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昆1998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译本1999年出版以来也一直是国内最受欢迎的经济学教材之一。
新古典经济学的偏见——专访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陈平教授
陈平简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与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有：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文化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复杂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
哈佛学生的“觉醒”
王敏：最近70名哈佛学生集体退出格里高利•曼昆教授的《经济学原理》课，并参加波士顿地区的抗议华尔街运动。美国人的愤怒从街头燃向美国的最高学府，是否意味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也在现实面前遭遇强烈的挑战和危机？
陈平：西方这次经济大衰退，西方的领导人和金融界有主要的责任，但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大众和决策者的误导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系统否定大萧条中诞生的凯恩斯理论，否认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的效果，以芝加哥大学的诺奖经济学家卢卡斯所领导的微观基础论和理性预期论，主张市场经济能自我调节，即使大萧条的大规模失业也是工人的理性选择，而政府主导的稳定政策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干预没有任何效果。曼昆为代表的后凯恩斯派最终和芝加哥学派妥协，把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政府作用边缘化。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是这一妥协的代表。
1980年代初期起，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美国财政部的主导下，向发展中国家推行一整套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观紧缩为特征的经济政策，即华盛顿共识，其理论依据都可以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找到。华盛顿共识推行的结果，给拉美、东欧和东亚各国，带来一连串的金融危机。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拒绝反省，最后导致美国和欧洲2008年的金融危机，至今没有复苏的迹象。大众对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信仰也完全被动摇。我们过去近30年的研究，系统批评和取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包括有效市场理论、经济波动的噪声驱动理论、价格的线性供求理论、预算软约束理论、宏观经济的理性预期和微观基础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零交易成本理想和制度趋同理论等。以曼昆为代表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共同点是否认大萧条的基本教训，无视历史的多样性和经济的复杂性，推行自由化与私有化政策，否认政府干预的作用，强调英美模式的普适性，无视世界上多种市场模式的竞争。曼昆事实上还不算最“右”的，他属于后凯恩斯学派里的妥协派，认为政府干预还有点必要，最“右”的是芝加哥学派，认为政府干预经济有害无益。
如果比较1973年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萨缪尔森写的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简称萨本）和曼昆2004年版的经济学教科书（简称曼本），差别是极其显著的：第一，萨本讨论的是混合经济，曼本删去“混合”一词，也就不承认非私有经济的地位。第二，曼本删去萨本的经济思想史和社会主义体制的比较，也就不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第三，曼本不提大萧条的教训和相应的制度变迁，不提凯恩斯和其他经济学家对市场缺陷的批评。所有这些，都是使哈佛学生愤怒和反思的原因。
