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式改革的实质
在世界经济动荡不安、危机不断蔓延扩散的国际背景下，吴敬琏近日刊发文章认为，“不改革国有经济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并强调国有经济有“三宗罪”——行政垄断与寻租、逆势扩张、效率低下。对于如何推进国有经济改革，吴敬琏开出的药方包括：实现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对大型国有企业集团进行股份制改造，打破行政垄断、维护竞争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尽管标题名为《不改革国有经济无法实现共同富裕》，但除了在文章末尾提过一次“共同富裕的法治市场经济制度”外，再无他言强调共同富裕。（《经济参考报》 2011年9月26日）
在此之前，吴敬琏7月4日在国际经济学会全球大会开幕式主题发言时表示，中国市场经济远不完美。国有部门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即国有经济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关键性领域，各级政府在配置土地和资本在内的重要经济资源上具有巨大权力，现代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吴敬琏称：“由于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受阻，经济领域出现国进民退，政府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市场力量出现了倒退。”（财新网2011年7月5日）
国有经济向何处去，不仅是吴敬琏关注的重点，也是中国内外各方面力量都关注的焦点问题。国有经济何去何从，将对中国的前途产生巨大影响，对已经极端分化的少数豪民和大多数平民的个人命运也将产生巨大影响。正因此，对吴敬琏的言论，需要认真分析。经验告诉人们，在境内外某些力量试图瓜分中国国有经济之前，每一次都会首先制造一波波舆论，引诱人们投入改革——实质上是摧毁——国有经济的有害实践。吴敬琏作为中国颇有名气的经济学家，在此类宣传操作中，屡屡发挥着特殊影响力。
迄今为止，大众媒体曾先后展开过对中国电信业的围攻、对中国银行业的围攻、对中国能源业的围攻，这类围攻事实上都与上述产业国有经济的私有化日程暗合。这类舆论产生的实际效果是，形成了表面上的“民意”和舆论压力，使执政集团加速了国有经济股份化（实质上是私有化）的步伐，有效压低了企业初次上市的发行价，从而为境内外金融资本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劫掠国有经济创造了极好的赢利条件。有数据显示，单单中国银行业的改制上市，国际金融资本集团掠夺的利益就超过10000亿元！
今年“7·23”铁路动车事故发生后，境内外大量媒体打着“尊重生命”“打击腐败”的旗号，对中国的铁路产业展开了强大的舆论战。大量媒体的报道重点，也迅速从事故本身转向要求撤销铁道部、私有化中国铁路，同样反映了境内外某些力量的积极操纵。顺便强调一句，如果尊重生命是真，那么7月22日发生的一起公路客运事故，造成了更多人死亡，但几乎没有多少媒体对“7·22”事故给予了关注。打击腐败当然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但众所周知，在那些非公经济领域存在的腐败问题，同样触目惊心，但迄今又有多少媒体关注过？可见，尊重生命、打击腐败不过是一个幌子，背后的目标是瓦解、掠夺中国铁路产业国有经济。吴敬琏此时高谈改革国有经济，实质正在于此。
吴式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吴敬琏所要求的国有经济改革（下文简称吴式改革），核心是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对大型国有经济集团推行股份化改造，同时限制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把这三项要求联系起来，就可以推断出吴氏改革的核心要求即私有化。对任何改革，人们都可以进行利害评估，弄清楚谁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次要受益者，谁是改革的最大受害者、次要受害者。根据利害评估的结果，决定自身的立场和选择。
（一）跨国资本
自上世纪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后，跨国资本（包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逐渐进入中国。在30多年的时间里，先是产业资本，以直接投资或商品输出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到今天，几乎在中国的每一个产业中或多或少都能看到它们的存在，部分产业已完全受外资控制。这对很长一段时间受资本短缺之苦的中国经济而言，产生了一定的有益作用，并带动了一定量的技术和管理的输入，进口商品也满足了国内消费的部分需求。然后，是金融资本，通过收购中国企业、银行或者提供国有经济私有化服务等方式进入中国，一方面控制收购了一部分中国企业资产，另一方面赚取了大量利润。在中国电信业、银行业、能源业的私有化过程中，中国最富赢利能力的国有大企业，往往选择了率先在海外上市的股份制改革方式，这意味着中国国有大企业私有化的大量收益，被跨国资本所瓜分。
