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24）
该怎样给宏观调控“正名”
——评许小年“为宏观调控正名”
许小年：“为了改善宏观调控，有必要澄清三个基本的概念：(1)什么是宏观调控，(2)如何进行宏观调控，(3)宏观调控与改革及民生的关系。目前在媒体上、政策部门甚至学界中，“宏观调控”的含义被随意延伸，概念的混乱几乎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因此许小年认为必须为宏观调控正名，以澄清“混乱几乎到了令人啼笑皆非地步”的宏观调控的概念。怎样正名？许小年：“谁说央企是宏观调控的工具？这话连凯恩斯也没有说过，经济学上有理论依据吗？”“目标与手段的对应也意味着‘一石一鸟’，即一项政策只能实现一个目标，例如货币政策顾了通胀就顾不上汇率，反之亦然。‘一石一鸟’的原理不仅符合常识，而且有着经济学理论的严格证明，它在代数学中的表述就是一个方程只能解一个未知数，要想确定n个未知数，就必须有n个方程。货币政策怎么可能同时兼顾通胀、汇率、经济增长、股市、房价、民生？土地政策又如何兼顾房价和粮食安全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政策多目标的最可能结果就是一只鸟也打不到。”“确立‘一石一鸟’的原则，有助于理清思路，避免多个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紧缩银根以防止经济过热，放开土地供应以降低房价，民生问题则主要靠财政补贴解决。由于没有更多的手段，稳定汇率的目标不得不让位于抑制通胀的需要，人民币因此不得不加快升值的步伐。经济政策永远是成本和效益之间的权衡，不存在马儿跑得快而且又不吃草的万全之计。”许小年：“最后，宏观调控还要处理好与改革的关系。一般而言，后者的重要性高于前者，因为改革是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长远和根本保障。宏观形势可以影响改革的时机，但不能动摇改革的决心，例如不能因通胀抬头就放弃成品油市场化定价的改革，也不能因经济过热就搁置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诚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所强调的，改革开放不能停顿和倒退。”这里许小年提出给宏观调控正名的标准有三条：1、经济学上有理论依据，而他所指的经济学就是西方经济学，最起码凯恩斯有说过；2、一项政策只能实现一个目标；3、宏观调控以不影响改革的大方向为前提，而他所指的改革的大方向就是逐步摆脱政府任何“干预”也即取消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自由化。而本人认为，许小年给宏观调控“正名”的三条标准均不能成立，原因在于其中蕴涵的思维方式错误。这说明，要给宏观调控“正名”，首先要解决给宏观调控“正名”的方法论问题。
给政府宏观调控“正名”的方法论
给宏观调控“正名”的方法论是什么？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复杂系统工程，所谓给宏观调控正名就是用复杂系统论的方法给政府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复杂系统中合理定位，明确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宏观调控的性质、宏观调控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复杂系统论方法就是给宏观调控“正名”的首要方法。
市场经济发展本身是复杂系统工程。社会是一个系统，市场经济社会也是一个系统，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不是系统化减弱的过程，而是系统化强化的过程。通过空间展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层次和时间上的不同阶段，由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所决定，而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由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整体共同决定，而不是由某一方面单独决定。因此，同样是商品经济，东方的特别是中国的商品经济处于人身依附关系的四面包围之下，因此本质上属于农业性商品经济；而西方的商品经济则大部分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而独立发展，因此性质上属于纯商品经济。前者由于整体上受制于人身依附关系，所以随着政治关系的变动而随生随灭，难以发展到工业经济社会；后者则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所以一般比较容易持续地发展到工业经济社会。当然，除了政治关系外，宗教意识形态、地理环境、生活方式、道德风俗习惯等都对能否进入工业经济社会起了较大的作用。可见，决定经济社会的性质是农业还是工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是商品经济一个要素，而是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在这里，生产力作为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它的标志不等于生产力本身；经济社会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作为生产力的标志（根据系统的协同律、相关律），其中生产工具可以直观地、典型地作为经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但也仅仅是标志而己，而不是生产力本身，更不是决定生产力的根本因素。决定生产力的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这两大要素中，人是根本的要素。市场经济是以主体为主导的、主客体统一的系统发展过程，而不是“自由市场”的平面发展过程。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转型的中国市场经济只有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得到准确定位、合理解释与科学重建。中国市场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全息元”，是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综合，是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因而是典型的社会复杂系统，建构中国市场经济是典型的复杂系统工程。市场经济发展本身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给宏观调控“正名”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建构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复杂系统工程。知识经济发展观是全球发展观。知识经济带来的全球经济重新洗牌，通过全球金融体制的重新洗牌来实现；全球金融体制的重新洗牌，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标志，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核心，也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主要途径。美元为主导的世界金融体制崩溃、世界多元化经济体系形成，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逻辑前提；世界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展开。应该通过金融危机的偶然性，看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性。工业经济时期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与知识经济时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在量上，前者的不对称是算术级数，后者的不对称是几何级数；在质上，前者的直接原因是消费不足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矛盾，后者的直接原因是过度消费、透支消费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失衡。从后果来看，实体与实体的不对称只要几经磨合就可搞定；而泡沫与实体的不对称，由于给社会造成诚信危机、给人造成信用恐惧，不可能短期修复。最可怕的是失去人心；一旦人们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必将引起连锁反应。要重整旗鼓，用老办法只能捉襟见肘；只有另辟蹊径，才有望重振雄风。这期间的困惑，恐怕不是只要政府救市即可轻松度过；只有政府宏观调控的系统工程才能使预期过度造成的主客体的不对称复归对称。建构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给宏观调控“正名”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市场化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把社会系统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落实到实处，在宏观上靠的就是转型；转型：从生存创业到生态创业的转型，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转型，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型，从规模到超速的转型，从外延到内涵的转型，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价格到价值的转型……不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要转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要转型。转型并非单向、直线的，而是传统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双向互补融合。融合是空间时间层次的融合。空间:通过中国来展现世界。时间:通过现在来展现未来。层次:通过特殊来展现一般。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建构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扬弃，这种市场体制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这个融合是持续不断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是对称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既是历史也是逻辑，既是过程也是结果，既是层次也是结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实践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方式、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转变的“全息元”。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将使中国率先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建构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双向运动的对称过程：一方面是有序化、共性化、法制化，另一方面是无序化、个性化、自由化；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既全球化又区域化。社会的调节机制越来越简单：从超经济强制（暴力、战争、人身依附关系、计划安排）到市场，从人治经法治到法制,市场从价格机制到价值机制。许小年认为只有自由化、无政府主义才符合改革的目标，政府强化宏观调控背离了改革方向的论断没有历史的与逻辑的依据，只是一种预设前提或把结论当前提的范式偏见。市场化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给宏观调控“正名”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既然复杂系统论是宏观调控“正名”的首要方法，那么给政府宏观调控正名要求整体论、全息论即“一石多鸟”、“多石一鸟”相互渗透，“月映万川”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思维方式，而不是还原论的“一石一鸟”、“一个方程只能解一个未知数”的线性思维方式。只要运用整体论、全息论的思维方式，就可以理解：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把政府宏观调控看成系统工程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内在统一的。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宏观调控的性质、宏观调控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必须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条件下来把握，政府宏观调控的“正名”必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逻辑、经济对称发展的逻辑与经济人性发展的逻辑、中国发展的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的碰撞、扬弃与融合的结果，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哲学发展的逻辑结论。这就是宏观调控正名的实践依据与理论依据，其中也包括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因为经济学的发展如果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将什么都不是，成何“理论依据”。
