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有的人大肆宣传西方国家推行私有化和“民营化”的经验，似乎国有经济在世界各国“都已走入日暮途穷”，国有经济在任何国家都“是没有希望的”，私有化，民营化是唯一可行的出路。这样的宣传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给人以心理上和实践上的有害误导。
国有经济已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西方国家发展国有经济由来已久，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有官办工厂。英国1657年邮政总局就属国有。15世纪下半叶，西欧许多国家把采矿业、冶金业、金属加工业掌握在自己手中。意大利政府办了瓷器厂、挂毯厂等，甚至连罗马的教堂也有官办的制造厂。日本明治政府出于侵略的需要，实行官营模范工厂制度，把大批军事工业、矿山、冶金企业、造船企业和铁路收归国有。如果说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国有经济的作用还不那么明显，一般仅起辅助作用的话．那么，当资本主义进人成熟时期，当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达到不可收拾的局面的时候，尤其是战后西方各国经济凋零，社会矛盾高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以后表现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和勃勃生机，资本主义国家干预和国有经济的发展就成为必然和必须的东西。
从西方国家的情况看，尽管由于国情不同，各国发展国有经济的程度并不相同，同一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采取的政策也不一样，然而所有西方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发展了国有经济。发展国有经济已成为西方国家的一种普遍现象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掌握着许多国家的经济命脉，在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半个世纪以来，国有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秩序的维护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起了极其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作用。今后发展会有反复，投资方向和管理方式会不断变化，比重会时高时低，但国有经济会继续得到重视和发展，而不会退出西方国家的经济舞台。这是肯定无疑的。
西方国有经济的发展表现出了这样几个突出特点：
第一，占的比重很大。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国有经济所占比重最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资料，70年代中期，包括美国在内的70多个国家中，国家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中所占比重平均为16.5%，不包括美国在内的近50个国家中，国有经济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为9.5%。在西欧诸国，国有企业产值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占工业总产值的30%；80年代，多数西欧国家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仍达20%以上。1982年，工业发达国家国有工业产值平均占工业总产值的22.5%，投资占14.5%，就业人数占18.2%。在1984—1993年的10年中，美国、日、德、英、法和意大利的政府投资在国内固定资本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分别平均为15.6%、23.8%、11.6%、17.2%、16.2%和16.7%。
国有企业在西欧一些国家居十分重要的地位。1995年，法国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国防工业中，有国有或国家控股50%以上、职工超过500人的大型国有企业有2158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投资占21.3%，出口占16%，职工总人数（21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0.8%。意大利国有企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7%、工业总产值的23%、投资的47.1%、信贷业务的75%和就业人数的25.4%。意大利两家最大国有企业——伊利集团和埃尼集团有企业1300多家，涉及矿山、机械、石油、化肥、电子、通讯、纺织、宇航等领域；伊利集团的生铁产量占全国的89%，热轧钢占89%，特种钢占55%，发电占62%，造船占70%，电话、空运、电视播送、无线电广播占100%，海运占21%；在金融领域吸收的存款占全国的11%，贷款占14%。德国国有企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工业总值的22%、投资的22.7%和信贷金融的10.5%。奥地利国有企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工业总产值的29%、投资的14%、信贷业务的82%和就业人数的10%。正如西方经济学家所形容的，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国有经济和国家的作用无所不在。公民们也许就是在国家开办的医院里出生的，在公立学校受的教育，观看国家资助的频道的电视，或者通过国家职业介绍所找到工作的。很多人住的是公房，他们工作的大楼是根据国家规定设计的。水电、煤气、下水道、交通运输等许多商品和服务以及他们的汽车所用的汽油或许也都是由国营机构提供的。
