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建基在分工之上。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是规模经济（economy of scale）。这两者，在当代的全球化远程贸易里，达到了颠峰的境界。
复杂的物流体系
于是采矿公司可以在巴西亚玛逊雨林的最中心挖超级大洞开采铁矿，把原材料运到半个地球以外日本的炼钢厂，支撑它的庞大生产机器，维持它的全球经济领导地位。在矿场里，一切都是庞然巨物（larger than life），超大的机械、运输工具、港口、超级远洋货轮，堪称远程物流的典范。一切是为了把单位成本降到最低，展现了现代规模经济奇迹般的效益。
现代财务会计学也配合得天衣无缝。在财务帐项里，一切都是那么合理。本应是不可补偿的成本（资源损耗），在经济概念的戏法下变成了收益，或者轻易被外部化（externalities）：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无可补偿的损失永远不会被算进财务损益表里。只要采矿公司继续利益输送，用复杂的财务计划书来包装本身的利益，巴西人及其后代，以至未来所有的人类所蒙受的损害、所有将会在亚玛逊森林永久消失的生物品种和多样性，都隐没在规模经济的奇迹里而微不足道。
从资本主义兴起一开始，世界日渐被整合到一个极端复杂的全球资源流动体系里。这个体系复杂到一个程度，我们赖以维生的东西可能是来自千里以外的地方。我们对全球化毫无条件的信任，令我们深信把这些东西送到我们餐桌上的复杂物流系统，总能完美运作。可是全球物流系统的复杂性，正正是它的脆弱性所在。当世界面临愈来愈不稳定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时，我们能排除物流系统大规模崩溃的可能性吗？
即使在全球最先进的社会体系美国，纽奥良在飓风卡崔娜（Katrina）吹袭后差不多有一个星期变成孤城。任何一个表面稳妥的大都会系统，一旦发电厂和输电网出问题，整个城市就会完全瘫痪，人们可能连饮用水也没有。
同样，在国际层面上，传统的农业国被诱使放弃国民粮食安全和自主权，改为购买产自几千里之外的「廉价」农产品，如今因为国际粮食价格暴涨导致社会动荡，更不要说在某些突发情况下国际粮食网络中断时可能引发的人道危机。
全球化，也变成一种全球层面的超级分工和超级集中化。经济理性是：既然几千里以外的美国以科技和规模经济的优势生产（暂时）「廉价」粮食，你们就得接受国际分工，寻找你们自己的竞争优势好了（例如廉价劳动力和出口自然资源）。人们现在终于开始明白，这种思维模式是多么非理性，很多国家的人民正因为这种歪曲的理性而现正在捱饥受苦。我们必须迫切反思，近百年来现代化和全球化所推动的那种社会组织方式，是否可持续。当全球的每一个小区、社会、国家都被整合到一个史无前例的超级全球体系里，而且试图在其中找到一个安身的分工位置时，这会不会其实是自残的行为？
适度是美好的
我们也应该仔细审视：现代工业的大规模生产方式，是否真的高效率？例如说，如果我们仔细计算美国一个现代化企业农场，把每它每生产一公斤粮食所消耗的电力、石油等资源都计算在内，那么它的能源效率可能实际上远远低于印度某个家庭农场。它之所以在财务会计上显得那么具市场效益，是因为它能够有源源不绝的「廉价」电力和石油供应。而美国为了确保能有源源不绝的石油和电力供应，费耗了多少资源（例如城市基建和军事），为另一个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多少苦难，这些外化成本（externalities），永远无需算进美国农场的会计损益表上。
站在文明的十字路口，我们急需新愿景，需要想象新的社会组织方式。我们不应该浪漫化原始社会，也不是向往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方式。我们想愿的，应该是某种具适度规模和复杂性的社会组织方式。也许小不一定是美好的。较好的说法是：适度是美好的（appropriate is beautiful）。这种适度的社会组织，应该谨慎考虑对当地生态系统的冲击（所谓生态足印ecological footprint），以生物区域（bio-region）为基础。它的适度规模让它能在某种程度上保障这个区域内生活的居民生存的基本所需。