说到混合经济，我想提醒大家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常识：西方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完全的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经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中国一样也是混合经济，国有、私营、非营利经济各占一定比例，只是国情不同，比例也不同。西方政府在国防和福利的开支几乎占GDP的一半，政府在税收、监管和金融中的地位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诺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多次和我说，美国做的和说的并不一致。他们向世界推销的那一套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数学模型装饰下的意识形态。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是乌托邦。
美元霸权不再，金融游戏破产
王敏：那么，这次西方自身也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到底原因何在呢？
陈平：现在的情况和1930年代大萧条时一样严重。从美国来看，其根源在于美元主导的世界霸权已大大衰弱，使得美国难以再像以前那样从外部世界攫取资源，维持本国的高福利。同时，庞大的利益集团绑架了国会的决策，使得美国国内任何应付危机的结构性改革难以开展。
从大萧条到1970年代石油危机之前，美国维持了经济繁荣和世界霸权，原因有二：第一，美国在军备竞赛中掌握了制高点，“枪杆子里面出信用”；第二，美国从1930到1970年代采用凯恩斯政策，维护了金融系统的稳定和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国战后经济的繁荣，也成为西方世界战后恢复的引擎。这两条是并行的，军备竞赛成为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军事主导了国家的科技战略，推动大学的高科技研究。同时，军备实力也决定了一国的金融信用。举个例子，如果欧元走强导致美元走弱，美国要阻止这个趋势，不愿提高利率唱衰美国经济，就在竞争对手附近制造局部战争，打击其市场的安全感。要知道钱通常会有两种流向：要么流向回报率高、经济增长快的地方，要么流向安全的地方。制造竞争对手的不安全感，就会把该地区的钱吸引到美国来，美元随之走强。搞军备竞赛需要大政府才能进行，这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大萧条后的美国早已不是古典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了。
但这套游戏到1970年代就玩不下去了。西德和日本利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机把美国挤出民用市场，石油危机使美元与黄金脱钩，欧洲美元市场有效制衡了美联储的美元霸权。中东战争导致油价飙升，通胀使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利率倒挂，导致了80年代末美国的储蓄贷款危机。这一危机加速了里根总统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当时以为可以强化美国的金融霸权，却不料埋下今天金融危机的种子。
美国在大萧条后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想出了一个办法：把无产者变成小资产者，这样他们就不会起来革命了。要知道大萧条的时候美国出动了军队，开枪对付工人游行。几万退伍军人在首都华盛顿安营扎寨，要求国会提早支付抚恤金被国会否决，美国总统派总参谋长麦克阿瑟亲自出动坦克和马队来驱散退伍军人和家属，放火焚烧他们的帐篷，才有罗斯福总统的上台。罗斯福新政除了用政府工程来给失业工人创造就业之外，还在战后推动房地产抵押贷款，使那些本来只能租房的人，通过分期付款变成有房者，这样就把小资产者绑架到房地产市场了。美国工人于是成为世界上最无社会主义要求的工人，只要按时上下班，按时分期付款，别的什么都不用管，再也不关心政治。
那么，房屋抵押贷款风险由谁来承担呢？与中国不同，美国实行的是固定利率，而且利率水平很低，风险完全由银行承担。美国政府为了规避银行风险，又规定储蓄贷款银行不得经营商业房地产，而且贷款利率受政府管制，禁止恶性竞争。就这样，美国以一种几乎是社会主义性质、但实行市场运作的方式，解决了大约一半居民的住房问题。这种做法的前提是美国可以控制全世界的金融市场，控制石油定价，控制长期的低利率。
然而，石油危机之后通胀引发利率飙升，出现了存贷款利率“倒挂”现象，存款利率高于贷款利率，美国几千家小银行因此破产。当时是共和党执政，坚决不救金融业，把银行破产留下的房产廉价拍卖，没人要的房产以一美元的价格送给贫困线以下的黑人扶贫，很快走出金融危机。这和2008年金融危机处理办法完全相反。此次危机中执政的民主党花了上万亿美元拯救那些“太大不能倒”的金融寡头企业，却无力挽救美国的实体经济。其政治原因不难理解，共和党背后的利益集团是军火工业集团，不把金融放在眼里，主张控制金融。而民主党背后是大工会、金融财团和好莱坞。奥巴马接受了金融集团的捐款竞选上台，当然要回报金主来救金融集团，代价是进一步牺牲实业，使美国经济至今毫无起色。
无论如何，美国控制高科技、控制金融、维持福利社会，这套做法越来越难玩下去了。因为离开了实业支撑的金融，只能是随时会破灭的泡沫。制造业才是根基，金融业、服务业必须依托于制造业。现在流行一种说法，似乎发展服务业可以拉动消费，不提制造业如何发展升级，只是一种空想。