第二，大都分布在国民经济关键部门。主要是在钢铁、能源、石油、电力、机械等基础工业，铁路、公路、航空、邮电、通讯等公用事业，汽车、造船等机器制造业以及原子能、宇航、海洋、轻工等高科技产业和研究部门。在财政金融部门也占控制地位，军事工业更不用说了。据最近一份统计数字，法国国有工业控制了全国电力工业的90%，钢铁工业的80%，冶金工业的62%，基础化工的48%，航空工业的85%，玻璃工业的35%，制药工业的22%。法国能源和矿业部门的11个国有公司，拥有的国家资产占整个部门的68.3%，年增加值占71.6%，职工人数占86%；交通运输部门18个国有企业，拥有的固定资产占全行业的48%，职工人数占43.8%；邮电通讯部门2个大型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占全行业的98%，年增加值占99%，职工人数（42.4万）占99%。意大利国有工业企业产品中，产量达到全国总产量75%的有钢铁工业、汽车工业、造船工业和电力工业，达到或接受100%的有铁路、航空、煤气、邮政、电讯业。英国国有工业产量达到全国总产量的75%的有采煤、汽车、造船、电力、煤气、铁路、邮政和电讯业。德国达到25%的有石油、汽车、造船工业，达到50%以上的有采煤、煤气业，达到或接近100%的有铁路、航空、邮政、电讯业。荷兰达到75%的有汽车、电力、煤气、航空业，达到100%的有铁路、邮政、电讯业。奥地利和澳大利亚的汽车、电力、煤气、铁路、航空、邮政、电讯几乎全部为国有。新西兰的电力、电讯、航空、邮电、银行等部门均为政府所有，几乎所有大项目都由政府投资。巴西有石油、能源、电信、矿山、铁路和水电六大国有企业，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部门都为国家垄断。对此，美国一位学者写道：西欧资本主义变化巨大，在一些国家国有企业已接近工业部门的一半，控制了经济中的关键产业。欧洲国家政府已在欧洲50个最大公司中的一半拥有直接控股权，很少有人意识到许多人熟悉的公司，如雷诺汽车公司、英国石油公司、瑞典钢铁公司、Rolls-Royce等企业，政府都是唯一的或最大的持股者，西欧的国有企业制造汽车、飞机、计算机软件、办公设备、高级电子设备等。
第三，企业规模大，实力雄厚。西方国家国有企业都有一定规模，且实力强大。1985年按销售额计算的世界最大的50家工业公司中，有7家是国有公司，其中6家是国有跨国公司。1983年伦敦列出的控制了涉外投资80%的500家主要跨国公司中，有19家是国有跨国公司。不少国有企业是集团公司或控股公司，拥有雄厚资本，通常在整个行业中居垄断地位。例如，法国资产超过800亿法郎的最大银行中，国有银行占10家，其中前7家全为国有，资产总额超过2000亿法郎。法国最大的20家工商业公司中，国有公司占13家，其中五大国有工业集团中，佩西奈—尤吉内一库尔曼有色金属集团拥有资本68.6亿法郎，年营业额338.5亿法郎，垄断了法国的铅、镁产量的100%，铜的70%，不锈钢的45%，轴承的70%；铅产量占欧洲第1位、世界第4位。罗纳—普郎克集团拥有资本75.1亿法郎，年营业额337.8亿法郎，化工产品占法国第1位、世界第9位。圣戈班—蓬阿—穆尔集团拥有资本81亿法郎，年营业额335.2亿法郎，所产玻璃占法国第1位，世界第2位。1995年，德国最大的500家企业集团中，国有或政府持股的有71家，占总数的14.2%。西欧销售额超过50亿美元的40家最大工业公司中，国有企业占16家，占总数的40%。智利最大的国有铜矿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韩国最大的企业是国有企业，国有浦项钢铁公司垄断了全国的钢铁生产；80年代，有12家国有企业进入世界500强。我国台湾的国有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而资本额则占总资本的35.3%。西方有的学者写道：国有经济已成为西方社会最大的生产者，最大的消费者，最大的雇佣者，最大的财产所有者和最大的投资者。这一形容不无根据。
第四，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时而掀起国有化高潮，时而把一部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近十年来，西欧一些国家推行私有化，国有企业的数量有所减少，但国家总投资并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许多要害部门的国有企业没有涉及，西方国家始终把国有经济放在重要位置。有些人概括的所谓“私有化”并不准确。实际情况是，有些国家把一些国有企业卖给了资本家，但不是取消国有企业，而更多的是改变经营方式，采取股份制、租赁、承包等形式进行经营，以调整结构，改善经营。一些国有企业出售部分股票，但国家仍掌握持股和重大问题的否决权，对企业进行严密监督，实际上是用另一种方式把企业掌握在自己手中。
为什么会发展国有经济
在西方国家，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是主导一切、垄断一切、覆盖一切的。西方国家的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有本质区别，前者本质上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服务的资本主义经济，是用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恩格斯一针见血地写道：“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性。”资本主义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面被推到了顶点。
既然私有制主导一切，既然国有经济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还要“用国家的名义把它装饰起来”呢？用国家名义装饰起来的国有经济，为什么在诸多西方国家必须和必然发展得占相当比重，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经济命脉，而分散的垄断资本还不能完全取代它？从表面看，是“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但为什么私人垄断资本不能满足这种需要，而必须发展国有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出现并起重大作用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和发展趋势，显然有客观规律在起作用。
西方国家国有经济之所以得到发展，在不同国家有不同原因，有许多不同的具体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历史因素在起作用，但归根到底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社会矛盾的反应，是社会大生产发展的要求和集中体现。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生产规模小，生产社会化程度低，主要依靠资本主义私有企业发展生产。“看不见的手”可以决定一切，个别资本可以自由地在市场上驰骋。亚当·斯密的“各个追求私利的结果，正好有效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投资哪种产业最有利，各个（资本）自己心中最清楚。因此任何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企业活动不仅是自寻烦恼，而且是最危险”的教条还能起作用。当时虽然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还没有充分展开和暴露。资本主义越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矛盾的性质和尖锐程度就越来越不同既往了。
