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殖民全攻略（下）

美元殖民全攻略（下）

    

    和第一次全球殖民运动一样，对财富欲望的利益驱动是以强欺弱的动力。既然是文明社会和文明人，取代原来强取豪夺的就是美元刀的殖民剥削。美元资本、名人理论、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及买办汉奸，无一不是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殖民工具。

    一、美国地缘政治与经济战略
    
    记得在笔者读高中的20世纪80年代，有位从当时苏联回来的校友给我们讲课，别的都忘了，但有两点至今记忆犹新：一是苏联人爱读书，说在地铁里的人，没人说话，每人都拿本书在看，一个貌似农村大妈的老太太，手里竟然捧着一本普希金的诗集；二是苏联朋友和他讲，如果中国和苏联联手，“世界就在我们的口袋里”。惊讶于苏联人文化素质之高之余，也知道苏联和中国与当时冷战下的美国，有一个“大三角”的地缘政治博弈。
    20多年过去了，世界似乎还在中美俄的圈子里打转。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阴谋，通过冷战新思维的军备竞赛等经济手段，拖垮了苏联共产主义大联盟，随后更是以波兰的“休克疗法”的成功例子诱使苏联休克于美国自由主义新经济的打击之下。
    冷战的胜利，使美国战略家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经济手段给潜在对手制造动乱，摧毁其经济成果，延缓其自主经济发展诉求，最终达到肢解他国经济，进而肢解他国版图的目的。此战略的形成，得益于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美元武器，这是聪明的“以己之长博人之短”的战略。
    连凯恩斯都同意，颠覆一个国家，最好的手段就是通过通货膨胀，进而造成其货币贬值而崩溃。
    最大的物质产品供应国、最大的国内市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以及最强的军事实力，尤其是美国印钞机印出的美元纸可以买到世界上的几乎任何东西。这就是今日的美帝国的超级霸权。
    美国是不是由此就可以颐指气使、为所欲为呢？当然不能。美国还有制约和制衡力量，美国还得随时打击潜在对手。这些博弈对象，包括欧洲、俄罗斯、中国、日本以及众多石油输出国。
    欧洲曾经是世界的中心，现今的美国本质上就是欧洲尤其是英国移民的后裔。欧洲大国之一的英国地缘政治的谋略就值得我们借鉴。
    英国是个岛国，孤悬于欧洲大陆板块之外，但凭借产业革命和地理大发现，不断拓展海外殖民地，国力迅速上升，经过“一战”摧毁西班牙无敌舰队和荷兰“海上马夫”之后，一跃而为海权强国，其货币英镑成为世界流通的主要货币。
    英国一直奉行大陆均衡地缘战略，始终以地缘战略利益划分敌友，或纵横捭阂、分化瓦解，或假借人手、火中取栗，积极参与介入欧洲大陆板块格局的演化进程，在很长时间里避免了欧洲大陆上出现一个绝对强势的陆权国家。
    拿破仑称霸欧洲，它就出钱出枪组织反法同盟，封锁遏制法国；后德国强大，又反过来联合法国遏制德国；“一战”后德国战败，法国主张要彻底摧毁德国，它赶紧出面阻止，主张不过度削弱德国，要适可而止，留下德国以制衡法国；后来苏联上升势头迅猛，它又联合法德制衡苏联。
    因而欧洲大陆板块始终处于四分五裂、力量均衡状态，大陆国家内耗不断而无暇他顾，使得英国能在外围平衡居中、分而治之，尽收渔翁之利。
    “二战”后英国又加入美国阵营，至今未加入欧盟，排斥欧洲统一进程，成为美国留在欧洲的“楔子”。英国利用日益强大的美国在欧洲的影响，保持其在欧洲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力。比如与美国联手发动科索沃战争，制约欧元；跟随美国发动两次海湾战争，控制中东石油……美国也不希望看到铁板一块的欧洲大陆，与美国利益绑在一起，也符合其地缘战略利益。
    “二战”之后美国翻身的根本的原因是美国对欧洲版图做了大“手术”，即在“二战”中将东欧让给了苏联，并由此大大压缩了西欧的地缘政治空间。但看看今日的世界地图，欧洲地缘政治版图已恢复到“二战”前的大欧洲的水平，整个东欧已融入欧洲。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欧洲力量的增强和扩大。
    可以预见的是，欧洲向美国叫板的声音还会更响。欧洲与美国的矛盾，意识形态不重要，最重要是战略利益。
    面对新近重新崛起的俄罗斯，欧洲与美国又有共同的地缘政治需求，就是不希望看到一个军事和经济都强大的“北极熊”。通过北约东扩和“颜色革命”，已逐步填补俄罗斯在东欧、中东和西亚等区域的军事真空，并将美欧之盾推向俄罗斯的家门，俄罗斯终被逼向防御的死角，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并多次表达强硬的反制立场。
    得益于90年代国际油价的持续上升，坐拥全球石油储量近1／3的俄罗斯经济迅速复原。普京总统的铁腕强势，使西方的颜色革命难以施展，美国只有采取围堵和分裂的策略肢解俄罗斯联邦，瓦解其最后的防线。近年来，美国所主导的全球能源战略和北约东扩的步步进逼，2008年8月终于爆发了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就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地区独立问题的军事冲突。俄格之战牵动着美欧的神经，美俄关系迅速僵硬，趋于紧张。
    表面看俄格之战属地区局部冲突，其实是俄罗斯对美国的亮剑行动，揭开了未来美苏围绕石油与资产定价权争夺的金融之战的序幕。
    美俄欧三大利益集团的冲突和矛盾，集中体现在中东的石油争夺战中。
    过去的不说，对于态度日益强硬的“无赖国家”伊朗，美国处在打与不打的两难中。根本上讲，美国搞掉伊朗是必由之路，届时将收抑中、遏俄、收欧之一箭三雕之效。但是，前面也讲了，美元的信心是来自于他国对美国的信心，如果这一仗打败了呢？！在战略家眼里，战败的后果远比战胜的结果更重要。
    虽然美国“二战”以来发动了十余次大大小小的对外战争，但是与当时并不如今天强大的中国有关的朝鲜战争和与中苏有关的越南战争，均折戟铩羽，成为美国心中永远的痛。此后，美国的战争靶子都是“软柿子”，是务求美国必胜的表演秀。如果伊朗一战失败，真有可能是美国的“衰败”之战。欧洲、中国和俄罗斯就有机会乘虚而入，撼动美国霸权地位。结合到这次的金融危机中欧洲的表现，以及中国领导人曾说“亚欧合作是解决危机的最好办法”，就可知此言不虚。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法德两国意欲有为。基本思路就是拉美国下马，改变自己与美国相处的不利地位，进而改变全球的金融、贸易规则。最理想的状态，莫过于建立“欧美共治”，欧元可以如美元一般全球发行、全球流通，从而与美元划海而治，分得世界垄断货币超级利润一杯羹。
    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各国政要在不同场合“唱衰美元”，近期在美国要救助三大汽车公司的动议出台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强硬表示，“如果美国政府出台的汽车业救助措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定，欧盟将考虑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这次危机中针对美元霸权，还有一个新动向，就是欧洲寄希望中国出头，与中国共同挑战美元。一是中国是目前美国最大债主，二是中国深受美元之苦。关于这一点，书中多次强调，这是欧洲与美国地缘政治博弈的权益之计，是个阴谋。
    欧洲经济长期缺乏独立性，也缺乏活力；同时受制于美国经济，承受美国经济的剥削。欧洲人要改变的规则，是使其利于欧洲，而不是利于全球。即欧洲要改变自己相对于美国的不利地位，却要保持相对于欧美以外其他各国的有利地位，顶多是以欧元取代美元——这正是欧元产生的真正原因。
    取代美元以后的欧元会和美元一样，继续从全球“吸血”。这是本国利益最大化和资本的趋利性质决定的。
    针对中国，延滞中国经济发展，避免东方出现一个超级大国，在这一点上，美国、欧洲和日本甚至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战略都是一致的。从根本上讲，美国不能容忍日本和德国的崛起，美国消灭英国霸主的地位，美国将苏联逼向垮台，美国又怎么能让华夏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呢？！
    虽然“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但目前，美国只是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挑战威胁，中国虽上升势头迅猛，但也只是在上升中，且国内矛盾和问题仍多，解决起来仍需经历数十年时间，美国还有更多的时间构筑和实施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
    这也是为什么本书强调，要认识美元殖民本质，换了欧元，也一样是同样的殖民本质，其性质不变，甚至剥削手法都不会变。欧元、日元是美元的附属货币，欧洲、日本其实就是美元殖民的帮凶。有一句话形象地说，美国是虎，欧洲是狼，日本是鬣狗。
    但是，自中国走向外资依赖之路，走向以土地、资源及人力换取美元之路时，美元刀就已横在中国上空，目前只是引而未发。中国只有尽快走出自己的货币之路，发展自主信贷主权，才能在大国博弈的地缘政治和金融决战中谋图大国复兴。

    二、美国殖民战略
    
    大谋无形。美国的经济殖民战略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描述清楚，也非本书30万字的小册子就能说清楚和准确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美国名人，尤其是金融方面的名人和政要的表现了解其轮廓。
