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光祖业的“改革楷模”
阿根廷：共富路线的曲折探寻者
□ 环球财经记者 刘艳涛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阿根廷曾是拉美相对富庶的国家之一，拥有丰富的农业、矿产自然资源，盛产谷物、牛肉，大量出口世界各地。但是，今天阿根廷民众却不禁无限伤感，昔日“拉美粮仓”却陷入饥饿之中，不少人曾是有体面收入的中产阶层，如今沦落到从垃圾中觅食的潦倒饥民。
阿根廷也曾被美国官方称为“改革楷模”，其彻底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路线被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发展中国家树立的“样板”宣扬于世界。“不像泰国、韩国等一些亚洲国家那样，被西方批评为不规范的裙带资本主义。”当年阿根廷盛行私有化浪潮之时，除了被解雇工人抗议外很少受到反对。
但大喜过后就是大悲，曾经的楷模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蜜月”终结后便跌入深渊。从中产到饥民，从楷模到因贫富差距过大引发暴乱，由财富分配不均而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到让世界为之震撼的地步。
2009年第二季度，根据阿根廷国家统计局每季度进行的家庭情况调查显示，在阿根廷全国31个主要城市中，10%的最贫困人口每个月的总收入为三亿比索(一美元约合3 .82比索)，人均月收入仅为216比索。而该国10%最富裕人口的月总收入为78.45亿比索，人均月收入为5669比索。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扩大到26倍。2010年3月，阿根廷政府加大卫生、教育等公共领域投资，使贫困阶层可以免费享受教育和医疗，目的是为了防止仇富情绪蔓延。
为什么阿根廷出现如此贫富悬殊的困局？回过头来分析其走过的路线，不难发现：阿根廷私有化后民众的的利益被剥夺，但权力与资本的勾结的“蒸蒸日上”，是引发一切冲突和不安的症结，尤其是腐败官僚趁私有化之机大肆敛财，更让阿根廷民众难以接受。
2001年至2002年的岁末年初，阿根廷国内哄抢浪潮席卷全国，这也激起了拉美民众对私有化的强烈反感，秘鲁、危地马拉、玻利维亚等国相继爆发了反私有化的抗议活动。
拉美政坛风向的剧变引起了美国的担忧，《纽约时报》评论家费拉罗忧心忡忡地撰文指出，“持续20年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试验，正在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遭到反弹，无论从秘鲁到巴拉圭，从巴西到玻利维亚，还是从厄瓜多尔到委内瑞拉，我们或许正在目睹一个时代的终结，90年代末正统的经济改革终告失败⋯⋯”他还以秘鲁私有化引发的大罢工抗议为例，劝告美国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重新包装，“更多强调促进出口和扩大贸易政策，不要再固执地逼迫拉美各国政府推行私有化和削减社会开支，改善美国公众形象并削弱反对势力。”
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曾说：“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常常是扩大收入的不平等。经济迅速增长的集中受益者往往是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却蒙受损失，结果，社会上日益穷困的人便会增加。” 反观阿根廷社会，亨廷顿所称的“少数人”是官僚，而推动少数的是资本。
历史荣光
与如今由于贫富分化造成的暴乱不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战后庇隆总统时期至今仍为部分阿根廷民众所缅怀。
二战前，阿根廷同其他许多亚非拉国家一样，在西方列强主导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时期，处于资源、原材料出口国的依附地位。二战后庇隆主义政党执政，倡导政治独立、经济主权和社会公正，其政治纲领同西方社会民主党相似，除了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社会改良，强调政府干预经济和推行国有化，实行社会福利政策保护劳工利益之外，还特别强调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工业，强调保护民族利益实行进口替代政策，有力推动国有企业和民族工业发展。那时阿根廷科学技术和工业制造水平进步很快，甚至能够生产喷气飞机和建造核电站，是拉美少数拥有较多中产阶级的国家，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居拉美前列，20世纪70年代生活水平接近欧洲西班牙。
庇隆总统及夫人曾自称是“穷人的代言人”，当时在广大中下阶层民众中口碑甚好。今天阿根廷民众经常可以从父辈那里得知，过去普通民众的生活比现在富裕多了，现在推行全球化、私有化的官僚政客，丝毫不像庇隆夫妇那样关心民众疾苦。
但庇隆的努力随着一场政变成为了泡影。
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垄断资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竭力扭转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潮流。继暗中支持策划智利军人发动政变后，阿根廷也在美国的怂恿下爆发了军事政变，军人独裁政权终止了庇隆主义时期的政策，废除了长期以来的贸易保护和工业化措施，向外国资本开放了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并相仿智利对劳工组织进行了野蛮镇压，大约有数万多人因遭绑架、暗杀而失踪。
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平息国内民众不满情绪，阿根廷军人独裁政权发动了马岛战争，结果因遭到军事失败而彻底垮台。此后陆续上台的几届阿根廷政府，由于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胁迫，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政策。此外，前庇隆主义政客们也纷纷迎合潮流改弦更张放弃了民族主义立场，从主张保护民族工业转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否认民族工业的必要性，宣扬全球化时代民族工业过时了。