除了适度社会组织，我们也要大力开发适度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它们应该是相对廉价、高能源效益、生态上可持续、非垄断性，而且非盲目集中化。例如收集雨水作为饮用水（rainwater harvesting）和自然降温的建筑设计（windcatcher），中东国家的古典建筑物是这方面的典范。
珍柯斯（Jane Jacobs）在研究城市发展时，提出了进口替代（import replacement）的概念。她指出历史上一个城市开始兴起时，会尝试在本地生产以前需要进口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本地生产能力提升了，而且所生产的东西比依赖进口更适合本地的需要。她认为历史上能够做进口替代的城市或地区会更具活力，而不能成功替代一直依赖进口的则容易发展停滞甚至衰退。
进口替代会促进服务于本土的产业。布雷蒙费（Hans Blumenfeld）指出，服务于本地的产业，比起服务出口需要的产业，长远来说更能促进发展，使地区更具活力。一个地区内服务于本土的产业部门愈具活力，对变动莫测的经济环境会更具适应性，更能应付经济衰退的风险。出口导向的发展范型是全球化的理论基础。可是它的效益愈来愈受到研究者的质疑。
现今吞噬全球的垄断性全球贸易体制却一直在压制能振兴本土经济活力的进口替代。WTO的主调是自由化，或解除管制（deregulation），可是惟独对于知识产权垄断，却愈来愈严厉（最离谱是生物掠盗〔biopiracy〕，即是把传统的本土医药或农业智慧垄断为专利。一个例子是美国某家生物企业成功把孟加拉国某地区附近的农民经数百年改进的某种优良稻米申请为专利）。1994年在乌拉圭签订的《关贸总协议知识产权协议》，确立了知识产权的专利垄断。在WTO的蓝图里，弱国永远只能永远依赖于强国的资金和技术，受制于依赖性的出口和进口导向而无法自给自足。
富创造性、具公义的贸易
在我们的愿景里，世界将会由很多不同层次的适度规模存活区域所组成。这些区域有能力在不同层次上进行进口替代而发展本土的经济活力。进口替代不限于物质产品，也包括文化产品，促进小区的文化创造性。经济活动，应该是为了释放个体和小区的创造性。只有在本土经济具备服务于本土小区的活力和多元性的基础之上，区域之间进行贸易，才是健康的。它不仅促进平等的物质交换，也促进文化交流。活跃的技术转移，结合本土的文化创造，促进社会的多元创造性。
我们想愿的，是一种富创造性、具公义的贸易（creative trade with justice），一种真正促进人类自由和文化交流的贸易。我们期望的全球化贸易，应该是具有文化和道德内涵的贸易。
世界当前的危机并不是使70亿人温饱，而是所有人都想过美式消费生活。（甘地说过：世界富裕得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却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贪婪。）奴隶幻想的不仅是从奴役中解放，而更多是有一天可以成为奴隶主。「既然他们能享受这种生活，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美、日、西欧的8亿多人口目前所消耗的资源已经把地球逼进死角。如果其它国家都以美、欧、日现在享受的生活方式为追赶的典范，即使最终没有可能成功，但这个过程所引发的生态灾难，已经足够把地球推向第6次物种大灭绝的边缘。
所以说，目前全球化造成双重损害：不仅让先进国家更变本加厉地消耗资源，而且间接诱导穷国一起投身这疯狂的追求之中。西方认为自己的科技和民主理念，堪称世界的典范，也让西方人自认比其它人优越。（讽刺的是，以全球民主典范和捍卫者自居的美国是近代支持最多独裁者和恐怖主义者的政府，包括曾经支持和扶植海珊．萨达姆和宾拉登。他们后来却被美国政府视为头号敌人。）可是全球化过程中西方掠夺和消耗资源的方式，却是对民主和科学的侮辱。目前的全球化所代表的价值系统，已经无资格作为人类未来发展的典范。我们需要呼吁新的价值范型。
前面说过，人类的价值观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CAS）。生态体系也是CAS（肯定是最重要的CAS）。同样，经济制度也是一种CAS。全球整体人类要具尊严地繁荣发展下去，就要这三大CAS能互相和谐配合。