政府宏观调控的“正名”不但不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而且政府宏观调控和凯恩斯主义有本质区别。作为系统工程的政府宏观调控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予”的本质区别在于：理论基础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是价值经济学。经济基础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化，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基础是共有制。运用手段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热衷运用货币手段，政府宏观调控侧重运用财政手段。调节目标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调节目标是均衡，具有反周期性质；政府宏观调控的调节目标是对称，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质。调节过程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调节是非常态，具有即时性；政府宏观调控的调节过程是常态，具有稳定性。社会定位不同：国家干予是宏观经济微观化，宏观调控是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控制，是国家利用立法、司法、行政、经济的手段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行引导、结构进行调整、以保证国民经济有序可持续发展的职能。宏观调控既是微观经济范畴，也是宏观经济范畴；是使国家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得以联接的纽带。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宏观调控的主体——国家是系统，宏观调控的客体——国民经济是系统，宏观调控的主客体的结合过程是系统的运动过程。以上不同决定了二者的概念不同：一个叫国家干予，一个叫宏观调控。“调控”是积极的，“干预”是消极的。把政府“调控”定位于“干预”，正好像把“对策”定位于“博弈”一样，错误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之中。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定位错误，是引起“要不要”政府宏观调控的争论的根源。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消极的“干预”，由于本质上不能解决经济失衡问题，所以只好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能取消政府宏观调控。而另一方面，经济周期波动又似乎确实离不开政府的力量；在特定条件下，政府“干预”又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时宏观经济学又占了上风，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互交替，说明政策“折腾”、政策危机的根源在于把政府的经济职能定位于“干预”而不是经济职能本身。必须把政府“干预”上升为政府宏观调控，而不是否定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
经过“正名”的政府宏观调控不但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干预”，而且也不同于欧美的“救市”。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政府在这次次贷危机中直接介入微观经济、用7000亿美元救市的行为，与其说是政府宏观调控还不如说是把政府降为微观经济主体，既违背市场经济原则也同所谓“向社会主义靠拢”根本不沾边；与其说是解决金融危机，还不如说是抱薪救火，用纳税人的钱为投机分子买单。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作用本来就不应该体现在救市上。所谓“救市”，就是由于投机造成的股市、房市泡沫破灭，造成投机者利益受损，要政府出来买单扶持。在美国这样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长期以来，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一直不能、也无必要区分投机与投资二者的本质区别，任由投机泛滥；那些投机者利用金融全球化的机会和他们娴熟的投机技巧，利用金融创新工具，大搞金融投机。赢了是自己的，输了让别人买单，从而形成了无限制的、越吹越大的金融泡沫。如果泡沫小，他们可以运筹帷幄、胜券在握、得心应手、手到擒来；如果泡沫大到失控的程度，一旦泡沫破灭，他们才发现，在拖别人下水的同时，也连累自己整个国家的信用和国际地位，有可能危及自己整个国家经济体系的基础。这时国家政府不得不出来为投机者擦屁股。这是自由资本主义完全自由市场发展的必然恶果，政府救市只是事后补救，以挽救国家经济体系不致崩溃而不得不采取的应急措施，与正常的国家调控有本质的区别。但这客观上揭示了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必然性，因此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破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本来一开始就不应该让投机泛滥。而且事实上就我们国家目前的投机规模来讲，投机形成的泡沫即使破灭，也不至于到了威胁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国民经济崩溃的地步。这时如果股市下跌房市下降就要求政府出面“救市”，简直是开市场经济的国际玩笑。真正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救市”，是从根本入手：1、重新定位中国股市、房市，杜绝任何投机行为，并规范配置措施。股市和房市本来就不是投机、圈钱的平台；投机者通过股市和房市圈钱，只是市场经济的异化。填补投机者亏空的所谓“救市”、“托市”，只能是慢慢失去诱惑力的钓饵；可以一时起作用，不能常久起作用。目前的股市、房市冷暖是老百姓觉悟程度的晴雨表，而不是经济状况的晴雨表，也不是企业经营状况的晴雨表。所有对于股市、房市的预测都只是一种炒作手段，对于大多数人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实际“参考”价值，中国政府没必要随风起舞。2、提供政策资源，扶持创业工程，疏通民间再生型直接投融资渠道与游资通道，改变游资与投资渠道不对称状态，根除股市、房市投机、圈钱赖以滋生的金融土壤。3、大量发行国债。在农村土地收归国有、清除农村基本建设产权瓶颈的前提下，大力投资农村基本建设包括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知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各级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农村城镇化建设。由国债投资的“新农村”建设，其收益通过项目直接收益、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比例来保证。这些国债可以由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认购，也可以由民间认购。大量发行国债搞基本建设，不但本身即可解决大量游资出路问题，而且可以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为民间创业工程顺利开展、吸纳大量游资提供以小搏大的杠杆。国际金融峰会与其动员各国政府帮助美国政府救市买单，远不如让各国领导一起研究制定国际金融新规则、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进行国际范围的“宏观调控”。
既然政府宏观调控的“正名”不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那么给政府宏观调控“正名”的理论依据、通过对政府宏观调控正名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为系统工程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为系统工程的理论依据问题，首先是经济学范式问题。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是经济学范式、以及经济学范式后面的哲学范式的问题。无论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抑或马克思的经济学，决非在旧的范式中进行“补丁”或采用某种数学模型就可以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得到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完善、更先进的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必须有比西方现代经济学更先进的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是对称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的理论依据，也是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经过扬弃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称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产生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语境决定同一个名词会有不同的内涵，使之成为不同的概念。比如“市场化”、“国家调节”、“宏观调控”、“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等等，如果不能把它们放在不同的范式语境中定义，而是望文生义，就难以完整把握对称经济学，难以准确把握对称经济学同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区别、政府宏观调控同国家干予主义的本质区别，难以正确把握宏观调控正名的理论依据，难以正确把握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为系统工程的理论依据，也就难以真正对宏观调控正名。而许小年的所谓“对宏观调控正名”，实质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范式框架中“对宏观调控正名”，这样的正名只对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范式语境有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参照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范式语境无效。
市场经济是复杂系统；对称经济学，就是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对称的视角、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建立起来的对称的、整体的、系统的、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市场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既是特殊的经济学，也是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应该成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统一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方法论基础、给政府宏观调控正名的理论依据。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范式通过对称的视角、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来定位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方法论依据。
对称的视角，就是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本质不同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视角。对称，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发展方式转型与制度转型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过程。社会主义的经济系统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宏观经济落后于微观经济，因而不足以实现对微观经济的有效调控，那么传统社会主义则是用宏观经济来否定微观经济，造成对微观经济的过度控制。只有对二者的扬弃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的最本质特征，不是系统中的某一个要素，而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改革就是变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为对称。