王敏：西方国家目前普遍存在失业率高的现象，是导致民众普遍愤怒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之所以发生这种现象，是否与全球范围内的制造业转移密不可分？
陈平：曾经一度，欧美老百姓的确愤怒中国的廉价工业产品打败了他们的工业，击垮了他们的福利社会，使他们过不上以前的好日子，因此攻击中国是低人权的经济增长、底层竞赛。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他们看明白了，中国大量产品运销欧美，这事儿不是中国政府干的，而是跨国公司干的，钱也是被跨国资本赚走的。而跨国公司的制造业转移又是美国军备竞赛的结果。中国得到的好处是增加了就业，1亿多农民工进城，制造能力大大升级，但是出口加工利润的大头落在跨国公司手里。他们没有拿去造福美国民众，而是玩金融游戏，搞垮了美国的实体经济。
那么，跨国公司为什么要把制造业向东方转移？这要追溯到1980年代里根的经济政策。里根上台后，提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经济政策，也可以说是他的一大发明：既搞星际大战来补贴高科技，同时又减税来减少政府的福利开支。当时美国政府支出1/3用于军备竞赛，2/3用于福利社会。我们都知道，搞军备竞赛需要钱，钱要从税收中来，那么里根不是摆明了骗人吗？当时里根的竞争对手老布什也攻击他在搞“巫术经济学”。然而，西方民主就是如此“神奇”，谁敢许诺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谁就上台。
里根依据的理论是经济学的供应学派，说是减税比政府扩大开支更能提高效率、增加税收。后来可以看到，里根的这些许诺从来没有兑现过，结果是美国财政赤字直线上升。怎么办呢？里根政府开始向全世界大规模借债来弥补赤字。借债以后，利率升高，美元坚挺，出口大大不利，迫使制造业大规模往外移，这都是里根政策的结果。同时，为了鼓励借债，他拆除了金融监管防火墙，各种新奇的金融工具层出不穷，最终导致这次金融危机。
实业才能支撑经济
王敏：您也认为是金融业失控和过度创新导致了2008年至今的金融危机？
陈平：我认为观察经济发展的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由不同的阶层主导。美国最初的成长阶段是由发明家带动的，例如爱迪生；然后是企业家、工程师带动，比如福特搞的汽车流水线生产；等到市场饱和面临强劲竞争对手，如克莱斯勒汽车1980年代走出的破产危机，就是由营销人才亚科卡主导；然后到第四阶段，大量企业失去竞争力，兼并潮起来，才会由金融家来主导。英国、美国都先后走过了这条路。其实只要看到哪个国家由金融家主导经济，这个国家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现在全世界都在愤怒，指责金融家绑架了政府。华尔街对美国经济起了破坏作用。历史往往是不可逆的，制造业出去了就难以回来了。现在美国一些大公司开始把研发都往外移，因为经济越衰退，利益集团间博弈就越严重，交易成本越高，税收越高，经济成长空间越小。前段时间微软的一个高管告诉我，一项新技术研发出来，在美国要从投资、立法到投产，平均周期需10年以上。但如果跟中国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家洽谈，平均22个月就行了。中国的技术不如人，但是决策能力和速度远高于西方。全球国际分工的大改组是体制的竞争决定的，汇率和劳工成本不是主要因素。
王敏：您认为中国对于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已不仅仅在于廉价劳动力，而在于一整套既有规则又充满活力的机制保障？
陈平：当然是这样。这最主要还不是受西方教育的经济学家的贡献，而要归功于具体执行经济政策的地方政府和干部的创新。他们非常清醒和务实，很明白一个政策出来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头脑非常清楚，没有被华盛顿共识忽悠，所以能够做到扬长避短。世界上只有中国既能吸收跨国公司带来的先进技术，又不被跨国资本所控制。比如，我们引入跨国公司的一个策略是“市场换技术”，要求跨国汽车公司零部件的国产率必须逐年提高，因此中国的技术、管理人才成长得非常快，这也是中国比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更具竞争力的优势所在。同时，政府也扶持一些大的国营以及民营企业崛起，与跨国公司竞争，迫使它们降低利润。好多制衡跨国公司的办法，照西方主流经济学标准看，也许是不合理的，甚至是腐败的根源。但正是这些由基层干部和中层干部在实践中摸索出的做法，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经济起飞。中国式混合经济的健康发展，远胜过东欧的全面私有化。中国基于学习、创新和分散试验的新经验，也将使经济学超越均衡优化的古典规范，去探索非均衡演化的复杂经济学。
重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王敏：全球化第一阶段，即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是否已告终结？下一阶段我们将如何开启新的全球化和世界秩序？
陈平：索罗斯在《开放社会》曾提出建立适用于全球市场的监管体制的设想，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出以公心的世界政府。改革现存的全球治理机制也比较难，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赤裸裸地为美欧利益服务的。这些机构的改革会非常迟缓，因为国际机构的改革是实力制衡的游戏，没有危机，西方不会轻易放弃既得利益。在现有的体系之下，中国以及其他非西方国家很难有具有分量的发言权。