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不断蔓延，至今看不到走出困境的前景。跨国资本在这场危机中受到了严重打击，也迫切希望寻找新的解困之道。如何控制并利用蓬勃增长的中国经济，势将成为跨国资本优先关注、竭力猎取的对象。为此，产业资本势必要在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整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中国诸产业经济纳入其产业链，使中国各产业经济类似中国已失手的汽车工业一样，沦为垂直分工体系中低附加值部分，为跨国公司获取高利润服务。其次，跨国资本需要进一步争夺中国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如此一来，中国实力最强大的国有经济，就成为跨国资本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障碍。
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国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因此，加大舆论操纵力度，毁灭中国老百姓对国有经济的信心，威逼利诱中国政府官员、企业高管顺从跨国资本的意志，迫使国有经济进一步私有化，对跨国资本来说，是等不起、着大急的大事。无论以什么方式瓦解中国国有经济，都将产生对跨国资本有利的结果，长期来说，能够消灭竞争对手、加强自身的生产和竞争能力、获取本由中国国有经济占据的市场；短期来说，通过完成国有经济的股份制改革，可以迅速获取大量私有化利润，诸如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能够获得高额的服务费用。显然，国有经济的私有化改革，对跨国资本来说，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二）新兴民族资本
最近30多年间，中国民营经济长足发展，诸如华为技术、三一重工等一批民营企业不断成长为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明星企业。与此同时，还有一大批民营企业利用中国国有经济改制、房地产改革的时机，通过各种手段（合法的和非法的）在国有资产、国有土地私有化中，伴随着国有资产及土地收益的大量流失，获取了大量资本和收益，成为当代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
正如当年马克思评论德国经济时一针见血指出的，德国经济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今天中国同样面临两难困境。民营经济的兴起，解决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提供商品和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民营企业的原始积累并不清白（所谓“原罪”即此之谓），也出现了一批血泪工厂和矿山，这在采矿业、加工业中屡见不鲜。面对跨国资本的激烈竞争，除极少数外，这些民营企业的竞争力急待增强，否则不时会濒于失败的边缘；少数民营企业已逐步被跨国公司整合成为附庸，而丧失了独立营业的能力。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战略中，坚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民营企业，总体上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原因在于，新中国是在经济水平非常落后的基础上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尽管通过艰苦奋斗在前30年中建立了基本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完成了初步工业化建设，但是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有效、企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内外的压力迫使邓小平等在1980年代果断实施改革开放。此举与列宁当年为巩固新生的苏联，决定停止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实施新经济政策十分类似，即在强攻失利的情况下实施主动撤退。从军事上说，撤退看似战术上的被动，但可以赢得战略上的主动。《潜伏》中所谓“有一种撤退叫胜利”，正是这个意思。
因此，在当前，如果中国能够诞生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企业，将有力地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但是，新兴民族资本的发展，将对中国经济产生一系列新的冲击。如果人们缺乏必要的警惕，缺乏监管民族资本的意愿和能力，那么，它一定会推行瓦解国有经济的企图。事实上，很多民营企业的第一桶金，即源自之前国有经济的合法或非法的私有化。随着实力的增长，一些具较大的民族资本，必欲通过各种手段置国有经济于绝境而瓜分之。这样，国有经济又沦为了新兴民族资本觊觎已久的猎物。
