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发展经济学的全球化理论及其可行性
杨虎涛/杨威
一、主流教规与另类教规
演化发展经济学将遵从斯密、马歇尔、瓦尔拉斯、萨缪尔森传统的经济学称为主流教规理论，而用另类教规理论囊括了早至文艺复兴时期的焦万尼·博塔罗(Giovanni Botero)和安东尼奥·舍拉(Antonio Serra)以及李斯特、桑巴特、熊彼特、德国官房学派、历史学派等丰富的经济学思想。前者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后者则是德国传统。在国际贸易和国家产业发展的理论与政策上，主流教规的基石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与萨缪尔森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按照这种理论，各个国家只要分工发展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开放的国际市场进行贸易，就会逐步促进全球范围内的要素价格均等化，从而提高全球的生产效率和福利水平，最终使目前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逐步趋同于较富裕的状态。与之相反，另类教规的代表性观点则是冈那·缪尔达尔式的，即国际贸易将会导致穷国和富国之间已经存在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1990年代的经济发展与主流教规的理论有着尖锐的冲突，但却趋于与另类教规的论断相一致，即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历史地看，所有今日富国无一不是采取德国传统的另类教规。一旦跻身富国之列，它们就会撤掉“通向富裕之路的梯子”(张夏准，2004)，转而向那些渴望富裕的后发国家兜售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主流教规。赖纳特一针见血地指出，萨缪尔森的理论无害于那些将比较优势建立在报酬递增的、所谓熊彼特式行为上的国家；但对于那些有意识实施工业化政策但尚未通过必要阈值的国家来说，这种理论就相当有害了。
针对那些“有意识实施工业化政策但尚未通过必要阈值的国家”，另类教规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主流教规的经济发展理论。这种替代性理论的切入点是：生产，而非交易，是导致不均衡发展时关键所在。新知识及其蕴含的创新机会导致了生产率激增，并最终提高了国民的福利水平。分工最重要的作用是知识积累，而创新则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知识积累(在生产中直接表现为技术创新和技术能力的发展)和制度创新的交互作用，导致了产业结构演进的不断高级化。因此，“不同的经济活动具有不同的质量，一国的产业结构越高级，其知识分工就越细密，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就越有利。”(贾根良、于占东，2006)贫穷国家停滞的原因并非由于缺乏资本，而是缺乏引起技术创新和结构变革的经济活动。
选择怎样的产业并以何种方式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成为决定贫富走向的关键所在。赖纳特用马歇尔—熊彼特式和摩根索—马尔萨斯式区分了两类不同的经济活动，前者借用了欧洲工业复兴计划的名称，后者借用了二战后为限制德国而制定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sation)计划的名称，这两者的区别如下：
历史表明，所有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正是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下选择了马歇尔—熊彼特式的经济活动才最终实现了经济的“起飞”。直至今日，富裕国家仍保留在这些领域中，在学习曲线较陡峭的产业中进行生产(如IT产业等)，并进口那些学习曲线较平缓的产业的产品(如纺织业等)。同时，如同罗森伯格(Rosenberg)曾经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一旦其生产活动大量集中于某个正在经历高增长的产业，必然会经历实际工资的巨大提高(Nathan Rosenberg，1975)。在马歇尔—熊彼特式的经济活动中，“生产力激增”的领先行业和其他经济行业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协作分工。领先行业的快速增长不仅使本行业工人的工资，而且使全体国民的工资都随着生产率的上升而得到了提高，政府也从中受益，这种生产率激增的分享称之为共谋模式(collusive mode)。而在摩根索—马尔萨斯式的经济活动中，技术变迁的收益是按照古典模式(classical mode)分配的，它只表现在某些产品消费价格的降低，而非广泛的工人工资提高方面。两种不同经济活动的产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贸易，其结果只能带来第三世界国家严重的去工业化，在这种贫困的恶性循环中，不同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演化发展经济学提出了他们的政策建议。简言之，“提高第三世界国家生活水平的惟一方法就是重复这一(发达国家曾经历的)过程”(Erik S. Reinert，2007)。贫穷国家应当重走富裕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走过的老路，选择创新机会窗口大的产业，通过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推动自主创新，通过产业升级和生产效率的激增，最终提高国家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在这一过程中，专利权和贸易保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前者保障了国内创新活动的持续活力，产生持续的和陡峭的学习曲线，推进经济发展，后者则使得将这些新活动传播到更为落后的国家也是有利可图的。另类教规的战略就是“在国内创造完全竞争，并在出口贸易中创造动态不完全竞争”(Erik S. Reinert，2007)。