假如没有世界政府，要维持全球化的市场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主要大国之间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以适应改变了的世界格局，避免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二次大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建立在雅尔塔协定基础上，美、苏、英瓜分世界，实际上是美国和苏联瓜分世界，现在这种格局已经终结，必须重新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美国、欧洲、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几个经济体，假如彼此能尊重核心利益，就能维持全球稳定。表面上，还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维持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交换条件是美国和欧洲承认中国的核心利益。
我早在2008年的巴黎会议和2010年的堪培拉会议上向美国经济学家建议，美国如果废除美台条约，中国可以勾销美国一两千亿美元的债务，从而建立稳定的互信合作关系，稳定国际市场。《纽约时报》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出终止美国对台湾的军援和军售，在2015年以前废除美台防卫协议，以此交换中国豁免其持有的高达1.14万亿美元的国债，认为这是美国摆脱债务危机的唯一办法。其思路和我以前的主张一致，只是提高了价码。可以看出，美国内部对于国际政治新秩序也在进行一些比较务实的思考，越来越多的政治家承认中国的崛起，必须调整西方中心的冷战格局。
中国等新兴市场力量的崛起，毫无疑问会改变世界格局，但还要取决于我们自己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绝不能被西方自由派思想俘虏。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化，只能重蹈东欧与苏联的覆辙。
冷战期间，美国由于打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被中国军队牵制力量，导致苏联的人造卫星和军备竞赛一度超过美国。美国军备竞赛虽然领先苏联，却将国内的民用市场让给德国和日本，于是这两个国家经济快速崛起。中国的崛起也得益于抓住了历史机遇。苏东剧变、中东战争和9•11等事件，使世界矛盾的焦点从东亚转移到中东，牵制住了西方的注意力，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30年和平发展的时间。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经济腾飞的同时，拥有独立的国防，不依靠美国的庇护，不必听命于美国，才使中国的经济决策比德国、日本更为独立自主。如果中国能够继续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团结亚太地区，一定能走出一个全新的格局。如果我们被西方经济学的偏见迷惑，也可能向拉美一样成为美欧的依赖经济。现在我们可以说正站在十字路口上。虽然有人发出悲观的论调，以为中国什么都不如西方。我却越来越有信心，中国会走出新的道路。因为西方模式的困境，现在还看不到摆脱的希望。克鲁格曼开始谈论战争，因为结束大萧条的不是凯恩斯政策，而是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欧洲要摆脱金融危机，改革和战争都面临两难的困境。因为老龄化限制了他们打持久战的能力，闪电战又不足以刺激经济。
《东方早报》：哈佛学生罢了曼昆的课
来源：东方早报 ：石剑峰 2011-11-16
美国当地时间11月2日，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N.Gregory Mankiw)著名的经济学导论课程“经济学十讲”正在进行时，大约70名学生公然走出课堂，以抗议曼昆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偏见，同时声援已经持续一个多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在过去的10月，学界大佬出面支持或反对“占领华尔街”的有好几位，但以“被罢课”形式被牵涉到“占领华尔街”中，曼昆是第一位。
“课程不解决现实问题”
本学年，共有超过700名学生选择了曼昆教授的“经济学十讲”，这门课程在哈佛大学影响力巨大。上周三抗议那天，曼昆正准备讲“收入的不平等性”，而这正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主要观点。
