为还有其他的创新问题。

 

左大培研究员：罗莎·卢森堡的模型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模型，列宁援引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认为她说的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而且，这个问题实际上在西方经济学中正好有非常对应的反映：罗莎·卢森堡的思想接近凯恩斯，是非均衡经济学，但凯恩斯不把罗莎·卢森堡当做自己的先驱。这就涉及到经济思想史的问题。其实凯恩斯有自己的经济思想史，《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所提及的先驱，除了马尔萨斯，都不被经济思想史认可。另一方面有主流的，其实正好和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相对应的，即增长理论。在这里，不是创新解决这个问题，相反，如果是非均衡，创新可能会加剧这个问题。简单地，的确可以划出均衡派和非均衡派：卢森堡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非均衡派，凯恩斯是西方经济学中的非均衡派，列宁强调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可以划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均衡派，西方经济学的均衡派就是增长理论、主流学派。索洛的增长模型，即有名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就是一个均衡的增长模型，它与之前的哈罗德-多马非均衡模型大为不同，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经济位于刀锋上，很可能处于非均衡状态上。

不能说列宁和马克思是一个彻底的均衡论者，因为马克思曾经说：我说的是均衡的，但资本主义这种均衡，只能在不均衡里找一条均衡的路，但它的模型本身是均衡的。

创新的作用是什么？主流是说制度好不好，在于它能不能鼓励技术创新。比如说，市场经济这个制度好，就是因为市场交换这个制度本身最大限度地产生许多创新。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影响市场交换。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只要有一个自由的市场交换，一切问题就都不存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认为：自由的市场交换就是一个制造无政府危机的地方。第三条道路则认为不能把市场交换说得天花乱坠、完美无缺，也不能把市场交换说得一无是处。在我看来，演化是什么？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演化的历史，人类在不断寻找一个更好的体制。

 

四、经济学模式的多元化如何指导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建设

 

主持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回到中国的现实。我们把视野从国际视野切换到中国的范围内，继续讨论：经济学模式的多元化，如何指导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建设？

 

孟捷教授：我想接着演化经济学再谈一点。演化经济学不仅谈到了创新问题，还谈到了创新所派生的各种多样性。包括制度多样性、技术多样性和产品多样性等等。这些问题结合中国实际来谈很有意思，尤其是我们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讨论这些问题就更有意味。

 

贾根良教授：从理论上来看，讨论多样性是进行演化和创新研究的基础。强调市场原教旨主义，实则是将美国模式视作最为理想的模式，但在现实中，美国模式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了严重的问题。美国模式的弊端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尤其是金融寡头利益集团对经济的支配。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早就被凡勃伦批判过。如果不承认多样性，创新问题就没办法处理。从现实问题来看，这种多样性广为存在，如瑞典模式、日本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模式等。只有对多样性进行探讨，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左大培研究员：我对当代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做了一些归纳，即美国是自由市场的典型、法国是政府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整个北欧是福利国家、德国和日本被称作集体协调的市场。

 

主持人：由左老师的讨论我悟到了一个问题：国家的文化土壤导致了一种行为选择。在中国这种文化土壤下，哪种模式会更适合？

左大培：中国可能更接近法国。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就得走法国这条路。法国不仅有政府计划，而且大企业都带有国有性质，和中国非常接近。法国是欧洲最为中央集权的国家。还有一点，法国的家族主义盛行，这是福山的一个假说。中国要解决现代化问题，要走法国的道路。按照西方主流对理论，只有美国制度最好。不过，如果美国才是唯一正确的答案，为什么要有福利国家？为什么要有法国的计划指导？为什么要有日本的集体主义？

 

孟捷教授：左教授刚才谈到，中国模式收敛于法国。但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中国自己走过弯路。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有一段时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则命题实则来源于新古典，即把效率和公平视作二律背反了。我们翻译了鲍尔斯等人撰写的教材《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这本书把公平和效率画一个二位坐标图，横轴取公平，纵轴取效率，公平用基尼系数表示，效率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表示。结果美国的公平和效率水平都低，而北欧国家的这两个指标都高，大陆国家的公平和效率水平在中间。从这个简单的经验分析可以大致看出：公平和效率的组合有三种模式：美国、北欧国家和大陆国家。这给了我们一个思考：这些国家同样是实施市场经济，但是抽象规律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而是发生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之中的。当我们观察中国的现实时，很多现象不应该如自由主义那样，简单地认为市场经济的规律抽象地、自动的起作用。