首先，也许是最逼切的，我们需要全新的物质生产和资源消耗模式。我们需要革命性的可持续模式，它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冲击（ecological footprint）必须减到最低，否则，将来的人类回首近300年来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所取得的成就，不再会感到仰慕和自豪。我也深信，人类300年以至3000年来的智慧和心血，值得我们以更具尊严的生活来回敬。
以最少消费达到最大幸福
至于经济制度，核心是资源配置（分享）的问题。正如前面说过，货币又是经济制度的核心。我们需要创立一种新的货币，来重建经济制度。然后与之适应的新政治制度，将会出现。新的物质生产、资源消耗和配置范型，将会促使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形态出现。
可是，上述两个层面的变革，不会自动发生。即使是面对更严峻的种种危机，大部分人也不会觉得我们的生产、资源消耗和配置方式有什么问题。能推动前两个层面发生变革的，可能首先来自人类价值体系出现深刻的转变。
问题的核心是重新定义何谓幸福。过去数十年最误导性的观念，也许是将物质享受（消耗）置于人类发展的核心上。正如舒马赫（Schumacher）说，现代经济学最大扭曲是用消费来量度生活水平，并假设能消费更多的人，比消费更少的人，生活质素更高，即是说活得更好。消费被视为所有经济活动的惟一目标。可是消费（不管是物质抑或文化消费），不过是幸福的其中一种手段。他提倡的佛教经济学，即追求以最少的消费来达致最大的幸福。这是远比现今经济模式更理性的效益。
如果全人类都以美式消费标准来定义幸福时，将会把地球推向灾难。我们怎样说服人类，包括正在享受过度丰裕物质生活的先进国家人民，有更值得追求的幸福标准？如何保障70亿人物质生活的同时，让我们享受文化丰盛，以及最重要具尊严的幸福？人类的需要是多层次的，由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和温饱，到肉体感官的满足（例如性需要），然后是获得他人的认同（成就感）。主流价值往往以能赚多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
美式资本主义在这三方面也许很还可以提供一种模式。可是更高层次的需要是爱，还有是对超越的灵性层面的追求。在这两方面，消费主义所推崇鼓吹的物质沈溺，也许反而会令人感到贫乏空虚。
相反，纵观人类文明不管古今在世界任何角落，都富于追求超越灵性层面的智能。不管是原始萨满教巫士（shaman）逸越进入的出神状态、与无限的神圣融合（一神教）、道家的齐物逍遥、瑜伽的三摩地（samadhi），或者是佛陀的涅盘解脱（nirvana），都说明了人类可以不依赖外在物质条件，而达致某种无限幸福感。这是人类无可压抑的潜能。当全球不平等贸易大量消耗自然资源而造成生态危机之际，我们需要重新发掘和推动这些丰富的文化智慧，为人类提供更多元、更丰盛、更具深度、更值得追求的幸福观。
我们无需统一的答案，甚至不应该追求单一的普世信仰。但是无论如何，面对扭曲和不可持续的全球化消费文明，人类需要全球规模而多元化的心灵运动。那可以是最简单一位志愿者在为人们无私奉献时感受到的精神满足感，乃至最深入洞见存在奥秘的灵性修行。
全球文化与存在多样性
伴随着这种人类心灵解放运动的，将会是重新建立对大自然的崇敬之心。我们不需要再增添一种新宗教，或者超越的神的概念。我们需要的，只是整全的生态智慧。例如大地之母理论（Gaia Theory）：地球上所有存在，即使是无生命的矿石，也正在积极参与和影响地球整体生态体系（大气层）的演化，以至可以视地球为一个巨大生命体，地球上所有存在都是她的细胞。所有生命，所有存在，都是紧紧连结在一起。我们不妨称这种相互连结性为神圣。
三大CAS的关键词分别是：生态（可持续多样性），货币（分享）和心灵（幸福）。我们的愿景是这三大系统的可持续协调，这也是人类和所有地球生命未来存亡的关键。
目前的全球化，是单一体系（主要由布雷顿体系主宰）的全球化，而且是片面的消费主义全球化。通过无远弗届文化产业方面，它几乎被化约为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的全球化。必须说明，我对美国生活方式本身没有什么意见，我不是道德主义者，不会提升上道德层面，说美国生活方式就是腐败。如果有一天科技进步到人们无需消耗大量资源，也可以完全享受美国生活方式，那没有问题。人有权自由选择。但是如果只有一种选择，那将会是很可怕的世界。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是：真正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愈来愈少。