个别资本追求利润与不能满足资本发展整体需要的矛盾，是这一矛盾的一个直接表现。资本运行的唯一目的是追求利润，追求利润在资本充足和符合社会按比例发展需要的前提下，可以促进社会生产发展。但个别资本并不了解社会按比例的需要，也不能按照社会发展需要的比例投资。这特别表现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公共事业的投资上。基础设施投资大，回收期长，收益低，公共事业盈利率更低，甚至必须长期亏损经营。但基础设施、公共事业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少的。资本家不投资，资本主义国家就不能不代表资本家的总利益出面管起来。这是西方国家发展国有经济，并集中在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的重要原因。英国工党政府于1945—1951年发动的第一次国有化浪潮，就是为了发展基本服务和基础设施，特别是能源、交通设施。这些设施无利可图，不存在与私有资本的竞争，也不参予国际贸易，需要的投资量大，私人资本不感兴趣。国家投资可以为私人资本提供廉价服务，降低成本，又可以降低投资风险，于是国家发挥“理想的总资本家”的职能和作用来完成这一任务。英国钢铁工业的国有化也是这样，只是它利润率高，所以反对国有化的势力一度占上风，但终究还是国有化了。法、德、意等国最初几次大的国有化运动，也是这样产生的。
邮电、煤气、电力供应和铁路等部门，西方称之为“自然垄断”行业。这些行业除投资大、要求满足全社会的需要外，还带有垄断性和军事性，由私人垄断，过度竞争，会造成高额利润、资源浪费和居民消费不便，甚至社会混乱。
资产阶级政治家感到“自然垄断”行业被垄断资本控制，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利的，于是有的行使法律手段加以限制，有的则以国有化的方式把它控制在自己手中，以维护资本主义秩序，为整个资产阶级服务。
六七十年代，法国私有银行种类繁多，结构松散，贷款不顾中小企业、不考虑不发达地区和长远发展的需要。密特朗看到了私有银行完全被垄断资本控制对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威胁，提出“粉碎大垄断资本对社会经济的控制”，社会党一上台，就把36家存款10亿法朗以上的私人银行收归国有，对3家大银行实现“再国有化”。法国注册银行营业窗口9761个，国有化了8838个，占90.5%，存贷额国有化比重分别达到87.6%和77.6%，政府直接、间接控制银行124家，占法国银行的一半以上。
40年代，英国有500个电厂供电，伦敦有17种直流电压和20种交流电压，300万居民使用各种不同的电压电流，使消费者购买电器成为一件复杂的事件。所以英国工党于1945—1950年实行了电力国有化，把500个独立供电企业划归14个地区供电局，按最低成本建立地区供电网络，供电成本降低了，居民也感到方便了。
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不断产生和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供需结构失调就暴发危机，调整经济结构又使危机得到暂时缓解，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得以继续发展。克服危机和调整结构完全依靠私人资本自发进行越来越难以奏效，只有从宏观经济出发，行使国家干预，发挥国有经济的作用，结构才能调整过来。这是西方国家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罗斯福通过国家干预使美国度过了30年代的大危机。西欧诸国克服危机采取的是同样的办法。战后英、法等国对落后的无利可图的产业进行大规模调整，淘汰落后行业和设备，挽救处于困境的资本主义企业，帮助垄断资本实行资本转移，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国有化的重要内容和目的。英国通过第一次国有化改造了煤炭、冶金工业，第二次国有化使核电、微电子技术等行业上了一个台阶，使“英国病”得到了缓解。
高新技术产业风险大，投资大，个别资本能力不足，信息不灵，缺乏远见，不肯承担大的风险。在西欧一些国家，往往由国家出资（独资或合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美国垄断资本实力雄厚，则多由个别资本发展。
资本主义国有经济在发展基础设施、公用事业、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重大新技术等方面，可以利用国家总资本的力量，办一些个别资本不愿办、不能办、无力办的事，为垄断资本提供廉价的原料、廉价基础设施，降低成本、更新设备，采用新技术，为垄断资本总体利益服务。国有经济的发展说明，完全依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已不能做到使资源配置处于最优状态，资本主义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和破坏性，必须由国家干预和发展国有经济来加以调整和补充，否则，宏观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比例不可能得到满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比例不可能得到满足。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反映了私有制的局限性和狭隘性。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发展，事实上是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性。
战后法、英等国把大批私有企业收归国有，推行国有化，也出于增强民族独立性，加速本国经济发展，应付国际经济激烈竞争的需要。密特朗上台就提出纲领：“反对由别人来决定我们的生活，反对我们的生产以别国的利益而不是以我国的利益为转移”。他提出“我要用国有化做戴高乐在原子战略方面所做的事，给法国提供一支经济打击力量”。法国1982年颁布《国有化法案》，在一系列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部门实行国有化，对许多高技术行业进行投资，都是出于这一目的。英国70年代掀起第二次国有化高潮，国有化涉及包括罗尔斯——罗伊斯飞机发动机公司、莱兰汽车公司等制造业，2/3的造船业，以及飞机和导弹制造业和英国最大的机床制造工业——艾尔弗雷德·赫伯特公司，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西方国家发展国有经济，还缘于政治需要。邮政、电讯、造币、国防工业几乎在所有西方国家都属于国有，因为它们涉及到国家机密和安全。多数国家对铁路、航空、宇航实行国有化，也大都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日本1900—1945年掀起长达半个世纪的国有企业热，把铁路、钢铁、电讯、印刷、电力以至粮食经营都收归国有，建立大批所谓“国策企业”、“军需企业”，完全是为扩军备战、进行侵略战争服务的。