比如说，支撑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以低廉的成本将产品卖到美国市场，这个秘密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的现象。中国劳动市场的出现和农民工的出现是密切相关的，农民工本身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市场自发产生的结果，而是有制度构建的因素。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农民工职业是工人，身份是农民，他的工资只需覆盖其劳动力再生产的一部分，这是成本低廉的原因，这也是中国经济为什么能与跨国公司对接的原因。当然还有原因，为什么会有“半无产阶级化”？因为，在经济学上他正式进入了雇佣的关系，但在法律上没有正式的雇佣合约。可以说劳动力市场表面上是高度自由、缺乏管制的，表面上符合自由市场的原理，但是看到农民工的现象，就会发现，这实际上不是一个自由市场。农民工的现象完全是制度的构建。什么是农民工？他的职业是工人，但是他的身份是农民，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户口制度。在一个自由市场的模型中，这种制度是没有的。所以一个表面上看符合自由市场运作原理的现象，背后完全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东西，实际上是另一套逻辑。

 

周文教授：接着左大培所说的那句话来谈。左老师说中国的模式更接近于法国。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就理论本身，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国情，一种理论反映了一个模式。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实则是建立在一个成熟的、完善的市场体制下。事实上，在现实社会中，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国情，每个国家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情况。尽管左老师刚才说：中国模式更接近于法国，但中国与法国之间存在着不同。这种不同就在于，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和法国今天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同样的一个理论，可以解释法国的现象，但不能解释中国的问题，也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有两大问题：一是发展的问题，二是转型的问题。法国一开始就构建了市场体制，中国原来是计划体制，现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所以，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法国不一样。一方面，我们有经济建设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有诸多的社会问题。

刚才孟捷教授所讲的农民工在中国模式的构建中所作的贡献，实则反映了一个社会问题。这个社会问题的产生，不仅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因素，而且由于不同的阶段面临的任务不同，不同阶段的不同任务也不断演化出各种社会问题。如果说中国过去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构建好一个市场体制，那么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构建一个市场社会的问题。也就是说，体制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市场社会问题没有解决。关注的点由市场转向市民，即孟捷教授所说的农民工问题。一个理论反映和体现的是不同的模式，不同的模式应当由不同的理论去反映。所以，中国模式肯定不能由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解释，西方主流经济学也解释不了。而且，全球化的大趋势并不能掩盖经济学发展的多元性。这就又回到了我们所讨论的主题，即经济学理论的多元化问题。现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实是构建在一个完全的、成熟的市场体制之上。事实上，今天看来，除了美国的体制反映了市场化体制，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与美国有或多或少的差别。用一个理论去解决众多的现实问题，是不可能的，也办不到的。

 

主持人：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肯定不能太多元化。

 

左大培研究员：我谈谈这件事情吧。从一个现象可以发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市场理论根本就是错的，就我们现在所讲的“民工荒”。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这个“民工荒”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工资是企业和工人自行决定的，政府没有管工资。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应当有一个均衡的工资水平，所有接受这一工资的人都找得到工作，企业在现有的工资水平上想雇多少人都雇得到。“民工荒”则是说，在企业开出的现有工资水平下招不到人。对这个问题，西方主流是知道的，它做了补充。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位研究劳动市场的人，这三位诺奖得主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信息的摩擦。现在南方的很多人也在强调这一点：在现行工资上，一方面，企业找不到工人，但在劳动市场上，找工作的人其实比企业的空位还多，但是劳动者和职位无法匹配。比如，企业要一个车工，劳动者是一个钳工，匹配不上，等等。但是，这个学说在西方主流中算是一个补充，它不想推翻新古典的均衡框架。实际上，问题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即使按照主流框架研究企业的美国学者逐渐都发现：劳动市场不是那么简单的，想招谁就招得到的，企业需要有特定技能的员工。最后他们提出一个内部市场理论，就是说，员工所看重的不是外部市场标注的工资，而是在企业内部的晋升，结果造成企业不愿意轻易解雇现在在企业里的工人，工人也不愿意轻易离开。但是企业得想一套办法把工人留住，于是就逐渐产生了一个内部市场理论，它就逐渐偏离了主流的均衡经济学，还不是完全的否定。

 

主持人：我个人体会，“民工荒”还与文化因素有关，即农民工逢年过节都会回家，而经济学没有充分地考虑到这个因素。

 