五度空间观的视野，就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视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工业经济，对称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带来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使经济发展的五度空间属性得以充分展示。经济全球化是空间概念，经济一体化是层次概念。一体化意味着本原化、高层化、稳定化。全球化是一体化的基础，一体化催化全球化。根据五度空间方法论，知识经济是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改革是时空层次相对称的五度空间的模式；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的重新洗牌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经济与政治的转型使自己后来居上，但这种后来居上是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终点为起点，而不是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不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模本，中国市场经济要不要宏观调控、怎样调控不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模本，也不以西方的经济学为理论依据。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经济的发展是典型的五度空间的，只有用五度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现实相对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功，是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知识经济、转型经济、智慧经济、融合经济、回归经济、共有经济、时间经济、空间经济、层次经济、再生经济等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统一；含政府宏观调控在内的中国模式——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构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离开五度空间观的视野无法理解这个过程。
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就是市场经济有序与无序相统一的视野。社会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社会越来越具有量子场特征，但市场经济是一个量子场不是否定了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系统，而是促使社会系统由简单系统转变为复杂系统，促使系统论与量子力学结合。系统论与量子力学相结合的结果，是使系统论演变为复杂系统论——由只有有序结构一个层面组成的简单系统论，发展成有序与无序两个层面组成的复杂系统论；使量子力学演变为系统论量子力学——在无序中寻找有序、把无序整合成有序、把非系统提升为系统的系统论量子力学。量子力学与市场经济学在科学性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是复杂性科学，都是在无序中包含着有序。区别在于：前者的有序无序关系是自然的，后者是人为的，人可以通过自觉活动，化无序为有序、以有序去整合无序。对称，本身就是蕴含在量子力学、复杂科学中的根本方法论原则。所以妄想用经典力学的思维方式去定位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相互关系，切割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是方法与对象的不对称。由于市场经济的量子力学特征，所以市场经济学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样是统一的，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是什么通过为什么、怎么样表现出来，操作性是其内在环节。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不可分离，政府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
对称哲学、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就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方法论；对称经济学，就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根据上述政府宏观调控的方法论与理论依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给“宏观调控”下这样一个定义：政府宏观调控是以政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通过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实现以经济主体为主导、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核心、经济结构平衡、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行为。由于行政手段包括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经济手段包括财政投融资与货币手段，且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互交叉，所以政府宏观调控是系统工程。政府宏观调控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给政府宏观调控作这样的“正名” ，是我们对宏观调控具体内容“正名”的前提。
政府法人人格化与权贵经济
许小年：“谁说央企是宏观调控的工具？这话连凯恩斯也没有说过，经济学上有理论依据吗？如果调控经济成为政府经营企业的理由，那我们就回到计划经济好了。楼价调不下来，是不是要把房地产业国有化？然后命令国有地产商降价？是这个逻辑吗？国企就能执行调控的任务吗？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国有地产商不但不降价，反而接连拍出帝王？大蒜、绿豆涨价，是要成立国有大蒜公司和国有绿豆专业户吗？现在的胡说和辩护已经到了不讲理的地步。”“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政府在市场中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对这个利益集团而言，目前这种半市场半管制的状态是最理想的，通过管制和审批“造租”，然后拿到市场上“寻租”，就是在市场上把审批权套现。如果推动市场化的改革，就会限制它“造租”的能力，但它也不会取消市场，没有市场，手中的审批权就没地方套现。权贵转化为经济利益，这样的市场经济发展下去很危险，这是印尼苏哈托的路子，菲律宾马科斯的路子，压制民众的权利和企业的权利，与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央企资产扩张得很厉害啊，从2002年的7万亿增加到2009年的21万亿，还说没有国进民退，睁眼说瞎话。市场经济不需要央企，它垄断资源，垄断经营，没有效率，政策饭、垄断饭吃得很舒服，谁还会费神去提高效率？央企是赚钱，但有多少是垄断利润？如果放开竞争，它还能赚钱吗？它垄断了，别人就没机会，这就破坏了社会公平。既没效率，又不公平，要央企干什么？什么国家安全啦、支柱产业啦，种种为央企垄断辩护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言外之意都是民企经营就不能保证国家安全，民企不能发展支柱产业，从根子上和源头上歧视民企。”
从房地产民营造成的恶果可以看出：垄断行业民营化，将是官商勾结、投机横行、合法牟取垄断暴利的沃土，而投机横行将“既没效率，又不公平”，造成两极分化，严重危害我国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要杜绝投机就必须把垄断行业收归国有国营。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以社会为参照系而非以企业为参照系，垄断行业由国家来经营对于民企是不公平的但对于社会是公平的，央企确实是宏观调控以保证社会公平的工具；但经营者可以竞聘上岗，垄断利润属于国家。目前房地产属于垄断行业，本来就不可以民营。这样一可以避免价格虚高，二可以避免豆腐渣工程。所有国有国营企业，其财务必须向全民公开，受全民监督，真正体现国有就是全民所有，实现民有民营民享。国有企业产品价格要实行听证制度，而不是暗箱操作。这是反对两极分化的必要措施，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许小年的误区是把自然资源的垄断和权力垄断划等号，把自然资源垄断“经营”的国有企业和权力寻租划等号，然后进一步把国有经济和权贵经济划等号；他的善于定量分析的大脑总是看不到表面相似的东东后面的本质不同。自然资源的垄断并不构成权力垄断的基础，自然资源的垄断也并不天然就是权力寻租的根源。只有权力垄断才使自然资源变成权力“资源”；如果权力属于人民，垄断的自然资源必将为全体人民服务。这里，只有人为垄断才是资源“垄断”转变为垄断资源的催化剂。认为资源 “垄断”天然成为权力寻租的 “温床”，在自然垄断与人为垄断之间划等号，表面上是反对自然垄断，实际上是肯定人为垄断，无异于为权力寻租提供理论依据、开绿灯，说他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或者说他是唱双簧，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更恰当。一个国家里所有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资源，其产权只能属于国家；使用权的分配如果采取诸如招投标的公开方式，并采取措施杜绝任何暗箱操作，完全可以有效避免权力寻租。认为要杜绝权力寻租就要改变自然资源的国家垄断性质，就要分光使之私有化，是把产权明确与私有化混为一谈，把自然垄断与权力垄断混为一谈，把国有制、自然垄断同权力寻租混为一谈，把国家权力、任何权力与腐败混为一谈。这是私有化情结对思维方式、学术范式的渗透，然而是消极的渗透，其结果是逻辑混乱。
相对于自然资源垄断，社会资源的垄断更容易成为权力寻租的现实基础。因为社会资源的人为垄断——通过“官本位”，通过理论、政策、机制设计出来的垄断，往往一开始就是为权力寻租提供空间。任何一项政策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能孤立地看，而要看其产生与实施的社会条件。在权力垄断没有打破的情况下，任何人为设置的社会资源垄断都有可能成为权力租源。“双轨制” 也一样。从字面上看，“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所必须的过渡态；但在中国当时的权力结构、社会结构大环境下，“双轨制”确实成为腐败机制的突破口；中国后来的大面积腐败，其源头就在于“双轨制”；以致我们可以说“双轨制”是腐败机制，是机
制造租的模本。自然资源之所以能转变为权力租源，其途径正在于“双轨制”或其演变形态。
政府也是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是市场微观经济的主体，政府是市场宏观经济的主体。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的真谛是平等，平等的本质是人格平等，而人格平等的前提是市场主体人格化。只有人格平等，才有机会平等、竞争平等，才有效率。既然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政府也逐步成为市场的主体，那么政府人格化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必要的环节。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会通过权力寻租、转移支付、转嫁负担而造成国富民穷或“衙富民穷”。在各地政府与百姓的利益“博弈”中，政府是强者，百姓是弱者。通过政府法人人格化，确立政府市场经济主体的地位，有利于制定一套各级政府间财税分成科学合理的“合约”机制，通过落实各级政府的法人劳动力产权，提高各级政府的法人主体性、提高各级政府发挥制度生产力的积极性，使各级政府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起有效调控作用的、适格的经济主体；有利于借助法律、道德和舆论的力量制约和规范政府行为，使政府活动遵循市场经济公开、公平、公正，诚信、守法的一般规则，不会为了政府自身利益而无限制地侵犯人民的利益；有利于政府和纳税人之间处于人格平等的地位，政府的清廉高效才有法律保障，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运用才会得到有效监督，政府投资的企业——国有企业同民营企业、个人之间的经济纠纷才会得到平等的解决；有利于使政府和公民一样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使政府的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而消除两极分化的根源，使改革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把政府排除于市场之外，表面上是限制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实际上是使政府超脱于市场游戏规则之外，为政府为所欲为提供世外桃园。通过使政府法人人格化，使政府法人权利义务挂钩，从而提高政府施政能力，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而反对腐败、提高政府清廉度、保持政策稳定性等等，只是提高政府施政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全部。所以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和权贵经济不能划等号，只有不受制约的政府权力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才能异变为权贵经济。权贵经济的形成，并非都是通过权钱交换这样的“硬特权”来实现，而是更大程度上通过“权权交换”这样的“软特权”来实现。“权权交换”，看不见摸不着、化无形为有形，然而却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更大程度上侵袭着市场经济的平等原则，并借市场经济的大潮累积成权贵经济阶层。“权权交换”的“软特权”形成于我国现有的干部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关系网”会演变成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会发展成权贵集团。既得利益集团-权贵集团如果发展到形成各领域中“诸侯”割据的局面，就会成为权力垄断-投机-哄抬物价-两极分化的社会根源，社会财富将源源不断地通过“国富民穷”、衙富民穷、官富民穷的渠道，实现从权力所有到权贵所有、市场经济向权贵市场经济的过渡。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学认为“官本位”、“关系网”演变过来的权贵经济是转型国家对既得利益集团的赎买，是经济转型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把传统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定位成向资本主义的转型，把改革定位为资本原始积累。我们同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之间之所以永远扯不到一块，焦点就在于对转型的定位不同。转型作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是绝对不容许既得利益集团干扰，也不容许对他们进行所谓赎买的；对于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干扰，只能通过民主与法制来解决。所以权贵经济的形成并非政府经济职能的必然产物，从“走后门”演变为权贵经济并非宏观调控的结果，其解决的途径也不是什么政府退出经济领域，而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法治对权力的制约来解决。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与把政治体制改革摆上议事日程，二者都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要求。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就没有现代市场经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这就是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方向。