二、另类教规理论——如何另类？
另类教规有着非常丰富而且历史悠久的思想源泉，它从重商主义、德国制度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美国旧制度学派以及新熊彼特经济学中都汲取了营养。虽然在其勾勒的思想谱系中没有包括1950年代兴起的依附理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等，但我们也很容易看出，另类教规理论与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它们在对待主流教规的态度上也惊人的相似。保罗·巴兰曾指出，“按照进步资本主义的方针来解决不发达国家现有经济和政治僵局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消失。”(保罗·巴兰，2000)弗兰克也曾认为：“和保罗·巴兰一样，我相信资本主义既是世界性的，也是民族性的，它在过去造成了不发达，现在仍然在制造不发达。”(安德烈·冈德·弗兰克，1999)所有这些都与另类教规理论“抽调梯子”的判断是一致的。但是，另类教规理论绝非上述理论的简单翻版或综合，在许多地方，它仍有自己独到的价值。
首先，另类教规理论对生产和市场的功能诠释是非常独到的。从斯密开始，交换而非生产就是经济学的主要任务，而至萨缪尔森时期，经济学的任务被归结为发现正确价格。生产，这一包含复杂的人类能动性和蕴含着各种可能性的过程，和企业一样是一个黑盒子。而另类教规则认为，重要的秘密蕴含于生产之中，而生产的秘密则在于人类创造力和能动性，在于新知识和新机会的发现。另类教规理论之所以也自称为文艺复兴经济学，就在于文艺复兴使知识作为人类变化的主要发动机的这种思想得以再生。另类教规谱系上的所有思想家，均对生产过程中的创新知识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从文艺复兴，经由弗朗西斯·培根和李斯特，再到今天强调研发和创新在经济福利中作用的演化经济学，存在着思想的连续性(埃里克·S.赖纳特、贾根良，2007)。
另类教规并未抛弃市场交换，但异于主流理论的是，市场交换被赋予了两个不同的特征。一方面，从过程上看，市场除了交换的功能之外，还必须被看成是新产品和新知识的试验场和竞技场，也就是所谓的“熊彼特竞争”。真正具有动态效率的市场是能够保证挑选出有价值的创新尝试，并保证创新者能够获得暂时性的市场准租。衡量一个国家市场的质量，不应该按照企业是否处于盈亏平衡点的静态效率标准，而应该依照能否不断激励报酬递增性活动产生的动态效率标准。另一方面，市场交换的结果应当是福利不加总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另类教规才对比较优势提出了挑战，按照比较优势，双方按照各自的要素禀赋进行交换是基于优化机会成本，并最终能推演出福利总和的上升。这一完美逻辑的缺陷在于它不仅仅只能是静态的描述，而且它必须视双方的福利是同质可加总的。这种思想，也就是普雷维什等经济学家反驳的“世界市场”观。而另类教规的潜在含义是，你的福利是你的福利，我的福利是我的福利，从国民经济本体的差异出发，我们无法加总福利。在动态的贸易过程中，基于比较优势的交换从长期内将把那些在摩根索—马尔萨斯经济活动中的国家锁定在贫困陷阱之中。
通过对生产和交换的这种另类理解，同时辅之以对发达国家工业化历程的考察，另类教规理论拭去了重商主义多年蒙积的灰尘，使之重新发出应有的借鉴之光。早在1721年，查尔斯·金等学者就指出，在具有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进行“对称性”国际贸易对参与各国都是有益的，而“非对称性贸易”，基本上只对两个贸易伙伴中更发达的一方有利。无疑，自由贸易是富裕国家的世界福利的基石。但是，来自于对称自由贸易的巨大收益并不是斯密和李嘉图的静态收益，而是得自于协同效应、动态和以规模为基础的贸易收益，这也是持重商主义思想传统的学者——从1613年的安东尼奥·舍拉到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长期指出的思想。这些思想中所蕴含的动态的机会成本视角，相比于主流经济学所坚持的静态比较优势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现实更强的解释能力，也对我们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有着重大的借鉴价值。
在产业建议上，另类教规既不同于早期重商主义者泛泛而论保护幼稚产业，也不同于中心—外围、世界体系理论中的进口替代战略。它看到了保护的重要性，但更有价值的是它从报酬递增、技术变迁收益分享这种角度进行了策略谋划，以保障其政策建议具有针对性和长期性。另类教规所定义的马歇尔—熊彼特式的部门，是一种能引发长期、连锁性技术变迁的部门，不断引发的生产率激增一方面要求持续创新，另一方面要求连锁创新，即部门能产生强烈的技术外溢效应，使更多的部门技术效率得到改进。这种长期连锁性技术变迁之所以能导致共谋式的收益分配——即本国产品价格的降低和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其原因来源于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合适方式。另类教规理论将这一系列反应称为协同效应。只有当这种效应发生的时候，追赶国才能缩小与发达国之间的差距。