贾根良教授：这个问题很好，农民工的工资，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不足以保证其子女受到教育。“民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资太低，工人不愿意干，而不是因为劳动力稀缺，“刘易斯拐点”出现了。比如说，富士康一个月给900元的工资，靠加班也就刚够生存。这不是一个技术性失业、市场不匹配的问题，而是中国发展模式所面临的挑战。实际上，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最自由的市场经济背后，实则是有制度力量在构建的。这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

我将李斯特在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内容借鉴过来，整合到中国的演化经济学综合之中。为什么？从大背景来看，实际上，西方主流经济学没有考虑到后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国际垄断资本在美国的市场上也并不是自由的，实际上也是在金融资本和垄断资本集团的权力和制度构建的市场上实现自由的，它们把中国劳工作为无限榨取剩余价值的源泉了。它推行的这种经济学，使得中国很难崛起，它就把中国的劳动力作为一种自然资源，来加以剥削。什么是国民财富？在演化经济学看来，最为核心的就是国民收入增长，尤其是体现为工人收入和农民收入增长。为什么现在中国内需不足？根本的原因在于，在目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下，中国的工人收入和农民收入并未如当年的日本、韩国那般提高，这对中国崛起构成了制约。传统政治经济学对后发国家的发展问题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演化经济学者，比如弗里曼，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篇论文中就强调：落后国家通过创新，创新所获得收益为其提供保护幼稚工业的机会。弗里曼是演化经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代表人物，但他的这篇论文一直无法发表，这是因为该观点与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不一致。如果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持续下去，后发国家可能就会出现骚乱、暴动，这对新自由主义是不利的。

第二个问题，主流经济学所坚持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无法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在日本和韩国崛起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两极分化和基尼系数较高的情形，而这个问题在中国出现了。我认为：如果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路子走下去，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而按照传统政治经济学主张的计划经济，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在演化经济学的视角中，要达到共同富裕，必须让创新收益能够由工人和农民分享，这样才能达到社会和谐。为了实现社会和谐，国家应当干预，不过这种干预不是表现为基础设施投资，实则服务于出口导向型政策。压低产品价格、实施出口退税，实则是将财富输送到西方国家。另外，政府干预并未着眼于民生。美国的干预用于维护泡沫经济、垄断集团的利益，这种干预有所偏差。中国的干预实则也有所偏差，正确的干预应当是维护社会和谐，演化经济学强调协调机制应当通过干预来实现，和谐状态是不能自动实现的。演化经济学应当回到李斯特那里去，这样的演化经济学更具有借鉴意义。

 

主持人：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将围绕如下问题：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我们强调要由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实践，但这并不排除模式的多样化。中国的演化综合是否可能是指导中国的理论指导之一？它是否可以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它是否可以纳入到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之中？

 

左大培研究员：应该这样。这十几年来，我发现，研究马克思的部分学者所提出的创新，就是把马克思自己批评过的庸俗经济学内容纳入进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还有一些人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容纳入进来作为创新，甚至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理论来。我认为这不对，这不是创新马克思主义，而是背叛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是清楚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需要有所发展，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冲突。

达尔文是演化理论的重要人物，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当时最为热心的支持达尔文的人，马克思的理论受到了达尔文所提出的演化思想的影响，其本质上是一个演化学说。在美国，斯威齐、谢尔曼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被纳入到演化经济学的队伍中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存在相似之处。

 

贾根良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演化经济学有其自身的缺陷，不太关注利益问题。我提出演化经济学的综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是非常宏大的，如果离开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演化经济学的综合是没办法完成的。作为演化经济学基础的批判实在论，其先驱就是马克思。这两者在哲学基础上存在好多共同的地方，但也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别。

为什么演化经济学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西方非正统经济学都属于政治经济学传统，它们有很多共同点。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这些理论就分家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它们又开始走向更多的交流，发现许多共同点。不过，它们在分家之后，所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都展开了独立研究，如老制度学派关注创新问题，关于制度问题；新熊彼特学派关注技术创新，关注国家创新体系；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如明斯基等人发展了金融方面的理论；女性主义经济学关注种族、歧视等研究；奥地利学派关注市场过程，该学派的拉赫曼比哈耶克更有见地，不过这个人没有被介绍到国内来。这些学派都可以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中来，可以极大地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的内容。不过，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发展出自己的创新。