“总需求”、“总供给”、“经济过热”都是虚幻的概念
许小年：“宏观经济和宏观调控始终是关于总量的，“过热”意味着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而“局部过热”的说法将总量偷换为具体行业、具体市场甚至具体产品的暂时供需失衡，是为计划体制下行政管理的卷土重来做舆论的铺垫。同样，通货膨胀意味着价格总体水平的上升，将通胀解释为个别产品价格的上涨，除了文过饰非，就是为具体产品价格的行政管理发放通行证。”在这里许小年把宏观调控看成是调节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使之均衡的手段。问题是“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是货币经济学的范畴；只有抽象的货币经济学，才有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或者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说法；而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或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的情况。只有结构失衡而造成的局部供求失衡。只有货币经济学才会把质上的失衡抽象化为量上的失衡。而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只要要素与结构对称了，就不存在总量失衡问题。知识经济随着产品的无限多样化，“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这个概念只有抽象的意义，而没有具体的意义。“总量失衡”是个虚幻的问题，建立在“总量失衡”这个虚幻问题基础上的“经济过热论”只是心动，而非风动，更非旛动。通货膨胀与金融危机都不是“经济过热”造成，而是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客观要求同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对称造成。配置型经济是投机盛行的土壤，而投机盛行是金融危机与表面“经济过热”的催化剂。只要把配置型经济转变为再生型经济，投机将无从兴风作浪，经济也就从此不再“过热”。
许小年在抽象地提出“经济过热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抽象地提出流动性过剩和通胀等问题，并把抽象的流动性过剩和通胀等问题归因于投资增长过快。许小年：“近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和通胀等问题，政策层面上的反应似乎是犹豫不决、求全兼顾，措施上则习惯性地以行政手段代替经济杠杆，以致政策目标相互矛盾，顾此失彼。宏观调控已有数年，内外部经济失衡未见明显缓解，政府的政策公信力受损，未来政策的实施会更加困难。”所谓流动性过剩的背后，是“生产性过剩”，“生产性过剩”的背后，是结构的失衡。从目前来看，最大的结构失衡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消费预期就是民众对自身长期有效消费能力的评估，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是有效收入能力评估值与有效付出能力评估值的加权平均值。所谓消费预期危机就是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普遍、长期不敢消费、自我抑制消费需求，造成消费市场低迷、制约经济发展。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而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例如，房地产只有在真正开发地产、挤掉泡沫、提高人的消费预期——消费信心指数的前提下，才能真正起到推动经济的作用。而高房价政策与房地产泡沫，以及大量耕地被占用，是降低人的消费预期、阻碍经济发展、造成结构失衡的罪魁祸首。高房价通过消费预期危机严重拉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后腿；认为高房价会促进经济发展、以房地产业是支柱产业为幌子，为房地产涨价提供理论依据，只是一场经济骗局。放水养鱼、与民生息、藏富于民，是消除老百姓消费预期危机的根本途径；停止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高房价政策，才是与民生息的必要措施。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主体是与客体相对称的经济发展与经济规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人的理性预期包括消费预期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巨大。积极的消费预期将促进内需、推动经济发展，消极的消费预期将造成消费疲软、发展阻滞。对于那些把经济活动看成只是物和物相互关系的经济学家来讲，认为房价越高越能推动经济发展符合他们的理论背景与思维惯性，而理性预期对经济活动的作用、消费预期危机对经济的打击似乎在他们的理解力之外。但这种主流经济学与客观现实的反差，与其说是给了主流经济学家们抽入断水的机会，还不如说是为经济学范式的转移提供了契机。因此，所谓生产过剩，只不过是相对过剩而从未出现过绝对过剩。周期性经济危机、经济发展此起彼伏都是经济结构失衡而自发调节的结果，根本不是什么经济过热、生产过剩。从主体论的意义上看，配置经济学、均衡经济学就是消极的悲观的经济学；经济过热论，就是这种悲观经济学的产物。反过来，“过热论”又成了束缚人们手脚的紧箍咒，用降低经济总量来取得消极的平衡，并为以后的再一次“过热”埋下了伏笔。对称经济学是宏微观相统一的经济学。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经济过热的问题。通货膨胀，不应该到经济发展速度与就业率中找原因，只能在宏观政策上找原因。经济“过热论”的根源：狭隘的增长观。为增长而增长，就会出现过热。但如果用发展统驭增长，经济就不会过热。失衡的增长观。把结构失衡等同于经济过热，把局部过热等同于整体过热。失衡的金融体制。把“经济过热”归结于投资增长过快，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同样是投资拉动，是与直接投融资组合还是与间接投融资组合，后果截然相反。泡沫经济的根源，不在于投资拉动，而在于间接投融资主导的金融体制造成的贷款膨胀。挤掉泡沫不是放慢投资增长速度，而是改变金融体制。
与生产过剩只有相对过剩而从未出现过绝对过剩不同，“流动性过剩”则有两种情况：绝对的流动性过剩，即货币总量超过有效经济总量，造成货币效率降低、货币过剩；相对的流动性过剩，即经济结构失衡，无从发挥货币的再生功能，造成货币效率降低、货币闲置。
“流动性过剩”会造成通货膨胀、投机猖獗，使经济发展速度减缓、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如果是绝对的流动性过剩，只有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而解决相对“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最好方法，则是减少无效投资、增加有效投资，如把现有的外汇储备转变为有效的基本建设投资。在目前看来，基本建设投资，只会有效不会无效。一条京津高速城铁的建设成本按一百对列车计算，也才不过40亿美元，中国目前的2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全部拿来建20条这样的高速城铁，它所带来的，是时间效益、速度效益、空间效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国性规模经济效益。就空间效益这一点，就可以使土地再生、平抑房价，打破房地产商的垄断，并带动其地方面的物价下降；它的时间空间速度效益带动的产业重组，直接间接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可以增加供给，又可以进一步平抑物价。所以要走出“流动性过剩”困境，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抽象的投资增长过快“一刀切”的办法只能造成经济衰退，并酿成经济危机。“一刀切”办法的方法论根源在于“流动性过剩”概念的抽象化，抽象的“流动性过剩”概念源于抽象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抽象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源于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配置经济学。认为经济存在过热的理论根据是经济发展“均衡点”理论。“均衡点”理论是配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消极的理论，产生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那时人们的需求结构简单、生产规模狭小、可再生资源有限，可再生生产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空间太小、生产与消费之间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会出现所谓经济危机。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经典的“均衡点”理论。然而到了真正社会化大生产——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经济过热论”及其理论基础均衡点理论都已过时，再秉持这种理论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如果把绝对的流动性过剩理解成货币总量与有效经济总量的失衡，那么把通胀归咎于结构失衡是正确的，但把结构失衡的深层原因归咎于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把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归咎于投资增长过快，就是吃错药乱弹琴。如果投资增长过快会造成物价上涨，那么停止投资就可以降低物价？胡扯！把投资和消费的结构关系看成基本的结构关系，是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基本比例关系“原理”的引申，是“范式”滞后的产物，结果必将造成理论脱离实际。所以要走出“流动性过剩”悖境，必须先走出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悖论。
宏观调控以经济结构控制为目标
许小年：“顾名思义，宏观调控指的是运用宏观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宏观政策”和 “总需求”。宏观政策有两类，并且只有两类，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政府控制货币供应总量、税收与财政开支，调节以国内消费与投资为主的社会总需求。宏观调控从来不以供给为目标，从来不以产业结构为目标。”“政府不管供给，自然也就排除了所有以“优化结构”为名的调控措施。实践中，计划体制的失败早已为“优化”的努力做了结论。从理论上讲，优化的前提是最优结构的存在，并且政府对这个最优结构的把握比市场更为深刻和更为全面。然而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政府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信息能力。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产品以千万计，而消费者有13亿，纵有三头六臂，政府也无法获得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足够与详细的信息。没有充分信息，怎么可能认识‘最优结构’？又怎么可能合理安排社会经济活动？正因为意识到政府的局限性，我们于30年前开始了一场伟大的改革，将资源的配置从政府手中转移到市场上来。”“根据宏观政策和预期市场环境的变化，微观单位做出投资的调整，由此而形成的产业结构就是最优的，因为它最有效地衔接了社会供给和需求。换言之，‘最优产业结构’是市场自发活动的结果，是在无数市场参与者的趋利活动中形成的，它不可能被任何个体(包括政府)所事先预知，当然也就不可能作为政策的目标。”“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总量——社会需求总量，手段也是总量——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
