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争取人民币的国际定价权则具有截然不同的深远影响。二战后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实行了“马歇尔计划”，当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后，美国自然也就获得了世界市场的定价权，从而让美国牢牢占据了世界领导者的地位。如果我们进行这些战略性的考量，就会发现在欧洲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这一欧洲主动送给中国的礼物比中国主动提出的三个条件更有价值，而且更容易实现。
面对愈演愈烈的欧洲危机，欧盟的自救行为越来越多，比如近日欧洲议会通过法案，禁止信用违约掉期(CDS)“裸交易”与限制“裸卖空”行为，其目的就是打击针对主权债务的投机行为，特别是做空行为。
所谓信用违约掉期的“裸交易”，是指在没有与掉期交易相关债券参与的情况下单纯买卖信用违约掉期的交易。信用违约掉期是一种对债券的违约行为进行的保险。该法案一旦实施，金融机构就无法在不拥有希腊或意大利国债的情况下对相关的信用违约掉期进行买卖，这种买卖通常被认为是投机行为。投机具有很强的市场负外部性，负外部性其实就是“损人利己”的经济现象。2009年7月美国联邦证管机构就决定将禁止裸卖空的临时性法令延伸为永久性，其实在1997-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香港开始禁止裸卖空而且禁令迄今一直有效。
“拯救式崛起”有历史先例
其实欧债不能等同于欧元危机，欧元区更不会因此解体，当前的欧债危机其实已经得到了控制，其蔓延更多的是市场心理因素。如果欧洲危机大到一定的程度，欧洲央行将重启债券购买计划，也就是欧洲央行通过印刷欧元来购买成员国的债券，因此欧元不会崩溃。
关于中国对欧盟的救助，笔者不同意很多所谓“充当冤大头”的说法，笔者认为中国应该从战略和技术两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战略上我们可以将其看做有助于中国崛起的一个契机，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崛起必然对其他国家构成挑战，但历史并不是这样的，因为除了“挑战式崛起”之外，还有一种崛起方式为“拯救式崛起”。
历史上美国的崛起也不是通过“挑战式崛起”实现的，也是通过“拯救式崛起”实现的，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就是在二战过程中通过将其他国家从法西斯侵略中拯救出来而实现的。同理，中国也难免会依照历史经验走这种“拯救式崛起”道路，况且眼前中国也具备了这样的机会，本次欧债危机就是中国的机会。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技术上考虑，在技术上主要是“条件交换”的问题，而在这方面笔者认为“争政治利益不如争定价权”。
在“援欧”的系列谈判中，欧洲给中国开出了一个条件，即是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首席执行官雷格林提出的“发行人民币债券，并提供初期投资保障措施”。可是中国并没有理会欧洲这一条件，与此同时中国却给欧洲开出了三个条件，其一是给予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更大影响力；其二是承认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市场经济地位；其三是取消对华武器禁运。
中国援欧应具长远经济战略考量
笔者认为这几个条件更多是政治意味，其实经济意义并不大。
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对中国来说就没有那么重要，IMF本来就是个“国际性的慈善组织”，我们可以通过慈善组织进行捐款，也可以将钱直接捐给需要救助的人。中国要想发挥作用，完全可以不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直接帮助陷入困境的国家，让他们渡过眼前的危机，同时也能为自己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树立良好的信誉。
至于市场经济地位中国也不用欧洲承认，等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15年后，也就是2016年，中国将即可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第三的武器禁运方面，中国还是应该自主开发为主，外部购买武器始终不是中国的长久之计。
中国在与西方国际改善关系的时候一直走的是“以经领政”、“以经促政”的方针，这是因为如果政治先行，不仅阻力大，而且收获小，相反经济先行的话，那则阻力小，收获大，当前条件下欧盟不可能与中国签订“城下之盟”，因为这几个条件要么很难实现，要么实现了也没意义。
反观争取人民币的国际定价权则具有截然不同的深远影响。二战后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实行了“马歇尔计划”，当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后，美国自然也就获得了世界市场的定价权，从而让美国牢牢占据了世界领导者的地位。如果我们进行这些战略性的考量，就会发现在欧洲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这一欧洲主动送给中国的礼物比中国主动提出的三个条件更有价值，而且更容易实现。
另外当然欧债危机更多是欧洲内部的问题，更需要欧盟内部的改革才能有所改观。比如欧洲现在有以范龙佩为首的欧洲理事会，有以容克为首的欧元集团，也有以巴罗佐为首的欧盟委员会。但三个人中没有一个是实权人物。欧盟是由其成员国的政府代表组成的，欧盟委员会没有得到充分的授权，并且各成员国的利益与欧盟的整体利益存在非一致性。虽然法国与德国的共同行动有时可以填补行政领导力的空缺，但两国的共同行动会受到其责任感与合法性的制约。因此，欧盟没有办法提高工作效率。
从目前的情况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所以不断恶化，是欧盟曾错失了一个机会，即在2009年他们未能果断解决银行危机，那时市场状况相对有利。如果希腊债务能够在2010年上半年被重组，欧洲就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从2010年5月起，在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过程中，欧盟领导人显得十分迟钝，他们只能对危机的前一阶段而不是当前阶段、更不是下一阶段做出反应。
对于欧盟内部的问题，笔者的建议是，加强议会权力。现在的欧洲议会议员并非经过选举产生，而是政府委派。如果欧洲议会的议员是选举产生的，那么欧洲议会就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高效率的解决任何出现的问题。当然如果真做到了这一步，那欧洲就不再是欧洲，而是真正的欧洲共和国了。
高连奎 经济学者 《中国大形势》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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