    “美国经济大师”格林斯潘进入政界历经美国6位总统，为4任总统制定美元战略（出任美联储主席一职），是不折不扣的“经济皇帝”。他如何评价诸位总统？他认为，尼克松和克林顿“最聪明”。因为正是尼克松挖掘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坟墓，推动了“善意忽视”的美元贬值政策，确立了美元的霸权；而克林顿使江河日下的美元赤字成功扭亏为盈，证实了格氏自己完美的美元调控能力。
    事实上，说到美元殖民战略的形成，我们还得从“罗斯福新政”说起。
    本书特别讲述的1929年的“大萧条”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尤其是对自由经济理论的应用和发展以及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变动，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凯恩斯参与的“罗斯福新政”就是在那个背景下出台的。
    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用“看不见的手”调控经济，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而英国人凯恩斯却主张“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用国家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缓解资本主义内部矛盾。
    凯恩斯当时在英国受到批判，到了美国却成了罗斯福总统的座上宾，出台了把美国带出大萧条的“新经济政策”，其主要措施就是，稳定金融，振兴工业，调整农业政策，推行“以工代赈”，加强了政府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控制与调节。其效果是美国经济回升，失业人数大幅度下降，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控制和管理得到加强；为美国在二战中的迅速扩大生产力，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奠定了基础。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正是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国家意志及利益最大化的考虑，美元战略，包括设计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得以有秩序、有步骤地一步一步实施，加强了对非美元经济体的剥削和压迫。美国从此取代了从前资本主义为贸易利益大打出手的战争形式，改为经济遏制的虚拟的美元刀战略。        
    也正是罗斯福总统抓住了二战的历史机遇，是通过美元战略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奠基人。
    斯大林在二战后在德黑兰第一次见到这位残疾的总统时，就说了一句由衷的赞语：“我们来这里会谈是为了战后至少有50年的和平，您的智慧是让我放心的”。
    然而斯大林当时没想到的是，正是这种“智慧”，在避免“热战”的前提下，美国人用新冷战，就是用经济方法拖垮了他建立的强大苏维埃联合共同体，不费一枪一弹。
    成此大功的是里根总统，而评估这种战略可能性的就是当时任“总统外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
    1945年，欧洲殖民主义瓦解，全世界的殖民地先后都获得了民族解放和独立自由。但是美国却试图滥用美元垄断重新锁定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形成对美国的新型依赖，进行第二次全球经济殖民运动。
    1971年，美国总体尼克松在持续的财政和贸易逆差将掏空美国黄金储备的压力下，放弃了美元同黄金挂钩。此后，美元成为一种无任何国家财政和货币纪律约束的不兑现纸币。同时，美国继续承受着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这就是美元霸权的开始。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美元信任危机后，里根政府开始了“强势美元”政策，促使了美国发行的美元有效回流，维持了美元的稳定，美国国内也经历了长达8年的经济繁荣。而地球另一边的与美国军备竞赛的苏联却因力不从心，最终在1991年土崩瓦解了。
    冷战结束后，世界人民憧憬在世界长久和平的幻想中，而美元却抓紧了其战略的实施，其中民主和自由是其对外经济殖民的两杆大旗。
    2006年美国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异乎寻常地强调推进民主，可以说，推进民主已经成为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的最重要的关键词。
    正是在民主的大旗下，美国多次武装入侵许多国家，其中包括古巴、菲律宾、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墨西哥、巴拿马、尼加拉瓜、韩国、越南及伊拉克。在每个国家里，美国均开展了所谓民主国家构建活动——举行选举、清除军阀和腐败，提振经济。但是对中东最大的独裁政府沙特阿拉伯王国却相敬如宾，实现双重标准，个中原因前面已经讲过了。
    也正是在民主的大旗下，美国加强了对苏联解体后的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和北约东扩，把俄罗斯这个昔日巨人逼到了死角。在美国反恐的掩护下，美国的“邪恶轴心国”、“流氓国家”以及“暴政前哨”等名词，给众多国家贴上了标签，古巴、缅甸、伊朗、朝鲜、白俄罗斯、津巴布韦和利比亚等都分别被贴上了不同的标签。
    如果不是投鼠忌器，相信中国也会榜上有名。
    这些国家分布在各大洲，原因只有一个，“邪恶轴心”与“无赖国家”基本上都是“反美的”、“专制的”国家，多数都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暴政前哨”只是以“专制”为标准，多数国家并未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有“反美”的言行。
    美国推进民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推进民主要服从于美国总体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这就使得美国在推进民主时经常采用双重标准并且将推进民主作为贯彻总体对外政策的一张牌。
    值得一提的是，缅甸之所以上了美国名单，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缅甸是遏制中国西出的战略要塞，是为了全面围堵中国的一步棋子，不排除抛出缅甸是为了将来发动与中国战争的舆论造势。
    美国推行的自由主义则以“华盛顿共识”最为引人注目。
    华盛顿共识是冷战结束后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当时，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 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
    该共识包括10个方面：（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从所谓“共识”中可以看出，这就是为美元进行殖民掠夺进行的包装，是美元殖民的合法外衣。结果证明，在主张走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包括阿根廷等国在内的新兴国家每隔几年就会发生货币危机的经济动荡。
    先是拉丁美洲，再是南美的墨西哥，接着是亚洲，然后是俄罗斯。管理不善及腐败和“华盛顿共识”一起在近10年里破坏了十几个国家的经济，现代金融业的高速发展和贪婪为各种不稳定提供了渠道。
    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来实施”。
    在格林斯潘到北京推销“共识”的时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就反问了格氏，既然美国推行自由化经济政策，崇尚市场自由，那么美国怎么还会有工资和物价管制——指尼克松政府的“冻结工资和物价”法案。格氏当时竞无言以对。
    时至今日，美国仍拿所谓“共识”要求中国，为美元殖民服务。中国针锋相对，出台了“北京共识”。这是题外话。
    “华盛顿共识”以后，美联储扩大货币供应的放松银根政策，为从贸易赤字中分离出的财政赤字融资，这导致了资产价格泡沫。资产价格泡沫可以吸收日益攀升的债务，却不改变债务与资产比率，造成虚假的所谓经济增长。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将这种虚幻的增长吹捧为外国投资被吸引到美国资产的原因所在：美元霸权所做的是以美元标价的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失衡转变为美国经济中以美元标价的债务泡沫。美元持续地丧失购买力，而以美元标价的资产价格日益攀升，反映这种资产价格的经济高速增长又为美国债务和资产的持有人带来了名义上的高额回报。