政府不管供给吗？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仅仅靠微观经济行为在工资高低、现有企业就业增减上做文章，是舍本求末；用发钱、发购物卷、降低银行存款利率、政策托股市救房市企业税费减免来激活低迷的国内市场，无异于杯水车薪。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以宏观带微观，利用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基本建设投资对投资的乘数效应，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基础设施建设对投资、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是永远存在的。而且由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的基础性与延伸性决定，这方面的投资有无限延续的可能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基础性与杠杆功能，使其具有连续性。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是一次性的应急措施，还是长久的战略，不由项目本身的性质决定，而是由决策者的指导思想决定。只要决策者认清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关系，抛弃配置经济学的“均衡点”理论，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没有任何客观障碍。市场靠消费，消费靠就业，就业靠企业。企业靠什么？企业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企业靠创业，创业靠推动。任何时候政府对基本建设持续投资都是推动创业、牵动企业、带动就业、促进消费、开发市场、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杠杆。全球性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使这个杠杆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充分放大、充分表现而已。“应急”有可能使人大彻大悟，“急中生智”就是这个道理。在关键时刻，只有在象牙塔里坐井观天的“微观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才会固守自己原来范式的一亩三分地，仍然在宏观调控、政府投资与计划经济之间划等号。
许小年认为之所以“宏观调控从来不以供给为目标，从来不以产业结构为目标”，是由于“政府也无法获得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足够与详细的信息”，没有充分信息，也就不可能认识“最优结构”；只有“将资源的配置从政府手中转移到市场上来”，才能获得充分的信息。也就是说，微观经济主体即企业的信息比宏观经济主体即政府的信息要更充分、更对称。微观经济主体的信息是天然对称的，因而可以对自由市场放纵，源于理性预期学派所提出的所谓“有效市场假说”。这一假说主张，一种资产的价格含有全部相关信息，不可能受到系统化的高估或低估。正是因为各方普遍相信这一理论，才导致金融危机之前出现“信贷泡沫并不存在”这一观点盛行一时，美国的克林顿政府在1999年废除了1933年银行法，推出新的银行法就不再对商业银行从事金融投资进行限制。此后到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对金融监管不断放松，再加上实行低利率政策，使得华尔街金融投机无限膨胀，带动了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泡沫的扩大，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造成两极分化，酿成萨金特难以解释的99%反对1%的“占领华尔街”游行。这说明微观经济主体的信息并不对称，微观市场并非有效；也说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之一，要维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结构离不开政府的金融监管，否则必将酿成金融危机。这说明政府宏观调控必须以经济结构控制为目标而非以所谓“调节社会总需求”为目标，手段也离不开行政手段而不是仅仅是“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这一纯经济手段、纯数量手段。
从弗里德曼开创“货币主义”以来，为了给日益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进行精确的定价和分析，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喜欢用数理模型和定量计算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金特的结构宏观计量经济学与西姆斯的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向量自回归模型都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其数据是对政府与“理性经济人”“预期”之间长期博弈的统计结果，这对于政府与“理性经济人”之间调整自己的博弈策略是有用的，在这个成果基础上可以使政府与“理性经济人”的预期之间在更高层面上进行博弈，但对于真正的政府宏观调控没有任何意义。在现实上，要使宏观调控真正有效地落实到实处，使政策方针宣示、具体政策制定、政策实际执行相互衔接，公平与效率得以统一，本身也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应该按照公平与效率一致的原则来设计，最终形成宏观经济机制。宏观调控的中心是社会系统的对称，包括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与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生产力发展要求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称，健全的民主与健全的法制的对称，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我们可以把其看成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产业结构的对称，我们可以把其看成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主导与制约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落实和体现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由于对称型调控不同于均衡型调控，所以在对称型调控中，不以经济总量——量的控制为目标，而以经济结构——质的控制为目标。仅仅以量的控制为目标，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只要经济结构对称，经济发展永远不会过热。
“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产品以千万计，而消费者有13亿，纵有三头六臂，政府也无法获得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足够与详细的信息”、“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总量——社会需求总量，手段也是总量——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这两句话说明，无论是许小年还是哈耶克都是从信息认识论、计量经济学而非从信息控制论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宏微观领域的信息对称问题，得出政府根本就不具备以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的信息能力，这是方法论的错误，因为这个错误使他们把结论当前提。对策论与博弈论、控制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有本质的区别——建立在计量经济学与博弈论基础上的信息经济学根本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只有建立在对策论基础上的控制经济学才有可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正像许小年说的，由于“经济人”有理性预期，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所以仅仅通过信息统计、经济计量行为和纯数量着眼的经济刺激政策来解决经济主体的信息对称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制度设计，而制度设计是包括社会行政控制在内的社会系统工程。西方信息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与博弈论恰恰缺乏社会系统工程范式，他们的线性思维方式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这个范式。所以他们永远解决不了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问题，也永远不可能使博弈论升华为对策论、计量经济学升华为控制经济学。他们的有关“制度设计”、“机制设计”理论与方案，均属于博弈论与计量经济学的范畴；根据他们的博弈论与计量经济学原理制定出来的政府刺激经济政策只能“按下葫芦浮起瓢”，永远无效。他们之所以要把实践中屡屡碰壁的“博弈论”、计量经济学奉为金科玉律，只不过是由于他们的线性思维方式。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信息是否对称问题不仅仅是消极、静态、认识论意义上的，而且是组织行为学意义上的；也即可以通过机制乃至制度设计进行引导和控制，使之扬弃预期、引导预期、符合预期，从而使信息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因此，信息是否对称的问题，不是数量统计问题，而是组织行为学、社会工程学、经济控制论、宏观调控的系统工程学问题。这对于只会躲在象牙塔里玩数量统计、数字游戏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讲，是无法理喻的。
控制经济学意味着宏观经济对微观经济的控制、宏观经济学对微观经济学的提升。这是知识经济时代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经济学范式的转变。控制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知识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融合起来的整体框架，也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控制经济学看来，计划以及通过控制（政治，法律，行政）、道德、舆论来实现计划，是优化配置资源、并通过优化配置资源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必要途径。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从信息经济学上升到控制经济学，根源于他们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脱节，同时也由于他们的意识形态作祟。要理解控制经济学，就必须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起来才有可能；而这对于擅长线性思维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讲，是不可能做到的。似乎钻牛角尖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拿手好戏，要用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把社会经济系统统一起来研究，恐怕有点力不从心。同时，要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来“控制”经济，好像会为计划经济的合理性留下空间，为他们所围剿的“社会主义”留下突破口。因此，他们只会在信息不对称上做文章，至于怎样使信息不对称走向对称，只能束手无策、茫然不知所措。这在信息大爆炸时代，只能落伍。因为在信息时代，通过控制完全可以实现政府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的转化。造成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即客体本身的静态的信息，一个是价值论意义上的，即主体的价值取向、道德水准、合作态度。而这两方面，都可以、也只能通过制度设计来解决。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有某种程度的优越性。
宏观调控以产业政策为主导
许小年：“经济结构是靠市场调整的，不是靠政府的部委，部委从来就没调整好结构。结构调整通过市场的择优汰劣完成，是在市场竞争中实现的。政府怎么知道哪些行业应该发展，哪些行业不该发展，哪些企业有竞争力，哪些没有？即使知道，它会扶持优秀的民间企业吗？它只会扶持国家队、“共和国长子”(国资委领导语)，也就是央企，因为央企事关国家安全和支柱产业嘛。”“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总量——社会需求总量，手段也是总量——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各部委颁布的产业政策、房地产政策等因此都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而是行政管理或管制具体行业的供给。如此界定宏观调控，看似过于拘泥词义，未免狭窄与刻板，实际上却有着坚实的法理和经济学理论依据，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宏观政策的目标和手段只能是总量，经济结构只能靠市场调整，政府只能无所作为，产业政策、房地产政策等因此都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吗？NO!在国民经济系统的建构与健康发展中，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不但是必要的环节，而且是主导的环节；如果确有必要扶持具体某些央企，那么扶持这些“事关国家安全和支柱产业的央企”也是体现了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对于宏观的经济结构调整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转变发展模式。发展就是解决人类外部性问题。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证明市场经济已经立体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改变观念，调整产业政策，把原来的所谓“外部性”纳入市场经济内部来定位，把原来属于外部性的因素纳入市场调节的范围，并制定政府新的产业政策。这样的 “新兴产业”有：环境保护工程。要把环境保护政策落实为产业政策，纳入国家财政投资范围。灾害防范工程。任何天灾都要通过人祸起作用；房屋倒塌的直接原因是豆腐渣工程，起码未达标。腐败防治工程。据统计，社会交易成本占国民生产总值50%以上，而腐败直接间接给社会增加的社会交易成本，起码占社会交易成本的50%以上。腐败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法制是市场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充分竞争的经济必须与民主政治相对称。