70名抗议学生写给曼昆的公开信主要质疑了“经济学十讲”具有一定的偏见性，并认为他的课程解决不了现实问题，“今天，我们离开‘经济学十讲’的课堂，是为了表达我们对于这门经济学导论根深蒂固的偏见的不满。我们深切地担忧这些偏见将影响到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大学以及我们所身处的整个社会。”抗议学生认为，“我们发现这门课程，对于我们认为已经问题重重且对不平等束手无策的经济，持一种特殊而且有限的看法。”“由于在您的课程中不涉及第一手资料，学术期刊中的关键文献也并不充分，因此我们几乎无法接触其他可供选择的路径来研究经济学。认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原理就比其他任何理论，例如比凯恩斯理论更重要、更基本，这是毫无道理的。”实际上，曼昆对凯恩斯主义是有所批判的。
曼昆：尊重学生抗议
自己的明星课程在遭到学生抗议之后，曼昆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并不认同学生对自己课程学术价值的质疑，他说：“我所教授的经济学是一些主流观点，没有夹杂任何政治偏见。大家都知道这点。”但他对学生的抗议行为表示尊重，他认为，能对这些社会问题提出质疑，对“占领华尔街”展开辩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曼昆是当今世界上最年轻、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之一，曼昆对经济研究和分析的技术运用娴熟，比如建数学模型和数量分析方法。曼昆并不放弃凯恩斯主义，而是通过自己在微观经济领域的研究，努力为凯恩斯主义提供一个新的、更坚实的微观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他大量吸收倾向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精华。
不过，曼昆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拥有知名度，主要来自其1992年出版的《宏观经济学》和1998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此外，他也曾是小布什总统时期的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齐泽克：这不是嘉年华
相对于曼昆、斯蒂格利茨和克鲁格曼对“占领华尔街”的评论大多停留在经济学层面，今年正在纽约大学任教的哲学家齐泽克，他在祖科蒂公园发表的演讲，更具有煽动性和表演性。10月9日，他身穿红色T恤衫，手拿讲稿出现在祖科蒂。他每念一句斯拉夫口音很重的英语，围观群众就高声重复一遍。尽管只是几个熟悉的段子倒来倒去，但这个大胡子的表演性演说，还是满足了“占领”群众的斗志。现场演讲视频还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他第一句话就说，“（他们说）我们全是失败者，其实真正的失败者就在华尔街里，他们要靠我们付出数以十亿计的金钱救济才能脱困；有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者，但其实这里早就存在社会主义——是专为富人而设的社会主义。”他警告在场群众，不要把这场运动当成一场嘉年华，过了几十年后成为美好的回忆和谈资，“搞一个嘉年华会很容易，真正重要的是在我们回到正常生活的那天。到时候是否有任何事情改变了？”齐泽克的激进之处在于，他要大家思考用什么社会组合来取代资本主义。“记住，问题不在于腐败和贪婪,问题在于一个把人推向腐败的制度。”
不少学者支持抗议
格里高利·曼昆的“经济学十讲”成了学生抗议和宣泄的对象，这对曼昆这样一位明星学者来说有些许尴尬，尤其是曼昆本人并没有对“占领华尔街”直接评论。
而他的另一位同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早在10月5日就已经走入示威人群，他对这一群众运动是持谨慎支持态度的，他将美国普通民众被迫为金融业的风险承担罪责的不合理现状，归结为是社会民主制度的缺失，“我们都在谈论经济学，但很少有人谈论民主。我们的金融行业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应该分配资本和管理的风险，但现在，因为他们的分配不当造成了风险，而我们却要为此承担责任。”“这不是资本主义，不是市场经济，而是一个扭曲的经济。” “如果这种形势继续下去，我们就无法实现增长，也无法成功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
斯蒂格利茨把美国当前社会的不公归结为市场经济的扭曲，并由此可能对民主制度正常运作提出警告。斯蒂格利茨的这一立场是暧昧的，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则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上，公开支持“占领华尔街”。克鲁格曼说：“首先要说的是，抗议者对华尔街的指控——不管是就经济层面，还是就政治层面而言，华尔街都是一股破坏性力量——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克鲁格曼说，“这场运动找对了愤怒的对象。”
此外，不少作家也发表联合声明声援“占领华尔街”。比如，10月14日，作家尼尔·盖曼、拉什迪、娜奥米·克莱恩在occupywriters.com 网站上签字，对该活动予以声援：“我们敦促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尊重‘占领华尔街’行动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我们，以下签名的作家以及所有加入我们的人，支持‘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世界各地的占领运动。”