发展民营经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策略之一。是现阶段发展中国经济、增强国家实力的合理而必要的选择。但是，如果听任对宪法和法律的破坏，对民营经济瓜分国有经济的行径漠然置之，那么，上文提到的所谓“撤退”，就必定演变为一种“溃败”，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完全落空，使中国经济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
（三）日益被边缘化的工农大众
当跨国资本、新兴民族资本试图取国有经济而自肥之时，工农大众的利益被边缘化了。对国有经济部门就业的工人来说，在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政策措施下，下岗失业成为家常便饭。随着国有经济不断被私有化，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多数被进一步压低，大量农民工的薪资被压低到仅能维持生计的地步。一旦国有经济进一步完成彻底私有化，再加上中国极其严峻的就业竞争压力，普通工农的工资将被压至最低限度，而大众对国有经济利润分配、社会责任等的监督权力、索取权力也将丧失殆尽。这样，即使是不错的企业，也难免一边是财富的积累，另一边是贫困的积累。
随着城市中间阶层日益无产阶级化，日益成为向底层竞争的牺牲品，城市平民的消费能力将受到极大限制，这又会导致农业经济的困境，导致农民的生存和生产条件继续恶化。条件日益恶化的农民只能越来越多地进城谋生活，于是进一步的恶性循环将继续下去。极少数豪民尽管在短时间内积累起巨额财富，但其消费不可能大幅度增长，从而使市场消费更加萎靡不振。
可见，要求国有经济彻底破除垄断、并继续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实质上就会导致国有经济的彻底瓦解直到消灭。无论吴式改革的初衷和主观目的如何，其实际效果将是为跨国资本、新兴民族资本的发展清除障碍。更严重的是，与跨国资本的雄厚实力相比，中国新兴民族资本的实力尽管近年来大为增强，但仍然非常有限。一旦丧失国有经济的屏障和护卫，中国并不发达的新兴民族资本，很有可能被跨国资本整合。结局果真如此，最大的受益者将是跨国资本。吴式改革有利有害，巨利归资本，大害归劳工。
国有经济“三宗罪”与吴式改革
吴敬琏指责国有经济有“三宗罪”，一是腐败，二是垄断，三是效率低下。以此为依据，要求对国有经济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实质即私有化）。其实，只要不是选择性失明的人，都能看清，腐败问题极大程度上暴露的是社会治理问题，与企业的国有和私有关系不大。社会治理良好，国有企业也可以做到廉洁高效，如新加坡的国有企业；社会治理恶劣，私有企业同样可能腐败横行，如美国世界通信公司、安然及安达信等破产案所暴露的问题。
吴敬琏称：“国有企业的效率是否高于民营企业，已经有中外研究机构所作的实证分析，对它作出了有翔实数据支持的否定性结论。”遗憾得很，究竟是哪些机构的哪些实证分析，证实了国有企业低于民营企业呢？吴敬琏在此虚晃了一枪，而这本来对他的论题来说，是万万不能如此鸣金收兵的。人们只能祈求，吴敬琏所谓的翔实实证研究，不至于是天则研究所炮制的所谓《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报告》之类东西吧？众所周知的是，80多个国家（包括拉美国家、苏联东欧国家以及欧美国家）在按照新自由主义教条推行私有化后，其经济表现真正强于国有化经济的屈指可数（林光彬，《私有化理论的局限》）。最近暴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恰恰发生在美国这个私有经济的大本营！
常识告诉人们，竞争必然导致垄断。按照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研究，垄断才是资本主义的“老家”，只有垄断才能使资本完成高利润的积累（《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因此，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具有最强竞争力的企业，或多或少都必须获得一定程度的垄断能力。这种垄断的形成，可以是市场准入限制的结果，可以是自由竞争、大鱼吃小鱼的结果，可以是高筑知识产权壁垒的结果，可以是操控技术经济标准的结果。以石油产业为例，中石油、中古化、中海油据说在中国市场实现了寡头垄断，但是，从全球范围看，不也就那么七八家石油巨头垄断了市场吗？论者屡屡拿埃克森与中国石油企业说事，殊不知，埃克森的竞争力恰恰源自它在全球市场更强大的垄断。在战略性产业保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是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一旦失去这种主导地位，包括产能、市场、利润等都将拱手送给跨国资本。中国的汽车工业不是最好的例证吗？
（一）国有化还是私有化