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共产党，应该为建立健全的市场体制起引导作用；作为执政党，共产党还应该为建立健全的市场体制起领导作用。这样就可以消除自由主义与干予主义的对立。国民素质工程。国民素质工程不是国民文凭工程，而是国民知识、法制、诚信、民主、能力工程。以上四项产业化，必须以政府为投资主体，予以开发、建设，以消除所谓“外部性”问题、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转变发展模式仅靠民间力量无法进行。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转变增长方式。不同的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增长方式。增长方式从低级到高级分为资源增长型、产品增长型、资产增长型、资本增长型、知识增长型。房地产产业就货币形态来看，由于其对GDP的贡献主要靠卖地，所以主要属资源增长型；就实物形态来看，主要是产品增长型与资产增长型。无论是资源增长型还是产品增长型、资产增长型，是工业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同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脚步不相称，不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不同的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配置经济学看来，赚钱多的是支柱产业，房地产是GDO大户，所以房地产是支柱产业；在再生经济学看来，能带动再生生产力发展的是支柱产业，基本建设有投资的乘数效应，投资有消费的乘数效应，是资源可再生之路、可持续发展之路，所以基本建设是支柱产业。不同的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发展观。是否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的政策取向的背后，是不同的发展观：是以GDP增长率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还是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不仅仅是概念之争，而是体现了产业链之间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也体现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如果以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房地产为支柱；如果以“反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发展战略，与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似乎不大对称。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增长，是货币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的产物。如果说，房地产是支柱产业，那么首先“地”是支柱产业；而地是怎么来的？开发来的。开发有外延和内涵两方面，其中应该是外延开发带动内涵开发。而外延开发，靠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不但可以加速外延开发，而且可以使外延开发转变为内涵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谁来进行？政府，只有政府才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体系，能源、原材料、粮食安全体系是基础，科技安全体系是主导，金融安全体系是核心。金融安全体系-金融危机的防范体系本身也是一个由经济学范式、增长方式、发展模式、经营模式组成的系统工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的核心是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背后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离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定位金融体制改革，离开金融体制改革建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只能是舍本求末。实践证明：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不仅是靠外汇管制、人民币不可完全自由兑换、汇利率高低、人民币升贬、巨额外汇储备等来“干预”，也不仅仅是靠“理性预期”的调整、“危机预警”的掌控。“干预”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仅仅着眼于金融政策与监控措施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将捉襟见肘、左支右绌，难以抵挡全球化的金融危机。以金融体制改革为核心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必须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科学发展为整体框架，体现经济学发展的逻辑与经济发展的历史的一致、经济主体性与经济规律性的统一。金融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金融发展观，用金融发展观指导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这个社会系统工程只有政府宏观调控才有可能，仅靠民间力量根本无法实现。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国民经济系统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建设是系统工程，在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系统结构中，知识经济与创业经济是对称的两个基本层面。知识经济是创业经济的主导，创业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基础、前提、动力与落脚点。没有创业经济，知识经济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知识经济只有同创业经济相结合，才能成为完整的、对传统经济相容超越的经济形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原创思想的激励与保护工程。 “为有源头活水来”，原创思想既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前提，也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目标之一。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体制的转变。要产生原创基础理论，就要建立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对现有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市场核心机制的转换。建立国民创新体系要求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重新定位所谓的教育、学术“产业化”。只有以价值机制为核心，避免“一切向钱看”，才能真正形成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使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和主体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国民创新体系是现有学问模式的转轨、科研模式的转轨、教育模式的转轨、经营模式的转轨，并由此带来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应该让知识市场健康发展，使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成为生产系统中的主导要素，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资产、产品运营，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渗透、整合、提升传统产业。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主导是政治民主化。这个系统工程的核心是学术民主化。这个系统工程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民主化。创造性思想源于创造性劳动，创造性劳动源于人身依附关系的摆脱，人力依附关系的摆脱源于政治民主、学术民主、经济民主与社会生活民主。鼓励、保护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本身是一个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学术体制、教育体制、舆论导向、法制建设、市场机制、发展模式相配套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再生型与福利型的国民经济系统中，国民创新体系是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基础和落脚点。国民创业体系也是是系统工程。创业系统工程从宏观来看，就是人类二次创业工程。人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两次创业。第一次创业，是由低层的经营活动向高层的经营活动转移，第二次创业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二次创业，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如果说，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那么建立国民创业体系也同样是鼓励创业、保护创业的社会系统工程。创业自由的前提是平等竞争，平等竞争的保障是法制环境，法制环境的基础是司法独立、民主选择、民主监督。创业系统工程从中观来看，就是民间的创业潮。创业潮：民营企业的一次创业、二次创业与国有企业的二次创业。创业系统工程从微观来看，就是建构创业工程的主体——创业型企业与企业主体性。创业系统工程从程序上看，是创新→创造→创业→创业工程→国民创业工程的逻辑进展，是市场经济体系→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运营为主导的知识市场经济体系的历史进程，是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的整体延伸。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与人类二次创业的历史定位，决定了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相互关系：国民创新体系是国民创业体系的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国民创新体系的基础。没有国民创业体系，国民创新体系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不但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更要建设创业型国家。但没有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将落后于知识经济时代。在国民创业体系基本建设投资中，最大、最基本的基本建设投资，是基础科研的投资，其次是技术开发与技术转化的投资。因为只有基础理论的突破，才有新技术诞生；只有新技术的诞生并及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项目，才有新能源、新材料的产生，才有再生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而这些基础理论的突破、新技术开发、转化与运用，不仅仅是加大货币投入就能解决问题；更根本的，是科研人员的整体素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问题。这就牵涉到科研和教育体制问题。 创业工程，使效率与公平、政府调控与经济自由、增加就业与货币稳定、消费扩张与生产发展等许多似乎对立的东西建立起对称关系，使之相辅相成；建设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可以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对称、公平与效率相一致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就是建设对称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这个社会系统工程只有政府宏观调控才有可能，仅靠民间力量根本无法实现。
政府宏观调控的途径：货币稳定财政积极