总之，生产社会化越发展，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就愈尖锐。这一矛盾在国内的表现就是比例失调、危机不断、增长停滞、两极分化、阶级对立和各种社会矛盾丛生。发展到国与国之间，就是资本输出、争夺市场、以强凌弱、盘剥第三世界，以至武装侵略。所谓“全球一体化”，实质上是生产社会化在世界范围的反应。生产力发达、生产社会化程度高的国家，与生产力落后、社会化程度相对低的国家在“一体化”过程中的经济地位是不平等的。在“一体化”过程中，不仅西方国家的私人资本，政府及国有经济也不会闲着，会为其总体资本的利益服务。对此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
对西方国家来说，发展国有经济是对生产社会化的一种默认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不得不进行的调整。西方政治家们早就认识到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垄断资本是存在矛盾的，认识到单纯依靠“看不见的手”治理高度社会化了的国民经济再也行不通了；必须把“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两手并用，才能缓解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延续维持。因此，近几十年来，国有化和私有化成为西方国家政治力量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以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为主的左翼力量，往往更多地主张实行国有化和国家干预，而右翼力量则多主张自由化和私有化。法国社会党1971年的纲领甚至提出：“我们坚决而明确地接受生产资料社会化，否则我们就不是社会主义者。”密特朗还说要“建立法国式的社会主义”。他提出：“我们不仅要实现制止人剥削人的社会愿望，而且还要大大触动经济结构，要实现国有化和真正民主的计划化。”他认为，企业应考虑其社会目的，而不要为自己的私利牺牲社会利益。密特朗所说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与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当然有本质的区别，但他这些主张和国有化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并表达了群众的一些愿望（出于拉选票的需要），则是无疑的。
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发展，作为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一种调整，应该说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并不改变它的资本性质，更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事实上，西方国家国有化与非国有化都是出于为总资本服务和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需要，往往交替进行，或同时并举，哪一种方式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就采取哪一种。一些国家在私人资本行将破产时，往往通过高价购买收归国有；有利可图时，又低价卖给私人。二战结束后，美国就曾按原价的15%把大量运输工具卖给私人。联邦德国在1949—1959年间以原价1/4的价格把32个大型国有企业卖给私人。西方有的学者说得好：“在资本主义存在着权力和财产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下，蕴藏着一种危险，即从这个制度得益最少的那些人（主要是工人阶级）总会力图把它推翻掉。为了把这些威胁减少到最低限度，政府可能采取的手段有三种：高压统治—使用警察或军队强行压服；思想意识——确立一系列维持这个制度合法性的概念或规范；实行一些并不改变或并不危及社会基础结构的改革或让步。发展国有经济是这三种手段中的一种。
西方国家发展国有经济代表着社会主义的入口。它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表明“越来越被迫起来要求利用这种财富和生产力来为全社会服务，以代替现在为一个垄断者阶级服务的状况”；表明“它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可以说是把他们拖进一种从完全自由竞争向完全社会化过渡的新的社会秩序”。
几点看法
从西方国家国有经济的发展过程看，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什么启发与结论呢？
第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决定了国有经济发展的必然性。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为主导。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重视国有经济的发展，都把最重要的经济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或者对经济实行各种干预，表明国有经济的发展是必然的、客观需要的，是不以资本家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力的发展迫使资本家“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导不动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的，没有公有制为主体，不把经济命脉牢牢地掌握在代表着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国家手中，并使之不断发展壮大，就没有社会主义；同时，没有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也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不能只强调前者而不讲后者，也不能只强调后者而不讲前者。国有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由生产社会化程度决定的，国有经济的发展必须与我国社会化的发展程度相适应；同时，也要从我国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出发，积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那种否认公有制为主体，把社会主义国有经济说得一团漆黑，提倡“以民营经济为主体”，说什么“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看”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完全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让这种观点得逞，我们就不可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就会出现历史大倒退。