苏联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国有企业，恰与西方大萧条同时。经过一二十年的经济发展，苏联的工业化、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对处于二战废墟中的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产生了显著的示范作用。这样，二战之后，西欧多国大量采取国有化政策，利用国家力量促进经济复兴。随着战后“黄金时代”的来临，各国企业获得了大发展。但1970年代中期滞胀的出现，特别是英国撒切尔执政后，这些国家又通过私有化国有企业以减少财政负担、加强市场竞争。可见，二战以后的西欧诸国，绝没有不可动摇的清规戒律，而是把国有化、私有化当成了刺激经济复苏和发展的政策工具——当然，这种政策工具方便了资本掠夺国库，也丝毫不假。
回顾自重商主义时期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史，最初的特许股份公司，是掠夺殖民地、完成原始积累最重要的垄断商业组织。这些特许股份公司的投资人，事实上就是国王、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这些特许公司，一方面垄断殖民地贸易（当然还有劫掠），另一方面又借助海军的力量摧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固有政府或社会组织。正是资本和国家结合，才保证了西方霸权的崛起，才使资本主义节节胜利。后发展国家，为了迅速增强产业竞争能力，必须获得国家力量的各种支持，这种支持的方式，要么是通过国有经济加速壮大本国实力，要么是政府直接扶持某些具有特权的私有企业。两相比较，发展国有经济难道不是更有利于本国大众吗？
（二）反危机与强化国有经济
始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至今没有走出困境的迹象。为了应对这次“二战以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纷纷出台了一系列的拯救措施。人们注意到，即使号称最推崇自由经济的美国，政府也不遗余力地拯救陷入困境的通用汽车、花旗银行等巨型企业，在一段时间内干脆对这些巨型企业实行国有化，利用国库资金、主权债款帮助这些濒临绝境的企业。——当然，这绝不是某些媒体妄称的所谓“社会主义化”——国有化不过是利用国家力量帮助垄断资本摆脱困境，实质上产生了私人损失国家补的效果；而一旦这些企业恢复元气、赢利能力增强，国家又将通过再度上市的方式，使企业回归私人资本，从而帮助资本搜瓜国库。
可见，国有化与私有化，在西方国家大体是刺激经济、应对危机的政策工具。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由于拥有一批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大企业，在应对危机过程中，能更快速地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从而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法律障碍和时间迟滞。在目前世界性经济危机不断蔓延之际，中国国有经济的存在，正是中国反危机的有利条件——借助国有经济的发展，能够带动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整体经济的稳定发展。
也正因此，“国进民退”纯粹是舆论操纵的一个幌子。在危机状态下，国家挺身而出拯救经济，不正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吗？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家有哪国政府置身事外呢？吴式改革的迷思，指责近年来的所谓“国进民退”，其实别有深意在。近年如果不是国有经济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中国民营经济此刻恐怕更加困顿。
（三）宏观调控与市场配置
为应对危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环境政策、社会政策，以保证中国经济的平稳、可持续发展。这些政策是否合理、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有待实践检验。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危机面前，迷信自由市场、放弃政府干预，除了新自由主义的神学家，大概不会有其他人。各国政府、产业界以及普通大众，都未必会如此盲目地迷信教条。
历史地看，诚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第二次大战以来各国的经济实践表明，资本主义经济有计划，社会主义经济有市场。这二者相辅相成。一味地强调市场配置的功能，盲目绝对地排斥政府干预，找不到实践证据的支持。以美国为例，1929年“大萧条”发生后，摆脱困境靠的是罗斯福“新政”和二战爆发后的军事工业繁荣。克服上世纪70－80年代间的滞胀，嘴上高唱自由经济颂歌的里根政府，实质上采取了极端的军事凯恩斯主义，推出“星球大战”计划以刺激需求。在航空制造业，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客，恐怕是最具垄断色彩的计划经济。面对目前的经济危机，美国政府更是通过所谓“量化宽松政策”大量印制美元，强征通货膨胀税，以挽救美国经济。