现在连地球上最偏远地区的生活方式，包括在亚玛逊森林过着最简朴生活的原住民，都被逼接受全球化贸易的审判。凡是阻碍全球贸易伸展爪牙的生活方式，都会遭到无情碾压，或者是被逼演变成为一种能适应全球化的混杂（hybrid）生活方式，即所谓的第三世界后现代性（third world post-modernity）。而这种生活方式的结果，往往是小区的文化活力衰竭。
文化作为价值系统或者象征系统，必然以某种生活方式为根。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出现，必然伴随一种新文化诞生；相反，某种生活方式消失了，以此为根的文化也将会死亡（即使它能以博物馆的形式继续存在）。我们无法离开生活方式来谈文化，否则就只能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学院讨论。
正如生物多样性本身，我们也需要文化多元性。即使不把文化多元性视作如生物多样性一样具有独立自足的价值，然而前者所蕴涵的存活方式多元性，能让人类更能适应环境的转变，就如前述，更以服务本地为导向、更多元的经济体，更具活力，更能应付经济周期的起伏。人类要在地球上具尊严地繁荣下去，存在多样性（existential diversity）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
结合上述所有视野，我们不禁要反省，即使别谈大部分的失败案例，只谈所谓「成功」参与全球化的典范：赔上了宝贵的自然资源，令生态系统崩溃，还有是人民因为剧烈竞争和社会两极化而被逼活在焦虑之中，追求一种自欺欺人的幸福，结果扭曲了社会的人际关系（经济学家所谓社会资本损耗），最终削弱存在多样性，换来的，只是一大堆基本没有价值，而且反过来不断冲击社会稳定的货币。（所谓的M型社会，让作为社会稳定力量的中产阶级也惶惶不可终日，惟恐堕进穷困的一极，而底下层可以向上爬的机会也愈来愈少。）这样的所谓进步，真的值得吗？说到底，这不是一种疯狂吗？
以消费来推动增长率，以此为高于一切的目标的病态发展范型，是时候该放弃了。我们要敢于梦想新的愿景：一种新的经济范型，在保育生态多样性的大前题下，满足整体人类存活需要（包括生存、情感和心灵的需要）和促进多元创造性。
这是文明的抉择。几百年的殖民帝国主义，以二次血腥的世界大战来结束，我们也进入了美元帝国主义年代。如今人类文明又面临一个关口，我们都不愿意这个年代以第三次世界资源争夺大战来结束。爱恩斯坦说得很好：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用的是什么武器，但第四次大战，肯定是石头和棒子。
全球化起码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就是让大家明白一个生态真理：全球生命体的命运，紧紧扣连在一起。哥本哈根会议的困局，让我们明白：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种历史形式（源于1648欧洲各国签订的Westphalia条约，界定了以国家为单位在国际上竞逐）已经再不适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它成为垄断性利益集团维护自己利益的借口和工具。人类应该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但也要对任何世界政府的倡议非常审慎。
排他性的身分认同
随着全球化发展出来的信息技术，令遥远某地的灾难，可以透过信息网络实时让全人类不同国籍种族的人身同感受；全球远程物流，让我们可以把物资运送到偏僻的地区帮助急需救援的受灾人群，这是人类文明发展了几十万年以来最珍贵的进步。我们应该全心拥护这种全球一体化。
作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一员，我们也分担着全球生态体系的脆弱（敏感）性，以及人存在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如果有一种情感能把人类普遍连结起来，就是人存在的脆弱性：人会受苦，人能感受他人的痛苦，而且会为他人受苦而伤心。不论是中国人抑或日本人，都经历过地震的灾难，这让我们在心灵的深处连结在一起。