许小年：“宏观政策不以供给结构为目标，这并不意味着它对结构没有影响。以利率政策为例，若运用得当，可实现比行政性产业政策效果更好的结构调整。当利率上升时，资金成本增加，企业会重新算账，取消预期投资收益低于资金成本的项目，将资金转入投资净收益仍然大于零的领域。这样的调整是基于效率的，由市场择优汰劣，而不像产业政策那样按行业“一刀切”。因是自愿调整，既不存在 “下有对策”的困扰，也没有主观判断所引起的社会公正性问题。”许小年认为只有以利率政策为手段的宏观调控、间接实现结构调整的目的才是正当的宏观调控，而且比行政性产业政策效果更好；通过行政性产业政策间接实现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是不正当的，而且效果不好。许小年在新自由主义的范式框架中定位货币手段，放在这里是时空错位。如果说，在市场经济不成热时期，货币属于宏观经济领域，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货币的作用越来越小，货币将逐步从宏观经济领域下降到中观、微观经济领域。用货币来说明一切、解决一切问题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将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一种表现，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看家本领。在稳定型经济中，货币政策只有稳定，而无紧缩性与扩张性；正好像经济发展只有失衡而无“过热”一样。银行只能国有；民营银行要纳入投资银行，民间间接投融资要纳入直接投融资框架中才能有序运转。在实践中，解决内需不足的扩张性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型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均会造成恶性循环。但如果采取再生型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创业，就可解决就业不足、需求不足问题。目前基本建设的重点应是农业信息化、能源、交通、环保、尖端科技与教育、旅游，应当是财政投融资与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并重，并使它们有机结合。只有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政府长线投资与民间短线投资并重，以前者为主导，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解决消费与需求不足问题，并从根本上解决供给不足问题。而所谓通过鼓励消费甚至超前消费来刺激市场是小聪明的作法。这种小聪明也是配置型经济学的悖论之一。同时，以利率手段来调节经济，必然带来利率不稳，而利率不稳定必然带来经济不稳定，因此宏观调控的内容之一就是保持利率稳定。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姆斯以"矢量自回归"模型为依据，研究出分析经济状况如何受短期经济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的方法。例如，运用这种方法检验中央银行加息所产生的影响，可以发现在加息后，通胀率通常需1年至2年才下降。对于自己获奖的研究成果，西姆斯认为央行应用最广泛的是“试图找到货币政策的效用”。他指出，他的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一种弄清利率与通胀水平关系的方法。本人认为，弄清利率与通胀水平关系的最根本的方法，是利率稳定，通过利率稳定以不变应万变，而不是舍本求末、随行就市，或者去追踪统计利率水平与通胀水平的相关系数。利率稳定体现币值稳定，但利率稳定不等于利率固定；利率应随着币值变化而变化，但变化的根据只能是币值变化而不是其他因素——利率变化只能是货币价格的变化，而货币价格变化的依据只能是货币价值的变化。“利率稳定—利率确定”要成为基本的货币政策：利率高低的后面，是币值的高低；币值高低的后面，是人民财富的增减。因此，“货币手段”——“利率手段”本来不应成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存在银行里的储蓄，是老百姓的产权，而产权的背后是人权。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讲，这些钱是他（她）们的养老、医疗的基本保障，因而还体现了他（她）们的人身权、人格权与生存权。保护广大老百姓的这一基本的私有财产不被侵犯，不被少数投机者的兴风作浪而被淘空，是政府的职责。如果政府闻风起舞，用利率手段来调控宏观经济走向，其中形成的弹性空间，将成投机者钻营的空间，相应地也将有可能成为相关官员搞内线交易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因此把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让利率随行就市二者两极相逢，都是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有的是终身省吃俭用留下来的保命钱）当成可开发的资源。不知口口声声尊重产权——私有产权、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为何对广大普通百姓存在银行里的保命钱如此轻率？中国的储蓄率如此之高，既为投机者钻营提供了巨大的运作空间，又为政府保护其“神圣不可侵犯”提供了巨大的政策需求。使中国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巨额储蓄保值增值，作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使储蓄保值增值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办法，是稳定币值、稳定利率，不把玩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因此应立法禁止用银行（货币手段）调节经济。当然利率稳定也不等于利率单一，可以根据不同的借贷对象、目的，制定不同的利率标准。但这不同的利率标准后面的，只能是同一个货币价值的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的价格后面，反映了同一的价值——在不同的风险系数、不同的周转速度、因而不同的利率标准后面，其币值是等价的。利率标准的区别对待，不但未否定货币的稳定性，而且恰恰证明了货币的稳定性。利率稳定=利率确定≠利率固定≠利率单一。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我国的现状，我国的经济安全最重要的是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钱袋安全。应该把货币政策上升到产权制度、人权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谐社会的高度来定位。通过立法与相关配套措施，保证人民币币值稳中有升，从而保证人民“恒产恒心”、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所以许小年玩利率政策的宏观调控是在玩火，真正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只能是货币永远稳定财政永远积极。
政府宏观调控的根本目标：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许小年：“市场经济不需要央企，它垄断资源，垄断经营，没有效率，政策饭、垄断饭吃得很舒服，谁还会费神去提高效率？央企是赚钱，但有多少是垄断利润？如果放开竞争，它还能赚钱吗？它垄断了，别人就没机会，这就破坏了社会公平。既没效率，又不公平，要央企干什么？什么国家安全啦、支柱产业啦，种种为央企垄断辩护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言外之意都是民企经营就不能保证国家安全，民企不能发展支柱产业，从根子上和源头上歧视民企。” “房地产政策等因此都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而是行政管理或管制具体行业的供给。”“大蒜、绿豆涨价，是要成立国有大蒜公司和国有绿豆专业户吗？”许小年之所以把央企和破坏公平效率划等号，因此认为“市场经济不需要央企”，一方面是由于他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范式偏见，另一方面也是央企自身的定位模糊。
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政府宏观调控、结构调整的根本目标与落脚点。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导，而是国家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从而能反对各种民间垄断、保护和促进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竞争，使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土地、矿山、河流等重要资源以及自然垄断的产业必须由国家掌握并有计划开发、使用、经营。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政府投资的产业并非是能在金钱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能给社会带来效益（公共品只是社会效益的一种，不是全部）的产业；国有企业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本来不是价格经济学范畴中的利润，而是价值经济学范畴中的效益。把所有东东包括公共品都拿去产业化以使利润最大化，比如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搞得学校不像学校倒更像企业，破坏了社会机会公平原则，以致央企成为政府与“民”（不是民企的“民”，而是老百姓的“民”）争利的手段，本来是经济微观化与货币经济学的产物，也是机械照搬照套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结果，与真正的宏观调控无关，反对这样的“产业化”或把部属高校演变成“央企”恰恰是真正的宏观调控的内容，所以不能因为这些“产业化”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而整体否定央企、否定宏观调控。事实上，正是许小年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极力鼓吹社会货币化、社会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社会价格一元化，才把北大、清华这样的部属高校搞成“央企”的，所以许小年们反对央企和他们宣传的理论对立。从房价越高市场消费越火、政府越调控楼盘卖得越快可以看出，房地产是高度自然垄断行业；而且由于其自然垄断的是人的基本必须品，因此出现超常暴利是很平常的事。但平常不等于正常，房地产作为高度自然垄断行业民营化为官商勾结提供了温床，也成为老百姓个人财富的盘剥机。用这种办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能造成两极分化。房地产产业就货币形态来看，由于其对GDP的贡献主要靠卖地，所以主要属资源增长型；就实物形态来看，主要是产品增长型与资产增长型。无论是资源增长型还是产品增长型、资产增长型，是工业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同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脚步不相称，不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房地产投机是民营和自然垄断相结合造成的目前中国最大的投机，房地产投机已经快速催化中国两极分化，危及中国的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所以房地产监管与金融监管一样，都必须纳入宏观调控的范畴。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决定的，因此不需要凯恩斯的批准。为了促使和鼓励各地政府对开发进行科学规划、有效监管，促使和鼓励开发商开发荒地、山地、边角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房地产企业只能国有国营，但产品价格不能随行就市，而只能根据上述标准进行听证后制定。只有这样，土地可再生才能由可能转变为现实，房地产业才能真正回归理性，GDP增长数据才能挤掉泡沫，人民才能真正安居乐业。而大蒜、绿豆由于不是自然垄断产品，其投机涨价完全是由民间投机造成，只要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即可处理，没必要成立国有大蒜公司和国有绿豆专业户来打压。许小年把“房地产”和“大蒜绿豆”混为一谈，说明他头脑里没有“自然垄断”与“人为垄断”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因此他无法给央企以合理的定位、无法给宏观调控正名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限制间接投融资的发展、避免贷款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炒家利用热钱制造金融危机，禁止私人、民间、外资在中国开办或参股银行和保险公司是必要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应全部国有国营，不得上市融资，并限定金融衍生品的使用范围，使其不致成为投机的工具；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除了可以购买国库券外，严禁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参与直接投融资业务；鼓励与支持私人、民间、外资创办或参股投资银行。投行与银行的最本质区别，就在于投行通过直接投融资为实体经济服务。必须严禁投行开办间接投融资业务，投行的虚拟直接投融资必须落实为实体直接投融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只能拿来进口国内再生型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型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紧缺物品，而不应购买国外投机性极强、风险性极大的金融产品。整体上，在宏观调控中，应该淡化银行功能、强化财政功能，并把提高财政能力作为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只有从资金源头上堵住金融投机、特别是国际金融投机的漏洞，才能防范虚拟经济演变成虚幻经济。要抑制配置型“创业”，从数据源头挤掉金融、GDP中的泡沫；要建立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经营体制、国内市场为中心同国外市场相统一的市场体制；要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运作中国外汇储备的中国投资公司，其资金运作只能是在进口产品上作中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的补充，辅助国内产业政策，弥补中国出口导向造成的国内产品的空缺，而不是拿来炒股。用国有企业的资金来炒国有企业的股，实际上是政府投机，其结果是助长股市泡沫，增强国企圈钱力度；在国有企业的钱从这个口袋到那个口袋转移的过程中，一方面中饱个人私囊，另一方面使散户的钱大量流失。中投公司的美元本来就是来自用增发人民币收购进口企业美元而来，如果不能在实物进口上弥补市场空缺，将使国内通胀持续，使全体国民财富受损。出口导向型经济能否使全体人民受益就看你外贸盈余怎么用。必须使中投掌握的两万多亿的外汇盈余运作置于全体人民的监督之下，而不是成为少数人“全体一致通过”的玩钱游戏。玩钱、投机，只会使原来的出口导向、掏空国内市场、货币虚高造成的通胀雪上加霜。央企的作用应该是提高企业、民族与国家经济体系的主体性，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筑起一道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防火墙，保障国内国际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央企的定位正确、准确、明确，那么央企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保证效率与公平统一的有力工具。