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它的局限性和弊端。从宏观上说，市场经济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周期性危机和两极分化，为了应对这类危机，政府需要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努力维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从微观上说，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必然带来的生态恶化、环境污染、假冒伪劣等问题也不容小视，必须严格市场监管和执法。政府之手和市场之手相互补充，才能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否定政府在土地和资源分配中的作用、甚至责难银行——银行恰恰是根据市场风险在作选择——贷款注入国有经济部门，真道理很少。
值得讨论的是，银行放贷的过度扩张，无论是流向国有经济部门还是私有经济部门，结果很可能都是灾难性的。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将大量银行资金贷给私有部门，造成严重经济泡沫。金融泡沫破灭后造成了经济的长期停滞，至今没有克服其后遗症。为了应对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冲击，中国政府同样需要在货币政策方面作出务实的选择，过度信贷势必引发通货膨胀——当然，这与货币流向国有经济部门和私有经济部门，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吴式改革与共同富裕南辕北辙
长期高唱市场经济颂歌的吴敬琏，近日罕见地提起了“共同富裕”，这当然引人注目。但遗憾的是，在“共同富裕”的标题之下，人们在吴式改革的主张中，还真找不到多少实现共同富裕的主张。这里，不妨坦率的说明，走吴式改革的道路，不仅不能实现共同富裕，相反，只会加剧两极分化。
（一）当代世界的利益分配法则
处于当代世界，任何人只能生活在一个主权国家中，所谓“世界公民”是百分之百的虚构和梦呓。按照当代世界的现实规则，如果一个人拥有土地，那么就能获得地租收益（包括地下资源矿产的收益）；如果一个人拥有企业（包括银行、公司等），那么就能获得利润收益；如果一个人拥有并出卖自身的劳动力，那么就可以获得工资收入。这样，一个失去了生产资料、只能靠工资为生的人，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一个失去了土地、企业的国家，同样也只会沦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奴隶国家。
只有土地、企业等生产资料为中国人掌握，中国人才有可能摆脱完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悲惨境地。因此，从国家来说，中国国有经济（主要是土地、企业和银行）、新兴民族资本的存在，是保卫中国人免于沦为奴役命运的物质基础。从个人来说，倘若存在一部分国有经济，那么，至少在理论上还存在向国有经济要求收益分配的权力。
因此，把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企业视为中国企业，就是一种毫无道理的错觉。须知，中国人并不能从跨国公司的利润所得中分一杯羹！继续实行面向跨国资本的私有化改革，将中国最有赢利能力的国有经济出售给跨国资本，再加上中国民族资本的软弱落后，最终将使中国失去生存和发展的有效物质基础。一旦陷入这种状况，将使中国人沦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共同富裕将无从谈起。波兰裔美国经济学家波兹南斯基在评论东欧经济改革的后果时，曾警告说，由于民族资本被剥夺，东欧各国除非再来一场民族解放运动，否则其前景十分暗淡（《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另外，值得警惕的是，近年土地私有化的舆论一波波泛起，表面看，是为农民利益鼓与呼；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早已证明，拥有小块私有土地的小农，绝没有摆脱土地兼并的能力。一旦土地私有化或者更糟糕——这些土地还被外国资本收购，那么，亿万中国小农将最终沦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流民阶级。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们都知道，改朝换代的毁灭性力量，几乎无一例外地源自亿万流民——如此前景，值得任一个中国人高度警惕。
（二）大众对国有经济的利益索取权
国有经济的名义所有者是政府，最终所有者是全体国民。所谓国有经济“所有者缺位”，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胡说。当然，这并不是说，目前中国的国有经济体制已经完善；而是说，在当前的法律环境下，国有经济作为一个个独立的法人经济体的集合，它的所有者是明确的。现在要加强的，是落实所有者的各项权益。一方面，要加强对名义所有人即政府监管者的监督和约束，另一方面，要强化对国有经济的每一个法人单位的监督，并分享其发展成果。