    正如廖子光先生指出的，“金融全球化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具有最大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其双重赤字均是以美元纸币融资的。”
    “美元霸权下的世界贸易成了这样的游戏：美国发行美元纸币，世界上其他国家生产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产品。全世界相互联结的经济体不再为了获得李嘉图式的比较优势进行贸易；它们在出口行业竞争，获取所需的美元清偿以美元标价的外债，并积聚美元储备以维持本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的汇率。”
    “满招损，谦受益”，滥发美元以获取“铸币税”好处和推行“赤字”美元政策进行殖民掠夺的美国，终于在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并迅速蔓延至全球各大经济体。
    这起源于美国房地产固定抵押贷款的次贷危机，又通过美元这个世界货币的媒介输出到其他国家，正如危机前用天量金融衍生品吸收各国美元外汇储备，从而输出通货膨胀一样。
    危机过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只是“皮外伤”，是金融危机，而中国呢，则是“内伤”，是经济危机！
    正是对美元战略的深刻剖析，长期研究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的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克鲁格曼提出了国际货币体系“三元悖论”，意思是指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三者不可兼得，最多只能取其二。
    保罗•克鲁格曼是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于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夺标，仍然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学派的胜利，也延续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偏爱美国经济学家的“传统”，本质上美国不希望“自由经济”这杆大旗倒下。
    在以美元为国际货币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元这种缺乏实物支撑的美国法币成了贸易流通媒介，同时又是国际储备货币，还是国际投资货币，这就导致现代经济学理论重新构架的问题，因为原来的经济理论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改变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米德冲突”和蒙代尔•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蒙代尔因此获得1999年诺贝尔奖。
    在他之前，研究在这次危机中臭名昭著的“金融衍生商品”的美国的学术界的“经济学家”，其中至少有4个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
    米勒（ Merton H．Miller），1990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马可维兹（Harry M．Markowitz），1990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索拉斯（Myron S．Scholes），1997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莫顿（ Robert C．Merton），1997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
    米勒与马可维兹得奖的理由是“在金融经济学的理论上有开创性的贡献”，而索拉斯与莫顿得奖的理由是“鉴定金融衍生产品价值的一个新方法”。
    货币只是个财富符号，生息的货币资本可以说是商品，但在这些经济学家手里，金融经济学的“钱生钱”被打造成了一个商品生产流程，正像几百年前恩格斯说的“好像梨树上长出梨子”一样。
    钱生钱其实就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数字游戏，这是一个高中毕业生都能明白的道理。但是美国要向全世界推销金融毒资产，需要包装，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们就是为这种毒资产做广告的人。
    不能说就是这些人导致了美国金融风暴，但是正是他们的理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推波助澜。金融危机的集中爆发，给美国的这些貌似高深的理论专家们上了一课，也使世界人民睁大了眼睛，开始注意美国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欺骗性。
    要探究美元战略，美联储无疑是个窗口。影响力最大的美联储主席当推格林斯潘。这位成长于美国大萧条时代的纽约郊区的犹太人是个音乐天才，研究战争成本和统计数据出身。由于老师的推荐，得以进入尼克松总统竞选班子，以后一路走红，历任多位总统幕僚和连续出任美联储主席一职。
    格林斯潘对内执行国家干预经济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和鼓励经济增长为目标，在制定货币政策过程中从不拘泥于任何一种经济模型和理论，用他那近乎魔术般的调节手段，为美国经济增长营造稳定的货币环境，创造了二战以后历时最长的增长和物价相对稳定的黄金组合。
    格林斯潘对外则大力推销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他的自传里，还专门辟有一章介绍斯密的理论。幸运的是，今天的自由主义理论正在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深刻反省和批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格氏推崇的自由主义开山之人亚当•斯密，其死后的墓碑碑文是这样写的：这里存放着亚当•斯密的遗骨：《道德情操论》及《国富论》的。
    不知道是人们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此话意味着，在经济自由化的同时要讲道德情操，而且《道德情操论》放在《国富论》的前面——实际上，美国人希望经济自由化，却忘记了提醒的道德论。
    这正是华尔街美国历次金融危机的最好解释。最早出现在中国的一本介绍美国次贷危机的美国著作，书名就叫《贪婪、欺诈和无知——美国次贷危机真相》。
    格林斯潘最经典的一句名言是：“如果你认为你已经完全理解了我的意思，那么你一定是误解了我的意思”。他的政策似乎总是有意地带有告诫色彩和模糊性。格林斯潘的太太曾经开玩笑说，格林斯潘向她求了三次婚，她才明白格林斯潘的意思，而他自己说，是求了5次。因为他每次求婚都是用的“美联储语言”。
    相比之下，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总是说着简单的英语”，他说，如果需要，美联储可以通过直升机向居民抛撒美钞（意为多发行货币），由此，赢得“直升机伯克南”的美誉。
    面对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以及美元贬值等问题，伯南克认为“不关美国的事”。他在2005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谈到，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就是其他国家经常项目盈余，既然其他国家出现了经常项目的盈余，那么美国必然出现赤字。
    他认为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源不在美国，而在其他国家的高储蓄率导致的全球储蓄过剩。正是因为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的高储蓄，才造成了全球长期利率的下跌和美国经常项目赤字。
    伯南克甚至认为，减少美国财政赤字对减少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是没实质性作用的。他指出，1996年到2001年，美国是预算盈余，但是同样出现经常项目逆差；日本预算赤字比例高于美国，却拥有全球最大的经常项目盈余。因此，经常项目逆差和财政预算赤字没有必然的联系。
    伯南克说的确实是事实，但是掩盖了美元霸权下的经济剥削本质。
    美元的经常性项目赤字是因为全世界都需要美元，如果美国经常项目顺差了，就会发生美元荒，这是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特里芬之谜”的两难选择——但是，以此作为财政预算赤字“善意忽视政策”和滥发美元的理论基础，就是说明美国铁了心要走“故意忽视”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要继续其美元的经济殖民战略。就像银行天生有滥发货币的通货膨胀癖好一样，“道德制约”对美国不会起作用的，华尔街就是美国的缩影。
    唯有世界各经济体抛弃美元，美元才不再是刀，而是一张纸，美元殖民现象才会终止。
    全球经济体是怎么落入美元陷阱而进入这场不对称战争的呢？美国的经济殖民战略是怎么实施的呢？这就要说到自由主义殖民理论和相关国际组织。