在分析方法上，另类教规充分体现了演化经济学的特点，强调异质性，重视历史特定性，强调累积因果分析方法。另类教规强烈地反对主流经济学的同质性假设，“所有的同质化投入无疑将生产出同质的产出……‘要素价格均等化’，即全球化经济中劳动者将获得相同工资，这其实是标准经济理论的惟一可能结果，……这最终导致了标准经济学只能是一门解释均衡增长的理论。”(Erik S. Reinert，2007)另类教规理论同样反对主流经济学那种无视经济活动具有历史特定性的分析方法，并称之为“缺乏分类学的理论”。另类教规只坚持“适当的抽象”原则，认为所有的经济现象不仅是“活动特定的”而且是“情境特定的”，因此应从经济活动的历史特定性出发，分析不同国家贫富差异的成因。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决定论和还原论思想，另类教规主张的是有机论、系统论和循环累积因果的分析方法，对于技术、个体和社会制度的系统协同效应尤为重视。所有这些方法上的特点，也使另类教规具有了足够另类的特征。
三、能否另类——另类教规理论的可行性
演化发展经济学中的全球化理论，对研究国家发展战略和分析国际经济秩序的演进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但其政策建议也有几个不足的地方：一是对资本基础、制度基础和产业选择三者的互动关系重视不足；二是对贫穷国家的知识基础缺乏针对性的考察和建议；三是忽视了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尤其是贫穷国家之间的底部竞争。
(一)忽视了资本基础、制度基础和产业选择三者的互动关系
另类教规理论认为，凡历史上成功地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国家或地区，无一不是采取了另类教规，即进入马歇尔—熊彼特部门，对内促进创新竞争，对外采取动态不完全竞争。无论是自都铎王朝以来的英国，还是安东尼奥·舍拉笔下17世纪的威尼斯；无论是18世纪的美国，还是1860年后的日本，都是如此。今天在贫穷一端集聚的国家，也应当采取同样的另类教规。
问题在于，经济史上这些成功的国家和地区，从产业层次上考察固然是采取了马歇尔—熊彼特部门的做法，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解决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资本基础；二是制度基础。一方面，大量的资本以金属货币形式集中在新兴阶级手中，为工商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即资本基础；另一方面则在于，国家统治阶级与商人阶级形成了共容利益，促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即制度基础。马歇尔—熊彼特部门之所以能在这些国家产生，与资本基础、制度基础有着密切的关系。资本基础、制度基础和马歇尔—熊彼特部门三者之间是一种协同演化(coevolution)的关系。在最初的启动阶段，没有资本基础和制度基础，就缺乏对创新活动的激励效应。即便国家独自承担某一部门的创新推进，也将因缺乏广泛的资本基础和制度框架而无法引致马歇尔—熊彼特部门的连锁效应。马歇尔—熊彼特部门要启动并产生持续广泛的连锁效应，进入正反馈通道，资本基础和制度基础是不可或缺的，一旦这种效应开始产生，又会反过来强化和促进资本基础和制度基础，使三者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另类教规理论所提出的利用国家管理使私人资本人为地创造新型比较优势的政策构想，在现阶段的拉美、非洲等地区难以推广。从表面上看，这里只需要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但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并不是单纯的教育、科技和产业政策，它同样需要资本基础和制度基础。现实是，一方面，长期贫困使这些地区的私人资本严重不足，而由于当地制度结构不完善以及“创造新型比较优势”巨大风险的存在，国外资本也不会大量进入，这样产生创新体系的资本基础就无法获得；另一方面，在第三世界的广大地区，由于民主系统的不完善等原因，政府和工商业阶级难以形成共容利益，因此保护新兴产业发展的有效产权制度无法建立，这样产生创新体系的制度基础也无法获得。因此，另类教规理论仅仅针对产业部门选择而开出的药方，无疑没有足够重视资本基础和制度基础。
(二)贫穷国家知识基础的缺乏将制约马歇尔—熊彼特部门
另类教规理论认为，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现状的办法是创造国家的熊彼特式部门，而且该部门在世界市场内是先入的、没有什么竞争的。通过产业升级使这些部门释放技术进步的潜力，提高本国的“经济质量”之后再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该建议的第一个缺陷在于没有区分工艺、发明、创新等概念。要求一个落后国家选择世界市场上先入的、竞争很少的而又尽可能不是本国自然资源禀赋的产业，并不意味着该国家应当选择进入一个“无人新区”。创新并不需要人们试图以更为复杂甚至全新的技术方案去解决问题。相比产品技术的重大飞跃，产品和制造工艺的微小改进并不是可以忽视的事情。美国技术创新最初就主要集中在纺织行业，目的是解决一般生活问题，如织布技术的改进等，然后逐步过渡到铁加工和铁铸造、蒸汽发动机的制造、铁路设备和航运设备的技术引进和更新，此后才在电力工程、电动机械等领域取得了全面突破性进展。