另一方面，演化经济学必须独立发展，从而才能表现出其多样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崛起，一个是共同富裕。在这些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李斯特传统这几者的综合和交汇，会起到重要作用。

 

周文教授：怎么理解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在谈得更多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是说拒绝其他经济学派的方法或视角。这并不是说，在观点上统一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观点是可以多元化的。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过程中，应当是对具体的现实问题进行解释，只有这样的话，经济学才会充满活力，充满生机。

在经济学理论的交互中，应当是汲取一些具体的内容。

 

贾根良教授：演化经济学在汲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宏大框架和深邃视野时，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周文教授：不管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来看，还是从主流经济学来看，现在需要迫切解决的，是中国的现实问题。回到刚才提出的问题，我的主张是：中国过去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还需要注重社会建设的问题。如果我们仅遵循某一个模式或某一个理论，那么理论和现实是脱节的，可能会产生很多问题。下一步改革应当是由经济改革转到社会改革的问题。

如何构建和谐社会？这是主流经济学所不探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体现自身优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一个纯技术分析，而更多的考虑社会问题，怎么发现社会的矛盾。

回到农民工的问题上，过去三十年的增长奇迹在于廉价劳动力，廉价劳动力推动了经济增长的奇迹。现在，城市化水平达到百分之五十，劳动力廉价优势不存在了。因而将来需要把握创新问题。如何把握创新问题？现在，有说法指出中国受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由于劳动力廉价优势不复存在，因此比不过发展中国家；而中国本身缺乏创新，和发达国家相比又会落伍。

 

主持人：我们换个角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应当与建设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相适应？作为学者，应当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作出哪些贡献？

 

孟捷教授：我谈两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过，我赞成这样一个提法，即现有经济理论也可以分为古典和庸俗的，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演化经济学是古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和它们相综合。

从现实角度来讲，一个好的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它要解释市场和竞争的正面作用，而且，要结合中国的特殊制度分析市场和竞争的正面作用。按照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分析角度，我们可以从国家和经济的相互关系，从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从资本和资本的关系等多重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比如张五常最近在其《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将中央政府将权力下放到县级政府、县级政府之间的竞争作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秘密的一个维度。这个分析也是可以的，不过光从这个角度来谈，肯定也是片面的。所以我刚才谈了四个角度，所有这四个角度的制度安排及其与市场经济的耦合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一个好的理论必须从这四个角度出发，给出一个解释，从而展开扎根中国实际的市场经济制度分析。

比如说国家和经济的角度来讲，国家界定经济的边界。这在个方面，我们有好的经验，也要不好的经验。当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肯定牵涉到中央计划机关把权力下放，这个是对的，没有这个就没有竞争。但另一方面，在界定经济边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今天困扰我们的房地产问题：在新千年之初，国家政策宣布房地产业是支柱产业，到最近，一个副部级干部宣布房地产业不应当是支柱产业，而应当是基础产业。这种变化实际上牵涉到国家对经济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因为只有一系列制度安排，市场经济的抽象运动才会发生作用。将房地产业宣布为支柱产业，实际上就是宣布土地商品化等一系列制度，意味着一系列资本积累的规律要在这里适用，但是如果改变提法，它不再是支柱产业，而是基础产业，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抽象规律的运作被限制住了。

农民工的问题也是这样，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根本条件。20世纪90年代末，通过六千万职工下岗，更多的农民工开始进城，一个表面上不受调节的劳动力市场构建起来了。但是根据波兰尼的理论，一个完全不受调节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个乌托邦。在这方方面面，我认为都需要有理论的解释。我们说国家有两重作用：一方面是社会冲突的国家；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国家还起到企业家的作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家才能稀缺的时候，这种作用不可或缺，如安徽的奇瑞汽车，其实是政府的一个典型的创新作用。政府之间围绕GDP而展开的竞争，有其正面的意义，尤其是在当前的过渡经济当中。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反对自由主义的观点。好像纯粹的市场经济规律就可以解释一切，这个是不对的。这些纯粹的规律带来的矛盾和积极方面，可能是一样多的。

 

贾根良：我赞同孟捷大部分的观点，但有不同意见：无论是奇瑞、高铁，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个别创新是毫不稀奇的，但在目前，国家对民族产业如果不予以大力支持，就不能将其称作是创新型国家。在创新型国家，创新成为一种时尚和风潮，这就需要探讨，中国特色经济学应当有哪些要素？在经济思想史方面，有许多这方面的资源，如美国学派、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等可资借鉴。