    三、自由主义殖民理论和组织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调控化。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已经有近百年的历程，甚至可以说20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的历史本质上就是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不断斗争的历史。
    经济决定上层建筑，正是这些完全对立的经济诉求，决定了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以公有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以私有制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国家。任何一个国家选择一种社会制定，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背景——笔者倒不认为这种选择应该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应该是发展的，资本主义同样吸取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国家调控和社会福利的做法，有的地方甚至比社会主义国家做得更好。
    但是，如果我们忽视自由主义产生的背景和对美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殖民的图谋认识不清，必然是导致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的可悲结果。
    单从经济自由主义本身来讲，市场化有其合理的一面，竞争取代僵化的计划体制无疑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市场活力。但是如果是在垄断和寡头统治下的市场竞争，就不是宏观层面上的竞争，市场竞争在此时只是作为垄断组织的补充，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就没有意义了。所以美国有《反垄断法》，中国最近也通过了类似的立法，这就是政府管制。
    在对外贸易领域，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是对立的外贸政策，是自由化和政府管制的对立。
    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先是英国为了扩张本国工业而争取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后起的德、美等国起初则实行保护政策，它们工业实力壮大后，也要求“自由地”到世界市场上竞争。可见，美国最初选择贸易保护和后来选择自由贸易都是根据美国的国情出发的。即使美国极力向外推行自由主义贸易政策，可是美国的“301贸易法案”、农产品的出口补贴，以及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只买美国货”做法，一样是和自由主义背道而驰的。
    在货币金融领域，金融和资本流动自由化是与金融和资本管制相对立的政策。
    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保了美元垄断地位，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美国才会大力倡导贸易自由化和货币自由兑换。在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美元从垄断走向了寡头霸权。
    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管制成了美元殖民的制约，于是，以美、英带头，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国内进行体制改革，放宽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对外则极力鼓吹贸易和资本自由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推行的自由主义掩盖了美元刀的闪闪寒光，其他货币与美元的竞争就成了一场不对称战争，金融战败早已成定局；而其他货币之间的竞争，无不是美元刀下之鬼，就是为了赢得更多贸易盈余之下的竞相贬值过程。
    此时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是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进行经济改革，发展外向型经济。这就进入了美元战略陷阱。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失衡不断，而乱局对美国有利。因为危机介入是美国和欧洲强国利用世界银行和IMF等国际组织强迫他国实行经济自由化的最重要手段。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给美国留下了两大重要遗产，一是世界开发银行，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国家组织的成立的原因，如前所述，世行是为欧洲重建提供信贷支持，IMF则是为各成员国提供汇率稳定所需的紧急资金。在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中，美国和加拿大还倡导成立了有“富国俱乐部”的经合组织（前身是成立于1948年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
    这些貌似国际性的组织，其实是美国主导的、以美欧10国集团（G10）管理的配合美元经济殖民战略的国际工具。当时美英为世界银行和IMF的选址的分歧就说明了这一点。
    英国人当初是希望世界银行和IMF放在欧洲，最好是伦敦，因为英国已经体验了世行在发放贷款时对英国的政治压力和额外条件，所以希望这些金融组织能成为一个独立于政治而运作的经济机构。但是美国拥有世行近40%的股份，地点自然选择美国。
    那到底是放在纽约还是华盛顿，欧洲人希望是有“世界金库”之称的纽约。但是美国的战略家们却认为，为了便于各国交流，最终地点是世行和IMF放在了华盛顿，就挨着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而联合国，却放在了纽约。
    其中玄机是，美国不希望联合国成了美国的婆婆，让它远离美国国务院，而IMF、世行等却让美国成了其他国家的婆婆，美国政府欲用经济手段制约别国的企图呼之欲出。
    美国政府专门组建了国家咨询委员会（ NAC），负责国际货币和金融问题，专门由它来监督和操作世行、IMF和其他政府间借贷结构的运作。负责人是美国财政部长，成员包括美联储主席、国务卿、商务部长及进出口银行董事会主席。在世行和IMF投票中，美国这些执行董事们直接对国家咨询委员会负责。
    世行行长实质上就是一个傀儡，因此成立之初，多位美国银行家获得授权，却没有人愿意担任这个职位；加拿大银行行长格雷厄姆•陶尔斯（Graham Towers）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被授予世行行长职位的非美国人，但是他就拒绝了这个职位，理由就是世行行长在美国控制下只能是个傀儡。
    前面讲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和IMF是英国和美国共同拟定的产物，也是美元取代英镑霸主地位的标志。在1945年年底IMF各国认缴的73亿美元份额中，5个最大成员国控制了55亿美元，其中美国27.5亿美元，英国13亿美元，中国5.5亿美元，美国是英国的2倍，占了绝对否决权。
    1969年由“10国集团”（其核心成员是经合组织中的工业化国家，即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加拿大、比利时、瑞典、瑞士等，办公地点在法国财政部）提议设立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
    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计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亦称“纸黄金”，后称为“特别提款权”。最初每一个特别提款权单位被定义为0．888671克纯金的价格，也是当时1美元的价值。
    IMF不是银行或者信贷机构，只是一个货币池，特别提款权也不是一种有形的货币，而只是一种账面资产，看不见摸不着。特别提款权创立初期，它的价值由含金量决定，当时规定35特别提款权单位等于1盎司黄金，即与美元等值。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特别提款权现在已经作为“一篮子”货币的计价单位。目前以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4种货币综合成为一个“一篮子”计价单位。
    作为IMF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中国拥有的特别提款权配额为63．692亿，而美国以371．493亿特别提款权作为最大份额成员，是中国的6倍。
    成员国拥有的特别提款权可以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用来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贷款。特别提款权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作国际储备。用特别提款权作为统一的计价单位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成员国货币和特别提款权之间的折算比例，也就体现了各成员国货币的汇率情况。同时也能更好地反映一国货币的综合汇率。