同样，不论是以色列人或者巴勒斯坦人，都感受过流离失所，亲人被杀害的痛苦，这应该让两个民族找到深深的共感（empathy），有可能找到更深刻的共通基础去超越仇恨。人存在的脆弱性，既有普遍性，又具有无可化约的个体性，可以作为全球化伦理的基础。
面对扭曲人性的掠夺性不公平贸易的冲击，全球各地兴起各种「身分认同」来抗衡。很可惜，大部分这些身分认同的特征是高度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例如各种形式的原教旨主义，包括新自由主义）。
当然，身分认同本来就是通过某些排他性而建立起来。不同的局部性政治利益挪用了人民对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厌恶反动，塑造了各种排他性的身分认同。
GUTs提倡一种虚假的普世身分：全球自由贸易人，但实践上，它却通过政治、军事和文化暴力来压迫异己，结果促进了各种保卫性和排他性的身分认同，令全球陷入冲突升级的恶性循环。提倡某种身分认同的背后，总可以发现某种政治利益。另类全球化呼吁的，应该更少是某种新的身分认同，而更多是这种全球化伦理：所有生命、所有存在，都在地球生态体系之内紧紧连结在一起；所有人，都无法逃避存在的脆弱性，而且能深深感受其它人的脆弱性。在这种脆弱性之上，我们可以很谨慎地尝试建设联系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命运共同体。
人类的科技和社会组织，终于成熟了，让我们可以建设一个真正的全球体系。问题是，科技和社会组织能力，目前被少数人垄断了来进行资源掠夺，延续几万年来的半野蛮模式。我们能否从垄断集团手上取回科技和社会组织这些宝贵的文明成果，建设基于慈爱和分享的全球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第一次有能力和视野在这种规模上有意识地作出文明的抉择。问题是，有足够数量的人（critical mass）有魄力去承担和开创这个愿景吗？
全球命运共同体，也许是值得人类追求的全球化。不应该笼统反对全球化，相反，我们需要真正的全球主义者。
抗争全球化
我们的思考与行动，才刚刚开始。关于行动：傅柯（Foucault）说过要全方位思考，局部在地行动（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我认为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Glocal。我们要具备全球化视野，在本土行动；也要具备本土视野，在全球的层面行动。我们需要的不是反抗全球化，而是如何让抗争全球化，当然不仅仅指利用某些情境把局部抗争推向国际媒体，而是真正在全球的层面上响应全球化的问题，也意味着创造性的全球化。
每一种抗争运动（女性、原住民、农民、弱势社群、非单一异性恋等等等），都有本身的独特性和无可化约的歧异性。但无一可以超脱于全球化权力网络，置身于全球资源掠夺和生态危机之外。社会运动也要小心避免沦为局部利益的争夺，或者打着反全球化的旗帜，却是为了争取最大利益来参与全球化不平等贸易。
对于那些没有想过要投身社会运动的人，也总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积极行动，例如减少不必要的消费、如果消费尽量支持本地小区的小经营者、关心消费产品的社会及生态足印、抵制掠夺式垄断型企业的产品、支持符合公义及绿色原则的产品、参加开放而非权威性的灵性活动、参与正义诉求的示威等等。
地球疗愈（http://www.earthhealing.info/fifty.htm）等网站有一些启发性的想法。很多你也许不同意，不适合你的生活环境，但是你可以由此探索适合你的行动方式。最简单，想办法在生活里减省最少一半资源消耗吧，别再用你／妳的生命来支持消费主义，间接支撑全球掠夺性不平等贸易。
2011-7-14
在巴西亚马逊雨林区的一处矿场，一名工人在数百公尺深的地底下工作，图于2005年8月17日。
中国东北辽宁省辽中县一家炼钢厂内部的工作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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