一些批评学者认为，主流经济学家尤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应对此次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负有部分责任。
最近出现了一件轰动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事件：哈佛学生罢了鼎鼎大名的经济学家曼昆的课，并发表了致曼昆的公开信。一位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何以会有如此遭遇？
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由来已久
首先，罢课事件并不是在哈佛大学第一次出现。2003年700多名哈佛学生和毕业生就签署了一封对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请愿书，请愿书要求对Ec10（即《经济学原理》课程）进行改革以促进经济学课程的多元化，尤其是要求提供由S.Marglin教授等倡导的具有更广视野和批判性思考的替代性导论课程。原因是，Ec10是当时哈佛大学提供的唯一的经济学导论必修课程，而该导论课程就是讲授新古典经济学的各种模型，而且课程原始资料的大部分文章是由讲授者M.Feldstein教授自己或同类经济学家所撰写。
面对来自学生的压力，同时为了保住哈佛大学和经济学系原任课教授的面子，作为折中的结果，哈佛大学答应在经济学系之外开设学生们所要求的课程。但是，正如此次公开信指出的，许多哈佛学生并没有能力选择Ec10之外的课程，因为此课程除对于经济学、环境科学以及公共政策学学生来说是必修的，当社会学专业必须选择一门经济学导论课程时，唯一的另一门可供选择的课程——S.Marglin教授开讲的经济学批判却每隔一年才开设一次（今年就没开课）。
其次，罢课事件也不是针对主流经济学课程的孤立事件。2000年7月法国就爆发了“post-autistic”经济学革新运动，它将目前在经济学课程表中居压倒性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理论及其方法称视为“我向思考的”（autistic thinking），因为它基于狭隘的视野而没有能力与其他人交流，甚至也没有兴趣与他人进行交流，而只是做离群索居自我封闭的思索，从而只能集中于自身的智力游戏之中，并把数学本身当成追求的目标，而排除或禁止批判性的思考。法国经济学学生在因特网上发表了一封对他们教授的请愿书，呼吁脱离虚构的世界，寻求一种适于分析对象复杂性的多元化方法，更多的关注具体的经济现实。
随后2000年9月，英国开始发行电子出版物《post-autistic经济学通讯》，11月又创立了网站，《post-autistic经济学通讯》也改名为《post-autistic经济学评论》；12月，post-autistic经济学运动的法国学生领导人参加了在英国召开的“经济学的未来”国际会议，从而激发了该项运动在法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联系。
2001年7月，剑桥大学27名博士生发表了“开放经济学”的公开信呼应法国学生的要求，要求对主流方法的基础作公开争论并引入其他相竞争的理论和方法；2001年8月，来自22个国家的75名学生、研究者和教授在美国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发表了呼吁对经济学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堪萨斯城宣言”，请求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们克服有关人类行为的僵化观念，在研究中认真考虑文化、历史和方法论问题，开展跨学科对话；最后，这一反思思潮延伸到了美国主流大学，并在哈佛爆发。
再次，此事件是一些学者以经济危机为契机抓紧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反思的结果。事实上，针对2008年11月英国女王访问伦敦经济学院向学者们提出的“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这一所谓的“女王难题”，英国一些经济学家S.Dow、P.Earl、J.Foster、G.Harcourt、G.Hodgson等10位主将就联合上书指出：“经济学家的受训面太窄，只关注数学技术和建构不依赖经验的形式模型，这是我们这一职业失败的主要原因。在许多主流经济学学术期刊和院系中存在的为数学而数学的研究追求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缺陷”，正是“这一不大关注现实世界的对数学技术的偏好，让许多经济学家偏离了至关重要的整体性观察的轨道。这导致经济学家们无法对经济学分支领域的过度专业化及进一步探讨损害大局观念形成的原因之动力进行反思”。而且，在这些“后-我向思考”经济学家们看来，英国及其他国家有影响力的主要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此次危机是负有部分责任的”。