    由于是“一篮子”货币的计价单位，一定程度上可以相对削弱美元的贬值对各国外汇储备贬值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2009年中国提出增加SDR份额被视为挑战美元的缘故。
    目前G10央行行长会议控制了IMF的理事会和国际金融政策制定。G10是IMF最大的联合董事，G10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是经合组织工作组会议最为重要的参加者。在IMF理事会，G10通常举行部长会议，以协调成员国立场。在部长会议之前，通常举行副部长会议，研究决定具体问题。G10会议控制了IMF的贷款总安排机构的拨款方案，实际上就控制了IMF财政权。
    从组建开始，世行和IMF就不是为发展中国家服务的国际金融组织，而在后来在美国推行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过程中成了美国的殖民工具也演变成为美元刀全球挥舞的护法神。
    新自由主义通过二十几年的经济实践，先在拉美，再在韩国、日本，随后在俄罗斯，尽管曾创造过短暂的繁荣，迄今为止还没有成功的例子。那些被迫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都先后陷入经济危机。
    其中影响深远的就有本书讲到的拉美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欧美强国将每一次危机当成进一步推行新自由主义和掠夺财富的绝好机会。
    对于韩国1998年向IMF和世行求援后的情形，《突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缘由与对策》一书有这样的描述：
    IMF和世界银行以及七国集团的银行家们把汉城的大宾馆变成了“现代形式”政治占领的司令部，在组织救援的旗号下，这些使者把韩国的主权削弱到了所剩无几的地步。他们甚至对此毫不掩饰。当时韩国正在举行总统大选，IMF总裁康德苏是让三位总统候选人签字，以确保不管谁上台，能保证遵守刚写下的条文……
    这些危机的发生根源基本相似，而美国和IMF为危机国开出的药方也千篇一律，就是紧缩的货币主义政策：进一步的市场化，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彻底的私有化，大力削减降低公共支出，削减政府开支。
    这是一个通过让危机国进一步新自由主义化来处理经济危机的战略选择。虽然这些药方往往不是缓解而是加深了危机，甚至导致社会动荡、政权更替，但危机国迫于经济的政治的压力而别无选择。
    对美国来说，这些国家的经济动荡对世界经济金融体系并不带来体系性威胁。经济的动荡为外力介入的经济改革创造了条件，使新自由主义得以加速植入。
    除了IMF和世界银行，国际贸易组织（WTO）也是美国打击潜在对手、削弱其主权和经济殖民的工具。
    美国利用其在现存国际体系中的规则制定者的地位和作用，在进入WTO门槛前设置对美国有利的条款。申请国不仅必须对自己的国家利益作出最大的让步，还必须对自己的经济体制作出最大的让步；不仅人会前必须进行大部分改造，还必须承诺人会后还会有更深刻、更广泛的改革。
    入会的过程变成了一个被美国用来获取战略利益，重塑别国经济体制的过程，重塑别国决策者价值趋向的过程。
    美国常常有选择性地为某些入会申请国贴上非市场经济的标签。这是美国惯用的战术手段。被贴上标签的国家往往因此而自觉地站在被告席上，拼命地证明自己。这个证明的过程往往就成了一个自我放弃的过程。中国要求欧洲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是一例。
    美国设置的标准不外乎是那套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私有化，市场化，减少政府干预，开放民族市场，开放金融体系。于是标签国纷纷将这些药方作为改革的目标。能短期实现的被列为短期目标，不能在短期实行的被列为长期目标。
    这是一个通过WTO将新自由主义推行到世界各国的和平演变的战略。
    除了上述的国际组织外，美国还通过所谓民间组织大肆收买、控制当地精英和组织，作为美国利益的代理人和自由化的传道者。比如有“第二中情局”之称的一些“智库”、基金会等等。限于篇幅，不多说了。
    正如美国评论家吉列斯•埃马瑞所言：“在合法性和人道主义者的面纱背后，人们总可以看到一帮亿万富翁的慈善家，以及他们所资助的各种组织，比如，开放社会协会、福特基金会、美国和平协会、国家民主捐助基金、人权观察、大赦国际、世界危机组织等……在这些组织的配合下，不仅可以塑造而且可以制造新闻、公共议程和公众观点，以控制世界和资源，推动美国制造的完美自由主义的理想。”
    总而言之，美元霸权和美元殖民战略是建立在国家机器、国际组织和买办阶级等三级组织之上，以自由和民主等理论为宗旨，以政治经济等非军事手段实现的符合欧美利益的完整战略体系。这些组织和理论，也是美元刀的护法外衣。
    在这样的战略布局下，美元开始了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殖民运动。各国的反抗，必然处于非对称地位；在与美元对抗的金融战争中，必然是一场不对称战争。
    在这场运动中，经济全球化下的跨国公司是实际操、获益者，是殖民运动急先锋和持剑冲锋的马前卒。

    四、跨国公司是殖民运动急先锋
    
    跨国公司之所以能跨国经营，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贸易的发展是全球化的动力。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据说是法国人T．莱维于1985年提出的，以此说明20世纪60年代以来商品、劳动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一个关于全球化的定义，认为全球化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的经济高速融合，亦即世界范围各国成长中的经济通过正在增长的大量与多样的商品劳务的广泛输送，国际资金的流动，技术被更快捷更广泛地传播，从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的现象，其表现为贸易、直接资本流动和转让”。
    从这个角度讲，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因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该过程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分享全球科技进步和资金流动以及国际贸易带来的经济发展成果。但是，如果以此忽视或者掩盖新一轮全球分工和产业转移过程中财富转移的不公平和资本帝国主义的剥削本质，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短视和愚昧。
    《世界是平的》一书的畅销多年就是这种短视的表现。
    该书基本观点就是，在全球化下的世界各国是公平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在共同分享全球经济增长的财富。那么，世界真的是平的吗？
    表面上看，今天的“中国制造”已遍布全球，这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标志。
    据商务部最新的统计，中国已经有170多种商品生产量居全球第一，这个指标分别是日本、英国和韩国的5倍、8倍和16倍。全球40％的手机、40％的PC机、45％的彩电在我国生产，这在多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但是，支撑“中国制造”的技术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和欧美强国，不是中国的本土企业，而是欧美日为代表的跨国公司。
    在今天全球化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国家之间是垂直型而非扁平型的分工关系。掌握更多知识资产的跨国公司居高临下，控制着整个产业链和价值链，获得产业成长中的绝大多数利益；而以资源和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禀赋参与其中的发展中国家只能处于加工环节，尽管获得了GDP的高速增长，但却处在依附和被支配的地位，利益空间不断地被挤压。
    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和经济全球化很难说谁是因谁是果，或者根本就是互为依托。
    重要的是，全球化不是发达国家到第三世界国家来扶贫的，不是共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和谐地球村的。跨国经营的动力来自于资本扩张的原始动力——追求利润。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全球化和服务外包，表面上看是劳动力转移，其实就是工资套利，进言之，就是劳动力剥削。
    各国的吸引外资，最希望吸引直接投资，即外资办厂和收购当地企业，表面上看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实际上是利用优惠政策和廉价地租的土地剥削。同时“引进”的也许还有国际热钱，即短期流动资本。这些国际游资在该国兴风作浪，目的是对该国财富的掠夺和抢劫。各国金融经济之后，你总能看到外资拿着大把美元收购实物资产，从公共设施，到能源电力，再到关键产业。