第二，要认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和重大意义，充分发挥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又要看到市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注意加强宏观调控。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就离不开市场，离不开价值规律的调节，离不开发挥商品生产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市场出效率，出积极性，出动力，出生产力。但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市场有它的局限性，市场不能自发地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或者经过自发无序的竞争和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以后，才能实现合理配置。在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完全放任自流必然带来比例失调，而比例失调必然破坏生产力，延缓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宏观调控必不可少。市场经济越发达，生产社会化程度越高，宏观调控就越重要。国有经济既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又是宏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物质基础及生产关系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方法和手段，有共同的一面，但本质不同。这就是它们的所有制基础、生产关系基础有根本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全国劳动者和企业劳动者的双重劳动联合体，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本质要求，体现着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职工利益、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宏观经济利益与微观经济利益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也存在矛盾，但不像私有制条件下那样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它具有将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发挥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的生产关系基础和客观条件。我们在宏观管理下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性质、目的和途径与西方国家也有根本区别。因此，那种抽掉市场经济的社会属性，认为不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区别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把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对立起来，只强调市场的作用，反对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反对加强宏观调控的看法，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第三，发展国有经济必须深化改革，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体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根本上说是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但公有制建立起来以后，还必须建立一套符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性质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并不断完善，才能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和优势不断得到发挥，促进生产力更快发展。在这方面，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我国国有经济由劳动者当家作主，按劳动者的利益和意志办事，为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服务，在世界上发展最快，为改变我国落后面貌，建设社会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国有经济的管理方法也并非一无是处，近20年来通过改革开放，对原有体制有很大触动。当然管理体制还没有完全理顺，还有许多明显弊端，还存在许多重大实际问题和矛盾有待解决。只有针对问题，有的放矢地进行改革，并调整结构，加速技术进步，国有经济才能发展得更快更好。
西方国家发展国有经济的一些做法我们在改革中是可以借鉴的。如区分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盈利企业和应补贴企业，大企业和小企业分类进行管理，有的直接管，有的间接管；有的由地方政府管理，有的采取租赁、承包、参股方式进行控制；有的要求必须盈利，有的不要求盈利；建立一套监管制度，对所有企业都严格进行监督；国家出面及时对一些落后企业和行业进行调整。这些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社会化生产要求的。方式方法可以参考，但不宜照抄照办。这些办法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成功的也不一定符合我国国情。至于提倡什么“民营化”、“私有化”，更是根本违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是不能容许的。那些片面地宣传“民营化”、“私有化”的观点应受到抵制和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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