1989年当选的阿根廷总统梅内姆，以前从事庇隆派的民族主义政治活动，上台后转而积极推行经济自由化改革。新自由主义改革初期亦有成效：1997年阿根廷国内生产总值就达到了3057亿美元，位居世界第18位，人均收入8570美元，位居世界第28位。但自2001年末陷入金融危机以来，阿根廷经济急剧恶化，出现了遍及全国的贫困、饥饿现象。据阿根廷官方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阿根廷的社会贫困率出现大幅上升，截至2003年，社会贫困率可能突破60%。经济危机导致市场需求急剧萎缩，阿根廷众多私营企业陷入经营困境，难以维持经营，纷纷倒闭、破产。整个社会保障医疗体系也陷入瘫痪。
误国大臣
梅内姆任内的经济部长卡瓦略则是把阿根廷推向贫富分化深渊的重要推手。
卡瓦略毕业于哈佛大学，深受美国上层权贵赏识，是经精心培养的忠实新自由主义信徒，上任后开始全面推行大规模私有化。除了卖光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外，还几乎卖光了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包括开采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国有企业，通信、电力、公用事业以及核电站，甚至港口、码头、飞机场、火车站。
卖光国有资产的结果是：失去自主性就意味着受制于人，在民族工业企业受到剧烈冲击的情况下，阿根廷越来越依赖于外资流入维持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腐败官员从出售国企中尝到了甜头，折价出卖国企暗中可获巨额回扣，贪婪私利逐渐腐蚀了民族主义传统，形成了热衷于私有化的官僚买办阶层，从此私有化浪潮席卷了阿根廷全国。
阿根廷向跨国公司出卖国有工业企业，将民族先辈通过长期工业化和贸易保护，辛勤创建的民族产业短期内几乎卖光，获得有限的短期利益和腐败回扣，但同时也丧失了开发自然资源的超经济价值，丧失了子孙后代谋求经济发展的机遇。
阿根廷金融危机触发激烈政治动荡后，昔日的私有化改革功臣纷纷下台，腐败官僚借私有化暴富的丑闻纷纷曝光，卡瓦略也因涉嫌经济犯罪锒铛入狱，私有化背后隐藏的真实动机才昭然若揭。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让发展中国家落入地狱般的经济困境，这种改革的首要步骤就是私有化，削价出售国有资产的回扣率一般达10％，动辄数亿美元的项目意味着数千万美元的回扣。
诱惑官僚出卖本国利益充当买办，由于全球化过程形成的官僚买办阶层，纯粹的阿根廷本国贪污腐败，导致了其财富分配不公正。但是，腐败同全球化和私有化相结合，则导致了阿根廷丧失了根本的经济主权。巨大的社会财富源源不断流失海外，不仅卖光民族先辈艰苦积累的祖业，造成了两极分化和贫困人口扩大，还掠劫了社会各阶层的存款积蓄，背上了令子子孙孙难以偿还的外债。
痛定回归
2003年的阿根廷总统大选，刚刚保释出狱的梅内姆又迫不及待地想参与大选，但此次阿根廷大选前的民意调查表明，他被列为“最不受民众欢迎的人”，于当年5月14日宣布自动退出总统选举，“改革派”基什内尔上台担任总统，而基什内尔也成为今天挽救阿根廷命运的关键人物。
在参加大选前不过是一个人口只有20万的南方小省的省长基什内尔，此前并无什么治国经验，其上台是经历了长期磨难的阿根廷人逐渐对老牌政治家的无能，以及对官僚和资本的勾结失去信心和耐心的结果。
2003年5月25日，基什内尔在国会发表了48分钟的就职演说，期间被49次掌声所打断。他之所以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是因为变革的思想始终贯彻其中。其变革的核心内容是：重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将逐步脱离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方向，选择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来挽救阿根廷；重视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培养本国的企业和科学技术人才；积极促进社会就业和公平分配。在政治上，加大对失业人口的救济；多次提高工资；加强劳工改革；重点支持教育事业、公共卫生，大力兴修交通、医院等社会基础设施，履行政府保护扶植弱势群体的职责。在对外关系上，将不再一味迎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主张等。
也正是从基什内尔上台的2003年开始，阿根廷经济重新走上了增长的轨道。对需求和消费以及国内投资大幅度增加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下，当年就实现了国民经济8.8%的增长率，在接下来的2年中，阿根廷的经济继续以9%和9.2%的速度增长。2005年，在实现了3年高速增长之后，阿根廷经济恢复到了1998年的水平。普通民众福祉也得到很大改善。
阿根廷这一曾经的“新自由主义楷模”的反叛也让西方看到了危机。近些年美英高层政界人士提出新帝国主义论，公开称国际货币基金为经济帝国主义的工具，可运用包括欺骗在内的“丛林法则”来征服世界。但对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用市场机制调节贫富差距的说法，各国都在质疑和反思。
斯蒂格利茨就将美国倡导的全球化开放比作鸦片战争。他说：“与19世纪一样，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却阻碍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在谈到第三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时指出：“发展战略不仅需要考虑到不断加速的经济增长，而且还需要直接考虑到被经济增长所忽略的第三世界很大部分的人口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
的确，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建立公正的利益分配模式，以缩小贫富差距，达到消除贫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所面临的一大难题，而这同样是西方发达国家正在逐渐暴露的难题。而以阿根廷为代表的部分南美国家在共富道路上的曲折探索，或可成为研究的一类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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