在2010年“后-我向思考”杂志为追究经济学家对此次经济危机的责任而在设立了“经济学炸药奖”（the Dynamite Prize in Economics），最后获奖的10位是：格林斯潘、弗里德曼、萨默斯、布莱克和斯托尔斯、法玛、萨缪尔森、卢卡斯、理查德•波兹、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林德伯格；他们几乎都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者和鼓吹者，以及数理模型的构建者和应用者，在经济危机的酝酿和爆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新古典经济学是不合理世界的“辩护学”
最后，此事件也是经济危机的现实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直接促发的结果。新古典经济学以基于形式逻辑的数理模型来为现实社会的收入分配进行辩护，不仅将现实收入都视为合理的，而且论证市场机制将会导向整个社会的和谐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甚至以逻辑上的最优来设计市场机制和秩序。有新古典经济学家就宣称：如果这个世界与他的模型不相像，那这个世界就太糟了。然而，现实世界确实与主流经济学的理性模型相差甚远，糟糕的经济危机就是明证，而主流经济学不仅无法预测它，而且更无法解决它。
同时，当前的经济危机根本上是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结果。美国国会预算处 (CBO)最近所公布的研究结果就指出，1979年到2007年间，美国最富有的1%高收入族群税后所得增长多达275%，中产阶级同期间税后所得只成长40%。而且，收入差距的拉大本身又是欧美社会经济政策受新自由主义支配的结果。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普曼在《外交事务》的文章就指出了美国经济鸿沟日益扩大的两大原因：一是市场力量的自然结果，美国崇尚自由市场主义，而市场机制下的分配机制根本上就是由力量决定，强势的管理阶层可以享受高额薪资而不必管公司的业绩如何，以致少数菁英攫取了巨额的金融利益；二是公共政策的扭曲，自1970年代迄今公共政策持续偏向有钱人：国会一再为高所得者减税、放宽资本利得及其他投资所得的税负，一再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监理，让富有的经理人及投资者通过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创造出的衍生金融工具而变得更富。
面对经济危机，新古典经济学家却争辩说，衰退是由暂时的混淆引起的，并宣称任何试图与商业周期作斗争的努力都只能适得其反；面对美国社会爆发的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都持冷漠乃至敌视的态度。显然，经济危机使得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缺陷完全暴露出来。
总之，哈佛学生的罢课具有深刻的学术和现实根源，它是2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反思运动的延续，是没有根治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教学之内在缺陷的周期性爆发。事实上，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及其课程，只是提供一个与无论何种具体问题度都没有联系的“想象世界”，而且它还借助数学工具极力排斥其他思想的挑战，从而对学生的思想和理解力造成了严重的压制。
Julie A. Nelson就写道：“塔利班及其原教旨主义思维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最控制和压迫妇女的东西。现代学院派经济学和全球经济政策已经被乔治•索罗斯所抨击的那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僵硬思维所控制”。
试想，尽管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都会捧出一两个“著名”经济学家，但这些经济学家究竟对社会提供什么帮助呢？有人就调侃地说，未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热门议题是：1.如果你能发展一个数学模型解释“在不完全信息之下，为什么肚子饿了要吃饭”且能精确地预测吃几碗；2.如果你能发展一个严格数学模型解释“在不确定时，为什么理性的经济学人会迟到”且能精确地预测迟到几分钟；3.如果你能发展一个严格数学模型解释“在不完全信息之下，为什么一群高学位的经济学人凑在一起会变得很不经济”。
因此，早在1992年一封由霍奇逊和麦克洛斯基起草并得到44名杰出经济学家签名的“请愿书”就在《美国经济评论》以付费广告形式发表，新古典经济学的衰落过程也正是我国把它捧若至宝引进的过程。那么，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学生们又一次走出了这种“黑板经济学”的课堂，我国的经济学学生又有何反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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