首先，大众应当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国家应立法要求国有经济体（指具体的单一法人）建立定期披露信息的制度，要像上市公司向资本市场和投资人披露信息一样，及时发布各类信息，以方便大众加强对国有经济体的监督。尽管目前已有一些国有企业对外公布所谓社会责任报告，但国有经济更重要的社会责任，是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以及用实际利益回报国民。因此，国有企业目前需要建立覆盖国有经济体运营、分配、发展、社会公益等更加全面的信息披露制度。此类制度一旦建立，必将有利于大众加强对国有经济的民主监督。
其次，大众应当享有利益分配权。除上缴国家税收外，国有经济体的赢利，一部分可以建立国有经济发展基金，以帮助国有经济开展技术研发、充实资本金；另一部分应当成为国民收益，如充实社保基金、建立教育发展基金等，使这一部分基金能够经常性地用于民生支出。
以往国有经济饱受责难的一个重要口实，是国有经济的收益被内部人瓜分，国民无法分享国有经济的发展成果。对此，既要看到确有改进的必要，又要看到国有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资本金不足、社会负担重、赢利能力差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强求国有经济的收益分配缺乏现实基础。但是，随着近年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依法建立国有经济收益分配制度的各方面条件日益成熟，是到了大众分享国有经济成果的时候了！国有经济继续沿袭以往的收益分配做法，经济上或得小利，政治上则大受其害；因此必须改革。
（三）私有经济无力实现共同富裕
按照吴式改革的路径，能够取中国国有经济而自肥的，绝非普通公务员及广大工人农民，而只能是跨国资本集团、新兴民族资本集团等。考虑到中国新兴民族资本的软弱和落后，不能排除如果失去国家的保护，即使这些民族资本能够瓜分一部分国有经济，但最终它们仍有可能被跨国资本所整合。
这样，一方面，国家丧失独立的经济发展空间，并势必失去独立确定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的能力，从而沦为霸权和强权国家的附庸。另一方面，极大多数国民，因为失去了主要的生产资料，将完全依靠工资为生。加之中国极其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劳动力供应，工资水平必然被压榨到最低限度。在这种国际国内环境下，奢言共同富裕，无异于缘木求鱼。
警惕误导国有经济改革的神学家
凯恩斯曾警告说，思想对人的统治力量，往往超乎想象（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结束语）。错误的思想，往往成为请君入瓮的毒计，诱人陷入灭顶之灾的海妖之歌。中国改革在过去的30多年中，虽然各种各样的奸计不绝如缕，幸赖邓小平等改革家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动摇，坚持从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经济的问题和对策，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能否延续这种成功，端赖未来的中国政府和大众能否继续坚持从实际出发，排除各类教条的束缚、拒绝种种神学家的误导，从而独立开拓前程。
（一）一国经济的成功与经济学家的名声无关
“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曾嘲讽说，所谓知识分子，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如何做的时候，他们知道怎么说。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罗斯福从未迷信当时盛行的自由经济教条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知之不多。可贵的是，罗斯福始终抓住美国经济的关键矛盾，出台一系列法律和政策刺激需求、就业，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美国经济。二战爆发后，美国成为盟国的主要军火供应商，一举摆脱了大萧条的危机，而在战后取代大英帝国成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
值得注意的是，一国经济的成功，与该国经济学家的名声大小并不相关。如奥地利，在1938年前，曾出现过世界经济史上著名的经济理论学派，但当时该国的经济并不成功。在德国，大学甚至拒绝承认国际上公认的经济理论，但该国却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日本经济在过去100多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日本究竟有几位经济学家为世界所重？虽然亚当·斯密享有盛名，但英国此前的经济发展走的却是重商主义（保护主义而非自由贸易）的路途。尽管大卫·李嘉图推崇比较优势，但丝毫没有影响大英帝国利用机器纺织工业、蓄意毁灭印度殖民地富有竞争力的棉纺织手工业。