技术进步的过程是一个渐进与跳跃相结合的过程，跳跃式的重大突破往往发生在具有长期创新传统和知识积累的国家，一旦发生，它就等同于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开辟了一个边界和规模都不确定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有创新的可能性，重要的是在这个边界不确定的世界里开辟发现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顶端地位，从而确立自己在该领域中有利的分工地位。无论是全新的发明，还是在现有技术上的革新，都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而贫穷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困局，就是在科学知识的积累上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无法建立一个稳固的“熊彼特增长”对象。贫穷国家之所以长期沦为为发达国家“打工”的产业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约束条件所限制。
三)忽视了贫穷国家的底部竞争关系
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中国家不仅面临着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也面临着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底部竞争(Race to Bottom)。如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新自由化政策”、“经济竞争鼓励放松管制”等，都是通过降低进出口关税，撤除大量非关税贸易壁垒，设立出口加工区，减免国内工商税收(让渡国民福利)、放松经济管制，降低环境保护标准和劳工保护标准，甚至以牺牲大量环境资源为代价，来激励外商直接投资(肖光恩，2007)。对于在贫穷一端集聚的国家，一方面由于资本基础、制度基础和知识基础的缺乏，另一方面国内又面临着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压力，可以利用的往往只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发展中国家竞相加入底部竞争的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向外国资本让渡本国公共福利和居民个人福利的过程。自身的基础薄弱，加之与富裕国家在规则制定上不具有同等的话语权，都使落后国家短期内很难摆脱摩根索—马尔萨斯活动，反而竞相参与这类活动。另类教规理论显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为此他们才指出，第三世界国家应当有选择的重视、扶助以及保护本国的一些熊彼特式的经济活动(工业以及报酬递增的高级服务业)，同时也要注意保护其食品生产，而所有这些应当在一个内在的竞争系统中进行。这些应当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区域联合系统中被实施。但在全球化时代，这种贫困者“团结”起来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
四、结语
演化发展经济学所提出的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政策建议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这一理论所提出的着眼于工业生产部门进行分析的视角和相关结论，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借鉴的。在现有的资本基础、制度基础和知识基础等约束条件下，短期内要求贫困国家转向马歇尔—熊彼特式的经济活动，可能有些理想化色彩，但其方向却无疑是正确的。比较可行的办法或许是，用摩根索—马尔萨斯式的经济活动保障经济系统的稳定，引导和鼓励马歇尔—熊彼特式的经济活动以促进经济系统的升级。
【参考文献】
[1]贾根良、于占东：“自主创新与国家体系：对拉美教训的理论分析”，《天津社会科学》，2006，6：82—87。
[2]肖光恩，2007：“底部竞争，天堂阶梯还是地狱之路？”，《经济学消息报》，2007-05-04。
[3][挪威]埃里克·S.赖纳特，2007：《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贾根良、王中华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4][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1999：《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高铦、高戈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5][美]保罗·巴兰，2000：《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蔡中兴、杨宇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6]张夏准：“踢掉梯子：新自由主义怎样改写了经济政策史”，载杰弗里·霍奇逊主编，2005：《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贾根良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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