    这是前面讲的诸多实例国家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其必然性在于，成为垄断组织和追求垄断利润是跨国公司终极目标，正如美元的国际货币垄断地位是其追求的战略目标一样。
    有分析指出，全部跨国公司生产总值超过世界生产总值的1／3，跨国公司内部和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占世界贸易的2／3，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90％。这些跨国公司都是名副其实的垄断组织。
    据《当代国际垄断——巨型跨国公司综论》一书提供的数字，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新经济）等部门，全部由世界500强中少则三五家，多则十几家的美欧日等国的跨国公司所垄断。
    飞机、汽车及零部件业就不用说了，化学工业前三名是法国巴斯夫、拜耳和美国杜邦公司；石油精炼业老大是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其次是英法公司；饮料业是有5家大公司，其中4家是美国公司。烟草业虽说中国是生产大国，但美英日三家大公司的卷烟产量占世界卷烟总量的41％（以上是1999年数据）。
    最引人关注的是，新技术产业，包括信息技术产业、航空航天业、生物技术产业等，在其兴起后不长时间内，就被少数巨型跨国公司垄断。
    2001年，美国三家电脑公司电脑销售量占全球近40％；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全部为美国公司垄断；电子和电气设备业由日、德、美公司占领；制药业也是美、英、法等控制。服务业情况大致也如此。
    就连最分散的农业，也是跨国公司控制的重点。
    2001年英国《卫报》的分析文章指出，10家从事种子、肥料、杀虫剂、加工和运输行业的大公司控制着超过60％的世界食品的生产环节。美国嘉吉公司一家控制着80％的世界粮食供应；4家公司控制着美国87％的牛肉生产；另外有4家公司控制着玉米、小麦、烟草、茶叶、水稻、木材等其他商品的供应。
    跨国公司以其独有的或者说垄断的规模、技术、人才、市场、无形资产和资金优势，很快就相对垄断了新兴国家的许多个产业和行业，尤其如果是该国对外资收购没有限制的话。这些跨国组织各国家行政权力形成的垄断实力足以控制或者摧毁一个国家。
    在美元殖民战略下，自由化和市场化就很好地配合了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战略，为其利益最大化提供了战略层面的保证；反过来，跨国公司的垄断战略又配合了美国控制他国经济为美国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的战略。
    中国人印象中的“三资企业”，从对中国GDP作出贡献的“资本引力”，已经演变成碾压民族经济的“资本战车”。
    在《外资并购完成战略演变》一文中介绍了外资对中国经济殖民的战略进程。文中指出，当前外商并购投资集中在中国关键领域的重点企业，其意图已不单纯是商业性的，而是具有明确的战略指向：
    其一，由自由竞争向产业垄断转移。外国跨国集团最初的并购以“企业”为对象，今日已转向以“行业”为目标，特别是对中国竞争力强、对产业结构影响深远的行业，成为并购重点。以徐州工程机械集团为代表的一大批制造业的骨干企业被并购重组。
    其二，由参与竞争向消除中国产业竞争力转移。外资最初的并购着眼于扩大市场份额，强化竞争力。如今，其并购意图转向消除我国产业竞争力，消灭潜在的竞争对手。如在装载机和压路机领域，中国本来是装载机生产大国，年产量12万台，其中柳工、厦工2004年产销量都超过1.4万台，成为卡特彼勒等公司的并购目标。再如锦西化机的主导产品透平机械，已经形成独家优势，被德国西门子公司以70％的股权绝对控股，其核心技术和品牌被掠走，意味着西门子彻底消灭了中国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其三，由利用技术手段向强化控制力转移。外资最初并购中国企业，主要是在技术、设备环节上加以控制。如今，转化为从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实施全面控制。目前外资进入中国产业的力度、深度、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比如，美国卡特彼勒公司2003年提出，合资要服从卡特彼勒的全球战略，强调全球一体化，限制使用中国品牌。把中国合资企业变成卡特彼勒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对这种战略层面的转变，归纳了外资控制中国经济的五大新战术：
    一是“全面压迫行动”，主要表现在并购条件越来越苛刻。比如，外资必须控股、被并购方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收益必须超过15％．这三条已经成为外资并购策略的基本点。比如控股权，从最初的参股、相对控股到现在的绝对控股。即控制中国企业的销售权、财务权和品牌使用权。
    二是“整体蚕食行动”。外资并购从过去单向选择，演变为有计划、有步骤的整体行动。比如美国卡特彼勒公司于1995年与徐工建立的第一个合资企业，从部分控股开始，又吞并了山东工程机械厂。最近，在收购厦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同时，全力谋求并购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工程机械集团、河北宣化工程机械集团。
    三是“重点斩首行动”。目前，外资专门选择我国产业龙头企业作为并购重点，利用国企改制和地方国有产权改革的时机，不遗余力、不惜血本，加速并购步伐。意在实现对整个中国市场的控制。
    四是“联合并购行动”。比如，在美国卡特彼勒大举进军中国机械工程行业的同时，美国凯雷投资集团联合行动，2005年该集团以3．75亿美元收购徐工集团85％的股权。实际上，凯雷的意图是把股份转卖给卡特彼勒公司。
    五是“分步到位行动”。外资在与中国企业进行合资以后，往往采取分步手段，让中资一步步陷入亏损，直到将中方拖垮，迫使中方将整个企业拱手相让，变成外方独资企业。比如西北轴承厂与德国某公司合资后，一步一步地失去控制权，最后不但失去了合资公司，而且失去了高端主导产品市场和制造能力。
    实际上，2005年的统计数据也指出，国内并购案创纪录地达到1251宗，虽然数量上，外资占比只有10％，而外资的收购标的额，平均高出内资收购的50％。
    有研究指出，目前外资收购中国企业，坚持着“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率必须超过15％”的“三必须”原则。
    从行业上看，银行、保险、电信、汽车、物流、零售、机械制造、能源、钢铁、IT、网络、房地产等，这些热门行业都已经有外资进入。并购方阵营中，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最多，占比超过30％，欧盟企业次之，约占27％，其余来自东盟和日本等。
    从资金来源看，国外收购资金主要包括两种：跨国企业、QFII（有管制的外国直接投资）及各种私募基金，而且，近年来国际私募基金逐渐成为并购的主角。
    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比如玻璃行业，该行业中最大的5家企业已全部合资；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最大的5家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着；20％的医药行业在外资手中；汽车行业销售额的90％来自国外品牌。
    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外资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而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
    数字已经相当触目惊心了。这些外资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的产业根基，加速中国竞争优势的丧失和竞争资源的流失，加剧国家安全风险，直接威胁国家主权。逐渐把中国主权经济变成殖民经济，进而把中国变成国际资本的附庸。
    而向外极力推崇贸易自由化的美国，则筑起了重点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
    从冷战时期起，美国等17个西方国家通过“巴统”协定，限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新技术，列入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为首的西方32个国家又订立了新的“瓦森纳协议”，继续限制并且不断强化所谓敏感技术的出口。近年来，针对我国连续发生的美国劳拉公司和休斯公司火箭发射事件、以色列预警机和“哈比”无人侦察机事件、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等，都反映出一些西方国家已经把对华技术控制作为扼制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手段。
    除了《反垄断法》确保外资收购不会形成市场垄断之外，美国还有专门机构对外资并购进行经济安全审查，而履行这项职责的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中海油竞购尤尼科、联想收购IBM电脑业务以及阿联酋迪拜公司收购美国六大港口等事件中，收购方都曾受到CFIUS的审查。