中国的改革开放，源自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复兴中国的伟大使命。实质上，对外开放的前奏甚至可以追溯到毛泽东、尼克松重启中美外交之门。可敬的是，邓小平等一代改革家面对文革结束之际的乱局，实事求是、英明果断地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与此同时，是中国农民的自发行动启动了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新篇章（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承包制可以一劳永逸）。这段历史说明，所谓“顶层设计”，有时不过是某些专家的自我卖弄、纸上谈兵。
（二）警惕新自由主义神学家
多年来，许多所谓“完美市场经济”的鼓吹者，认为各种资源应当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完全由不受限制的市场加以配置，唯有如此，才能产生最大效益，不仅使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最大化，而且使幸福最大化，并产生唯一名副其实的“自由社会”。但事实上，翻遍人类历史，从来不曾有过上述完全自由放任的社会（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第605页）。吴式改革的种种要求，与上述主张如出一辙。与其说原教旨主义市场经济的鼓吹者是经济学家，不如更准确地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神学家”。
试问一句，今日中国名满天下的经济学家，老者如吴敬琏、茅于轼、张五常；少者如林毅夫、张维迎、陈志武之流，更不用说胡祖六、谢国忠之类经济界的江湖术士，他们究竟为社稷、为黎民贡献了多少学识才华？在他们提供的学术研究中，究竟有多少源自个人探索独创，又有多少来自鹦鹉学舌？在他们苦心兜售的各种改革方案中，又有多少切中肯綮、能够强国富民而不是祸国殃民？不错，他们似乎都坚定地相信市场经济的效率和完善，然而，人们又能在地球上何处寻找到完善的市场经济的模板呢！
（三）实事求是地分析解决国有经济问题
国有经济发展到今天，成就很大、问题也不少。但解决这些问题，绝非只要私有化这一剂灵丹。事实上，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是贫富分化、金融扩张、资源瓶颈三大问题。解决国有经济的问题，必须对此三大问题系统分析思考。
30多年改革开放，造成的最严重的消极后果是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极端的贫富分化，产生于三个领域。其一，国有企业、国有矿山在事实上的私有化过程中，少数人巧取豪夺，通过管理人员买断等方式化公为私。其二，在房地产业，少数房地产商人攫取了大量的本来属于公众所有的级差地租收入（主要指因土地开发而形成的增值收入），大量掠夺了刚刚步入中产阶层民众的现金收入。其三，通过资本市场，利用改制上市之机，大资本与官僚勾结，掠夺中小投资人。与此同时，一些工人被迫下岗，农民工的工资长期被压榨在最低限度内。
瓜分国有经济（包括企业、土地、矿山）、掠夺新生中产阶级，掠夺中小投资人、压榨一线工人，成为造就亿万富豪的主要方式。所谓国有经济造就了特殊利益集团、加剧了贫富分化，实属无稽之谈。真相是，不是国有企业的普通雇员薪资水平太高，而是非国有企业对工人的工资压榨得太狠。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不应是强迫国有企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向底层看齐，而是相反，应当要求跨国公司、私有企业提高工资水平在企业赢利中的份额，防止企业利润继续侵蚀工资所得。
危机期间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凯恩斯以来各国反经济周期的通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以来的数百年间，金融过度扩张本身却是资本积累的危机表现。按照阿里吉等经济学家的研究，诸如荷兰联省共、大英帝国以至美国，在其经济称霸全球的历程中，都曾先后经历了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的两个阶段。在物质扩张的上升阶段，实体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资本获得大量利润；随着利润的不断积累，危机开始出现——人们再也无法在实体经济部门获得足够的投资机会，这样，资本输出、高利贷等赚快钱的“金融扩张”阶段来临了。金融扩张最初可以继续获得高额利润，但这种“击鼓传花”式的赌局，终有玩不下去的一天，于是霸权体系的积累危机终于降临（阿里吉，《漫长的20世纪》）。
当前世界经济的混乱，源自美国次贷危机，为了救市、美国政府不惜大量举债、结果又引发了主权债务的危机。从美国到欧盟，问题重重的金融业危机已引爆了百年罕见的经济危机，至今看不到出路何在。实际上，不到十年之前，美国还爆发过“网络泡沫”引发的危机。这频繁而至的危机反映了什么？这暴露出以美国为首的旧的世纪经济秩序，陷入了新一轮资本积累、利润积累而导致的金融扩张的危机。其中的教训是，任何脱离实体经济需要的金融过度扩张，不管是国有经济占主导还是私有经济占主导，都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损害。