刚才孟捷教授讲到的是国内经济的问题，在国际视野下我们应当也有所贡献。现在，我们应当重新认识东亚崛起的经验，不能强调自由的市场经济，尤其是对落后国家而言。在美国、德国、日本崛起的过程中，它们过去是怎样做的？我们应当以历史的角度来研究，从而使中国特色经济学有历史底蕴和长视角的维度。它们崛起过程中的经验和学说，也是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的。

 

主持人：贾根良教授前面说到的中国的演化经济学综合，它是否是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需要关注的一个方面？

 

贾根良教授：我希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更多地吸纳演化经济学的成果，但我觉得，演化经济学仍应当独立发展。我所说的综合，是以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为核心，综合西方演化经济学流派中有价值的、合理的成分，予以创新。我们不能靠着过去经济学家的老本来生活，应该提出自己的观点：在当今信息革命、国际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应当从一个新的视角出发予以创新。国家怎样崛起？在当前的模式下怎样崛起？怎样实现共同富裕？

在理论方面，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应当批评，因为它停留在牛顿时代机械的、静止的宇宙观基础上，而演化经济学是以19世纪末达尔文革命和物理学大革命所形成的新的世界观基础，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保留了一些牛顿、笛卡尔等方法论的要素，因此，演化经济学中的一部分观点，马克思主义也是无法吸收进来的。

演化经济学在西方是异端的、很弱小的，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一直主张，演化经济学应当是中国发展和崛起过程中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周文教授：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贾老师刚才讲到了中国崛起的问题，当中国经济崛起，从大国变为强国时，中国经济学必须要掌握自己的话语权。市场的问题、政府的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其实是一个钟摆运动，而不是一个圆形的运动。当全球化占主导时，自由化思潮风头正劲，而全球化遭遇逆转的时候，如出现经济危机时，自由化思潮就会受挫，政府干预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强。在全球化中获得利益的国家，往往赞同自由化，而在全球化中受损的国家，往往抵制自由化。这实则是一场利益之争。经济理论要反映一个国家的利益。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同样要体现中国利益的问题。今天，在发达国家主导话语权的情况下，中国在全球化的分工链条中容易被它们所控制。所以，中国经济学必须体现中国的崛起，且必须扭转中国在全球化中的不利地位，如人民币汇率问题、铁矿石价格问题等。

 

左大培研究员：我谈一个一般的看法：中国在崛起和赶超的过程中，中国需要一个表现自己特色的经济学，按照历史经验，它应当与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有所差异。为什么？这个从经济思想史上可以找到答案。英国在落后的时候，它们并不主张古典经济学，而是主张重商主义。只是在英国崛起之后，斯密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才占据主要地位。在英国发展起来之后，德国、美国还是落后国家，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历史学派，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则是美国政治经济学派。在日本，到二战的时候，新古典经济学长期不占据主导地位，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个落后的国家在赶超过程中，它的经济学一定与西方主流不一致的。为什么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占据统治地位？可能是在国家崛起之后，国家放松管制，此时主张放松管制的新古典经济学得以占据主流。

 

贾根良教授：李斯特曾经说过，落后国家赶超上来成为发达国家之后，就开始主张自由贸易了。自由贸易会使发达国家受益，但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害的。

 

左大培研究员：一、从中国赶超的角度而言，新古典经济学占统治地位，是有害无益的，引进新古典经济学是正确的，但是让其占据统治地位，这是非常糟糕的，据此制定的政策将无助于中国的崛起；二、英国和美国为什么在二战之后引进凯恩斯？因为新古典是均衡经济学，凯恩斯是非均衡经济学。就是在最发达的国家，新古典作为政策唯一依据，也是会导致崩溃的。

中国的经济学不应当是新古典的内核，但是它应当是什么样子？我们无法预料它的面貌，这需要经济学同仁共同努力。在努力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多样化的，它可以提供一个视角。演化经济学在研究经济的过程中，应当对利益展开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应当基于一个规则，展现自身的创造力，而照搬照抄新古典，则是最为糟糕的。

 

贾根良教授：中国缺少经济战略家。他们应当从国家的利益、国民的利益来制定战略。这种经济战略家应当足够了解历史，从而避免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遭受损失。

 

主持人：各位学者围绕这个话题展开了深刻的讨论。由于时间关系，本次精彩纷呈的讨论就到这里。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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