    不但如此，对于大型的跨国收购，还可能要遭遇美国司法部和美国对外贸易委员会等机构的反垄断审查。更不用说，一旦涉及国防、能源、高科技、传媒、航空、国土资源等敏感领域和战略资产，经济安全审查就成为必经程序。
    2007年4月美国财政部公布了《关于外国人兼并、收购的条例》，更加严厉地限制了外资收购美国实体产业，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严格的限制外资的条例和法案。“抄底”美国的技术和工业实体看来非常困难。
    相反，在历次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中，往往都是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在一国楼市和股市大跌并影响到了实体经济以后进行“抄底”，也就是跨国资本集体潜入危机国而对该国关键产业实现低价收购，从而实现对别国经济命脉的控制。而在最倡导“自由竞争”的美国通过立法实现对国内产业的保护，从而防止资本剩余的国家实现对美国经济进行抄底。
    幸运的是，2006年8月8日，中国商务部等6部委联合颁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明确外资可以利用境外股权的方式并购境内企业，体现了中国顺应国际化的思路，同时更显示出政府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决心。《反垄断法》中止了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收购“汇源”一案，就是好的开端。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跨国公司在全球财富转移中积累了巨额财富，一方面他们通过内部关联交易、虚报支出及转移利润（比如到避税天堂）等复杂的财务手段逃避投资国的税收和资本来源地国家税收，另一方面，大量的闲置资金，使它们也积极参与到金融资本中投资博弈，追求超额利润。    
    本书中讲述的货币战争实例中就有很多投机资金来自于跨国公司的闲散资金。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本身也是资本投资对象，他们在资本转移中似乎也有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发展以增加收益的传统做法，热衷于并购收购及债券投资带来的经济效益。
    姑且不论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全球化中占有了大量的转移财富，单是跨国公司在控制新兴国家的产业和行业、占领新兴国家消费市场、垄断技术及品牌等战略行为，就已经充分说明了跨国公司实际上是配合了美元的经济殖民战略，这些垄断组织某种程度上正是与美国的行政权力共谋形成的垄断（这就是垄断的最高形式，寡头）。
    就连反对贸易保护的格林斯潘在2002年美国如期通过了农产品补贴法案时，都愤懑地说道，“这些（农业垄断组织）机构权利极大，游说了国会，控制了舆论”。
    一句话，跨国公司是美国经济殖民运动的急先锋和实践者，更是获益者。在美元的霸权下，新兴国家的民族工业在与这些巨头对垒时，不管是资金、技术、规模、人才、管理等等方面都毫无还手之力，而这种不对称战争是掩盖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经济的迷雾中，蒙蔽了许多人的判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具有殖民地经济特征。

    五、“半资本半殖民”经济的隐忧
    
    美元战略的实质就是在美元霸权和金融霸权下，迫使别国成为美国的卫星国，别国货币成为美元的附属货币，别国的经济成为美国的附属经济体，使美国的宏观和微观利益最大化。
    前面讲到了，李嘉图的贸易理论的实质就是各个贸易国家通过“比较优势”出口各国产品，确保一国出口额高于进口额，使顺差国家能够投资于更多的工厂，制造更多的出口品，从而为本国带来更多的财富。以前，贸易盈余都是以金属货币来结算的，也就是以黄金支撑的硬货币。
    最初的财富，对一个国家或部落而言，在确定黄金以前，是以领土的大小定义的。所以才有攻城略地的战争和领土占领。后来聪明的人类发现这种掠夺成本过高，所谓“打江山易守江山难”，进而进化成一个更隐蔽的形式，这就是殖民主义。
    西方第一次全球殖民主义的原始动力是什么？不是推广“圣经”的文化侵略，而是掠夺黄金，因为黄金就是财富。
    黄金梦破灭后再转向掠夺土地财富和劳动力财富，最直接的就是掠夺矿产资源、树木和牲畜，然后就是用殖民地的土地和劳力生产农作物，包括鸦片。
    在工业革命后，技术的革新导致了殖民帝国的生产相对过剩，就开始了资本输出和垄断殖民地的市场——市场更是一种“软资源”。
    看看第一次殖民运动史，看看期间的各列强的明争暗斗，是不是就是围绕土地、劳动和资本（市场是资本交换的场所）三者展开的？！
    人类是不能创造物质的，只是创造物质的效用。人类的财富都是大自然，或者说土地赠与的，黄金只不过是土地赠与的最稀缺的物质而已。正因为稀缺，所以它形成了货币的最初形式，并为世界接受为通用货物，用于交换。
    以货币为媒介的贸易之所以能产生，是因为有差异，物理学叫“势”——势是无处不在的，地域差异、人口差异、需求差异等等，所以商人才能弥补这个差异，赚得这个贸易利润。
    商人是不会制造财富的，他只是转移财富，不劳而获——勤劳的中国人一直是重本轻末的，新中国成立后，“工农兵学商”中商人的地位也是最低的。这是朴素的劳动和财富的理解。
    在重商主义下，姑且不说比较优势理论的前提是贸易国之间是平等的“完全竞争”的状态——几百年来，这种平等竞争从来没有出现过，现如今的始于2001年的多哈回合谈判谈了8年各国也没有达成一致协议就是明证。为什么，就是谈判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优势而力图使劣势降到最低。
    何况如今贸易财富的形式，也不再是黄金白银等硬通货了，而是美元霸权下的美元纸币！那么建立在黄金白银的基础上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优势理论，还会是正确的吗？！
    而且，以美元计价的贸易盈余还必须重新投资于美国国库券以维持本币的价值，防止本国货币受到美元冲击而崩溃。美元剥夺了出口国的出口成果，使其不能用它的贸易盈余——此即财富，来改善人民生活和重新投入到经济发展中。
    各国货币的价值本质上是其对自身经济体的购买力的评估，美国借助于美元霸权，在全球自由贸易的名义下，篡夺了其他国家为支持其民族经济规定本国货币兑换价值的权力。
    美元霸权下的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实质上是工资套利行为，是对他国劳动人民的剥削。
    当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使石油以美元标价时，鉴于美元是不兑现纸币，美国本质上就无偿占有了世界的石油。任何资产，不论位于何地，只要以美元标价，本质上就是美国的资产。
    只要被允许的话，美元可以买下他国的任何资产，而这样的收购对本国资本就显得相当昂贵。这样美元武器就可以达到控制他国经济的目的，为美国利益服务。
    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流通是对主权的国家变相征收“铸币税”；美元再回流到美国，本质上是借入美元，是为美国的经济发展甚至军事支出提供资金。
    非美元经济体挣得的美元是有实物支撑的，而美国的美元，虽然都是从同一个印钞机出来，却不一定有相应实物支撑。
    我们知道，货币只是交换的等价物而已，法币（纸币）就更衍变为一个等价物的计价符号。美元是世界货币，但是它是变动的（升值或贬值）——黄金就是因为其储量和产量变动微小成为世界通货。这种变动，从理论上讲，美元就不能作为全球交换的等价物了。于是现实中的美元就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
    美元可以调整商品的名义价值，或者说商品的名义价值随美元变动而变动。以黄金为支撑的法定货币的通货膨胀，导致商品的价格是会上涨的，但是通货膨胀后的货币紧缩，又会压制物价，所以这种上涨是可控的，而且有回归本来价值的天然引力。
    但是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石油还是那个石油，美元还是那个美元，但价格今天可以是147美元／桶，明天可以是36美元／桶。换句话说，石油贵了是因为美元便宜了，反之亦然。因为你们都抢着要美元，竞相压价以争得出口机会，那就给你印美元换取实物商品；印多了你们有意见，那么美国就发行国债和创造金融衍生品消耗美元。国债不是实物资产，与美元纸一样还是纸上财富。这样就形成了美国财富积累的良性循环，而对新兴经济体财富掠夺的恶性循环。
    这种不公平的贸易和赤裸裸的财富掠夺，使得非美元经济体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具有殖民经济的特点，这些国家越来越成具有“半资本半殖民”特征。
    为什么说是“半资本”呢？我们知道，在第一次全球殖民地运动中，资本主义宗主国之所以被称为资本主义国家，其显著特制之一就是剩余价值下的资本输出。今天，得益于全球化的商品流通和技术发展，新兴经济体大多具备相当大的资本输出能力，具备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
    2007年世界贸易顺差国的总盈余达1．68万亿美元。前10名（中国、日本、德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瑞士、挪威、科威特、荷兰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产生的盈余超过这一总数的70％。而美国和欧洲基本上吸纳了这些“投资”的90％。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外汇资金就高达3000亿美元，理论上这笔钱可以买下全球最大零售商沃尔玛后，还可以去买通用汽车及福特汽车公司。实际上买不了美国的任何实物资产。