农村土地国有制与政府宏观调控
许小年：“要从立法上明确农民个人的产权，取消集体所有制，土地才能入市。现在农地入市，流通的是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解决不了问题。我在湖南做过调查，农民自发组成了合作社，他们反映，合作社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得不到银行融资，不能用土地作为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因为农民只有土地经营权，没有所有权。银行问他们，你贷款还不了的时候，我能卖你抵押的土地吗？如果不能卖，我就不能接受土地作为抵押品。所有权是绕不过去的，市场经济一定是以个人所有权作为基础的。土地制度改革推不动，原因就是政府与民争地，政府与民争利。”本人认为，解决政府与民争地、政府与民争利问题的根本途径，不是农村土地私有制，而是农村土地国有制；只有农村土地国有制，才能把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与保障农民利益有机统一起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在对称经济学——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的经济学看来，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从农村土地入手；不但要从扩大农民土地经营权入手，而且要从明确土地所有权入手。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是城乡土地产权一体化，双层经营体制的前提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如果说，城市工厂的公有制必然要求农村的公有制与之配套，那么，城市土地的国有制必然要求农村土地国有制才能成龙。把农村土地全部国有化，使农村土地所有制和城市土地所有制并轨，使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开，解除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的产权瓶颈，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发展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使农村享受和城市同等国民待遇、消除城乡差别的基础，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农村土地产权明确。“三农问题”的症结，是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农村土地产权明确，使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开；在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同时，可以从法制上有效避免农村土地经营权吞并所有权、使农村土地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杜绝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和经营权扩大之间的不对称形成的、供“正经歪唱”的政策漏洞与寻租平台。确立农村土地国有制是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出台必要的法制前提与配套措施。
解决三农问题，要用市场经济，而不是用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来定位“三农”问题，把“三农”问题看成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环来解决。目前从执政党和国家政策可以决定土地承包期长短来看，在事实上国家拥有土地所有权，而农民包括其村社集体组织并不拥有事实上的所有权。农村土地所有权这种理论（含法律）和事实之间的不对称，使农村土地产权处于模糊状态。而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前提之一，是产权明确；所谓产权明确就是明确产权主体与产权边界。首先是明确产权主体。产权主体无非是个人、集体、股份制、国有制。鉴于我国历史原因和社会制度，土地分给个人的土地私有制根本不可能。而股份制的前提是私有制，土地私有制不可能，土地股份制也就不可能。由于村社集体组织的临时性、可变性，所以由村社集体组织作为产权主体，将造成主体不确定、主体缺位。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土地产权主体明确；同时由于国家的至大无外性，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土地产权的边界明确。也就是说，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农村土地的产权明确，使农村土地成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适格的基础。农村土地产权明确，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农村土地国有制可以为农村市场化改革提供基本的制度保证。土地所有权国有与土地使用权流转互为前提、提高农村土地所有权公有制的层级同提高农村土地使用权灵活性的程度相辅相成，农村土地国有制可以在加快市场化改革、搞活微观经济、搞活农村微观经济的同时，保证我们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避免土地流转化演变成土地私有化、变相私有化、土地资本化，避免土地资本化造成的“圈地运动”使农民流民化、赤贫化，根除中国几千年来因土地私有、土地兼并引起两极分化、朝代更迭的源头。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农村的基本建设。农村的基本建设，包括信息化建设与知识化建设。前者主要指信息高速公路，后者主要指农民的文化素质提高。这两方面只有政府投入才有可能做到。政府所要做的，是在把土地全部国有化的同时，投资农村城镇化必须的基础设施（主要是信息高速公路与交通、水利、水电、学校、医疗保健设施）建设，并通过小额货款，扶持农村创业工程。加大国家宏观调控力度，使农村土地使用纳入国家宏调的一盘棋中，以实现整体规划。通过加大对农村基本建设的投资力度和农村创业工程的扶持力度，提高土地和农村劳力的效率，解决农村大量的实际失业问题。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统一土地产权归宿是统一管理的前提，统一管理是规范管理的前提，规范管理是有效管理的前提。土地国有化，为严格控制土地实用，避免扩大土地经营权演变成官商勾结的新一轮圈地运动、新一轮两极分化的源头提供法律依据。实际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民承包使用的制度，不但对于农民产权有名无实，对于集体来讲，土地所有权也十分虚弱。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村土地虚弱的产权“主体”在各地政府面前处于弱者的地位。为了使自己能转干、提拔，不少农村干部迎合上级行政领导的口味，采取强制手段强迫农民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甚至随意改变土地用途，使农村滥用土地、耕地、良田近乎失控。如果促使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出台，这种情形肯定会更严重。产权模糊与产权主体弱势地位的结合，使农村土地产权主体虚化。相比之下，农村土地国有化可以为农村土地确立明确的、强势的产权主体。只有把农村土地国有化，才能避免农村土地双轨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扩大造成的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缺位、人为扩大寻租空间而造成监管缺失、耕地流失，从根本上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从长远、全局考虑，科学、合理、节约、集约、可再生用地，保护与扩大耕地规模，使保护耕地的措施和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进程统一起来。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有利于用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来组织农业生产，促进农业产业化、扩大生产规模与提高机械化程度、提高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提高土地产出率。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确立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中国土地的绝大部分在农村。确立农民的国民待遇，打破政府对农村基本建设投资的产权瓶颈，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力度，使农民对土地的虚假所有权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好处。农村土地收归国有，表面上是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是从根本制度上保证农民享受国民待遇，扫除农民转变身份纳入主流社会的根本障碍。农村土地国有制后，可以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取消户籍、房产双轨制；建立覆盖农村的公共品服务体系、公共财政制度、有利农民自主创业的直接投融资体制与创业服务体系，在农村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城市一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低保体系与公费医疗体系。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完全价格竞争理论，按目前的粮食价格，农田拿去种田生产商品粮是次优选择或非优选择，只有拿去搞房地产开发才是“帕累托最优”、效率最大化，也即他们所谓的“优化配置”；除非农产品涨价到农田产粮收益与盖商品房收益持平。新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家总是把使用权与所有权混为一谈；按他们固有的思维方式，他们毫无疑问会把新一轮农村改革、扩大农村土地经营权政策解读成土地私有化。因此，他们会认为新一轮农村改革刚好是为他们上述理论在实践中推广扫清政策障碍。在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支配下，在地方政府利益驱动、官商勾结、有组织的威逼利诱下，无组织、低文化农民的所谓“自愿”将只是政策制定者的一厢情愿，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土地兼并不可避免，农田将被快速蚕食，我国耕地面积将进一步急剧减少，与此同时两极分化将进一步扩大，违背国家政策的初衷。只有土地国有化才能堵塞由理论偏差引发的政策漏洞。
农村土地国有制前提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是“一大二公”。“一大二公”的“公”不是仅指土地所有权的“公”，而是指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公”，是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中的产权主体的多重化造成的产权主体的模糊；“一大二公”的弊病也不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而在于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离造成对人的生产积极性的压抑、生产效率的低下。正像国有企业改革的引进股份制、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并不否定城市土地的国有性质，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农村土地国有制也不矛盾。任何产业，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可以只是相对的，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则只能是绝对的。农村土地国有制前提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否定之否定，是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科学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和人民公社时期的“一大二公”有本质的不同。
目前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际上是准国有，由于农民工进城，土地流转频繁，土地的所有权对于农民只是虚幻的，已无太多实际意义。如果能通过农村土地国有制，在不削弱农民现有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的前提下，变农民在“所有权”后面的虚假利益为实际利益，农民不但会接受而且会欢迎，从而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土地是国民经济命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土地收归国有，可以提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因此农村土地国有化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许小年中国博客网2007.12.26 http://www.yimudi.cn/portal/article/277412519.html
《专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南风窗》2010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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