最近数十年间，日本经济因上一轮金融盲目扩张之害，至今未能彻底摆脱零增长的状态。好在日本实体经济本身在全球范围具有强大竞争力，才力保日本经济在美国主导的金融掠夺（有日本学者估计，日本损失超过二战）中终于挺住。眼下，欧盟的主权债务危机不断蔓延，诸如冰岛、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国经济或受重创、或陷困境，如何解困各国并无良策，其中的根源与这些国家实体经济衰落、过度举债不脱干系。好在德国的实体经济还保持着活力，也许能够帮助欧盟度此一劫。
显然，指责中国国有经济部门占用了过多的金融资源本身，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真正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经济必须保证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积极稳妥地创造能够满足实体经济需要的金融市场。否则，在实体经济尚未取得足够竞争力的情况下，就盲目追求第三产业（包括金融等服务业）的高比重，势必使中国经济过早染上“糖尿病”，貌似肥胖红润实则痼疾缠身。正因为此，即使面对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国的货币政策也必须审慎选择，避免金融过度扩张的危害——不管是国有部门还是私有部门都无法承受金融过度扩张的严重后果。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资源瓶颈日益突出，土地、水源、能源、矿物等各种资源，几乎都无法满足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再加上现行世界经济秩序对中国极为不利，少数具有全球垄断能力的跨国公司利用既得优势，屡屡阻挠中国以公平价格从国际市场上购买能源、矿石等资源，更无法获得重要的技术专利。面对这类挑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的选择实际非常有限，把希望寄托于市场配置资源，无疑是异想天开。
熟悉历史的人不难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本在西线与法英作战的希特勒德国，突然间发起了对苏联的闪电战；同样，正在中国大陆作战的日本法西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看来如此不讲道理的军事决策，归根到底其实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为了继续战争，德国和日本必须获得战争所需的石油供应。德国闪击苏联目标之一是夺取巴库油田，日本南下南洋同样为了石油和橡胶。但所幸的是，德国和日本最后未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也未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无论是德国和日本，当年都为所谓“生存空间”而战，但战争的结果，粉碎了这两个法西斯国家的梦想。但是这从反面警醒人们，任何大国不能通过合理有效的方式获得经济发展必须的资源，将严重制约国家经济的发展。对中国来说，最严峻的现实在于，全球资源储备、甚至世界市场几乎已经被发达国家的少数跨国公司瓜分完毕。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势必长期受此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利用国家力量和若干有竞争力的大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才有可能破除这一紧箍咒。单单凭所谓市场力量来配置，中国又如何能获得自己所需的资源呢？
全球市场如此，国内市场同样面临很复杂的情况。作为一个水资源极端缺乏的国家，听任市场配置水资源，恐怕非天下大乱不可。可见，在资源配置上，同样必须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而且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在方向、数量、比重等方面都可能不断产生偏差，需要及时进行调整。此外，加强节能减排工作，也是解决资源瓶颈问题的另一条道路，但落实这项工作，同样不是一句市场配置资源就可万事大吉的。
新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还远没有完成国家复兴的漫漫长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拒绝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防范新自由主义神学家的误导，才有可能实现国家复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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