    格林斯潘称中国是“独裁的半资本主义”，可见，他指的是中国已经具备
    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显然，从强盗的逻辑里，他不会认为中国同时还具有美国的殖民地经济特征。
    为什么说是“半殖民”呢？这里的半殖民不是指政治独立“过渡形式”、“中间形式”的殖民，而是指具有“一半”殖民特征的政治上独立的主权国家。
    为什么说具有殖民经济特征呢？殖民地性质在经济上的主要表现，就是经济上强烈依附于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控制的世界市场。市场决定商品的生产，再影响到工业布局。这是对外贸易依存度比较高的国家面临的现实。既然是要出口挣美元，那就得生产美元需要的商品。美国对其投资，也是能挣美元的投资。美元对其的采购也一定是资源类产品。
    综合以上所讲，美元霸权下的对新兴经济体的压榨盘剥，就是一种隐蔽的殖民掠夺。尤其对于中国如此。
    有人说中国是“非典型殖民地”经济，有人说是“殖民化经济”。本书提出“半资本半殖民地”的概念，也许不确切，但正是中国在美元殖民战略下的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
    在出口导向型政策的指引下，中国的经济就是一个特征极为明显的殖民地经济。
    它的“发展”，主要不是为了国内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的需要”，而是寄生虫国家——美国欧洲的国民消费需要。一旦这些国家的金融和市场出现问题，消费能力下降，中国马上就表现出生产过剩，进而引发经济危机。
    从这次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的后遗症，可以看出中国多个行业的产能过剩。中国多年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出口、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当前提倡的各地鼓励消费的行为，貌似为了拉动内需，但是拉动内需的前提是稳定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让老百姓有消费的信心和底气。否则只能是昙花一现，走走过场而已。
    中国的GDP占全球GDP不到4％，央行、企业和民间持有外国资产却达2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美元纸币资产，占中国GDP近60%。现在美国赤字和美联储的再通胀政策正是靠这种荒唐模式所提供的财富——这难道不是一场新殖民化的掠夺吗？！
    殖民经济还有一个特征——至少在旧中国就特别明显的是，国外资本和国内利益集团共谋，强化了财富掠夺和转移。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国有垄断公司当初境外上市融资不过百亿美元，但是随后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千亿美元，也有人说是2000亿美元；中国改革开放30年共吸引外资不过万亿美元，但却给美欧贡献了2万亿美元的资本输出和融资。其中，伴随着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如前所述，仅仅10多家中资银行股向境外投资者的贱卖，一年就使国家流失万亿人民币财富。这也是前些年甚为严重的资本外逃的根源，当年俄罗斯的资本外逃几乎就扼杀了其国内经济。中国家大业大，似乎没有受到过大冲击，但是千里大堤，毁于蚁穴，值得我们警惕。
    截至2007年11月底，中国已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3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7471亿美元。中国买了多少美国国债？到2007年6月的9220亿美元，占外汇储备的68％。
    可以这样说，中国买了9220亿美元美国债券，美国用中国的钱到中国并购中国的企业，用中国的钱给美国人贷款买美国在中国的企业，消费中国的低地租和低工资工人生产的商品。
    与中国相反的是，美国一方面，如前所述，构筑美国自己的防火墙，通过立法反收购，还加大了贸易保护的力度。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中美国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就有一条是“只买美国货”。
    另一方面，如上节所述，美国加紧对美国利益代言人的培训和中国知识精英的收买。各种基金支持的中国的研究机构、经济顾问大多出于此。
    约翰•珀金斯在其《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书中深刻揭露了国际性的阴谋和腐败，经济杀手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通过贿赂、赞助、威胁甚至暗杀等手段，拉拢、控制别国的政治经济精英；蓄意作出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为资金配置做出方案，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通过欺骗手段让成万亿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巩固、扩大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
    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在任国家安全顾问时，就特别强调，在军事对抗、政治角力、经济竞争的同时，应当更加注重对目标国知识精英的影响，控制了中国的知识精英就殖民了中国主流文化思想。
    2008年8月份多家媒体报道了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郭京毅腐败案。郭于8月被“双规”是因为在涉及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制订和司法解释时，收受外商贿赂，在法律上故意留“后门”偏帮外商在中国进行行业并购。
    2008年9月26日经济观察网报道，前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副司长、现任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邓湛已被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商务部于今日正式下达通知免去其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一职。此案与之前商务部条法司正司级巡视员郭京毅受贿一案有关。
    香港《东方日报》形容到：如果案情属实，那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宗曝光的经济汉奸案件，这也是中国经济主权存在沦陷忧患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还有一个重要的主权沦陷忧患就是土地私有化。
    美国的战略家们关心中国的私有财产权保护和土地私有化远远甚于关心中国的人权和人民币升值。格林斯潘在其回忆录中就用大量的篇幅关注了中国和俄罗斯的私有化和私人财产权保护，其意昭然若揭。
    诚然，土地是一国最重要的财富和税收来源，从这点讲，笔者认为中国早就应该像国外一样征收居民物业税——物业税的征税与土地公有私有没有法律联系，换言之，征收物业税不存在制度上的风险；但是，对广袤的农村土地应该是另外一套政策，房产物业和土地是两个概念。
    针对去年年底的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改革，本书对其所谓“好处”不想多说。但是，在中国目前已经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的客观现实下，土地流转实际上就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对农村尤其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的又一次掠夺；更重要的是，由土地流转以及下一步的土地私有化，将会给资本主义帝国们展开新一轮的经济侵略和财富掠夺，展开对中国的版图进行肢解的最后机会。
    到那时，中国将毫无还手之力。诚如是，那么中国就不是“非典型性殖民经济”，而是真正的“典型殖民经济”了！
    国人对美国自由和民主大旗下的私有化、自由化和非政府化的战略图谋务必擦亮眼球，在与美国经济殖民作斗争的不对称战争中，土地的私有化必将亡党亡国，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其他新兴国家的情况，从亚洲到拉丁美洲，从非洲到俄罗斯，“半资本半殖民”经济特征要不是与中国类似，要不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前面也都讨论到了。
    美元战略其实就是更隐蔽的经济殖民战略，帝国主义对新兴经济体的掠夺、剥削的侵略本质并没有变。美国自己迟早也会灭亡于这种寄生虫式的“战略好处”中，所谓“天欲抑之，必先扬之”。但是，美国肯定不会先于其殖民地灭亡而灭亡。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19期，摘自《美元全球经济殖民战略解析》）